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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足人类社会物质生产和物质生活与自然界密切相关的认识前提，依据文化地理学的基本观点，就人类文化产生、形成及发展变化过程中的自然地理环境因素，我们可做以下相关阐述分析。
恩格斯在研究人与自然的关系时，曾经说过这样一句经典结论：“自然的历史和人的历史是相互制约的。”人与自然这种相互制约的关系，具有这样一条共性规律：生产力水平越低，人类受地理环境的制约就越大；反之，生产力水平越高，受地理环境的制约也就越小。从这一规律出发，人类早期处于低级原始群体阶段，生产力极其低下，根本没有对抗自然界的能力，连人本身，也只能是自然界中微不足道的一分子，其活动完全受自然界制约。恩格斯指出：“自然界起初是作为一种完全异己的、有无限威力和不可制服的力量与人们对立的，人们同它的关系完全像动物同它的关系一样。”恩格斯这段论述告诉我们，早期人类面对自然完全被动，完全受自然制约摆布。这种受自然条件制约摆布的力度非常大，大到什么程度，大到影响人的起源。我们知道，人是由猿进化而来的，而从猿到人的进化，只能发生在气候比较温暖，动植物资源比较丰富的地区，不可能发生在北极冰天雪地或西亚撒哈拉大沙漠之中。
当人类在与之相适宜的自然环境中起源以后，自然地理环境继续对人类的生存活动起着决定性的作用。这种作用直接反映在人类群体的谋生方式中。比如，因为地理环境的因素，有的地区土地肥沃，雨水充足，各种植物资源非常丰富，这种自然生态条件把原始人寻找食物的方式引向植物采摘。人类在采摘谋生的漫长年代中，逐渐熟悉了野生植物开花结籽的生长规律，开始对某些植物进行人工栽种，于是产生了原始种植业，产生了种植文明，再由种植业发展到农业，于是产生了农耕文化。而另外的一些地区如高原、草原地区，动物资源非常丰富，把人们寻找食物的活动引向狩猎。漫长的狩猎年代，原始人熟悉了动物的繁衍规律，于是捕获小动物人工驯养，再由人工驯养发展到较大规模的畜牧业活动，于是产生了游牧文化。其他如渔业文化，只能产生于原始人捕鱼捞虾的生产活动中，而捕鱼捞虾这种生产活动，只能出现在有江河湖海的自然条件地区。
总之，农耕文化、游牧文化、渔业文化的产生、形成，是由人类不同的生存方式或群体劳动所决定的，而这类不同的生存方式和劳动活动，又是受地理环境所制约的。地理环境对文化的作用影响，在这里是通过制约人的活动，通过影响人类的生存方式来实现的。可以这样说，地理环境通过决定人类的经济活动或生存方式，进而决定着各类文化现象的产生、形成。
既然人类物质生活离不开一定的地理空间，那由人类物质生活所派生的各类文化现象，也显然不可能离开一定的地理空间单独存在。从这个意义上讲，地理环境作为人类物质生活的必需条件，虽然它本身并不是文化，却是文化赖以产生或存在、发展的基石。
不同的文化活动产生，往往需要不同的自然地理环境，某一类文化现象如果没有某种特殊的地理环境条件，往往不能产生。比如，悬棺葬作为一种丧葬民俗文化，它必须产生在高山悬崖地区，如果是平原地区或草原地区，没有山，没有悬崖，就不可能产生悬棺葬俗。再比如，龙舟竞赛这种文化活动离不开水，没有江河湖海的高原地区，就不可能产生划龙舟这种文化娱乐活动。再比如，平坦开阔的草原地区或平坦的戈壁滩地形地貌，才有可能产生赛马这种体育文化活动，而崎岖不平的山丘，通常没有赛马之类的体育文化活动产生。这些事例表明，没有某种特殊的地理空间条件，某些特殊的文化活动就不可能产生发展。
人类生产力由多种要素构成，其中，生产工具不仅是生产力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是物质文化的一种存在形式。人类在制造第一把石斧摆脱动物状态之前，根本就没有什么生产力。第一把石斧产生，人有了生产工具，创造了物质文化，摆脱了动物状态。那么，制造第一把石斧的智慧从何而来？俄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普列汉诺夫这样说：“只因为地理环境的某些特殊属性的荫赐，我们的人类祖先才能提高到转化为制造工具的动物所必要的智慧发展的高度。”特殊属性的荫赐，是指特殊的自然地理条件为人类制造生产工具提供特殊的原材料。比如，在没有金属矿藏的地方，就不可能产生优于石器的金属工具；在没有野生马、野生牛的地方，就不可能有被驯服的马、牛作为运输工具和交通工具；在没有海洋与河流的地方，就不可能有木船的产生和行船技术的发展。以石油为能源的工具，只能依赖于自然界石油的蕴藏；而没有铀矿这样一种矿产资源，就不可能有以原子为能源的各种工具产生。
地理环境的不同和自然资源的不同，还决定着生产力的发展方向和发展水平。比如，加拿大原始森林资源丰富，它的生产力的发展方向和发展水平，反映在木材加工工业方面，非常突出；而澳大利亚草原辽阔，生产力的发展方向和发展水平，在畜牧业方面非常典型。再比如日本，由于国土狭小，自然资源非常短缺，它的生产力无论怎样进步发展，都不可能建设规模巨大的伐木业、畜牧业和采矿业。这一类例子表明，地理环境对生产力的性质方面，同样具有非常重大的影响。普列汉诺夫就地理环境对生产力的影响问题，做了这样一个总结，他说：“生产力的发展归根到底决定着一切社会关系的发展，而决定生产力的发展的则是地理环境的性质。”普列汉诺夫这一结论的关键是地理环境决定生产力，而生产力又是人类文化变革发展的重要因素，所以，地理环境对人类文化的影响，其重要途径之一是通过决定生产力或影响生产力的变革发展来间接实现的。
另外，科学技术尤其是新技术、新发明作为生产力的重大要素，其推广和运用，与地理环境的关系也非常之密切。地理环境制约着各地区人们的交往，高山、沙漠、大海成为古代人们交往的障碍，使得许多新技术和新发明失传。马克思指出：“某一个地方创造出来的生产力，特别是发明，在往后的发展中是否会失传，取决于交往扩展的情况。当交往只限于毗邻地区的时候，每一种发明在每一个地方都必须重新开始。”在这里，发明创造作为与生产力密切相关的文化现象，其传播状况及是否失传等，与地理环境是否形成人际交往的巨大障碍，有非常密切的关系。
地理环境作为人类物质生活的客观外部世界，对人的主观世界有巨大的反作用力，对人类复杂的性格特点和心理气质的形成具有重大影响。不同地理环境中的居民，有的粗狂剽悍，有的豪迈热情，有的温和谦恭，有的智慧善良，有的拘谨胆小，有的敢于冒险，等等。这些不同的心理气质、不同的性格特点，与地理自然环境关系非常密切。《汉书·地理志》：“凡民禀五常之性而有刚柔缓急，声音不同，系水土之风气，故谓之风。”这段材料所讲的就是地理环境、水土风气对人的脾气、性格以及说话发声的作用影响。
17世纪，西方曾经兴起一股影响巨大的“地理环境决定论”思潮，其重要代表人物之一的孟德斯鸠（1689—1755年），曾经就天气对人的气质性格影响作出这样的论述，他说：“热带民族像老人一样胆怯，寒带民族像青年一样勇敢。”法国著名的文学家史达尔夫人（1766—1817年），曾经以自然气候因素来比较法国人和德国人的群体气质性格，她说：“欧洲南方明媚的阳光，使法国人显得轻快、活泼和更加轻佻；欧洲北方寒冷沉闷的天气使德国人喜好沉思，显得严肃、庄重。”
“地理环境决定论”的基本观点是：地理环境决定人们的思想气质和群体心态性格，而人们的思想气质和心态性格，又影响、决定着社会的意识形态、政治、法律等方方面面的社会制度。
“地理环境决定论”长期以来影响巨大，但它的基本观点与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是有所背离的。历史唯物主义认为：社会的发展，社会形态或国家制度，是由生产力或生产方式所决定的。比如，欧洲地中海地区，在过去三千年内，它的自然地理环境变化非常微不足道，基本上没有什么变化，但在这三千年内，欧洲经历了奴隶制、封建制和资本主义制度，某些东欧国家还经历了社会主义制度。从欧洲过去三千年社会形态、国家体制变化的历史来看，内在的决定因素是生产方式，是生产力的变革发展。因此，我们既要理解自然地理环境对社会发展的重大影响，但又要明白，在社会形态或国家根本政治体制方面，自然地理环境不是决定性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