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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的认知是遵循着自我与他者互为主客逐步接近这一模式的。每一个体都会选择一种文化作为自己的文化归属加以认同，绝大多数情况下母语文化就是这一选择，其他文化则视为他者。文化身份的形成就是在自我与他者的相互对比审视中完成的，从这一点来说，翻译作为一种跨民族、跨语言、跨文化的活动无疑是自我与他者相互关系定位的最佳场所。因此，其对翻译的认识与文化身份的界定直接相关。
文化身份是一个抽象和概括的概念，主要是指向某一民族的本质特征和带有民族印记的文化本质特征，它支配着群体和个人的活动，是社会的精神支柱。文化身份所包含的内容很多，如性别认同、价值取向、种族认同和民族国家认同，这些都有一个明显的指向，即意识形态。可见，谈到文化身份，政治意味不言自明。翻译不仅是一种微观的语言之间的转换，更是一种宏观的文化互动。文化翻译的一个突出特征就是强调政治或意识形态对翻译活动的影响。翻译研究文化学派的代表人物安德烈·勒菲弗尔认为，翻译并不是在“真空”中进行的，从原文文本的选择到翻译策略的执行，再到译文的编辑、阅读和评论，都是由不同的译入语文化价值造成的，因此翻译是社会意识形态和文化取向的产物，是一种操控的结果。他把译者置于操控的位置，这无疑大大提升了译者的主体性，从而为译者对翻译策略的主观能动选择提供了理论依据。从各个时期产生的每个原文本的译本，以及后来出现的各种复译本中可以看到，通过翻译，译者在不断界定自身的文化身份的同时，也在不停地构建他者的文化身份。
译者作为在至少两种文化之间进行“飘移”的主体，他/她既要面对宏观的文化差异又要处理具体的文本细节，由文化身份所决定的翻译策略在译文文本中通过一个个细节得到显现，它或者是忠实于原文，或者是悖于原文，或者是一种折衷的意义，但是这些翻译效果都遵循于译者的某种预设的翻译策略。美国翻译理论家劳伦斯·韦努蒂归纳翻译史上出现的翻译策略，提出了归化翻译和异化翻译两种策略。鉴于历史上不同民族之间的文化交流是不平等的，译者在翻译活动中会本着自身所代表的文化地位或者说文化身份的理解和认同，对另一文化译入的文本持着或褒或贬或仰或俯的态度，从而决定了翻译策略的选择。韦努蒂把归化和异化两种翻译策略的源头追溯到德国神学家兼翻译家F．施莱尔马赫及其1813年发表的《论翻译的方法》一文中提出的顺化（Naturalizing）和异化（Alienating）翻译方法。
针对英美翻译现状，他大力提倡推崇异化翻译。这是一种相对贴近原文的翻译策略。表面上，异化产生亲密，译入语读者“直接”与原文“亲密”接触，不需要译者参与协商和辅助。但是，异化容易与不地道的翻译行文挂钩，极易滋生离间之感，降低可读性，甚至导致读不懂。难怪，韦努蒂反问道：“译者能够与本国规范保持一个临界距离，同时又让译作免遭被视为不可读的命运吗？”
诚然，从跨文化角度出发，归化无可厚非。虽然归化翻译可以帮助译入语读者避开陌生感和离间感，但客观上起到的是保持文化距离的效果，似乎违背了跨文化交流的初衷，即缩短了不同文化之间的距离，以便更好地进行真切的相互了解。
韦努蒂认为归化主导了英美的翻译文化。根据民族中心主义思想，把外国的价值观归化到目的语文化中，把原作者请到国内来，迫使外语文本符合译入语的文化规范，这就要求翻译必须以透明、流畅和隐形的方式进行，把译文的异质性成分减少到最少。这种“尽量让读者安居不动，使作者靠近读者”的策略有利于采取这种策略翻译的文本，更进一步掩盖了对本土化文学经典的遵从。异化方法则要求选择一个外语文本，并采用目的语文化价值观所排斥的翻译方法，韦努蒂视这种“尽量让作者安居不动，使读者靠近作者”策略为“一种对目的语文化价值观种族偏离性的压力，显示外语文本的语言及文化异质性，把读者送到国外去”。为了限制翻译的种族中心主义暴力，异化方法极为可取，可以限制英语世界“暴力性”的文化价值观，起到了质疑、改造、甚至打破译入语语言文化规范的作用。异化策略也被韦努蒂称作“抵抗”，是一种不流畅或疏远的翻译风格，意在通过突显原文的异质性身份，并保护其不受译入文化的支配，显示译者的存在。
翻译策略不仅仅是翻译方法的选择，更是一种文化态度和文化立场的选择。异化策略在英语里可以成为抵御民族中心主义和种族主义，反对文化上的自我欣赏和反对帝国主义的一种形式，以维护民主的地缘政治关系。这种抵抗性的翻译策略所抵抗的就是民族中心主义，它的前提是承认文化之间是有差异的，并且使这种差异在译本中有所表现，而不是用通过归化翻译使之通顺，以至于最终被抹除。异化的翻译，简单地说与鲁迅所说的“欧化”或者“洋气”相似，就是要“竭力保持原作的‘风气习惯，语言条理’”，鲁迅本人的翻译宗旨是“宁可‘中不像中，西不像西，不必改头换面’”，“宁信而不顺”。中国古典文学《红楼梦》的颇具影响的两个译本分别是杨宪益夫妇译的 A Dream of Red Mansions 和大卫·霍克斯（David Hawks）跟约翰·闵福德（John Minford）译的 The Story of the Stone 。由于受到不同母语文化和各自文化身份的影响，译者在翻译策略的选择上既流露出相同点也体现了诸多不同。霍译本更多地采用了归化的翻译策略，追求通顺和可读性，尽量符合译文读者的审美期待和接受习惯，而杨译本则更多采用了异化的翻译策略，力求最大范围还原原作的真实性，着力于向西方读者介绍中国文化。由此可见，译者文化身份问题始终影响着翻译策略的选择。
当然，归化和异化作为两种翻译策略和方法并不是矛盾的，而是互相补充的。采用异化翻译可以让译文读者更好地了解异国文化，同时符合异国读者阅读的目的，在带来新鲜感的同时丰富了目的语文化及其语言表达方式，真正起到了文化交流的作用。采用归化翻译，更多的是关注交流的真实意图，它在于通畅和无障碍，为了使交际方式行之有效，应尽量使译文的表达内容和形式在译文读者的了解和接受范围之内，这样才能做到尽可能的交流无障碍。其实，译者有时鼓励读者与原文拉开距离，一个主要的动因是让他们后退一步，可以看清更大的图景，反之，过于近距离的翻译，反而容易导致视野狭窄或视线模糊。这样，未经调和的翻译，可能因翻译中的各种张力引爆冲突，致使交际失败。比如径直把隐喻直接移入译本，表面上看，保持了同样的距离，但效果并不好。在许多情况下，隐喻是不能跨文化直接转移的，否则，是欲“近”则不达。
译者文化身份会影响其文化态度，文化态度又在某种程度上决定了译者的翻译策略取向，不同的翻译策略则会影响译文在译入语中的形象。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讲，译者身份问题是翻译策略选择的关键。本雅明（Benjamin）认为，译文是原文的“来世”（Afterlife），翻译出来的作品是重新改写并创造了一部作品的形象，原文本中的许多典故、谚语、俗语蕴含了大量的文化信息，对于跟原作者有着迥异文化背景的译文读者来讲，在对作品的理解中必定存在一定的障碍或交流的不畅，如何才能更好地展示原作的魅力，还原其本真面貌，则需要译者在其中发挥作用，而在翻译的过程中如何既能保持作品特有的原汁原味，完美呈现典故或谚语等的本意，又能对原文不作较大程度的调整或修改，是十分困难的。在这一过程中，译者文化身份必定会产生影响，以至于决定所采用的归化或异化翻译策略。
文化身份并非孤立静止一成不变的，而是一个不断充实和延续的动态发展的过程。在全球化背景下，译者文化身份不再是简单地一分为二，而是逐渐形成全球性和本土性的综合体。为促进民族文化和异域文化的不断交流和互动，译者须具备全球化意识，在保持自身的本土文化身份，弘扬本土文化的同时，不被全球化的浪潮所淹没。在越来越多的翻译活动中，译者身份的二重性的融合，使得翻译中的归化与异化两种策略也在不断地融合统一。一般说来，绝大多数译者在将外语译成本族语时，很多情况下要对译文做归化处理，而将本族语译成外语时，异化的成分就会占相当大的比例。诚然，任何一个译本都不可能采用完全的归化或异化，这就要求译者应该努力克服自己的文化身份带来的思维定势，辩证地看待其全球化和本土化的双重身份，尽量在翻译过程中做到客观、公正地处理原文中的文化信息，充分发挥译者主体性在异化译法和归化译法之间寻求一个最佳点，以把握好归化译法与异化译法的度，从而使译文在呈现译者翻译过程中的主动性、能动性和创造性的同时，又可以最大限度地保留原文异域性和陌生感，并兼具可理解性和可欣赏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