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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8—1998年阶段，从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改革开放和经济体制改革以来，甘孜州在发展民族地区经济上取得了重大的成绩。
1978—1998年的20年内，甘孜全州的地区生产总值增长了近8倍，由27163万元上升到235932万元，年均增长9941万元。其中，农业生产总值增长了4.4倍，为103581万元。农牧民人均粮食产量为500斤以上，解决了长期以来农牧民口粮不能自给自足的问题，这些都得益于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和农业科技的不断提高。民族工业也取得了长足的发展，年工业生产总值为57 923元，比建州初期增长了10倍。农牧民和城镇居民的收入水平得到了大幅度的提高，农牧民纯收入较建州初期增长了4.4倍，城镇居民的存款突破了10亿元大关，人均储蓄额为1352元。
在经济结构方面，三次产业的结构组成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三次产业比例1978年为57.3: 17.2: 25.5。在1978年后由于实行改革开放，允许多种经济成分并存，并鼓励个体、民营、私营等非公经济的发展，这充分加快了民族经济的发展步伐，缓解了地区就业压力，保证了地区政治、经济形势的稳定，并促进了三次产业结构的调整，到1998年时，甘孜全州三次产业比例已经调整为31.8: 26.9: 41.3。可以看出，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经济的不断发展，甘孜全州第一产业的比重逐年降低，第二产业由较为薄弱到已形成了一定的民族工业规模，第三产业迅速发展，并成为主导产业，并且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
从经济总量上看，甘孜州的经济总量仍然薄弱，1998年甘孜州地区生产总值26.44亿元，不足四川省全省的1%；农牧民人均收入少，1998年甘孜全州农牧民人均纯收入942元，低于四川省全省平均水平，仅为四川省全省平均数的53%。
（一）林业过度采伐，水土流失严重
从1958年国家在甘孜州设置森林工业局从事木材采伐算起，截至1998年，甘孜全州累计消耗森林资源1.36亿立方米，生产木材计2298万立方米。因森林火灾、能源用材、建筑用材，甘孜全州年消耗森林资源480万立方米，而年生产量仅为290万立方米，森林覆盖率由20世纪50年代的12.8%下降到1998年的11.3%以下，森林覆盖面锐减。
这是过去国民经济不合理的产业结构的产物。林业的过度砍伐不仅造成森林资源的急剧减少，而且造成了严重的水土流失，这不仅关系到甘孜州的生态环境，而且关系到长江中下游地区的生态环境。
我们看到，甘孜州1951—1998年共输出木材近4000万立方米，为国家建设做出了重大贡献，也付出了沉重的生态代价。这也是20世纪末国家实施天然林禁伐令和天然林保护工程的初衷。
（二）草地加速退化，荒漠化加剧
甘孜州鼠虫害草地面积由20世纪80年代的1000万亩上升到1998年的2800万亩，草场退化率达80%，鲜草亩产由218千克下降到199千克。“三化”和鼠虫害面积共达6745万亩。其中，鼠虫害草地2880万亩，“三化”草地3865万亩，占甘孜全州可利用草地的54%。
特别是鼠虫害地面积逐年扩大，疫病传播严重，直接威胁人畜生命安全。
1998年甘孜州的水土流失面积为5.4万平方千米，占甘孜全州总土地面积的35.7%，占长江中上游水土流失面积（55万亩）的1／7。其中，剧烈侵蚀面积0.52万平方千米，占州水土流失面积的9.5%；极强度侵蚀面积0.57万平方千米，占州水土流失面积的10.4%；强度侵蚀面积1.10万平方千米，占州水土流失面积的20.1%；中度侵蚀面积1.41万平方千米，占州总水土流失面积的5.8%；轻度侵蚀面积1.86万平方千米，占州总水土流失面积的34.2%。据甘孜州调查估计，目前水土流失面积已达8万平方千米以上，占甘孜全州面积的53%，年流失量约7亿吨，并呈不断扩大的趋势。
仅石渠一县水土流失便高达全县土地面积的45%，在一些区域更为严重，流失面积高达80%～100%，导致洪灾、旱灾、雪灾、地质灾害、森林火灾、冰雹等自然灾害发生频率高，山体滑坡、泥石流等现象经常发生，经济损失非常严重。水土流失不仅吞噬大量的草地，流失的水土淤积于江河下游、库渠，使河床抬高，易诱发洪水，对公路、铁路、桥梁等交通设施构成潜在的威胁，影响了广大牧民的生存。
可以说，到1998年为止，甘孜州的草场退化和水土流失已经到了非常严重的地步。郑华伟的研究表明，各社会经济因素对草地退化影响程度大小的顺序依次为年末牲畜存栏数量、牧业劳动力、草地保护政策执行情况、产业结构、牲畜出栏率、草场围栏面积和牧民人均纯收入。可以说，草场退化和水土流失是发展的代价。
（三）频发的自然灾害导致治理成本增大和治理难度增加
甘孜州为四川省热量低值区，是四川省最寒冷的地区，高原和山地表现为长冬无夏或冬去春来、春秋相连的气候特点。1月份平均气温，东南部可保持零度以上，其余地区在零下6摄氏度到零下2摄氏度。石渠、色达低于零下10摄氏度，为低温中心。
从极端最低气温上看，多数地区为零下15摄氏度到零下18摄氏度，石渠、色达在零下42摄氏度以下。低温、雪灾是危害甘孜州畜牧业最主要的气象灾害，平均每两年中可能出现一次局部性轻灾，平均每三年有一重灾。雪灾多发生在每年10月至次年5月底，以1～4月最为严重。牲畜度过冬季就已瘦弱，若遇春季大雪，只要积雪3～5天，就会造成牲畜死亡。
在“七五”期间，石渠、色达、德格、白玉、理塘五大牧业县因灾死亡牲畜76万头（只、匹），经济损失约8000万元，相当于这些县一年的牧业产值。
由于生态环境破坏严重，导致洪灾、旱灾、雪灾、地质灾害、森林火灾、冰雹等自然灾害发生频率高，几乎年年发生，且多灾并发、危害大，灾害程度逐年加剧。自然灾害的损失已由20世纪80年代的3000万元上升到20世纪90年代的2～6亿元，占甘孜全州地区生产总值的30%，高于甘孜全州全社会固定资产投入总量。由于水土流失，粮食单产一直徘徊在150千克/亩左右。1998年人均占有粮食240千克，远远不能自给。这严重阻碍了甘孜州经济建设和发展速度，使人们疲于抗灾救灾工作之中，并且造成生态环境与经济建设的恶性循环。
根据笔者对长江流域下游洪水造成损失的计算，甘孜州的投入和产出比大约为5: 1，即甘孜居民增加1元钱，长江流域下游和生态的代价以及初始投资应该在5元左右，是典型的“亏本生意”。
从以上分析我们可以看出：改革开放以来，虽然甘孜经济增长有了巨大的进步，但是这些增长是以牺牲生态环境为代价的。生态保护与经济建设的矛盾日益凸显。甘孜经济发展上仍然存在着经济总量偏小，发展滞后，支柱产业弱小，经济增长点单一和经济结构不合理，地区经济发展缺乏后劲的巨大问题。
甘孜州在财政上入不敷出，经济发展速度相当缓慢，国民经济整体效益差。通过1992年的数据，我们可以管中窥豹：当年国民生产总值增长率全国为12%，四川省为10%以上，甘孜州仅为0.67%；工业产值的增长率，四川省为17.5%，甘孜州仅为2.6%；社会商品零售总额增长率，全国为15%，四川省为12%，甘孜州仅为8.15%，甘孜同四川省内其他民族地区相比，差距也在拉大。
由于生产力水平低，市场发育程度也较低，甘孜州目前能向市场提供的主要是木材、土特产等初级产品，而这又是以造成生态环境的破坏为代价的。由于长期以来管理不善，采伐无度，乱砍滥伐森林，许多林区植被遭到破坏，水土流失严重，因此甘孜州在雨季时常遭到泥石流的袭击，冲毁公路、房屋等，造成恶性循环。采伐森林→出售木材→获取财政收入→支出的相当一部分用于抵御泥石流并防止泥石流冲毁公路、损坏桥梁。生态遭到破坏，仅从甘孜州一地看，生活在这里的人们经常受到大自然的惩罚。甘孜州每每到夏季，公路被冲毁，房屋被泥石流吞没的现象不断出现。1995年，甘孜州州府康定遭受了一次特大洪灾，损失惨重，直接影响国民经济的发展。
坦率地说，甘孜州依靠资源输出型的经济增长模式没有本质的改变，差异在于增量资本产出比越来越大，如果算上长江中下游的生态环境代价，则是几何式增长的代价。这就昭示了人类与自然和谐相处，协调发展的紧迫性和必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