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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全球化与国家理论的复兴

我们正处于经济的全球化、政治的民主化迅猛发展的时代。伴随着这一历史语境的政治学领域的一个重要事件是出现了国家理论研究的复兴。在最近20多年的政治学知识增长中,大量持各种不同立场的政治理论家正在结合新的历史条件,对当代国家形态做全新的思考。全球化资本对传统民族国家的冲击、改进民主治理形式与培育公民社会等各种具体的国家理论研究议题,成为表达新时期历史语境下国家理论复兴的主导话语。自由化的发展和现代世界经济当中市场成分的加强,不仅意味着社会公共空间的扩大、私有部门和社会部门之间竞合程度的加深,而且意味着国家权力与非公共权力的此消彼长和社会权力的重新布局形成。其中,尤其引人注意的是全球科学技术进步和国家(政府)权力改革之间的联系:现代通信工具强化了社会联系的纽带,技术进步引发了社会组织系统运行的复杂性,这一系列的变革导致了国家管理工具的改进以及国家观念转变。无论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还是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国家,最近20年里所进行的国家权力改革和国家机关改革,都使得国家问题的研究越来越具有现实性和紧迫性。首先,现代公共哲学成为新全球化时代国家理论的新哲学形态。当今世界,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以民主、自由、平等为核心理念的和平与发展是主流趋势。在这样的大背景下,政治结构日益由传统社会的“国家话语时代”走向现实的“个人话语时代”、由“造成的承诺”走向“自我身份塑造的价值承诺”、由“意识形态话语空间”走向真正的“公共话语空间”。公共主体的多元化、公共问题的全球化、公共领域的复杂化、公共精神的多层化,引发了人文学科领域展开对社会公共生活秩序与个性自由、社会公正等带有普遍性问题的反思与争论,“交往共同”成为理想的实践的人类生活方式。其次,新全球化的技术进步冲破了地域差别和民族差别的限制,使个人获得了同整个世界的生产发生实际联系的可能性,既可以使人们通过利用全球的全面生产获得拥有丰富、全面的现实关系,又可以使各民族各地域的生产发展为一种公共财富的生产,成为各地城各民族共享的世界文化。无疑,全球化带来了新的思想方式和技术手段,已经形成并正在描绘一幅以人类生存为本位价值取向的“公共世界”的图景。“就对我们所有人都一样而言,就不同于我们在其中拥有的个人空间而言,‘公共’一词表明了世界本身。” [1]

时代变迁出现了新的历史环境,新的历史环境产生了新的历史语境。经济全球化的发展打破了传统国家的“政治—意识形态共同体”,削弱了它对社会的政治统治和地域性的强力控制,国家职能转而进一步向社会领域发展。在反思和批判中提出并建构体现公共理性和人类公共利益指向的哲学理念,是当代政治哲学表征自身存在和实现自身价值的主导方式。“从多样性中看到统一性的人类学意识、把人类视为在同一生物圈中有共同人性的生态意识、对我们所共有的责任和团结的公民意识以及基于一种批判精神和对相互理解的需要的对话意识”成为当今人类普遍持有的四种基本意识。 [2] 特别是中国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理念的提出,表明了当代政治哲学的价值正在不断趋向于为人类生活、人类社会合理和谐的秩序提供哲学意义上的论证,也即提供表征人类生存理想的精神家园,以及与之相应的思维方式。作为理论和实践相统一的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的构成,必然伴随着研究客体的这种变化而处于运动之中和历史的重新安排之中。 [3] 无疑,我们需要建构新的国家理论“坐标系”,加强马克思主义对当代文明的理念和模式进行批判性反思的能力,以考察和解答当代人类的生存困境。解答威胁人类文明进步的全球性问题,实现自己在新世纪的历史使命,已成为当今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研究的重大课题。 pY1etMRObygH0PphcOO27RzOzF+gkF1OM/rYPpjLzBky5mUJDiTQ6j0BweItxQ/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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