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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现代语境中，特别是在解构思潮的影响下，译者的地位得到了空前的提高，译者的主体性也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张扬。如韦努蒂（L．Venuti）的抵抗式翻译（抵抗“流畅”与“透明”，提倡译者“现形”），勒菲弗尔（A．Lefevere）的“翻译即改写”，巴西学者的“食人主义”，女性主义提倡的“劫持”和“妇女式操纵”等，都是以译者为中心的具体表现。再如，胡庚申教授提出的以译者为中心的理论建构，认为翻译是译者适应翻译生态环境的选择活动。
译者主体性是客观存在的，是不以人的意志而转移的，其清楚地体现在翻译活动中。因为“每个译者都不是在头脑一片空白的状况下进入一个文学作品的，他有一定的知识结构，一定的文化熏陶，一定的生活和社会经历与经验，有一定的审美能力和审美倾向，也就是他对文本有一个‘前理解’”
。传统的译学忽略译者作为原文与译文的中介者，译者实际上是翻译中最积极的因素，介入翻译时不可避免地要发挥其主体性，并且会带入其个人的主观色彩和展现其个性特征。诚然，译者必须在源语文本的框架内进行翻译，但是翻译过程同时也是译者不断做出选择的过程，有时甚至是取舍的过程。每个人由于自身的成长环境、教育背景、生活阅历以及性格爱好各有不同，因而每个人都是一个异于他人的独立个体。翻译不是在真空中进行的活动，译者的翻译行为受到了诸多因素的制约，“翻译者的主观因素，其个性、气质、心理禀赋、知识面、语言应用能力、乃至译者的立场、道德因素，无不对翻译活动起着直接而重要的影响”
，同时他/她在从事翻译活动时又必须发挥其主观能动性。
翻译对于译者来说也是一次次旅行。译者须穿行在两种不同的文化之间，起着文化协调人的作用。他/她不仅是语言中介者，还是文化中介者。“译者是在两种不同语言体内单语交流者们中间的使用双语起中介作用的媒介。”
从翻译过程来讲，译者是原文与译文的中介者，同时也是原文作者与译文作者的中介者，是翻译活动中最积极的因素，处于最为关键的核心地位，指引并控制着整个翻译过程。一方面，在“原文—译者—译文”三元结构中，译者位于中间位置，尽最大努力理解原文，并将其转化为译文；另一方面，在“作者—译者—读者”三元结构中，译者处于支点的位置，尽力保持其他两个因素的平衡，通过自己的努力使原文作者和译文读者得以沟通，并在必要时做出相应的调整。可见，“译者既是原发语篇的接受者，又是译入语篇的创造者，处于‘上情下达’的中间、核心地位，正是：翻译的‘好’‘坏’全靠译者的‘思考和感觉’，可谓‘成’也译者，‘败’也译者。”
译者的主体性是作为翻译主体的译者在尊重翻译对象的前提下，为实现翻译目的而在翻译活动中表现出的主观能动性，其基本特征是翻译主体自觉的文化意识、人文品格和文化、审美创造性。这里译者主体性的含义是指译者在翻译活动中创造性地发挥自己的主体意识，在翻译策略和翻译方法上突显译者的独特个性。其内容主要体现在接受原著过程中的主体性和审美在创造过程中的主体性，二者相互融合并贯穿翻译过程的始终。具体来说，译者主体性有四个方面的特点，即译者的主体性意识，译者的意向性与选择性，译者的主体创造性，译者的操纵或抵抗
。首先，在翻译中，译者的个人风格、能力和素养甚至观点，通过译者的主体意识或潜意识，或者采取凝缩、改装、改写等方式，会在译文中表现出来。其次，源语文本通过译者的翻译或阐释在译入语中生存下来。意大利谚语“Traduttore，traditore”（翻译者即叛逆者）也体现了译者主体创造性的一个方面。译者通过自己的努力试图打破原文的桎梏，穿越时空的限制，为译入语文学带来新的惊喜。译者主体创造性的叛逆在于“它把原作引入了一个原作者原先所没有预料到的接受环境，并且改变了原作者原先赋予作品的形式”
。再次，译者的意向性是指在特定的情况下他/她的意图行为。由于一个文本可能具有一种或多种意向，所以译者通常需要决定传递原作的某一种意向。这种选择体现了译者的主体意向。“作者的意图本身是个复杂的文本，它可以被讨论、被翻译甚至被作出各种不同的解释。”
译者的选择性还体现在对所译文本的精心选择上。此外，译者对译文进行操纵的方式就是改写。翻译研究“文化学派”认为，翻译是对原文的改写，这种改写反映出译者的意图、意识形态和诗学。翻译实践证明，抵抗有利于反抗强权话语和文化霸权主义以保护文化多样性，抵抗意味着让“他者”出场，让译者在场，即发挥译者的主体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