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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理论起源于19世纪西方社会科学。其中，构成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基础的主要是对古典政治经济理论、德国哲学和法国大革命的经验批判性研究，而对黑格尔的国家决定市民社会观点的批判则是其理论的转折点。在《莱茵报》时期的政治斗争和社会生活现实进一步促使马克思在随后的《克罗茨纳赫笔记》（1843）和《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得出了市民社会决定国家和法的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在中期的《德意志意识形态》、《资本论》等著作中，马克思发展了政治经济学批判理论，而1859年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的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关系论述则构成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解释国家理论的基本框架。在此解释框架内，在《革命与反革命》、《1848年至1850年法兰西阶级斗争》以及《路易·波拿巴的五月十八日》论著中，马克思在不放弃阶级分析的同时展示了国家内部制度的变换过程。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再次提出：“现代的国家政权不过是管理资产阶级事务的委员会罢了。”随着阶级的对立，作为最先进阶级，无产阶级将通过革命取得政权，并从无产阶级专政过渡到人类的解放，国家职能将由政治统治转变为社会管理，社会组成自由人联合体。
除了马克思本人，恩格斯的《反杜林论》、《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列宁的《国家与革命》以及毛泽东的《论人民民主专政》等论著在强调国家的阶级统治工具的同时，论述了国家在稳定社会秩序中的作用。恩格斯认为，国家是一种制度，这种制度与经济剥削同时而且同样地出现。列宁则通过对国家的统治工具的认识，发展出了无产阶级政党理论。列宁认为，组织严密的阶级政党无论是对无产阶级革命还是建设而言，都具有重要意义。在这点上，西方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的早期代表人物葛兰西的领导权理论与列宁的国家理论具有相同之处。然而，随着资本主义国家职能的调整和斯大林主义的发展，国家的工具主义解释面临着极大的挑战，后来的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在这方面分歧更大。
1. 传统主题的演变之一：当代资本主义国家的相对自主性分析
随着资本主义国家政治经济的转变和社会主义革命在落后而不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发生，从20世纪初以来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实践进入了一个反思的时代。葛兰西的《狱中札记》分析了20世纪初的无产阶级革命实践经验，强调了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充当阶级统治工具的同时，还具有稳定社会秩序的作用。在此基础上，葛兰西提出了“国家=政治社会+市民社会”的观点，率先展开了具有西方特色的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研究。此后，随着西方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研究的深入，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界产生了各种分歧和争论，形成各种理论流派。其中，密利班德（Palph Miliband）和普兰查斯（Nicos Poulantzas）之间爆发的国家理论争论更进一步加剧了这种现象，对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的发展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普兰查斯从经济的多元决定论出发，分析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特征是经济和政治环节的各自独立性，提出了当代资本主义国家具有相对自主性的观点。在《政治权力和社会阶级》（1969）一书中，普兰查斯坚称在马克思那里，资本主义国家是一种阶级关系，资本主义国家从整体上说，具有自身的意识形态，是一个为权力服务的客观系统，有摆脱统治阶级的相对自主性：“国家在一种社会形态中的调和因素的综合作用，是和一种社会形态不同方面的特殊形式，也就是指严格的名副其实的经济、意识形态和政治（也就是政治上的阶级）冲突的，也只能就它们的相互关系从理论的角度来理解，即从国家的综括政治作用来理解。”密利班德认可了普兰查斯的国家相对自主性观点。但与普兰查斯不同的是，密利班德更多地强调了国家的本质及其限度。密利班德在《马克思主义与政治学》（1977）中指出，在马克思的相关政治理论著作中虽然有对国家相对自主性的论述，但国家具有自主性并不表明有一种超阶级的国家。正如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国家所剖析的那样，资本主义国家只不过是“管理资产阶级事务的委员会罢了”。国家的这种相对自主性丝毫没有减少国家的阶级性质。相反，这种相对自主性倒是有助于资本主义国家以适当的和灵活的方式行使阶级的任务。因此，国家是阶级统治的工具仍然是资本主义国家的根本特征。
密利班德和普兰查斯对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的争论，引发了马克思主义群体中著名的“工具主义”与“结构主义”之争，最终导致了理论内部长期分裂的观点。后来的新李嘉图主义与基础主义之争、国家垄断主义与资本的逻辑学派之争的产生，都可以视作这场争论的延续。所不同的，密利班德和普兰查斯集中于国家的政治功能争论，而后者则集中于国家的经济功能争论。另外，“国家相对自主性”观点仅以国家权力同社会各阶级，其中主要是社会的统治阶级之间的关系来规定国家的相对自主性，而不是从国家权力的产生、存在和发展的特殊机制来说明。因此，其国家自主性的理论显得比较狭窄，同时也未能明确国家相对自主性的概念及界限所在。
虽然密利班德和普兰查斯的马克思主义国家自主性理论存在着不足，但国家自主性理论作为对当代国家的有效分析工具受到了理论界的重视。大多数学者都认为，国家权力与国家机关的科学划分以及对国家具有“相对自主性”的分析，能有效地解释当时资本主义国家对社会政治经济成功的调解作用。如奥菲的 Structural Problems of the Capitalist State：Class Rule and the Political System. On the Selectiveness of Political Institutions，in the State：Critical Concepts （1984）和哈贝马斯的《合法化危机》（2000）都运用了“国家相对自主性”概念，提出晚期资本主义的社会系统危机理论，指出了资本主义国家在发挥相对自主权中所面临的困境，深刻地揭示了资本主义国家的阶级本质与大众民主之间的根本矛盾及潜伏其中的危机。在哈贝马斯和奥菲看来，资本主义国家表面上的普遍利益与实质上代表资产阶级特殊利益的冲突导致了社会冲突和社会危机的发生。这种冲突在晚期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多次发生，表明了资本主义的国家实质上难以维持自主性的合理幅度，不可能在维护资本利益和获取群众忠诚的功能上作出恰当的选择。资本主义国家的自主权的左右摇摆，是引发资本主义国家的合法化危机和社会系统危机的主要原因之一。哈贝马斯和奥菲对资本主义国家的批判，虽然没有论及资本主义国家表面上代表社会普遍利益和实质上代表资产阶级特殊利益之间的矛盾，对于资本主义国家利用意识形态和民主制度掩饰这一鸿沟的事实未予充分重视，但他们对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的剖析，对合法性问题的论证，深化了马克思主义国家自主性理论，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的发展。
2. 传统主题的演变之二：资本主义国家的制度分析
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后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流派对国家相对自主性研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后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流派的代表人物和相关研究成果丰富，其中代表著作有Evans P.B.，Rueschemeyer D. 和Skocpol T. 于1985年编辑的《复兴国家》一书。后马克思主义在借鉴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基础上，因不满于新马克思主义对国家理论的抽象研究，转而以制度研究和政策分析为方法，以国家能力为测量尺度，提出了国家潜在自主性的范式。Skocpol T. 的《国家与社会革命》（1979）通过比较法国、俄国和中国的在18—20世纪发生社会大革命的原因、过程及后果，认为以前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并没有能够做到有效地解释现实政策的失败，当代世界政治、经济、社会的革命或者说革命之所以取得成功，原因在于他们没能将各种潜在的自主因素结合起来分析。于是，后马克思主义转而通过构建或强调国家具有“潜在自主性”这一概念使之应用到两个方面的研究：一方面是通过对国家的“强”、“弱”分析来解释现实国家的革命；另一方面是通过对国家机构不平衡发展的研究来分析国家政策问题。Skowronek S. 在 Building a New American State：The Expansion of National Administration Capacities （1982）中认为，可以依据重要性大小的排列从三个方面来衡量国家的强弱力量：一是政府组织的倾向性；二是程序惯例，即将既定组织计划中的机构联系在一起的能力；三是政府人员的知识才能。而Evans P. B.，Rueschemeyer D. 和Skocpol T. 的 On the Road Toward a More Adequate Understanding of the State 在对后马克思主义的制度学派研究进行分析时指出，由于一个国家的能力在某一时间或整个时段上是不平衡的，因此一个国家难以在对整个社会经济生活领域的干预中拥有平均能力，而决定一项政策是取得成功还是失败的最决定性因素是职业官员及其赖以依托的组织结构力量的不同。
后马克思主义把国家看做是相对于社会阶级自主的组织角色，从而揭示了国家作为一种独立力量同社会不同阶级之间的复杂关系，为更深入地分析现实国家在社会经济生活中的影响力量与相关作用提供了新的研究视角。但由于对国家的定义模糊，那么究竟在何种范围内可以把国家看作是一个统一的组织？这一问题导致后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陷入了抽象国家概念与具体国家机构设置不统一的研究困境；此外，国家与社会之间的绝对区分未能反映二者之间的内在关系；同时，后马克思主义把国家机构视作能够左右事件的约束者而非当作各种政治事件的参与者，也是对国家制度的过于简化的分析。
3. 传统主题的演变之三：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的当代综合研究走向
西方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内部存在的争论和矛盾，与各个流派之间在方法论上的差别集中体现在行动与结构的冲突上。杰索普在《资本主义国家》（1982）、《资本主义国家的未来》（2002）等著作中，通过继承普兰查斯的国家理论基础，综合前人的研究成果，将国家定义为一种社会关系，为各个阶级力量的竞争提供制度化的竞技场，同时国家也发挥着元治理的作用，从而发展出一种国家综合策略关系理论。在杰索普的国家策略理论中，通过分配给制度单一的物质属性来克服普兰查斯在阶级方面的弱势，将普兰查斯关于“社会关系”的概念中没有得到解释的状况作了进一步澄清。然而，杰索普也没有清楚地表明哪种类型的实践和机制可以对阶级和阶级权力进行物质转化，成为国家的物质化制度的问题。
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研究方式随着时代的变迁而发生的转变，在史丹利·阿若诺威兹和彼得·布拉提斯所编著的《逝去的范式：反思国家理论》（2002）一书中以范式的视角进行了反思。《逝去的范式：反思国家理论》以迈克尔·哈特和安东尼·内阁里出版《帝国》（2002）为契机，通过对密利班德与普兰查斯那场争论的检讨入手，展示了在新形势下国家理论是如何改变自身以适应目前的政治变革。史丹利·阿若诺威兹和彼得·布拉提斯认为，在全球化的帝国的要求下，地形学、政治学及社会学的空间都被迫发生了变革，迈克尔·哈特和安东尼·内阁里的帝国理论虽然看到了全球化在重组地域关系时对民族国家的冲击，但是民族国家的力量仍将处于核心地位，迈克尔·哈特和安东尼·内阁里的帝国理论忽视了国家在全球化中充当的机构调停作用。事实上，除了迈克尔·哈特和安东尼·内阁里，新制度主义和新马克思主义的国家理论都存在着这方面的缺陷，其原因一方面在于许多研究者把制度看做社会活动的参与者，另一方面，研究者们把制度看做了一个为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某些法规通过的原因而存在的独立变量，无须作更深入的研究和解释。相对于这些观点，史丹利·阿若诺威兹和彼得·布拉提斯认为，应当在继承并超越密利班德与普兰查斯争论的基础之上，通过不断反思，将国家理论从具体化转向对国家的存在、国家权力和形式的合法性等问题的解释，从而把它转化为实实在在的本体，也从而为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研究的制度化转向指出了一个明确的方向。但是，史丹利·阿若诺威兹和彼得·布拉提斯所编著的《逝去的范式：反思国家理论》中，缺乏对中国社会主义国家理论与实践方面的探讨，这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事实上，全球化与中国社会主义国家的转型实践经验为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的发展提供了大量的历史材料，总结中国国家转型的历史与经验，将为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进一步转换提供丰富的理论资源。
随着全球化的扩张，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过程中的国家转型成为理论界的热点和重要研究对象。理论界通过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和实践经验的总结，形成了独具特色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具有代表性的著作如邹永贤的《国家学说史》（1986）对历史上的国家学说进行了回顾和总结；王沪宁等人的《政治的逻辑》（1994）在对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系统梳理的基础上，构架了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的基本框架，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打下了良好的基础性工作；刘军的《国家起源新论——马克思国家起源理论及其当代发展》（2007）通过对马克思国家起源思想的梳理，提出了国家起源的“综合一线”理论，同时通过将马克思国家起源思想与诺齐克的国家起源思想的比较与综合，作者认为，当代中国国家的未来图景应当是“小国家、大社会”，国家的政治职能在逐渐消亡的历史过程中，国家的一些功能应当回归市民社会；郁建兴教授的《马克思国家理论与现时代》（2007）从政治哲学的角度，在系统地梳理整个马克思的国家思想的同时，通过对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的历史命运和新发展的考察，回答了全球化时代马克思国家理论在当代的可能性问题。作者认为，在全球化时代，我们应当通过“解释学”的方法，不仅要“回到马克思”而且要将当代马克思主义以及非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理论作为我们建构、发展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的一个重要参照系。作者正是基于以上方法，运用杰索普的国家策略关系理论以及新制度主义的国家治理理论，从制度与策略的双重视角提出了建构当代中国社会主义国家理论的路径和策略。另外，尹树广的《后结构·生活世界·国家》（2001）、陈炳辉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国家理论》（2004）则介绍并阐述了西方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的主要观点。而罗许成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的新发展——一种国家治理的视角》（2009）总结了改革开放30年来，尤其是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以来，党所提出的一系列新理论、新思想、新观点对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的发展意义。该著作以全球化中的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面临的挑战为切入点，分析了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以来国家理论的实践转换——党建、执政与国家治理和建构，提出一种走向社会治理的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
在论文方面，郁建兴等人的《国家理论的复兴与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2001）、《论全球化时代的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2007），肖扬东、周利兴的《全球化与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的当代转型》（2009），何自力等人的《全球化背景下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的新议题——兼论民族国家的历史命运》（2010）、《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的创新与发展》（2010）等通过考察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的历史进程、基本内容、新的理论发展和国家面临的新议程，阐发了马克思主义思想结构中的市民社会与国家、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关系。同时，这些作者试图通过借鉴和整合社会科学的新理论，积极回应全球化给人类政治组织和政治结构带来的巨大变革，并力图在方法论上实现自觉的转变，从而为未来的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确立一种新的规范基础；而有的学者则围绕当今中共中央领导集体提出的构建和谐社会作为国家治理的价值取向，论述了国家在构建和谐社会中的作用，提出了社会主义国家的和谐治理价值取向。如夏禹龙的《从构建和谐社会视角解读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2007），黄亮宜的《和谐社会建设与国家理论创新》（2007），王光森的《和谐社会视野中的国家作用分析》（2008），杨永庚的《中国国家哲学指导作用的实证研究》（2007），汪玉凯的《党内和谐、公共治理和谐与社会和谐》（2006）等论文则从和谐社会与马克思主义国家创新的角度出发，认为我们要从构建和谐社会的视角，联系历史经验，解读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从而实现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的创新。
总而言之，随着改革开放和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继承了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有关国家理论分析方法的精髓，同时通过广泛吸收和借鉴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甚至当代的非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中的合理性内容，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而在最近，理论界探讨马克思主义国家相对独立性理论甚至西方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中的国家“自主性”理论的文献也日益增多。同时，学者们根据世界变化了的现实，努力尝试创新和转换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以分析和解决中国社会主义国家转型过程中出现的一些问题。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研究，为我们进一步发展和丰富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理论提供了丰富的资源。
从国内外有关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研究的文献中，我们可以发现，随着时代的变迁和社会的发展，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正在通过不断创新与转变而发展。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的创新与发展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契合了当今的社会科学越来越以自我反思作为发展动力的理论特点。毋庸多言，作为改造世界的理论武器，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研究越来越体现出一种开放的知识形态建构特征：
（1）从研究的方法来看，当代马克思主义在建构新的国家理论方面，更加注重积极参与当前的重大理论争论与对话，实现了从抽象的理论探讨向历史研究和现实研究的转变，发展出了一种将规范研究和实体研究相结合的综合研究方法。
（2）从研究的内容来看，当代马克思主义在建构新的国家理论方面开始从工具性转向注重国家治理能力、国家制度建设对推进民主政治作用的研究。
（3）从理论形态来看，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正在不断地根据现实实践的需要转换自身的理论形态，并在哲学、历史和政治科学中，较为详细地阐述马克思主义对自由民主国家所作出的分析，在与优秀的现代社会科学进行竞争中获得能解释和指导现实实践的科学知识。
纵观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研究现状，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正在随着历史的变革和时代的变迁而不断调整自身的理论形态，以便能更有效地解释和指导现实实践。但理论研究目前仍存在着不足，理论的自我反思还有待进一步深入，研究创新与转变还需不断推进：
（1）在研究的方法上，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研究的思维方式仍有待进一步转换；
（2）在研究的内容上，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的创新与发展还没能确立一种新的规范基础，相关理论范畴还有待深入研究；
（3）在研究的深度上，国家理论和政治理论作为一个理论整体，对国家的解释仍处于萌芽阶段。
综上所述，当代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在坚持对资本主义国家批判的同时，通过总结社会主义国家建设与发展的实践经验教训，正日益变得丰富和完善。而关注全球化引发的“公共性”问题，结合发展后的马克思主义理论，通过不断地阐释和创新，提出一个超越资本主义的国家理论的替代性规则和价值观还有待系统化。因此，继续推动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创新与转换，把握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与现时代的关系，积极探索并努力创建社会主义国家理论的公共性研究范式，已经成为当代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需要致力的方向。这就需要我们在文本解释过程中，一方面要建构马克思文本的思想语境，另一方面也要对我们自己的“前见”与“旨趣”进行修正，并为马克思哲学当代形态的建构做出自己的贡献。无疑，做到这一点并不是件容易的事，正如彼得·布拉提斯所说：“我们离达成目标还有很远的距离，国家理论和政治理论作为一个整体对于国家的解释仍然处在萌芽阶段。” ［9］
本研究的目的即希望在国家理论研究学术界已有的研究基础上，通过借鉴范式理论，在对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中的“国家”基本理论进行历史性的动态考察，并通过对国家理论研究范式的比较研究的基础上，发现在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知识体系的建构和理论研究中理论和思维的转变。同时为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的当代转型构建一种新的、普遍性的公共话语体系，以便实现对资本主义传统和社会主义传统的综合与超越，创新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的公共性研究范式。最终目的则在于为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和实践反思性地理解自身，认识自身发展变化的内在脉络提供理论解释和知识积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