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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译作为“文化超越过程”，是在目的语文化和社会中形成的异域文化身份。可见，翻译对异域文化身份有着巨大的建构力量，而这种建构背后隐藏的却是本土的政治和文化关怀。特贾斯维妮·尼南贾纳在其《为翻译定位：历史，后结构主义和殖民语境》一书中详细解析了18世纪、19世纪初的英国殖民译者是如何通过翻译印度文献来塑造印度人品行卑劣、愚昧无知、逆来顺受的形象的，从而既突显了“‘高等’欧洲文明的高尚风貌”
，又为英帝国主义的殖民主义扩张提供了貌似崇高的借口。斯皮瓦克在其著作《教学机器之外》里也一针见血地指出“翻译是一处简单的模拟表演，将对他者在自我之中的痕迹的感应活演出来”
。劳伦斯·韦努蒂在研究美国对现代日本小说的翻译后发现，随着美日两国从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不共戴天的仇敌转变成为冷战期间不可或缺的盟友，日本小说的英译典律着意将日本塑造为一个被审美化了的完美国度，与其以往穷兵黩武的形象截然相反，这明显是为了对美日外交关系从本土给予文化上的支持
。
翻译对本土文化身份也起着重要的建构作用。正如韦努蒂指出，翻译“不可避免地被用来支持雄心勃勃的文化建设，特别是本土语言与文化的发展。而这些项目总是导致了与特定社会集团、阶级与民族相一致的文化身份的塑造”
。学者张景华（2004）从后殖民理论角度解析了翻译的政治、典律和伦理，以及它们与构建民族文化身份的关系，并指出弱势文化的译者应避免自我殖民，应该借助于翻译对本民族的文化身份进行重新书写。
关注译者文化身份的定位，以及译者的文化身份对翻译的影响。谢莉·西蒙（S．Simon）和路易斯·冯·费洛图（L．von Flotow）在她们的著作中都提到了女性主义译者为忠实于自己的性别身份政治而充分发挥自己的主体性，对原作进行种种形式的操控。女性主义译者在翻译中应尽量以女性意识驾驭文本，以便“使女性在语言中显现，从而让世人看见和听见女人”
。学者杨仕章分析了译者的主流身份（国家身份和民族身份）和亚文化身份（地域身份和社团身份）如何影响译文最终的面貌。他指出，就国家身份而言，译者总是从自己国家的政治立场和意识形态上来处理翻译问题；就民族身份而言，强势文化和弱势文化的译者在翻译对方作品时通常会采取不同的策略；译者亚文化身份对翻译的影响则主要体现在译文的语言特色上。
张景华
也分析了译者文化身份定位问题，指出，全球化语境下的译者文化身份是全球性和本土性对立统一的矛盾综合体。在汉英翻译中，我国译者应该坚持正确的国家身份、民族身份和地域身份以弘扬我们优秀的民族传统文化。袁英将文化身份用于翻译家研究，探讨了徐志摩在中西文化碰撞冲击下形成的独特文化身份对其翻译文本选择、翻译动机及翻译与创作间关系的影响
。
总的来说，翻译对他者文化身份的塑造既然是为了满足内需，就很可能同时参与了本土文化身份的建构，在某种程度上，这两点是互相交叠、渗透的。译者文化身份的定位也必然要涉及译者对本土集团的归属，作为团体成员的译者通常会按所属团体利益的需要而对翻译材料进行加工处理，因而可能造就某种类型的异域形象，并对本土文化身份的建构产生一定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