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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中国人生活在一个相对封闭独立并且以农耕生产为主的地理环境之中，农耕生产安土定居，世世代代固守一隅，不轻易离开故土转换空间，由此导致古代中国人夜郎自大、故步自封等极端狭隘的地理文化观念。这种地理文化观念的突出表现，就是古代中国人的“天下中心”观。作为一个地理概念，“中国”一词，核心在于一个“中”字，其含义不仅是大一统国家的正统名称，而且点明中国自古以来就是“天下中心”。
追溯“中国”一词的本义内涵，经历了一个逐渐扩展的过程。“中国”二字，“中”是指方位，四方之中；“国”的本义是城邑（大城曰“都”，小城曰“邑”）。“中国”一词，在古代典籍里有狭义和广义之别。狭义“中国”，是指方形的城，主要是指天子的都城或京城，也包括京师周边的地区，这些地区和京城合起来，被称为“王畿”或“京畿”。京师或京畿以外有诸侯封国，京师或京畿处在四方诸侯封国的护卫之中，于是就把处于诸侯护卫之中的京师或京畿称为“中国”。《诗经·大雅·民劳》：“惠此中国，以绥四方。”《诗经毛传》注此“中国”一词称：“中国，京师也。”后来，“中国”一词的地理空间开始扩展，由狭义到广义，其范围扩大到中原地区，包括黄河中、下游流域。在古代社会，“中国”、“中原”、“中土”、“中州”、“中华”都是基本相同的概念。一直到19世纪中叶，“中国”一词开始专指我们国家的全部领土，不再另作他用。
在古代文献典籍中，为什么称“中国”为“华夏”呢？孔颖达《左传注疏》：“中国有礼仪之大，故称夏，有服章之美，谓之华。”“夏”即大的意思，指高大壮观。扬雄《方言》：“秦晋之间，凡物之壮大者而爱伟之，谓之夏。”中国是礼仪大国，可称为“夏国”。“华”，指丝绸服装颜色艳丽，华彩美观。在“夏”前面加上一个“华”字，称“华夏”，是古代黄河流域的祖先因其华美丝绸服装独步天下，与周边四夷迥然有异并引以为自豪，非得要突出这一个特点不可，于是以“华夏”自居。由于中原地区是华夏人居住活动的地区，处在周边四夷之中，于是又称“中原”或“中国”为“中华”。
古代中国人把自己所见到的或所感知的无限辽阔的地理空间，称之为“天下”或者“四海”。由于“世界”一词是佛教传入以后的外来词汇，古代中国人不说“世界”，而习惯于以“天下”概念来表述自己生活的辽阔的地理空间。
古代中国人建构的“天下中心”地理观，包括这样几层含义：其一，中国人自己所在的地方是世界的中心，也是文化或文明的中心；其二，地理空间越靠外缘，就越偏僻荒芜，住在那里的民族也就越野蛮，文明的等级也就越低；其三，周边少数民族必须向具有高度文明的中原王朝称臣纳贡，接受中原王朝也就是接受中国的制约与管辖。
从汉代张骞出使西域开始，中国人对于周边世界的实际认识开始向中亚、西亚扩展。丝绸之路打通，东汉的甘英到达波斯湾海岸，佛教传入中国，玄奘西赴印度，明代宣扬国威——郑和七下西洋，随着不断有人跨出国门，中国人的地理空间认识范围已经远远超越中国本土无数倍。按理说，中国人狭隘的“天下中心”地理文化观念，应当以此为契机逐步发生改变，但遗憾的是，所有这些对外地理空间开拓的壮举，并没有改变古代中国人心灵深处的自我“天下中心”意识。
第一次对中国人“天下中心”观念带来震撼的，是明朝末年来华的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利玛窦带来了一张反映欧洲文艺复兴地理学成就的地图，名为“万国全图”。图上的中国并不处于世界中心，仅仅是在一个洲即亚洲的某一部分。对此，朝野议论纷纷，表示异常愤慨，说这一世界地图把中国画得这么小，是有意夸大外夷而丑化中国，声称这张地图“其说荒谬莫考”；“以中国数万里之地为一州，妄谬不攻自破”。利玛窦面对这些指责很是担心，怕中国皇帝看到这张地图后怪罪他藐视中国，于是只好把中国的位置改到了世界中心，并命名这张图为《舆地山海全图》。经过改动，这张世界地图才于1584年得以印刷出版，这也是中国第一次刻印西洋式世界地图。
据《利玛窦中国札记》一书记载，利玛窦在中国见到一张明朝万历年间中国人自己制作的世界地图，地图的中间部分是明朝的15个省区，在地图四周的海洋中，散布着一些小岛，小岛上填写着当时中国人听说的若干外国国家的名字。所有这些外国国家区域加在一起，总面积还不如明朝一个最小的省的面积大。这幅地图是中国人传统“天下中心”地理观念最直接的反映。利玛窦对中国人地理知识的无知感到非常震惊，他在书中写道：“他们不知道地球的大小而又夜郎自大……认为各国中只有中国值得称羡，他们不仅把所有别的民族看成野蛮人，而且看成没有理性的动物。”
大清帝国从东北地区崛起进而统一全国，对外部世界格局的变化一无所知，继续以“天下中心”的态度处理中国同西方的关系。结果，导致外交关系上和西方国家的严重冲突。18世纪末，经过工业革命洗礼的英国已经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国家，英国海外殖民活动遍及非洲、美洲和中东及南亚，并步步逼近远东。英国派特使马嘠尔尼勋爵来华协商通商贸易事宜，提出双方建立经济贸易活动，而清廷乾隆皇帝则用以上对下的语气，给英国国王下了这样一道敕谕：“我天朝物产丰盈，无所不有，原不假外夷货物以通有无。”拒绝了英国提出的开展双边经济贸易的要求。英王乔治三世给乾隆皇帝的信，也被大清帝国的官方翻译一厢情愿译得面目全非，译文用以下对上非常谦卑的口气，说英国非常仰慕天朝的文化与文明，“一心想念着来向化输诚……进献表贡”。这次中英外交对话，被大清王朝理解为英国是来向清廷归顺纳贡的。由于马嘠尔尼拒绝向乾隆皇帝行跪拜叩头礼，朝堂一片哗然，乾隆极不高兴，传旨令马嘠尔尼尽快离境回国，并在给英王的圣谕中耿耿于怀提及此事说：“念尔国僻居荒远，间隔重瀛，于天朝体制未谙习，是以命大臣等向使臣详加开导。”
马嘠尔尼出使中国拒绝跪拜，表明西方文明首次向中国“华夷之辨”等级秩序和“天朝中心”观念提出挑战，但这次挑战所带来的西方文明信息，完全被中国的皇帝和大臣们所彻底忽视。他们把英国使者不行跪拜叩头礼，理解为远方蛮夷非常落后，是不知礼节、愚昧不开化的表现。结果，二十三年以后（1816年），英国又派使者罗美尔出使清朝，重新商谈双边通商贸易事宜，矛盾冲突再次发生。大清朝廷单方面认为，英使这次来华，是为了再次表示英国对天朝的仰慕与归顺，也可能是来对上一次不行跪拜之礼表示歉意的。殊不知，当嘉庆皇帝端坐龙椅等着英使前来参拜时，罗美尔一听说又要跪拜叩头，在宫殿外拒绝进殿，坚决不行此礼，嘉庆大怒，立即下令将罗美尔驱逐出境。而且，嘉庆还给英王下了一道圣旨，说只要英国倾心归顺清廷就行了，今后不必再派使者来华：“尔国能使百姓和睦安泰，朕就予以嘉许……尔等只须倾心效顺天朝，即为心向王化。”
中英之间两次跪拜礼节纠纷，反映了中国传统“天下中心”地理文化观以及由此而产生的“华夷之辨”等级秩序与国际工业文明的外交观念，已经形成严重冲突对立。这种冲突对立发生在一个传统封建农业大国和一个用近代资本主义文明武装起来的强大殖民帝国之间，给中国社会的变革发展带来一种极其不祥的历史预兆：陶醉于自我“天下中心”的古老中华民族，进入国际化工业文明的竞争时代，将不得不付出最惨重的代价。
果然，几十年以后，被中国皇帝称为“僻居荒远”的落后英国“蛮夷”，用坚船利炮打开了中国的大门，一系列割地赔款耻辱条约的签订，中国人不得不接受这样一个痛苦的事实——中国不再是天下的中心、不再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天朝，而被中国称为“四夷”的，则有可能是一些比中国更文明、更发达的国家。1840年鸦片战争的失败，引起中国社会“天崩地裂”的思想震撼，中国传统观念中的“天下中心”文化优越心理崩溃瓦解，对世界的认识逐渐由“天下”转为“万国”。中国不再把外国对中国的关系，继续定位在向中国“称臣”、“朝贡”、“朝觐”等一系列妄自尊大的思维模式之中，而伴随这样一种根深蒂固的“天下中心”地理文化偏见的消失，中国社会几经变革阵痛以后，最终由传统走向现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