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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末，“文化身份”一词被引入中国语境，影响了全球化浪潮下的中国当代文化和文学研究。这一概念是全球后殖民语境中文化研究的一个关键词。在西方学界，文化身份涉及的领域极其广泛，充分突显其研究的意义与价值。在翻译研究领域，文化身份问题伴随着译者的主体性问题进入译界学者的接受视野。译者的文化身份与主体性问题与翻译研究领域的文化转向密切相关。20世纪90年代翻译学研究的文化转向使翻译研究突破了单纯的原文译文之间比较的局限，而将影响翻译的文化环境纳入研究范围。这种翻译理论不再仅仅把翻译看成简单的语言符号的转换，而是把翻译放在一个大的文化视野空间里予以探讨和研究。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不仅开拓了翻译研究的新空间，也将翻译主体研究提上了译学研究的重要日程，译者的文化身份及及其主体性问题也自然成为其中的重要课题。笔者认为，文化身份概念的引入为翻译家研究提供了一个崭新的视角。文化身份不仅隐含着一种带有固定特征的“身份”的本体意义，还体现了具有主观能动性的寻求“认同”的构建过程。在翻译过程中，译者会有意无意地显露本人的文化身份，并通过译本选择、翻译策略的使用来塑造其文化身份。分析译者文化身份有利于我们对译者的翻译选择、翻译策略的使用、翻译观及文化意图等问题有更深刻的认识。
首先是文献法的运用。收集国内外出版的林语堂与辜鸿铭各自的译作以及相关的译评文献，在拥有大量第一手资料的基础上对翻译文本进行细读和综合分析研究，“去粗取精”，以达到预期的研究目标。
其次是比较法的运用。通过对原文文本与译文文本的比较分析，探讨译者身份的彰显形式和手段，以期研究译者主体性在翻译文本选择、策略与传播等方面的决定性作用。从共时角度，林语堂和辜鸿铭均生活在19世纪末20世纪前半叶，经历了清末民初时期，在“东学西渐”的时代，他们开始走出国门，为传播中国文化做了许多脚踏实地的开创性的工作。比较两位译者文化身份的共性与个性，可突显译者身份的习性与规律。
再次是翻译学方法的运用。从不同维度，利用翻译与文化研究、后殖民翻译、社会学等理论理清译者的翻译思想、动机以及翻译观，从字词句到段落以及篇章进行从微观与宏观的剖析与解读译者翻译行为以及目的。
最后是定性研究与定量研究的结合。定量研究主要是在中国典籍文本英译的研究以及林语堂与辜鸿铭各自的英译作品在国外的读者反映统计与分析之中。
20世纪90年代，翻译研究出现了文化转向。斯内尔—霍恩比（Mary Snell-Hornby）突破了把翻译定义为发生在两种语言间的活动的局限，把翻译视为两种文化间的互动，是一种跨文化活动。兰伯特（Lambert）与罗宾斯（Robyns）把翻译也定义为文化间的互动，而不是单纯的语言间活动。安伯托·艾柯（Umberto Eco）则直接把翻译等同于文化，他认为文化不是静止的。“第三空间”理论（The Third Space）是后殖民理论家霍米·巴巴在他的代表作《文化的定位》中提出的概念。巴巴认为在两种文化接触的地方存在一个“第三空间”，文化间的差异在这个空间内发生作用。这一空间的产物即为文化杂合体，它兼具两种文化的性质。巴巴主张殖民与被殖民的情境彼此杂糅，形成“第三空间”，并因而发展出存在于语言认同和心理机制之间、既矛盾又模糊的新过渡空间。
翻译的文化转向使文化翻译勃然兴起，在文化的多元性不断丰富的当今世界，文化翻译观对比语言学翻译观具有现实的进步性，语言学的对等论已束缚了翻译研究的进一步发展。多元系统理论及解构主义理论为文化翻译的第三空间提供了理论解读，文化翻译的第三空间是不同于原语文化和目标语文化的文化交融和冲突的空间，译者作为这一空间的操控者应该尽量以第三者的视角，客观、不偏不倚地审视翻译过程。林语堂与辜鸿铭作为深受西方文化和东方文化影响的翻译家，以他们的译者身份为例，研究其“第三空间”的建构以及“第三空间”对其翻译思想、翻译策略的影响是具有典型意义的。
作为一位作家和翻译家，林语堂在国际国内文坛上享有极高的知名度，曾经被美国文化界列为“20世纪智慧人物”之一。林语堂出生在中国，却有着三十多年在西方国家生活的经历，深谙中国传统文化，同时也熟知西方文化。东西方的生活环境与其熟悉的东西方文化赋予了林语堂双重的文化背景和身份。林语堂作为“两脚踏东西文化，一心评宇宙文章”的大家，履行着文化传递和交流的使命，他的翻译活动在时间上跨越了20世纪20年代到60年代，在空间上从上海到纽约，经历了中国“五四”新文化运动和美国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反文化”运动。林语堂从世界文化的整体眼光来审视中国的传统文化，并以中西文化的互补与交融为最终目的，在履行这个文化使命的过程中，他不得不接受外部环境的影响。他对自己自身的东方文化具有不可割舍的文化情结，同时，他在西方环境下感受到的东西方因经济发展差距带来的差异，以及由此带来的东西方话语权的失衡，为了在西方文化环境中生存，他必须迎合西方主流社会的兴趣以及期待。通过研究林语堂这种独特的文化观在东西文化不平等的话语权中所处的位置与定位，对其双重文化身份背后的文化选择对其翻译文本、翻译态度以及翻译策略的具体影响的解读与分析，梳理林语堂的翻译语言特点。
在近代中西冲突、古今交汇的历史时代，辜鸿铭是一道充满魅力的“人文风景”。他说自己是一个标准的东西南北人，意指“生在南洋，学在西洋，婚在东洋，仕在北洋”
。系统完整的西洋近代教育，完善的知识结构从某种程度上决定了他认识世界的方式，具有“他者”眼光。他毕生逆西学东渐之潮，致力于文化输出且极具世界效应。他是中国人中独立完整英译儒经的开拓者，打破了这一领域长期由传教士所形成的垄断局面，实现了他的文化保守主义的目标，借向西方传播中国文化典籍，由此增进西方人对中国人及其文明的认识与了解。
就林语堂和辜鸿铭二人而言，他们被后人称为近代“中国第一”，究其原因是他们都具备罕见的语言天才，尤其是英文造诣，已臻出神入化之境；他们的著作均在欧美产生了相当程度的轰动效应，阅读范围较广。他们都采取的是“送去主义”的方针来弘扬中国文化，而非以鲁迅为代表的翻译家所持的“拿来主义”态度。本书以具有共性的两位翻译家的文化身份为研究对象，探索他们的异同。比较林语堂和辜鸿铭的译者文化身份，基于他们的翻译文本，通过对比其主要翻译文本的选择、文化取向、翻译策略的选择等，梳理各自的语言特征，甚至附加文本等非语言特征，从寻找译者身份痕迹的过程中探索厘清两位译者文化身份的建构过程。
沿着译者研究的发展思路，可以了解翻译理论发展的脉络，译者的研究经历了传统翻译艺术论中的萌芽和语言学翻译论中的消退，又经历了译语文本理论对译者主体性的发掘，直至走向后现代译论对译者主体性原则高扬这一过程。假设译者文化身份是一个在源语与目的语文化之间做出抉择建构的过程，是个人、群体或民族认同的“想象家园或共同体”。从跨文化视角，利用心理分析以及文化身份的批评方法，基于文化翻译理论、后殖民翻译批评以及语义学，结合文本比较分析，研究译者个体的价值观念取向、信仰是文化身份的主要内容。另外，译者文化身份的接受与认同是重点。对林语堂与辜鸿铭的译作在国内与海外读者的接受与认同研究可以更好地揭示林语堂、辜鸿铭译作在海外传播成功背后的政治学、社会学以及接受美学等深层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