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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国多元化格局的文化形态中，尽管农耕文化是主体，是主流，但游牧文化也是我国多元文化格局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游牧经济是中国经济地理环境中仅次于农耕经济的又一种基本经济类型。
在人类文明发展史上，农耕经济与游牧经济的产生，是在各自不同的自然地理环境中，由不同的谋取食物的方式所决定的。以狩猎方式获取食物的原始群体，在长期的狩猎生活中，逐渐熟悉了动物的繁衍规律，形成专门的人工驯养动物的畜牧业部落，导致游牧经济产生。而另一部分以采摘野生植物瓜果籽粒为生的原始居民，在长期的采摘生活中，逐渐形成专门从事人工植物栽培的种植业群体，并最终发展成为农耕经济。总之，人类谋取食物方式的差异，导致了农耕与游牧这两大不同的经济类型的产生。
在时间先后顺序上，农耕文明起源早于游牧文明，这是人类文明发展史上的通例。为什么游牧文明要晚于农耕文明？这是因为，原始社会生产力极其低下，原始人对付野兽动物的能力很低，要捕杀飞禽走兽作为食物非常困难。谋取食物最主要、最根本的方式是采摘，然后是人工栽种植物发展农业，狩猎只是一种解决食物的补充辅助行为。但后来，当原始人从狩猎行为中发生转变，形成专门从事人工驯养动物的畜牧业，畜牧业生产同样给原始人提供了稳定丰富的食物来源和保证。于是，原始社会出现了第一次社会大分工，畜牧业开始从农业中分离出来，形成专门的、独立的游牧经济类型。既然畜牧业是从农业中分离出来才成为自主独立的经济类型，因此在没有原始社会第一次社会大分工之前，它是依附采摘经济、依附农耕经济而存在的。这样，农耕文明在起源上自然早于游牧文明。
当畜牧业从农业中分离出来，形成独立自主的游牧经济后，农耕与游牧作为各自不同的经济类别，开始出现了明显的地域界限分野。
从我国地理环境的总体情况看，长城以南以东的广阔地区基本上都是农耕经济区，长城以北以西的地区，则基本上是游牧经济区。所以，从宏观地理大格局来看，长城成为我国古代农耕与游牧区域划分的重要标志。在长城以南的农耕区域中，凡是有河流的地带，往往形成冲积平原，水源充足，气候适宜，植物容易生长，最适合从事农耕生产。所以，黄河流域、长江流域、珠江流域、渭水流域、淮河流域等都是农耕经济的典型区域。从自然地理学角度来看，农耕文化往往被称为河谷型文化，游牧文化则通常被称为草原型文化。这种区分反映出农耕与游牧的自然区域界限，具有非常典型的地理环境特征。
需要指出的是，把长城作为农耕区域与游牧区域的分界线，这只是一种宏观的大轮廓划分法。具体在各大片区内，还有其他局部分界线，如在长城以南农耕区域大环境中，同样有相对小块的游牧区域存在。以四川盆地为例，川南、川东以及川西成都平原，是优质农耕区，但以成都平原边缘地带的岷山为界限，岷山西北部的川西高原（包括今天的甘孜、阿坝、凉山三州地区），就有不少的游牧片区存在。
在中国古代数千年历史发展进程中，与地理环境相关的文明演进，始终表现为具有明显区域特征的农耕文明和游牧文明之间的并立互存，两者既相冲突矛盾，又互为补充、相互交融，共同建构了中华民族波澜壮阔的区域历史文明。需要补充说明的是，我国古代农耕经济区域与游牧经济区域大致格局定型以后，其边缘界限并非长期固定、一成不变，而是随着气候环境的周期性冷暖变化而有所调整，在一定幅度内出现伸缩波动。比如，中国历史上西北游牧民族人口多次南迁，游牧区域向南扩展，这与我国古代周期性变冷的自然条件变化，就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
（1）农耕文化的基本特征
①安土重迁，定居封闭，因循守旧，缺乏开拓创新意识。农耕生产离不开土地，春种秋收周而复始，必须定居下来，顺应季节的变化按部就班进行田间劳作。农耕生产的性质要求生产者必须定居，而长期定居一隅被束缚在狭小的土地上，必然封闭狭隘，目光短浅。世世代代在单一的、传统的生产方式中重复劳动，必然对旧的生产模式习以为常，中规中矩，形成农耕社会因循守旧的传统习俗或墨守成规的封闭意识。
另外，农耕民族安于故土，决不轻易迁徙，群体不流动，而一个民族如果永远离不开脚下那片故土，也就不敢踏上陌生的土地，不敢接近陌生的人群，不敢尝试陌生的事物。这样一来，在死守故土，年复一年的封闭、与世无争的“定居”中，农耕民族生就缺乏一种冒险精神，缺乏游牧民族那种强烈的征服欲望或抗争意识。换句话说，安于故土缺乏流动，世世代代不能进行地域空间的转换，必然形成农耕文化的封闭保守，使之缺乏一种积极进取，不断开拓的创新精神。
②居安求稳，和谐有序，防守心态，不尚武力，热爱和平。农耕生产靠天吃饭，生产者最大的心愿，就是希望一年四季风调雨顺、收成稳定，希望远离旱涝虫灾，日子平安、生活稳定，这样就形成了农耕民族居安求稳的性格心态。由于农业生产必须顺应自然气候，顺应天时，与季节变化协调一致，保持和谐；一切农事活动，以全年二十四个农事节气为指导，有条不紊地依次进行，这样就形成了和谐有序的生产、生活秩序，形成了农耕文化的和谐性。这种居安求稳、和谐有序的农耕文化心态，有利于中国古代封建王朝维护社会秩序、保持社会政治的稳定。
同时，处在居安求稳、和谐有序生产活动和生活状况中的农耕居民，总是表现出一种不尚武力、热爱和平的防守心态。由于农耕民族所处的大河流域，其地理环境非常优越，决不愿意离开适宜耕种的优越地理环境向其他地方流动迁徙，不像游牧民族那样“逐水草而居”不断争夺水草、征服异邦，因此不尚武力热爱和平，追求一种平安稳定的和谐生活，是农耕民族文化性格的重大特征之一。这一特征反映在军事上，主要表现为防守性——防御外敌，保卫故土家园。农耕民族在军事上缺乏主动进攻性，其防御外敌的最基本策略是：“修障塞、筑烽燧、屯戍以备之”。中国古代历尽艰辛修筑起来的万里长城，体现的是中原农耕居民的自我保护意识，是把农耕区域围护起来的一种防御心态。长城不是向外扩张、崇尚武力的产物，而是退处守势，抵御进攻，保卫家园维护和平的手段。总之，农耕民族因生产方式离不开土地，是其防守心态产生的根本原因。
③以土为本，稳定性强，依恋故乡，具有很强的凝聚力和容纳性。土地是农耕社会最根本的生产资料，农耕生产主要是栽种庄稼植物，所有的庄稼植物生命都来自于大地泥土，有地则生，无地则死，农耕居民很早就树立了“以土为本”的人地观念，并由此形成对土地的强烈依恋。土地是根，是农耕民族的归宿与希望，这种深厚的“恋土情结”，表现为生于斯死于斯，再穷再苦也要死守故乡，决不离开父母家庭。所谓“叶落归根”，正是这种“恋土情结”的表现。由于农耕生产方式扎根土地，生产区域长期固定，群体不流动，生产模式不变化，反映在文化上必然是一种不急不躁的稳定心态，形成不轻易变动的稳定文化系统。
同时，固守一隅依恋土地，必然形成农耕民族浓厚的乡土情怀，而对故乡本土的热爱进一步扩展升华，便成为热爱祖国的民族情感。换句话说，对土地的认同，对家乡的依恋，往往形成农耕居民极强的乡土凝聚力，把这种乡土凝聚力放大，最终内化演变成为强大的民族凝聚力。由于国家的概念在地理学的意义上，是指具体的疆域、山川河流等土地区域空间，因此“以土为本”的农耕文化，最容易培养人民热爱故乡、热爱土地、热爱祖国的民族情感。这种情感，是民族凝聚力的根本，是中华民族农耕文化最本质的精神体现。所谓“兄弟阋于墙而外御其侮”，讲的就是农耕民族那种内部团结，齐心协力对付外敌的极强的凝聚力。中华民族是一个具有强大凝聚力的民族，重要原因之一就是我们民族的主体文化是农耕文化。
强大的内在凝聚力使农耕民族充满自信，再加上农耕生产自给自足，食物资源稳定，形成农耕居民无求于人、知足常乐的优越心态，对外来文化往往大度宽容，形成农耕文化极强的容纳性。当其他类型文化进入农耕区域以后，农耕文化对它们具有很强的吸收包容或同化能力，通过吸收容纳其他异质文化不断丰富发展，农耕文化最终成为中华民族的主体文化。
④勤劳务实，自给自足，无求于人而安于现状。俗话说：“一分耕耘，一分收获。”这句话渊源于农耕生产实践，显示出农耕社会的勤劳务实精神。中国人比较讲现实，关注琐碎日常事务，关注平凡的世俗生活，这与农耕文化勤劳务实的传统有很大的关系。中国古代社会是小农经济社会，小农生产的特点就是事必躬亲，所有繁杂的农事都必须一件一件地亲自去做，否则你就不能养活自己。中国古代农耕经济的特点是自给自足，这一特点一方面养成了农耕居民兢兢业业，脚踏实地，自力更生，自食其力的勤劳务实精神；另一方面，也由此造成农耕居民知足常乐的社会心态，形成农耕民族无求于人，安于现状的群体文化人格。简单归纳起来，勤劳务实、知足常乐、无求于人、安于现状，这是中国农耕文化或农耕民族文化性格的又一传统精神体现。著名国学大师章太炎先生说：“国民常性，所察在政事日用，所务在工商耕稼，志尽于有生，语绝于无验。”比较准确地刻画了以农耕居民为主体的中国人注重实际、各安本业的务实精神。
总的来看，定居封闭，狭隘保守，居安求稳，和谐有序，勤劳务实，不尚武力、热爱和平，具有很强乡土凝聚力以及容纳性强等，构成了中国农耕文化的显著特点。这些文化特点的形成，归根到底，是由中国古代农耕地理环境和农耕生产方式所决定的。
（2）游牧文化的基本特征
①流动外向，开拓进取。游牧生产通常发生在拥有辽阔草原的高原地区，如我国长城以西的青藏高原和长城以北的内蒙古高原，自古以来就是地理环境极为优越的游牧经济区域。游牧文化通常也称为草原型文化，其生产方式最本质的特点是“逐水草而居”，具有极强的流动性。游牧人群、牲口群，随着季节的变化流动于各个草地和水源之间。以水草为目标不断转换地域空间，流动性的群体、流动性的生产方式，必然导致游牧文化的外向性与开拓性。大规模四处流动，敢于踏上陌生的土地，勇于开拓新的生存空间，不断和陌生的群体相碰撞，使游牧民族与生俱来带有一种开拓进取的积极精神。不狭隘，不守旧，视野开阔，敢于冒险，勇于探索创新，是游牧文化基本的精神特质，而这种开拓性的文化特性，是由游牧生产流动性、外向性的基本生产方式所决定的。
②强悍好勇，崇尚武力。游牧经济是从原始狩猎活动中孕育产生的，狩猎活动免不了随时直接与动物野兽面对面搏斗，以后发展成为畜牧业，为了保护牲畜牛羊，同样要与猛兽尤其是和狼群搏斗，面对随时可能出现的野兽攻击或暴风雨的袭击，游牧生产紧张、惊险、刺激，充满危险。正是这样一种特殊的生产、生活环境，不仅养成了游牧居民强健的体魄和强悍的性格，而且形成了游牧民族讲究体力，重视骑射，争强斗勇，崇尚武力的尚武精神。或者说，好勇斗狠，勇武有力，骑马射箭等尚武行为，就成为游牧民族所必须具备的生存本领或生存需要。
相比之下，农耕民族是从采摘生产方式中发展而来，采摘瓜果植物与狩猎活动相比，相对轻松安全，没有与动物野兽格斗拼搏的紧张、刺激与危险。后来由采摘发展为农耕，春种秋收，靠天吃饭，一切生产活动按部就班。这样一种平稳和谐的生产、生活方式，养成农耕民族不尚武力，缺乏争勇斗狠的强悍勇武精神。
③扩张进攻，掠夺性强。与流动性、外向性或开拓性相伴随而来的，是扩张性与进攻性。扩张性是外向性的延伸和结果，进攻性是开拓空间区域过程中的主动手段，往往带有军事进攻性质。因放牧的需要，游牧民族不断外向流动扩展地理空间，这一过程难免和其他部落群体争夺水草发生冲突，爆发战争。战争的结果，战败的一方往往成为战胜一方的掠夺对象，水草场地被占领，人口、牲畜被掠夺一空。如果遇到气候周期性变冷，水草不丰，牛羊无草，游牧经济陷入危机，为了生存，游牧族群有时候会大规模地集结起来袭击平原农耕居民，掠夺粮食、牲畜及其他物质财富。游牧民族剽勇强悍，崇尚武力的群体特点，为其对外扩张掠夺，提供了进攻动武的种种优势。
④地域转换频繁，文化缺乏稳定。游牧文化欠缺稳定，是一种非稳定性的文化类型，这一特点是由游牧生产方式的流动性造成的。频繁迁徙转移，使游牧民族没有自己固定的地域空间，它的文化处在不断的地域迁转流动中，漂移不定，没有像农耕文化那样牢固的乡土地缘根基，不能形成自己稳定的体系，容易被其他文化类型所吸收，或者被农耕文化所改造融合。
上述农耕文化与游牧文化之间的种种差异，是由各自不同的自然地理环境因素和生产方式因素所决定的。在中国古代多元文化格局体系中，农耕文化与游牧文化这种巨大的异质差异，一方面构成了中国文化的多姿多彩、内涵丰富，呈现出不同区域文化的鲜明个性特征；另一方面，这种差异也必然导致两种文化的相互碰撞摩擦，相互对话交流，并最终形成中国历史文明进程中农耕文化与游牧文化兼容并包、互补融合的历史发展潮流。
在中国古代多元化的文化格局中，农耕文化与游牧文化是两种最基本、最主要的文化类型。两种文化在中国历史上曾经多次发生冲突甚至引发战争，给社会带来血与火的痛苦与灾难，但这仅仅是中华文明发展史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也是最主要的方面，在长达数千年的历史发展中，农耕民族与游牧民族通过迁徙、互市、和亲等经济文化的碰撞接触，两种文明相互对话、互相交流、互为补充、相互融合，最终形成农耕文化与游牧文化混血融合的整体发展趋势。尤其是农耕文化，通过不断吸收融合异质游牧文化而蓬勃发展，充满生机，不仅发展成为博大精深的中国传统文化主体，而且铸就成为中华民族强大凝聚力和容纳性的生命根基。
（1）错落杂居的民族分布，有利于民族融合。中国历史上北方（包括东北、西北）游牧民族不断迁移、流动，变换地理空间，他们进入中原内地以后，和该地区的农耕汉族形成“错落分布，杂居相处”的地理分布格局。史书记载西晋的情况是：“西北诸郡，皆为戎居”；“关中之人，百万余口，率其多少，戎狄居半。”北魏鲜卑游牧民族进入中原以后，采取的措施是：“离散诸部，不听迁徙，其君长大人，皆同编户”。内迁游牧民族和农耕汉族杂居相处，必然要受农耕汉族较为先进的封建文化的影响。这种影响最终导致内迁游牧部落在其组织结构体系及生产、生活方式上发生两个重大变革：一是定居农业化，二是封建化。由流动的游牧生产转变为定居的农耕生产，必然促进这些游牧民族自身的封建化过程。这种转化现象，学术界通常把它叫作民族同化或民族融合。
（2）民族融合的途径。在中国古代漫长的历史进程中，进入农耕地区的游牧民族，主要是沿着以下几种主要途径融合、步入汉民族大家庭的：
第一，生产实践途径。这是最重要、最基本的一条民族融合途径。游牧民族和农耕民族杂居相处，不可能不接受农耕汉族经济生活的影响，不可能不学习汉族先进的生产技术，而一旦这样做，必然引起他们自身的改变。比如，一旦接受农耕，生产方式的变革，游牧民族必然由流动群体变为定居群体，而一旦分土定居，过去流动性的部落组织结构随之解体，而以地籍为居民划分标准的郡县编户制度必然应运而生。最终，通过农耕生产的变革实践，游牧民族与农耕民族之间先前存在的那种不同经济类型所造成的文化差异逐渐消失，他们的思维方式、风俗习惯，随着经济生活的变化而发生改变，最后彻底融入农耕民族经济生活之中。马克思对从游牧转向定居的征服民族，曾经做过这样的论述：“定居下来的征服者所采纳的社会制度形式，应当适应于他们所面临的生产力水平。”进入中原农耕区域的游牧民族，要适应该地区的农耕生产力水平，只好放弃游牧旧制采纳新制，促使他们尽快融入汉民族。
第二，婚姻关系途径。进入中原农耕地区的北方游牧民族，在长期和汉族杂居相处的过程中，男女之间不可能不发生婚姻关系和两性行为。通婚是最为直接的血缘关系融合途径。考察中国古代民族关系发展的历史，胡、汉通婚的现象非常常见，如北魏鲜卑游牧民族进入中原农耕地区后，不仅在舆论导向方面，而且在具体政策措施方面，大力鼓励鲜卑人和汉人通婚，使得中原地区胡、汉通婚的现象甚为普遍。
在中国古代民族融合的方式中，婚姻混血的融合方式最为快捷见效。通过婚姻家庭的建立，不仅有利于思想的交流、语言的学习以及生活习俗的认同，而且婚姻关系本身，从血统稀释或体质进化的角度，大大加快了民族融合的速度。
第三，权力推动途径。民族融合的权力推动途径，主要是指在汉族地区建立政权的游牧民族统治者，采取种种强制措施，促进本民族成员汉化。这种自上而下的强制性汉化融合，是古代民族大融合过程中的常见现象，可以称之为“权力推动型”。如公元494年前后，北魏鲜卑族皇帝孝文帝提倡说汉话、写汉字、穿汉服、改汉姓，和汉人通婚等，这一空前规模的汉化运动之所以获得巨大成功，就是因为它有强大的专制皇权作为保障。
权力推动型汉化，大多发生在游牧民族入主中原成为统治民族时期。由于农耕汉族作为被统治民族，其文明程度远远高于入主中原的游牧民族，因此，作为统治民族的游牧民族，始终感到一种巨大的压力与危机。要维持自身的统治地位，不能不提高自己，迫使自己尽快掌握农耕汉族的先进文化，只有这样做，才能更好地维持他们对汉族的统治。而且，作为统治民族，他们具有通过权力运作方式主动实施汉化的有利条件。史载元朝皇帝忽必烈，曾深切地意识到“国家当行汉法无疑也”。为蒙古民族与汉族的融合，作出了积极的贡献。清朝也是如此，满族入主中原不久，不少满族贵族便已“习汉书入汉俗，渐忘我满洲旧制”。
上述种种民族大融合途径，均是北方游牧民族融合进入中原农耕汉族，其所体现的是农耕文明在中华文化多元一体化历史进程中那种无法抗拒的认同感和无法抗拒的凝聚力与向心力。游牧民族生产活动的流动性，造成了他们文化类型的不稳定性，这种欠缺稳定性的游牧文化，面对凝聚力极强的农耕文化，必然被其改造、被其同化以至最终质变融合进入农耕文化。
（3）民族融合的“永恒规律”。中国古代民族大融合的主流是“汉化”，是进入农耕地区的游牧民族被汉民族彻底同化。那些进入中原农耕地区的游牧民族，为什么都没能保住他们原有的语言、原有的生活习惯、原有的的社会组织结构，尤其是没能保住他们的游牧生产方式呢？这个问题，是由民族同化或民族融合的历史规律所决定的。任何一种大规模的民族融合现象发生，都摆脱不了一定的规律的支配。马克思研究了有关民族征服的历史后，总结提炼出了这样一条“永恒”的规律：“野蛮的征服者，总是被他们所征服的民族的较高文明所征服。”马克思的这一论述，揭示了民族关系史上一个最具普遍的共性规律：被征服的民族，如果具有较高的社会文明和比较先进的生产方式，那么，这种较高的文明和比较先进的生产方式，反过来就会征服、同化那些野蛮的、文明程度不高的征服者。中国古代的民族发展历史，完全印证了马克思这一精辟论断。在中国古代进入中原农耕地区的游牧民族中，羯族人建立了后赵政权、鲜卑人建立了北魏政权、女真人建立了金国、蒙古人建立了元朝、满族人建立了清朝等，表面上看，他们是征服者，他们统治了农耕汉族。但是，被征服的农耕汉族，他们的生产力、生产方式比较先进，社会文明程度比征服者高，最后的结果是：农耕汉族的先进生产方式和较高的社会文明，反过来同化了这些进入中原地区的少数民族。在游牧民族对农耕地区的征服过程中，“汉化”成为民族关系发展的主流，所有作为征服者的游牧民族进入中原农耕地区以后，无一例外地纷纷融合于汉民族，成为汉族大家庭的成员。
（4）民族融合的历史意义。在中国古代农耕文明和游牧文明的碰撞冲突与交汇相融的发展整合过程中，北方黄河流域的民族大融合，一直是中国古代多民族统一国家发展进程中最积极、最进步、最富有生机的历史现象。中国古代的民族大融合，主要是指进入中原地区的游牧民族融合进入农耕汉族，对这一重大社会现象的历史意义，我们可做以下几点归纳分析：
第一，极大地丰富了农耕汉族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生活。在民族融合过程中，游牧民族的大量“胡物”，随着胡、汉杂居相处格局的形成而在中原地区逐渐推广流行。比较常见的如胡床、胡服、胡乐（胡笳、胡琴、胡笛、琵琶等）、胡舞、胡戏、胡食（胡饼、胡羹、胡椒等）等，种类非常之多。这些胡物进入中原农耕地区，对农耕汉族人民的衣、食、住、行及社会生活，影响非常大。比如，胡床本是游牧生活中的一种坐具（折叠凳），东汉传到中原，然后推广到南方，很快演变为凳子、椅子，由此引起汉族民众坐姿的改变。古代农耕汉族没有坐凳，习惯的坐法是席地而坐，与之相适应的用于读书、写字、吃饭的家具，是低矮的案几。凳子、椅子的产生，坐姿发生改变，人体重心上升，低矮案几不再适用，于是产生了各种桌子，引起家具的革命。其他如胡乐、胡舞传入中原，很快风靡汉地，成为汉族民众喜闻乐见的艺术表演形式。
总之，游牧民族进入中原，大量胡物或胡文化元素被汉民族采纳吸收，无论在物质文化还是精神文化方面，都极大地丰富了中原农耕汉族的社会生活，给汉族文化带来新的特色和新的内容。
第二，推动了古代中国多民族统一国家的发展壮大，促进了封建社会政治、经济、文化事业的繁荣发展。中华民族的历史，是我国境内各个民族共同创造的历史。我们在强调汉族对古代多民族统一国家的发展壮大所起的重大作用的同时，不能忽视其他少数民族在缔造中华民族过程中所作出的历史贡献。事实表明，每一次民族大融合高潮的掀起，都推动着我国多民族统一国家的发展迈上一个新的台阶，都给古代封建社会政治、经济、文化事业的发展，带来新的繁荣。比如，春秋战国时期的民族大融合，带来了秦汉封建国家的发展和政治经济的繁荣；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民族大融合，迎来了隋唐多民族统一国家的巩固稳定与经济文化的兴盛发达。史载唐代经济发展，文化繁荣，胡商活跃，胡风盛行，加之政策宽松，思想开放，出现了令史家感叹不已的盛唐气象。
盛唐气象的出现，与魏晋南北朝以来的民族大融合的完成，有非常密切的关系。比如，北魏以来的民族大融合，不仅消弭了中原地区自西晋以来极其尖锐的胡、汉民族矛盾，而且使南、北政权长期对峙关系中所包含的“华夷之辨”民族对立情绪逐渐淡化消失，为隋文帝杨坚重新完成封建国家的统一奠定了基础。
魏晋南北朝民族大融合带来的盛唐气象，非常典型地表现为唐代民族关系和睦，华、夷之别观念淡漠，各民族空前团结，唐太宗被周边各少数民族称颂为各民族的共同首领“天可汗”。史载唐太宗在晚年总结一生治国成败得失时，最引以为自豪的就是坚持实施民族平等政策，使大唐帝国各兄弟民族和睦友好，空前团结。他说：“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故其种落皆依朕为父母。”唐代华、夷观念淡漠，民族政策平等，民族关系和睦，多民族统一国家出现“九州殷富，四夷自服”的盛世局面，究其历史原因，不能不归功于魏晋南北朝以来的民族大融合的完成。
第三，源源不断的少数民族融入汉民族，促进了汉族共同体的混血发展。长期以来，中华民族以汉民族为主体，毛泽东同志对汉民族的历史发展，曾做过这样的论述，他说：“汉民族人口多，是长时期内许多民族混血形成的”。周恩来同志在阐述汉民族人口数量时，也曾经这样论述道：“汉族所以人数这样多，就是因为它吸收了别的民族。”中国古代民族融合的历史，雄辩地证明，历史上的游牧少数民族，他们对汉民族的发展壮大，对汉族成为中华民族的主体，作出了极大的自我牺牲和巨大的历史贡献。
1. 试述人类文化产生、形成及发展变化的地理环境因素。
2. 试述与地理环境因素密切相关的中国传统文化特征。
3. 简述农耕地理环境支配下的中国“天下中心”文化观。
4. 简述中国传统农耕文化的基本特征。
5. 试述中国古代农耕文化与游牧文化的不同特征。
6. 试述中国古代民族融合的途径方式及其历史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