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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译实践有着悠久的历史，但翻译作为一门学科的历史却不久远。翻译实践和经验性的译论曾经“一统天下”，东西方皆然。擅长于分析的西方翻译学者体系化地发展出了各派翻译理论，而我国的翻译研究仍停留在经验的层面上，未能建立其中国特色的翻译构建体系。曾几何时，躬身实践的翻译家对长于逻辑思维且喜欢“空对空”的理论家嗤之以鼻；搭建体系的翻译理论家对长于形象思维但不善于升华的实践家“指点江山”。
从本质上讲，翻译是一项重要的文化交流活动，犹如一座桥梁，把两种相异的文化连接起来，在跨文化交流中扮演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在这种双语转换的交流过程中，译者无疑是最活跃的因素，因为翻译是一种涉及作者、译者、读者的工作，对于作者和译文读者来说，译者是中介，他既是两者沟通的媒介，又是保证交流顺利进行的关键。
翻译与翻译研究的历史，归根结底是译者“怎么译”和译评者“怎么评”的历史。为什么要以译者为切入点对其行为进行研究？译者作为翻译活动的主体，是意志体，译文中必然融入了太多译者意志性的东西。
众所周知，严格意义上的翻译专指两种语言之间的转换。专业读者出于学术研究的目的，因而会更多关注语言本身；而大众读者则出于阅读欣赏之需要，更关心语言的表达是否自然明晰。也可以说，前者对于形式的关注甚于后者，而后者对于内容的强调则明显甚于前者。事实上，对于大众读者而言，判断一个译本是否优秀，就是看它是否与目的语文化传统以及读者自身的审美意识相一致。换言之，就是看源语与译语在文化功能上是否实现了对等移植。毕竟，读者都是带着文化先结构的“有色眼镜”去理解和接受外来文化的。如果翻译文本所折射出的文化基因与目的语所代表的文化身份相冲突，那么翻译文本就很难在异域文化中站稳脚跟。当然，如果二者可以和谐共存的话，翻译文本就可以在目的语文化中大行其道，甚至完成翻译文本的经典建构历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