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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界对文化身份研究的兴起的时间和有关的探讨目前尚无定论。在《文化身份和全球化进程》一书中，乔纳森·弗雷德曼从文化政治的角度将对文化身份的关注定格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从1970年代中期起（在美国还要更早）兴起的文化政治从建立在普遍进步和发展基础上的现代政治全面转向……转向与性别、地方或种族身份相关的文化身份政治。这变现为‘新’身份，新社会类别以及通常情况下新政治群体的增生。”
文化身份是特定文化的产物。异质文化之间的冲突形成的集体文化意识使集体文化身份与他者文化区分开来。异质文化之间的冲突交织着的文化身份政治遵循着拉康（J．Lacan）的文化心理学的自我与他者的二元对立和互动原则，葛兰西（A．Gramsci）和威廉姆斯（R．Williams）的压制与反抗的霸权理论，后殖民文化批评的中心与边缘的对立、颠覆和对话原则。安东尼·吉登斯（A．Giddens）就认为身份是一种思维模式，是一项身份工程
。
所谓文化身份，是指“人们对世界的主体性经验与构成这种主体性的文化历史设定之间的联系”
。简言之，是一个个人，一个群体，一个民族在于他人、他群体、他民族相比较下所认识到的自我形象。宏观层面的文化身份包括国家身份和民族身份；微观层面上的文化身份则是某一个体或群体根据不同的地域、职业、性别、年龄和阶级等形成的。按照社会学家张裕禾
的观点，文化身份的构成成分之中最为重要的是以下五点：
（1）价值观念或价值体系，包括宗教信仰、伦理原则、世界观和人生观、集体和个人的社会理想。这是文化身份的核心部分。
（2）语言。包括书面语、口语、方言、行话以及表达语言的符号——文字。在身份体系里，语言扮演联络员的角色，其他部分都通过语言起作用。
（3）家庭体制。包括家庭形式、婚姻关系和家庭内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对于一个民族来说，家庭就像个文化身份的三棱镜，凡是文化上具有特征的一切，在家庭生活中都会得到反映。
（4）生活方式。主要指衣食住行，即穿着方式、饮食习惯、居住方式和交通方式。
（5）精神世界。指的是一个民族在历史发展过程中集体记忆里所储存的各种形象。
个人文化身份会对其行为造成影响。查尔斯·泰勒在讨论“身份危机”时指出，身份问题与意义和价值相关，因此，在“身份”与“取向”之间存在基本的联系。换言之，知道自己是谁也就是在道德的空间里做出自己的取向选择：正是在该空间中，诸如好与坏、值得做与否、什么对你是有意义的和重要的、什么是微不足道的或第二位的等问题出现了
。
人类的认知遵循着自我与他者互为主客逐步接近这一模式。每一个体都会选择一种文化作为自己的文化归属加以认同，绝大多数情况下母语文化即是这一选择，其他文化则被视为他者。文化身份的形成就是在自我与他者的相互对比审视中完成的。身份“绝非静止的东西，而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人为建构的历史、社会学术和政治过程，就像是一场牵涉各个社会的不同个体和机构的竞赛”
。也就是说，文化身份是一种社会建构，因此经历着不断的变化。文化身份的建构依赖于某种“他者”。自我正是通过与“他者”的比较、互动与协商而得以定义。强势、主流的文化将弱势的、边缘的文化他者化，以便为自己的身份定位，并获得一种“位置的优越”
。正如乔治·拉伦所言，“只要不同文化的碰撞中存在着冲突和不对称，文化身份的问题就会出现。”
因此，对文化身份的特性有三点共识：文化身份是随着时间和空间的转移而变化的；文化身份的成分与成分之间是互动的，是相互渗透、相互依存、相互制约的；文化身份一旦形成，便具有一定的稳定性，是个常变常新的延续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