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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译者”？查阅《现代汉语词典》，有“译员”（翻译人员（多指口译的）），无“译者”。再查阅1997年版林煌天的《中国翻译词典》，也未见对“译者”的定义。我们只在孙艺风等编译的《翻译研究关键词》中看到，将“Translator”译为“译者/译员/翻译家/笔译人员”是“将源语文本的意义用目的语进行传达的交际专家”。
任何一种翻译活动都离不开在其中起着重要作用的译者，都离不开译者对原作者所认识的事物的再认识和再表达。译者是翻译过程中的一个重要因素。译者作为一个具有独立思维、文化立场和价值观的个体，其主体性和主观能动性会在选择源语文本、制定翻译策略、处理翻译文本、解决翻译困难以及追求翻译目的的整个过程中得到体现。译者作为个体在某些时候对翻译过程和翻译结果的影响是决定性的，而译者作为群体在译介源语文化和丰富目的语文化，从而推进人类文化的整体历史进程上发挥重要作用。
从整个翻译发展史看，过于强调译文对原文的忠实，遮蔽了译者。伴随着20世纪70年代翻译界兴起的“文化转向”（Cultural Turn），对译者的研究才成为研究的热点之一。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预示着翻译的文化功能将成为译论研究的重点。然而，翻译的文化功能的实现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译者的意图和文本在目的语中的功能转换。因此，翻译研究中对译者的作用既不能“视而不见”，也不能只是停留在一般的呼吁“正名”阶段，而应当做的是，确立译者在翻译活动的“中心”地位。
传统翻译理论在二元对立认识哲学的影响下注重作者和原文，一味主张以原作为权威，一味追求译作与原作全方位的契合，把“忠实”看作翻译的最高标准。译者唯有紧跟原作，唯作者是从，在翻译过程中束手束脚，以免留下痕迹遭人责骂。在此种情况下，译者的主体性受到压抑，其地位被边缘化，成为沉默的“他者”。译者的形象也被比作诸如“舌人”、“仆人”、“奴隶”、“媒婆”、“翻译机器”、“美而不忠的女人”等。这些比喻指出了翻译的特点和困难，也暗含了对译者的价值判断。
古今中外对译者还有很多精彩的比喻，如哲罗姆的“征服者”、德莱顿的“画家”、鲁迅的“Prometheus”等。还有不少译论家将译者比喻为“桥梁”、“摆渡人”、“协调者”、“钢琴演奏家”、“雕塑家”、“演员”、“摄影师”、“叛逆者”、“隐形人”、“杂家”、“学舌鹦鹉”、“传声筒”、“应声虫”等。虽然褒贬不一，但从一个侧面表明了译界对译者的身份和作用问题的关心和关注。
翻译是两种文化之间的交流活动，翻译不是在真空里进行的，两种语言之外的社会、历史、文化等因素都对翻译活动和翻译的结果产生着重要的影响。译者主体性是客观存在的，并且译者在翻译文本中是不可能隐形的，有时甚至会主动站出来与目的语读者进行交流。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兼有双重身份——（源语文本的）读者身份和（目的语文本的）作者身份。但是，译者不同于一般的读者，他承担着对原作进行传达的责任和义务。他不仅要读懂原文，更要读透文字背后的蕴意，因此当译者的难度远远大于当一般的读者。一部好的作品，不仅是这种再认识和再表达的结晶，更是译者独具特色的身份证明
。
翻译不可能与原作相等，因为原作通过翻译已经起了变化；况且，没有蜕变，“后起的生命”也不可能产生。
所以，译者不仅是原作的读者，更是原作生命的延续形式——译本的作者。可以说，译者的劳动甚至高于原作者的创造性劳动。原作者按照自己的喜好选材，并且完全按照自己的写作风格进行创作，只拥有自己的世界观。而译者却要面对不同的时代、不同的世界观和不同的风格。于是译者必须是不同文化的中间人，译者要将两种或两种以上的文化结合于一身。翻译时，他不仅要考虑篇章词句和狭义的上下文的联系以及原作的文化精髓，而且还要考虑时代、民族、阶级文化背景和读者的需求，考虑作品的思想、风格和具体的历史环境，考察作者的世界观、创作意图、艺术手法和总的艺术风格，以及译文所能产生的艺术效果和社会作用等。
在后现代语境下，“读者的诞生必须以作者的死亡为代价”，作为原作的读者群体里的一员，译者主体在“作者死亡”的前提下获得了充分的自由，尤其是女性主义翻译和后殖民主义翻译中译者主体性获得了极度张扬。对此有必要对译者主体性问题作出新的阐释以使翻译主体性的理论认识趋向积极的发展轨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