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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文运
在人们的印象中，“皇军”翻译官都是为虎作伥的汉奸。而作为“皇军”高级翻译官的夏文运，却被抗日名将李宗仁誉为“甘作无名英雄，其对抗战之功实不可没”。
曾任李宗仁秘书、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程思远特意给大连市史志专家回信，深情而详细地回忆了夏文运为台儿庄大捷立下的鲜为人知的不朽功勋：
夏文运利用职务之便，将接触到的日军高层秘密报告给中国军队，与李宗仁单线联系。由于他的特殊身份，多次受到日本军警、军统特务的追捕，后来还被上海军管会关押过，但每次他都能镇定自若、化险为夷——
1960年年初，十河信二（1884年4月一1981年10月，1930年就任满铁理事，二战后曾任日本恢复经济协会会长、国铁总裁，被誉为“新干线之父”）在美国访问期间，专门拜会了寓居新泽西的李宗仁，老友相见，分外亲切。交谈中，李宗仁仔细询问了夏文运在日本的工作和生活情况，并不无感慨地说：不知什么时候再能见到老夏啊？
后来，李宗仁又在《回忆录》中多处提及夏文运，称他是抗日“无名英雄”，“对抗战之功实不可没”。1965年7月，李宗仁冲破重重阻力，毅然回到祖国的怀抱。他曾向有关部门打听夏文运子女情况，并希望见他们一面。可是，由于种种原因，未能如愿。
夏文运是何许人也，竟能让中华民国代总统李宗仁念念不忘？为什么他多次受到日本特工、国民党军统特务的追杀，1950年年初又被上海军管会逮捕，成为众矢之的？解放后，他被误定为在逃的“大汉奸”，布告贴满了他家乡的大街小巷，子女、亲友深受连累，有的人因而被迫害致死。
当年的日伪报纸
千淘万漉虽辛苦，吹尽黄沙始到金。夏文运在抗战时期为抗日战争所作出的贡献，渐渐地为更多人知晓……
九兄弟齐心供养
一棵读书“苗子”
北伐时期的李宗仁
徐州，为华夏九州之一，古时候因其是彭祖故乡，而被称为彭城。它地处中国大陆南北方中心地带，北邻山东省，西接安徽省、河南省，为北国锁钥，南国门户，素有“五省通衢”之誉，自古就是兵家必争的战略要地。
1937年12月13日，侵华日军华中方面军攻占南京；同月27日，日军华北方面军占领济南。两支日军旗开得胜，得意洋洋，自以为三个月征服中国的目标指日可待。于是，他们将目光对准了中国南北大动脉津浦铁路（后来延伸，更名为京沪铁路）和东西大动脉陇海铁路的枢纽——徐州，企图通过南北夹击，占领徐州，然后携手向西攻占郑州，并利用中原腹地平坦地形，发挥机械化部队长驱直入的优势，沿平汉线向南推进，迅速占领中国抗战中心城市武汉。抗战的前景凶多吉少。“如能在津浦线上将敌人拖住数月，使武汉后方有充分时间重新部署，则我们抗战还能继续……”（《 李宗仁回忆录》，广西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706页 ）因此，李宗仁决心在徐州地区背水一战。
但是，李宗仁指挥的第五战区的参战部队，大都是“杂牌军”，虽然总兵力数倍于日军，但新兵多，战斗经验不足，特别是武器装备低劣，每人平均还不到一支枪，不少人使用的是大刀、长矛，而日军配备有火炮、坦克、装甲车等，还使用了当时违禁的毒气弹——瓦斯，空中还有一个飞行团直接配合地面作战。中日两军实力悬殊。因此，“我军在京沪线上有百万貔貅，尚且一败涂地，今敌人挟新胜之威，自南北两路倾巢而来，我胆敢以七八万疲惫之师，与之周旋，也未免有螳臂挡车之感了” （同上，第706页） 。
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李宗仁认为集中优势兵力，有针对性地排兵布阵，就有可能痛击一个方向的来犯之敌；如果日军南北两路同时进攻，则我军首尾不能相顾，将存在着被敌人“包粽子”的危险。但是，敌人是狡猾的，他们的军事部署是绝密的，谁能及时、准确地提供敌人的军事情报呢？
李宗仁纵有满腹经纶，应对南北两匹日本饿狼，他也感到力不从心。
就在这个生死关头，奉命潜伏上海日军内部的夏文运发来密报，神不知鬼不觉，战局开始向有利于我方方向悄悄转变……
夏文运是大连市金州新区七顶山街道人，1905年12月28日出生。
夏文运全家福（后排右一为夏文运）
夏家祖居大连金州城南的毛茔子，满族。夏文运的爷爷30多岁就英年早逝，奶奶夏刘氏生性刚强，善于持家。丈夫病逝不久，她带着7个儿子2个侄子，挑着一担“家产”离开毛茔子，辗转来到金州城北荒野之地七顶山安家落户。一家老小开荒种地，省吃俭用，生活逐渐安顿了下来。夏文运的侄孙夏重震在接受记者专访时回忆说：我亲耳听我的爷爷说过，太奶奶夏刘氏领着儿子们创业时非常艰苦，吃饭时，就在地中间摆上一小碗大酱当菜，儿子们只要是筷头子在酱碗里响一下，不管粘没粘上大酱，就算就到菜了。吃完饭，酱碗里全是筷头子插的小洞洞，大酱并没减少多少。这半碗酱，一家人能吃三五天。饭后，儿子们把碗一放，又操起镢头开荒去了。
夏文运的父亲夏日明在兄弟中排行老小，俗称“夏老九”，是个车把式。夏文运兄弟姊妹4个，上有两个姐姐，下有一个弟弟，名叫夏文玉，而叔伯兄弟好几十。由于他长得白白净净，又聪明又腼腆，所以被大人们戏称“夏大姑娘”，深讨奶奶的喜欢。当时还未分家，全家老少、雇工有100来口子。8岁那年，当家的奶奶夏刘氏发了话：“夏大姑娘”像一棵读书“苗子”，以后就别让他学农活了，叫他好生读书。咱老夏家也该出一个识文断字的秀才。从此，夏文运背上小书包，进了当地的老虎屯第一普通学堂。夏刘氏去世，九兄弟分了家，但大家仍然齐心协力供养夏文运到南金书院读书。以后又考入旅顺师范学堂。
1925年，夏文运以第三名的成绩从日本人开办的旅顺师范学堂毕业。津田校长爱怜他的才学，特意说服“满铁”的老总，每月资助他50日元（当时是一笔很大的数字），以广岛高等师范交换生的名义赴日留学，攻读历史和法学。1929年，夏文运从广岛高等师范毕业后，又考上了京都帝国大学文学部硕士研究生。但是，由于经济拮据，他过着半工半读的日子，以绿蕉为笔名，先后翻译、出版了厨川白村《小泉八云及其他》、《欧美文学评论》等多部著作和日本小说集，在中国新文学历史上留下过深深足迹，并与郭沫若、刘大杰等有过密切交往。经过刻苦学习，夏文运提前一年拿到了所有的学分。1931年春，他回国应聘为沈阳（时称盛京）冯庸大学教授兼校长秘书。同年暑假，他又向姐夫家借钱，再次返回日本，完成硕士论文答辩，正式从京都帝国大学文学部毕业，成为中国最早的留学硕士之一。
1927年10月，冯庸大学由奉系军阀元老冯德麟长子冯庸（1901—1981）变卖家产开办，当时设立了机械、木工、法律等九个系，学生总数达700多人，是东北第一所私立大学，也是中国第一所以个人名字命名的大学，冯庸亲任校长之职。因为冯德麟与张作霖是把兄弟，张比冯小9岁，叫冯大哥，两家关系密切。张学良与冯庸取字都叫“汉卿”，从小就在一起玩耍，冯庸比张学良大一点，在兄弟中排行“老五”，所以，张学良一降生，张作霖就把自己的长子叫着“小六子”。长大之后，张学良与冯庸也成为“把兄弟”。
“九一八”事变后，年仅30岁的冯庸被日军软禁在沈阳大和旅馆，关东军要员和汉奸百般游说，诱劝其为日本效力，都被严词拒绝，冯庸表示：“死耳，誓不为卖国贼。”后经“满铁”参事、冯庸大学体育顾问冈部兵太等日本友人保释，才获得自由。他改名换姓，由大连搭乘飞机前赴日本，借口要去日本的温泉疗养，结果又由日本搭乘美国总统轮船公司的轮船逃往上海；之后，积极参加抗日活动。冈部兵太因此受到宪兵队的谴责，不得不辞去“满铁”职务。据说，阪垣征四郎从印度视察归来，途经香港才得知此事，他大发雷霆，说：“冈部这家伙，应该晓得日本的武士道精神，做错事是要引咎切腹的。体育运动家也应有体育运动家的道德准则嘛！”
后来，冯庸大学迁往北平，借一校舍复课。1932年秋，并入已迁到北平的东北大学。因家务拖累，夏文运没有随冯庸大学前往北平，因此失业。
1932年春，在生活无着之际，经南金书院时的老师卢元善（1888—1959，时任伪满洲国军政部秘书长）介绍，担任了军政部秘书兼翻译，开始与关东军产生联系。不久，他接受关东军司令部第二课课长和知鹰二中佐的邀请，担任其随身翻译，深受器重，与土肥原贤二、坂垣征四郎、冈村宁次等日军高层混得很熟。
1935年6月，他陪同和知鹰二长驻广州，做李宗仁及其两广军队的“和平”（即策反）工作。因“夏”字与“何”字在日语中发音相似，所以，夏文运对外自称“何益之”。
李宗仁与和知的历次会谈，都由夏文运翻译。在交谈中，李宗仁得知日本军方在侵略中国问题上分成两派，一派是以东条英机、土肥原等为代表的“南进”派，主张迅速占领中国及东南亚，攫取这些国家丰富的矿藏、粮食、燃料等资源，这样，日本就能以战养战，克服地域狭小、资源匮乏等先天不足，成为世界第一流的强国；另一派，则是以荒木贞夫大将为代表的“北进”派，主张集中力量对付苏联，消灭共产党于摇篮之中。和知属于“北进”派，不支持扩大侵华战争，并与土肥原等人政见相反，存在派系矛盾。双方会谈时，李宗仁总是对和知晓之以理，他说：日本侵略中国，必将促成中国结成抗日统一战线，中国幅员广大，人口众多，日本想打败中国绝非易事；日本与德国、意大利结成轴心，大搞法西斯，横行世界，中国必将获得有力的外援，并与世界各国联合起来，共同打败日本法西斯。和知听后，颇有同感。
据李宗仁回忆：他与夏文运多次见面之后，觉得夏为人正派，年轻热情，才华横溢，便想找机会开导他，唤醒他的爱国良知。一天，在广州东山马棚岗，李宗仁密约夏文运到自己的住处倾谈。李宗仁诚恳地问道：“我看你是位有德有才的青年。现在我们的祖国如此破碎，你的故乡也被敌人占据，祖国的命运已到生死存亡的边缘，你怎么还甘心情愿地为敌人服务呢？”
经此一问，夏文运的心弦被拨得轰然作响，犹如失散的孩子找到了亲人，他顿时泪飞如雨。他回忆起自己小时候受到日本人的欺凌，即使无意中多看了日本人一眼，也会被打得鼻青脸肿；现在虽然已经是声名显赫，但时常受到日本人的奚落，还多次遭到日本宪兵的刁难。日本人嘴上高喊着“大东亚共荣”，其实他们的心目中，是把中华民族视为劣等民族，把中国人看做亡国奴。夏文运擦干眼泪，郑重表示：“如有机会报效祖国，夏某我当万死不辞！”
李宗仁见他情真义切，语出诚挚，便与他私下约定，让其做秘密情报人员，刺探日方机密，并通过地下电台和专用密码与自己进行单线联系。夏文运一口答应，还谢绝了任何报酬。
从此，夏文运身在日营心在汉，利用和知的庇护，长期为李宗仁提供绝密情报。1935年和1936年，他提供了日本派遣大批特务到印度支那和东南亚活动的战略情报，李宗仁分析出日军将大举侵华。于是，在1936年秋，果断地将广西省会从毗邻海滨的南宁迁往内地桂林，实施战略转移；时隔半年，日本就发动了“七七”事变，拉开全面侵华的帷幕。之后，“关于敌军进攻徐州，突入皖西、豫南以及围攻武汉的战略及兵力分布，我方无不了如指掌……此种情报实全由何益之自和知将军处获得而供给的。嗣后和知因反对侵华而调职……”李宗仁说。
李宗仁在台儿庄火车站
曾任李宗仁秘书的程思远回忆说，1938年1月底，正在李宗仁急得团团转之际，夏文运通过设立于上海日本租界的梅谷旅馆中的电台（报务员是广西人刘某、邓某）发来绝密电报：日军南动而北不动。李宗仁长长地舒了一口气，他立即调整军事部署，命令驻防在津浦线南段滁州、明光的桂系第三十一军（军长刘士毅）迅速西撤，诱敌深入；2月初，日军第十三师团突破了第五十一军（军长于学忠）的淮河防线，企图在淮河北岸的小蚌埠建立桥头堡。李宗仁因为暂无北面日军的后顾之忧，果断地把张自忠的第五十九军由山东派往安徽淮河前线增援，2月15日，第五十九军抵达前线，迅速投入战斗，经过数次“拉锯战”，22日，小蚌埠被收复，日军被迫退回淮河南岸。在连续一个多月的拼杀中，我军集中优势兵力，坚守阵地，日军损兵折将3000多人，始终未能越过淮河天堑。
南线日军进攻失利后，龟头紧缩，不敢轻举妄动；日军被迫组织北线进攻，希望挽回败局。阪垣征四郎的第五师团从青岛向鲁南进犯，矶谷廉介的第十师团沿津浦线南攻。阪垣师团、矶谷师团是侵华日军的急先锋，1936年发动“二二六”事件的日军少壮派，几乎都出自这两个师团。两个师团2万多名日军以饿狼扑食之势直逼台儿庄。台儿庄位于苏鲁交界，为山东南大门、江苏北屏障，在徐州东北方，相距只有61公里。台儿庄若丢失，则徐州不保。日军两个师团来势汹汹，台儿庄危在旦夕！
1938年2月上旬，李宗仁又接到夏文运密报：阪垣师团从胶济线进军蒙阴、沂水等地，李宗仁据此料定阪垣将进攻临沂，因此命令庞炳勋军团驰往临沂，堵截敌人。庞军团牌子很大，实际上却只有5个步兵团的实力；庞炳勋率领将士浴血奋战到3月中旬，渐渐抵挡不住号称“陆军之花”的阪垣师团，连连向李宗仁求援；而此时南北战线都很吃紧，李宗仁手下无兵可派，无将可用。李宗仁不知道如何是好。就在这个危急关头，夏文运不辱使命，再次发来密报：日军北动而南不动。于是，李宗仁下定决心，根据日军精锐阪垣师团、矶谷师团会师台儿庄的图谋，准备将计就计，在台儿庄地区给日军以歼灭性的打击，彻底戳破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鼓舞全国军民的抗战斗志。
因此，李宗仁迅速避虚就实，抽调在淮河前线的第五十九军北上。庞部、张部并肩作战，痛歼3000多名日军，使其溃退90余里，彻底打乱了阪垣、矶谷两师团会师台儿庄的作战计划，从而为台儿庄大捷创造了条件。
台儿庄战役，历经一个多月，毙伤日军11984人，俘虏719人，缴获大炮31门、装甲汽车11辆、大小战车8辆、轻重机枪1000余挺、步枪10000余支。我国将士也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三万将士血染大运河。
台儿庄战役是抗战初期中国军队的一次重大胜利，影响深远。台儿庄被誉为“中华民族扬威不屈之地”。台儿庄大捷是全军将士浴血奋战的结果，夏文运的情报对于李宗仁捕捉战机、减轻将士伤亡，发挥了重要作用。台儿庄战役之后，李宗仁与夏文运结下了深厚友谊。在《李宗仁回忆录》中，他高度评价道：“其情报的迅速正确，抗战初期可说是独一无二。……其后应验也若合符契。每当我五战区将此项情报转呈中央时，中央情报人员尚一无所知。”“我须特别提出一叙的，即何君冒生命危险，为我方搜集情报，全系出乎爱国的热忱。渠（方言：他）始终其事，未受政府任何名义，也未受政府分毫的接济。如何君这样的爱国志士，甘作无名英雄，其对抗战之功，实不可没。”这表明，李宗仁实事求是，尊重历史。他要是闭口不言，谁能知道台儿庄大捷的幕后，还有夏文运的一份特殊贡献呢？被打得溃不成军的日军，到老也没弄明白，李宗仁为什么会对他们的军事计划心知肚明、了如指掌？
夏文运故居
对于台儿庄战役，李宗仁终生引以为荣，临终前特意留下遗嘱，要求把自己的骨灰撒在台儿庄地区，让自己永远陪伴着台儿庄战役中为国捐躯的英灵们。周总理曾称赞李宗仁一生做了两件大好事，一是领导打赢了台儿庄战役，二是晚年从美国回到祖国大陆定居。
1966年6月24日，李宗仁与最后一任夫人、著名影星胡蝶的私生女胡友松在北京正式登记结婚。1969年1月30日，李宗仁弥留之际，老泪纵横。他握住胡友松的手，叮嘱道：“你个性太强，我不放心，清明节别忘了给我扫墓，让世人知道我还有一个年轻的妻子。”1999年，胡友松打开尘封了30年的壁柜，取出李宗仁遗物，把它们如数捐献给台儿庄李宗仁史料馆。她被聘为李宗仁史料馆名誉馆长。在没有男伴的情况下，她还破例拍摄了一组婚纱照。参观台儿庄大战纪念馆之后，她对陪同人员说：“珍藏历史，鼓舞现在，激励后人，昭示未来，这是台儿庄人民用台儿庄大战所体现的那种爱国主义和革命英雄主义拼搏与奉献精神，为台儿庄大战树立的一座不朽的丰碑，是一个不可多得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作为李先生的夫人，我真的感到很自豪。除了感动和自豪，更多的是在精神上的洗礼和灵魂上的震颤。”
1939年1月，张群担任国民政府最高国防委员会秘书长。7月，在接受UP（合众社）、AP（美联社）、AFP（法新社）等外国通讯社记者采访时，他洋洋得意，将松冈外相对汪精卫的最后通牒、日本对华工作要项等情报向记者披露。
外国记者十分吃惊，问道：“这么多绝密的日本情报，是怎么搞到手的？日本可是一个保密体制严格的国家啊。”为了让他们相信，张群顺口回答：“这……这些情报，是我们从Shia某手里获得的。”
于是，中外媒体都以重庆方面曾从谢某或夏某之手获得日本情报为主题，进行大肆报道，震惊世界。日本军方闻讯后，紧急追查。和知少将受到怀疑，被撤掉“兰机关”机关长职务，不久又被调往台湾，担任台湾军参谋长。
为了夏文运的人身安全，和知特意从台湾给他拍来电报，暗示说：“上海天气不好，宜暂留香港。”夏文运立即偷逃到香港，躲了起来。日本宪兵队包围了夏文运在上海的住宅，把书籍、服装翻了个底朝天。大塚大佐威胁说：夏某泄漏了皇军机密，抓到他，定斩不饶。
1940年1月3日，高宗武、陶希圣二人在杜月笙的秘密安排下，脱离汪伪组织，从上海逃到香港；1月21日，高、陶二人在香港《大公报》上披露汪日密约《日支新关系调整要纲》及其附件，使汪派阵营内部一时大乱，这就是中国抗战期间轰动一时的“高陶事件”。和知少将喜出望外，四处放风：高宗武本是重庆方面的间谍，他是泄漏机密的人，而并非夏文运。经过他与老同学、“梅机关”机关长影佐祯昭少将游说，终于取得谅解，夏文运才结束了潜逃生涯，安然返回上海。
同年12月，夏文运利用到日本东京参加庆祝日本开国2600年纪念大会之机，搜集了大量的政治、经济情报。回国后，他及时向国民政府行政院长孔祥熙递交了长达9600字的秘密报告。
1945年8月，日本战败投降。10月26日，李宗仁及其秘书长萧一山、副参谋长甘沛泽等一行10余人，由汉中飞抵北平，就任北平行营主任。不久，夏文运就前往中南海，拜访老朋友，受到热情接待，并成为座上宾，两人时常走动，关系密切。后来，盟军以战犯之名，逮捕了曾任日本侵略南亚、东南亚的南方军副总参谋长和中国宪兵队司令官等职务的和知少将，李宗仁出面证明其为中国抗战提供了大量情报，并派夏文运赴菲律宾作证，从而使和知被无罪释放。
1946年3月10日，国民党军统局局长戴笠飞抵北平，在怀仁堂主持军统北平办事处纪念周。15日，他原计划离开北平，偶尔听说夏文运就在这里，喜出望外，亲自部署，秘密逮捕并审讯了他。为此，行期延误了一天，遭遇雷雨，命丧南京戴山。夏文运被关在东城区警察署内，随时都可能被处决。妻子陈桂珍得知消息，立即去见李宗仁，请求援救。李宗仁亲自出面证明夏文运不是汉奸，他在日伪政权所做的一切，都是受其派遣的。夏文运因此获释，并成为李宗仁的智囊之一。
1947年元旦，《中华民国宪法》由国民政府公布，同年12月25日施行。国民政府于翌年春天召开国民代表大会，选举正、副总统。1948年4月19日，“国大”正式开会选举总统。蒋介石以高票当选。但是，在副总统竞选中，却出现了大独裁者蒋介石不愿看见的“失控”局面。
1947年7月中旬，李宗仁发电报邀请程思远（时任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北上，让他帮助谋划竞选副总统事宜。一个星期后，程思远带着李宗仁分别致蒋介石、吴忠信的亲笔信回到南京。在给蒋介石的信中，李宗仁提出了竞选副总统的要求，并写道：军人以服从为天职，竞选与否还得听蒋委员长的裁决。在给吴忠信（蒋介石的密友，蒋纬国的干爸爸，大选后任总统府秘书长）的信里，他希望吴先生在蒋介石面前代为疏通，并随时反馈信息。不久，吴忠信复电说：“已将我兄之意转报介公，介公之意国民大会为实行民主的初步，我党同志均可公开竞选，介公对任何人皆无成见。”随后，李宗仁就在北平成立竞选办事处，开始筹备。
李宗仁与蒋介石是结拜兄弟，又明争暗斗几十年，他对于蒋介石奸诈多疑、出尔反尔的秉性格外了解。怎样才能化解或减少老蒋的干扰呢？一天晚上，他特意请来挚友夏文运，两个人一边喝酒，一边密商。酒酣耳热之际，夏文运想出了一个好主意。他认为，要想说服蒋介石，首先要“摆平”一个在蒋介石心目中占有特殊位置的人物，这个人就是对蒋介石有知遇之恩的戴季陶。从1912年起，戴某出任孙中山的机要秘书，一直以幕僚身份追随孙中山，备受器重。当年，蒋介石多亏了戴季陶的美言，才被孙中山破格任命为少将参议兼粤军参谋长。平定商团叛乱中，戴季陶又向孙中山进言，称赞蒋介石励精图治，才堪大用，进一步加深了孙中山对蒋介石的信任。孙中山逝世后，戴季陶又成为蒋介石的智囊，并给其起了新名字“蒋中正”。蒋介石成为大独裁者后，对戴季陶十分青睐。
听完夏文运的分析，李宗仁转忧为喜，连干三杯，并请夏文运秘密操办。
戴季陶时任国民政府考试院院长。送他什么礼物为好呢？送金钱，太俗气；送名人字画，他未必看得上。经过一番思考，夏文运决定投其所好，寻找稀有的佛教经卷或法器送给他，因为戴季陶是一名虔诚的佛教徒，法名不空。
作者采访夏氏后人
不久，夏文运就找来了日本人自治会会长古闲二夫，此人是孙中山挚友宫崎滔天的外甥，加入过国民党，与董必武、居正、柏文蔚、邹鲁等交往颇深，也是一名收藏家。战后，经夏文运引荐，他与李宗仁相识。听说李宗仁急需佛教礼品，古闲二夫格外重视，挠头想了半天，才说：北平朝阳门外有一座日本佛教寺庙西本愿寺，收藏着三粒佛舍利。现在，寺庙已被迫关闭，为了防止佛舍利被盗，日本僧人就把它藏了起来。如果这一宝物对李宗仁竞选副总统有用，我愿意前去游说。
第二天，夏文运、古闲二夫、西本愿寺住持等人一起走进中南海，将佛舍利赠给李宗仁。在一个精巧的玻璃盒中，佛舍利镶嵌在金塔之上，放射出神秘的光芒。李宗仁看了又看，爱不释手，分别时，还特意与客人合影留念。
1948年3月23日，李宗仁率领自己的竞选班底飞到南京，正式竞选副总统。但他做梦也没有想到，蒋介石再次食言，竭力阻止他参选。为了抑制桂系势力，蒋介石亲自出面劝孙科参加竞选，孙科勉强答应，并提出条件，要求副总统兼立法院院长。4月3日晚，蒋介石见李宗仁执意参选，又在黄埔路官邸单独召见他，责令其退出竞选，并声言：“我不支持你，你还能选得到？”
但李宗仁并没有知难而退。4月23日，国民大会开始投票选举副总统。参加竞选者有李宗仁、孙科、程潜、于右任、莫德惠、徐傅霖等六人。其中国民党籍四人，民社党一人（徐傅霖），莫德惠以社会贤达身份参选。当日验票结果是：李宗仁754票，孙科595票，程潜522票，于右任493票，莫德惠218票，徐傅霖214票。后三名淘汰出局。后两轮投票，依然是李宗仁领先。29日上午，“国大”最后一轮决选副总统，投票结果是，李得1438票，孙得1259票，李宗仁当选。消息播报后，蒋介石大失所望，“盛怒之下，竟一脚把收音机踢翻”。
李宗仁当选为中华民国副总统，前往南京赴任，夏文运失去了“保护伞”，悄然离开北平，回到上海居住。
1949年11月20日，代总统李宗仁离开大陆飞抵香港，入太和医院治疗。12月5日，他偕夫人郭德洁等10余人，从香港启德机场乘坐包机飞赴美国，一去不复返。夏文运彻底绝望，感到自己所做的情报工作有口难辩，与其受到冤屈，不如“三十六计——走为上”。于是，他下定了偷渡日本的决心，并设法将豪宅私下变卖，兑换成黄金。事情泄露，他因倒卖黄金被上海卢湾区警察局逮捕。一天早晨，他被警察科长叫到办公室接受调查，意外遇见了中共上海市委情报委员会书记吴克坚。
抗战时期，潘汉年的得力干将、地下党情报专家吴克坚被日本宪兵抓捕，受到严刑拷打，肋骨打断了。夏文运与他是同行，在情报交换中结下友谊。得知他被捕的消息后，夏文运利用自己的特殊身份，曾到监狱里探视过他，并给他送饭送药，予以关照。解放初期，吴克坚在霞飞路（今淮海中路）的上海帝国饭店三楼办公，夏文运居住在沙发花园（今上方花园），与帝国饭店相距咫尺，两个人经常聚会。吴克坚曾问及他今后的去向，夏文运说：“我想到日本去。”吴克坚点头赞赏：“日本务必要去，希望能为我们多做些工作。”夏文运反问：“做些什么工作好呢？”吴克坚表示：“像您这样深刻了解日本的人，任何工作都可以胜任，例如剪贴搜集日本报纸，就有大用处嘛。”
那天，吴克坚亮出证件，问明警察科长抓捕夏文运的理由，然后严肃地指出：“夏先生将要到日本去，你应该立即释放他。”
当晚，夏文运获得自由。处理完家务事后，他途经香港，只身登上一艘澳大利亚的货轮，重新踏上日本国土。后来，他由日本政要岸信介担保，获得了在日本的居住权，并受好友十河信二的邀请，担任过日本国铁嘱托（编外雇员）。1955年12月，郭沫若率中国科学院学术考察团访日期间，特意看望了他。夏文运退休后，在东京经营过一家中华料理店。生前，他曾多次表示过要回祖国探亲的愿望，可是，由于中日尚未建交，没有如愿。1970年11月3日，夏文运患脑出血在东京逝世，葬于著名公墓东京上野林光院（寺庙）；为了保持自己的中国心，他至死也没有加入日本国籍。1971年春，为促进中日邦交正常化，周总理邀请十河先生访华时，曾拟由夏文运陪同。可是夏文运已经作古，十河先生也是80多岁高龄的老人了，体弱多病，最终未能成行。
在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夏文运不为名利、不畏生死，专门为李宗仁等爱国将领提供了许多抗日绝密情报，由于情况特殊，生前他三缄其口。到了日本，很多情况也不便于公开，因此，他的贡献鲜为人知，受到很多误解，被家乡政府视为在逃的“大汉奸”，“文革”中，众多亲友受到连累，胞弟夏文玉和一个叔伯弟弟在“夏家大院”中遭迫害致死。
夏文运曾长期在太原、北京、上海等地居住、任职，回乡稀少，每次返乡，总要以重金馈赠当年帮助过自己的亲友。他讲情重义，乡亲们千里迢迢地投奔他，他总是热情招待，妥善安排食宿，用家乡话与他们叙家常，帮助他们解决一些实际问题。1941年，他在太原担任伪山西省政府建设厅厅长时，他四叔的儿子夏尊英从旅顺师范毕业后，一直没有找到工作，就到太原投奔他。他就把夏尊英安排进建设厅做事，后来当了科长。日本投降后，北京城内物价飞涨，市场萧条，粮食供应非常紧张。一个叔伯侄子在北京失业，家里穷得揭不开锅了，就去找他。夏文运好吃好喝地招待了他们全家一顿，临走时，还送给他们整整一袋子白面。
然而，夏文运的情感生活并不幸福，并带有鲜明的时代特征。
大夫人那氏，满族，金州三十里堡人。那氏比夏文运大8岁，没有文化，为夏文运生了两女一儿。
二夫人佐佐木，是夏文运当年在日本读书时的同学。据说，有一次夏文运身患重病，是佐佐木一口水一口饭地把他救活。婚后，没有子女，后两人和平分手，但仍保持朋友关系。
三夫人陈桂珍，上海人，有文化，漂亮而善持家，比夏文运小16岁。夏文运虽然接受过现代高等教育，但思想深处仍存在着“男尊女卑”、“多子多福”等传统观念。因为陈桂珍接连为他生了两个女儿，他很不满意，逐渐冷落了陈夫人，并与舞女赵小姐关系暧昧，还染上了鸦片烟瘾。1946年，他蹲监狱期间，陈夫人与一个年轻的国民党军官好了起来。出狱后，她主动提出离婚，使夏文运十分尴尬。
四夫人藤田智荣，是日本一所医院的护士。1955年，夏文运穷困潦倒，百病缠身，因糖尿病发作而住院，与小自己25岁的护士藤田相识、相爱。同年年底，两个人在一间只有4个半榻榻米大小（每个榻榻米约1.5平方米）的陋室内结婚。后来，育有一儿一女。
夏文运已逝世多年，但家乡人民一直没有忘记他在抗日战争中所作出的特殊贡献。经过多年发掘，他的事迹逐渐浮出水面，其眷眷爱国之心得到了世人的认可，英名被列入大连市史志办编纂的《大连人物志》，还被金州区命名为历史文化名人；2011年3月，夏文运故居（即夏家大院）也被列入大连市重点保护建筑预保护名单，有关方面正在依法进行保护和管理。（ 大连史志专家文古先生为本文提供重要资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