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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digliani和Miller（1958）的开创性研究以及随后Kraus（1973）和Stiglitz（1974）的研究表明，在有效资本市场中，债务期限结构是无关的。但Morris（1976）发现，即便在相同严格的假设条件下，由于投资者不能轻易分散跨期风险，如果远期利率存在不确定性，那么短期债务能降低股东风险。其结果是债务期限结构影响公司价值。随后关于债务期限结构对公司价值影响效应的研究文献证实了很多假说，从税收（Brick和Ravid，1985，1991；Lewis，1990）、流动性风险假设（Diamond，1991）到道德风险（Myers，1977；Barnea et al．，1980；Hart和Moore，1995）和信号假说（Flannery，1986；Diamond，1991，1993）。
在Modigliani和Miller（1958）的开创性研究成果（他们发现公司价值和混合融资结构无关，即资本结构无关论）之后，有关公司融资决策的研究一开始很少受到关注。但当经济学家和财务学家开始对Modigliani-Miller经典研究框架的简单假设产生质疑之后，有关债务期限结构的研究理论得到极大的发展，并关注长期债务和短期债务所扮演的不同角色。这些研究文献强调，短期债务允许贷款的重新定价以反映新信息，通过提前终止不经济的投资项目而提高契约效率，同时给予管理者或所有者规避最坏投资结果出现的强烈动机。与短期债务相反，由于债权人处于信息劣势地位（拥有不完全信息），长期债务能保护公司避免破产清算，同时也阻止存在机会主义倾向的债权人通过使用破产清算威胁来侵占健康公司的利润。
关于公司债务期限结构的理论解释在Modigliani和Miller（1958）的原创性研究成果中已经有所暗示，但最终由Stiglitz（1974）正式提出。Modigliani和Miller（1958）的论文没有考虑跨期效应，但Stiglitz（1974）对跨期环境的MM模型提供了严谨的分析。他得出结论，在相当一般的条件下（不存在税收、交易成本、破产成本和其他摩擦）公司债务期限是无关的，正如在相同条件下Modigliani和Miller关于公司杠杆比率的发现一样。当然，一旦脱离金融经济学家的完美世界之后，如存在市场摩擦，债务期限结构政策必然对公司价值以及其他一系列的财务政策产生影响。自从Stiglitz（1974）的债务期限无关性命题以来，许多财务经济学家试图放松理论上的假设，分析了市场不完善性对债务期限结构选择的影响（如交易成本、代理成本、信息不对称和税收等），分别提出了债务期限结构的权衡理论、代理成本理论、信号传递理论、流动性风险假说和税收假说，以对现实中的债务期限结构政策提供合理的解释。已有大量文献研究了债务期限结构问题。这些文献的主要问题在于没有依托均衡理论，且各种理论解释也没有形成统一的理论。债务期限结构理论最早诞生于20世纪80年代期间和90年代早期（Barnea et al．，1980；Brick和Ravid，1985；Flannery，1986；Lewis，1990；Diamond，1991）。本节对权衡理论、代理成本假说、税收假说和信息不对称假说（信号传递和流动性风险假说）等债务期限结构理论进行综述，以为解释债务期限结构选择和实证模型的构建提供理论依据。
（1）代理成本理论
权衡理论支持目标债务期限的存在，认为目标债务期限是短期债务的成本和长期债务高利率之间的权衡。权衡理论是基于这样的命题上，即最优债务期限由展期短期债务成本和长期债务携带的更高利率之间的权衡决定。在很大程度上，这个论点依赖于不同种类债务的显性交易成本（如浮动成本和展期成本）、税盾利益以及隐性破产成本。Kane et al．（1985），Wiggins（1990），Jun和Jen（2003）构建和发展了债务期限结构权衡理论。Kane et al．（1985）构建一个期权价值模型计算最优债务期限并提示了广泛的模拟分析结果。模拟分析结果显示，与债务发行相关的交易成本越高，最优的债务期限越长，因为需要更多的时间来摊销浮动成本，降低融资风险。此外，更高的个人税率通常与更高的最优期限相关。这是由于这样的一个事实——在更低税收优势上，需要更长的期限来摊销发行债务中产生的浮动成本。在很高的个人税率上，公司不发行债务是最优的，因为不论何种期限，税收优势、净破产成本，从不足以抵消摊销的交易成本，即当债务的避税优势降低时，企业会延长债务期限，因为长期债务的税收收益和破产净损失之和高于短期债务的分期发行成本。最后，最优期限随着公司价值波动减少而延长，因为企业价值波动性的降低意味着破产可能性的减少，企业使用长期债务融资的风险也就越低。他们发现，在存在破产成本的条件下，税收的净利益趋向于极小以至于完全不足以抵消摊销交易成本或摊销浮动成本。只有当税收利益超过摊销浮动成本时，公司才应该延长债务期限结构。
在Wiggins（1990）模型中，公司选择杠杆比率和N期贴现债券使给定数量的真实资产融资的证券价值最大化。他假设公司是价值最大化的，所有投资者分享相同的信息，债务和权益收益的个人税收是相同的，债务以公平价格发行。Wiggins（1990）比较静态分析了风险和最优债务期限以及杠杆价值之间关系。他的模型预测到，更高的资产风险导致最优债务期限的增加，风险和债务期限是正相关的，因为每单位时间的违约溢价（可抵减税收）对风险的敏感性随期限的增加而增加，违约溢价上的税盾能在到期面临破产成本之前获得。
Jun和Jen（2003）构建了一个债务期限结构权衡模型。该模型基于使用短期贷款的风险和报酬之间的权衡。短期贷款比长期贷款具有成本优势，但遭受比长期贷款更高的再融资（这转而能导致更高的财务困境成本）和利率风险。公司应在使用短期债务边际收益等于边际成本的水平上选择最优债务期限。他们开发的权衡模型的经验含义：①使用短期债务的公司支付更低的借贷利息成本，且这个效应对财务状况强的公司更明显；②在一个大的期限溢价期间，财务状况强的公司缩短其债务期限；③财务灵活的公司维持更短的债务期限；④当财务状况强的公司变得更强时，其缩短债务期限；当财务状况弱的公司变得更强时，其延长债务期限。
（2）代理成本理论
与代理问题相关的利益冲突主要有两大类：一是股东和管理者之间的冲突；二是股东和债权人之间的冲突（Jensen和Meckling，1976）。过度投资是前者的一个具体表现形式。
后者主要表现为两种具体形式：资产替代效应和投资不足问题。Myers（1977）、Barnea et al．（1980）认为与债务相关的代理成本导致存在最优的债务期限结构。尤其是短期债务能解决由于信息不对称和道德风险引起的股东和债权人之间的利益冲突。Jensen（1986）、Stulz（1990）、Hart和Moore（1995）认为债务融资能减缓自由现金流代理冲突问题，尤其是短期债务。
Myers（1977）提出的投资不足问题引起了公司财务研究领域的广泛关注，归因于公司资本结构中的未偿还债务。股东和债权人之间产生代理问题是因为拥有风险型债务的公司具有拒绝部分有价值成长期权的动机。解决投资不足问题的机制之一就是公司的债务期限结构。Myers（1977）的理论模型解释了为什么有些公司借短期债务，而有些公司借长期债务。他意识到缩短债务期限可以解决与未来投资机会相关的激励问题。模型的假设是，不存在公司税收和破产成本且公司经理按股东利益行事。他提出了几种解决投资不足的方法，如重写债务合同，再谈判债务合同，缩短债务期限，调解，股利约束，诚信，监督和保护契约等。Myers（1977）认为其中一种明显且容易解决（避免）投资不足的方法是缩短未清偿债务的期限。债务在投资期权被执行前到期将不会导致次优投资问题。这样似乎最好通过展期（Rolling Over）短期债务要求权政策获得永久性债务。Myers（1977）进一步指出，借入短期债务本身并不能减少监督成本，但是债务展期并不是自动的。它提供的是一种连续和逐步的再谈判
情况，在这种情况下公司原理上可以在任何时候转向全权益融资，或者其他的债务资本来源。这看起来是个不错的解决方案，但是要保持这样一个连续、亲密和灵活的关系是需要成本的。
Barnea et al．（1980）证明了债务期限和提前偿债条款如何被合理地解释为解决信息不对称、风险激励以及与未来成长机会相关的代理问题的方法。他们认为在消除这些代理成本上，缩短债务期限和发行具有提前偿债条款的长期债务能执行相同的任务。他们探讨了债务期限如何解决与信息不对称、风险激励和未来成长机会相关的代理问题。他们认为，未清偿债务期限是公司重要决策，其影响证券持有者之间的财富分配。源于信息不对称的代理成本也许能解释公司债务期限的多重性。企业家也可以通过缩短债务期限减少与信息不对称相关的成本。针对目的而言，缩短债务到期日好比在债券发行上加个提前偿还条款。如果人们把提前偿债条款看作是一种缩短债务契约寿命的期望价值方法，这并不奇怪。他们进一步认为，通过缩短有效的债务期限结构，公司能够控制投资不足的问题，因为当短期负债的到期日早于成长期权的行权日时，公司就拥有重新签订契约和重新为债务定价的机会，这样重新投资所获得的回报就不会归于债权人。此外，他们认为：短期负债能缓解债务融资的逆向风险动机或资产替代问题，因为短期负债对于风险转移的敏感度较低。因此短期负债降低了股东投资高风险项目的动机。
Leland和Toft（1996）认为破产成本和资产替代效应引起的代理成本与债务规模和债务期限结构相关，并提出了一个可以同时解释破产成本与资产替代效应的统一分析模型。他们的理论模型认为，代理成本的存在意味着具有较高资产风险的公司将缩短最优债务期限，也会降低债务的最优规模。这是因为，在较高的资产风险下，与短期债务的使用相比，长期债务的使用带来的增加值下降了，而使用长期债务的代理成本增加，当风险增加时，这两种效应表明债务的最优期限和规模都将降低。在给定债务期限下，破产成本较高的企业会选择较低水平的债务融资。但由于存在资产替代的代理成本，这些公司将延长债务期限。当公司资产风险增加时，有两种相反的效应：与短期债务相比，使用长期债务带来的公司价值增量随着破产成本而增加，而与资产替代效应相关的代理成本下降。两种效应表明，当破产成本上升时，公司应该延长债务最优期限，因为延长期限有助于降低财务危机价值并延迟破产及其相关的成本发生。
上述分析的代理成本理论模型主要是建立在股东和债权人之间的利益冲突上。而Jensen（1986）、Stulz（1990）、Hart和Moore（1995）的分析主要集中在由于股东和管理者之间的代理冲突引起的投资过度问题上。Jensen（1986）指出，自由现金流量会产生另一种代理成本。产生为投资可获得的资金，无论是通过内部或外部来源，企业都应该把这些资金投资于净现值（NPV）为正的项目上。没有这些可获得项目的企业应把过量资金分配给股东。没能这样做也是一种代理成本。典型的，这些过量资金是内部产生的，因为用发行债务向股东支付通常受债务契约禁止，发行权益向老股东支付不是理性经理人所做的。过度投资问题可以通过发行债务加以缓和。Jensen（1986）指出，债务的好处是能够提高管理者及其所在组织的效率，从而起到“控制效应”作用。债务的增加可以减少管理者随心所欲自由使用现金流量的数量，从而减少自由现金流量的代理成本。Jensen（1986）把其非随心所欲的本质称为债务的纪律作用。Jensen（1986）进一步强调了短期债务融资在迫使管理者吐出自由现金流量中的作用，尽管他没有在形式上进行分析。Jensen（1986）指出，当管理者存在着利用公司自由现金流收益从事获得非金钱私人利益的过度投资道德风险行为时，短期债务融资有利于削减公司自由现金流量，并通过破产的可能性，增加管理者的经营激励。在Stulz（1990）的模型中，管理者被假定总是想把可获得的资金都用于投资，即使把现金支付给投资者是一种更好的选择。Stulz（1990）提供了与Jensen（1986）的自由现金流量模型相类似的模型，在该模型中Stulz阐述了债务可以减缓股东与管理者之间的利益冲突，强调了债务具有减少自由现金流量的纪律作用。与Jensen（1986）的模型一样，在Stulz（1990）模型中，债务支付减少了自由现金流量。在Stulz（1990）模型中，债务的成本是债务的支付可能使自由现金耗尽，以致没有可获得的资金对有利可图的项目进行投资，而发行债务的好处又在于债务可以抑制管理者的过度投资倾向。且他对短期债务融资能迫使管理者吐出自由现金流量进行了形式化分析。Hart和Moore（1995）分析了长期债务融资在约束管理者筹集新资金能力中起着重要作用。他们指出，在实际中，公司发行相当数量的“硬”（优先的，不可延期的）债务
。管理者具有股东不能分享的目标，如追求权力、帝国建造和职务消费等。他们认为，“硬”债务在抑制管理者自由度中起着重要作用。第一，不可延期的短期债务能迫使管理者吐出资金（否则他们也许会用这些资金进行非盈利而是建造帝国的投资）以及触发公司资产在其他更有价值的状态中清算。第二，优先的长期债务通过稀释未来盈余能阻止管理者为非盈利项目融资。Peterson和Rajan（1995）研究表明，在管理者与股东代理冲突严重的公司，债权人更愿意提供短期债务。当面临信息不对称时，较短的债务期限使得债权人可以在管理者采取欺骗行动之前就可以改变贷款的条件，且短期债务的展期和再谈判也可以降低代理成本，因此，短期债务可以使债权人以更小的代价达到有效监督管理者的目的。
（3）税收理论
债务期限结构的税收假说源于债务的税盾效应，主要思想是税率、利率的期限结构和利率的波动性会影响债务期限选择，不同的债务期限会产生不同的税收效应，企业可以制定合适的债务期限结构来达到企业价值最大化。各种期限的债务所产生的税盾效应的差异使追求价值最大化的公司做出最优的债务期限结构决策。债务期限结构的税收假说从理论上解释这种债务期限结构选择行为。从某种意义上讲，债务期限结构的税收假说也可以归到债务期限结构的权衡理论上。债务期限结构的税收假说认为税率、利率期限结构和利率的波动性影响债务期限结构选择。Brick和Ravid（1985，1991）在利率确定和利率不确定下引入了债务期限税收假设。Kim et al．（1995）构建了一个公司债务期限政策和投资者纳税时机选择权之间关系的理论模型。
Brick和Ravid（1985）提出一个税收引诱框架来分析债务期限问题。他们通过税收的不完善性拓展了Siglitz（1974）的框架。他们的模型表明如果放松约束结构，并假设Miller（1977）均衡不占上风，税收诱导通常意味着存在最优债务期限结构。如果存在来自杠杆收益，那么不断增长的利率期限结构，违约风险的调整，导致长期债务是最优的。在相类似的环境中，不断递减的利率期限结构导致短期债务是最优的。他们的模型表明如果存在债务税收优势和非随机利率，当利率期限结构、调整后的违约风险增加时，长期债务将增加债务税收利益现值。同时，一个递减的利率期限结构要求短期债务融资。
Brick和Ravid（1991）考虑了随机利率的存在性拓展了Brick和Ravid（1985）的税收诱导论点。一旦利率是不确定的，即使风险中性下的定价也变成一个复杂问题。他们分析了在两个相竞配定价等式下的债务期限决策：到期回报期望假说和局部期望假说。当利率不确定时，若通过债务期限选择策略使违约概率保持不变，无论在何种利率期限结构下，发行长期债务都是最优的，因为长期债务增加了利息支付的税收优势现值。模拟结果与Brcik和Ravid（1985）利率确定模型结论是相一致的。
Kim et al．（1995）构建了一个公司债务期限政策和投资者纳税时机选择权之间关系的理论模型。
模型表明长期债务战略能使投资者纳税时机选择权的价值最大化，即公司随着利率波动和利率期限结构倾斜度的增加而延长债务期限。长期债务的最优化受到两个因素的驱动，这两个因素在对标准期权比较静态结果中都具有其起因。第一，纳税时机期权价值随着期限的增加而增加；第二，短期债务对利率波动的敏感度小于长期债务，导致长期债务具有更大的纳税时机期权价值。从纳税时机期权视角看，发行长期债务支配展期短期债务，导致的纳税时机期权价值的增加将反映在公司市场价值中。他们提出了两个可供检验的预测：一是公司随着利率波动的增加而延长债务期限；二是公司随着利率期限结构倾斜度的增加而延长债务期限。
（4）信息不对称理论
债务期限结构涉及公司管理者和金融机构（主要是银行）之间严重的信息不对称问题，最终导致表现为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问题。信息不对称理论由Jensen和Meckling（1976）正式提出，并由Myers（1977）得到进一步发展。如果信息不对称理论解释成立，那么债务期限结构就是公司解决各类利益相关者所面临的代理问题的另一种工具。在信息不对称理论框架中，债务期限结构也可被视为通过向市场提供可靠信号来克服逆向选择问题（Akerlof，1970）的方式之一，这与Ross（1977）提出的理论主线是一致的。债务期限结构的信息不对称假说认为通过设定公司债务期限能减缓信息不对称所造成的问题。债务期限结构的信息不对称理论主要包括两种假说
：一是债务期限结构的信号传递假说（Flanney，1986；Kale和Noe，1990）；二是债务期限结构的流动性风险假说（Diamond，1991）。债务期限结构的信号假说是基于信息不对称理论的，它认为债务期限结构决策（与其他一系列众所周知的公司政策一样）是管理者用来向市场传递信号以降低公司资本成本的一种方法。信号传递假说的主要论点是，在公司和市场投资者之间存在关于投资项目质量的不对称信息时，高质量（被低估）公司会通过选择短期债务来向市场传递信息，以减少信息不对称产生的成本。即相对短期债务而言，长期债务被错误定价的可能性更高，因此高质量的公司偏好使用更多的短期债务向市场传递其高质量的信号，以降低信息不对称成本。债务期限结构的流动性风险假说的主要论点是，考虑到再融资的流动性风险，公司会根据其信用等级选择债务期限，信用等级高的公司偏好短期债务，而那些信用等级有些低的公司偏好长期债务，信用等级更低的公司只能发行短期债务。
Flanney（1986）使用一个信息不对称下债务期限选择的两期模型，调查了风险性债务期限的信号含义。他估计了在多大程度上，公司风险债务期限的选择能传递内部人关于公司质量的信息。如果金融市场交易是无成本的，那么公司财务结构不能提供有效信号。但是，具有正的交易成本，高质量公司有时能够有效地向市场传递其真实质量。他总结道：如果债券市场投资者不能识别出好公司和差公司，那么好公司会认为其长期债务相对地被低估，因此会发行短期债务。相反，在同样的情形下，差公司会出售被高估的长期债务。理性的投资者在对公司风险性债券定价时自然能够考虑这些激励。借款者激励和投资者推断相互作用决定了在债券市场上盛行的均衡类型。可供选择的均衡有两种：“混合”和“分离”。如果发行债券是无成本的，那么只有混合均衡是可能的，因为好公司可获得的信号是没有成本的。市场低估了好公司，高估了差公司。然而当发行债券有成本时，差公司有时能被引诱自我选择长期债务市场。如果好公司和差公司在市场上的分布是适当的，那么好公司能够策划短期借款策略，从而产生一个分离均衡。然而在其他情况下，不能得到一个财务信号均衡。Flannery（1986）的信号假说认为，如果存在交易成本，风险较高的债务期限是一种有效的信号工具，因为高质量公司能向市场传递有关他们真实质量的信号。Flannery（1986）证明，当内部人处于信息优势地位时，债务期限结构决策可以视为向外部投资者传递有关公司质量内部信息的信号工具。当存在交易成本时，由于无法承担频繁地发行新债替换旧债的成本，因而低质量公司倾向于规避短期负债。
Kale和Noe（1990）在序贯博弈框架下分析了非对称性信息下的风险债务期限选择问题。其重点集中在没有与风险债务期限结构选择相关的交易成本时的可实行均衡的设定。结果显示，当公司价值不随时间变化时，短期和长期债务混合都是纳什序贯均衡（NSE）的结果。然而，只有短期债务混合结果满足神力（Divinity）。如果放松公司价值独立变化的假设，结果显示存在一个分离均衡，在这个均衡中质量好的公司发行短期债务，而质量差的公司发行长期债务。而且，存在长期债务混合是普遍神力结果的条件。他们认为，通过应用序贯均衡理论来分析两种情况下的风险债务期限选择：公司价值独立于时间变化和两者正相关。前一种情况通过明确分析支持Flannery（1986）的短期债务混合均衡结果所需的非均衡信念以及表明这个均衡是序贯的，拓展了Flannery的分析。结果显示长期债务混合也是纳什序贯均衡的结果。在第二种情况下，放松了Flanney的关于价值变化独立于时间的假设。结果显示存在一个分离的均衡，在这个均衡中质量好的公司发行短期债务，而质量差的公司发行长期债务。而且，存在长期债务混合是普遍神力结果的条件。
Diamond（1991）设计了一个两时期（三个时期点）来分析在借方拥有关于未来信用等级私人信息下的债务期限结构问题。短期债务到期时间要比公司投资项目产生现金流量的时间早，因此短期债务的再融资必须以未来信用等级为依据。相反，长期债务到期时间同投资项目产生的现金流量时间相匹配。因此期限的度量与现金流量产生的时间有关，而与日历时间无关。债务期限选择可以用关于未来信用等级信息不对称引起的借方短期债务偏好与流动性风险之间的权衡来分析。当贷方得到坏消息不愿再融资时，借方丧失控制租金，由此产生短期债务的流动性风险。流动性风险是指有偿还能力但流动性差的借方不能得到再融资的风险。有时借方不能再融资和当借方不选择其是公司唯一股东时贷方清算，短期债务产生流动性风险。从借方角度来看，短期贷方清算太频繁（不愿意为当前管理者融资），因为对贷方保证的未来租金中有限制：保证给贷方的数量比他们清算时得到的价值要少，但是未来总租金超过清算价值。这些限制来源于许多可能的渠道：借方的私人信息、道德风险和监控成本。这些契约问题意味着在获得初始融资时遇到的困难在再融资时存留，且能导致过度清算。模型的主要结论，存在信用等级，于是那些信度高的借方偏好以短期债务作为“桥梁融资”的方式以使他们在好消息到来时选择再融资；而信用等级低的借方偏好长期债务。另外，一些信用等级非常低的借方毫无选择，不得不采用短期债务，而不管控制权会让给贷方。于是这个模型区分了两种类型的短期债务借方：毫无选择的低等级借方和使用短期债务调整他们借贷时间以利用到达信息的高等级借方。信用介于这两者之间的借方更多地依赖长期债务。即主要选择短期债务的借方的两种类型暗含所选的债务期限不是借方信用等级的单调函数。少许总债务的公司不大可能会由于不能偿还债务而丧失控制权，不受期限约束。这表明，具有较高杠杆的公司会选择长期债务。在Diamond（1991）的模型中，低评级公司除了提前暴露破产清算风险之外别无选择，因为债权人关注道德风险问题，而高评级公司之所以选择短期负债是因为它们预期好消息即将到来从而将获得更好的长期融资契约，短期负债水平将暴露公司的流动性风险和控制权租金损失。Diamond（1991）的主要实证预测是：信誉度级别较低的债务人除了通过私募配售和银行渠道筹集短期负债之外别无选择；信誉度级别中等的债务人，由于面临相对较高的流动性风险，因而选择通过发行公共债券来筹集长期负债；信誉度级别较高的债务人则通常是短期负债（比如商业票据）的发行人。对债务期限结构理论总结见表2-1。
表2-1 债务期限结构理论
学者最开始是孤立地检验公司债务期限结构的一些决定因素。Titman和Wessels（1988）指出，与大规模公司相比，小规模公司更倾向于使用短期负债。Mitchell（1993）报告了三个结论：债务期限结构和公司经营风险负相关；拥有更多成长机会的公司更倾向于发行短期负债；拥有高质量投资项目的公司可能选择短期负债。
从20世纪90年代晚期开始，更多学者开始考察各类决定因素对债务期限结构的影响。
（1）国别和制度因素
Demirguc-Kunt和Maksimovic（1996）经验检验股票市场发展水平对公司融资政策的影响。他们研究发现，发达国家公司的长期负债水平更高、债务期限结构更长（总负债水平中，长期负债所占比例更大）。他们用制度环境的差异性，比如财政补贴程度、股票市场和金融机构的发展水平、基本的法律结构等来解释这种融资结构的差异性。研究结果表明，即便有助于发展国家法制和金融基础设施的公共政策在拓宽公司的长期负债融资渠道方面是有效的，但还是需要具有差别性的公共政策来延长大规模和小规模公司的债务期限结构。
Demirguc-Kunt和Maksimovic（1999）从国别层面说明了不同类型国家之间在债务期限结构方面存在的差异。研究发现：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长期债务的使用存在系统性差异。在发达国家中，公司具有更多的长期债务以及在总债务中具有更高比例的长期债务。具有有效法律体系国家的大公司其长期债务占总资产比重更多，它们的债务具有更长的期限；对于小公司，法律体系有效性和长期债务占总资产比重之间关系是微弱的。他们也没有发现具有更加有效法律体系国家中的小公司具有更低短期债务的证据，也许因为小公司比大公司倾向使用更少的长期债务。普通法国家和民法国家的债务期限没有差异。金融制度是公司融资选择的一个重要因素。股票市场相对一国经济的规模与融资模式不相关，但股票市场的活跃水平确实对大公司具有解释力；在活跃的股票市场中，大公司具有更多的长期债务和更长期限的债务；而股票市场规模和活跃水平都与小公司的融资选择不相关。在具有更大银行部门的国家中，小公司具有更少的短期债务，其债务具有更长的期限。在边际上，大银行部门能使小公司用长期债务替代短期债务。对于大公司和小公司，政府对行业的补贴与长期债务的使用正相关。通货膨胀与长期债务的使用负相关。
Giannetti（2003）研究发现，法律制度和金融发展水平对财务杠杆具有显著的影响效应，具体而言，在司法系统效率越高、债权人权利保护越好（法律制度的两个代理变量）的国家，公司获得债务融资的能力越强；股票市场资本化程度越高，公司对债务融资的依赖度越低；银行集中度越高，公司负债水平越低；债券市场资本化程度和财务杠杆正相关；良好的债权人权利法律保护有助于延长ROA波动率较高公司的债务期限结构；股票市场越发达，短期债务水平越高，归因于股权融资是长期债务融资的有效替代工具；债券市场资本化程度越高，公司债务期限结构越长；银行系统集中度和短期债务正相关；在法律执行效率越高、债权人权利保护越好的国家，公司债务期限结构越长。
Mina和Martinez-Vazquez（2006）研究发现，增强契约执行力度、提高制度环境稳定性有助于延长债务期限结构。具体而言，拒绝履约风险指数每提高一个单位，短期债务水平下降约0.3个百分点，长期债务水平提高约0.4个百分点；法制指数每提高一个单位，短期债务水平下降约0.4个百分点，长期债务水平提高约0.5个百分点。与发达国家相比，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国家对长期债务的依赖度更高。
Agca et al．（2007）研究发现，对于发达经济体国家，金融开放度、金融自由化程度和债务期限结构显著正相关，这说明：提高金融市场的开放度、降低金融市场的管制程度有助于提高公司长期负债能力；提高金融市场的开放度有助于增强短期债务融资能力，金融开放度和债务期限结构显著负相关；金融自由度和金融开放度对债务期限结构的影响作用取决于国家“结构”特征（比如，不同国家之间信息不对称程度、金融契约成本、公司治理、债权人法律保护各不相同）。
Qian和Strahan（2007）研究发现，从法律、制度因素来看，债权人权利和贷款抵押担保正相关（但不显著），与英系法律渊源国家相比，法系法律渊源国家的贷款抵押要求最高，而德系法律渊源国家的贷款抵押要求最低；债权人权利和贷款期限显著正相关，债权人权利指数每提高1％，贷款期限平均增加10％；主权国违约风险越高，贷款期限越短。总之，当抵押担保执行效率较差（归因于债权人权利保护较弱）或者当银行运营在政府侵占风险（归因于主权国的违约风险）较高的环境中时，银行贷款期限是一种有效的契约工具。
Sorge和Zhang（2007）研究发现，从信贷信息质量来看，在信贷信息质量良好的国家，公司短期债务水平相对较低，说明提高公共信贷部门尤其是私有信贷部门的覆盖面以及会计标准的质量，有助于增强公司获得长期债务的能力；从法律制度来看，在贪污腐败程度较低的国家以及普通法系国家中，公司长期债务水平相对较高。另外，在债权人权利法律保护相对较弱的国家，公司长期债务水平较高，与Demirguc-Kunt和Maksimovic（1999）的研究结论相似，较弱的债权人权利保护迫使债权人缩短贷款期限（即便对于信誉良好的债务人也是如此），因此债务人具有通过使用长期贷款规避清算风险的动机；从金融发展水平来看，在银行业规模较大的国家，公司短期债务水平较高。总之，信贷信息质量、法律制度是全球公司债务期限结构决策的关键性影响因素，二者联合起来能解释债务期限结构44％的变异性。
Fan et al．（2008）研究发现，贪污官僚被捕之后，与对照组的无关联公司相比，行贿公司和关联公司的负债水平显著下降，而且这种负债水平的下降主要归因于长期债务水平的下降，短期债务水平没有发生显著的改变；贪污事件发生之后，与对照组的无关联公司相比，行贿公司和关联公司的债务期限结构显著缩短。意味着与贪污官僚保持社会关系有助于提高公司债务融资的相对优势，尤其是获得长期债务的能力；然而一旦贪污官僚被捕，社会关系中断，这种债务融资的优势也随即消失。Fan et al．（2008）进一步认为，在中国这种高度受管制的制度环境中，管制公司相对较高的债务水平不仅取决于资产状况，更应该归因于官僚机构的政治私利。
Hall和Jorgensen（2008）研究发现，法律规则、债权人权利保护和债务期限结构显著正相关，意味着完善法规、提高债权人权利的保护力度有助于延长公司债务期限结构；法律渊源对公司融资政策具有显著的影响效应。具体而言，位于非德国法律渊源国家的公司，债务水平相对较低，债务期限结构相对较短；欧亚法律渊源对债务期限结构的影响效应不太显著。
Bae和Goyal（2009）研究发现，增强产权保护有助于提高贷款额度、延长贷款期限、降低贷款利率。在贷款契约执行较差的国家，贷款规模相对较小说明银行对于不确定的法律制度环境作出限制贷款额度的反应措施；贷款期限相对较短说明银行通过缩短贷款期限以便及时评估贷款风险，约束债务人的侵占动机。增强债权人权利保护有助于降低贷款利率，但债权人权利对贷款额度、贷款期限没有显著的影响效应。增强契约执行力度有助于提高贷款额度、延长贷款期限、降低贷款利率。此外，契约执行力度对贷款利率的影响效应强于债权人保护的影响效应。
Deesomsak et al．（2009）实证检验公司层面因素对债务期限结构的影响研究发现，债务期限结构有助于弥补法律制度缺陷和公司治理体系缺陷。比如，在法律保护、监督机制较弱的国家，短期负债有助于缓解信息不对称问题；对于股东权利保护较弱、股权集中度较高的公司，短期负债能降低代理成本；在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国家，银行能充分发挥监督者优势并扮演着信息提供者角色；而在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国家，资本市场效率较差，与银行保持亲密关系的公司获得长期贷款的能力相对更强。
Lucey和Zhang（2011）实证检验金融一体化和国家层面因素对债务期限结构的影响。研究表明，金融一体化能够降低监督成本、提高信息透明度、加强对债权人和股东的法律保护，从而有助于增强公司的债务融资能力，延长债务期限结构。
Fan et al．（2012）实证检验不同国家的制度环境因素对债务期限结构决策的影响。结果表明，国家的贪污腐败程度越严重，公司倾向于使用更多的短期负债；普通法系国家的债务期限结构更长；破产法律越健全的国家倾向于使用更多的长期负债；国家的银行业发展规模越大，公司债务期限结构越短，反映了银行对短期负债的偏好；控制银行业规模之后，在提供存款保险的国家，公司的债务期限结构相对更长，意味着存款保险有助于银行提供长期贷款。
Hall和Jorgensen（2012）研究发现，没有证据证明La Porta et al．（1997；1998）债权人权利指数和债务水平、债务期限结构之间呈现显著的线性正相关关系。其中，只有债权人权利指数和债务水平、债务期限结构显著正相关，而债权人权利指数的其他3个维度指数或者和债务水平显著负相关，或者和债务水平正相关但不显著；法律渊源对债务水平、债务期限结构具有显著的影响作用，尤其是对于法国法系渊源国家，法律渊源的影响效应最显著。具体而言，位于德系、法系国家的公司，债务水平相对更低，债务期限结构相对更短；位于斯堪的纳维亚系国家的公司的债务水平更高，债务期限结构更长；与La Porta et al．（1997，1998）提出的债权人权利变量、La Porta et al．（1997）提出的法律渊源变量相比，Djankov et al．（2008）提出的破产法律效率变量对债务水平、债务期限结构的解释程度最高；与非上市公司相比，上市公司的债务水平相对较低。从公司治理角度来看，股权分散的上市公司更倾向于规避债务融资所带来的监督约束。
Kirch和Terra（2012）研究发现，金融发展水平对债务期限结构决策没有显著的影响作用；制度环境质量对公司债务期限结构决策具有显著的正面影响。实证证据支持La Porta et al．（2000）的观点——国家的制度环境质量能够影响公司的融资政策，而金融发展水平可能只是良好制度环境的产物。总之，运行良好的、高质量的制度环境（比如政治民主、言论自由、合作自由、责任感、政治稳定、无暴力、政策制定和公共服务的质量、法规质量、法律规则、防治腐败等）对公司债务期限结构具有一阶影响效应。
Sorge et al．（2014）研究发现，债权人之间的信息共享水平越高，短期债务水平越低，债务期限结构越长；债权人法律保护越好，短期债务水平越低，债务期限结构越长；信息共享（债权人权利保护）对债务期限结构的影响效应随着债权人权利保护（信息共享）程度的提高而减弱。意味着在增长债务期限结构的功能方面，信息共享和债权人权利保护的作用机制能够相互替代。
综上所述，经验证据表明，法律制度、金融制度、税收体制、经济发展水平、资本市场发展程度等制度环境的差异导致在不同的国家公司债务期限结构存在显著的差异。与发达国家相比，发展中国家的法律体系效率较差，银行部门的影响作用较强，债券市场发达程度相对较低，因此发展中国家公司的债务期限通常较短。另外，通货膨胀、GDP增长率、股票市场规模及活跃程度、储蓄占GDP的比重、政府债券占GDP的比重等宏观经济因素在决定公司债务期限结构中起着重要的作用。
（2）行业因素
债务期限结构的理论和实证研究表明行业类别影响债务期限结构选择。由于资产风险、资产类型以及外部资金的需求随着行业而变化，平均债务比率将随着行业的不同而变化（Myers，1984）。关于行业特征和融资决策的最基本的程式化，其事实是同行业企业比不同行业的企业更为相似，且各行业倾向于长期保持其相对的杠杆比率等级（Bradley et al．，1984）。Smith（1986）认为管制行业（如公共事业公司）的管理者较非管制行业的管理者对未来投资决策具有较少的自由度。这一管理者自由度的减少降低了长期债务的逆向激励效应。因此，与非管制行业相比，管制行业的长期债务比例相对较高。根据Flannery（1986）的研究，金融公司的信息不对称性比工业企业严重，然而，金融公司比管制公司更易遭受严重信息不对称问题，因为管制者要求管制公司提供经营运作信息。因此，金融公司比工业企业发行期限更短的债务，管制公司比工业企业发行期限更长的债务。Barnea et al．（1980）认为公司选择短期债务融资以作为减少股东从事高风险项目的激励。由于金融公司遭受大量资产替代的机会，且投资者对其资产的评估相对较难，次优投资的可能性很高。如果金融公司以缩短债务期限来对抗这个现象，金融公司行业虚拟变量的系数将是负的（Elyasiani et al．，2002）。Barclay和Smith（1995）观察到，管制公司具有相对少的管理者自由度，因此，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利益冲突相对较少。基于代理成本假设，他们预期管制公司比非管制公司具有更多的长期债务，因为管制公司具有更少的代理冲突。他们的实证证据支持了这个论点。Guedes和Opler（1996）在多元回归中加入管制公司的行业虚拟变量，发现管制行业具有相对较高的债务期限。Harwood和Manzon（2000）发现，由于管制结构限制逆向选择问题，管制行业中的公司比非管制行业中的公司更依赖长期债务。Scherr和Hulburt（2001）研究发现，行业虚拟变量的F统计量为11.55，在1％的水平上显著，表明行业虚拟变量的整体效应是显著的；32个行业虚拟变量中有14个是显著的。但是这些相关性的经济影响很低，这14个显著相关性的平均值为8％。批发和零售贸易业的系数是正的且显著，表明这些行业中的公司使用相对长的平均债务期限。他们没有发现管制性（公共事业）在决定债务期限结构中的重要性的证据。Elyasiani et al．（2002）在回归方程中加入行业虚拟变量控制行业因素。研究发现，金融公司虚拟变量的系数是负的且在1％的水平显著，公共事业公司虚拟变量是正的且在1％的水平上显著，表明金融公司（公共事业公司）比工业企业发行更短（更长）的债务，支持了Smith（1986）和Flannery（1986）的论点。Barclay et al．（2003）构建了一个管制行业虚拟变量，研究发现管制行业虚拟变量的系数是正的且显著，表明管制行业的公司具有相对高的债务期限。Fan et al．（2012）提供的证据表明，行业因素是解释公司债务期限结构变异的一个重要因素。他们发现，行业系数均等性上的F统计量为30.41，行业因素能解释公司债务期限结构变异的7％，它和国别因素一起能解释公司债务期限结构变异的48.38％。
在国内的研究中，肖作平（2005a，2005b）研究发现行业虚拟变量的联合显著性Wald检验在1％的水平上显著，表明行业特征显著影响公司债务期限结构选择；与其他行业相比，管制公司具有相对多的长期债务。肖作平（2009）采用参数和非参数检验程序实证检验行业类别和公司债务期限结构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行业类别的确影响债务期限结构的决策。具体而言，不同行业之间的公司债务期限结构存在系统性差异；行业类别能解释公司债务期限结构约10％的变异性；管制类行业具有相对较高的债务期限结构。
（3）公司特征因素
Barclay和Smith（1995）研究发现，成长机会的系数是负的且显著，表明拥有更多成长期权的公司使用较少的长期债务；管制类公司具有更多的长期债务；公司规模与债务期限显著正相关，表明大公司具有相对长的债务。这些证据强烈支持了公司债务期限结构代理成本（契约成本）假说。他们的证据较少支持公司使用债务期限结构向市场传递信号的假说。尽管异常盈余变量（公司质量的代理变量）的估计系数是负的且在统计上是显著的，但该变量的经济影响是微不足道的。这一结果与具有潜在大量信息不对称的公司（如高成长型公司）发行更多的短期债务的假设相一致。利率对债务期限结构的系数显著为负，与税收假设的预期相反。
Kim et al．（1995）研究发现，债务期限与利率波动性显著正相关；利率期限结构倾斜度代理变量的系数是正的，但不显著，这与Kim et al．（1995）的理论预期，以及Brick和Ravid（1985）的基于税收的债务期限模型不一致。另外，Kim et al．（1995）发现债务期限与成长机会负相关，但不显著；债务期限与赎回债务比例、公司规模、杠杆、资产期限显著正相关。
Guedes和Opler（1996）研究发现，公司规模和债券等级是公司倾向长期借贷的重要影响因素。这强烈支持了Diamond（1991）的债务期限选择模型假设，其原因是公司可以从长期期限范围中筛选出道德风险问题来。小公司和风险性公司很少发行短期债务，这与高流动性风险的公司一样，通过发行长期债务以避免无效清算的风险。他们的研究发现支持债务期限结构选择的信号模型和基于税收的债务期限结构理论较少。在他们的研究样本中，公司债务期限结构的选择与未来股票市场业绩（公司质量的代理变量）不相关，且公司债务期限结构的选择不依赖于公司的税收状况，期限溢价与公司新发行债券期限负相关，不支持债务期限税收假说。他们的研究支持了公司债务期限结构代理成本假说，其研究结果与公司试图通过改变借贷期限来控制债务代理成本的观点相一致，具有更高成长机会的公司倾向于发行期限更短的债务。
Stohs和Mauer（1996）的证据只是有限地支持代理成本假说。杠杆与债务期限正相关，且杠杆与成长机会负相关。在债务期限回归方程中加入杠杆后，他们发现债务期限与成长机会不呈现显著关系。但他们发现拥有更多无形资产（如广告费用和研究开发费用）的公司使用显著多的短期债务，规模大的公司使用更多的长期债务。他们的检验表明，资产期限是解释债务期限截面和时间序列变化的一个重要因素：资产期限和债务期限显著正相关。他们的研究发现支持了基于信息不对称的债务期限结构理论。与Flannery（1986）的信号模型一致，具有更多异常盈余的公司倾向于使用期限更短的债务。与Diamond（1991）的预测一致，他们发现债务期限结构和信用等级呈非单调关系，但他们的实证证据较少支持债务期限结构的税收假说。尽管税收和盈余波动变量的估计系数是负的且在统计意义上显著，但这些变量的经济显著性值得怀疑。而且，他们没有发现公司调整债务期限结构以对利用利率期限结构形状来加速债务税盾作出反应的证据。
Schiantarelli和Srivastava（1997）研究发现，滞后债务期限的系数是正的且显著。债务期限结构的一个重要决定因素是资产的构成，具有较高固定资产比重的公司支持较高的债务期限，公司倾向匹配资产和债务的期限结构。流动性对债务期限具有正的显著影响，表明财务状况好的公司能增加长期融资的使用；杠杆的系数是正的，表明高杠杆公司更多地依赖长期资金以对冲源于高债务的流动性风险。现金流量对公司债务期限选择的影响是微弱且模糊的。公司规模和债务期限呈负相关关系。
Schiantarelli和Sembenelli（1997）研究发现，滞后债务期限正面且强有力地影响公司当前债务期限。在债务期限结构选择中，公司倾向资产和债务的期限匹配；杠杆的系数是正的，说明高杠杆增加了清算威胁，由此导致公司避开短期债务；盈利能力强的公司具有更长的债务期限；流动金融资产占总资产比重高的公司和规模大的公司具有相对高的债务期限；对于意大利公司，公司成长机会与债务期限负相关，但对于英国公司却不存在这种关系。
Harwood和Manzon（2000）研究发现，高边际税率公司比低边际税率公司使用更多的长期债务，当未来利息税盾期望值高时，公司使用长期债务；边际税率和利率收益差的交互项的系数是正的但不显著，拒绝了当利率收益差大时高税率公司持有更多长期债务的假设。另外，他们发现，债务期限与公司规模、破产可能性、资产有形性、杠杆、成长机会正相关；高质量公司更少依赖长期债务融资。
Scherr和Hulburt（2001）研究发现，小公司的资产期限、杠杆以及拖欠的可能性在债务期限结构选择中具有统计和经济意义上的重要性。资产期限与债务期限显著正相关，杠杆与债务期限显著正相关，拖欠的可能性与债务期限显著负相关。他们较少发现小公司的成长期权、信息不对称水平以及税收状况影响债务期限结构选择。
Daniservska（2002）研究发现，短期盈余信息不对称正面影响债务期限，具有利好消息和短期盈余信息不对称严重的公司更多地依赖短期债务融资。而且，在信息问题公司中，更高比例的担保值导致更长的债务期限，支持了期限匹配原则。但长期盈余信息不对称与债务期限结构不呈显著关系。另外，公司规模对债务期限具有微弱的负效用；资产担保值对债务期限没有影响；成长机会与债务期限显著负相关，表明具有成长机会的公司发行短期债务以减少债务代理成本；异常盈余的系数是负的但不显著；有效税率与债务期限显著负相关；盈余波动性与债务期限不相关；具有最好债券等级和最差债券等级的公司发行短期债务，支持了Diamond（1991）关于债券等级和债务期限的非单调关系的假说。
Elyasiani et al．（2002）检验了投资不足假说、信息不对称假说、流动性风险假说和税收假说。他们认为，现存的模型也许高估了成长机会对债务期限结构的影响。他们的结论没有支持债务期限和收益曲线倾斜度正相关的税收假说，收益差的系数是不显著的，表明扩大长期和短期债务之间的收益差不能促使公司发行期限更长的债务以利用债务税盾。资产期限的系数是正的且显著，表明公司能在相当程度上匹配资产和债务期限。公司规模变量缺乏显著性，这与浮动成本假设不一致。债券等级的系数是负的但不显著，债券等级平方的系数是负的且显著，这一结果与Diamond（1991）的预测不一致，但这一结果确实表明这个效应在本质上是非单调的。公司质量变量（盈余变动）的系数是不显著的，没有支持信号传递假说。
Barclay et al．（2003）研究发现，成长机会与债务期限显著负相关；公司规模、资产期限与债务期限显著正相关；管制行业虚拟变量的系数是正的且显著，表明管制类公司具有相对高的债务期限；商业票据虚拟变量的系数是负的且显著，表明具有商业票据计划的公司具有相对低的债务期限。
Heyman et al．（2003）研究发现，资产期限结构变量的回归系数在1％水平上显著为正，意味着公司将资产期限和债务期限进行匹配，实证证据强烈支持期限匹配原则；成长机会变量的回归系数不显著，意味着成长期权（伴随着投资不足问题）不是债务期限结构显著的影响因素，实证证据不支持Myers（1977）的假设；公司规模变量的回归系数在1％水平上显著为负，意味着小规模公司的长期债务水平更高，这与Scherr和Hulburt（2001）美国小规模公司样本的研究结论一致；信誉度和公司债务期限结构之间存在非线性的U形曲线关系，即高质量和低质量公司的短期债务水平较高，而中等质量公司的长期债务水平较高。
Jun和Jen（2003）研究发现，期限溢价与债务期限负相关，资产期限与债务期限正相关，杠杆比率与债务期限正相关，财务状况强度与债务期限负相关。这些结果表明，具有更大财务灵活性和财务状况好的公司能使用相对多的短期债务；当期限溢价高时，财务状况好的公司能减少其平均债务期限。另外，成长机会与债务期限负相关，公司规模和债务期限正相关，管制行业的公司具有相对高的债务期限。实证证据支持了债务期限结构权衡理论和代理成本理论。
Johnson（2003）研究发现，在混合和截面回归中杠杆的系数呈负且显著，但在固定效应回归中，杠杆的系数是负的但不显著。成长机会的系数是负的且显著；资产期限的系数是负的且显著；公司规模和短期债务呈U型关系；波动性与短期债务显著正相关；投资税贷项的系数是负的且显著（与税收假说不一致），而净经营亏损递延的系数是正的（与税收假说一致），利率期限结构的系数是正的且显著（与税收假说不一致）；异常盈余的系数是正的且显著，与债务期限结构的信号传递假说相一致。
Berger et al．（2004）研究发现，对于低风险公司，其研究结论与Flannery（1986）和Diamond（1991）的理论模型预测相一致，即在其他情况相同的条件下，低风险公司较其他风险公司（中等风险公司和高风险公司）倾向使用显著短的债务期限，且当信息不对称减少时，这些期限倾向显著地提高。而对高风险公司，其研究结论与Diamond（1991）的模型预测以及先前的实证研究不一致，即在其他情况相同的条件下，高风险公司与中等风险公司的债务期限没有显著差异。
Magri（2006）研究发现，有形资产规模、公司规模、公司经营年限和债务期限结构正相关，意味着信息不对称程度的下降能够降低监督需求，并激励债权人发行更多的长期债务；与Diamond（1991）的预测模型不一致，没有发现证据证明债务期限结构和公司风险之间存在非线性的相关关系，债务期限结构实际上随着公司风险的提高而下降，即债务期限结构和公司风险负相关；债务期限结构和财务杠杆负相关，说明债权人决策对于债务期限决策的重要性；理论上认为股东和债权人之间的代理冲突应该导致公司使用更多的短期债务，而实证证据却表明代理成本对债务期限结构决策并没有显著的影响。Magri（2006）不支持市场需求方对债务期限结构的解释性，比如风险评级对债务期限结构的正向影响（Diamond，1991）、对短期债务的偏好能够降低较高成长性公司的投资不足问题；相反，Magri（2006）强调了市场供给方或债权人对债务期限结构决策的重要性，比如当司法效率较差时，债务契约的执行成本较高，由于债权人此时将更多地考虑信息不对称问题，因此信息不对称对债务期限结构的正向影响作用将得到增强。
Jansen（2007）研究发现，总体而言，信用风险和债务期限结构之间存在非线性的相关关系；信用评级在很大程度上归因于公司规模，信用评级和债务期限结构显著负相关；Z分数和债务期限结构之间呈现线性的负相关关系；市场风险对债务期限结构的影响作用不显著；从统计意义上看，实证证据强烈支持期限结构匹配假说，认为公司将资产期限和债务期限进行匹配有助于规避久期风险；成长机会变量的回归系数显著为负，意味着高成长性的公司具有实用更高水平短期负债的动机来缓解投资不足问题和资产替代问题；实证证据强烈支持信号假说，在混合模型和横截面模型中，公司质量变量的回归系数显著为负；在面板模型中，公司质量变量的回归系数为负但不显著。这意味着质量被低估的公司通过发行短期负债传递公司质量的信号，而质量被高估的公司更偏好长期负债以规避贷款展期所带来的浮动成本；在混合模型和横截面模型中，有效税率和债务期限结构显著正相关，但从经济意义上看，相对资产匹配假说和信号假说，税收效应对债务期限结构的影响作用相对较小。
Cai et al．（2008）研究发现：公司规模、资产期限结构、流动性能对债务期限结构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公司质量、有效税率、流动性风险对债务期限结构的影响不明确；债券市场和股票市场的发展水平也是债务期限结构的影响因素；税收变量对债务期限结构具有显著的负面影响，支持税收假说；公司质量越高，债务期限结构越长，意味着信号理论没有得到验证。
Alcock et al．（2012）研究发现，财务杠杆和债务期限结构之间呈显著正相关关系。实证证据证明风险溢价最小化假设，即当负债水平较高时，公司通过发行长期债券使风险溢价达到最小化；超额盈余的回归系数显著为负，支持信号假说；资产期限结构的回归系数不显著，即没有证据证明公司的固定资产通过长期债务进行融资，流动资产通过短期债务进行融资；成长机会变量不显著，说明实证证据不支持代理成本假说。他们认为归因于两种原因：一方面，债权人没有通过短期债务缓解澳大利亚公司股东与债权人之间的代理冲突，另一方面，澳大利亚公司的代理成本比美国低；公司规模的回归系数不显著，说明实证证据不支持交易成本假说，因为澳大利亚公司的外部融资严重依赖银行贷款，而银行贷款的交易成本（或浮动成本）低于公共债券。
Mendez（2012）研究发现，成长机会、公司规模、信息不对称、资产期限结构和债务期限结构有关，具体表现为：一方面，小规模公司倾向于使用短期负债；另一方面，债务期限结构和成长机会负相关。实证证据强烈支持代理成本假说，即债务期限结构能作为缓解股东和债权人之间利益冲突的控制工具；债务期限结构和违约风险之间呈现非线性的相关关系，这与Diamond（1991）的预测模型一致；利率期限结构和债务期限结构正相关；从公司规模的角度来看，利率期限结构和违约风险对小规模公司和大规模公司的影响效应存在差异。当利率期限结构曲线的斜率变大时，小规模公司的债务期限结构变长。另外，对于风险最低和风险最高的公司，债务期限结构都相对更长。意味着Diamond（1991）的预测模型在很大程度上更适用于大规模公司。
Custodio et al．（2013）研究发现，公司规模的回归系数显著为正，而公司规模平方的回归系数显著为负，这与Diamond（1991）的预测模型一致，支持信息不对称理论和代理成本理论；市值账面比的回归系数显著为负，说明成长性较高的公司通过短期负债来缓解债务的代理成本，支持债务代理成本理论；超额盈余的回归系数显著为正，不支持信号假说；资产期限结构的回归系数显著为正，证明公司将资产期限和债务期限进行匹配，支持资产债务期限匹配原则；资产波动率的回归系数显著为负，支持流动性风险假说；财务杠杆的回归系数显著为正，说明债务期限随着财务杠杆的提高而增加；研发费用的回归系数显著为负，说明研发费用投资越高的公司，短期债务水平越高，支持信息不对称假说；利率期限结构的回归系数显著为负，说明当短期利率低于长期利率时，管理者偏好发行短期债务，证明管理者市场择时行为。
Lopez-Gracia和Mestre-Barbera（2014）研究发现，考虑债务积压问题，成长机会和债务期限结构显著负相关，即成长机会越多，公司倾向于通过短期负债融资缓解投资不足问题的动机越强烈。尤其当公司负债水平较高时，成长机会对债务期限结构的这种负面影响效应越强烈；考虑风险转移问题，资产期限结构和债务期限结构显著正相关，即公司倾向于将资产期限和债务期限进行匹配。对于中小企业，流动资产比重较高，固定资产规模较小，使得这类企业具有以牺牲债权人利益为代价进行风险转移型投资项目的动机，而资产、债务期限结构的匹配有助于缓解风险转移问题；考虑自由现金流量问题，没有实证证据证明来自于自由现金流量的代理成本效应，即自由现金流量和长期债务正相关。
近年来一些学者开始从动态视角实证研究债务期限结构影响因素。如Ozkan（2000）的研究结果表明，滞后债务期限比率的系数是正的且相对比较大，说明模型暗含的动态过程没有被拒绝，且在试图具有目标债务期限结构中公司能相对快地调整其债务期限结构；规模小的公司和具有成长机会的公司更多地依赖短期债务；公司倾向资产和债务期限的匹配；通过发行短期债务来传递有利信号的证据是混合的；税收似乎对公司债务期限结构的选择没有影响。
Antoniou et al．（2006）研究发现，法国、德国和英国这3个国家的公司通过调整债务期限结构移项其目标水平；法国公司具有最快的调整速度，英国公司具有相对较高的调整成本和较慢的调整速度，德国公司的调整速度介于两者之间。实际税率的系数在法国和英国不显著，在德国是正的且显著；利率期限结构的系数在德国和英国是正的且显著，而在法国是负的；利率波动性在法国和德国是不显著的，但在英国是负的且显著。在3个国家中，杠杆与债务期限显著正相关，流动性与债务期限显著负相关；在德国，盈余波动性对债务期限结构没有显著影响，在法国则显著正相关，在英国显著负相关；在3个国家中，他们都没有发现支持信号传递假说的证据。在3个国家中，他们没有发现成长机会显著影响债务期限的证据；公司规模只有在英国是正的且显著；资产期限的系数在法国和德国是正的且显著，但在英国是不显著的。总的说来，在这3个国家中，诸如最小化税收、破产风险和代理成本的公司目标对公司债务期限结构施加了一些影响。
Terra（2011）研究发现，在债务期限结构决策中存在许多动态影响因素，且这些动态因素的影响效应对于拉美七国（包括阿根廷、巴西、智利、哥伦比亚、墨西哥、秘鲁、委内瑞拉）和美国是大致相同的；最优债务期限结构的调整速度处于0.46～0.68，说明将债务期限结构调整至目标水平值存在一定程度的调整成本；对于拉美七国和美国，流动性和债务期限结构之间呈显著的正相关关系，从而证实信号假说；公司规模、盈利能力、股利支付率、有形资产对拉美国家公司和美国公司的债务期限结构都没有显著的影响；资产期限结构对拉美国家公司的债务期限结构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但对美国公司的影响效应并不显著），从而支持期限结构匹配假说。说明与发达市场相比，新兴市场的债务期限结构对资产期限结构更加敏感；成长机会对美国公司的债务期限结构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但对拉美国家公司的影响效应并不显著），从而支持代理成本假说；经营风险的影响效应则完全相反，即经营风险和拉美公司的债务期限结构正相关（支持代理成本假说），却和美国公司的债务期限结构负相关（支持权衡假说）；有效税率对拉美国家公司的债务期限结构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但对美国公司的影响效应并不显著），从而支持权衡假说。
Lopez-Gracia和Mestre-Barbera（2011）研究发现，两种估计技术（差分GMM和系统GMM）估计的期限结构的动态调整速度分别为30％和37％，意味着西班牙中小企业将年初期限结构调整至最优期限结构需要20个月的时间，其调整速度快于大规模上市公司（50％左右）。由于调整成本相对较高（归因于困扰中小企业财务约束），因此与达到最优目标期限结构相比，中小企业更倾向于将期限结构保持在非均衡状态；利率期限结构和债务期限结构之间显著正相关；利率波动性和债务期限结构之间显著正相关；有效税率和债务期限结构之间具有显著的相关关系，尤其当税收抵免额较低时；负债比率、公司规模、成长机会、资产期限结构都对债务期限结构具有显著的影响效应。
国内学者对公司债务期限结构的实证研究刚刚起步。肖作平和李孔（2004）研究发现，公司成长机会与债务期限负相关，固定资产比率、公司规模、加权平均资产期限与债务期限正相关；信息不对称性、自由现金流量、风险和资本结构对公司债务期限结构的选择没有显著影响。肖作平（2005a）的实证证据支持了契约成本假说。具有更少成长机会、更少自由现金流量、资产期限长和规模大的公司具有更多的长期债务。没有发现公司使用债务期限结构向市场传递信号的证据。实证证据并不支持债务期限结构税收假说。齐寅峰等人（2005）研究发现，国有企业与非国有企业在债务期限结构选择时考虑的因素没有显著差别；上市公司、大企业以及资信等级好的企业由于获得长期贷款的概率更大，这些企业存在期限结构管理的可能性。袁卫秋（2005）研究发现，资产到期日与债务期限显著负相关，契约成本理论无法获得实证证据支持；关于信息不对称理论的检验，在单独进行回归时未能获得验证，但在综合回归时，每股收益的影响是显著的；关于税收理论的验证则获得部分实证证据，即非债务税盾（主要是固定资产的折旧）对延长债务融资期限具有促进作用。孙铮等人（2005）研究表明，企业所在地的市场化程度越高，长期债务的比重越低，且他们进一步分析表明上述差异主要归因于政府对企业的干预程度的不同。肖作平（2005a）研究发现，调整成本显著地影响公司债务期限结构。实证证据支持了代理成本假说和税收假说，并不支持信号传递假说。肖作平（2006）研究发现，债务期限相对较短，受管制行业的债务期限相对高于其他行业，不同行业和不同地区之间的债务期限存在显著性差异，这些差异大部分归属于行业差异和地区差异而不是年度差异。肖作平（2007）研究发现，债务期限和资本结构是联立决定的；成长机会与债务期限负相关，公司规模、资产平均期限与债务期限正相关，这些结果支持了债务期限结构代理成本假说；盈余变动、利率期限结构与债务期限不呈显著关系，债务期限结构信号传递假说和税收假说没有得到支持。
（4）公司治理因素
Datta et al．（2005）研究发现，管理者持股是债务期限结构选择的一个重要因素，管理者持股比例与债务期限呈显著负相关关系。即他们的分析表明，具有更高股权比例的管理者（因此与外部股东具有更好的激励）选择更高比例的短期债务，壕沟程度更大的管理者（即持有更低股权比例的管理者）选择更长的债务期限；两个交互项的系数都是负的且显著，表明管理者持股影响信用质量和债务期限以及成长机会和债务期限之间关系：当流动性风险（投资级公司）很低时，具有更低股权比例的管理者选择更长的债务期限；在具有低成长机会的公司中，具有高权益所有权的管理者比低股权比例的管理者选择显著多的短期债务。另外，他们发现，杠杆与债务期限显著正相关；资产期限与债务期限正相关但不显著；公司规模与债务期限呈倒U型关系；成长机会与债务期限显著正相关；利率期限结构与债务期限显著负相关；管制行业虚拟变量的系数是负的但不显著；公司质量的系数是正的但不显著；等级虚拟变量的系数是正的且显著。
Guney和Ozkan（2005）研究发现，管理层持股比例和债务期限结构显著负相关。一种解释认为管理层持股比例提高所导致的代理成本越高，公司越偏好短期债务；另一种解释认为对短期债务的偏好归因于管理者抵制被并购的动机。控制权和现金流权的分离度对债务期限结构同样具有显著的负面影响效应。股权结构的分散有助于减弱管理者持股对债务期限结构的负面影响效应，而控制权和现金流权的分离能够加剧管理者持股对债务期限结构的负面影响效应。
Arslan和Karan（2006）研究发现，股权集中度与债务期限结构显著正相关，表明大股东的出现更少地需要短期债务来控制管理层。对于控制变量，他们发现财务强度与公司债务期限显著负相关；成长机会与公司债务期限显著负相关，且尽管存在大股东或股权集中，具有成长机会的公司仍然偏好使用短期债务融资以解决投资不足问题；债务资产期限与公司债务期限显著正相关，公司规模与公司债务期限显著正相关。但是，他们的实证分析没有提供债务期限结构税收效应的证据。
Benmelech（2006）研究发现，Gompers et al．（2003）（GIM）公司治理指数的回归系数显著为正，说明公司治理指数越高，强势的管理者偏好更高水平的长期债务，债务期限越长，管理者壕沟效应对债务期限结构的正面效应越强；控制股东虚拟变量的回归系数（公司有控制股东，即控制股东的持股比例至少在20％以上，取值为1，否则为0）在1％水平上显著为负，当存在股权比例超过20％的控制股东，偿还期限在3年、4年、5年以上的长期债务平均缩短4.3、4.6、4.4个百分点；高管持股比例的回归系数均不显著，这与Datta et al．（2006）的实证结果不一致，Datta et al．（2006）认为管理者持股比例越高，管理者和股东之间的利益联盟将越提高短期债务水平。总之，壕沟效应使得管理者偏好长期债务融资。
Chong（2006）研究发现，公司治理的效率越差，一方面从债务所有权结构来看，与公共债券发行规模相比，银行贷款水平显著越高；另一方面从债务期限结构来看，与长期债务相比，短期债务水平显著越高，并使用更高额度的商业信用。这意味着对于公司治理效率较差的企业，银行贷款、短期债务、商业信用是主要的外部融资来源。
Jiraporn和Kitsabunnarat（2007）研究发现，股东权利和债务期限结构显著负相关，即股东权利越弱，所有权和控制权之间的分离度越大，管理者和股东之间的代理冲突越严重，长期债务水平越高。在股东权利较弱的公司，具有机会主义倾向的管理者更加偏好短期债务来规避外部监督带来的约束；控制行业管制虚拟变量之后，公司治理指数的回归系数不显著，说明在受管制的公司中，股东权利和债务期限结构之间没有显著的相关性，意味着作为债务期限结构的替代机制，行业监管有助于降低代理成本。
Marchica（2008）研究发现，第一大股东与短期债务显著负相关，非财务大股东（包括个人、非金融公司）和机构投资者（包括银行、保险公司、养老基金、基金经理）负面影响债务期限（短期债务）决策；管理者持股与短期债务呈U型关系；CEO（首席执行官）和董事会主席两职分离的公司具有相对少的短期债务，非执行董事比例的系数是负的但不显著。另外，他还发现，滞后一期短期债务的系数是正的且显著；成长机会、公司规模、杠杆、波动性、实际税率与短期债务显著负相关；资产期限和利率期限结构的系数是正的但不显著；公司质量的系数是负的但不显著。
Harford et al．（2008）研究发现，董事权利指数每提高1个等级，债务水平提高约0.6％，说明董事权利指数和债务水平显著正相关。激励联盟指数和债务水平显著负相关，说明激励联盟是董事权利的替代影响机制。董事会有效性指数、股东权利指数和债务水平没有显著的相关关系；董事会总指数和债务期限结构显著负相关，董事会指数每提高1个等级，债务期限结构平均下降1.6％，说明董事会的监督机制越强，债务期限越短；Bebchuk et al．（2005）的管理者侵占指数对债务水平、债务期限结构没有显著的影响效应。高管股权和债务水平、债务期限结构显著正相关。
Garci'a-Teruel和Marti'nez-Solano（2010）研究发现，管理层股权和长期债务水平之间存在非线性的相关关系，即随着管理层持股比例的不断提高，长期负债额呈现出先递增后递减的变化趋势。这与Datta et al．（2005）的美国公司样本，以及Guney和Ozkan（2005）的英国公司样本的研究结论完全不同（他们证明管理者持股和债务期限结构呈线性的负相关关系），但与Marchica（2008）的研究结论一致。
Marchica（2011）研究发现，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和短期债务之间在统计意义和经济意义上都呈现显著的正相关关系。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每增加1％，短期债务水平平均提高约27.8％，意味着活跃的机构投资者通过影响债务期限结构决策（强迫公司提高短期债务水平）能抑制管理者的操纵动机。机构投资者的特征（比如投资期限、与投资公司的潜在商业关系等）不同，监督管理者的能力和动机也各不相同，表现为机构投资者的投资期限越长，对债务期限结构的影响作用越强。总之，机构投资者对债务期限结构影响作用的强弱取决于机构投资者约束管理者操纵行为的动机和能力。
近年来，学者开始从终极控制股东的视角研究债务期限结构。如Shyu和Lee（2009）研究发现，终极控制股东的超强控制权与短期负债水平呈现显著的负相关关系，实证证据支持壕沟效应和利益侵占理论，认为控制股东的控制权越强，侵占公司资源、通过延长债务期限结构攫取控制权私利的动机越强，因此短期债务可作为抑制终极控制股东壕沟效应和侵占行为的一种有效监督机制。滞后一期债务期限解释变量的回归系数显著为正（0.872，调整速度0.128），这与Antoniou et al．（2006）的结论一致，证明公司能将债务期限调整至目标结构；家族型董事会变量对公司短期负债水平具有显著的正面影响效应，而专家型董事会变量的回归系数为负但不显著。说明终极控制股东可能将短期债务视为一种信号工具，以证明他们并没有利用超强控制权来侵占外部小股东的利益，而是追求股东利益最大化目标；与经典的代理理论一致，CEO兼任董事会主席和债务期限结构显著负相关；此外，CEO股权变量的回归系数显著为负，表明CEO持股比例越高，越倾向于提高短期负债水平规避外部监督；CEO股权和二元CEO的交叉项系数显著为正，即CEO持股比例会削弱CEO兼任董事会主席对债务期限结构的负面影响效应，说明CEO持股有助于缓解代理问题；大股东持股比例和债务期限结构显著负相关，即大股东持股比例越高，长期负债水平越高，意味着大股东能抑制终极控制股东的利益侵占行为。Garci'a-Teruel和Marti'nez-Solano（2010）研究发现，终极控制股东和长期债务水平之间存在非线性的相关关系，即当终极控制股东的控制权处于较低水平时，终极控制股东持股和长期负债水平正相关，说明当控制权较低时，终极控制股东具有监督管理者机会主义行为的动机，此时无需将短期债务作为控制工具；而随着终极控制股东的控制权不断增强，侵占效应逐渐凸显，此时公司偏好使用更多的短期负债以向市场发出缓解代理冲突的信号。银行型终极控制股东和债务期限结构显著负相关，说明银行类机构投资者没有充分有效地发挥监督者角色，公司被迫通过短期债务向市场传递能够有效监督管理者行为的信号；家族型终极控制股东对债务期限结构的影响不显著。
Lin et al．（2012）研究发现，终极控制股东控制权和现金流权的分离度对银团贷款结构具有显著的影响效应，具体表现为：借款公司终极控制股东控制权和现金流权的分离度越大，银团集中度越高，牵头银行的贷款比重越大；此外，在银团构成中，与借款公司行业背景相关的贷款银行越多，与借款公司地理位置接近的本国贷款银行也越多；公司信息透明度越低、终极控制股东现金流权越低、国家正经历金融危机，控制权—现金流权的分离度对银团贷款结构的影响越显著；牵头银行具有良好的声誉并和借款公司保持紧密的关系、股东法律保护健全、贷款信息共享则能削弱控制权—现金流权的分离度对银团贷款结构的影响；贷款期限和银团贷款集中度显著负相关，意味着银团贷款集中度越高（贷款银行数量越少，牵头银行贷款额度越大），银团贷款期限越短。
Flavin和Connor（2012）研究发现，股票市场开放后，公司治理效率良好的、控制权—现金流权分离度低于10％的公司更加偏好股权融资；而控制权—现金流权分离度高于10％的投资级公司的债务期限更长，意味着投资级别有利于增强公司的长期负债能力；二元股权结构和债务期限结构显著负相关，意味着控制股东控制权和现金流权的分离度越高，债务期限结构越短，短期债务水平越高。
Lee和Chang（2013）研究发现，控制权结构的类型不同，控制权与现金流权的分离度对公司债务期限结构的影响效应也随之不同；控制股东的现金流权和债务期限结构显著负相关，即控制股东的现金流权越高，债务期限结构越短。随着现金流权的不断增加，控制股东的监督动机不断增强，通过使用短期债务降低代理冲突问题；控制股东的控制权和债务期限结构之间呈现非线性的U形曲线关系，即随着控制权的不断增加，控制股东将使用更多的短期债务；当控制权逐渐增加并超过某一特定水平时，控制股东将选择发行更多的长期债务，证明当控制权增强时，控制股东“负面攫取效应”更强；控制股东成为“终极”控制股东（控制权超过必要控制权）后，控制权对债务期限结构的影响效应没有发生显著的改变，终极控制股东的控制权与债务期限结构之间依然呈现非线性的U形曲线关系。即当控制股东的控制权低于必要控股权（即对公司施加控制所必需的最低股权）时，控制权—现金流权的分离度和债务期限结构之间呈现显著的负相关关系，此时控制股东还不是终极控制股东，侵占利益的控制权所受到的“威胁”效应高于控制权—现金流权的分离所带来的壕沟效应；当控制股东的控制权逐渐增强并高于必要控股权时，控制权—现金流权的分离度对债务期限结构产生显著的正面影响效应，此时控制股东成为“终极”控制股东，终极控制股东偏好长期负债以保护控制权利益。
近年来国内少数学者开始实证检验公司治理和债务期限结构之间的相关关系。肖作平和廖理（2007）研究发现，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与债务期限显著负相关；第一大股东的产权性质显著影响公司债务期限结构的选择，第一大股东为国家股的公司具有相对高的长期负债水平；少数大股东的持股集中度与债务期限显著正相关；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和少数大股东持股集中度的交互项与债务期限显著正相关，表明少数大股东持股集中度的提高能削减第一大股东和债务期限之间的负相关关系。
肖作平和廖理（2008）研究发现，公司治理确实影响债务期限水平，具体表现为当公司治理水平高时，内部人（管理者/控制股东）受到更严格的监督，更少的管理者壕沟效应，控股股东的机会主义行为受到限制，公司将使用更少的短期债务，即公司治理与短期债务的使用之间存在替代效应。
肖作平（2009b）研究发现，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与债务水平负相关；最终控制人是国有企业的控制股东具有强烈的股权融资偏好，这类公司拥有相对低的债务水平；少数大股东持股集中度与债务水平正相关；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和少数大股东持股集中度的交互项与债务水平正相关，表明少数大股东持股集中度的提高能削减第一大股东和债务水平间的负相关关系；少数大股东持股集中度除以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少数大股东持股集中度减去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与债务水平正相关，说明股权制衡能够抑制、控制股东机会主义行为，股权制衡的公司具有相对高的债务水平；法律制度对不同期限的债务水平具有不同影响，法律制度环境好的公司具有相对高的短期债务和相对低的长期债务；第一大股东与债务水平之间的关系受法律制度环境的影响。
肖作平（2010a）应用Logit模型和排序选择模型实证检验公司治理机制如何影响债务期限结构类型。研究发现，公司治理确实对债务期限结构类型具有显著影响，表现为治理水平高的公司，其内部人（管理者/控制股东）受到更严格的监督，债务供给者（银行）更愿意为其提供长期债务，因此更倾向使用高的债务期限类型。
肖作平（2011）研究发现，终极控制股东控制权高的公司具有显著短的债务期限；终极控制股东控制权和所有权的分离度与债务期限显著负相关；与终极控制股东是家族等非国有公司相比，终极控制股东是国有的公司具有相对多的长期债务。并证明这样的论点：与长期债务相比，短期债务在处理公司治理方面具有比较优势；债务期限的缩短可以减缓终极控制股东与债权人之间的代理冲突，抑制终极控制股东的掠夺行为。
可见，多数实证研究支持了债务期限结构的代理成本假说、流动性假说和权衡理论，较少支持信号传递假说和税收假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