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研究现状”并不等同于完整的理论综述或文献综述。它在时间上，主要指近20年国内外学术界在企业规模相关方面的研究情况。下面仅就作者所能查阅到的文献作一梳理。
企业规模是产业经济学的老话题，对制造业来说，大到资产上千亿美元的巨型跨国公司，小到只有几人、资产微乎其微的微型工厂。但是，有一点是明确的，就是他们都能生存，是经过施蒂格勒所倡导的“生存法”检验的。市场总是处于不断的变化之中，企业为了生存下来，必须不断地调整自己的规模，以适应市场的变化。从20世纪60~70年代以来，由于市场环境的剧烈变动、新技术的出现以及企业发展的外部基础条件和制度环境的改善，使得企业规模变化的收益/成本比上升。因此，对一个行业来说，企业规模的显著变化是其竞争力提高的重要手段。企业规模的变化有两种方式，有的企业通过兼并、收购和合并，扩大企业规模，延展边界；而相反，有的企业将部分业务剥离，缩小规模，收缩边界。
对企业规模变化的研究，国外有三种观点：第一种是新古典发展经济学的观点。在新古典发展经济学中，经济发展的绩效是同规模经济紧密相连的。萨缪尔森（Samuelson，1992）和克鲁格曼（Krugman，1997）等认为，企业规模的扩张会带来规模经济，而规模经济则是经济发展的驱动力。20世纪70年代以来新贸易和新增长理论的代表人物迪克西特和斯蒂格利茨（Dixit, Stiglitz，1997）、伊瑟尔（Ethier，1981）、裘德（Judd，1985）、罗默（Romer，1986）、墨菲（Murphy，1989）更是将规模经济的这种作用推到了极致，他们认为，规模递增效应是内生经济增长的动力源泉。另外，萨克斯和杨（Sachs, Yang，2001）还对规模效应进行了分类，他们将规模效应分为五类。第二种是新增长理论的观点，这种观点认为经济的增长与厂商的规模无关。施蒂格勒（Stigler，1951）、科斯（Coase，1937）、张五常（Cheung，1983）、杨小凯和黄有光（1993）是厂商无关论的代表人物，他们认为，分工是经济增长的源泉，厂商规模同经济增长并没有内在的因果关系。达斯古帕塔（Dasgupta，1986）、琼斯（Jones，1995）、杨格（Young，1998）、塞格斯特伦（Segerstrom，1998）等用经验否定了5类规模效应中的3种规模效应的存在，同时用经验证实了由他们提出的新增长理论中所预见的交易效率对于经济发展和结构变迁的积极效应。交易效率的概念是新增长理论的基石，通过它可以解释许多企业发展的新现象。杨小凯（1998）认为，企业的本质是一种用劳动市场代替产品市场的分工协调组织，当劳动的交易效率足够高于中间产品的交易效率时，分工会通过劳动市场和企业进行组织。在许多企业发展的新现象中，企业规模变小是一种趋势，刘和杨小凯（1999）的证据显示，企业平均规模的变化呈现明显的倒U形。这说明了中间产品交易效率高于劳动的交易效率，分工更多通过市场进行组织。企业规模变小的新发展现象否定了5种规模效应中企业规模经济所代表的2种效应。另三种是有的学者通过经验研究否定规模经济节约企业成本来支持新古典经济学的观点。特鲁特（Truett，1998）对墨西哥石油业的经验研究显示，企业平均规模缩小并没有增加企业的成本，也就意味着规模经济节约成本的结论是不成立的。对于农业来说，企业规模经济也不显著。汤森、柯尔斯顿和斐因克（Townsend, Kirsten, Vink，1998）用南非西海岸葡萄酒农场企业的数据对农业企业的规模经济进行了分析，结果显示，大多数葡萄酒的生产都呈现不变规模报酬的特征。规模不经济还出现在高科技行业中。麦肯齐和斯莫尔（Mckenzie, Small，1997）对美国5家移动电话企业的研究表明，除了最小的企业外，其余都显示规模报酬递减。菲凯茨和哈桑（Fikket, Hasan，1998）检验了1976—1985年间印度制造业的规模报酬情况。由于这一时期政府限制企业扩张，因此许多企业不能利用规模经济的好处。尽管如此，但不同行业的平均规模报酬却没有显著差别。这说明，厂商的平均规模与行业的规模报酬关系不大。新产业区中企业规模有变小的趋势，在美国地理集中的产业中，工厂规模通常相当小。坎宁（Canning，1996）的研究显示，通过市场和产业群连接在一起的专业化的小企业，可能比大企业的规模经济对经济发展能起到更重要的作用。
国内对企业规模的研究有以下两个方面：一是针对我国转型经济的特点，系统阐述我国工业企业规模与生产效率的现状，并分析了其中的原因。殷醒民在《中国工业与技术发展》（2003）前四章中探讨了我国制造业企业规模和经济绩效。他认为：①我国大型的资本密集型工业企业的资源配置效率和经济效率比劳动密集型的小企业高，这与我国发展制造业的比较优势相背离。②我国企业的规模经济效应是存在的，大企业的资源配置效率要高于中小企业。③用主导企业理论解释了我国工业发展中非规模化倾向带来的经济绩效下降，同时指出推进主导企业的发展可以大大提高整个工业企业的经济绩效，工业组织的创新的方向是形成统一的生产要素市场和竞争的市场结构，从而实现更集约地利用资源。毛林根（1996）通过比较美国、日本、中国的产业组织规模构成，认为中国的企业规模构成呈现二元、分散与行政垄断的局面。与美国通过竞争与兼并，日本通过合并、协作与依附的方式不同，中国则是通过行政整合和极限调整的方式进行企业规模的组合，这种方式的结果就是企业规模组合的低效率。对于企业规模组合，刘小玄（2001）扩大了我国企业规模重组的范畴，并且发现我国国有企业重组中，扩张性重组的失败率特别高，相反，分立式重组却具有蓬勃发展的生命力。张军（2003）选择用固定资产规模作为企业规模的代表，发现资产规模对企业的利润率有积极但又非常微弱的影响，他推断我国的工业企业总体上可能处于规模报酬不变的阶段。对于我国工业企业20世纪90年代所经历的大规模亏损现象，他认为是市场规模增长缓慢的“古典竞争”状态下，规模显著的厂商获得较大的市场份额，而大部分规模不显著的厂商失去份额，同时又不能及时退出所在行业所致。大型企业的生产率和利润率在我国这样的经济发展阶段上比中小型企业高，这与常规不符。张军认为，其原因在于：第一，我国资本市场不完全和金融体系的缺陷，使得大企业更容易得到政府的金融支持，从而资本的装备和技术的水平高于中小企业，技术效率高于中小企业。第二，中国大企业部门集中了中国经济中最熟练的劳动力和工程技术人员，从而比中小企业具有更高的学习和消化技术的能力，这可能是一种部门效应，并不是实现规模经济的结果。第三，我国市场交易的低效率和企业间交易协调的微弱，使得大企业组织比中小企业更有效率。企业规模与资本密集度的关系从另一个侧面说明了企业的效率。张军（2001）认为，企业规模的扩大如果带来资本密集度的提高，就要考虑企业的技术选择是否合理。
二是国内有一些学者基于市场交易成本、企业内部生产成本以及企业内运用知识规模，提出了企业边界变动的趋势。刘东（2005）将企业边界的确定归因于企业运用知识的规模大小以及交易效率和生产效率的比较。信息技术尽管节约交易费用，有使企业规模缩小的趋势，但是，企业内知识交易效率的低下，会导致具有知识积累效率的现代企业扩大边界。信息技术对企业边界的影响是多重的。曾楚宏等（2004）认为，信息技术节约企业的内部生产成本和市场的协调成本，进而改变企业的边界，但是改变的方向受企业组织特征的影响。企业和市场是两种协调机制，它们之间可以在吸收对方的比较优势的情况下相互融合。由此产生了企业融合市场的“度”，即企业边界不断变化的问题。李海舰等（2004）认为，企业融合市场机制的最佳原则是融合的边际收益等于融合的边际成本，在这一点上，企业实现最佳边界。竞争力与企业规模无关是新古典经济学的观点，它是使用超边际分析方法得到的结论。而我国学者孙洛平（2004）用新古典经济学的边际分析方法也同样得到一致的结论，即以企业群体的规模经济为基础，利用市场机制的优势，预言竞争力的提高与企业规模无关。这是方法论上的创新，使经济学上的两大流派在一定的程度上达到统一。
综合国内外企业规模研究的现状，有以下几个侧重点：一是对企业规模经济的评价，并从实证的角度来支持评价的观点。二是根据我国转轨经济的特点，从资本密集度、技术进步率和市场交易成本等方面来分析我国规模企业存在的原因，以及这些规模企业资源配置效率低的原因。三是用交易成本、企业内部生产成本以及企业内运用知识规模的理论，分析了企业边界变动的趋势。可见，目前对企业规模的研究主要限于企业规模经济效应和影响企业规模变动因素的分析，缺乏对企业规模实质与企业规模变化动力机制的研究，因此，只是一种对现象的解释。笔者认为，转型期我国制造业企业规模由企业的资本规模所决定，产业竞争力是产业内企业资本使用效率的体现，要提高企业资本的使用效率，必须在资本合理分工协作的条件下，使资本通过企业向产业积聚和集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