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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5年，西康省藏族自治州划归四川省，改称甘孜藏族自治州，自治州人民委员会驻康定县。甘孜藏族自治州是新中国成立以后，我国的第一个少数民族自治州。
甘孜藏区是中国藏民族三大居住区域（卫藏、安多、康）中康区域的主要组成部分。甘孜藏区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下，推翻了反动、落后、黑暗的封建农奴制度，并经过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了由封建农奴制社会到社会主义社会的历史跨越。
（一）封建农奴制之下的甘孜藏区
甘孜藏区封建农奴制政治的一个最大特点，就是土司头人和寺庙宗教上层集团“政教结合”的统治。政治上，土司头人各自为政，没有统一的首脑；宗教上，教派林立，没有一个能左右全区宗教的宗教领袖。世俗政权与宗教教权相互独立，自成一统，未能合为一体。但为了统治、压迫和剥削广大农奴，土司、头人和寺庙宗教上层集团又相互勾结在一起，互相利用，互为补充，形成甘孜藏区“政教结合”的封建农奴制统治。
甘孜藏区的封建农奴制度严重地阻碍了甘孜藏区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封建农奴主统治集团在政治上采用残暴的手段，压榨和统治广大农奴群众。在经济上土司头人和寺庙上层占有绝大部分生产资料，将农奴束缚于土地和草场之上，以繁重的贡赋和差役、超常的畜租、惊人的高利贷盘剥及利用很多政治经济特权，残酷压榨和剥削广大农奴。随着农奴主统治集团占有社会财富的不断增加，广大农奴群众的生存状况则每况愈下，越来越多的农奴和其他劳动群众因贫穷破产，沦为奴隶娃子和乞丐。根据1955年成都军区司令部《康区南部社会情况调查》，理塘城区有农奴500余户，就有200余户处于赤贫状态，家中仅有几个木碗、一口破锅、一个茶罐和几件终年不离身的破烂皮衣。
（二）民主改革之下的甘孜藏区
1956年1月6日，在进行了大量的民主改革的准备工作和广泛的协商之后，民主改革运动开始紧锣密鼓的进行了。民主改革推翻了封建农奴主阶级的剥削和统治地位，废除了这个阶级所拥有的一切封建特权，解除了农奴和奴隶对农奴主的一切人身依附关系，从而使广大农奴和奴隶成为具有平等社会地位的国家公民，享有宪法和法律所赋予的一切权利与义务，实现了人的解放。这是民主改革中具有深远意义的重大胜利。
据调查，甘孜藏区在民主改革前，占总人口不到4%的土司、头人和寺庙封建农奴主却占有60%以上的耕地；而占总人口95%以上的农奴和农民仅有30%左右的耕地。经过民主改革，除广大农奴领种农奴主的土地完全归农民耕种外，共没收征收农奴主直接经营管理的土地32万余亩（1亩＝0.067公顷，下同），牲畜21.5万余头。占甘孜全州总农户70%的45000余户无地或缺地的农民，人均分到了土地4亩左右。占甘孜全州总牧户60%的贫苦牧民，每户平均分得牲畜12头。甘孜全州80%左右的农牧民从高利贷的盘剥下解放出来，5600余名毫无人身自由的奴隶获得了解放和安置，建立了自己的家庭。农奴主阶级的政治、经济特权和繁重的差役、贡赋被废除。农奴主阶级用以镇压和统治人民的武装、监狱和法庭被彻底摧毁。广大农奴和奴隶翻身解放成为具有平等社会地位的国家公民，成为社会的主人，生产力获得解放。
民主改革结束后的1960年，甘孜全州党员人数由1955年的2143人增加到9088人，其中少数民族党员由1955年的386人增加到3359人；农牧区基层普遍建立了党的基层组织，甘孜全州党支部达638个，较1955年的146个增加了3倍。随着民主改革的胜利，农村基层政权普遍建立。1963年，甘孜全州进行了有史以来的第一次普选，县、区、乡人民委员会中贫苦农牧民代表占了70%以上。经过民主改革，甘孜全州民族干部由1955年的2394人增到1960年的5637人，占当年甘孜全州干部总数的30%，增加的近3000名干部主要是民主改革平叛斗争中涌现出的农牧民积极分子中的优秀分子。大批民族干部的成长，巩固了民族区域自治政权，巩固了人民民主专政，真正实现了少数民族人民当家做主。经过民主改革和平叛斗争锻炼的这批民族干部，后来成为甘孜州的干部骨干。据统计，1955年甘孜全州农业总产值6210万元，工业总产值298.6万元，财政总收入350.7万元，粮食总产量86 475吨，农牧民人均纯收入仅89元（以上均按1952年不变价格计算），农机总动力106马力、公路通车里程950千米（1957年年底数据）。1955年甘孜全州仅有小学103所，招生人数2166人；中学1所，当年毕业生人数59人；中等学校1所，招生人数38人；文盲占农牧民总人口的90%以上。甘孜全州有23所医院、756张病床，卫生人员479人。甘孜全州有县文化馆9个，公共图书馆1座，有线广播站1个。
（三）1978年的甘孜经济社会情况
改革开放以前，囿于交通和自然条件的限制，甘孜产业结构单一，工业部门不完善，整体经济相对落后。以1978年为例，地区生产总值仅为3035万元，人均生产总值仅为429元，固定资产投资4493万元，甘孜全州在岗职工年平均工资仅为819元。在1978年的统计中，公有制经济一统天下，无私营经济和混合所有制经济，地方财政收入仅为1180万元，三次产业的比例为的39: 32: 29，是典型的农业主导型社会。1978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仅为1.08亿元，农民人均纯收入仅为133元。甘孜全州1978年固定电话机总数仅为2466部。1978年，甘孜州公路通车里程7070千米，邮电业务总量155万元，卫生机构375家，病床2322张，卫生技术人员2379人，全年肉类总产量仅为16848吨。
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各民族人口比例为藏族人口占全州总人口比例为52.3%，羌族人口占全州总人口比例为17.7%，回族人口占全州总人口比例为3.2%，汉族人口占全州总人口比例为26.6%，其他民族人口占全州总人口比例为0.2%。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是四川省第二大藏区和我国羌族的主要聚居区。
阿坝地区于1951年8月和平解放，当年12月建立相当于县的阿坝藏族自治区人民政府。1952年地区生产总值仅为2000万元，人均生产总值仅为67元。
1954年1月，西南行政委员会批准阿坝地区设县，1956年3月正式完成建县。1959年实行民主改革，废除了统治人民长达数千年的封建农奴制度，确立了社会主义制度。
阿坝州经济以牧业为主，牧农林结合。一直以来，由于畜群结构不合理，管理粗放，加之农业生产工具简陋，区域经济长期停留在原始农业阶段。牲畜成活率低，主要农作物青稞平均亩产40～50千克。从产业上看，20世纪50年代前，阿坝地区的社会生产结构以单纯的农牧业为主，小手工业所占份额极小；20世纪50年代后，随着各类自然资源的开发利用，新兴产业逐渐兴起，形成了相对独立的农业、工业、建筑业、运输业及邮电行业五大物质生产部门，社会生产结构趋于多元化。1957年农牧业经济在社会产业结构中的比重下降，工业所占比重上升到39.11%。
和平解放后，阿坝地区先后数次从内地引进大批铁锄、铁镰、新式犁等先进生产工具进行无偿发放和推广使用，取代了木锄、木犁、“二个抬杠”等原始农具，改革耕作制度，深耕、轮作、施肥、选种、锄草，加强病虫害防治；迅速建立兽防站，培养兽医，诊治牲畜疫病，降低牲畜死亡率，提倡科学饲养、畜种改良，有计划地调整畜群结构，畜牧农业生产在短短几年时间内发生了巨大变化。20世纪60～70年代，阿坝地区大搞农田基本建设，在农业生产中广泛使用了耕、耙、播、脱机械，并建立了全机械化作业的大型国营农场，使阿坝县农牧业机械化生产作业水平有了一定提高。1976年引进青稞优良品种“肚里黄”，对提高粮食产量起了很大作用。但是，从统计数据上看，1978年，阿坝藏区的人均生产总值仍不足500元，地区生产总值虽然比甘孜高出8659万元，但也仅为11694万元，处于绝对赤贫线以下。
（一）改革开放前甘孜自然灾害情况
甘孜地区自然灾害频发，主要是干旱、冰雹、暴雨、霜冻、大风、虫害、泥石流、雪灾和地震等。其中，霜冻、冰雹、泥石流和雪灾是长年主要自然灾害。该地也是地震多发区，1973年2月6日，在甘孜藏族自治州境内的炉霍县发生了7.9级地震，甘孜、道孚、色达、新龙、壤塘等县受到不同程度的破坏。
这些自然灾害是由甘孜独特的地理特征和地貌结构决定的。在这样的地理和自然资源制约条件下，过度发展农牧业，无异于雪上加霜，加剧了甘孜的生态矛盾。
（二）过度发展的农牧业隐藏了发展的危机
新中国成立以后，为了提高农牧民生活水平，甘孜极力发展了农牧业，一定程度上造成了该地区过度放牧，生态环境破坏较大。
甘孜州地理独特，地处祖国最高一级阶梯向第二级阶梯云贵高原和四川盆地过渡地带，属横断山北段川西高山高原区，是青藏高原的一部分。境内山峰高耸，河谷幽深，地势由西北向东南倾斜，北高南低，中部突起，东南缘深切，地面平均海拔3500米。气候属高原型季风气候，复杂多样，地域差异显著。南北跨6个纬度，随着纬度的自南向北增加，气温逐渐降低，气温相差达17摄氏度以上。在高山峡谷地区，山脚和山顶高差悬殊，气候也随着高度变化，气温相差20～30摄氏度。由于寒冻等原因，土壤分化微弱，土层薄，土质疏松，易受风蚀、水蚀和融冻剥离。土壤侵蚀严重，土壤质地较差，肥力低下，使草地自身孕育着退化的内在因素。
海拔较高、气候寒冷、光照充足、热量不足、天然牧草生长期短、灾害性天气频繁、降水量偏少且时空分布不均，这种特殊的地理位置与气候条件决定了甘孜州草地生态系统的脆弱性，生态环境严酷，牧草生长期短，草地生态环境极不稳定，极易破坏，而恢复起来难度很大。
甘孜州家畜家禽主要有牛（牦牛、蝙牛、黄牛）、马、羊（藏绵羊、藏山羊）、骡、驴、猪等，品种大多具有耐高寒特性，适应性强，但生产性能低。
甘孜州的农牧业生产得以较大恢复和发展。截至1955年，甘孜全州粮食总产量由1950年的11276万斤（1斤＝0.5千克），提高到17 295万斤，增加了53.4%，平均亩产155斤，比1950年翻了一番半；农副土特产品产值以年均4.2%递增，由1950年的93万元，上升到498万元。牛、马、羊、猪四大牲畜达到3 041 278头，比1950年纯增343 009头；猪、牛、羊出栏量达1191万斤，比1950年增加285万斤；皮张、毛类、奶乳等亦有相当幅度的增加；牧业总产值达到3962万元，比1950年增长542万元。农牧民生活有了一定改善。1955年，农业人口人均拥有粮食545斤，比1950年增加了60.3%；农业户平均收入达89元，比1950年增加42.9%；牧业户平均收入315元，比1950年增加17.9%。
但是，这些是以牺牲甘孜生态环境为前提的。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甘孜州草地生态环境恶化，牧草产量和质量下降，鼠虫害加剧，甘孜全州“三化”草地（板结退化、鼠虫害、沙化）严重。据调查统计，甘孜全州草地牧草产量由新中国成立初的超过4000千克/公顷下降到20世纪80年代初的3270千克/公顷。新中国成立初期每0.42公顷草地养一只羊下降到20世纪80年代初的每0.56公顷草地养一只羊。统计数据表明，1978年天然草原毒杂草分布面积较1952年扩大了20%左右。
资料显示，牧民的不杀生和畜多为富的思想和传统的粗放式的生产经营方式，使得牧区的牲畜数量不断增加，草地的负荷增大。畜牧业本身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比较弱，导致牦牛的出栏率很低，肉、毛、奶的产量都十分低下，产量供不应求，商品率也十分低下，仅能维持自给自足。
特别是冬春草地利用时间长，人畜活动频繁，草地破坏严重。其主要表现是草地板结，草高度降低，产草量下降。据炉霍县不同年代产草量测定，20世纪50年代鲜草产量每亩为350千克，20世纪60年代为350千克，20世纪70年代为300千克，20世纪80年代为300千克，20世纪90年代为200千克，2000年为150千克。
森林覆盖率也由20世纪50年代初期的12.8%下降到1978年的12%。
从上面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四川藏区在改革开放以前，通过努力，藏区人民生活有了一定改观。但是，总体生产力发展仍然非常缓慢，人民温饱尚未解决，科技教育水平落后。概括说来，和平解放后至改革开放前，四川藏区的经济发展走的是资源开发的路子，在这一模式下，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是脱节的。
整体来说，整个藏区的经济尚处于农业经济时代，工业化的生产方式尚未铺开，而农业的生产方式可以概括为“耕作粗放、广种薄收”的传统农业。这种农业是在自然经济条件下，采用人力、畜力、手工工具、铁器等为主的手工劳动方式，靠世代积累下来的传统经验发展，以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居主导地位的农业。这种生产方式集中于精耕细作，农业部门结构较单一，生产规模较小，经营管理和生产技术较为落后，抗御自然灾害能力差，农业生态系统功效低，商品经济较薄弱，基本上没有形成生产地域分工。受地理交通因素等制约，改革开放以前，四川藏区工业主要限于作坊式的加工业。
概括来说，改革开放以前的四川藏区，虽然将广大劳动者从农奴制下解放出来，但是由于生产方式的制约，整体经济仍然是非常落后的，从地区生产总值和人均生产总值来看，都处于贫困线以下。如果用美国经济学家罗斯托的分析视角来看，改革开放前的四川藏区，虽然一定程度上跨过了“不存在现代科学技术，生产主要依靠手工劳动，农业居于首要地位，消费水平很低，存在等级制，家庭和氏族起着重要作用”
的传统社会，初步达到了为起飞创造前提的阶段，即从传统社会向起飞阶段过渡的时期，但是四川藏区的经济发展水平距离“起飞”还非常遥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