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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语言是文化的载体的话，那么作为语言转换手段的翻译就与文化永远也脱不了干系。美国著名翻译家尤金·奈达博士更是指出：“对于真正成功的翻译而言，熟悉两种文化比掌握两种语言更重要，因为语言只有在其作用的文化背景下才有意义。”（For truly successful translating，biculturalism is even more important than bilingualism，since words only have meanings in terms of the cultures in which they function．）
当然，他这里所谓的“翻译”实际上是针对一切翻译的门类而言的，包括文学的和非文学的各种类型。即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对于目的语文化背景的考察怎么细致都不过分，除非他不希望自己的译本得到认可与接受。当然，所有翻译行为所介入的环节都必须以语言作为前提和条件。理论上讲，语言不仅具有认知与表达功能，还有储存文化信息和传播文化传统的社会功能。因此，当用文字表达一种思想或叙述某个事物时，它便不再是单纯的语言传播，而是文化的传播与流布。语际翻译当然就更是如此了。翻译的过程因此变成了由单纯的文字转换成为借助文字来阐释其文化意义的过程，而且更为重要的是，翻译文本所承载的社会功能在此过程中得以实现。很明显，我们可以看到，源语的文化价值观以及文化习俗在经过适度改造（为的是不与东道国的文化传统相悖，从而引发抵制和排斥）之后，就可以比较顺利地在目的语文化中立足。翻译也是两种不同的思想文化交流与碰撞的过程。因此，对于译者在翻译中的角色，王佐良先生曾一针见血地指出：“他（译者）处理的是个别的词；他面对的则是两大片文化。”
因此，从这个意义出发，我们可以说，了解目的语文化传统乃是一切翻译活动和文化交流得以成功的重要基石。
翻译与文化密不可分的另一方面表现在翻译活动的目的性以及翻译选材的倾向性上。翻译什么样的作品？如何翻译？往往视目的语文化语境不同而有所不同。事实上，它不仅受翻译场域的制约，也受译者自身文化身份的影响。换言之，我们无法期待清末的翻译家林纾用白话和异化的翻译策略来进行翻译，因为他所置身的翻译场域不允许他这样做。其目的语文化需要的是一个经过改造的、满口之乎者也、留着长辫子的西洋卫道士的形象。如若不然，定会招致当时知识界甚至是全社会人士的口诛笔伐。后来的事实也证明，正是林纾迎合国人欣赏好尚的“豪杰译法”，为他的诸多译作赢得了巨大的文学名声；而这些翻译作品在当时所产生的巨大社会影响以及非同寻常的文化启蒙作用，是我们后来者所无法想象的。当然，我们认为选材的倾向性通常也依赖于目的语文化建构的需要。例如在文化转型期，翻译活动之所以出现高潮，就是目的语文化语境出于从翻译中吸取营养、建构新文化的实际需要。美国战后之所以出现了一次翻译东方、翻译中国的热潮，就是美国的知识界希望借古老的东方文明的清新之风来荡涤美国文化中的陈腐之气所致。显而易见，翻译总是在各个层面与文化相关联。因此，良性的翻译活动与文化交流就必须走出本土文化的封闭圈，敞开胸襟，以一种包容的姿态去理解和接受异国文化。其实，这样的世界胸怀无疑将推动本土的文化建设。
就翻译的社会性而言，翻译活动就是一种具有一定目的性和倾向性的文化交流活动。在不同的历史时期，翻译总是承载着不同的文化功能。因此，译者对于翻译题材的选择以及翻译内容的取舍都不可能是盲目的。甚至，从某种角度来看，目的语的文化需求就是翻译的目的，而翻译目的决定了译者的选材标准和最终的翻译策略。从这个意义上讲，作为翻译行为的实施者——译者而言，如果对翻译对象有较好的文化意义上的了解的话，其翻译作品就容易得以流布和接受。反之，则会显得生硬呆板，甚至晦涩难懂，最终被读者弃置一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