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向应：忠心耿耿，为党为国

他离开了家乡，更改了名字，走上革命征途，四海为家，从此再也没有回来看一看，但是，他与大连的情缘，从未中断……

贺龙，人称“贺胡子”，为人坦诚，性格刚烈，爱憎分明，脾气有些大。“两把菜刀闹革命”，在“四一二”的血雨腥风中，敢于出任南昌起义总指挥，参与创建人民军队，与蒋介石的百万大军真刀真枪地斗，没有一些脾气，行吗？

脾气大的人，不太好相处。但是，关向应却与贺龙和睦相处了十几年，友情笃厚，以“贺关一体”闻名于世。

1946年7月21日，关向应在延安病逝。噩耗传至，身在前线的贺龙放声大哭。不久，他在《晋绥日报》上发表悼文《哭向应》：“整整十五年，你我同生死，共患难。洪湖、湘鄂西、鄂豫川陕边，酷暑炎天；湘鄂边、湘鄂川、云贵川、甘陕，雪山草地，西安平原，踏晋绥，出河北，几万里长途征战，出生入死。无论是在战场上、工作中，还是在茅亭草舍，大厦高堂，我记不出何时不在一起，何战有所分离。而今，你我是永别了，翘首苍天，你的音容宛在，而我则寝不成眠。”

在追悼会上，中共中央充分肯定和高度评价了关向应革命的一生，毛泽东亲笔题词：“忠心耿耿，为党为国，向应同志不死。”中共中央在讣告中称其为“中国共产党最好的领导者之一”。

能够与“贺胡子”处得来、处得好的人不一般，不是神人，也是能人。关向应生前，是大连乃至东北籍中最高级别的中共干部，历任团中央书记、红二方面军副政委、八路军一二○师政委，中共六届三中全会上当选为政治局委员，中共“七大”上被选为中央委员。虽然他从1924年离开大连，再也没有回来过一次，但生前死后，他与大连的情缘从未中断，向应街道、向应小学、向应广场、关向应纪念馆等，表达了大连人民对关向应的深切怀念和自豪。

一

十多年前，我去大连市金州区大关家屯（今金州新区向应街道）关向应纪念馆参观。关向应的家，坐北向南，硬山式草房三间，碎石头垒的墙。西屋土炕上摆着一张小炕桌，桌上放着一盏油灯，是他少年生活、学习的地方；东屋是他父母的居室。屋宇狭小，光线黯淡，唯一的奢华用品，就是一座老式座钟。东窗前，老槐树下面，有一盘石磨，磨牙已磨得粗钝，看来是祖先留下来的传家宝。当时的感受很强烈。这里无法与淮安的周恩来故居相比，甚至无法与韶山毛泽东故居相比，一句话：贫寒。

关向应是满族人，而清朝时，满族拥有许多特权，有一个时期，男孩一出生，政府每月就发给2两银子，一年24两，相当于一个低级官员的薪水，足可以养活一家老小。当时的人们把这一俸禄称为“铁杆庄稼”，意思就是旱涝保收，一辈子有吃有穿。八旗子弟生下来就衣食无忧，提笼架鸟、吃喝玩乐成为他们打发时光的基本选择。关向应是1902年9月10日生人，那个时候，清廷还在苟延残喘，因为政治腐败，官吏无能，军队内战内行、外战外行，割地赔款，已经无力按时发放津贴。再厚的家底也经受不住坐吃山空啊。满族也和其他兄弟民族一样，底层家庭经济拮据，吃了上顿没下顿。据同村知情人介绍，关向应的故居是按照原先样式重建的，青少年时代，他的家比现在还要残破。可以说，他的家与周围的乡亲们相比，只算差不算好。“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确是至理名言。

生儿为喜，所以，关向应学名关致祥，小名就叫喜麟子。

关向应上有慈祥的奶奶，下有三个弟弟、一个妹妹。父亲原来是一个织布匠，肩上承担着一家八口人的生活，劳累可想而知。忙时，他就扛着织布机外出织布补贴家用；闲时，他就在自家的几亩薄田里干活。由于日本人打赢了日俄战争，大连地区沦为殖民地，日本商品倾销大连，日本布是机器制造，成本低、质量好、价格实惠，城乡行销，中国土布难以匹敌，大连地区农村的织布业很快就破产了。关向应的父亲成为地地道道的农民，面朝黄土背朝天，辛勤劳作难糊口。10岁那年，父母本想让他认识几个字、会写自己的名字就行了，送他上了私塾；可是，他天资聪慧，成绩优异，读书之余，还不耽误帮助家里放猪拾草。所以，父母节日缩食，一路供养，他上了私塾，又上了亮甲店第二蒙学堂、普兰店公学堂，1920年4月，又让他到大连伏见台公学堂附设商业科读书，成为全屯有名的读书人。沾亲带故的人，见到他都是喜麟子长、喜麟子短，问寒问暖，亲热得不得了。

像其他无产阶级革命家一样，关向应从小就开始忧国忧民，胸怀大志。《关向应革命实践资料》中写道：

关向应好读书，但不死抠书本。课余时，总好找些古典文学作品来看，尤其爱读《三国演义》、《水浒传》、《古文观止》和《国事悲》等书。他被书中描绘的英雄形象所感染，更敬佩那些杀富济贫的“绿林好汉”的豪壮行为。他不仅自己看，还常常津津有味地向本班和同宿舍的同学讲述书中精彩的故事片段。关向应时而讲《水浒传》中官逼民反，逼上梁山的故事；时而又讲《国事悲》中日本吞并朝鲜的悲惨史实。这期间，关向应不止一次地对妈妈和奶奶表示过对世道不公平的强烈愤慨。

一个深秋的夜晚，奶奶关上门，神秘地问：“喜麟子，你看东家场院上，粮谷成堆，车马成流，你不眼热吗？”关向应正色答道：“奶奶，我不眼热，也不稀罕，东家的东西不是好来的。为什么都是人，财主不劳动，粮食堆成山；我们穷人，整日辛劳，还要忍饥挨饿？这世道太不公平了。”他越说越气愤：“等我长大了，非得给他平一平！”

二

1922年3月，关向应从伏见台公学堂附设商业科毕业。作为职业中学的毕业生，学校把他安排到日华兴业株式会社当职员，在海港负责监理进出口货物。因为不满日本经理对中国人的连打带骂，他只干了一个月，就炒了老板的鱿鱼。回到家里，父亲很生气，让他背着柳条筐满村子拣拾畜粪，收集农家肥。邻居见到他昂首而过，如同路人。还有的人指着他的背影念叨：癞蛤蟆别想吃天鹅肉，念大书的还得回来拣粪，这都是命啊！

不久，经人介绍，关向应到大连泰东日报社庶务部，做了一名小职员。

大连印刷总厂工人钟鲤庭当时在泰东日报社印刷厂学徒，年龄与他相仿。钟鲤庭回忆说：“有一天，我看见账房里新来了个瘦骨伶仃、精神头很足的青年人。他两只明光光的眼睛很和善地瞅着人。我向他人一打听，才知道他是账房里新来的雇员，名叫关致祥。不久我们便熟悉了。当时在账房里做事的人，都有点瞧不起车间工人，他们自以为拿笔杆儿的总比工人高一等。可是关致祥不这样，他喜欢工人，爱干工人的活。工作时间，他常跑到车间，帮助工人拣字与换红，下班以后也愿与工人唠扯，因此，我们都把他当成知心朋友。”

树挪死，人挪活。在泰东日报社，关向应认识的人渐渐增多，眼界渐渐打开。业余时间，他参加了中华三一学校，请石三一老师补习文化。“有一天，我们采纳了关致祥的建议，不在教室上课了，而是搬到石三一屋里上课。也不再像过去那样老师讲，学生听，而是随便坐着漫谈。有时，她给我们讲各国的革命故事和各国劳动人民的穷苦生活，给我们讲古代农民起义的故事和近代的工人运动斗争情况，她从马克思的生平和革命活动，讲到列宁的革命故事。这些，对关致祥和我都是些新知识，给我们揭开了许许多多的谜。过去认为穷人受穷是命苦，现在有些明白了。我们心胸开阔了。”钟鲤庭说。

1923年12月，关向应结识了他人生中的一个政治老师李震瀛。当时，共产党员李震瀛与陈为人一道来大连考察工人运动，认识了《泰东日报》记者刘 躬，刘 躬邀请他俩参观了妻子石三一创办的三一学校，进而认识了关向应。“他们给关向应的帮助和教育，也是先由两人的生活环境、家庭景况、职业前途，渐进到社会现象而时事政局。关向应对当时的中国政治局面和社会现象是很有感慨的。如他对连年军阀混战，闹得民不聊生，水旱灾荒，老百姓流离失所，从关里往关外逃难的难民填满街巷，有的吃草根树皮，有的卖掉亲生儿女等现象痛心疾首。他们又把党团出的刊物介绍给他看，又问他看后的感想。他认为这些刊物的内容合理，很喜欢看。李震瀛、陈为人和他谈中国的前途，革命性质，国共合作的道理，也谈过苏俄的社会制度，工农的生活情况。他们是在三一学校或散步时谈的，并未开过什么会。”李震瀛曾对后来担任过中共大连特支第一任书记的杨志云说：“是同志不是同志见面一谈话就能看出来，如关致祥一见面谈话就认定他可以成为我们的同志。”

三

男大当婚，女大当嫁。1924年，关向应已经22岁。那个时候，男的18岁成家是普遍现象，而满族男子成家会更早一些，因为满族有个风俗，就是喜欢娶年龄大的女子做儿媳妇。道理也很简单，婆家娶进了大姑娘，既可以多一个劳动力，还可以早日生儿育女，早日享受清廷的“铁杆庄稼”。所以，父母开始四下托人，在同村给喜麟子找了个对象，并多次催他回乡结婚。

而关向应胸怀鸿鹄之志，渴望纵横天下，岂愿意年纪轻轻就受家室拖累？在《自传》中，他写道：“家里因我在外做事，一方面问我要钱，一方面要我结婚。我本来做事得的工钱很少，连辅助家用都不能，一旦要结婚我更无法担负；同时我感到这种痛苦，才想跑出做工，但我并不知道社会上的情形，糊里糊涂地跑往北京住了一个月，也没找着工作，遂又回到大连。不久，有朋友在奉天北铁岭办报，我就到那边学印刷，这是1923年的事。在铁岭做工一年，至1924年3月因李震瀛同志在大连活动，我同时亦被朋友叫回大连，同年4月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关向应成为大连第一批共青团员。

不久，关向应就随李震瀛去了上海，远走高飞。他的侄子关世元介绍说：“原本家中已经给他定好了一门亲事，却不想这个孩子已经跑去了上海，而且音信全无。或许在关向应父亲的眼中，这个长子，永远都是那个离经叛道的孩子，是亲自追到上海也不能见上一面的孩子，是在长年累月的等待中等不来一封家书、一条口信被怀疑已经死在外面的孩子。……直到解放了，家里人才知道我大伯在延安去世几年了。”

在《忆兄长向应》中，妹妹关运兰说：“父亲在乡下给他找了媳妇，结果他逃婚了。父亲骂他……向应离家那天，父亲生气没有送他，妈妈领着我哭着送到三幢碑。他对母亲说：‘我走后你别想我，就是想也不要乱想，我不会死的，也不会做什么丢人的事。父母把我养大，供我念书，我一定会叫你们过上好日子的。’他弯下身亲了亲我，又对妈妈说：‘妹妹长大了找婆家，可别找有钱人家，因为咱家穷，到了人家要受气的，要找一户劳动人家。’向应兄走的时候是4月。他走了以后，再也没有回来。”

关向应走的时候，虽是阳春时节，他却心空飘雪，到上海之后，索性把名字都改了。他很少与家人通信。在难得一封给叔叔的信中，他写道：“侄此次之出也，族中邻里冷言嘲词……家中之忧愤，亦意中事。……奈国将不国，民将不民何？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爰本斯义，愿终身奔波，竭能力于万一，救人民于屠（涂）炭，牺牲家庭，拼死力与国际帝国主义者相反抗，此侄素日所抱负，亦侄唯一之人生观也。”

四

在革命的大熔炉里，关向应就像一块生铁，百炼成钢。

1932年1月25日，组织派遣关向应从上海中央特科到湘鄂西革命根据地中心——湖北省监利县周老咀，担任湘鄂西中央分局委员、军委分会主席和红三军政治委员，开始与贺龙并肩战斗。

当时，湘鄂西根据地革命形势异常严峻。分局书记夏曦非法取消了红三军的军师两级指挥机关，将部队编为5个团，名义上是由军委分会直接领导，实际上是他一人说了算。红三军军长贺龙受到了排斥。夏曦还想以送他去苏联学习的名义，调虎离山，赶走贺龙。他领导的“肃反”运动持续屠杀几个月，洪湖县区干部几乎杀光，有的连队前后杀了10多任连长，被以“莫须有”罪名杀害者多达几千人，其中包括黄埔一期毕业的战将孙一中（原名孙以棕，安徽寿县人。曾任叶挺独立团第一营营长，时任红三军参谋长兼第七师师长）。

到达湘鄂西之后，经过深入地调查研究，关向应公开表示：“贺龙同志是我们党的一位军事家，曾经参加领导过南昌起义，为革命作出过重大贡献，党是相信他的。”他还代表中央，在红三军军直干部大会上宣布，恢复红三军领导机构，贺龙仍任军长。

1933年1月下旬，中央分局又在毛坝召开扩大会议，夏曦提出解散党、团组织，“创造新红军”的主张，并坚持要继续“肃反”。与会者纷纷表示反对。贺龙说：“解散党，我不同意，我在旧军队时就想参加党，到南昌暴动后才加入。我只晓得红军是党领导的，要解散党我坚决反对。”但是夏曦不顾贺龙、关向应等人的反对，滥用自己手中的最后决定权，解散了党、团组织和省苏维埃。从此，红三军中只剩下夏曦、贺龙、关向应3名党员。到了年底，红三军在南征北战、东拼西杀中损失惨重，仅存三千多人。

翌年6月，红三军到达贵州省德江县的枫香溪，中央分局开会研究创建黔东根据地问题。贺龙在会上说：“我们再也不能这样走了。野鸡有个山头，白鹤有个滩头，红军没有根据地怎么行呢？没有根据地的苦头我们已经吃够了，不能再吃下去了！”他强烈要求结束无目标无前途不停顿的游荡，建立根据地，停止“肃反”，恢复党、团组织和政治机关。关向应坚决支持贺龙的意见，夏曦失去了市场。

在红军长征时期，从1935年11月起，贺龙、任弼时与关向应率红二方面军突破敌人重围，在乌江两岸与敌周旋，飞渡金沙江、翻越万年雪山，并在甘孜同张国焘的分裂活动进行坚决的斗争。之后历经千辛万苦，过草地、闯天险腊子口，于1936年10月在甘肃将台堡、兴隆镇与红一方面军部队会师，胜利结束长征。

在长期的生死考验中，关向应与贺龙结下深厚的革命情谊。1941年10月，关向应肺病复发，组织上送他到延安治疗，医生确诊为空洞性肺结核。此后，关向应只要到延安，贺龙总要抽出时间前去探望。1945年4月23日，中共“七大”在杨家岭中央大礼堂召开。第二天，因前线情况紧急，贺龙仓促离开。临行时，他未能当面话别，特意给关向应留下了一封信。接到信后，关向应读了又读，流着泪说：“我们一起打了15年仗，始终没有离开过，这一回他一个人走了！”

当时，延安供应特别紧张，为了保证关向应的营养，毛泽东和党中央特别决定供应他一定数量的奶粉。可是，当他听说贺龙半百得子的消息，非常高兴，当天，他主动地给婴儿取名“鹏飞”，并躺在病床上，喘息着说：“我没有儿子。贺关一体，鹏飞就是我的儿子，我要养薛明，养鹏飞……把奶粉给薛明送去，给鹏飞送去，给鹏飞吃……”

著名作家沙汀的报告文学《随军散记》（解放后再版更名《记贺龙》），发表后影响很大。“在开头两章，我还直接写到他和他的亲密战友贺龙，只是没有提名，仅仅称之为政治委员和司令员而已。那位身材瘦长，留着一横浓黑唇须、身披草黄色皮短大衣，神态自若、动作娴雅的政治委员，不正是我们敬爱的关向应同志吗！”后来，在《难忘的会见》中，沙汀说：“我是1950年才知道关向应逝世消息的，而且知道他就安葬在延安，更知道他逝世不久晋绥分局为他举行追悼会的情形。是贺龙致的悼词，但是刚用颤抖的声调读完一句，便泣不成声，由旁人代读了。正是关向应的这位亲密战友，在六十年代初，还通过一位同志捎话给我，批评《记贺龙》一书对关政委写得太少，而关政委在一二○师的作用是最为重要的。”

五

虽然离开大连后，直到1946年病逝延安，关向应再也没有回故乡看一眼，但关向应与大连的故事，一直不断。

1946年3月8日，在大连市各界妇女建国联合会成立大会上，马丹被推选为主任。巧合的是，马丹正是关向应的第二任妻子。

1924年年底，组织上送关向应到苏联莫斯科，进入东方大学，成为中国班第二期学员，同期学员还有从国内来的叶挺、孙浩、李求实等以及从旅欧支部转来的赵世炎、陈延年、陈乔年、李富春、王若飞、聂荣臻等。1925年1月，经陈乔年、余世颂介绍，关向应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28年5月，关向应前往苏联，代表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出席党的“六大”，参加团的“五大”筹备工作。6月21日，他代表团中央向中共“六大”作青年工作报告。“六大”闭幕，他当选为中央委员；在中共六届一中全会上，他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会议期间，他与在莫斯科中山大学读书的秦缦云（1908—2001，山东济南人）结婚。随后，她一直陪同关向应从事革命工作。1930年8月，关向应从上海到武汉，秦缦云在中共中央长江局秘书处工作。12月14日，在汉口的日租界同仁会医院生育一子，关向应为其取名叫“拯”，是希望他长大后，能够拯救人民出水火。因秦缦云患产后热，关向应整日忙碌无暇照料，关拯被寄养在教会办的育婴堂里，化名“曹拯儿”。12月底，关向应与秦缦云等人奉命撤回上海，其子被人抱走，不知所踪。后来，关向应前往湘鄂西，与秦缦云中断联系。秦缦云又与盛忠亮结婚。盛忠亮也非等闲之辈，他于1907年8月27日出生，湖南石门人，曾经担任过中共中央委员、中央宣传部长和中共中央上海局书记，是著名的“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成员之一。1934年10月，被捕叛变。1949年以后，秦缦云又与盛忠亮去了台湾。直到1986年秋天，年迈的秦缦云回国探亲，专程到延安，瞻仰关向应的陵墓。

1937年冬天，在山西吕梁山区的临县县城，由山西第二战地总动员委员会武装部部长程子华陪同，关向应到总会所属妇女团检查工作，认识了18岁的“川妹子”马丹（四川合江人，原名邓开慧，化名马丹、周炎琳）。

“1938年春天，我调到岚县动员委员会组织部任副部长。这是我第一次一个人到一个陌生的地方工作，心里未免感到有些茫然、孤独。程部长特地嘱咐我说：‘今后工作上有困难，可以请示关政委。’”在《向应同志对我的教诲》中，马丹回忆说，“我第一次到那里请示工作，贺师长和关政委很亲切地招呼我坐下，还叫警卫员（当时叫特务员）倒水给我喝。……临走时，关政委赠给我两本书，一本是《从一个人看一个新世界》，一本是《静静的顿河》。这两本书都签有他的笔名‘始炎’。我十分喜爱这两本书，一直珍藏到1945年日本投降后，随林枫同志率领的中央干部团奔赴东北革命根据地时，才将它留在晋西北。”

1938年9月29日至11月6日，关向应到延安，出席中共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10月10日，他与正在延安马列主义学院学习的马丹结婚。“仪式非常简单，只在城里一间小馆子里请了一桌客，客人都是和我在一起工作的同志，首长和军队干部都没有参加。”会议以后，在回晋西北抗战前线前夕，关向应严肃地对马丹叮嘱道：“从感情上讲，我这次很想带你回前方，但为了你的前途，你需要好好学习。你是党的干部，我不能只把你看成是我的妻子，我们只好暂时别离了，你同意吗？……我此次回去，可能还要去比晋西北更远更艰苦的地方。我是经过战争锻炼的，你不用担心。你在后方要多自尊重，不要给我任何刺激。”

1940年5月，马丹学业结束，返回晋西北，在山西兴县城外李家湾的一二○师部住了两个星期。不久，就被分配到兴县妇女救国会工作。离开前几天，关向应对她说：“贺师长和我是很亲密的战友，他一贯很关心我，听说你要回地方工作，怕你来回路远，想给你一匹马。如果他真要给你，你应坚决不要。我是最反对夫荣妻贵的封建思想的，你不要有这种特殊，要凭自己的能力取得应有的待遇。”从此，马丹都是用两条腿和一根打狼棍从县城走回师部，夫妻团聚。关向应从来没有骑着高头大马去看过她。

遗憾的是，马丹的“辣子性格”难以改变。当丈夫生病去延安治疗，正需要她前去照料时，她却说：我是来革命的，不是来照顾病人的。这个历史镜头，近年被老鬼写进了《母亲杨沫》一书，才为人们所知。

1945年11月，林枫担任了东北局组织部部长。他是关向应的老部下。1947年，林枫曾派马丹去大关家屯，看望关向应的亲属。林枫说：“马丹和关向应共同生活过，虽然因为关向应同志病重没有让马丹去延安，而共同生活过的人，怀念是深切的，别人比不了。派她去办这件事，很合适。”事后，马丹给他回信说，关向应的父亲还在世，生活很苦，兄弟四人，关向应是长兄。不久，林枫报请东北人民政府副主席李富春，特批了一笔抚恤金，请马丹经手转交关向应的亲属。

1949年年底，马丹随同第一批南下干部奔赴广州，曾任广东省民政厅办公室主任、省旅游局副局长。晚年接受记者采访时，她不无感慨地说：“我和关向应结婚8年，共同生活的日子还不到一年……”

1992年9月，关向应诞辰九十周年。为了纪念他，马丹特意创作了一首题为《悼念关向应同志九十冥寿》的诗，以表达心中的怀念之情：

九十流年半在阴，分飞劳燕痛离林。

一生奉献乐忘己，八载救亡报国忧。

理想于今初实现，音容永在万民心。

中华此日创新貌，欲慰英灵何处寻。

2007年9月10日，关向应纪念馆新馆正式开馆。室内展区将关向应的一生分设4个展厅，通过实物陈列、照片展示和场景模拟等形式，生动地再现了他的求索人生。开馆以来，每年吸引30多万人前去参观。 QoNQ4odDglnqDJnGilOL/zNK2BRZb6bOgfgwX3qjSduqddJsTXaQKg9RaAXfCJx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