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　企业的性质、边界与规模

企业性质，从经济学的角度来讲，是企业作为一种经济制度区别于其他经济制度的特殊性，这种特殊性主要体现在企业作为社会实体组织生产，实现生产的分工和协调的经济效率。企业的产生，企业边界与规模的变化，取决于企业组织生产的经济效率。对企业性质的考察，最早可以追溯到斯密的时代。斯密在其传世著作《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中认为，由于劳动分工能够提高劳动生产率，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意味着财富的增加，因此，劳动分工能够创造财富。斯密在这里所强调的劳动分工的概念是理解企业组织的关键，因为企业组织的基本功能恰恰就是对生产活动进行分工与协调，它是生产活动得以实现分工与协调的社会载体。 斯密对企业性质的贡献仅仅如此，他只是强调了劳动分工的重要性，而没有进一步考察企业组织活动。斯密之后的马歇尔把工业组织视为一种协调分工的功能，并不作为一种社会实体，它与土地、劳动和资本并列，被看作是一种生产要素。从斯密到马歇尔，尽管对企业组织有一些零散的研究，但是还对企业组织的界定一直是空白。直到新古典经济学的建立，才开启了企业研究的大门。

1.1.1　企业的本质

在新古典经济学中，企业被定义为以营利为目的的一个独立的经济活动单位。它的唯一职能就是从事生产，即在一定的技术约束条件下，用一定的资源投入实现一定的产出。在这里，企业以何种方式组织起来是不重要的，重要的是每个企业都是生产经营单位，目标是在资源禀赋、生产技术条件以及生产要素价格既定的前提下，企业以最小的投入获取最大的产出，实现最大利润。

新古典经济学中企业是用生产函数来表示的。具体地说，就是在一定的技术条件下，资本（K）、劳动（L）、技术（T）和组织（O）等要素投入被选择后，所能获得的产出水平（Q），其函数形式为：Q=f（K, L, T, O……）。根据生产的约束条件，利用生产函数，通过数学上求极值的方法，企业可以得到实现利润最大化的条件。在新古典经济学稳定性偏好、理性选择和均衡结构的假设前提下，厂商实现利润最大化的同时就意味着社会资源配置的最优化，即达到了帕累托优化。这也是新古典经济学作为“资源配置中心论”的目标，厂商仅仅作为资源配置的一个角色参与其中。至于厂商本身的性质、界限以及内部结构问题，则完全处于新古典经济学的研究范畴之外。

传统的新古典理论没有很好地解释企业的性质及其决定企业规模的内外因素。它们仅仅是将企业看作一个黑箱，企业拥有完全信息且完全理性，市场制度完善，市场发育良好。因此，企业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以固定价格从市场上获得生产要素，组织生产，并按固定价格出卖产品。不存在因信息的不对称和市场制度的不完善而带来交易的困难，产生交易成本。从技术的角度上，企业用一个生产函数代表（通常用道格拉斯生产函数表示），企业并不是一种组织形式，而是一个可行的生产计划，技术要素决定企业最佳生产规模和最佳生产范围，工厂规模决定了企业的规模经济。这一结论在解释涉及企业与市场的很多现实问题时，受到很多的挑战和质疑。企业的发展往往偏离由新古典经济学中长期成本曲线所得到的最优规模。理论与现实的差距，使很多经济学家另辟蹊径，从另外的角度思考企业性质和企业规模的问题，试图找到打开企业这个“黑箱”的钥匙。

在这一背景下，以科斯为代表的新制度经济学派，用交易成本理论解释了企业的性质。科斯1937年发表了《企业的性质》，在该文中他认为：市场和企业都是协调机制，企业最明显的特征是取代了的价格机制。企业通过相对价格和成本与外部网络联系，而在企业内部则由企业家组织与分配劳动。企业存在的原因在于利用价格机制是有成本的。他说：“创立企业是有利可图的主要理由似乎在于，使用价格机制是有成本的。通过价格机制‘组织’生产的最明显的费用是发现什么才是恰当的价格。”在企业内部组织交易，可以把某些资源配置转到企业内部，让企业家在企业内部配置资源，科斯用要素契约解释了企业内部配置资源比通过市场更节省交易费用的原因。他说：“如果企业组织者们能够向要素所有者支付比他们在市场体系中获得的更多的报酬，他们就能够与生产要素所有者订立契约，在契约的基础上生产要素服从他们的指挥。”分析科斯的这句话，可以找到交易费用节省的原因：一是企业用一个合约代替了市场上的多个合约，即某一生产要素的所有者只需与企业签订一个合约，而不必与企业内部同其有关系的其他生产要素签订一系列合约；二是企业家可以根据预先签订的合约来调配各种生产要素，而不必再进行频繁的协商。由此可见，正是因为企业家与生产要素所有者之间的一次性的、长期的要素契约，代替了市场交易各方之间的一系列的、短期的产品契约，使企业的交易费用低于市场的交易费用，因此，企业取代市场，企业的存在具有合理性。

1.1.2　企业的边界

尽管企业替代市场组织交易有诸多优势，但是企业的发展也不是无限的，它有一定的限度，即存在一个合理的边界，对这个合理边界的解释，目前有两种代表性的观点。

第一种是交易成本的观点，企业边界由企业内组织管理费用等于企业所节约的市场交易费用所决定。按照科斯的观点，市场交易成本主要包括三个方面：①发现市场相关价格的成本；②市场交易谈判和达成合约的成本；③市场的不确定性导致的风险给企业带来的成本。在科斯之后，许多学者分别从各自不同的角度进一步解释交易成本，张五常认为交易成本可以看作一系列的制度成本，包括信息成本、监督管理的成本和制度结构变化的成本，阿罗把交易成本定义为经济制度的运行成本，施蒂格勒则把交易成本比喻为经济世界的“摩擦力”。

对于企业组织生产的成本，科斯指出，通过企业组织生产是有成本的，除了直接的生产成本外，还有一种成本，科斯把它称为“官僚主义成本”（企业内行政管理费用）。当企业边界扩大时，这种“官僚主义成本”将会上升，管理学中已经对此做了深入的分析。比较典型的观点是随着企业边界的扩大，企业内部委托—代理链条加长，内部管理成本和委托—代理成本会迅速地增加，企业的管理效率下降，美国著名管理学家莱宾斯坦（1966）称之为X（低）效率。当由于企业扩大而增加的费用接近节省下来的市场交易费用时，企业规模再扩张就不经济。萨克斯和杨（Sachs, Yang，2001）所总结的五类规模经济效应中的第二类——生产力或增长绩效同企业平均规模大小呈正相关，就不存在了。除了“官僚主义成本”外，科斯还认为通过企业来组织交易也有成本。当企业规模扩大，通过企业家组织较多生产要素的交易时，会产生企业家组织生产要素能力的收益递减。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随着生产要素大幅度增加，企业家不能成功地将生产要素用到它们最有价值的地方，正所谓“物不能尽其用，人不能尽其才”。二是随着被组织交易的生产要素大幅度增加，交易的时空分布和交易的差异性也随之增加，企业组织成本和企业家配置生产要素的决策失误也会增加，这会使企业规模扩大时效率下降。从企业家或者说企业管理层组织生产要素角度来讲，企业边界的扩张也不是无限的，决定企业规模的是价格机制的成本与组织成本的比较。

第二种是企业能力理论的观点，企业的边界由企业的能力所界定，而能力是指企业所拥有的主要资源和资产。企业能力理论是20世纪90年代开始发展起来的一种新兴理论，起源于企业战略理论，对企业理论甚至产业组织理论都产生了越来越大的影响。自科斯以来的企业理论强调了经济系统的协调功能，但与此同时，却在很大程度上忽视了经济系统最基本的生产功能。这是科斯理论的缺陷。企业能力理论弥补了这一缺陷，它从企业生产的角度说明企业的能力边界。我们知道，一个经济社会存在的基本要求是其具有生产的能力，从社会层面来说，这种能力就是社会生产力；从基础的微观层面来说，这种能力就是企业（和个人）所具有的生产能力。特别是当一个经济社会的发展和生产力的提升需要进行劳动和知识的分工以及相应的协作生产，而这种协作生产中的劳动和知识是无法通过市场机制来实现的时候，通过企业组织的形式将生产所需的不易由市场机制获取的这些要素纳入企业的范畴。

从企业能力理论的角度出发，企业是一种能力体系，这一体系的结构可以从企业所涉及的活动的结构去把握。对于一个涉及较为完整的各项产业活动的企业来说，其能力体系至少包括以下方面：企业的生产和制造能力；战略决策与组织协调能力；研究与开发和产品创新能力；人力资源与资产整合能力；市场营销能力；外部关系处理能力；组织学习能力，等等。虽然各项能力有独立存在的可能，但它们相互之间存在着较强的联系和互为促进的作用。企业的能力可以决定其产出的效率，决定其成本状况，决定企业的生产力。也就是说，是否需要采用团队生产方式的决策所需要关注的焦点是，是否可能通过协作生产以实现个人能力的有机组合，从而带来生产力的净增加。现代企业能力理论非常关注的是潜隐在能力背后的知识，很多知识往往只有在企业中才能被有效地应用，并且它具有企业独特性。也就是说，很难将某个企业的特定的、内隐的和社会的组织知识截取一个片断来成功地应用到另外一个企业中去。只有在企业，这些内隐的、社会的和路径依赖的知识能够被有效地学习、生产和商业化地应用。而这种知识的学习、生产和应用的能力正是组织的核心能力。

企业组织核心能力的发展与企业规模发展存在着密不可分的关系，企业的发展过程也是其核心能力的发展与形成过程，企业核心能力发展曲线，应该与企业生命周期曲线一样，呈S曲线状。但企业的核心能力的形成和发展与企业的规模的发展（或称之为企业的生命周期）并不是一个完全同步的过程。见图1-1。

来源：郁义鸿.企业的性质：能力理论的阐释［J］.经济科学，2001（6）.

既然企业是一种能力体系，其包含内容相当广泛，任何两个企业在能力体系上完全相同的可能性是微乎其微的，因此，企业与企业之间必定不同，呈现异质性。而这种异质性和企业边界决定是有着密切关联的。如前所知，决定企业之间异质性的主要是企业的核心能力与其核心业务，在此基础上，我们可以得到以下结论：企业边界的确定和企业的核心能力与其核心业务的关系有关。这种核心能力是内隐的，它依赖于企业的发展路径，无法通过市场机制获取。

综合以上两种观点，我们将企业边界定义为，企业边界是企业组织机构在与市场相互作用的过程中能力传递的最终体现。它以企业产品和企业能力的市场作用程度为依据，和交易费用、组织费用相互依赖、相互制约，共同确定企业生产的范围和规模。在这个概念中，包含三层含义：

第一，根据企业的本质特征，企业的边界只有在与市场相互作用的过程中方能表现出来，不和市场作用的企业不是真正的企业，因而也不存在企业的边界。不和市场作用的“企业”结构，只能算是“企业的内部结构”，不能算是企业的边界。

第二，企业的劳动产品是企业知识聚合的结晶。因为它是企业与市场联系的纽带，因而是企业边界的重要因素，但光有企业的劳动产品还不能构成企业的边界。只有将企业的劳动产品与企业的能力结合起来，才能形成企业的边界。市场对企业的信用程度如何，取决于企业的劳动产品与企业能力对市场的作用程度。简单地说，也就是市场的接纳程度。市场的接纳程度越高，企业在市场上的生存能力就越强，否则就相反。

第三，企业边界的表现形式——企业的劳动产品及企业能力与企业的交易费用、组织费用之间存在着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的关系，而它们合在一起的整体作用又制约着企业的存在与发展。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忽视一方或偏重一方都会给企业的生存和发展造成损失。

1.1.3　企业规模（企业边界）的界定

如前所知，企业边界指企业与市场的划分界限，而企业规模则是指的企业实体的大小。二者从字面上理解有区别，但二者实质上是一样的，都是指企业与市场的界限，因此，本书所指的企业边界与企业规模在意义上是等同的。企业规模区分为横向和纵向两方面。横向方面指单一产品企业的生产规模或多产品企业的生产范围，纵向方面反映了企业在多大程度上自己生产那些可从外部购买的商品和服务。

1.1.3.1　衡量企业规模的定量指标

如何定量地衡量企业的规模，目前世界上的国家主要从生产要素和经营水平两个方面进行界定，前者又可细分为按雇员人数和按资本额界定，后者指按营业额界定。如何选择这些指标，各国会根据自己的劳动力和资本的丰缺程度以及经济规模的大小予以确定。总体来说，各个国家所偏爱的标准是不一样的，如美国常采用的是雇员人数和年营业额，而意大利采用的却是资本额，而具体对于不同行业，即使在同一个国家，所使用的标准也不同。如英国的制造业、建筑和采矿业采用的是雇员人数，而零售业采用的是营业额标准。雇员人数、资本额和营业额从三个不同的方面描述了企业规模的状况，下面分别对这三个指标的内涵作具体的分析：

第一，雇员人数。该标准是从企业雇佣人数多少这一劳动力生产要素的角度反映企业规模的大小，往往为劳工部门所偏好。绝大多数国家都采用这一指标衡量企业的规模，据林汉川等对44个国家和地区中企业规模衡量标准的研究，在这44个国家中，有41个国家和地区采用了雇员人数这一指标衡量企业的规模。有这么多国家采用雇员人数标准，主要是因为，这一指标与另外两个指标相比，简单明确，并且许多国家希望通过企业的雇员人数来比较各种规模的企业的就业容量的大小，以期为实现社会的充分就业找到解决的途径。

第二，资本额。该标准是以价值或实物形态，从企业资本这一物的生产要素的角度反映了企业规模的大小，往往为金融部门和资产管理部门所偏好。使用这一指标衡量企业的规模的国家并不很多，据林汉川等的研究，在44个被调查的国家中，只有15个国家采用该指标，使用面不及雇员人数广。这是因为与雇员人数相比，该标准在计量上存在困难：①无形资产进入总资产或存在技术入股的情况下，评估标准的多样性和评估技术的不完善。②在信息不对称条件下，一些企业为了获得外部的金融支持，可能隐瞒其实际的资本量。但是随着经济制度的完善、资产评估标准的规范、评估技术手段的进步以及人们道德和整个社会信用水准的提高，在企业资本经营日益重要，并且日益国际化的今天，这一标准将有广阔的应用前景。

第三，营业额。该标准是从企业经营水平的角度反映一个企业规模的大小，由于企业纳税的原因，这一标准往往为财税部门所偏好。与雇员人数和资本额相比，用营业额来衡量企业规模的大小的国家较少。据林汉川等的研究，在44个被调查的国家中，只有12个国家采用该标准。这是因为：①企业的营业额极易波动，它受许多宏观经济因素的影响，如销售淡旺季节、商业信用水平、通货膨胀、通货紧缩、国际汇率等因素。②与雇员数量和资本额相比，营业额更难于计量，可比性更低，缺乏可信性。在市场稳定、会计、统计、税收制度较为完善的国家（如美国）操作上相对容易些，对于相应制度不太健全的发展中国家则有一定的难度。

1.1.3.2　国内衡量企业规模的定量指标

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对企业规模的定量界定先后进行了几次修改。新中国成立之初曾按固定资产价值划分企业规模。20世纪60年代初，改为按作业人员标准对企业规模进行划分：企业职工人数在3000人以上的为大型企业，500~3000人之间为中型企业，500人以下为小企业。到了1978年，当时的国家计划委员会发布《关于基本建设项目的大中型企业划分标准的规定》，把划分企业规模的标准改为“年综合生产能力”，在计划经济统购包销的年代，这一标准相当于前面我们所说的划分企业规模中的“营业额”指标。在1988年，国家的有关部门对1978年标准进行修改和补充，重新发布了《大中小型工业企业划分标准》，根据不同行业的不同特点，对各个行业的企业规模进行了划分，将企业规模分为特大性、大型、中型和小型四大类，在大型企业中又进一步划分为大一和大二两类，中型企业中又进一步划分为中一、中二两类。对不同行业，具体为：凡产品比较单一的企业，如钢铁、炼油、手表、水泥等按生产能力标准划分；一些企业如发电厂、棉纺厂，习惯上以生产设备数量为划分的标准；对于产品和设备比较复杂的企业，以固定资产原值数量为划分标准。1992年又对1988年的划分标准作了补充，增加了对市政公用工业、轻工业、电子工业、医药工业和机械工业中的轿车制造企业的规模划分。1999年对原标准再次修改，将销售收入和资产总额作为主要考察指标，分为特大型、大型、中型、小型四类。参照一些国家的标准及各类企业占企业总数的比重，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我国大型企业标准定为年销售收入和资产总额均在5亿元以上，其中，特大型企业标准定为年销售收入和资产总额均在50亿元及以上；中型企业标准为年销售收入和资产总额在5000万~5亿元；年销售收入和资产总额在5000万元以下为小型企业。

从我国衡量工业企业规模定量指标的演变过程来看，对于企业规模的界定大多采用组合指标，即从资产总额、产品销售量和雇员数量等几个方面来衡量，通过这种方式，能对企业规模有一个全面的认识，这不能说没有一定的道理。在国际上，许多发达国家也是通过组合指标来衡量企业规模的。但是，对于我国过去长期采用计划经济体制，而目前正处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变，并且在市场经济体制还不是很完善的条件下，采用组合指标衡量企业规模没有抓住企业规模的实质，不能很好地说明企业竞争力的本质。其原因有以下几点：

一是过去几十年，我国一直实行的是高度的计划经济体制。在这种宏观体制的制约下，企业没有自主权，不能根据产品的需求量和生产技术特点来配置生产要素，结果造成生产效率低下，生产成本过高。在西方经济学的生产函数中，技术一定情况下的最大产出量不仅取决于资本、劳动投入的数量，而且取决于资本之间、劳动之间和资本与劳动之间的结构和比例关系，这里的资本是指实物资本（或称资本品或投资品，可以表现为实物形态或货币形态）。也就是资产与资产、人员与人员、资产与人员的比例性、协调性。但是，在计划经济时代，这种比例性和协调性往往被企业外部的力量所打破。一个典型的现象就是整个社会“隐性失业”的出现。许多企业本来不需要那么多人员，但是，企业为了完成国家下达的用工指标和追求企业职员数量所体现的企业规模，就不断地增加企业的人数，结果造成劳动力数量增加的速度快于资本增加的速度，使得资产与劳动力的比例失调，不能实现规模经济效应，即产出增加的倍数小于要素增加的倍数，生产效率降低。因此，用雇员数量来界定企业的规模，将不能真实反映企业的效率，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必须重视资本与人员协调下的企业资本规模。

二是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要求企业必须按照现代企业制度来经营企业，而现代企业制度的一项重要内容就是企业不仅要生产出价廉物美的产品，而且还要通过对资本的运作，在资本安全的前提下，实现资本增值和取得最大的收益。具体说，就是要求资本所有者及其授权代表，对其所拥有的或管理的生产要素，在资本市场上，通过投资银行的策划、融资，企业的兼并、收购，产权在不同经济主体之间的流动等一系列活动以价值形态进行优化配置和合理流动，从而达到追求最大利润和促进资本最大增值目标。过去，我国的企业大多数只注重生产经营，即首先通过各种渠道筹集资本，然后购买各种生产所需资产，最后通过组织生产获得资产增值。这种经营方式的着眼点在生产和销售，而且大多数情况下仅为一种产品的经营和销售。这种经营方式在当时发挥了极大的作用。但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这种单一性的生产方式使企业资本增值有限，而且很难承受经营风险。在企业经营管理中，企业经营发展有两种战略：内部管理型战略和外部交易性战略。内部管理型战略是企业的一种产品扩张战略，它是在现有资本结构下通过整合内部资源，包括提高生产效率，开发新产品，调整组织结构，提高管理能力等，维持并发展企业竞争优势。外部交易型战略是企业的一种资本扩张战略，它通过资本市场寻求企业重组扩张，其中最重要的方式就是兼并与收购，这是在更大范围的资源重新配置。

企业兼并在西方至今已有100多年的历史，先后经历了五次影响全球经济的兼并浪潮，每次都带来了大企业的资产重组，也就是企业资本规模的变化。第五次并购浪潮更是极大地促进一批巨型、超巨型和跨国大公司的产生和发展，完成资产规模的迅速扩张和增值。此次兼并浪潮的一个显著特点表现为参与兼并的企业规模巨大，本身都是优秀的大公司，不仅久负盛名，而且业绩优良，它们之间的兼并常常以自愿合作的友好方式进行，合并后形成的往往是巨无霸型的大企业。发生在1998年的全球历史上最大的九项兼并案例就是这种典型例子，如埃克森与美孚的兼并涉及金额863亿美元。

在我国，企业兼并重组不仅是企业资本规模扩张的需要，而且还是产业重组，提高产业竞争力的需要。在我国，许多产业总量相对过剩、能力分散及竞争过度等问题日益尖锐。与世界上的著名企业相比，中国的企业规模显得过小，竞争实力也屈居人后。在我国，销售收入或营业收入超过100亿元人民币的企业就算是大型公司，而这种经营规模在世界上实在算不了什么。资本规模是实力的基础和象征，只有达到一定的规模，才能有效抵御风险，创造最佳效益。并购的实施有助于迅速实现企业的规模经济效益，增强资本扩张的能力。中国企业界要步入国际发展的潮流，资产重组，强强联合势在必行。但是并购必须要服务于企业长期的发展战略。只有符合科学合理的企业发展战略，建立在理性并购动机之上的企业并购行为才能保持正确的方向，为企业创造效益。

因此，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企业在按照现代企业制度来经营的约束条件下，企业必须要重视自身的资本规模，以资本规模来界定企业规模能体现企业规模的经济效率，为企业的发展指明方向。

三是从宏观的层面上来说，一个国家经济的增长与资本要素的投入有很大的相关性，资本投入要素主要是指机器、设备和厂房等资本。我们知道，这些投资的主体是企业，或者说是厂商，投资的结果是企业资本规模的扩大和企业数量的增加，最终产业中的资本通过分工协作实现资本的聚集。因此，企业资本规模与经济增长有着天然的联系，特别是对于我国这样一个总体上处于工业化初中期的发展中国家，资本相对于其他生产要素来说是稀缺要素的情况下，强调企业的资本规模符合我国的国情。

一般认为，处于工业化初中期的国家，劳动力是比较充裕的生产要素，不会对经济增长形成制约，根据生产函数，资本存量和资本形成的快慢，将是促进和限制经济增长的基本要素，也就是说，作为投资主体的厂商，由它们的投资行为所决定的自身资本规模的大小和产业资本形成的速度决定着经济增长。麦迪逊（Maddison，1991）对22个发展中国家和地区1950—1965年间经济增长的劳动力、资本和资源配置效率三个因素进行分析，得出结论：资本投入增长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在发展中国家要大于发达国家，资本的增加是经济增长最重要的源泉。我国自2000年以来，特别是近两年经济的高速度增长，与制造业固定资产投资扩张使得制造业企业资本规模扩大，生产能力大幅度提高密切相关。有专家估计，我国制造业高速增长的势头仍将持续相当一段时期，预计未来5年全国规模以上工业的年平均增长速度为14%～15%，整个工业增长对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的贡献率将达到65%～70%。工业在国内生产总值中所占比重将升至50%（目前约为46%），制造业部门将成为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的主要支撑力量。

因此，从我国目前所处的工业化初中期，投资（主要是企业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比较大的现实情况来看，企业资本规模是决定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用资本规模来衡量企业规模是经济发展阶段的必然要求。

1.1.4　资本规模与雇员数量

在一个企业中，最基本的生产要素是资本与劳动力，只有劳动与资本的有机结合才能形成生产。但是，劳动与资本怎么结合？它们之间要达到什么样的比例关系才能使生产最有效率？对于这个问题，其实质就是企业的资本规模与雇员规模的大小。在这里，我们借助索罗模型对这些问题进行分析。

1956年，索罗发表了一篇有关经济增长和发展的文章，名为《对经济增长理论的一个贡献》。正是因为这篇论文以及他后来对经济增长理论发展的一系列贡献，1987年索罗被授予诺贝尔经济学奖。尽管索罗的理论模型主要是解释经济增长，但是他运用道格拉斯生产函数，从劳动力和资本两个生产要素之间的比例关系进行分析。因此，对我们分析企业的资本与劳动力规模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索罗模型主要是围绕两个方程展开的，一个是生产函数，一个是资本积累函数。生产函数描述的是劳动力和资本两种生产要素对产量的影响，以劳动力人均产出y≡Y/L和人均资本使用量k≡K/L为自变量表述生产函数为：

y=k α （α界于0和1之间）　　（1.1）

资本积累函数描述的是资本是如何积累的，以劳动力人均产出y和人均资本使用量k为自变量表述资本积累函数为：

=sy-（n+d）k　　（1.2）

这里 是人均资本使用量k的变化，s为劳动力人均产出y中的投资比例，sy为产出的投资部分（y中的其余部分为劳动力的消费）；n为劳动力的增长率；d为人均资本使用量k的损耗率。

运用方程1.2，可以得到如图1-2所示的索罗图。

索罗图中包含两条曲线，分别代表均以资本/劳动比率k为自变量的两个函数。一条曲线表示人均投资量sy=s ；另一条为向上的斜线（n+d）k，表示在考虑资本损耗和劳动力数量增加对人均资本稀释的情况下，为保持固定的劳动力人均资本不变的新的人均投资量。这两条曲线的差值就是劳动力人均资本的变化量。如果该差值为正，说明劳动力人均资本增加，这种情况称为“资本深化”。如果该差值为零，虽然劳动力人均资本没有变化，但是由于劳动力增加，实际的资本存量增加了，这种情况称为“资本拓宽”，如图1-2中的k*点，k*点所对应的y*就是资本拓宽时的劳动力人均产出。

根据索罗模型，我们可以对企业资本规模和雇员规模作一静态分析，可以对衡量企业规模的两个指标——资本和雇员之间有深入的认识。静态分析分两种情况：

一是企业投资率的增加。假定劳动力人均产出已经达到了它的稳定状态值（也就是上面我们所说的资本拓宽时的劳动力人均产出），企业将投资率从s提高到s′，从图1-3可以看出人均资本k的变化。投资率的增加使得曲线sy向上移动到s′y。对应于原来劳动力人均资本量k*，变化后的劳动力人均投资量超出了为保持劳动力人均资本量不变所必需的数量，因此劳动力人均资本出现了资本深化。并且这种资本深化一直会持续到s′y=（n+d）k为止，这时所对应的劳动力人均资本量达到更高的水平k**。结合生产函数可以得到，较高的劳动力人均资本对应的劳动力人均产出也较高，企业的劳动生产率提高了。

二是企业雇员数量增长率增加。同样假定劳动力人均产出已经达到了它的稳定状态值，这时企业为了扩大生产规模，计划在一个时期内将雇员数量增长率增加，从n增加到n′。从图1-4可以看出人均资本k的变化。雇员数量增长率的增加，曲线（n+d）k将绕原点左旋至（n′+d）k。对应于原来的劳动力人均资本量k*，雇员数量增加后的劳动力人均资本量不足以保持劳动力人均资本量不变。因此资本/劳动力比率开始下降，并一直持续到sy=（n′+d）k为止，即图1-4中的k**。结合生产函数，较低的劳动力人均资本对应的劳动力人均产出也较低，企业的劳动生产率降低了。

以上两种情况在企业发展过程中不是一般现象，而经常出现的现象是企业会根据自身的发展战略、现实的经营状况和管理效率调整雇员和资本数量，结果是雇员数和资本的数量同时变化，并且变化率不一样，从而使企业的人均资本和人均产出不断地变化。从图1-5可以看出，企业在投资率和雇员数量增长率上升的情况下，投资率的上升将使企业人均资本量增加，而雇员数量的增加将使企业人均资本量减少，最终稳定状态的人均资本量将取决于二者的变动幅度，图1-5中，最终稳定状态的人均资本量比原先的要少。运用索罗模型，我们还可以分析投资和雇员数量二者在其他变化条件下，企业人均资本的变动。

以上的分析我们忽略了技术进步的因素。但是，如果要将技术进步考虑进索罗模型，前面我们得到的基本结论也不会有较大的改变。唯一变化的就是技术进步会放大劳动力的生产率。对此，我们作一分析。考虑技术进步的生产函数为Y=K α （AL） 1-α ，与前面一样，将其以劳动力人均产出y≡Y/L和人均资本量k≡K/L为自变量重新表述为：Y/AL=（K/AL） α ，这里的A是“劳动增强的技术进步”，A随时间的推移，逐渐增大，单位劳动力的产出增加，通过设定新的变量，可以进一步简化为y A =k α A 1-α （1.3式），这里y A 为技术进步下单位劳动力的产出，显然y A 大于y。将y A 和k代入1.2式为 =sy A -（n+d）k（1.4式），与不考虑技术进步的企业人均资本变化（1.2式）相比，可以看出，技术进步下的企业人均资本变化要大，这就是说技术进步提高企业的人均资本。随着企业人均资本的快速增加，企业的资本规模迅速扩大。这又为企业的技术进步创造了条件。一是资本规模的扩大，生产的分工与协作就不可避免，劳动者的技能与素质就有提高的可能；二是资本规模的扩大，企业在资金和技术上有能力促进技术进步。因此，在现代市场经济中，科技的进步和劳动力素质的提高是实现资本与劳动最佳结合的根本途径。

有一点要作出说明，运用索罗模型来分析企业的雇员数量和资本规模是针对包括很多企业的行业而言的，即它是一种统计规律，而不是说某一个企业的雇员规模和资本规模的变化规律符合索罗模型。 Au4QpFpPYBpJxgb5rExPR75oVAJZBOPRTyJOOYN980vtjMY+kVZE/3nJBGM5jmX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