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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长在很大的程度上是由本国企业规模的成长所驱动的。拉詹和津加莱斯（Rajan, Zingales，1998）通过研究20世纪80年代世界主要国家的工业增长发现，工业增长的2/3来源于现有企业规模的成长，而新公司的创建只占工业增长的1/3。这2/3的份额说明了企业规模对于一个国家经济增长的重要性。
企业是产业竞争力的微观载体，产业竞争力的提高有赖于企业竞争力的增强，但是企业竞争力的汇总并不等于产业竞争力，它们之间依靠企业规模结构分布来联系。企业的规模成长与产业的发展是密切联系的，产业内企业规模的结构是产业竞争力的重要决定因素。随着产业生命周期的变化，企业规模的结构呈现一定的变化规律。通过对企业规模结构的分析，可以反映产业的发展状况和竞争力的水平。企业竞争力、企业规模结构与产业竞争力的关系可以表示为：
企业竞争力→企业规模→企业规模结构→产业竞争力
从以上逻辑关系，可以得出，企业竞争力是产业竞争力的起点，企业规模结构是产业竞争力的传导体。因此，研究企业规模结构是提高产业竞争力的逻辑要求和必由之路。
综观制造业竞争力较强的国家和地区，企业规模结构都有利于降低企业的生产成本，提高产品的竞争力。美国制造业发展的总体特征是由自由竞争发展到垄断，企业的平均规模大，产品生产高度集中，规模经济优势明显。日本由于其工业化比英美要晚得多，其发展采取的是后进国家的赶超战略，企业规模结构呈现二元性，企业的平均规模与美国相比较小，大企业与小企业之间协作紧密。在20世纪80~90年代，我国制造业企业规模结构与美、日相比，呈现二元、分散的特征，这是由我国行政垄断所造成的分散的市场结构所致。这样的结果，使得企业的生产成本较高，企业技术进步缓慢，产品没有竞争力。随着我国国内市场体系的逐步完善和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市场的扩大给制造业企业的发展创造了良好的外部条件，同时使企业面临较强的市场竞争，优势企业得以发展，劣势企业逐渐被淘汰，企业规模结构得到优化，产业竞争力增强。我国彩电业和汽车业的近20年的发展，实现企业规模结构从二元、分散逐渐向二元、集中的历史性转变，大企业与小企业实现分工协作，降低了产品的成本，提高了行业的竞争力。
但是，与发达国家和地区相比，我国制造业企业的规模结构不是很合理，还处于不断完善的过程之中，主要表现为企业的平均规模偏小，大企业与小企业没有实现充分的协作，企业的组织形式落后。另外，由于受外部条件的限制，制造业企业规模成长的成本比较高，企业规模的增长不能“节能高效”。这里所说的外部条件，主要指企业发展的产业环境、外部融资成本、企业家管理资源的才能以及由制度环境所决定的中间产品的交易成本等。因此，本书以“转型期我国制造业企业规模及结构优化研究”为题是出于现实的需求，有一定的实际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