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我国翻译简史

我国的翻译事业有约两千年的光辉灿烂历史。早在西汉哀帝时代，有个名叫伊存的人到中国口传一些简短的佛经经句，但还谈不上佛经的翻译。佛经的翻译是在东汉桓帝建和二年（公元148年）开始的，译者是安世高。安世高是安息（即波斯）人，他译了《安般守意经》等三十多部佛经。过些时候，娄迦谶来中国。此人是月支国人，因此又称为支娄迦谶。他也译了十多部佛经。支娄迦谶译笔生硬，读者不易看懂，因此从那时起，大概就有直译和意译这一类问题了。他有个学生叫支亮，支亮有个弟子叫支谦，他们三人号称“三支”，都是当时翻译佛经很有名的人。就在那时，月支派里还出现了一个名叫竺法护的大翻译家，他译了175部佛经，对于佛法的流传贡献很大。

上述翻译活动还只是民间私人事业。到了符秦时代，在释道安的主持下设置了译场。翻译事业出现了一大进步，成为有组织的活动。释道安自己不懂梵文，唯恐翻译失真，主张严格的直译，因此在他主持下翻译的《稗婆沙》便是一字一句地翻译下来的。释道安在这期间请来了天竺（即印度）人鸠摩罗什。鸠摩罗什考证了以前的佛经译者，批评了翻译的文体，检讨了翻译的方法。他一改以前群家的古直风格，主张意译，改正了过去直译的弱点，并提倡译者署名。他的译著有《金刚经》《法华经》《维摩经》《中观论》《十二门论》《百论》等三百余卷。读过他译的《法华经》的人说，他的译著有“天然西域之语趣”，表达了原作神情，译文妙趣盎然，为我国翻译文学奠定了基础。到南北朝时，应梁武帝之聘，一个名叫真谛的印度佛教学者来到中国，译了49部经论，其中尤以《摄大乘论》的翻译，对中国佛教思想有较大影响。

从隋代（公元590年）起到唐代，是我国翻译事业高度发达的时期。隋代历史较短，译者和译经都不多，其中的释彦琮（俗姓李，赵郡人）者，梵文造诣很深。他对于翻译理念，曾有比较透彻的发挥，认为译者应该：①“诚心爱法，志愿益人，不惮久时”；②“襟抱平恕，器量虚融，不好专执”；③“耽于道术，澹于名利，不欲高炫”。在他以后，出现了古代翻译界的巨星玄奘（与上述鸠摩罗什、真谛一起号称我国佛教三大翻译家）。玄奘在唐太宗贞观二年（公元628年）出发去印度求经，17年后才回国。他带回佛经657部，主持了在组织制度方面比过去更为健全的译场，在19年间译出75部佛经，共1 335卷。他不但把佛经由梵文译成汉文，而且把老子著作的一部分译成梵文，成为第一个把汉文著作向国外介绍的中国人。玄奘在翻译理论方面也是有贡献的，他所提出的翻译标准“既须求真，又须喻俗”，意即“忠实、通顺”，直到今天仍然有指导意义。与玄奘同时代的还有实叉难陀、义净、不空等译者，也都译了很多佛经。唐代末年，无人赴印求经，佛经翻译事业逐渐衰微。

到了北宋时代，在乾德开宝年间，宋太祖曾派人西去求经，印度也派名僧东来传法。以后，宋太宗也曾在开封的太平兴国寺内兴修了译经院，从事佛经翻译，但是已远不如唐初的极盛时期。到南宋，记载中已见不到一部译经。元代虽有拔合思巴、管主八等数人奉诏翻译佛经，但译品只寥寥数十部。在明代二百多年中，佛经译者只有智光等一两个人，译了很少几部经。清代也只有工布查布等五人译了几部佛经。

从明代万历年间到清代“新学”时期，在佛经翻译呈现一片衰落现象的同时，却出现了以徐光启、林纾（琴南）、严复（又陵）等为代表的介绍西欧各国科学、文学、哲学的翻译家。明代徐光启和意大利人利玛窦合作，翻译了欧几里得的《几何原本》《测量法义》等书。清代林纾和他的合作者以口述笔记的方式译了一百六十多部文学作品，其中最著名的有《巴黎茶花女遗事》（La Dame aux Cameljas）、《黑奴吁天录》（Uncle Tom's Cabin）、《块肉余生述》（David Copperfield）、《王子复仇记》（Hamlet）等。林纾本人不懂外文，因而他的译作删减、遗漏之处甚多。

严复是我国清末新兴资产阶级的启蒙思想家，咸丰三年（1854年）生于福州。他从光绪二十四年到宣统三年（公元1898年到1911年）这13年间潜心翻译，所译作品多系西方政治经济学说，如赫胥黎（T．H．Huxley）的《天演论》（Evolution and Ethics and Other Essays）、亚当·斯密（A．Smith）的《原富》（An Inquiry into the Nature and Causes of the Wealth of Nations）、孟德斯鸠（C．L．S．Montesquieu）的《法意》（L'esprit des Lois）、斯宾塞尔（H．Spencer）的《群学肄言》（The Study of Sociology）、约翰·穆勒（J．S．Mill）的《群己权界论》（On Liberty）、甄克思（E．Jenks）的《社会通诠》（A History of Politics）等。严复从事翻译并不仅仅尽舌人之劳，每译一书都有一定的目的和意义，常借西方著名资产阶级思想家的著作表达自己的思想。他译书往往加上许多按语，发表自己的见解。关于严复的翻译方法，鲁迅曾在《二心集》里说过，严复“曾经查过汉晋六朝翻译佛经的方法”。严复参照古代翻译佛经的经验，根据自己翻译的实践，在《天演论》（1898年出版）卷首的“译例言”中提出了著名的“信、达、雅”翻译标准。严复曾说：“译事三难：信、达、雅。求其信已大难矣，顾信矣不达，虽译犹不译也，则达尚焉。”有人因此认为严复偏重于“达”，把“信”“达”相互对立起来。事实上，严复曾紧接着解释道：“至原文词理本深，难于共喻，则当前后引衬，以显其意，凡此经营，皆所以为达，为达即所以为信也。”这说明严复并没有把“信”“达”割裂开来，他主张的“信”是“意义不倍（背）本文”，“达”是不拘泥于原文形式，尽译文语言的能事以求原意明显，为“达”也是为“信”，两者是统一的。但严复对雅字的解释今天看来是不足取的。他所谓的“雅”，是指脱离原文而片面追求译文本身的古雅。他认为只有译文本身采用“汉以前字法句法”——实际上即所谓上等的文言文，才算登大雅之堂。严复自己在翻译实践中所遵循的也是“与其伤雅，毋宁失真”，因而译文不但艰深难懂，而且又不忠实于原文，类似改编。有人说严复用一个“雅”字打消了“信”和“达”，这个批评不是没有根据的。不过从积极的一面来看，严复重视译文文字润饰这一点却是值得我们注意的。由于时代不同，严复对“信、达、雅”翻译标准的解释有一定的局限性，但许多年来，这三个字始终没有被我国翻译界所废弃，原因在于：作为翻译标准，这三个字的提法简明扼要，又有层次，主次突出；三者之中，信和达更为重要，而信与达二者之中，信尤为重要。因此有些翻译工作者仍然沿用这三个字作为当今的翻译标准，但旧瓶装新酒，已赋予新的内容和要求。例如，他们认为“雅”已不再是严复所指的“尔雅”和“用汉以前字法句法”，而是指“保存原作的风格”。总之，严复对我国翻译事业是有很大贡献的。

值得提一下的是：在严复出版《天演论》前数年，《马氏文通》的作者马建忠于1894年在写《拟投翻译书院议》时已发挥了他所认为的“善译”的见解。马建忠的善译包括三大要求：第一，译者先要对两种语言有研究，熟知彼此的异同；第二，弄清原文的意义、精神和语气，把它传达出来；第三，译文与原文毫无出入，“译成之文，适如其所译”。这些要求是很高的，都有一定的道理，但由于他本人专研究语法而没有搞翻译工作，因此他对“善译”的见解，被后人忽略了。

“五四”是我国近代翻译史的分水岭。“五四”以前最显著的表现是，以严复、林纾等为代表翻译了一系列西方资产阶级学术名著和文学作品。“五四”以后，我国翻译事业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开始介绍马列主义经典著作和无产阶级文学作品。《共产党宣言》的译文就发表在“五四”时期。这一时期的翻译工作在内容和形式上都起了很大变化。白话文代替了文言文。东西方各国优秀文学作品，特别是苏联的作品，开始由我国近代翻译史上卓越的先驱者鲁迅、瞿秋白等前辈介绍进来。

鲁迅是翻译工作上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典范。他和瞿秋白两人关于翻译问题的见解，为我们提供了一些应遵循的基本翻译原则。他译过许多苏联的优秀文学作品，如《毁灭》《死魂灵》等。他与瞿秋白通过翻译实践，总结了许多宝贵的经验。鲁迅对翻译标准的主要观点是：“凡是翻译，必须兼顾着两面，一当然力求其易解，一则保存着原作的丰姿。”鲁迅竭力反对当时那种“牛头不对马嘴”“削鼻剜眼”的胡译、乱译，他针对有人所谓“与其信而不顺，不如顺而不信”而提出了“宁信而不顺”这一原则。当然，鲁迅这条原则有“矫枉必须过正”的意味，但与借此作挡箭牌的硬译、死译实无共同之处。鲁迅主张直译，是为了保持原作的风貌。鲁迅和瞿秋白对待翻译工作的态度都十分严肃，至今仍是我们学习的榜样。

1949年，随着新中国的成立，翻译事业也得到了解放。从那时起，翻译工作在党的领导下.一直是社会主义新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不断迅速发展，取得了巨大成绩，在翻译理论方面也日益充实完善。

这一时期的翻译工作有以下几个特点：①翻译工作者在党的领导下，有组织、有计划、有系统地进行工作，逐渐取代了抢译、乱译和重复浪费的现象；②翻译作品质量大大提高，逐渐克服了粗枝大叶、不负责任的风气；③翻译工作者为了更好地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开展了批评与自我批评，逐渐消除了过去各种不良现象和无人过问的状况；④翻译工作者不仅肩负着外译汉的任务，同时为了介绍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经验以及我国优秀的文化遗产，还肩负了汉译外的任务；⑤对翻译标准的认识日趋统一，有效地推动了我国的翻译工作。

但林彪、“四人帮”为了篡权反党，猖狂否定一切文化，阻止我国和外国的科学、技术、文化等方面的交流，使翻译工作一度遭受严重破坏。1976年10月，党中央一举粉碎“四人帮”后，翻译事业又重新得到了解放。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把全党、全国工作的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号召全国人民为加快四个现代化的进程而努力奋斗。我国广大翻译工作者也积极响应党的号召，通过辛勤的翻译劳动，介绍和交流先进科技知识、优秀文艺作品以及民族文化，为我国四个现代化和世界和平不断做出贡献。

当前的问题是：随着我国翻译事业的空前繁荣，已出现了量与质的矛盾，一方面客观上翻译需求成倍增长，另一方面合格的翻译人才供不应求，翻译水平参差不齐，因此，翻译人才的培养亟待加强。 7GbFiNZG5JxszDPtslsq3mSo7NVLSJhHWpKRuL6iRUN2qtQW3pxTpLYVEL2tpXZ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