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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关于《纯粹理性批判》的历史之外在事实的知识，单独来看无关紧要。因为对于这种外在说明的意义的一种理解，惟有在这种说明与康德——特别是对他的学生马库斯·赫茨（Marcus Herz）——谈论自己工作进展的无数评注放在一起加以对照的情况下，才能够获得。然而，这些评注中几乎没有一个是不对其内容及其对于批判学说的总体内容的态度进行一种批判性的讨论就可以利用的。《纯粹理性批判》必须不仅仅像任何伟大的哲学创造那样从“整体的理念”出发来把握；按照康德自己反复的说明，它也比这些创造中的某一些更多的是从一个理念阐发出来的。而无论是对于这部著作的历史，还是对于这部著作的学术内容，都要说的是：赋予其建筑术上的统一性的理念，只能被正确地评价为更普遍的理念的一个环节，这个更普遍的理念把这位哲学家的三部批判的整体性结合为一个整体。
按照康德自己的大量说明，《纯粹理性批判》的历史包括一个大约16年的时间段。因为在1781年分别致雷卡尔德（G﹒Chr﹒Recard）和贝尔诺利（ Joh﹒Bernoulli）的信中，康德把他的批判代表作的起源与他在1765年接到兰贝特（Lambert）的建议时所做的研究联结起来，而这个建议就是与兰贝特更亲密地合作，以改革形而上学。他写信对雷卡尔德说：“中断这位杰出的人物［兰贝特］敦促于我，且对于我来说可能变得如此重要的书信往来，其原因在于：我当时虽然开始阐明人们称之为形而上学的那种理性应用的本性，对我来说也出现了我一直期望的不久就达到完全弄明白的新前景，此时我的思想的通报就一直拖下来了，直到我……在其中豁然开朗，其结果是在《纯粹理性批判》中讲述的”。
同样的时间确定产生自五个月后致贝尔诺利的信中更为详细的阐述。
康德实际上赋予那种敦促以什么样的意义，从一篇致兰贝特的献词的片断就可以看出来，这篇献词无疑在写下时是为《纯粹理性批判》计划的。
1764年初，哈曼（Hamann）就已经在康德“脑子里所拥有的”工作中，除了对“道德性”的研究之外，思念着“一种新形而上学的尝试”了。
康德自己在一年半之后，希望不久就能够完备地阐明能有助于他为自己的陈述奠基的东西，而且建议自己的读者再次想到一部形而上学教程。
在这里，大概像1764年初一样，涉及的是关于形而上学的独特方法的著作，康德在1765年底就已经决定把它再放一放，因为他在其进程中察觉到，非常缺乏他能够具体地指出［形而上学的］独特方法的例证。
这种猜测是否有道理，什么理念是当时所计划的著作的基础，这部著作看样子应当包含什么样的思想序列，在多大程度上它就一切迹象来看可以被视为《纯粹理性批判》的第一个预备阶段，这些研究不是这里要做的事情。
康德经常并且更为强调地指出的第二个起始点，是在1769年。“ 69年使我恍然大悟”，他在自己的鲍姆加登（A﹒G﹒Baumgarten）形而上学手册中写道，之前的时间被他描述为一个理念朦胧的时期。
“大约一年以来”，日期更精确一些，他在1770年9月2日对兰贝特写道，“我可以自夸地说，已经达到了那个概念，我不再费心改变它，但也许可以扩展它”
。康德在1783年8月16日致门德尔松（Mendelssohn）的信中，在他把自己的《纯粹理性批判》称为一个长达至少12年的时间段的思索之成果时，指的是同一年，并轻微地暗指先行于这一年的那个时期。
1783 年8月7日致伽尔韦（Carve）的一封信更强调一些地指出了1765—1769年的那个朦胧时期，他在其中写到了这部著作的材料的储备，他曾多达12年之久精心地思索这些材料。
毫无疑问，康德在1770年的教授就职论文《论可感世界与理知世界的形式及其原则》中吸收了1769年的精神成果，这里不可以探讨这种成果的前史，即二论背反问题的发展。据此，如果我们预设，1765年计划、看起来只是稍稍执行、后来搁置的作品是第一个预备阶段的话，那么，这篇教授就职论文就会是《纯粹理性批判》的第二个预备阶段。
康德1771—1772年的书信中的一些通报指示着《纯粹理性批判》的第三个预备阶段。
康德坚持与兰贝特以书信的方式互相理解的计划。但是，如1765年就已经说过的那样
，他又期望推迟，这也是因为他在1770年9月就已经出自内在的理由打算扩展和补充他的教授就职论文。
他打算通过这项工作给教授就职论文加上几个印张，显然紧接着这项工作，他经过1770—1771年的冬天翻阅了关于为感官世界规定的基本概念和法则之关系的所有资料，连同对构成鉴赏力学说、形而上学和道德的本性的东西的构思，对所有的东西进行了筛选、权衡和组合，由此出发，如他在1771年6月7日简短地通报的那样，只是在不久前才完成了一部关于感性和理性的界限的作品的计划，而如今则忙于详细地撰写一部以此为标题的著作。
八个月后，康德以如下的话向他的学生描述了这项工作：“在您离开哥尼斯贝格之后，在工作和我不得不作的休息之间的间隙里，我再次检查了我们所讨论过的研究计划，为的是使它与整个哲学以及其他知识相和谐，并且掌握它［知识］的范围和界限。”对于他手中的资料，他描述如下：“对于道德以及由此产生的基本法则中感性的东西和理知的东西的区分，我已经进行过相当多的研究。至于情感、鉴赏和判断力的原则，以及它们的结果即适意者、美者和善者，很久以来，我已经构思得相当满意了。”“而现在，”他继续说，“我正把这个计划写成一部著作，标题可以是：《感性和理性的界限》”
。
这部作品的计划远远超出了后来的《纯粹理性批判》的内容。它符合后来的批判哲学整个体系。惟有这部著作的第一部分，可以被视为后来的《纯粹理性批判》就其理论应用而言
的一个萌芽。因为康德在这里面设想了两个部分，一个理论部分和［一个］实践部分。前者分为两章：1．现象学一般。2．形而上学，确切地说仅仅依据其本性和方法。相比之下，第二个部分同样分为两章：1．情感、鉴赏和感性欲望的普遍原则。2．道德性的初始根据。
但是，即便是在这里，实施也迅速地中止了。因为康德紧接着刚才引用的话给出了那个提问，它对于后来的《纯粹理性批判》的学术内容的意义早就被认识到，尽管是在很不同的意义上来评价的。只不过这个提问的引论提供了一个这里值得注意的外在资料。康德解释道：“当我对［所计划的作品的］理论部分的整个篇幅以及各部分的相互关系加以详细思索时，我发现自己还欠缺某种本质性的东西，在长期以来的形而上学研究中，我和其他人一样忽视了这种东西，但实际上这种东西构成了揭示至今仍对自己藏匿的形而上学全部秘密的钥匙。于是我反躬自问：我们心中人们称之为表象的东西与对象的关系是基于什么样的根据？”他认为，对象自身得以产生所凭借，因而事物自身建立于其［理智的］直观之上的intellectus archetypus［作为原型的理智］的可能性，与我们的感性——感性的被动表象仅仅包含主体被对象刺激的方式——的intellectusectypus［作为摹本的理智］一样，至少是可以理解的。因此，包含在普遍的问题之中的疑难是随着我们的知性表象才开始的。康德如自己所说，在1770年的教授就职论文中讲的是：“感性的表象是按照物的表现来表象物的，而理智的表象则是按照物的所是来表象物的。”“但是，”他继续说，“如果这些物不是通过它们刺激我们的方式被给予我们的，如果这样的理智表象［在质的关系中］是基于我们的内部活动［自发性］的，那么，这些物［如其所是］究竟是怎样被给予我们的？理智表象与毕竟绝非由此产生的对象应当具有的一致又来自何处……？”
提及《纯粹理性批判》的理念发展史的这些资料是必不可少的，为的是能够认识，它们向我们指出哲学家处在其工作的一个新的、更漫长的阶段的开端。其思维的一个重要的、还在1770年的教授就职论文和关于《感性和理性的界限》这部作品的计划中就坚定不移的预设对他来说成了问题。后来被他如此称谓的范畴演绎及其结论的问题对他来说产生了，并且移到了他的思维的中心。问题已经提出，他后来用如下的话来表达：纯粹知性概念如何能够与对象相关？
康德思维的这种改变的外在资料很容易从上述引文得出。首先，新的提问被康德自己直接与对于《界限》这部作品的计划来说决定性的思想联结起来了。其次，它涉及关于事物如其所是的可认识性的预设，这个预设决定着1770年的教授就职论文中理知世界与可感世界的奠基性划分。新的问题由此是康德于1769年在先行的理念朦胧时期之后开始锻造的思想链的一个环节，确切地说是一个出自自己的思维之材料的环节，是从理念的联系出发造型的，不是从外部附加的。
当然，如该信的更广泛的联系所表明的，这个环节的形式尚未完成。问题就在那里，但尚无后来的解答，从一切迹象来看根本还没有令人满意的解答。只不过，寻找它的道路已经得到暗示：通过后来所谓的范畴的形而上学演绎，它系统地对范畴进行划分。然而，这种划分暂时不是按照一个后来的一般而言对象之诸概念的逻辑原则，而是按照少数几个知性基本法则
进行的。
这个思想进步导致理念的最终版本是《纯粹理性批判》
，当然还不是在最终的意义上。因为那个名称在这里只包括理智的［因而并不也有感性的］认识之源泉的研究，但有这个限制，也就是说，如果它是纯然理智的，不仅是对理论认识的研究，而且也是对实践认识的研究。
这样，我们就获得了这部著作发展的基础，我们可以把它们称为外在的基础。在康德自己的理解的意义上，我们据此可以区分两个发展时期：
Ⅰ理念的朦胧时期：1765—1769年。我们必须把1765年康德提到的关于形而上学的独特方法的作品之计划视为其代表，我们可以说，它是后来这部著作的第一个预备阶段。
关于第二个时期，我们首先在1769年获得出发点，康德同样把自己的作品与它相关联，此外是第一阶段从1769年直到1771年底，以及由1772年的提问规定的第二阶段的开端。
我们可以把1770年的教授就职论文和《感性和理性的界限》这部作品的计划设为第二个时期的这第一阶段的代表，因而视为《纯粹理性批判》的第二个预备阶段和第三个预备阶段。
这个时期的第二阶段的外在资料为数不多。
我们从所引用的致赫茨的信中得知，康德将首先写出他当时的《纯粹理性批判》的第一部分，它包括形而上学的本源、方法和界限，然后再写道德性的纯粹原则，而第一部分将在大约三个月内出版。
该著的那个第一部分，即在清除形而上学的虚构东西之后独断地解释纯粹的知性认识，并且勾画出它的界限，就是康德从现在开始在允许他……进行反思活动的间隙里所从事的工作。
然而，他能够迅速结束这项工作的期望却没有实现。20个月后，在1773年10月25日，他写信给尼古拉（Nicolai），明显地与他的作品的理论部分有关，说他当下的工作将使扩大了篇幅的教授就职论文……不久更多地得到关注。
被认为更普遍的，是他在1773年底对赫茨的通报：“您经常在博览会书目中‘ K’这个字母下寻找某个名字，但这是白费力气。……然而，由于我力图改造长期以来半个哲学界劳而无功地研究的那门科学［形而上学］，并且在这方面已经有所收获，我自认为已经掌握了一个学术概念，它将完全揭开以往的谜，把自己隔离自己的理性的方法［教授就职论文的实际应用］置于可靠的、易于运用的规则之下，因此，至今我依然固执地坚持我的计划，在我把布满荆棘的坚硬地基平整完毕，为普遍的研究做好准备之前，决不受任何成名欲的引诱，去……寻求荣誉。……有时，我仍然希望能在复活节前完成这部著作。不过，即使考虑到经常发作的小毛病总是造成工作的中断，我还是几乎可以肯定地说，复活节后不久，我就要完成这部著作。”
至于这里又指的是1772年意义上的《纯粹理性批判》，因而包括《实践理性批判》在内，我们是从同一封信得知的：“如果我的先验哲学［对完全纯粹的理性的所有概念之源泉的研究］
得以完成，我将非常高兴。它本来就是对纯粹理性的一个批判。在这之后，我将转向形而上学。形而上学只有两个部分：即自然形而上学和道德形而上学。其中，我将首先发表道德形而上学。现在，我已经在为它的即将出现而高兴不已了。”
据此，即便在这里也包含了1772年的整个计划（因而排除在后来的《判断力批判》中对鉴赏的批判），因而《纯粹理性批判》只是被设想为一个形而上学整体的导论部分，而在形而上学内部，对伦理的东西的阐述作为哲学家特别喜欢的东西清晰可辨。
谁从这些暗示出发来诠释这封信的实际思考，就不难理解，即便是对该著之结束的新日期确定，也依然是虚构的。对于以后的几年来说，交稿几乎完全落空，这也许不是偶然。
只是三年后的一封信，即在1776年11月24日，才对我们吐露了进一步的情况，当然是根本的情况。康德几乎是不间断地在他所享有的闲暇里推进着他的工作：“长期以来，我似乎没有采取过什么行动，因而受到了各方面的指责。其实，我的确从来没有比您离开我之后的这几年里更加系统、更加顽强地工作过。”
他完成了充满复杂的思想障碍的工作：“应当说，要坚定不移地实行这样一个计划，需要有一种百折不挠的精神。我时常受到困难的冲击，总想去献身于一种更令人愉快的题材。但是，有时是由于我克服了一些障碍，有时是由于这项工作自身的重要性，我总是又被从这种不忠实的表现中拖回来”。尽管如此，主导的理念表现为收益丰厚的：“就像人们在获得了有益的原则之后通常所发生的那样，我现在手头堆满了材料，让它们成书，可望给我带来一阵短暂的掌声。”但是，这里的成书尚付阙如：“但总的来说，这些都被一个主要的对象像一座水坝那样阻拦住了，我期望自己，能够就这个主要的对象作出不朽的成就。我相信自己，已经确实占有了这个对象。因此，目前需要做的不是把它想出来，而是把它写出来。”
毫无疑问，这里又指的是《纯粹理性批判》：“您知道，独立于一切经验原则而作判断的理性，即纯粹理性的领域必然会被忽视掉，因为这个领域先天地存在于我们自身之中，不可能从经验那里得到任何启发。现在，为了按照可靠的原则，勾画出这个领域的整个范围、部门的划分、界限和全部的内容，并且立下界标，使人们今后可以确切地知道，自己是否置身于理性或者理性思维的基地上，就需要有一种纯粹理性的批判、一种纯粹理性的训练、一种纯粹理性的法规和一种纯粹理性的建筑术，因此，也就需要一门正式的科学……”
我们甚至可以说，《纯粹理性批判》在这里已经获得了狭义的措辞，它排除了过去纳入的［纯粹］实践理性批判。当然，这封信没有一处提到伦理学问题，这个argumentum e silentio［出自沉默的证据］会像通常那样很少决定什么。但重要的是，康德的对这门正式的科学的具体环节的列举几乎完全符合后来这部著作的划分：这里在狭义上称为批判的部分符合后来的要素论，其他部分，即训练、法规、建筑术，符合后来的方法论的同样命名的几章。因为这里所缺少的该著方法论的最后一章，即纯粹理性的历史，在其寥寥数页中也只是设立一个标题，它处在那里，仅仅是为了标识出体系中还剩下且今后必须完成的一个部分。
如果我们对思想联系投上这里必不可少的一瞥，则我们甚至可以发现更多的东西。刚才引用的康德的纯粹理性的措辞与后来的批判措辞完全一致。
据此，它的领域如此广阔，以至于一并包括感性的纯粹原则。因此，它看起来不像1772年那样被限制在纯粹知识，就其纯然是理智的而言。因此，我们可以猜测，教授就职论文关于可感世界的讨论现在如后来这部著作那样，被纳入了批判的计划。
因此，根据一切迹象来看，我们面前已经有了后来这部著作的整体计划。
这个假说被康德的其他陈述所证实。
首先，是康德为成书给出的更长的日期规定。他在1776年11月底写道：“我并不打算在复活节前完成这项工作，而是［还］把明年夏天的一部分也用于此。”
其次，是后来的范畴演绎的基本思想和意义的暗示。实际上，我们可以从这封信的话中读出这些暗示。因为康德在这里首次谈到先天地作判断的理性，这不可能是偶然的。而说我们在这里面对的是对范畴与根据后来的演绎的判断功能之关系的一种提示，如果人们读一读，对于那门正式的科学来说，可以不使用已经现存的科学的任何东西，它为自己的奠基需要甚至完全自己的技术表述，则这种猜测就在很高的程度上是可能的。因为在这里，听起来几乎逐字逐句是康德后来描绘他的演绎的特性所使用的措辞：“这个演绎……是当时为了形而上学所能够做的最困难的事情，而那里最糟糕的事情，则是形而上学就其现存的而言，在这方面也不能给我提供丝毫的帮助”。据此，很可能康德就那个像一座水坝那样阻拦住了他的材料的主要对象而言，特指的就是他的演绎。
与这些解释并不矛盾的是，康德在八个月后（ 1777年8月20日），因而在他于1776年11月称为最后日期的那个时间，又给赫茨写道：“自从我们分别以来，以前我对哲学的各种对象逐一进行的研究获得了系统的形象，并逐渐地把我引导向整体的理念，这个理念使我首先有可能就各个部分的价值及其相互影响作出判断。不过，阻碍所有这类工作的绊脚石，就是我称之为纯粹理性批判的东西，现在，我惟一进行的工作就是清除掉这个绊脚石，我希望，能在今冬全部完成。”
没有必要强调，我们即便在这里也听到完成的话，我们要想到完成的浓缩，这里仅仅涉及一种全部的完成。因为康德继续说道：“现在缠着我的事情，无非就是要努力完全清晰地表述其中所包含的一切内容，因为我发现，人们自以为表述得极为流利、极为清晰的东西，倘若违背了鉴赏家们的习惯思维方式，也照样会被他们误解的。”
根据这一切，我们可以推论，纯粹理性批判的内在结束，即确定其本质性的思想内容，属于1776年11月之前的时间，因此，第二个时期，特别是这个时期的第二个阶段，就应当设定在这个时间，其第一个阶段上面已经在时间上可以划定界限了。
这个最终日期可以更精确地规定。因为在1776年11月，紧接着他声称相信自己已经确实占有了那个对象，因此目前需要做的不是把它想出来，而是把它写出来之后，他报告说：“在我完成我现在才开始的这项工作［成书］之后，在我只是在今年夏天才越过最后的障碍之后，我为自己开辟出一片无主的旷野，对我来说，在这片旷野上耕作将只会是一种娱乐。”
因此，依据上文，我们可以预设为很可能的是，在1776年夏天涉及的是对特别是1772年的问题的解决给康德的思维所呈现出的障碍的最终克服。因此，我们可以把这部著作的第二个发展时期的终点置于这段时间。
在1781年6月7日，康德给雷卡尔德写道：“中断这位杰出的人物［兰贝特］敦促于我，且对于我来说可能变得如此重要的书信往来，其原因在于：我当时虽然开始阐明人们称之为形而上学的那种理性应用的本性，对我来说也出现了我一直期望的不久就达到完全弄明白的新前景，此时我的思想的通报就一直拖下来了，直到我，就在他令我痛心的辞世前不久，在其中豁然开朗，其结果是在《纯粹理性批判》中讲述的。”
由于兰贝特在1777年9月25日辞世，所以我们从这个清晰地指示着理念发展结束的时间确定出发，会宁可说1777年夏天，而不说1776年夏天。稍后（ 1781年11月16日）致贝尔诺利的信对这种差异没有丝毫改变，在这封信中，在对1765—1769年的朦胧时期的内容描述之后说道：“ 1770［ 1769］年，我已经能够以确定的界限，完全清楚地把我们认识中的感性与理智的东西区分开来，对此，我把上述论文的要点……寄给了这位可敬的人物……。但在这时，我们认识中的理智的东西的起源——康德在1772年说理智认识的源泉——却给我造成了无法预见的新困难。我拖延的时间越长，这种拖延也就越有必要，直到这位杰出的人物出乎意料地与世长辞，我发现自己对如此重要的支持所寄予的一切希望也随之成为泡影为止。”
我们只有义务把这个不确定的日期与致雷卡尔德的信的更为确定的日期联系起来。
然而，重要的并不是从那种差异中产生的疑虑。康德在出自1781年的这些信中没有兴趣完全精确地确定日期，以至于1776年在结束后不久所写的那封信的固定的时间规定对于我们来说必定依然是规定性的。
据此，我们把：
I I理念的最终发展时期：1769—1776年，作如下划分：
第一个阶段：感性的东西与理智的东西的分离，1769—1771年。
其代表是1770年的教授就职论文和《感性和理性的界限》这部作品的计划。
第二个阶段：理智的东西的起源，1771 ／ 1772—1776年。
其中自1771 ／ 1772年，按照上面的阐述，其中《纯粹理性批判》已经以现在我们眼前的划分得以形成。
关于这第二个阶段的思想发展的进程，部分是哲学家的书信，部分是批判著作中的回顾，以及《批判》的学术内容与教授就职论文的一种比较和赫茨的出自1771年的说明文《从思辨的世俗智慧出发的沉思》，提供了一些材料。不过，对此的讨论属于这部著作的内在历史。
我们只需要还规定在第三也是最后一个时期，即这部著作成书时期的工作进程的外在资料。
此前，已经就我们通过哲学家的亲炙弟子和他本人所了解，以及从他的遗著草稿所能够推论，指出过他的工作习惯。
根据博罗夫斯基（Borowski）报道的牧师佐默尔（Sommer）的叙述，康德告诉过此人，《批判》的“草稿”主要是在“所谓的哲学走廊”形成的，如博罗夫斯基所补充，康德“当时经常在那里散步”。在这件轶事前面不远的地方
，博罗夫斯基关于“康德博学的著作的奠立和构思”的报道如下：“他首先在脑子里形成一般的草稿；然后，他更仔细地加工它们；他把自己在这里或者那里要插入或者要更详细说明的东西写在小纸条上，然后仅仅把这些小纸条附在那最初匆匆拟就的手稿上。一段时间之后，他对整体再次进行修订，然后像他总是写的那样誊写干净用于打印。后来他才使用他人誊写。”
我们可以视之为这些报告的根本性的东西的，是康德习惯于马上书面记下他的思维的结果，并在这些草稿的基础上修订他的打印稿。而且我们可以把这种根本性的东西视为可靠的，尽管它并不属于——根据博罗夫斯基的报告——由康德审定的描绘的语境。因为为我们保存下来的讲演提纲和遗著草稿绝对证实了这种习惯。
至于它们在这里也适用于《纯粹理性批判》的修订，我们可以从康德书信给我们提供的各种暗示中得出这一点。即便是没有上述报告，如果我们在康德1765年12月31日致兰贝特的信中读到，如出版商康特尔 （Kanter）从他那里获悉的那样，他也许将在次年复活节完成关于形而上学的独特方法的作品，他原想把这部作品因与自己的初衷依然相距甚远而再放一放，确切地说是因为他在写作它的进程中觉察到……
则我们依然可以推论到一种书面修订的开端。1771年中，康德在整个冬天翻阅了所有的资料，对所有的东西进行了筛选、权衡和组合之后，忙于详细地撰写……《感性和理性的界限》这部作品，并且不久前实现了……这个计划。
同样，康德在1773年对尼古拉说的话，指的是一个书面的草稿：“不过，我当下的工作——正是按照其当时计划的《纯粹理性批判》——将使就职论文……不久就更多地受到关注。”
这一假定愈发可靠，是因康德在同一时间向赫茨报告说：“在付出许多努力之后，对我来说，最简便易行的方法，莫过于利用几乎已经写好的、并非微不足道的作品来炫耀这个名字了。”
即便我们必须把这些工作仅仅与出自他此后不久想到的一个更容易且更令人愉快的领域，而不是与他还有时希望在复活节完成的
《批判》本身联系起来，我们却毕竟有义务把关于那些材料所说的话转用到《批判》本身。这样，康德就可以在1776年11月联系到《纯粹理性批判》而告知赫茨：“我现在手头堆满了材料，让它们成书，可望给我带来一阵短暂的掌声……”
我们可以根据这一切来假定，在1776年，后来这部著作的主导理念就已经找到了，范畴的推演及其在纯粹思维中以及在认识中与其对象的关系的基本思想，作为1772年的问题的解决，已经把握住了，著作的划分已经确定，其所计划的内容的某些根本性成分已经固定在书面材料中了。当然，关于自1772年就在眼前的材料，直接地只能考虑自1776年夏天属于理念的最后扩展的东西，以及过去的笔记中通过这次改造依然未被触动的东西。据此，人们不可以假定直接可用的笔记储量很大。
我们在上面提到的1777年8月的消息中，找到了这部著作成书的第一个暗示，缠着康德的事情，“无非就是要努力完全清晰地表述其中所包含的一切内容”
。据此，对于这同一些自然应当有保留地理解的努力，我们也可以把康德的一个说明与它们联系起来，康德在6天后以这个说明向卡姆佩（ J﹒H﹒Campe）论证，为什么他尚未兑现一个承诺：“有一项工作妨碍我实现做出某种……贡献的承诺，我在上封信中已经提到过它，我不能放下它，我在闲暇时的所有思想都用在它上面了。一旦我以此走上一段平坦的道路……”
两个月后，康德给卡姆佩写信说：“在一段时间内，我将把其他工作推到一边，以便为您的《论坛》写点什么，并且尽早寄出去。”
促使康德写这封信的理由我们不了解。修订不无中断地一直持续到1778年4月。因为康德在此年4月5日给赫茨写信说：“传说我手头的作品已经印出了几个印张，这种消息的扩散真是太草率了。由于我不愿意强迫自己做什么……所以，许多其他工作也交织在这中间。不过，那部作品还得让位，可望在今年夏天完成。”
然而，这个再次临近的日期却情况独特。因为康德令人惊讶地继续说：“把一部只有几个印张的作品向后推迟的原因，您将来会从事情和计划自身的本性出发……承认其有根据的，”并且进一步说明：“我相信，假如今年夏天我的健康状况还可以，那么，我就能够告诉公众这部早已许诺过的作品了”。
我们由此首先得出，成书即便在这个时间也无非是对完备存在并整理有序的材料的一种直截了当的加工，因此，工作很难说仅仅是为其他人澄清思想。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就要想一想，关于所计划的著作之篇幅的说明直到这个时候也未由康德给出。但是，我们也不能确定，康德1776年关于正式的科学及其划分的长篇大论几乎完全符合后来的鸿篇巨著，而且这封信对于该著之结束的日期规定暗指一部篇幅更大的作品。我们必须据此假定，暂时发生了对计划的一种减缩。关于这种减缩的理由和方式，我们所依赖的是不能以任何外在的资料为基础的猜测。
与此相反，对于尚未涉及一种直截了当的写作的假定来说，我们在5个月后（ 1778年8月28日）康德致赫茨的一封信中发现得到了证实。康德在这里回复了赫茨对他关于形而上学的讲演的一份笔记的请求：“形而上学是我近几年来［自1776年以来？］如此改革的一门课程，以至于我担心，要想精确地从笔记中找出我的理念，即使对一个具有洞察力的头脑来说，也不是件容易的事。尽管在我看来，这种理念在课堂上是能够理解的，但是，由于它是由一个初学者来把握的，而且与我从前的和通常采用的概念都相去甚远，所以，要系统地、用概念的方式来表述这种理念，需要有像您这样聪慧的头脑。”
当然，这些评论并不涉及纯粹理性批判，而是涉及关于整个形而上学的讲演。尽管如此，它们也使人清楚地认识，康德意识到，尚未达到让对于他和他人来说新颖的主导理念完全贯穿形而上学的具体阐述的程度。与此相反，标志着他的批判主义的理念自身似乎已经完全确定。
同时，我们发现一种向过去的观点的后退。因为在这里，与在1772年一样，因而与1776年不同，看起来纯粹理性批判依然归属于道德形而上学和自然形而上学，在导论性的正式科学之外对这两个部分的阐述的计划依然不变。然而，我们不可以把这种立场的变迁视为根本性的差异。康德在1772年以及在1778年的信中由以出发的观点把《批判》当做批判哲学的整体的根据，1776年的观点则使人认识到它的特性。而在1778年，则是联系决定着对整个形而上学的展望。因为康德继续说道：“现在，我仍在孜孜不倦地研究这一部分世俗智慧［形而上学］，相信不久即可大功告成。如果我把这本书写出来，那么，由于计划的明晰性，任何一本这样的笔记都会变得完全可以理解”。要从这些话中推断出更多的东西，按照我们的原始材料的总体情况，似乎是靠不住的。说《纯粹理性批判》先期成书的思想被放弃了，这是不可能的，因此假定康德当时认真地计划对整个形而上学做一番简明扼要的阐述，也是不适宜的。他在后来（ 1783年）虽然也还回到他在1765年就已经暗示的“按照批判的原理，尽可能以一本手册的简练，为学术讲座撰写一部形而上学教程”
的计划，但“仍在孜孜不倦”则明确地指向这里只是被设想为整体之部分的纯粹理性批判。
毋宁说，理念的系统塑形依然处在康德的工作的中心位置。两个月后，他虽然直接地、但无疑并非仅仅考虑到经验心理学而向赫茨说明：“然而，由于我的课程每年都有一些改进或者扩充，尤其是在属于一门科学范围的东西的系统的、应当说是建筑术的形式和安排上，所以，听众们要彼此帮忙，互相转抄笔记，也就不是件容易的事。”
7个星期后康德在1778年12月15日致赫茨的信，对迄今所阐述的东西提供了进一步的证实。它向我们直接说明，形而上学演绎的基本思想已经找到，确切地说，显然不是不久前才找到了。“我转交的，”他写道，“是一份哲学全书讲座的笔记，因为也许能够在其中发现或者猜测出某种东西，可以有助于系统地理解纯粹的知性认识，只要这种认识确实起源于我们心中的一个原则”。这封信同时指出，可以说，康德的书面成书如之前自1772年以来那样，集中在批判上，而且现在特别集中在后来的先验分析论上：“不过，我依然希望，尤其能够为您搞到我的形而上学导论和本体论
的新讲课笔记，在这课堂上，远比过去更好地讨论了认知或者理性思维的本性，而且顺便提到了我目前正在研究的东西。”
1778年12月离开哥尼斯贝格的克劳斯（Kraus），于1780年初在格廷根解释说，康德在自己的讲台上有一部著作，这部著作将使哲学家们大冒冷汗。
在这个联系中不重视这件轶事，是适当的。同样，对于我们的目的来说，恩格尔（ J﹒J﹒Engel）的书信评论说的也不是人们已经如此之久地期望康德有一部形而上学和一部道德学了。
关于《批判》的只是偶尔被打断的成书，我们从康德致恩格尔的一封日期为1779年7月4日，因而在上面引用的致赫茨的信之后几乎7个月所写的信中获悉了新东西。康德在这里说明，他不可以打断一项工作，这项工作使他长时间以来无法把在这期间聚集起来的其他反思成果写出来，而且他相信在圣诞节前完成这项工作。
又是一个日期规定！与这个关于书面编辑之进程的说明相符合的，是几个月前哈曼在1779年5月17日向赫尔德（Herder）的通报，它虽然标题有错，却肯定是仅仅与《纯粹理性批判》相关的：“康德刚刚着手写他的纯粹理性道德……”
即便是1779年的圣诞节，也没有带来康德所期待的结束。在1780年6月26日，“长时间以来没有见过”康德的哈曼告诉赫尔德，如他所知，他不久前所拜访的康德还一直在忙于自己的健康理性和形而上学道德（！），而且对自己的延误有点感觉太好，因为这种延误有助于自己的意图的完善。
在8月13日，他向赫尔德报告：“康德想在米迦勒节
完成他的纯粹理性批判。”
很可能，记在一封日期为1780年1月20日的信上的范畴演绎草稿
，属于这年年初。
毋宁说，这部著作的成书一直拖到1780年年底，也许是1781年年初。在1789年9月9日，哈曼介绍的哈特克诺赫（Hartknoch）
的出版动议用语如下：“我从哈曼先生那里听说，您已经把《纯粹理性批判》的修订差不多誊清了……”
而在1780年10月15日，在康德于该月11日接受了动议之后，哈特克诺赫写道：他“请求稿子一旦完成或者至少大部分誊清就寄出”
。因此，康德大概是在稿子完成之前就让人开始誊抄的，对此附录可以比较，而稿子的完成在1780年10月中旬看来尚未实现。这部著作给策德利茨（Zedlitz）的献词的日期是1781年3月29日，前言如后来所知是在1781年4月完成的。
根据前面所说得出一种印象，这部著作的成书尽管有某些中断和有内在条件的延迟，毕竟在根本上不断地从1776年年底一直拖到1781年年初，特别是在1778年8月和最终日期之间，没有出现加工的明显变化。
然而，这两个假定没有一个是符合实际的。
首先，康德在1781年的前言中提到：“我觉得，实例和说明始终是必要的，因此它们也确实在最初的构思中恰如其分地获得了其位置。但是，我马上就发现了我将要处理的课题之庞大和对象之繁多；而既然我觉察到，这些东西单是用枯燥的、纯然经院派的陈述就已经足以会使这本书膨胀了，所以我认为，用那些仅仅在大众化方面有必要的实例和说明来使这本书更加臃肿，实为不可取……”康德把一个说明置于这些话前面：“在我的工作的进展中，我几乎一直犹豫不决，不知道应当如何对待这一点［具体的实例和其他说明］。”为了把两个表述统一起来，我们可以这样来理解后者，即作出这样的说明的动力依然在继续。因为康德在1783年写信给门德尔松说：“尽管我并不缺少说明任何一个难点的手段，但是，在写作的过程中，我却不断地感到与清晰性同样互相矛盾的负担，感到展开了的广阔性打断了联系，因此，我放弃了这种说明……”
据此，我们至少要区分开两个草稿，其中前者，即更为详细的草稿很快就中断了。
关于这“第一个”草稿的时间可以说什么，要求探讨专门描述这部著作成书的第二个因素。
1783年，康德写信给伽尔韦说：材料的储备是适合他的作品迅速地受欢迎的目的的，他历经12年多精心思索这些材料，但却没有把这些材料加工得足够适应普遍的可理解性。要达到这个目的，大概还需要几年时间，而他与此相反，是在约四五个月的时间里完成它的。
而稍后，在上面已引用的信中，他向门德尔松报告：“我在大约4～5个月的时间内，把至少12年期间的思索成果撰写成书，这简直是飞速。在这期间，我虽然极度注意内容，但在行文以及使读者易于理解方面，却没有花费多少气力。”
按照以上阐述，不言而喻，甚至无需任何证据也不言而喻，在这些话里思索和撰写成书之间的对立不可以这样来诠释，就好像康德没有任何书面材料而在大约5个月里写下第一版的856页书似的。因此，这可能仅仅涉及这种著作的最后编辑，涉及对长时间以来，特别是自1776年以来，除其他材料之外专门为《纯粹理性批判》积累的书面材料进行的修订性的、压缩性的和扩充性的编辑。反复说完成，也暗示着这一点。这时，无疑有某些东西是飞速地改写的，以至于在最后时刻才获得其最终的措辞。据此，康德在1781年6月8日致比斯特尔（Biester）的信中的说明就应当这样理解，而不是按字面来理解：“这部著作是我……在很短的时间里用现在的形式写成的；因此，有时会遗留下一些疏忽或者仓促的文笔，有时会留下一些晦涩难懂的东西。”
我们可以把这次最后的编辑确定在1780年的下半年和1781年的年初。这几个月最为接近；我们出自那段时间的书信资料就指示着这几个月；它们看来也是由上面最后引用的两封信中的时间规定说明的。因为康德就12年而言只能把1769年算作初始日期，并且暗示，最后的编辑以这段反思的间隙为前提条件。
上面提到的第一草稿，就落在这个最后的编辑之前，因而大约在1780年年中之前。是否在此之前不久，这取决于我们有什么权利把那次编辑视为第二次编辑。我们没有充分的材料对此作出裁定。一种简短阐述的计划，如我们所看到，出现在1778年4月，可能的话还在此年的8月确定，指示着还有一个草稿。但是，康德在前言的那个表述中是否回想那么远，依然是有疑问的。当然，他在1779年年初给赫茨写信说：“一段时间以来，在一些闲暇之时，我总在考虑各门一般科学中的通俗性的基本原理（在那些能够使用通俗性的科学中，这是不难理解的，因为数学并不是这样的科学），尤其是哲学中的通俗性的基本原理，并且相信，从这个观点出发，不仅可以规定另一种选择，而且可以规定另一种秩序，不同于毕竟总是作为基础的学院派方法所要求的。”
但是，这些反思带有一种普遍的品性，而且不是说、也根本没有必要假定，它们出自《纯粹理性批判》的一个贯穿着实例的草稿的失败尝试。把上述第一草稿确定在1778年左右的时间，这依然是可能的，但更可能的是把它归给1780年年初。不过，对这个问题做出裁定没有任何意义。
据此，我们可以有把握地假定，康德在1777年8月前开始把《纯粹理性批判》写成书，其主导理念是自 1776年以来就确定的，而很可能这部著作的第一版的最终编辑是在从1780年年中到1781年年初这段时间。
这部著作的开印有点延迟
，很难是在1780年年底前开始的。康德大概是与哈曼同时在1781年4月6日得到前29印张校样的。
在哈勒的格鲁内特（Grunert）那里指导印刷的施柏纳（Spener）
于4月8日就已经从柏林寄出了第31～47印张，并告知整部著作达55印张。
剩余的部分看来迟到了，这没有康德的过错
，即使康德看到了校样。
既然康德在前言的结尾提到，他只看到大约一半校样，其中他发现379页有一处把意思搞混的印刷错误
，所以，这个说明就只能与前29个印张相关。因此，这个说明必定是在1781年4月6—28日之间写下的。据此，前言就是在这个时间里完成的。
前面的阐述在根本上是依据康德的“书信往来”提供的丰富材料。在判断过去关于《纯粹理性批判》的历史的讨论结果时，应当考虑到这些材料。我从这些讨论中得益良多，即便是在我不得不背离它们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