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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大约有两千年的翻译史，大致走过了古代、中世纪、文艺复兴时期、近代和现代五个阶段，是整个西方发展史上一个极其重要的组成部分。这段历史为我们积累了一份宝贵的文化遗产，我们应当认真总结前人的翻译经验，批判地吸收前人从实践中总结出来的理论和方法，以便继续提高我们的翻译水平，发展我们的翻译事业。
西方翻译史于公元前3世纪揭开它的第一页。公元前4世纪末，盛极一时的希腊奴隶社会开始衰落；而从公元前6世纪起，罗马从原始公社进入奴隶社会，建立了奴隶制贵族共和国，国力日渐强盛。当时邻近的希腊文化又优于罗马文化，因此，从公元3世纪起，罗马人开始大规模地翻译希腊文学作品。从广义上说，西方最早的译作是公元前3至2世纪之间，72名犹太学者在埃及亚历山大城翻译的《圣经·旧约》（Old Testament），即《七十子希腊文本》（The Septuagint）。从严格的意义上说，有文字记载的西方第一部译作是在约公元前3世纪中叶安德罗尼柯在罗马用拉丁语翻译的希腊荷马史诗《奥德塞》。《圣经·旧约》原为犹太教的正式经典，原文为希伯来语。由于犹太人长期漂流、居无定所，久而久之，犹太人操起了以希腊语为主的外族语言。为了满足这些说希腊语的犹太人的需要，教会决定将《圣经·旧约》的希伯来文本译成希腊文本。这样一来，按托密勒二世的旨意，公元前285年至公元前249年间，72名犹太学者汇集在埃及亚历山大图书馆，从事《圣经·旧约》的翻译工作。《七十子希腊文本》是多人合作的成果，开创了翻译史上集体合作的先河。
里维乌斯·安德罗尼柯（Livius Andronicus，公元前284—公元前204），是罗马史诗和戏剧的创始人，也是罗马最早的翻译家。他选择翻译的荷马史诗《奥德赛》，流传深远。
同一时期的翻译家还有与安德罗尼柯并称罗马文学三大鼻祖的涅维乌斯（Gnaeus Naevius）和恩尼乌斯（Quintus Ennius），以及后来的普劳图斯（Plautus）、泰伦斯（Terence）等大文学家，他们都用拉丁语翻译或改编了荷马史诗和埃斯库罗斯（Aischulos）、索福克勒斯（Sophocles）、欧里庇得斯（Euripides）和米南德（Menandros）等人的希腊戏剧作品。这是欧洲也是整个西方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翻译活动，开创了翻译的新局面，把希腊文学特别是戏剧介绍到了罗马，促进了罗马文学的诞生和发展，对罗马以及日后西方继承古希腊文学起到了重要的桥梁作用。
西塞罗（Marcus Tullius Cicero，公元前106—公元前43），是西方最早的翻译理论家，同时也是古罗马著名的政治家、演说家、哲学家和修辞学家。他精于创作，还翻译了大量的作品，如荷马的《奥德塞》、柏拉图（Plato）的《蒂迈欧篇》（Timaeus）等希腊名著。他首次把翻译区分为“作为解释员”（ut interpres）和“作为演说家”（ut orator）的翻译。在他的作品《论最优秀的演说家》（De Optima Genere Oratorum）第5卷第14章中写道：“我不是作为解释员，而是作为演说家进行翻译的……不是字当句对，而是保留语言的总的风格和力量。”西塞罗从修辞学家和演说家的角度看待翻译。所谓作为解释员的翻译是指没有创造性的翻译，而所谓作为演说家的翻译则是指具有创造性、可与原著媲美的翻译。译者应当像演说家那样，使用符合古罗马（译入语）语言习惯的语言来表达外来作品的内容，以吸引和打动读者。实际上，“作为解释员”与“作为演说家”的翻译方法也就是直译与意译的翻译方法。在《论善与恶之定义》第4卷中，西塞罗强调翻译必须采用灵活的方法。他认为翻译应采用活译，反对直译。翻译应当保留的是词语最内层的东西（genus omnevimque），即“意思”，因而应当避免逐字死译。自西塞罗以后，西方翻译理论史便围绕着直译与意译、死译与活译、忠实与不忠实、准确与不准确的问题向前发展。
继西塞罗之后，西方翻译史上出现了一大批优秀的翻译理论家。他们在不同时期，从不同角度提出了各种不同的理论和观点。
贺拉斯（Quintus Horatius Flaccus，公元前65—公元前8）是罗马帝国初期的著名诗人和批评家。他的翻译理论主要见于《诗艺》（Ars poetica）中。他主张翻译必须坚持活译，放弃直译。他在《诗艺》中写道：“忠实原作的译者不会逐字死译。”他同时认为本族语可以通过译借外来词加以丰富，可以有节制地创造新词，特别是通过译借希腊语，满足写作和翻译的需要，同时丰富祖国（译入语）的语言。
昆体良（Marcus Fabius Quintilianus，35？—95？）是继西塞罗和贺拉斯之后又一位翻译家，同时也是著名的演说家和修辞学家。他对翻译的见解主要见于《演说术原理》（Deinstiutlone oratoria）中。他曾在《演说术原理》中具体地提出与原作“竞争”之说：“我所说的翻译，并不仅仅指意译，而且还指在表达同一意思上与原作搏斗、竞争。”这也就是说，翻译也是创作，译作应力争超过原作。
罗马帝国后期，宗教翻译取代了日渐衰落的文学翻译，并形成了西方翻译史上的第二个高潮。在这一时期，最有影响的翻译家当数哲罗姆和奥古斯丁。
哲罗姆（St．Jerome，347？—420）是早期西方基督教会四大权威神学家之一，被认为是罗马神父中最有学问的人。公元383年，罗马教皇达马苏一世授命哲罗姆对《拉丁圣经》（从古希腊语而非希伯来原作中译出的《圣经》等早先译本）进行修改，编译出“正确的”、可为人们所公认的拉丁文《圣经》。哲罗姆在修改原本的过程中，渐渐发现《七十子希腊文本》在用词方面死抠原文，提出译者应当按照译文语言的特点移植原文风格。因此，大约在405年，他在几位助手的协助下，对照希伯来原本译出包括《旧约》和《新约》（New Testament）在内的拉丁文《圣经》，它称为《通俗拉丁文本圣经》，后来成为罗马天主教所承认的唯一文本。哲罗姆对翻译理论的贡献不亚于西塞罗。他提出了“文学用意译，圣经用直译”的观点。他认为应当区别对待文学翻译和宗教翻译，在《圣经》翻译中不能一概用意译，而应主要采用直译，但在文学翻译中，译者可以而且应当采用易于理解的风格传达原作的意思，这一观点与西塞罗和昆体良的观点相似。另外，哲罗姆不相信在遣词造句上有什么“上帝的感召”，并相信正确的翻译必须依靠正确的理解。哲罗姆的直译与意译兼而有之的折中观点推动了翻译理论的发展。
奥古斯丁（St．Augustine，354—430）是罗马帝国末期另一位基督教神学家，同时也是著名的哲学家和拉丁教义的主要代表。他的翻译观主要反映在《论基督教育》（De Doctrina Christiana）等书中，涉及翻译的诸多方面。他认为翻译时必须注意的是，翻译风格（朴素、典雅、庄严三种风格）的选取应当取决于读者的要求。进行启蒙教育时，采用朴素风格；颂扬上帝时，应采用典雅风格；规劝、引导读者时应采用庄严风格。另外他还讨论并发展了亚里士多德的符号学说，认为翻译应考虑“能指”（符号）、“所指”（客观存在物）和译者“判断”的三角关系，并从译词与原词词义的关系来进一步探讨翻译的对等问题。他还认为《圣经》翻译必须依靠上帝的感召，以渲染上帝的神秘和《圣经》的玄义。他的译论对后世的语言与翻译研究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他也因此被奉为西方翻译史上语言学派的鼻祖。随着罗马帝国的衰落，西方的翻译也逐渐转入低潮。
中世纪中期，即11至12世纪。这一时期，西方翻译家们云集在西班牙的托莱多，把大批作品从阿拉伯语译成拉丁语。这是历史上少有的基督徒和穆斯林的友好接触，掀起了西方翻译史上的第三个高潮。原来早在9世纪和10世纪，叙利亚学者就来到雅典，把大批希腊典籍译成古叙利亚语，带回巴格达。在巴格达，阿拉伯人又把这些著作译成阿拉伯语，巴格达一时成为阿拉伯人研究古希腊文化的中心。后来，在托莱多，被译成拉丁语的许多希腊典籍便是从这些阿拉伯文译本转译的。于是，托莱多成为欧洲的学术中心（类似于巴格达的“翻译院”），翻译及学术活动延续达百余年之久，影响深远。
中世纪西欧的翻译，主要为宗教势力所把持。宗教翻译取得了与文学并驾齐驱的重要地位，且在翻译思想方面受到教会的禁锢，任何不符合原文语言形式的译法都被视为大逆不道，直译、死译居主导地位。中世纪初翻译领域的中心人物是波伊提乌。
曼里乌·波伊提乌（Manlius Boethius，480？—524？）是罗马帝国灭亡后的几个世纪中最重要的神学家、政治家、哲学家和翻译家。他曾翻译了亚里士多德《工具论》（Organum）中的部分篇章，并著有《哲学的慰藉》（De consolatione philosophae）等著作，对后来的译学界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他主张人物风格与内容互为敌对，要么讲究风格，要么保全内容，二者不可兼得。他还认为翻译应以客观事物为中心，译者应放弃主观判断权。在某些著作的翻译中，译者所寻求的是准确的内容，而不是优雅的风格。因此，为了表达出“没有讹误的真理”，译者应当逐字对译，即死译。波伊提乌虽发表了上述观点，但却主张翻译凭经验而不凭理论，强调翻译实践。于是在他的影响下，西方翻译发生了一个大转折。在之后长达五六百年的时期内，奥古斯丁等人的理论被埋没，取而代之的是严格的客观主义和实用主义。直至中世纪末，翻译理论的研究才重新为学者们所重视。
在法国，王室专门雇佣译员为国家翻译各种拉丁语和希腊语作品，其中最著名的是查理五世时期的尼古拉·欧雷斯米（Nicholas Oresme，1325—1382），他翻译的亚里士多德的作品对法国翻译界和哲学界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大约在1340年，让·德·维尼（Jean de Vignay）将拉丁文《圣经》译成了法语。
在意大利，但丁（Dante，1265—1321）在他的《论俗语》（De vulgari eloquentia）和《飨宴》（Lcenvito）中发表了有关翻译与民族语的论述。
在俄国，大规模的民族语翻译活动可以追溯到11、12世纪。翻译最多的是希腊语和拉丁语作品，且译文质量达到了较高的水平。
在德国，民族语翻译虽已有一定的规模，但拉丁语仍居主导地位。德国文学家模仿拉丁语的高雅风格，而不用朴素的风格写作。而他们在翻译时则主要采用逐字对译的方法，其中的代表人物是尼古拉斯·封·维尔（Nicolas von Wyle，生卒年不详）。维尔是一名大学语文教师，曾为教学目的翻译过几十篇罗马作品。他认为准确翻译拉丁语能得出最优美的德语风格，如采用逐字对译，不折不扣地模仿拉丁风格，译作就必然会含有拉丁原文的全部优点。为了忠实于原文，宁愿牺牲译文的可读性。他还认为逐字对译可以通过原文和译文的比较推广拉丁语，这一论说符合当时对德语和拉丁语双语技能要求的思潮。
在13—14世纪，英语在西欧仍属蛮族语言，因此当时的英国人至少必须懂三种外语才能阅读当时流行的大作品。在这一时期，最优秀的译者是大诗人乔叟（Geoffrey Chaucer，1340？—1400）。乔叟翻译了薄伽丘的《菲洛斯特拉托》（Filostrato），并以薄伽丘的作品为基础，改编了《骑士的故事》（The Knight's Tale）等作品，收录在作品集《坎特伯雷故事集》（The Canterbury Tales）中。另外，他还翻译了《玫瑰传奇》（Roman de la rose）和波伊提乌的全部作品。他被誉为“翻译大师”，为英国文学和翻译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14至16世纪中叶欧洲发生的文艺复兴运动，是一场思想和文学革新的大运动，也是西方翻译史上的一次大发展。特别是文艺复兴运动在西欧各国普遍展开的16世纪以及以后的一个时期，翻译活动达到了前所未见的高峰。翻译活动深入到思想、政治、哲学、文学和宗教等各个领域，涉及古代和当代的主要作品，产生了一大批杰出的翻译家和一系列优秀的翻译作品。
在德国，民族的自我意识得到进一步加强，仿效拉丁语的风气逐渐消失。16世纪德国的翻译仍集中于古典文学和宗教作品的翻译上。文学作品的翻译主要是古典拉丁语作品，包括西塞罗和贺拉斯等人的作品。宗教作品的翻译则集中在《圣经》的翻译上。较著名的译者和理论家有埃姆塞尔、普勒宁根、布兰特、犹达、赖希林、伊拉斯谟和路德等人。
16世纪在翻译理论方面提出新见解的杰出代表之一是德西德利乌·伊拉斯谟（Desiderius，1466？—1536）。他翻译过欧里庇得斯等人的作品，并在原手抄本的基础上于1516年首次刊行希腊语的《新约》，并附有他本人所译的拉丁文本和评注。他的译文行文准确、风格优美。他还就翻译问题提出了深刻的见解。他认为译者必须尊重原作。伊拉斯谟之前的《圣经》翻译不是以希腊语文本为蓝本，就是以拉丁语文本为蓝本。伊拉斯谟认为，应当以《圣经》原本为翻译的最终标准，对真理追根溯源。他还坚持翻译者必须有丰富的文化知识，认为不可能有受“神的感召”的翻译。伊拉斯谟还主张风格是翻译的重要组成部分，风格的性质取决于读者的要求。总而言之，伊拉斯谟翻译理论对后来的译者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在德国众多的翻译家和翻译理论家中，路德的《圣经》翻译达到了最高峰。宗教改革家兼翻译家马丁·路德（Martin Luther，1483—1546）顺从民众的意愿，采用民众的语言，于1522—1534年翻译刊行了第一部“民众的圣经”，对德国人的生活和宗教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同时他还创造了民众所能接受的文学语言形式，对德国语言的统一和发展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开创了现代德语发展的新纪元。他的翻译观可以归纳为三点：①翻译必须采用人民的语言。他说：“真正的翻译是把外国语变成译者的本族语言。”因此，必须使译文完全合乎德语的表达习惯，只有意译才能在某种程度上再现原文的形式、风格和精神实质。②译者必须重视语法与意思（神学含义，指译者对话题的深刻理解）之间的关系，即深刻理解原文的精神实质，不轻信教会的传统解释，译者可以相应地增补原文字面上没有但字里行间蕴含的意义。③翻译必须遵循七原则。即可以改变原文的词序；可以合理运用语气助词；可以增补必要的连词；可以略去没有译文对等形式的原文词语；可以用词组翻译单个的词；可以把比喻用法译成非比喻用法，把非比喻用法译成比喻用法；注意文字上的变异形式和解释的准确性。④翻译应依靠集体智慧，集思广益。路德提出的理论观点对后来的译者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至今仍具有实践意义。
在法国，复古之风开始盛行，翻译的重心从宗教作品转向古典文学作品，并在16世纪，逐渐形成了法国翻译史上的一个高潮。这场规模不大的翻译高潮中，有两个人的贡献极为突出，一个是“翻译之王”雅克·阿米欧，另一个是翻译理论家艾蒂安·多雷。文学家雅克·阿米欧（Jacques Amyotrophic，1513—1593）先后用了17年（1542—1559）译出了普鲁塔克（Plutarch）的《希腊罗马名人比较列传》（Parallel Lives）（简称《名人传》），其译本成为法国16世纪译作的典范。他认为译者必须吃透原文，且译语必须纯朴自然，使译文保持内容与形式、意译与直译的统一。法国语言学家艾蒂安·多雷（Etinne Dolet，1509—1546）对翻译理论问题进行了深刻的阐述。在他的一篇专门论述翻译理论问题的论文《论如何出色地翻译》（On the Way of Translating Well from One Language into Another）中，他提出了翻译的五条基本原则：译者必须完全理解所译作品的内容；译者必须通晓所译语言和译文语言；译者必须避免字字对译，因为字字对译有损原意的传达和语言的美感；译者必须采用通俗的语言形式；译者必须通过选词和调整词序使译文产生色调适当的效果。多雷的翻译理论具有现代译论的性质，因此，他被认为是西方近代翻译史上第一个比较系统地提出翻译理论的人。
在英国，文艺复兴运动的发生晚于欧洲大陆主要国家，但由于生产力大幅度提高，为文学和翻译的发展打下了雄厚的物质基础。特别是从16世纪中叶伊丽莎白登基到17世纪初期，翻译活动盛极一时。翻译作品包括古代历史作品、亚里士多德等古代哲学家和伦理学家的作品、古罗马的戏剧，以及近代意大利、法国和西班牙文艺复兴时期的作品。16世纪的文学界盛行在作品中加入前言和后记，试图与读者建立亲密的关系；译者也利用前言和后记陈述自己的翻译方法和见解。16世纪英国翻译的主要特点是：在宗教和哲学方面，人们主张准确的翻译；而对于文学以及消遣之作，传统翻译方法中那种毫无节制的自由贯穿着整个伊丽莎白时代。同时，这一时期的翻译家主要有托马斯·诺思、约翰·弗洛里欧、费尔蒙·荷兰德和乔治·查普曼。
托马斯·诺思（Thomas North，1535？—1601？）是16世纪下半叶英国著名的翻译家。1579年，他因翻译阿米欧的法译本《名人传》而享誉翻译界。他的译本语言质朴，不同于原文的典雅风格。诺思在用词和精神实质上对法译本进行了一些改动，形成了自己的风格，诺思笔下的《名人传》成了极具诺思风格的《名人传》。诺思的译作地道、流畅，为当时的文学创作提供了源泉，莎士比亚的一些戏剧就取材于诺思的译本。诺思翻译的《名人传》采用的散文体新颖优雅，成为英语翻译史上的不朽典范。
约翰·弗洛里欧（John Florio，1553—1637？）于1603年翻译了蒙田的《散文集》（Essays），用散文译散文，但在风格上与原作迥然不同，原作风格巧妙、简洁，而译作文笔细腻、繁复，其译本获得了巨大的成功。该译本最大的贡献在于它第一次向英国作者展示了散文体可以作为一种文学体裁而存在。
费尔蒙·荷兰德（Philemon Holland，1552—1637？）是16世纪英国最杰出的翻译家，其所译作品在数量上超过其他同时代的译者，在英国翻译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他被誉为伊丽莎白时代的“总翻译家”（translator genera1）。荷兰德的翻译主要有两个特点：翻译必须为现实服务，翻译必须满足同胞和时代的需求；翻译必须讲究风格。他在译本中摒弃矫揉造作的语言，而采用通俗的语言，为读者带来了极大的乐趣。
乔治·查普曼（George Chapman，1559—1634）于1598年至1616年分别采用14行诗体和英雄偶句诗体翻译了《伊利亚特》（Lliad）和《奥德赛》（Odyssey），表现出作为诗人的非凡的创作才能和驾驭语言的能力。在翻译理论方面，他反对逐字对译，又反对毫无节制的活译。他曾说：“我鄙视译者陷入逐字对译的泥坑，丧失本族语的活的灵魂，用生硬的语言给原作者抹黑；同时，我也憎恨不求简练，使用繁文缛语以表达原意。”他的译作在16和17世纪间起了承上启下的作用。
16世纪，英国《圣经》的翻译又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在这一时期《圣经》翻译的主要代表人物有威廉·廷代尔（William Tyndale，1494？—1536）和威廉·富尔克（William Fulke，1538—1589）。两人在《圣经》翻译实践和理论方面做出了重要的贡献。1611年《钦定圣经译本》（Authorized Version）的翻译出版标志着英国翻译史上的又一次大发展。它以其英语风格的地道、通俗和优美赢得了“英语中最伟大的译著”的盛誉，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成为英国唯一家喻户晓、人手一册的经典作品，对现代英语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译本所用词汇中93％是英国本土语，符合地道英语的习惯，因而易于为普通民众所接受。
总之，文艺复兴时期是西方（主要是西欧）翻译发展史上一个非常重要的时期，它标志着民族语言在文学领域和翻译中的地位终于得到了巩固，同时也表明翻译对民族语言、文学和思想的形成和发展所起的作用巨大。
文艺复兴后，从17世纪下半叶至18世纪上半叶，西方各国的翻译继续向前发展。虽然就其规模和影响而言，这一时期的翻译比不上文艺复兴时期，但仍然涌现出了大量的优秀译著。翻译家们不仅继续翻译古典著作，而且对近代的和当代的作品也产生了很大的兴趣。塞万提斯、莎士比亚、巴尔扎克、歌德等大文豪的作品都被大量译成多种文字，东方文学的翻译作品也陆续问世。在翻译理论研究方面，整个西方翻译界进入了前所未有的黄金时代。
（一）近代法国翻译
17世纪的法国复古之风盛行，不仅表现在古典作品的大量翻译上，还在于围绕古典作品的译法展开的“古今之争”。有的译者厚古薄今，主张亦步亦趋，即所谓的准确译法；有的译者则反其道而行之，对原作任意删改，随意发挥。这一时期著名的翻译家有佩罗·德·阿伯兰库（Perrot d'Ablancourt，1606—1664）。他翻译过罗马著名历史学家、文学家和演说家塔西佗（Taxituo Tacitus，56—120）等人的作品，译文精练而有力。他认为译作的主要目的在于使译本迎合当代读者的口味，为了使译作具备可读性，可以对原作任意增删，而不顾及译作的准确性。因为种种原因，德·阿伯兰库“漂亮而不忠实”的翻译受到了许多人的推崇。德·阿伯兰库的自由译法在法国翻译界占据着主导地位，他也成了这一自由翻译派的代表人物。法国17世纪的意译与直译之争主要是围绕他的这一翻译原则和方法展开的。
17世纪最有影响的翻译评论家之一的达尼埃尔·于埃（Daniel H，1630—1721？）在1661年的专著《论翻译》（De interpretatione）中，批评了古代西塞罗、贺拉斯、哲罗姆等人的活译法，同时也猛烈地抨击了当代“漂亮而不忠实”的翻译家。他认为翻译的唯一目标是做到准确，只有在语言上准确地模仿了原作，才有可能准确地传达原作者的意思；译者无权任意选词或更改词序，因为在选词或词序上“偏离”原文便会导致偏离愿意。他说：“因此，我说，这才是最好的翻译方法：译者首先紧扣原作者的意思；其次，如有可能，也紧抠他的字眼；最后尽可能再现他的性格。译者必须仔细研究原作者的性格，不删减削弱，不增添扩充，非常忠实地使之完整无缺，一如原作。”于埃的翻译理论受到许多现代译者和翻译理论家的称颂，但由于其作品以拉丁语成书，因此在当时影响并不是很大。
18世纪的法国已经不如16、17世纪强盛，但对其他国家文学作品的翻译日渐活跃。值得一提的是，这一时期汉学翻译在法国兴盛起来，许多神甫和语言学家对翻译中国作品情有独钟，但由于重视内容而忽视语言文字，因此译著多而不精。18世纪法国又一杰出的翻译理论家是夏尔·巴托（Charles Batteux，1713—1780？）。他著有《论文学原则》（Principes de Litterature），其中一部分专门讨论翻译问题。他从一般语言技巧来讨论翻译理论，论述的重点之一是翻译中语序的处理问题。他提出翻译应尽可能保留原作的语序，保留所表达意思的先后次序，使用同样长度的句子，再现连词，避免意译，必要时可对原著加以修正，但首先必须强调形式的对等。巴托在其所译的亚里士多德的《诗学》中始终保留了原作的语序，做到了形式的对等。巴托还讨论了译者的任务，他认为译者应用一种语言表达另一种语言中的事物、思想、用词和风格，不得作任何增减，不得改变原作的意思。尽管他的理论有失偏颇，但其译法原则对法国甚至欧洲其他国家的翻译界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19世纪的法国出现了又一个翻译高潮，译者翻译了大量英国、德国和意大利等国的文学作品，其中最突出的仍是自18世纪以来对莎士比亚作品的翻译。从1800年至1910年，法国至少出版了八套不同版本的莎剧全集的译本，其中以弗朗索瓦-维克多·雨果（Francois Victor Hugo，1802—1885）的译本为最佳。雨果于1859年至1867年译完莎士比亚全集。这部译作忠实地保留了戏剧所独有的优美韵律，因此，被评论家誉为“法国莎剧翻译史上的第二座里程碑”，其影响力之大甚至超过18世纪末勒图尔纳的著名译本。19世纪法国著名的翻译家还有夏多布里昂（Francois Rene de Chateaubriand）、奈瓦尔（Gerard de Nerval）和波德莱尔（Charles Baudelaire）等。
（二）近代德国翻译
17至19世纪，德国的翻译也有较大的发展。特别是18世纪末至19世纪初，德国出现了歌德、斯莱尔马赫、洪堡等著名语言文学大师和理论家，还有蒂克（Johann Tieck）、维兰德（Christoph Wieland）、席勒（Friedrich Schiller）、施莱格尔（August Wilhelm Schlegel）等杰出的翻译家，翻译了大量古希腊和罗马的作品以及近代和当代英国、法国和西班牙等国的文学作品，使德国成为欧洲翻译理论研究和翻译活动的又一中心。
18至19世纪翻译实践成就最大的当数语言学家、文学评论家和翻译家奥古斯特·威廉·斯莱格尔（August Wilhelm Schlegel，1767—1845）。他学识渊博，翻译过卡尔德隆（Peclro Calderon La Barca）、塔索（Torquato Tasso）、彼得拉克和阿里奥斯塔（L．Ludovico Ariosto）等人的作品，其中最出名的是自1797年至1810年在蒂克的协助下翻译的莎士比亚的17部戏剧，被认为是德国翻译方面的宝贵财富。斯莱格尔认为翻译必须准确，必须保持原作的风格。
18至19世纪享有更大盛誉的翻译理论家要数斯莱尔马赫和洪堡。弗里德里希·斯莱尔马赫（Friedrich Schleiermacher，1768—1834）是哲学家、神学家和古典语言学家。他也是西方第一个把口译与笔译区分开来并加以界定和阐述的人。他认为翻译应分为真正的翻译和机械的翻译。所谓真正的翻译指的是文学作品和自然科学作品的翻译；所谓机械的翻译指的是实用性的翻译。笔译属于真正翻译的范畴，口译属于机械翻译的范畴。他还认为翻译可以有两种不同的途径。一种是尽可能地不扰乱原作者的安宁，让读者去接近作者；另一种是尽可能地不扰乱读者的安宁，让作者去接近读者。他虽然没有正面提到直译与意译的问题，但他提出的两种不同的翻译途径却从侧面概括了他的观点：坚持译作顺从原作，采用的方法就是直译，甚至死译；坚持原作顺从译作，采用的方法就是意译和活译，甚至无节制地任意发挥。斯莱尔马赫的理论在19世纪产生过重大的影响，直至今日仍有重要价值。
威廉·冯·洪堡（Wilhelm von Humboldt，1767—1835），生于德国波兹坦（Potsdam），是柏林洪堡大学的创始者，著名的语言学家、哲学家和教育改革家。他先后发表了《按语言发展的不同时期论语言的比较研究》和《论人类语言结构的差异及其对于人类精神发展的影响》两部著作。在这些作品中，洪堡提出了崭新的观点：①语言决定思想和文化。他认为一种语言的作用以及构成这种语言的词汇是现实生活在语言中的反映，其反映方式为使用该语言的民族所特有。②语言差异大而互不可译。洪堡认为每一种语言都有一种与之相关的世界观，而由于各民族的世界观千差万别，语言与语言之间便存在实质性的区别。这种区别支配着翻译中可译性与不可译性的问题。即由于语言之间没有共性，译者不是必须偏向原语就是必须偏向译语，不可能找到一条“介乎两者之间的中间路线”。③可译性与不可译性是一种辩证关系。在语言的可译性与不可译性的问题上洪堡表现出一种自相矛盾的观点，而实际上，他从语言的本质特性出发，对翻译坚持了一种辩证立场。他把语言是一个“系统”和语言是一个“操作过程”的两个概念统一起来，一方面分析了语言作为一个整体的心理特征，另一方面又注意到具体语言中静止的和动态的因素的相互作用。他把语言看成一种思想交际的符号和工具，用相对的眼光去看待语言的不可译性，并对照自己的翻译实践，认为语言相互之间既有共性又有个性，因此所有语言又都是可以互译的。他的这些观点在20世纪成为翻译理论家热烈讨论的课题之一。
（三）近代英国翻译
在16世纪到17世纪初的伊丽莎白时代，英国翻译活动的规模空前壮大。在17世纪中下叶至19世纪间，译品数量持续增长，在理论方面取得的成果超过了文艺复兴时代。
温特华斯·狄龙（Wentworth Dillon），通称罗斯康门（Earl of Roscommon，1633—1685）于1684年用诗体发表了一部翻译研究的论著《论译出的诗》（Essay on Translated Verse），提出了译诗须遵守的一些原则：①译者本身必须是诗人，而且还必须具备原作诗人的天赋。②译者与原作者之间必须建立起一种“友谊”。所谓友谊，即指译者在翻译之前，必须首先了解自己的兴趣，热衷于哪方面的题材，然后寻找与自己的兴趣以及风格相符的诗人，像择友一样选择原作者。只有认准了作者并建立了一种友谊关系，译者才能在思想、语言、风格和灵魂上与作者保持一致，才能提供优秀的译作。③在翻译过程中，必须以透彻理解原意、忠实原作为总的原则，做到一不改，二不增，三不减，增减相比，宁减勿增。
约翰·德莱顿（John Dryden，1631—1700）是英国古典主义的创始人、复辟王朝的桂冠诗人、17世纪最伟大的翻译家。德莱顿对翻译的贡献超出了前人和同时代的人。他既有大量的译作，又有系统的理论。他翻译了维吉尔（Vigil）的《伊尼特》（Aeneis）和普鲁塔克（Plutarchus）的《名人传》等作品，并撰写了大量的论文，全面地阐述了自己的翻译原则：①他认为译者必须像艺术家一样，具备高超的艺术鉴赏力和表现力。这是英国翻译史上第一次有人提出翻译是一门艺术。②翻译必须掌握原作的特征。要做一名优秀的译诗者，首先自己必须是一名优秀的诗人。③翻译必须考虑读者。④译者必须服从原作的意思。⑤翻译可以借用外来词，以丰富民族语言，并提出引进外来词的四个步骤。⑥翻译可以分为逐字译（metaphrase）、意译（paraphrase）和拟作（imitation）。他解释说，逐字译可比作是“戴着脚镣在绳索上跳舞”；拟作是“译者表现自己的最好方法，但它对九泉之下的作者的英灵和声誉，却是一种莫大的不公”，比起翻译而更接近创作；意译介于两者之间，表达了原文的思想而不被词所羁绊。其翻译理论与实践成就标志着17世纪英国翻译史上的最高峰。
18世纪的翻译家首推亚历山大·蒲柏（Alexander Pope，1688—1744）。蒲柏是18世纪初期重要的古典主义诗人，也是著名的荷马史诗的翻译家。他认为翻译的上乘佳作若采用直译肯定行不通，而采用草率的活译也是一大错误。他强调译者必须在最大限度上忠实于原作，译者不应该企图超越原作者。他用英语双韵史诗体翻译古朴、质真的原作，使原作中不押韵的地方押韵，译文华美无比，具有个人创作的色彩。在蒲柏的时代，意译派明显占了上风。拟作不再被纳入翻译的正轨，直译则一再受到抨击。
18世纪末，翻译理论出现了突破，理论的研究不再局限于零散的观点和方法，而开始出现全面、科学而系统地论述翻译问题的专著。首先带来这一突破的理论家是坎贝尔。
乔治·坎贝尔（George Campell，1719—1796）是苏格兰阿伯丁的马利舍尔学院院长，于1789年出版了《四福音的翻译与评注》（The Four Gospels）。全书分两卷，第一卷是他为《圣经》译本所写的导论，第二卷是《圣经》译本。在这部著作中，坎贝尔对《圣经》的翻译做了仔细而系统的分析，认为《圣经》的翻译应为文学和宗教两种不同的目的服务，并提出如何从词汇和语法方面取得对等翻译的应用理论。他第一次提出了翻译的三原则：准确地再现原作的意思；在符合译作语言特征的前提下，尽可能地移植原作者的精神与风格；译作应像原作那样自然、流畅。这三大原则无疑具有划时代的重大意义。一年之后，泰特勒在《论翻译的原则》（Essay On the Principles of Translation）中提出的三原则与坎贝尔的三原则如出一辙。
亚历山大·弗雷泽·泰特勒（Alexandel Fraser Tytler，1747—1814）出版了《论翻译的原则》。书中，他首先给所谓“优秀的翻译”下了一个定义，认为“优秀的翻译”就是“原作的优点完全移植在译作语言之中，使译语使用者像原语使用者一样，对这种优点能清楚地领悟，并有着同样强烈的感受。”接着，他提出了著名的翻译三原则：译作应完全复写原作的思想；译作的风格和手法和原作属于同一性质；译作应具备原作所具有的通顺。泰特勒还阐述了它们的相对重要性，他认为要忠实于原作的思想，往往需要偏离原作的笔调，但无论在何种情况下都不能因笔调而偏离思想，也不能只顾译作文笔的流畅和优雅而牺牲原作的思想和笔调。此外，泰特勒讨论了文学风格和译诗的问题、习语翻译问题和优秀译者的标准问题等。泰特勒的理论全面而系统，是整个西方翻译史上一座重要的里程碑，影响了一大批翻译理论家和翻译工作者，标志着西方翻译史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
（四）近代俄国翻译
俄国地处东欧，远离西欧等国，在很长时间内，翻译事业没有很大的发展，这种状况一直到18世纪才有所改观。18世纪初，俄国进入彼得大帝时期，国家得到统一，俄罗斯逐渐成为欧洲最强盛的国家。彼得大帝厉行改革，积极发展同西欧国家的经济和文化交流，使得18世纪翻译作品显著增加。这一时期翻译活动得到了皇家的支持，文学家热心于翻译事业，翻译工作有了一定的组织性，翻译理论开始受到重视。
亚历山大·普希金（1799—1837）是俄国最伟大的人民诗人、19世纪俄国文学界的杰出代表。他翻译了17至18世纪法国诗人的讽刺诗篇、古罗马贺拉斯的颂诗以及意大利诗人阿里奥斯托等人的作品。普希金的翻译实践和理论具有划时代的意义，有力地推动了俄国翻译活动的发展。他认为译者在选择原文材料上必须有自己的主张，不能人云亦云；译者在处理原著的过程中，应当享有充分的自由；原著独具的特色，译者必须尽量保留。
瓦西里·茹科夫斯基（1783—1852）是普希金同时代的诗人和翻译家。在俄罗斯文学史上，虽然他的主要贡献在于他是“第一个真正的抒情诗人”，但他的翻译活动有着不容忽视的重要意义。茹科夫斯基经历了一个由拟作到翻译的过程。他认为译诗应比译散文享有更大的创作自由，因为“散文的译者是（作者的）奴隶；诗的译者是（作者的）敌手。”茹科夫斯基还认为译者只应选择那些与自己的气质和世界观相接近的作品，而不去译那些与译者本性相去甚远的作品。这一观点与17世纪英国流行的观点相同。
19世纪俄国对翻译理论进行广泛而严肃的探讨的人除普希金和茹科夫斯基之外，还有维莎利昂·别林斯基（1811—1848）。他认为无论原著或译著都必须内容充实。译者的首要任务，就是选择内容丰富的作品作为翻译对象，应当摒弃空洞无物的作品。忠于原文在于忠于原文精神，而不是原文字面。翻译艺术作品，译者本身必须是艺术家，只有这样译者才能把原著译成地道的俄文。普希金和别林斯基的观点得到了19世纪其他优秀理论家的继承和发展。
现代翻译指的是20世纪初至今的翻译。20世纪是世界各国翻译活动空前繁荣的世纪，因而也被称为“翻译的世纪”。20世纪的翻译史大体可分为两个阶段：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的传统翻译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新时期翻译。
西方各国的翻译事业不免受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干扰，这一时期翻译有其特色：①在古典作品的翻译方面，翻译家们不再强调原著的高雅风格，而把译文的朴素、通顺和准确当作衡量译作质量的标准。②近代和当代文学作品，尤其是俄国和北欧的作品的译介成了翻译的重点。③开始较多地翻译中国作品，出现汉学热潮，涌现出了阿瑟·韦利（Arthur Waley）和弗兰茨·库恩（Franz W．Kuhn）等许多汉学家。④苏联的翻译独树一帜。十月革命后，西方翻译的实践和理论研究领域出现了一条泾渭分明的分界线。一个是西欧、北美国家的翻译，另一个是苏联的翻译。这一时期翻译理论讨论的焦点仍然集中在翻译，特别是文学翻译的再创作问题、效果问题、忠实问题和选词问题上，在这些问题的具体阐述中蕴含着不少真知灼见，体现出翻译理论正在加速演变。在意大利，美学家及文学评论家克罗齐（Benedetto Croee，1868—1952）在他的美学名著《美学原理》（Brevieario di estetica）中对翻译问题提出了一些精辟的见解。他认为翻译不能完美地再现原著面貌，翻译必须靠再创造。他还强调文学翻译不可过分自由，专业性翻译不可过分拘谨。克罗齐从美学角度谈翻译，认为文学作品不能完全移植，文学翻译只能是艺术的再创造。由于克罗齐在美学界和文学界的重要地位，他的力量深深地影响了20世纪初期西方翻译理论的发展。
在德国，20世纪上半叶在翻译研究上取得最大成就的是散文家和语言哲学家沃尔特·本杰明（Walter Benjamin，1892—1940）。他认为原文的可译与不可译取决于原文本身有无翻译价值；翻译不是译意思，而是译形式。他认为翻译不应该以原文意思为根据，而应当详细地再现原文意思的表现形式；最理想的翻译，是逐行对照式翻译即逐字对译。要再现原文的形式，必须死抠原文字眼。本杰明的观点反映了他继承了荷尔德林和洪堡的语言观和翻译观。
在法国，著名文学家保罗·瓦莱里（Paul Walery，187l—1945）翻译了维吉尔的作品。他强调要用诗人的眼光看待翻译，强调译者必须冲破原文形式，使译文同原文一样，具有强烈的音乐感和文学感。此外，20世纪上半叶在翻译理论方面有所建树的还有马鲁佐（J．Marouzeau）。他在《论拉丁语翻译》（Introduction au latin）中指出翻译是一门技巧，要掌握这门技巧，译者必须依赖丰富的实践经验、坚实的语言知识和灵活的翻译方法；翻译应讲究译文生动、易懂，译者的根本任务是向读者揭示原文的内容而非它的外壳；翻译必须用活的语言，这样译文才会有活力。
在美国，郝伯特·托尔曼（Herbert Cushing Tolman，1865—1923）在他的《翻译的艺术》（The Art of Translation）中讨论了当时人们最关心的翻译问题，如原文理解、译文表达、译者职责、译作风格等问题。他认为译者必须以正确的方法理解原文，即从原作者的观点出发来理解原文。他还认为译文必须如实反映原文的思想和风格。译文如果破坏了原作的风格特色，译文再优美，也不算好的译作。
在英国，翻译理论家及古文学家波斯盖特（John Percival Postgate，1853—1926）讨论了翻译理论和原则问题。他把翻译分为“后观式翻译”（retrospective translation）和“前观式翻译”（prospective translation）两类。后观式翻译指的是译者总是着眼于原作者，因为翻译的目的是传授原文知识，译文效果如何，受不受欢迎是读者的事。前观式翻译指的是译者心目中始终着眼于读者，翻译的目的是要表明译者精通译文语言，重点在于译文而不在原文。他认为译文的效果应由学者而不是一般读者判断。他强调忠实性是衡量翻译成败的最高标准。
在俄国，翻译理论的发展特点比较显著。1919年，楚科夫斯基等人出版了《文艺作品的翻译原则》，首次提出文学译者应是艺术家，是语言大师，并强调翻译的根本任务是再现原文的艺术特色。科尔涅伊·楚科夫斯基（1882—1969）是苏联著名作家、翻译家和翻译理论家。楚科夫斯基认为翻译是一种崇高的艺术，译者在翻译时必须选择与自己性格相符的原作者及作品。他认为翻译的中心任务是把原作者的思想、面貌、声音、文学技巧、写作风格等各个方面再现出来，即把原作者及其整个特殊风格构成的艺术个性再现出来。他还认为从原文角度理解原文是正确翻译的重要条件。译者必须克服外国腔，每种语言都有自己的句法，译者不能照搬。他还指出译者必须掌握较大的词汇量。除楚科夫斯基以外，20世纪30至40年代较有影响的苏联翻译家还有斯米尔洛夫和卡什金等人。不难看出，20世纪上半叶西方翻译研究都是从文学翻译，特别是从古典文学翻译的角度，对翻译理论进行了认真的探讨。但大都停留在传统翻译的研究方法上，诸如译作的文学性和译文的遣词造句等方面的问题。西方翻译理论的大发展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取得的。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西方进入了相对稳定的时期，生产得到发展，经济逐渐恢复，科学技术日新月异。这是翻译事业繁荣兴旺的物质基础。由于时代的演变，翻译的特点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新时期的翻译从范围、规模、作用直至形式，都与过去任何时期大不相同，取得了巨大的进展。
首先，翻译的范围空前扩大。传统的翻译主要集中在文学和宗教作品的翻译上，而这个时期的翻译却扩大到了其他领域，尤其是科技和商业领域。其声势甚至超过了文学翻译，构成西方现代翻译发展的一个主要内容。其次，翻译的规模大大超过了以往。过去，翻译主要是少数文豪巨匠的事业；而今，翻译已成为一项专门的职业，不仅文学家、哲学家、神学家从事翻译，而且还有一支力量雄厚、经过专门训练的专业队伍承担着各式各样的翻译任务。再次，翻译的作用也为以往所不可企及。特别是在联合国和欧洲共同市场形成之后，西方各国之间在文学、艺术、科学、技术、政治、经济等各个领域的交流日益频繁、密切，翻译起着越来越大的实际作用。翻译已经成为日常工作中不可缺少的部分。随着翻译需求的日渐增多，各国开始兴办高等翻译教育，如法国、瑞士、比利时设有翻译学校，英、美等国在大学高年级开设翻译班以培养翻译人员。其中最著名的是巴黎第三大学的高等翻译学校和渥太华大学的翻译学校。巴黎高等翻译学校建立于1957年，设口译系和笔译系，最初只开设欧洲的几种语言，后来发展到十多种语言和翻译课程。多年来，巴黎翻译学校为联合国等国际组织培养了一批又一批的高级翻译人员。此外，各国的翻译协会相继成立，并创办了各种翻译刊物。其中最大的国际性组织有国际翻译工作者联合会（简称“国际译联”）以及国际笔译、口译协会和各国的翻译协会。机器翻译的问世和发展，打破了传统的翻译方法。最早正式提出机器翻译设想的是英国人安德鲁·布思（Andrew D．Booth）和美国人华伦·韦弗（Warren Weaver）。1946年第一台计算机问世时，他们就提出机器翻译的问题。直到20世纪50年代机器翻译才受到了重视。1954年第一部机器翻译的著作在美国出版，第一本专登机器翻译研究论文的杂志《机器翻译》（Machine Translation）于1954年在美国创刊。机器翻译经过几起几落，到目前为止已有几十种机器翻译系统在使用中，其中以美国、加拿大和法国的成就最为突出。最后，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翻译的最大特点就是翻译理论的层出不穷。这一时期翻译理论研究被纳入语言学的范畴，受到现代语言学和信息理论的影响，因而明显地带有语言学色彩，与传统的文学翻译理论形成对比。随着各学科日益相互渗透，除语言学、文学、美学之外，心理学、社会学、跨文化交际、符号学、信息论、机器翻译、人机对话也成为翻译理论和翻译研究的新视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