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纵观中西方翻译史，对译者的研究一直存在着一种悖论式话语：一方面认为译者的作用举足轻重，因为要求译者有一种复制原本的高超能力；另一方面又说译者的作用无关紧要，因为他们只需要鹦鹉学舌的本领，而无需有自己的创见。要求译者有艺术家一般丰富的情感融入到作品的理解之中，同时又要求译者不偏不倚，保持中立价值，进行理性的复制。
长期以来，由于受“原文至上”观点的支配，以至话语权力的失衡，译者身份常处于边缘化的隐身位置。到20世纪末，中西方翻译理论研究中出现了一些研究译者的专著，如韦努蒂的《译者的隐身》（
Transaltor's Invisibility
），罗宾逊的《译者转向》（
The Translator's Turn
），以及郭著章的《翻译名家研究》等。对译者的关注是多元文化的存在、不同题材翻译的产生和相对于特殊的交际效果和目的的追求等因素共同作用下的产物。
译者文化身份分为译者的主流身份（国家身份和民族身份）和亚文化身份（地域身份和社团身份），身份的定位直接影响译文最终的面貌。就国家身份而言，译者总是从自己国家的政治立场和意识形态上来处理翻译问题；就民族身份而言，强势文化和弱势文化的译者在翻译对方作品时通常会采取不同的策略；译者亚文化身份对翻译的影响则主要体现在译文的语言特色上。处于边缘地位的译者，也可以是说一种优势，因远离中心，视角可能更广阔，看得可能更全面。处于边缘、弱势地位的译者，为实现平等对话，立足于“他者”和“自我”、主流身份和亚文化身份等多重双面视角，反而可能带来更多的异质文化。因此，对译者文化身份的寻求就成为被边缘化的群体挑战主流文化、发出自己“声音”、增强民族凝聚力的有力武器。
翻译需要一种以差异为前提的理解和构思，一种以指涉和参与为先决条件的表达。真正纯熟的翻译是要进入一种自然流露的状态，参与一个多元决定的建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译者心中栖息着复数的“翻译主体”，包括理解原文意思的主体，诠释“口述”文本意思的主体，将意思转换成“艰深的汉（译）文”的主体。这等于说，翻译的过程是阅读的过程；阅读的过程也是阐释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译者从瞬间的理解过渡到瞬间的表达。这也等于说“读者通过创作接受作品”
，而译者则通过重新建构来再现原作，因此，翻译也是一种阅读游戏，译者就是“作为译者的读者”（Reader As Translater，RAT）
，而且是最耐心的、最亲密的、最可信的读者。他/她不仅要弄懂每一个字、词、句，还要身不由己地、本能地、自发地被文本所慑服，被一种特殊的语境、文化、语言所慑服。在这种被慑服的状态中，主体与客体、源语言与目标语、自我与他者之间的界限于瞬间消失了，于是，译者在距离自我最近的地方跨越了他者的踪迹。
在身份寻找的过程中，人总是因为天真幼稚无知以好奇开始的，这样不同的身份特质才会涌现出来，与此同时在改造、评价、反思、渴望认同中不断建构自我。通过翻译，译者在不断界定自己的文化身份的同时也在不停地构建他者的文化身份。因此，译者的文化身份是在双语甚至多语言文化中逐渐构建着自我以及他者的文化身份。这等于说，译者文化身份就是在动态的源语言文化身份与目的语语言文化身份之间作出一个平衡抉择，以求达到再现自我文化的需要以及满足“他者”文化的视野期待。
译者文化身份在建构的同时，其身份痕迹也就从非常隐蔽的地位开始显现出来，从而到现在得到人们的普遍认可和关注。将译者在翻译过程中痕迹的表现形式明晰化、条理化，就是本研究的目的之一。译者身份的痕迹不仅仅可以从译者在语域、体裁甚至时代性语言等文体特征体现出来，也可以从译者对翻译文本的选择以及对翻译策略的取向等层面上梳理和发掘出来。
一般说来，译入还是译出的选择，这与译者文化身份相关。相近（似）的文化心理，可使译者更有资格代表译入语读者，进行有关文字和文化的协商、调剂和沟通，以达到更好的交际效果。在文化翻译的复杂而多变的过程中，译者总是迫于进行阐释，因而间离了译文和原文，而且还间离了译文和根植于原语的语言结构里的他者。于是，对涉及不同语义可能性的任何一个具体的词汇、短句或隐喻的多重特性的阐释，就可能造成翻译的距离变化。这样译者主体性的突显莫过于阐释的行为了，其身份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在阐释的结果上，而后者则反过来参与了塑造译者的身份。此外，译者文化身份的体现，需要从译者所选文本类型、翻译策略的选择等背后因素所提供的非语言信息和翻译文本以及附加文本（Paratexts）所传递的语言信息来折射。
译者文化身份的特征首先表现出来的是一种动态的建构，但也具有一定的稳定性。需要指出的是，在全球化的影响下，人口的流动大为增加，越来越多的人旅居他国，经过与当地文化的杂糅，其文化身份也悄然发生改变，于是就有了离散译者身份，也称族裔散居译者身份。这些译者与原语文化与译入语文化的心理距离在变化，一方面，怀乡之情挥之不去，另一方面，与所居住国的文化近距离接触，“日久生情”。这些译者也是文化使者，势必更能直接地从事跨文化交际。总之，译者文化身份的特性将表现为：杂糅性、异质性、相对性、多重性。通过翻译过程和翻译行为可以折射出译者的文化价值取向、文化身份定位以及翻译策略取舍等。
既然文化身份的形成是在自我与他者的对比审视中完成的，那么认知主体的视角以及其意识就至关重要，无论承认与否，翻译尤其是文化翻译强调政治或意识形态对翻译活动的影响。翻译研究文化学派勒菲弗尔认为，翻译是社会意识形态和文化取向的产物，是一种操纵的结果。他提出的“折射”（Refraction）和“改写”理论，不仅关注翻译的内部研究，即从文本到文本的转换过程，而且关注翻译的外部研究，特别强调意识形态、文化、历史等对翻译活动的影响。翻译实际上让译者进入了一个极其复杂多元的“权力网络”，即一种广义的意识形态活动。
在翻译过程中，有些操控是十分明显的，甚至是有形的，是很容易被人们所注意到的。而另一种操控是十分隐蔽的，是人们难以自觉认识的，那就是意识形态对译者的操控作用。英国文化理论家特里·伊格尔顿（Terry Eagleton）认为，“意识形态是一组话语策略，对统治权力感到难堪的现实予以移置，重铸或欺骗性解说，以此为权力的自我合法化做出贡献。”
根据伊格尔顿对意识形态的16种定义，意识形态大致可以归纳为群体意识形态、社会意识形态、个体或个人意识形态三类。“意识形态指的是社会的、政治的思想观念，或世界观。它可以是社会的、上层的，也可以是个人的。”
翻译作为一种跨文化交际活动，除了受个人的文化素养的影响之外，还要深刻地受到所处的意识形态环境的影响。西班牙学者玛丽亚·维达对意识形态在翻译中的影响曾这样描述：“后现代主义哲学和后结构主义的出现，导致了层级削减，这使得翻译和译者的地位总算趋于合理。与此同时，也再次证明了翻译既不是纯洁的也不是无辜的。译者的意识形态、赞助人的意识形态和译作待出版的出版中介的意识形态，都是非常重要的因素，他们足以改变产品的最后形态……翻译不过是译者传递意识形态的一个借口罢了。”
事实上，翻译不仅是译者传递意识形态的借口，还是译者自身文化态度和意识形态的客观载体。表面上看翻译是两种文化之间的平等友好交流，而这种交流的背后真正隐含的却是种种权力的斗争，实际上，翻译往往是不同意识形态之间对抗之后妥协的结果。正因如此，译者的意识形态在某种意义上会和原文作者的意识形态产生共鸣或矛盾，从而影响对源语文本的翻译。
翻译是译者置身于社会文化语境中的一种语言转换行为，那么，语言便是译者的工具，一种危险的工具，一种可以引发灾难的工具。世界上任何一种语言都不是中立的，它被附加了一整套涵盖社会、历史、政治、经济、文化、民族等各个层面的价值和意义。它绝非清白无辜，通常隐含着某种与之相关的对于世界的见解。这种对于世界的见解与某个机构或社会组织的合法性以及维系其存在的权力休戚相关。可以说，语言与语言的使用从一开始就是非中性的。它是一种权力的工具，或者说，权力通过语言发生作用，语言是代表权力关系的意识形态的一种载体。由此推理，借助语言以实现翻译目的的翻译行为本身与意识形态难脱干系。毋庸置疑，译者在语言转换过程中总会自觉或不自觉地以一定的意识形态为翻译导向和参照坐标，对拟翻译文本的内容与形式加以处理。
翻译功能学派认为：译者在特定的社会背景下工作，按顾客认同的标准生产特定目的的译文。社会条件的制约反映在译文的语言结构中，即译文将揭示出社会的、意识形态的、散漫的、语言规范的以及规范与约束的影响。
译者的任务是发现翻译的潜在目的并生产出相应的文本。对翻译文本的选择以及采取何种方法翻译都取决于社会机构的兴趣、目的和动机，同时也取决于文本自身，如词法层面（有意选择或不选择某词）与语法层面（使用被动结构以避免出现有关施动者的表述）；在文本中，意识形态总是比较明显的，它的多寡取决于文本的主题、文本类型与交流目的。这些为强化译者文化身份以及建构译者主体身份提供了很好的理论依据。
诺德（Christianne Nord）提出“功能加忠诚”的翻译原则，就是为了避免译者可能在翻译实践中无限制地滥用权力与主体性。他强调翻译应为目的语读者达成愿望，但同时应不背叛原文作者与译文读者的交流意图和期待。当然，不背叛他们并不意味着要自始至终地与他们保持一致，“有时我们的目的就是为了与他们的意愿相左。在这种情形下，忠诚就是要求译者将他们的行动纲领置于一个开放的状态并用翻译目的去证明它是合法正当的（例如通过序言或注释）。”
显然，翻译中的序、跋、引言、附录、注等各种副文本形式都是为了帮助译者达成某种翻译意图，并企图通过这种种言说方式来证明其行为的合法性。
米歇尔·福柯（Michael Foucault）是权力话语理论研究的代表人物，作为一个“实证主义者”，他所关注这个世界内容的重要组成部分就是权力、话语与知识，这三者互为关联，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他所提出的权力话语理论，不仅让人们认识到了权力的普遍存在，还为相关的研究提供了理论支撑。在他看来，权力是一种对人们思想行为的控制力和支配力。它包括有形的权力（如政权机构、法律条文等）和无形的权力（如意识形态、道德伦理、文化传统、宗教等）。这些权力相互作用，形成了一个庞大的网络，任何人都无法独立于这个网络而存在。同时，权力网又是动态的，它会因文化和历史时期的不同而不断发生变化。
话语与权力是紧密相连的。该理论认为“话语是权力的表现形式。它不仅是施展权力的工具，同时也是掌握权力的关键。每个社会的各个层面都有着其特定的话语，控制和驾驭着成员们的思维和行动。话语犹如一张网，网住了它所该笼罩的成员，使他们能够按照一定的规矩和秩序来思考和行动。”
话语这张网的幕后推手是权力，话语编织的网络是权力的网络。因此，话语的实质就是权力。权力话语告诉我们话语意味着无形的、无边的、巨大的权力，权力的施展依靠的是话语和知识，权力透过话语来施加影响。译者作为翻译这一社会活动的主体，处于社会的权力网络中，其文化身份的构建必然会受到权力的影响。
译者是社会中的人，他的思想和行为必然会受到所处社会文化和意识形态的影响。而这里所说的意识形态同样属于权力范畴。译者作为读者，他对于文章的理解，多多少少会受到头脑中固有知识框架的影响；译者作为作者，又会根据自己对原文的理解构建出新的知识框架，来指导译文的表达；译者作为使者，介绍什么，介绍多少，又会受到已有知识框架的限制。这里被频繁提及的知识框架同样是权力的产物。文化地位的不平等也与权力密切相关。从本质而言，文化地位的不平等恰恰是由于权力地位的不平等导致的。具有较高权力地位的一方，其文化往往就会处于强势。而话语是权力的表现形式，强势和弱势文化才会就话语权展开激烈的争夺。由此可见，权力最终决定着译者文化身份构建的必要性。
译者文化身份的构建是一个复杂的过程，也会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其中，权力的作用不容忽视。内部和外部权力均会对译者文化身份构建过程产生较大影响。那么，权力是怎样进入文化翻译过程的呢？将一种文化的某些方面译入另一种文化绝非简单的语义转换。相反，两种文化的自我形象（Self-images）都力求在翻译中呈现出来，并为此而发生冲突。这个过程既是话语层面又是非话语层面的实践。
内部权力对译者文化身份构建过程的影响。内部权力主要指来自本土的权力因素。其对译者文化身份构建过程的影响主要表现在本土文化形象的塑造和提高译者的民族意识两个方面。多数情况下，译者在本土文化的氛围中生活，其思想和行为必然会受到潜移默化。这种影响可能来自译者所接受的教育、媒体宣传、政策制定、宗教传播、日常交流等。这些权力话语相互作用，形成知识并在译者的头脑中塑造出本土文化的形象。而随着时间、空间等诸多因素的变化，被塑造出的文化形象也会随之改变。因此，内部权力对译者文化身份的构建是一个长期的过程。
此外，内部权力对译者文化身份构建的影响还表现在提高译者的民族意识上。语言文字承载着文化。译者通过翻译将一种语言转化为另一种语言时，必将引入异域文化。两种文化之间的碰撞也就在所难免。如果译者没有充分认识到这一点，就很容易在不经意间沦为文化殖民者的同盟。为了使异域的优秀文化为己所用，同时又保护自身的文化不受到侵害，内部权力因素可通过限制原文引进、严把译文审查、加强对译者的教育、制定相应的规范等形式，提高译者的民族意识，从而规范译者文化身份的构建过程。
外部权力对译者文化身份构建过程的影响。与内部权力相对的是外部权力，即来自异域的权力因素。它对于译者文化身份构建过程的影响存在显性和隐性之分。显性影响主要存在于殖民化进程中。殖民者通过限制译者的人身自由、强制接受殖民者的文化思想或规定译者的翻译内容等方式，参与译者文化身份的构建，使译者沦为精神殖民的工具。与显性的权力相比，隐性的权力存在范围更广，也更不容易被察觉。例如，源语国可通过发展旅游、主办会议等各种方式对其文化进行宣传，以激发目的语读者的兴趣，从而引导译者做出翻译的选择。此外，源语国还可以通过对部分文学作品和作者的大肆宣传、发表相应评论、塑造文学经典等方式，引起译者的注意。再者，一些出版社还会通过约稿、支付高额稿酬的形式，促使译者做出翻译的决定。如此，译者每一次翻译决定的作出都证明了隐性的权力能够影响译者文化身份的构建。
权力对译者文化身份彰显的制约。前文讨论了译者文化身份构建的原因和过程，那么构建的结果怎样呢？这就要说到译者文化身份的彰显。对于译者来说，这种彰显主要表现在对原语文本和翻译策略的选择上。就原语文本的选择而言，译者会根据自身的文化身份定位，对文本进行多方面（诸如体裁，中心思想等）的考查后，做出选择。而就翻译策略的选择而言，主要表现在译者对于归化和异化翻译方法的使用上。以《红楼梦》的翻译为例，杨宪益、戴乃迭夫妇和大卫·霍克斯的译本都颇具影响。然而，由于受到不同母语文化和自身文化身份的影响，霍译本更多地采用了归化的译法，追求通顺和可读性，尽量符合译文读者的审美期待和接受习惯。而杨译本则更多采用了异化的译法，力求最大范围还原原作的真实性，着力于向西方读者介绍中国文化。
然而，这种彰显不全是由译者一人决定的。实际上，翻译主体总是处于被动的地位，总是处于被社会主流意识形态支配和操控的地位，翻译主体总是要参与维持和支撑统治关系。翻译作为一种话语交换活动，不仅涉及译者与作者之间的权力不对称关系、译者与赞助人之间的权力不对称关系，同时还涉及这种权力关系的斗争、磋商和重新建构。可见，像权力影响译者文化身份构建的原因和过程一样，译者文化身份的彰显同样会受到权力的制约。这种制约主要来自意识形态、诗学、赞助人等权力因素对翻译的控制。
它们通过对原文的选择、译者的翻译方法、译作的出版、读者的接受等因素的控制，间接制约着彰显的结果。
译者的文化身份是译者在社会化的过程中逐渐形成的思想方式、行为方式和感觉方式。而要想将这些思想和感觉表达出来，就要借助语言的作用。可是，由于多种因素的限制，译者的心声是无法通过语言的直接表述而被读者接受的。可人们却发现：翻译作为一种间接的表达手段，可以潜移默化地对读者产生影响。翻译操控学派认为，翻译是操纵行为，所有的翻译都隐含着为了某种目的对原文本进行的不同程度的操控。翻译是社会机构通过对原文本实施操控进而控制社会、构建某种文化和意识形态的重要工具，不可能真正反映原文的面貌，是为权力服务的。所以，译者文化身份构建对权力的作用是通过借助其文化身份的体现形式——翻译，得以实现的。
在跨文化交流中，强势文化对翻译选材和方法的控制将自己的思想注入译本当中，这样一来弱势文化的读者就会在毫无意识的情况下，接受了精神上的殖民。翻译是强势文化的殖民手段，同样也是弱势文化保护自身，抵抗侵略的武器。例如，菲律宾的拉菲尔（Viente Rafael）主张误译“西班牙”文化，让本土语言文化侵入和扰乱西班牙殖民者强加在他们身上的语言霸权体系。印度作家尼南贾纳（Niranjana）则主张重译印度历史，意在从一定程度上抹去殖民文化对印度文化的影响和唤起人们对17世纪印度文明碎片的记忆。还有许多印度作家提倡用英语进行创作，他们在创作中采用印度化的英语和印度本土的叙事策略，从而创造出一种介于英国英语和印度英语之间的新的语言形式，使创作看起来就像是翻译过来的作品。
这些人刻意地借助了误译、重译、伪译等方法，使他们的作品有别于以英语世界的标准为取向的传统创作模式，利于弘扬和保护本土文化特色。因此，译者在文化身份构建过程中，也同时构建着权力。
借助福柯的权力话语理论对译者文化身份的构建这一问题展开讨论，我们不难发现：权力和译者文化身份的构建是密不可分的。一方面，权力决定着译者文化身份构建的原因、过程和结果；另一方面，译者的文化身份又借助翻译反作用于权力。而这一结论又从另一个侧面揭示出了译者文化身份构建的重要性。译者文化身份的构建，其成败不仅关系到译者的自身发展，更关系到一个民族文化的兴亡。因此，译者要努力提高文化身份的构建意识，以便更好地肩负起弘扬本国文化，促进文化交流的重任。同时，也希望更多的学者将关注的目光投向文化身份的研究，使人们认识到文化身份的构建不仅仅是译者的使命，更是每一个社会成员的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