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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15年，日耳曼尼库斯·恺撒［Germanicus Caesar，时任皇帝提比略（Tiberius）的侄子］的军队来到位于特里尔东北部300公里处的条顿堡森林（Teutoburg Forest）。6年前在这里进行的那次战役是古典时期最著名的战役之一，P.昆克蒂利乌斯·瓦鲁斯（P. Quinctilius Varus）率领的3个罗马军团再加上辅助部队共约2万人全军覆没。
他们看到的场景和想象中的一样可怕。首先映入眼帘的是瓦鲁斯的营地，规模巨大，指挥部清晰可见，足以证明整支军队在搭建营地时所付出的辛勤劳动。接下来可以看到部分损毁的低矮防护墙和很浅的壕沟，那些可怜的残兵当年就在这里奋力抵抗。空地上，白骨横陈，有些地方尸骨遍布，有些地方则堆积成堆，显然是当时有人试图逃脱，有人聚集起来奋勇抗敌。地上还散落着残矛断剑和马匹的残骸，树干上悬挂着人头。附近树林里还摆放着日耳曼人杀戮罗马“军团长官”和“高级军官”的古怪祭坛。这次灾难的幸存者有些是从战场上逃出，有些是被俘后逃出。他们指出这里是军团长官战死的地方，那里是军团鹰旗被夺的地方。他们还指认出瓦鲁斯首次受伤和他最后自杀的场所。他们讲述了……战俘的行刑台和填埋坑。
在现在德国北部埃姆河（River Ems）和威悉河（River Weser）之间生活着一支小部落——切鲁西人（Cherusci）。这次大屠杀是该部落的首领阿米尼乌斯（Arminius）率领的日耳曼同盟军所为。15世纪和16世纪时，一些叙述这次惨败的古罗马史料被发现，并在拉丁语学者间广泛传阅。自此，阿米尼乌斯，德语作“赫尔曼”（Hermann ，“战士”），成为日耳曼民族的象征。1676年到1910年间，产生了67部歌颂他丰功伟绩的杰出歌剧。19世纪时，在现在的条顿堡森林中的小城代特莫尔德（Detmold）附近竖立了赫尔曼纪念铜像。铜像于1841年奠基，1875年落成。铜像落成4年前，俾斯麦（Bismarck）打败法国，统一欧洲中北部大部分德语地区，普鲁士王成为德意志皇帝。赫尔曼铜像高28米，基座高度相当，竖立在海拔400米的山顶之上。整尊铜像雄伟气派，时刻提醒着人们德意志的统一是一次伟大胜利，可以与古罗马时期阿米尼乌斯联合日耳曼部落大败罗马军队的壮举匹敌。
赫尔曼纪念铜像的选址其实有误。17世纪时，人们开始猜测那次古代战役的战场所在地，便用“条顿堡森林”这一名称命名代特莫尔德周边的森林地带。考古发现表明一部分战役实际发生在代特莫尔德以北约70公里处。德国北部位于奥斯纳布吕克（Osnabrück）城外的滨海平原被维恩山（Wiehengebirge）环绕。自1987年以来，在山的北部一片长约6公里、宽约4.5公里的区域发现大量罗马钱币和各种军事装备。这片区域被称为“卡尔克里泽-尼维德低地”（KalkrieseNiewedde）。低地南边是海拔100米的卡尔克里泽冰山（Kalkriese Berg），在古代这里树木繁茂。冰山北麓是一片狭长的沙土地带，最窄处只能容4个人并排通过。低地北边是泥炭沼。公元9年，阿米尼乌斯假装以罗马利益为重，获得瓦鲁斯的信任，派遣当地向导带领罗马军队自东向西沿着这片狭长地带行进。罗马军队深陷埋伏，南面是树木繁茂的山坡，北面是泥炭沼。据史料记载，战斗持续了四天。起先，罗马军队虽然损失惨重，但依然保持队列，继续朝着安全区域行进。然而，到第四天时，形势已经变得明朗，罗马军队走投无路，难逃死劫。在这种情况下，瓦鲁斯下命允许残余的士兵见机行事。他不愿被俘便自杀了。只有极少数士兵幸存下来。
这次惨败让人想起科塔及其军团所遭受的那次失利，只是更惨烈一些。63年前，科塔的军队也是被人出卖，陷入同样的绝境。然而，从长远来看其结果却不相同。厄勃隆尼斯人和特雷维里人最终被制伏，进而学习拉丁语，穿着托加袍，并建造自治城镇。但阿米尼乌斯领导的切鲁西人没有走上这条路。在帝国后期，莱茵河和易北河之间的区域仍在帝国统治范围之外，其物质文化也没有流露出任何罗马文明的特征。欧洲的这条古老界线现在依然清晰可见，它仍是由拉丁语演变而成的罗曼（Romance）语族和日耳曼语族的分界线。从表面上看，这还解释了为什么公元5世纪西罗马帝国灭亡后继之而起的王国在本质上是一群日耳曼武装部落。在罗马向外扩张时期，由于当地居民竭力反抗，莱茵河以东的日耳曼尼亚没有被罗马军团吞并。4个多世纪后，他们总算出了一口气，最终摧毁罗马帝国。这显然是19世纪德国民族主义者的论调。这一观点在学术界备受争议，同时也为更多人所了解。有关日耳曼首领经典巨著的作者费利克斯·达恩（Felix Dahn）还创作了一部著名小说《罗马之战》（Ein Kampf um Rom/War against Rome）。该小说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多次再版。
然而奇怪的是，如果随便问一个公元4世纪的罗马人，帝国安全受到的主要威胁是什么，他会毫不迟疑地回答说是东部的波斯。这样回答也在情理之中，因为公元300年前后波斯给罗马秩序带来的威胁远远大于日耳曼尼亚带来的威胁，而且不管怎样，在其他边界也没有任何真正的威胁。
仔细研读史料，尤其是根据达恩当时还没有的考古证据，我们发现公元1世纪初罗马军团止步莱茵河和多瑙河，没能进攻日耳曼民族是另有其因，还了解到帝国后期罗马人更关注波斯人而不是日耳曼人的原因。
公元1世纪时，日耳曼部落控制了罗马两河边界以外欧洲中部和北部的大部分地区。罗马人称之为“日耳曼”（The Germani）的部落遍布西起莱茵河（被罗马征服前曾是欧洲日耳曼人和凯尔特人的大致分界线）、东至维斯瓦河（River Vistula）、南达多瑙河、北抵北海（North Seas）和波罗的海（Baltic Seas）的广袤地区。除了匈牙利大平原上伊朗语族的萨尔马提亚（Sarmatian）游牧民和喀尔巴阡山（Carpathians）一带的达契亚人（Dacian）之外，罗马的所有近邻都是日耳曼人：从莱茵河河口阿米尼乌斯领导的切鲁西人及其联盟部落，到控制多瑙河河口大部分地区的巴斯塔奈人（Bastarnae）（地图2）。这样看来，公元1世纪时的日耳曼尼亚远远大于现在的德国。
我们很难重构这大片领土上的生活方式和社会制度，也无法再现其政治体制和思想体系。主要问题在于在罗马时期，欧洲的日耳曼社会基本上都不具备读写能力。虽然我们可以从希腊和罗马作者那里获得各种信息，但这样做有两大弊端：其一，罗马作者主要关注的是日耳曼社会可能给边境带来的安全隐患或实际威胁。因此，多数时候我们读到的是关于帝国和一个或者多个日耳曼近邻之间关系的叙述。这些信息彼此不相关联，很少提到远离边界的部落，也没有涉及日耳曼社会的内部运作机制。其二，所有这些信息都有所歪曲，因为在罗马人眼中日耳曼人都是蛮族人。蛮族人就得按照一定方式行事，体现一些特定的负面特性。罗马作者在写作时都不遗余力地按照这一模式来描述日耳曼人。
日耳曼世界没有留下什么史料来纠正这些罗马作者的误解、疏漏和偏见。但在罗马时期的大部分时间里，日耳曼部落出于占卜的目的确实使用过如尼文（runes）。我们也发现了少量使用文字的个案，但日耳曼尼亚没有留下详细描述其生活的一手资料。所以对于日耳曼民族而言，还有许多不为人知的历史我们无从得知，只能依靠罗马史料提供的信息来大致猜测他们生活的方方面面。在重构社会制度等问题时，我们现在能做的通常就是审视公元5世纪后期和6世纪时日耳曼王国留传下来的文字史料——尤其是法律资料，然后再试图推测更早时期的相关内容。日耳曼尼亚横亘莱茵河和克里米亚之间，包含了多种地理景观和经济模式，所以我们还有必要考虑对一个部落的研究发现是否也适用于其他部落。因此，罗马史料带有偏见的陈述和日耳曼尼亚更晚时期的文字史料都不完全可信。二者都道出了实情，但是都需要我们诚实对待，清楚地认识到它们的内在局限性。
考古研究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缺少同时代日耳曼一手史料的不足，使我们能接触到同时代日耳曼人手工制品的遗物和日耳曼遗迹。这对我们来说无比有利。但是日耳曼考古学经历了一个曲折的过程。它作为一门学科兴起于19世纪后期赫尔曼纪念铜像建造之时。当时民族主义席卷欧洲的大部分地区，人们普遍认为“国家”或“民族”在遥远的过去是人类群体运作的基本单位，现在也仍然应该是这样。民族主义大多也是由他们强烈的天生优越感而激发的。日耳曼民族随着时间的推移已经分裂成众多小政治实体，但是通过俾斯麦等人的努力，德意志实现统一，古代的正常秩序得以成功恢复。在这种文化环境下，日耳曼考古学就只有一项工作可做：研究日耳曼人的历史根源和他们的定居地。这种研究的第一个重要拥护者古斯塔夫·科西纳（Gustav Kossinna）注意到，当时从墓地发掘出越来越多的手工制品可以根据样式和墓葬礼俗进行分类，并提出一类手工制品和礼俗的地理分布代表特定古代民族的分布这一著名论断。
当时，人们围绕国家概念产生了宗教般的狂热，政客们动辄利用对古代民族分布的发现作为现在领土扩张的依据。1919年，科西纳和他的波兰学生弗拉基米尔·哥斯卓泽斯基（Vladimir Kostrewszki）对同一古代遗迹有不同的界定，两人在凡尔赛（Versailles）就重新划定德国和波兰边界一事产生分歧。纳粹时期，事态进一步恶化。有关古日耳曼尼亚的各种高调论断成为德国向波兰和乌克兰提出领土要求的依据和理由。同样，古日耳曼民族的种族优越感直接导致他们对斯拉夫战俘的残暴行径。然而，在过去近60年间，日耳曼考古学已经重新定位，大大推进了我们对日耳曼部落社会和经济长期发展的认识。消除阐释文献时的民族主义臆想后，罗马时期日耳曼尼亚的历史便可以以一种崭新而良好的方式重写了。
日耳曼考古学重新定位后的第一个收获是重新认识相似遗迹的样式。科西纳曾认为可以用这些样式来界定古代“民族”的领地。虽然就政治意义而言，古日耳曼尼亚显然是由日耳曼部落统治，但是人们渐渐发现，这片广袤土地上的人口并不完全是由日耳曼人构成。民族主义盛行时期，只要在一处地方发现貌似古日耳曼民族的遗迹，这个地方便被认定是属于古日耳曼人的定居地。然而，对河流名称的分析表明，在欧洲北部凯尔特人定居地和日耳曼人定居地之间还曾居住着一群讲印欧语的人。这些人早在罗马人踏入这个地区之前就处于凯尔特人和日耳曼人的统治之下。我们对他们一无所知。古日耳曼尼亚的大片领地也是日耳曼人自波罗的海腹地向西、南、东周期性扩张的结果。他们早期争夺领地的战争中有些影响较大，被载入古希腊史料，还有一些发生在罗马崛起之后，更为人熟知。但这种扩张并没有消灭当地的非日耳曼人。因此把日耳曼尼亚看作日耳曼人统治下的欧洲这一点至关重要。罗马时期，在日耳曼尼亚，越往南、往东，日耳曼人在形形色色部落中的政治主导地位就越明显。
罗马时期日耳曼尼亚的另一个显著特点是它完全缺乏政治统一性。从地图2［基于塔西佗（Tacitus）的地名索引］可以看出，日耳曼尼亚群雄割据，由50多个小社会政治单位构成。它们中有些因为特定原因以各种方式短暂联合。如前文所述，阿米尼乌斯于公元9年召集诸多部落大败瓦鲁斯。此前半个世纪以前，尤里乌斯·恺撒也遇到过一位能力超凡、执政时间比他略长的日耳曼首领：苏比人（Suebi）的首领阿里奥维斯图斯（Ariovistus）。到公元前71年，阿里奥维斯图斯已经在高卢的东部边缘确立坚实的权力基础，还一度被罗马人当作“朋友”。公元前58年，恺撒最终挑起战争，在阿尔萨斯（Alsace）击溃阿里奥维斯图斯的军队。一次重大失利就足以拆散日耳曼人的联盟。在阿米尼乌斯时代，还有一位统领波希米亚（Bohemia）地区各部落联盟的日耳曼杰出首领——马罗博杜斯（Maroboduus）。据塔西佗记载，一些日耳曼部落属于教派组织，他还具体提到女先知魏勒妲（Veleda）
曾一度获得相当的势力。但是，教派组织也好，女先知也好，一时杰出的首领也好，都不代表日耳曼朝着统一迈出了重大步伐。
罗马的势力向莱茵河以东推进时，日耳曼部落之间发生冲突的概率和他们与罗马发生冲突的概率不相上下，冲突的结局可能和条顿堡森林战役的结局一样残酷。这些部落之间没有明显的文化差异，他们的不同主要在于政治身份各异。他们以各自不同的政治身份来争夺对最富饶土地和其他经济资产的控制权。例如，公元1世纪后期，卜茹克特累人（Bructeri）周边的部落联合起来向他们发动战争，并邀请罗马观战。据说有6万人被杀。据塔西佗的《编年史》（Annals）记载，赫门杜里人（Hermenduri）和卡蒂人（Chatti）之间也进行了殊死决战，最终导致失去土地、颠沛流离的阿姆普斯法里人（Ampsivarii）的灭亡：“他们长期流浪，先是被当作客人对待，接下来变成乞丐，后来又成为敌人。最后，他们的战斗人员被彻底消灭，妇孺被当作战利品处置。”
很显然，19世纪时人们对古日耳曼民族的想象远远偏离实际。暂时的联盟和异常强大的部落首领可能会一时将一两个或几个小部落联合起来，但是公元1世纪时的日耳曼人还没有能力形成持续统一的政治议程，并付诸实践。
为什么罗马没有像兼并凯尔特人统治的地区那样整个吞并这个四分五裂的日耳曼世界呢？人们往往把罗马军团停止向欧洲北部推进的原因归于阿米尼乌斯的全面胜利。但是，同公元前54年萨比努斯和科塔指挥的军团被彻底击溃一样，这次瓦鲁斯军队的惨败只是一次偶然事件，罗马人会伺机报复。他们对阿米尼乌斯统领的切鲁西人又发动了一次大规模战役，其间日耳曼尼库斯于公元15年来到条顿堡森林凭吊。在这一过程中，另一支罗马军队遭到阿米尼乌斯手下的伏击。但这次的结果不一样了。虽然暂时陷入窘困，罗马人最终将敌人引入陷阱，其结果可想而知：“日耳曼人溃不成军。由于被此前的胜利冲昏头脑，他们在这次失利中任人宰割。阿米尼乌斯得以逃脱，毫发未损。［但］对士兵的杀戮一直持续到天黑罗马人的怒气消退。”
和尤里乌斯·恺撒时代在高卢的众多凯尔特首领一样，切鲁西人的第二首领塞格斯特斯（Segestes）看到自己的领地并入罗马帝国将带来巨大的利益，便协助罗马人攻打阿米尼乌斯。在抗击罗马的时候，即便是切鲁西部落内部都不能团结一致，更别提所有日耳曼部落了。条顿堡森林战役并没有使罗马军团突然停止向北扩张。公元16年，罗马取得更多胜利。三年后，阿米尼乌斯被自己部落的另一派系杀害。他的儿子也只能寄生于拉文纳。阿米尼乌斯侥幸取得一次巨大胜利，但这并不是公元1世纪罗马军团在日耳曼尼亚附近停止继续向北扩张的根本原因。
罗马很可能是出于后勤的考虑才把欧洲的边界设在两条河流附近的。河流为向驻扎在边境的部队输送给养提供了便利。在帝国初期，一个约5000人的罗马军团每天需要7500公斤粮食和450公斤草料，即每月需要225吨粮食和13.5吨草料。
这一时期的罗马军团大多驻扎在边境及附近地区。经济开始发展之前，如果完全依靠当地资源，大多数边境地区是无法满足军团需求的。将西部的边界设在莱茵河，而不是欧洲西部或中部其他南北走向的河流——这样的河流有很多，例如易北河（River Elbe）——还有另外一个优势：给养经由多瑙河和（通过短暂的陆上运输后）摩泽尔河可以从地中海地区由水路直接运送到莱茵河，不需要经过更湍急的河流。
罗马扩张的动机和前罗马时期欧洲各地区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这两者共同作用，是莱茵河最终成为帝国边界的真正原因。推动罗马向外扩张的因素包括共和时期尤里乌斯·恺撒等贵族寡头之间的权力斗争和帝国初期皇帝博取荣耀的野心。地中海地区仍有无数尚未征服的富庶地区等待他们逐个征服时，扩张作为在罗马获得政治权力的途径，其势头已然不可遏制。这些地区一旦被吞并，便源源不断地向罗马提供税收，还能使组织攻占它们的军团长官一举成名。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最富庶的地区都已经被罗马征服了。到帝国初期，罗马开始吞并一些相对贫困的地区，这些地区所带来的实际收益不足以抵消征战的成本。古代文献强调对不列颠的扩张尤其如此，罗马征服不列颠仅仅是因为克劳狄乌斯皇帝想要获得荣耀。
考虑到罗马以外的欧洲地区经济发展的差异，确定罗马向北扩张的界线就显得尤为重要。
罗马最终在两种主要物质文化的过渡地区停止扩张：拉坦诺文化（La Tène）和亚斯多夫文化（Jastorf）（地图2）。这两种文化在生活上存在一些重大差异。除了村落之外，拉坦诺文化地区在被罗马征服之前就已经形成较大的定居地，有些被界定为城镇［拉丁语为“oppida”——由此它还常被称为“奥必达文化”（Oppida culture）］。有些拉坦诺地区使用钱币，一部分人还具备读写能力。根据恺撒在《高卢战记》中的叙述，在他征服的一些拉坦诺部落中，尤其是高卢西南部的埃杜维（Aedui）部落，盛行着复杂的政治和宗教制度。这一切都有赖于他们的经济，生产出足够的富余粮食来供养那些不用从事基本农业生产的武士阶层、祭司阶层和工匠阶层。相比之下，亚斯多夫文化地区则更强调畜牧业，粮食生产没有多少富余，仅够勉强维持生活。这些地区的人既不使用钱币，也不具备读写能力，到公元纪年开始时也没有建立大的定居点——甚至连村落都没有。遗迹中也没有证据证明这些地区存在任何形式的专门经济活动。
科西纳的论断盛行时期，文化区域和“民族”联系在一起，传统上将拉坦诺文化和亚斯多夫文化分别等同于凯尔特民族和日耳曼民族。但是这种简单的等同做法并不可行。有相似考古发现的地区体现了物质文化的样式，而物质文化是可以习得的。人们随身携带的武器、器皿和配饰并不是他们与生俱来的东西。虽然拉坦诺文化样式和亚斯多夫文化样式最初分别是在凯尔特部落和某些日耳曼部落中形成的，但是并没有金科玉律规定日耳曼部落不能采用拉坦诺的物质文化元素。到罗马势力推进到阿尔卑斯山以北时，一些位于凯尔特人居住地边缘的日耳曼部落，尤其是莱茵河河口附近的日耳曼部落，已经逐步形成了更符合拉坦诺规范而不是亚斯多夫规范的文化。
因此，罗马的扩张不是止步于两个民族的分界线上，而是在欧洲社会经济结构的主要分界线附近。实际情况是，更先进的拉坦诺文化的大部分地区被并入帝国，而亚斯多夫文化的大部分地区则被排除在外。
这验证了一个更普遍的做法。同我们在中国看到的一样，以农耕为基础的帝国普遍倾向于将边界设在半农耕半畜牧的过渡地区。这些地区的经济生产能力本身不足以供养帝国的军队。领土扩张的理念和统治者追求荣耀的野心会推动军队继续扩张。但由于征服新领土会遇到各种困难，以及从这片领土上可获得的财富相对较少，继续扩张便失去了原有的吸引力。“双速欧洲”（A two-speed Europe）不是一个新现象，罗马人也同样意识到欧洲各地区发展水平有差异。奥古斯都的继任者提比略看出日耳曼尼亚不值得去征服。这些部落散布在欧洲森林繁茂的地区，他完全可以将他们各个消灭。但从战略上讲，亚斯多夫地区远比人口集中、秩序井然的拉坦诺城镇要难统治得多。正是由于莱茵河－摩泽尔河轴心所带来的后勤便利和对征服亚斯多夫文化地区成本效益的计算才使得罗马军团停止继续扩张的步伐。日耳曼尼亚作为一个整体在政治上过于分裂，不会对已征服的富庶地区构成重大威胁。这样看来，既然19世纪的德国民族主义者误解了赫尔曼的真正意义，那么赫尔曼纪念铜像选址错误也就不足为奇了。将日耳曼人置于帝国之外的不是他们的军事实力，而是他们的贫穷。
到公元1世纪中叶，罗马的防线大体定在莱茵河和多瑙河沿线。除了一些微调，这条防线300年后依然是罗马的边界。这样设置防线的结果意义深远。无论是亚斯多夫还是拉坦诺地区，两河边界以西、以南的欧洲人都走上了罗马化的道路：学习拉丁语，穿着托加袍，建设城镇，最终还改信基督教。边界以北、以东的欧洲地区仍处于日耳曼人的统治之下，它置身局外，静观邻近部落被罗马化，自己自始至终没有成为罗马帝国的一部分。从罗马的角度而言，日耳曼尼亚仍然是尚未罗马化的蛮族人的家园。波斯人也同样被看作东方尚未罗马化的蛮族人。然而，这群蛮族人却对帝国构成了完全不同级别的威胁。
在波斯波利斯（Persepolis）以北7公里处的洛斯达姆（Rustam）埋葬着著名的古波斯阿契美尼德王朝（Achaemenid Persian）的国王大流士（Darius）和他的儿子薛西斯（Xerxes）。公元前490年和前480年，他们在马拉松战役（Marathon）和萨拉米斯战役（Salamis）中被雅典人及其同盟打败。1936年在这里还发现了后来的一位波斯国王用三种语言刻在一座琐罗亚斯德教（Zoroastrian）火神庙墙上的豪言壮语：
我，崇拜马兹达（Mazda）的神圣沙普尔（Shapur），诸王之王……众神的后裔，崇拜马兹达的神圣阿尔达希尔（Ardashir）之子，诸王之王……我初立为王，罗马帝国的戈尔迪安皇帝［Gordian，公元238—244年在位］……集结一支军队……朝我方进军。双方在亚述（Assyria）位于马西切（Meshike）的边界展开大战。戈尔迪安皇帝被杀，罗马军队也被歼灭。罗马人宣布菲利浦（Philip）为皇帝。菲利浦皇帝派使节前来请求休战，支付50万第纳尔作为赔偿以换取他们的性命，并且每年都向我们缴纳岁币……罗马皇帝再次撒谎，并且干涉亚美尼亚（Armenia）内政。我们向罗马帝国发动进攻，在巴巴利索（Barbalissos）消灭罗马军队6万人。我们焚烧、破坏并摧毁叙利亚及其北部的国家和平原。在［我们发动的］战役中……37座城市及其周边地区被征服。在第三次交锋时……瓦勒良（Valerian）皇帝率领7万大军向我们直扑而来……瓦勒良皇帝和我们在卡莱（Carrhae）和埃德萨（Edessa）展开激烈战斗。我们亲手俘虏了瓦勒良和其他军队指挥……我们在这次战斗中还征服了……36座城市及其周边地区。
这段文字节选自《神圣的沙普尔功业录》（Res Gestae Divi Saporis/The Acts of the Divine Shapur），概括了始于公元3世纪改变罗马帝国的战略变革。
到目前为止，在东部领兵与罗马抗衡的是帕提亚（Parthian）的安息王朝（Arsacid）。该王朝最初建于公元前250年。安息人统治的世界和欧洲北部日耳曼人居住的森林地区截然不同。安息王朝发源于帕提亚，公元前3世纪时其疆土开始扩张到近东更广阔的区域，很快控制幼发拉底河至印度河之间的领土。安息王朝人种众多，居住地类型多样，但美索不达米亚很快成为王朝的腹地。值得注意的是，和日耳曼尼亚不同，这一地区经历了几个伟大帝国的起落沉浮，尤其是居鲁士（Cyrus）、大流士和薛西斯统治下的阿契美尼德帝国（Achaemenid Empire）。他们不仅统治近东，还统治了埃及、土耳其西部和新月沃土，甚至还差点吞并希腊。
共和时期后期，罗马的势力开始往东渗透到这一带。帕提亚的安息人在和罗马帝国的最初几次交锋中获得胜利，最著名的一次是在公元前53年大败克拉苏（Crassus）军队、俘杀克拉苏父子的那次战役。但是到公元2世纪，安息王朝组织战争对罗马进行实质性抵抗的能力已经削弱，几任罗马皇帝在波斯前线相继取得重大胜利。其中最后一次胜利发生在公元2世纪90年代，塞普蒂米乌斯·塞维鲁（Septimius Severus）在奥斯若恩（Osrhoene）和美索不达米亚设立两个新的行省，由此又将边界向南、向东推进了。塞维鲁的胜利使帕提亚人的统治陷入危机。王朝内部为争夺统治权而发生内讧，一些边远地区也摆脱其宗主权。早在公元205年至206年，地方权贵中最重要的萨珊（Sasan）在印度洋附近的法尔斯（Fars）行省发动叛乱。萨珊死后，沙普尔的父亲、萨珊王朝（Sasanian dynasty）的真正建立者阿尔达希尔一世（Ardashir I，公元224—240年在位）继续领导叛乱。公元224年和225年，阿尔达希尔一世打败两位安息统治者，在其他脱离安息统治的地方权贵中确立其统治地位。公元226年9月，他在波斯波利斯加冕为“诸王之王”。
《神圣的沙普尔功业录》表明萨珊王朝的崛起不仅仅是现代伊拉克和伊朗历史上的一次重大事件。公元2世纪在几任罗马皇帝的手下连吃败仗是安息霸权瓦解的根本原因，萨珊人很快就能有效地扭转当时的权力平衡。这一过程始于阿尔达希尔一世。公元237年至240年间，他首次入侵罗马的美索不达米亚地区，夺取卡莱、尼西比斯（Nisibis）和哈特拉（Hatra）（地图3）。作为回击，罗马在阿尔达希尔一世的儿子沙普尔一世（公元240—272年在位）统治的最初20年里发动三次大反攻，其结果和沙普尔的铭文记录的一样。罗马军队遭受三次惨败，两位皇帝被杀，还有一位皇帝——瓦勒良——被俘。沙普尔进而给瓦勒良戴上镣铐，让他随军跟从，以示自己的伟大。这一形象被刻在比沙普尔（Bishapur）的浮雕上留存下来。瓦勒良死后，沙普尔还让人剥下他的皮，染上色，做成一件永久性战利品。公元3世纪稍晚一些时候，罗马的另一位皇帝努梅里安（Numerianus）也被俘获，但随即便被杀死：“他们剥下他的皮做成皮囊，涂上没药［防腐］，并把它作为一件无比华丽的物品保存下来。”
史料并没有显示这是否也是瓦勒良的命运，也没有说明它是被摆放在地上还是墙上。
没有什么比这更能代表新的世界秩序了。萨珊人的崛起摧毁了当时罗马在东部约一个世纪的霸权。尽管罗马在公元3世纪中叶竭尽全力，但萨珊这个新兴的超级波斯王朝还是不会立即消失，因此罗马的整体战略形势突然恶化，势不可逆。和之前的安息人相比，萨珊人更有效地集中了美索不达米亚和伊朗高原的资源。他们将边远的藩属国更全面地整合成一个单一的政治结构，利用罗马战俘修建大型水利工程。这些水利工程最终使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之间的居住地面积和种植面积增长了50％。如果说这一增长不是始于阿尔达希尔一世，那么也肯定是在他儿子沙普尔执政时开始的。由此带来的税收增长由迅速成长的官僚机构协调，用来维持一支至少是半职业化的军队。在与罗马的抗衡中，沙普尔不仅想要收复伊朗和伊拉克，还想夺回埃及、新月沃土和土耳其西部。他收复原来阿契美尼德帝国所有领土的计划并非痴心妄想。
此前，罗马在所有边境地区都处于支配地位。帝国的对手可能会在当地取得一些胜利，但帝国只要调动现有资源便能轻易扭转败局。现在，一个超级对手崛起，在战略上给帝国带来巨大冲击，不光在东部边境地区产生重大反响（如沙普尔关于洗劫和俘获的记录所述），还对整个帝国造成深远影响。罗马不光要面对东部边境更强大的敌人，还需要维护其他几条边界线的安全。要想做到这些，罗马必须大大加强其军事力量。到公元4世纪，罗马的武装力量经过重大重组，规模变得十分庞大。
如第一章所述，帝国初期的罗马军队由军团和辅助部队组成。罗马军团只招募罗马公民，每个军团都是一支由5000多人构成的远征军；辅助部队包括步兵大队和骑兵队，招募非罗马公民。到公元4世纪时，罗马军团被划分为更多更小的分队。此前，500人的大队通常都是脱离军团主体，各自独立行事，新分队的划分在一定程度上将罗马的这种实际做法变成一种正式行为。此外，分队类别也进行了重组。帝国后期的军队不再由军团和辅助部队组成，而是分成边界的常驻军（limitanei）和聚集在三条主要边界的地方野战军（comitatenses）：莱茵河边界、多瑙河边界和东部边界。野战军装备更齐全，薪水更高。但常驻军也同样难以对付，并不像通常刻画的那样只是兼营农业的士兵。
在具体战役中，他们通常协助野战军作战。从分队层面而言，分工也更专业：弓骑兵团（sagitarii）、重装投射兵团（ballistiarii）和铁甲骑兵团（clibanarii）。总体而言，当初恺撒依靠的基本上完全是军团步兵，而现在则更强调骑兵。帝国直接效仿打败戈尔迪安、菲利浦和瓦勒良的波斯敌人，发展重装骑兵。尽管如此，就人数而言，帝国后期的军队，尤其是野战军，依然以步兵为主。步兵不受草料供给的限制，并且能一边远行军一边有效作战，因此就战略而言实际上行动更自如。
帝国后期的军队规模现在仍备受争议。我们很清楚公元3世纪初萨珊王朝崛起之前塞维鲁王朝军队的纸面实力。罗马军队由30个军团（每个军团5000多人）和数量相当的辅助部队组成，总共约30万士兵。但是，尽管我们从《罗马帝国百官志》（Notitia Dignitatum）（参见本书第五章）中可以获得公元400年前后相当完整的分队列表，我们也无法以类似的方式计算出帝国后期军队的整体规模，因为重组后各种分队类别的理论实力显然各不相同，而且我们也不确定有些分队的具体规模。因此，争论转向了史料记载的士兵总数的两种说法：一种说法是64.5万人；另一种说法特别指出是帝国东部戴克里先皇帝（Diocletian，公元284—305年在位）时代的389704人，再加上舰队45562人，共435266人。两种说法都存在问题。第一种说法出自史学家阿伽提亚斯（Agathias，写作时期处于公元6世纪70年代初）的一段文字。阿伽提亚斯将帝国后期64.5万人的军队和当时15万人的军队进行对比，以此来批评时任皇帝。为了证明自己的观点，他完全有可能夸大以前的数字。“435266”这个数字似乎更可信一些，因为首先它比较精确，其次历史背景也无可争辩。只是它也出自一位公元6世纪而不是公元4世纪的作者之手，文章写于戴克里先死后200多年。这就不尽如人意了。我们还知道戴克里先统治结束后，重大的军事重组仍在继续，到君士坦丁时代，野战军和常驻军的划分已经正式确立。那么，即便我们相信这个数字准确无误，我们也完全有理由认为罗马军队后来仍在继续扩充。因此史学家估计士兵总人数在40万到60万之间。即便这个估值再少一些也能表明从公元3世纪初到4世纪中叶，30万强的罗马军队规模增加了至少三分之一，而且很有可能比这还多得多。
在我看来，大幅扩军这一事实毋庸置疑，因为不光战略形势发生了演变——罗马如今在东部面临超级对手，而且在公元3世纪末和4世纪初，帝国还经历了重大财政调整。一直以来，军费都是帝国最大的财政支出。据保守估计，军队规模即便是增加三分之一，也意味着罗马政府征收的税收总量要大幅增加。要是让一个现代国家将其最大的预算项目增加33％或更多，那些官僚很快就会愁白了头。为了应对萨珊王朝的崛起，帝国不得不彻底改变其财政模式。这同波斯威胁的规模和帝国后期扩充军队的做法完全相符。罗马应对公元3世纪的危机所采取的措施通常被认为是戴克里先皇帝所为。但是，虽然他在执政时期完成并推动很多实质性改革，这些变化大多是一个长期过程，不是一人所为。军队的重组和扩充当然也是这样，与之相应的财政改革也不例外。
公元3世纪危机刚一爆发，皇帝们最先采取的财政措施是将所有已有的税收都纳入中央政府的旗下管理。首先，大约是在公元3世纪40年代至60年代，中央政府没收长期实行的城市税收——捐资、通行费和地方税收。城市官员必须继续筹集资金，管理捐资，但是这些收入不再用于地方开销。现在的史学家和研究者通常把这一变革归咎于戴克里先，但同时代的史学家虽然有很多对他的财政改革有所不满，在叙述中却都没有提及任何反对的意见。这是应对财政危机可能采取的措施中最简单的一条，因此也很可能是最先采用的措施之一。这些资金可不是一笔小数目。公元4世纪时，皇帝们有时候还将一部分钱款退还给各城市，以拉拢地方。
然而，这些收入仍不够支付重组后军队的所有开销。公元3世纪后期，皇帝们继而采用另外两个策略：其一，他们将货币贬值，降低军队通常用以支付军饷的第纳尔的含银量。例如，加里恩努斯（Gallienus，公元253—268年在位）时代的第纳尔实质上已经是铜币，含银量不到5％。这一策略的结果是钱币发行量增加，但不可避免地导致大规模的通货膨胀。戴克里先在公元301年颁布的限价敕令将一个单位的小麦价格定在多达100个新贬值的第纳尔，而在公元2世纪，一个单位的小麦价格约是半个第纳尔。我们通过对比史料发现，商人大概需要一个月的时间才能意识到新币贬值，从而提高价格。因此每一次货币贬值都为窘迫的皇帝们赢得短暂的喘息机会。但货币贬值和价格限定都不是长久之计，因为商人们会干脆把商品拿到黑市上去卖。长远来看，唯一的解决方法就是通过征税来攫取更大比例的帝国财富——帝国生产总值。帝国在公元3世纪深陷危机时也推行了这一办法。在资金紧缺的时候，皇帝们以粮食的形式大量征税。这样虽然避开了货币贬值带来的问题，但由于征税的项目变化无常而极不得人心。最后，戴克里先全面规范了就经济产品固定征收的新税——军粮税（annona militaris）。
由此，公元3世纪时在东部突然出现的波斯强国促使罗马帝国进行大规模调整。帝国为了减轻威胁所采取的措施虽然没有立竿见影的效果，但是这种调整最终还是实现了既定目标。到公元3世纪末，罗马基本上控制了战略形势：供养足够的军队来维持东方前线的安定。公元298年，戴克里先时代的共治皇帝伽列里乌斯（Galerius）取得对波斯的一次重大胜利。自此，罗马几乎都有效地抵挡住了波斯帝国的威胁。公元4世纪时，罗马虽然又吃了几次败仗，偶尔还伤亡惨重，但也获得过一些胜利。总体而言，新的军事机构在维护东方前线安定方面起到了作用。此时，波斯不再像沙普尔入侵叙利亚时那样发动具有严重破坏性的战争，而主要是阶段性地围攻重重设防的罗马要塞。像公元359年的阿米达（Amida）要塞一样，一些要塞偶尔也会沦陷，但从规模上而言，这种失利远不能和公元3世纪的惨败相提并论。虽然当时的战略形势已经不可逆转，但是为了应对来自波斯的更大威胁，帝国已经合理扩充军事和财政结构。
然而我们也应该认识到，罗马为实现这种状态付出了巨大努力。没收城市税收和改革整个税制并不是一件易事。自萨珊王朝崭露头角以来，罗马耗费50多年时间才整顿好自己的财政。这还要求大规模扩充中央政府部门来实行监管。如第一章所述，自公元250年起，帝国官僚机构的高级职位明显增加。因此，军事和财政的调整具有深远的政治意义。权力在地理上不再集中在罗马和意大利。这在公元2世纪初就已经初现端倪，罗马应对波斯崛起所采取的措施大大加速了这一过程。虽然公元2世纪时就已经出现多位皇帝共同执政的情况，但到公元3世纪，出于政治和行政的需要，多位皇帝共同执政的现象在后期罗马帝国已经非常普遍。
自公元3世纪30年代起，由于皇帝们不得不到东部去应对波斯人，帝国西部，尤其是莱茵河边境地区，便看不到皇帝的身影，结果很多军官和行政官员都得不到皇帝的恩宠。这在高层中引发了持久而严峻的政治动荡。公元235年亚历山大·塞维鲁（Alexander Severus）皇帝被杀。在此后被称为“军事无政府状态”的50年间，罗马帝国的统治权几经易手，先后有不少于20位合法皇帝和一群篡位者掌权，人均执政时间不到两年半。这么频繁地更换皇帝真实地反映了帝国潜在的结构问题。此时，不论皇帝关注帝国的哪个地区，其他地区都会有一批军队指挥官和官僚心怀不满，滋生篡位的想法。从这个角度而言，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所谓的“高卢帝国”。公元259年瓦勒良被波斯人俘虏，莱茵河边境的文职官员和军官在一群军团长官的领导下建立自己的政权，统治高卢近30年。这个政权只是在确保高卢的这些人也能分得一块帝国大蛋糕，它依然属于罗马，并不是一个分裂政权。
帝国的两个最危险的近邻以各自不同的方式给它的发展带来深远影响。日耳曼人好战，在政治上四分五裂，经济发展水平普遍都相对较低，给帝国的扩张筑起一道屏障，屏障之外无利可图，没有再继续扩张的必要。因此，罗马在欧洲的边界大体上设在莱茵河和多瑙河附近。居住在近东的波斯人也同样好战，有过更强的政治合作史，经济上也能供养更多各行各业的人。萨珊王朝在这一地区催生了一个超级强国。它的崛起迫使罗马帝国全面审视自己。军队、税制、官僚和政治：一切都得适应新形势以迎接波斯的挑战。帝国唯一没有改变的是它的世界观和它对所有这些“蛮族”的定位。
公元370年夏，一群撒克逊入侵者乘船偷偷从易北河驶出，沿欧洲大陆北海岸向西行驶。他们避开罗马的防线，最后在法国北部［可能是塞纳河（Seine）以西的某个地方］登陆。罗马很快集结足够兵力，迫使他们和谈。据公元4世纪罗马史学家阿米安·马塞林记载：
既然看上去对帝国有利，经过变化多端的持久讨论后，我们达成停战协议。根据协议规定，撒克逊人将能服兵役的年轻男子交给我们做人质后才允许离开，顺利返回他们的居住地。
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在和谈时，罗马在撒克逊人和他们的战船之间秘密部署了重装骑兵和步兵：
罗马士兵更加英勇地从四面包围撒克逊人，然后抽出战剑将他们一一杀死；没有一个撒克逊人能回到他们的老巢，没有一个能幸免一死。
阿米安继续写道：
虽然一些公正的法官会谴责这次行动背信弃义，恶毒可憎，但是仔细考虑之后，他们便会觉得如果有机会的话，歼灭一伙有害的强盗也没有什么不合理的。
对阿米安而言，在对付蛮族的时候，搞两面派也不是什么问题。
罗马人仍然以观看处死蛮族人为乐。罗马各地的圆形竞技场都亲历了角斗士格斗和别出心裁的行刑等各种暴力行为。据估计，仅在罗马竞技场就有多达20万人死于暴力。在帝国的每一个主要城市都有类似的竞技场，只是规模要小一些。观看处死蛮族人是罗马人的一种标准娱乐方式。公元306年，为了庆祝平定莱茵河边境，君士坦丁皇帝让人在特里尔的竞技场将俘获的两个法兰克族日耳曼首领——阿斯卡里克（Ascaricus）和梅洛盖斯（Merogaisus）——喂了野兽，并派人把这个消息散布到帝国的其他地方。
即便没有蛮族首领可供消遣，罗马人也总能找到一些替代品。公元383年，我们的老朋友叙马库斯已经是罗马的首都行政长官，他在写给皇帝瓦伦提尼安二世的信中提到罗马观众大饱眼福，观看了角斗士屠杀伊朗语族的萨尔马提亚士兵。叙马库斯的评论值得注意：
听说您的战果丰硕，但亲眼见到后，我们就更加深信不疑了……当这些战果被大声宣读出来时，我们惊诧万分，而现在我们已经亲眼看到这些战果：一队战俘身戴镣铐……排成一列。他们那曾经凶煞的面孔如今已经吓得惨白，十分可悲。一个曾经令我们畏惧的人现在［成了］我们取乐的对象。他那训练有素、用来挥动古怪兵器的双手现在也不敢迎击角斗士了。愿您轻而易举地获得更多的胜利……让我们勇敢的士兵俘获［蛮族］俘虏，在城里的竞技场里把他们干掉。
对于叙马库斯而言，这些蛮族人的死意味着文明的罗马秩序将继续战胜混乱的蛮族力量。
对善于言辞的罗马人而言，他们在竞技场里堂而皇之地表达对蛮族人的憎恶，这不仅仅是因为蛮族人是他们的敌人。大约在撒克逊人在罗马的西北防线被伏击的同时，作为御用演说家兼哲学家的德密斯修正站在君士坦丁堡元老院前为瓦伦斯皇帝的政策辩护。演说中有一段评论尤其能说明问题：“我们每个人心中都存在一支蛮族部落，盛气凌人，难以驾驭——我指的是我们的暴躁脾气和那些永无止境的欲望。它们和理性相对立，就如同斯基泰人（Scythians）及日耳曼人和罗马人势不两立一样。”
罗马人在他们的宇宙观里对蛮族人有清晰的定位。他们主张人类是由智慧理性的灵魂和肉体这两种元素组成。宇宙中存在比人类高等的生物，虽然它们被赋予不同的力量，但是它们都具有一个共同特征，即完全由灵魂构成。比人类低等的是动物，完全由肉体构成。人类独一无二，结合了灵魂和肉体，由此就得出罗马人的理性观。对于罗马精英这样完全理性的人而言，理性的灵魂支配肉体。而对于蛮族人这样较低等的人而言，肉体支配灵魂。简而言之，蛮族人与罗马人正好相反，他们嗜好酒、性和世俗的财富。
蛮族人在其他方面也表现出非理性的一面。只要看看一个人对机遇的反应，便不难判断这个人是罗马人还是蛮族人。如果意外走点小运，蛮族人便会以为自己已经征服天下。但同样，轻微的挫折也会让他深陷绝望，悲叹自己的命运。罗马人会算计各种可能性，策划合理的方案，在任何情况下都照计划行事。而不幸的蛮族人却被偶然事件左右。整体而言，蛮族社会也比罗马社会低等。在他们的世界里，权力代表正确，力量代表胜利。由此，蛮族人就是罗马人自我形象里那个至关重要的“他者”：一个低等社会，其失败突显了帝国统治的优越性和合法性。事实上，罗马政权认为自己不仅仅是比边界对面的那些政权要稍好一些——而是要完全好得多，因为它的社会秩序是由神规定的。这种理念不光让罗马的贵族阶层自我感觉良好，还是帝国运转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尽管帝国为了应对公元3世纪的危机增加各种税收，但公元4世纪时，由于统治者频繁提及蛮族人造成的威胁，人民基本上都还愿意纳税。
虽然这一策略奏效了，但是将边界对面的邻近部落塑造成罗马秩序的对立面，同时还利用他们作为自己征税的借口，这样做是有代价的。蛮族人的形象使帝国以外的所有人都成为一种威胁，被定义为蒙昧社会的低等人。这一态度意味着：其一，罗马人和其他人的冲突应该是一种正常关系；其二，不管罗马帝国想要做什么，它都应该成功。神的庇佑难道不是指在与不受神眷顾的人对抗时永远不败吗？皇帝的至高美德就是胜利——通常以神授予桂冠的画面形式呈现在钱币上。如果时任皇帝没能取得胜利，那便意味着他不称职。
因此，皇家御用演说家的任务是调整边境战事的叙事角度，维护皇帝战无不胜的形象。例如，公元363年，尤里安皇帝率领军队进行了一次军事大冒险，穿过波斯领土500公里，直达首都泰西封（Ctesiphon）附近。波斯的“诸王之王”沙普尔任由他继续深入，然后突然布下陷阱。罗马士兵不得不边战边朝罗马撤退。6月底，尤里安在一次小冲突中战死，罗马军队陷入绝境。他们距离罗马边界还有250公里，且粮食告急，但由于波斯人的反复袭击，每天只能撤退约5公里。尤里安的继任者约维安在这次战役中被选为皇帝。约维安别无他法，只能和波斯讲和，以屈辱条件换取和平。罗马军队可以撤离，但必须把尼西比斯和辛格拉（Sangara）两座主要城市、多个战略据点和五个边境行省割让给波斯（地图3）。由于罗马人民迫切期望胜利，约维安无法承认这次战争失败，尤其是在统治初期神的认可还不是特别明显的时候。他发行的钱币图案声称与波斯缔结和约是一次胜利，德密斯修也被推选出来去不断强调这一点。这位御用演说家显然很为难。他能想到的最可信的说辞是这样的：“波斯人一得知声明便放下武器，表示他们和罗马人一样愿意选［约维安为皇帝］，很快对这个他们从前并不畏惧的人也警惕起来。”接着他又根据公元前522年阿契美尼德王朝的“诸王之王”大流士的著名故事说了一句显然有些荒谬的谐语，说波斯人通过马的嘶鸣声来选取他们的统治者。
德密斯修已经尽力了，但是没有人相信他的说法。到公元364年1月，约维安已经面临东部城市的抗议，控诉他向波斯投降。最能说明问题的是，德密斯修在元老院发表了至少45分钟的演说，其中大约只用了1分钟谈论波斯问题，然后他就巧妙地转向对约维安更有利的事情。
在这次战役中，约维安的决策和人民对胜利的期待相悖。不久，德密斯修就可以承认这一点了。公元364年2月，约维安去世。
这年年末，德密斯修为继任者瓦伦斯发表了第一次演说。他抓住约维安仅当权8个月就早逝这一事实来证明他的统治没有得到神的认可。这样就可以圆满地解释被波斯打败一事，罗马也保全了因神的庇佑而永远不败的自我形象。
如前文所述，即便是与波斯作战，这样惨疼的失败在当时也比较罕见。整体而言，罗马在欧洲的边境地区仍占有军事优势。偶尔来个善意的谎言，罗马通常还是能够满足人民对胜利的期待，一时的失败也不会影响罗马人对自我和蛮族的定位。边界对面的蛮族在罗马秩序里没有一席之地，罗马不负众望，正不断地歼灭他们。激烈冲突确实是罗马在各边界外交政策的一个重要元素，但不管是在莱茵河边界及多瑙河边界，还是在东部边界，现实都比“他们和我们”这一简单观点所暗示的要复杂得多。
要想更详细地探讨这一现实，我们可以聚焦罗马位于多瑙河下游的一段边界。这段边界一边是罗马的色雷斯教区，另一边是公元4世纪时日耳曼语族的哥特人统治的喀尔巴阡山和黑海之间的地区。
公元369年，叙马库斯率领使团向皇帝瓦伦提尼安一世进献冕金（参见本书第一章）。同年，在多瑙河中游临近诺维奥杜努姆（Noviodunum）要塞处进行了一次首脑会谈。瓦伦提尼安一世的弟弟、统治帝国东部的瓦伦斯皇帝乘坐御船驶离多瑙河南岸。在河的北岸，他和阿塔纳里克（Athanaric）会面。阿塔纳里克是紧邻边界的瑟文吉（Tervingi）部落——日耳曼语族的哥特人——的首领。他和瓦伦斯交战近三年时间。这一次，我们终于有了第一目击者的描述。德密斯修为君士坦丁堡元老院记录了事情的经过。他以元老院派到皇帝身边的使团团长的身份出席了会谈。据德密斯修记载，瓦伦斯使敌人完全迷惑了：
瓦伦斯比蛮族人的首领要聪明得多，让蛮族人对他们的首领完全丧失信心。他［在船上］的口水仗比［之前三年的］武力交锋更有力。尽管如此，他把对手打败后，又将他扶起，朝着迷惑不解的对手伸出手，在众人面前和他结为朋友……［阿塔纳里克］心满意足地离开了，但心情矛盾：他自信满满，同时也畏惧担忧，对他的臣民既蔑视又警惕，因协议中的不利条款而心情沮丧，又因有利条款而兴高采烈。
阿塔纳里克的追随者的情况也很糟糕：
［他们］不胜枚举，驯服顺从，成群地沿河散开……我环顾河的两岸，［看到罗马这边的河岸］闪烁着士兵秩序井然的身影，他们平静而又自豪；河的对岸却到处是乱作一团、跪地求饶的乌合之众。
根据德密斯修的记载，阿塔纳里克和他带领的哥特人就这样完美地扮演了蛮族人的角色。德密斯修提到的和平协议的具体内容完全印证了瓦伦斯的统治地位。他终止一直以来赏给哥特人的岁赐，将边境贸易限制在两个指定的贸易中心，并且启动一个建筑防御工事的项目，以确保哥特入侵者无法再造成任何麻烦。瓦伦斯出色地满足了人民对罗马统治低等的蛮族人的期望。
但是仔细研究便会发现，德密斯修的故事不大合乎情理。双方的战争不是瓦伦斯首先发动的，而是由阿塔纳里克挑起。公元364年至365年，罗马情报表明哥特人已经开始不受管束。瓦伦斯派遣援军前往多瑙河前线。公元365年，前任皇帝尤里安的叔叔普罗科匹厄斯（Procopius）贿赂援军，拉开他篡位的序幕。阿塔纳里克向这位意欲篡权的普罗科匹厄斯派遣了一支3000人的哥特军队。如果哥特人像德密斯修所记载的那样满足于以钱财换取和平的话，那么阿塔纳里克为什么还要采取这种挑衅行为呢？虽然持续交战三年，瓦伦斯也没能在战场上实际打败哥特人。公元367年和369年，瓦伦斯的军队在哥特人的领地上恣意洗劫。他们的行动只是在公元368年，由于阿尔卑斯山和喀尔巴阡山的冬雪提前融化而受到牵制。多瑙河泛滥，罗马士兵无法将通常用来运送重型装备到河对岸的浮桥串联起来。阿塔纳里克采取撤退的战略，才免于被困。等到缔结和约时，哥特人已经深陷困境，粮食紧缺，但他们并没有像30年前君士坦丁时代那样被逼得无条件投降。既然罗马人并没有像德密斯修描述的那样对哥特人取得决定性胜利，那么公元369年缔结的和约条款比公元332年的还要苛刻，这就显得有些蹊跷了。
德密斯修在演说里“忘了”提及一个关键信息。瓦伦斯在同哥特人作战时，波斯前线的局势恶化。与约维安缔结和约后，波斯“诸王之王”沙普尔在美索不达米亚收复大片地区。他现在又将注意力转向高加索（Caucasia）。公元367年至368年，他罢黜罗马同盟国亚美尼亚（Armenia）和格鲁吉亚（Georgia）东部的统治者后，任命了新的统治者。对于瓦伦斯来说，保卫波斯前线远比逼迫哥特人彻底投降要重要得多。所以这个新威胁迫使他从巴尔干半岛抽调兵力，将他们派往东边。但是瓦伦斯已经动员了多瑙河的军队，纳税人正期盼他获胜，而且他还要报复哥特人支持普罗科匹厄斯篡位。就这样，战争一直持续到公元369年。但当全面胜利再次变得渺然无望时，他只能做出让步，与哥特人言和。瓦伦斯和阿塔纳里克的会面确实达成了妥协。这一点毋庸置疑。德密斯修特别提到哥特人“因有利［条款］而兴高采烈”。值得注意的是，这次会谈的地点也同样说明瓦伦斯做出了妥协。通常罗马皇帝会打着军旗在蛮族人的领地上得意扬扬地游行，并就地逼迫蛮族首领归顺他们。公元4世纪的史料仅记载了两次水上首脑会谈，另一次是在莱茵河。同样，罗马皇帝（瓦伦提尼安一世）需要确保一方防线的安全，以便处理另一防线的问题，最终也是让步言和。
现在要说服元老院把与哥特人达成的和议看作一种胜利，德密斯修需要做的就显而易见了。他把终止赏给哥特人的岁赐说成是罗马政府的一大收益。事实上，这只是一个小便宜而已。罗马政府几个世纪以来一直都用岁赐来笼络藩属王。我们可以称之为“外援”。德密斯修并没有提及罗马的巨大损失，即取消了在和波斯作战时要求哥特军队支援的权利。德密斯修特别能巧言善辩。元老们脑海中浮现出一幅哥特人投诚、瓦伦斯在和谈时无所不能的生动场景。据同时代两个史料的叙述，议和是这次战争的合理结果。由此看来，这位演说家的精彩演说似乎奏效了。瓦伦斯成功地保全了面子。
然而，对于我们的研究来说，德密斯修的障眼法背后潜藏的问题虽然鲜为人知，但十分重要。由于罗马史料里没有记载阿塔纳里克缔结和约的确切目的，我们无法得知他的所有想法。但是他显然不是罗马理念里那个简单地代表“他者”的标准蛮族人。30年来，他和他领导的瑟文吉部落一直接受罗马的岁赐，但是为了避免替帝国作战，他们愿意放弃这些岁赐，选择在开放边界进行贸易的特权。这些开放边界是根据之前与君士坦丁缔结的和约设立的。考古证据显示这些特权确实存在，而且归哥特人所有。公元4世纪的哥特遗址上到处都是罗马双耳细颈陶罐的碎片，其中大多数是破碎的葡萄酒罐。（到公元6世纪，“biberunt ut Gothi”——“喝得像个哥特人”——这一说法已经家喻户晓。）尽管如此，阿塔纳里克还是有明确的规划，要让瑟文吉脱离罗马的统治。他能够召集支持这一立场的哥特人，运用精明的策略达到目的。起先，他准备和帝国直接对抗。但普罗科匹厄斯篡位的计划给他提供了干预罗马内政的机会，他转而又选择这条途径——也许是希望普罗科匹厄斯成功后会主动给予哥特人他们从瓦伦斯那里可能要用武力才能得到的东西。
在这一点上，现实与罗马的理念完全背道而驰。尽管无可否认，阿塔纳里克只是一个次要盟友而已，但普罗科匹厄斯的篡权是一个罗马人与蛮族人结盟去对抗另一个罗马人。阿塔纳里克也不是一个漫无目的、决心只是掠夺周边领土的蛮族人。相反，他已经运用各种手段重新协商君士坦丁于公元4世纪30年代彻底击败瑟文吉后强加给他们的义务和特权。君士坦丁还采用惯用的外交手段——扣押人质，试图让瑟文吉部落的统治家族谨记罗马文明的好处。依照和约，瑟文吉部落向君士坦丁堡上交人质，其中就有时任首领的儿子。如果违反和约，被扣押的人质可能会被处死，而且也确实有过人质被处死的例子。但是，一般来说，人质是用来让蛮族的下一代掌权人明白与罗马对抗毫无意义，他们最好欣然接受帝国的统治。这种人质策略有时会奏效。但是这一次没能成功。交到君士坦丁堡当人质的瑟文吉部落的小首领是阿塔纳里克的父亲。虽然罗马在元老院后面给他立了雕像，但是也没有赢得他的支持。（或许他们应该把雕像立在元老院的前面。）他最终传位给儿子阿塔纳里克时，绝对禁止他踏上罗马的领土。阿塔纳里克继续努力，尽力推动瑟文吉部落从罗马独立出来。
他和瓦伦斯的会谈是在船上进行的。这一点间接承认哥特人对多瑙河对面的土地享有主权。新和约的后果是阿塔纳里克可以随意迫害信仰基督教的哥特教徒。我们不久将看到，之前的皇帝在哥特人中大力推行基督教。因此现实和理念再一次背道而驰。阿塔纳里克不是一个低水平的蛮族人，而是一个有清晰规划、重新协商他和罗马帝国关系的藩属王。
如果说德密斯修歪曲事实的演说部分还原了阿塔纳里克的真实一面，那么下面将提到的两个抄本则让我们更直接地了解公元4世纪的哥特世界。一个是《银色圣经抄本》（Codex Argenteus）。这件从古典时期保留至今的珍宝现在存放在瑞典乌普萨拉大学图书馆（Uppsala University Library），是一册“四福音书”哥特译文的豪华抄本。这个抄本公元6世纪时在意大利成书，最初共有336页，保存在乌普萨拉的只有187页。1970年在德国西南部施派尔（Speyer）大教堂存放圣骨的地方又发现一页，当时人们兴奋不已。经文是用金色和银色墨水写在染成紫色的上乘羊皮纸上的——这些羊皮纸是用初生羊羔（甚至还没有出生的羊羔）的皮制成。墨水、染色和羊皮纸都表明这是一本极其昂贵的书，由具有最高地位的人委托抄写。这个人很可能是公元6世纪意大利东哥特王国的国王狄奥多里克大帝（Theoderic the Amal）。另一册抄本没有这么豪华，非常简朴，破损严重，但也同样有其非凡之处，是公元5世纪的抄本，通常被称为《拉丁文巴黎本8907》（Parisinus Latinus 8907）。该抄本主要包括公元381年的阿奎莱亚公会议（Council of Aquileia）的记录和米兰的安布罗斯主教（Bishop Ambrose）的名作《论信仰》（Bishop Ambrose/On the Faith）的第一卷和第二卷。安布罗斯主教坚决拥护的教义后来成为基督教的正统。在这次大公会议上，安布罗斯主教击败对手，其中有一个是拉提亚里亚（Ratiaria）的帕拉迪乌斯主教（Bishop Palladius）。他在《论信仰》的页边上写下关于阿奎莱亚公会议的评论。除了这个破损的抄本，该评论没有在其他地方出现过。评论中有一封杜罗斯托鲁姆的奥森丢主教（Auxentius of Durostorum）写的信。这封信和《银色圣经抄本》都体现了阿塔纳里克的一个地位卑微的臣服民的非凡成就。此人就是乌尔菲拉（Ulfilas），哥特人的“小狼”（Little Wolf of the Goths）。
乌尔菲拉生于公元4世纪初，是生活在瑟文吉部落的罗马俘虏的后代。他们是在公元3世纪后期随大批俘虏一起被哥特人掳走。当时哥特人从俄罗斯南部经黑海向小亚细亚的罗马人发动海上进攻。乌尔菲拉的家人从卡帕多西亚（Cappadocia）的帕纳萨斯（Parnassus）附近一个叫做萨达哥尔提那（Sadagolthina）的小村庄［位于现在土耳其中部塔图湖（Lake Tattu）的北岸］被掳走。他的名字是“小狼”的意思，很明显是哥特语，表明这些俘虏在语言上已经适应新环境，但他们也继续使用自己的语言。除了哥特语之外，乌尔菲拉还能用拉丁语和希腊语读写，其中他可能最喜欢希腊语。他的这些成就很大程度上说明了当时罗马俘虏的生活状况。他们很可能形成一个有相当自治权的农耕团体，需要向掌管他们的哥特人缴纳大部分生产品，但除此之外基本上就可以听任自便了。乌尔菲拉就在这样一个多语言的环境下长大成人，成为一名初级牧师，在这群流亡者的教会里担任诵经员。古典时期后期其他蛮族人的领地上也存在这样的臣服民群体。他们中有些经过几代后还保留与蛮族的差异感。就乌尔菲拉而言，当时帝国正忙于推行基督教，这个第二代非自愿移民相对默默无闻的生活将被瑟文吉碰巧是离罗马边界最近的哥特人这一事实彻底改变。
公元4世纪40年代初，君士坦提乌斯二世决定增加阿塔纳里克的父亲等人质的筹码。当然，如果没有他父亲君士坦丁于公元4世纪30年代在瑟文吉部落确立的军事统治，君士坦提乌斯二世也无法以他即将采取的方式来显示自己的政治力量。为了表示他笃信基督教，君士坦提乌斯二世策划了一系列行动。其中一项便是要改善处于异教徒统治的基督徒的命运。于是，公元341年，他将已在俘虏群体中脱颖而出的乌尔菲拉召回君士坦丁堡，任命他为“哥特人之地基督徒”的主教。随后，乌尔菲拉回到多瑙河以北，在接下来的七年时间里，为他的教徒服务，乐此不疲。但是公元347年年底至348年年初，麻烦出现了。乌尔菲拉发现自己深陷哥特人和罗马人的外交危机之中，和大批信仰基督教的哥特人一起被瑟文吉统治者逐出哥特人的领地。史学家猜测，他可能向俘虏群体以外的哥特人传播了教义，但也可能是由当时的政治环境造成的。到公元348年，由于罗马和波斯之间最近一个回合的交锋，君士坦提乌斯二世打算从瑟文吉部落再抽调一支军队，停止推广基督教的行动也许是他为此需要付出的代价。尽管如此，君士坦提乌斯二世还是去了多瑙河迎接乌尔菲拉，“仿佛他就是摩西（Moses）本人”。
事情看似已经结束，但它只不过才刚刚开始。乌尔菲拉及其信徒在多瑙河边界附近的尼科波利斯-阿德-伊斯特鲁姆（Nicopolis ad Istrum）定居下来，和留在哥特人领地的基督徒仍然保持联系。乌尔菲拉就是在这里把《圣经》翻译成哥特语的——这个哥特译版通过《银色圣经抄本》保留下来。乌尔菲拉的方法很简单，他将公元4世纪通用的希腊文《圣经》逐字翻译成哥特语。相比哥特语，译文受希腊语语法和句法的影响更多。这是一个惊人壮举。乌尔菲拉认为《旧约》中的《列王记》会促使哥特人变得更加好战，因此根据惯例，除了《旧约》中的《列王记》之外，他翻译了所有内容。瑟文吉族哥特人的一个地位低下的臣服民已经创造出第一部日耳曼语的文学作品。
这是有关乌尔菲拉的一个故事。《拉丁文巴黎本8907》里奥森丢在信里讲述了他的另一个故事。君士坦丁改信基督教给基督教带来翻天覆地的变化。变化之一是，基督徒不再因罗马政府的反对而不得不分散居住，他们有必要规定一套教义。这一过程始于公元325年召开的尼西亚公会议（Council of Nicaea）。会议规定圣父与圣子之间的关系是“本体相同”（homousios）。教义之争拉开序幕。直到公元381年君士坦丁堡公会议后，几经争论，尼西亚公会议上对基督教教义的定义才完全被人们接受。其间56年的大部分时间里，罗马的基督教正统一直坚持更传统的立场，认为基督和圣父“相似”（homoios）或“本体相似”（homoeusios）。
在这个过渡时期，牧师们花费大量精力建立联盟。他们中许多人迄今为止只是简单地以为他们有共同的信仰。现在，他们不得不做出抉择，众多宗教立场中到底哪一个才能最好地体现自己对信仰的理解。公元348年之后，乌尔菲拉出场了。奥森丢在信中提到乌尔菲拉在遗嘱中所做的信仰声明，并简明扼要地解释了声明背后的考量。乌尔菲拉是一个比较传统的基督徒。他认为尼西亚公会议对基督教教义的定义与《圣经》的内容相悖，似乎也不能区分圣父和圣子，因而无法接受。据奥森丢记载：
［乌尔菲拉］的信仰与传统及《圣经》相符，他从不掩饰这个［圣子］居于次位，是万物的创造者，他由圣父而生，依圣父而生，因圣父而生，为圣父的荣耀而生……［圣子］认为圣父［比自己］更伟大［《约翰福音》14：28］——他一直都根据《约翰福音》明确地表达了这个观点。
而且，人们听信他。奥森丢还记载道：
［乌尔菲拉］在主教教区的事业繁荣兴盛，40年间持续不断地用希腊语、拉丁语和哥特语布道门徒的恩典……见证了基督，我们的主和上帝只有一群教徒……他所说的和我所写下来的都源自《圣经》：“读这经的人须要会意。”［《马太福音》24：15］他留下了一些用这三种语言写成的论文和评论，造福那些愿意接受他信仰的人，也作为对他的永久纪念和奖赏。
很遗憾，这些论文和评论没有留存下来。乌尔菲拉最终在教义之争中败下阵来。他的作品及其教派中许多人的作品都没有保存下来。但是我们通过奥森丢和其他史料了解到，乌尔菲拉受到君士坦提乌斯二世和帝国东部的皇帝瓦伦斯的极力拉拢，最终分别在公元359年和370年签署了他们提出的教义协议。他还在巴尔干半岛（Balkan）培养了一批有权有势、拒绝接受尼西亚教义的主教。奥森丢和拉提亚里亚的帕拉迪乌斯都属于其中之列。乌尔菲拉最后一次出场是在公元381年的君士坦丁堡公会议，70岁的他再次投入教义之争。这是他的最后一搏。实际上，大公会议的决定使乌尔菲拉及其信徒的历史地位变得无足轻重。但是在他的有生之年，情况截然相反。这个出身卑微的哥特臣服民在公元4世纪中叶的教义之争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现实又一次与罗马的理念背道而驰。在罗马人眼中，蛮族人被认为是感性主义者，完全不会理性思考，也不会做计划。除了对下一个解决方案的强烈欲望之外，他们缺乏任何动机。但是公元4世纪的这两个蛮族人既不愚蠢，也不缺乏理性。在哥特社会的顶端，阿塔纳里克和他的议员们面临着想出办法应对强大的罗马帝国的残酷现实。他们既没有希望在公开对抗中打败它，也没有希望将自身和它隔离。然而，他们可以制定规划，执行计划，按照最有利的方式打造与帝国的关系，同时又能缓和罗马统治中过于苛暴的方面。他们还是罗马在战时和内乱时最可取的盟友，有时也能有效操控事态。比他们社会地位低的人中也有能读写希腊语和拉丁语的群体，传输足够的基督教文化，培养出像乌尔菲拉这样的人。
因此，罗马人和哥特人的现实关系并不是罗马理念里绝对优等的人和低等的人之间无休止的冲突。罗马人依然摆出高高在上的样子，是统治者，但是哥特人也可以派得上用场。他们之间的周期性冲突是外交运作的一部分，双方都设法将自己的利益最大化。蛮族人已经今非昔比。即便是被罗马人坚定不移地塑造成次要成员，哥特人也是罗马世界的一部分。
这个观点也不是只局限于多瑙河地区的哥特人，尽管公元4世纪的日耳曼部落大多都没有像瑟文吉部落这样被翔实地记录下来。对帝国领土的小规模入侵屡见不鲜。公元370年撒克逊人的来犯也许算是比较严重的，但是德密斯修在讲述公元367年至369年的哥特战争时，并没有歪曲事实，他在结尾处明确指出瓦伦斯加强多瑙河下游一些地区的防卫，而这些都是之前的皇帝从未涉及的地区。瓦伦斯和他的哥哥在建造防御工事和部署驻军方面都非常积极。但在公元4世纪，罗马的欧洲边界上每一代皇帝统治期间大约只发生一次重大冲突。公元4世纪10年代，君士坦丁皇帝采取第一批行动。其中之一就是大规模平定莱茵河边界法兰克人（Franks）和阿勒曼尼人的领地（地图4）。直到公元4世纪50年代初，我们都没有听说有其他严重的冲突。公元364年至365年再次爆发的动乱和罗马改变政策、单方面缩减外援预算有关。除此之外，直到公元4世纪70年代末，这一带都没有发生什么重大事件。在更东边的地区，公元4世纪30年代君士坦丁统治的较晚时期，罗马军队大举干预多瑙河中游边界对面的萨尔马提亚人（Sarmatians）、夸迪人（Quadi）和马可曼尼人（Marcomanni）。公元357年和374—375年，这一地区又分别再次爆发冲突。如前文所述，公元4世纪30年代签订的和约使多瑙河下游哥特人居住的地区维持和平约30年之久。
在这些战役中，罗马人克服各种困难，确立了他们的军事统治地位。他们有时大范围掠夺，迫使对方臣服，有时精心筹备，发动战争打败对方。例如，公元357年，尤里安皇帝率领一支1.3万人的罗马军队在莱茵河地区罗马境内的斯特拉斯堡附近向聚集在那的阿勒曼尼各部落发动进攻。尤里安取得重大胜利。阿勒曼尼人的至高首领切诺多玛（Chnodomarius）率领的3.5万敌军中约有6000人战死沙场，无数人在逃离时葬身于莱茵河。而罗马方面总计只有243名士兵和4名高官阵亡。
这次战役有力地证明了帝国后期罗马军队经过重组后依然具有很强的战斗力。从在法国北部屠杀撒克逊入侵者，到君士坦丁征服瑟文吉，从各个层面而言罗马在其欧洲边界上都占据这种军事优势。
一方面，这种胜利本身也是一种结束。它惩罚、威慑蛮族人。当然，史学家阿米安认为，罗马有必要定期打击蛮族人，让他们维持和平。但另一方面，军事胜利是建立更广泛的外交协议的第一步。斯特拉斯堡战役结束后的两年时间里，尤里安在莱茵河对岸逐个和阿勒曼尼的首领们签订和约。与此同时，共治皇帝君士坦提乌斯二世也在多瑙河中游同各部落缔结和约。
如前文所述，这些和约基本上都是以同样的方式呈献在罗马人民面前的：蛮族人彻底投降［在拉丁语中称为“归降”（deditio）］，然后罗马仁慈宽厚，和他们有条件缔结和约［在拉丁语中称为“联盟”（foedus）］，使他们成为帝国的臣服民。然而事实上，各部落被迫臣服的程度和实际约定的内容都各不相同。公元357年，君士坦提乌斯在多瑙河中游时，罗马人完全掌控局势。像这种情况，罗马很可能干涉对手的政治结构，从罗马的长远利益出发，废除那些显得过于危险的联盟，推动顺从的次级首领独立掌权。这些和约里都包括罗马从蛮族中招募新兵这项内容，有时还规定他们为特定战役提供更多军队。公元357年至358年，尤里安皇帝还让阿勒曼尼人赔偿他们所造成的损失。像这次一样，这种赔偿往往采用粮食供给的方式，但如果无法赔偿粮食，他们就得提供劳动力和建筑用木材，并支付运费。提交人质也是一种惯用做法，例如阿塔纳里克的父亲就是一名人质。有时这种方式收效颇大。阿勒曼尼的一个小首领在罗马境内接触了地中海地区的宗教，感触颇深，返回后根据埃及神塞拉匹斯（Serapis）把自己的儿子改名为赛拉比奥（Serapio）。罗马人没有完全掌控局势的时候，他们就要求蛮族人提供劳动力、原材料和兵力，并批准已经独立发展的政治结构。不管怎样，罗马的边界对面分布了众多主要由日耳曼人统治的藩属国，它们确确实实是罗马世界的一部分。
但这并不意味着这些藩属国完全由罗马控制，或者像我们在阿塔纳里克的案例中看到的那样，必然会乐意成为罗马秩序里的次要成员。如果罗马有其他当务之急的话，蛮族部落就会或暂时或长久地繁荣起来。例如，公元4世纪50年代初，帝国西部爆发一系列篡位行动。首先是帝国东部的皇帝君士坦提乌斯之弟君士坦斯（Constans）被杀。君士坦提乌斯的当务之急在于镇压篡位者。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切诺多玛才得以逐步建立起一支将在斯特拉斯堡和尤里安对阵的阿勒曼尼军队。然而，一旦篡位者被镇压，罗马便和阿勒曼尼人展开了持续两年的战争，控制并彻底击败他们。对于罗马人来说，切诺多玛太过挑衅，甚至还夺取罗马在莱茵河附近的领土，他们不会考虑同他交易。然而，大约十年之后，阿勒曼尼部落又出现了一位卓越的首领：马克里阿努斯（Macrianus）。瓦伦斯的哥哥瓦伦提尼安一世耗费五年时间，试图通过一系列的绑架和谋杀行动来抑制他的权力。但是，和切诺多玛不同的是，马克里阿努斯从未觊觎过罗马的领土。因此当动乱在多瑙河中游酝酿之时，瓦伦提尼安一世邀请他在莱茵河的船上会谈，就像瓦伦斯在多瑙河上接见阿塔纳里克那次一样，而且也不怎么失面子。瓦伦提尼安一世认可马克里阿努斯的杰出才能，马克里阿努斯也成为罗马的忠实盟友，终生未变。这些藩属国也有不涉及罗马的政治规划。阿勒曼尼部落之间的政治生活有其自己的模式，首领之间定期互相宴请。我们还知道阿勒曼尼人和法兰克人及勃艮第人（Burgundians）都发生过战争，但战争的原因和结果无从得知。
那么从整体来看，罗马与公元4世纪欧洲边界对面的藩属国之间的关系很难与其理念中的蛮族人与罗马的传统关系完全相符。就各个层面而言，双方即便不是平等关系，也都享有互惠关系。藩属国和帝国有贸易往来，为帝国的军队提供新兵，定期受到帝国的外交干预和文化影响。反过来，他们每年基本上都能从帝国获得援助，（至少有时候）受到帝国一定程度的尊重。其中的一个显著特征是，和约通常是根据藩属国和罗马双方的规范正式确定下来的。即便帝国的政治精英在纳税人面前仍不得不假装日耳曼人没有取得什么进步，他们也已经远不再是罗马人想象中的“他者”了。近年来人们越来越清晰地认识到，罗马人和日耳曼人外交关系中的这种新秩序是建立在日耳曼社会的一系列深远变化之上。
文字史料里确实包含一些重要线索，表明阿米尼乌斯和阿塔纳里克之间的三个半世纪里日耳曼地区经历了一些根本性变化。公元3世纪中叶，塔西佗作品里提到的西部地区一些著名的日耳曼部落突然消失了，再也没有在史料中出现过。切鲁西人、卡蒂人等被四支新部落替代：莱茵河边界的法兰克人和阿勒曼尼人，以及更东边的撒克逊人和勃艮第人（地图4）。黑海以北的欧洲东南部此时也经历了重大政治变化。到公元4世纪，罗马多瑙河边界到顿河（River Don）之间的大片领土被哥特人和其他日耳曼部落占据。这样，帝国后期日耳曼尼亚的面积比公元1世纪时的还要大。
黑海北部的新形势是由来自西北部的日耳曼移民造成的。这些移民大部分来自现在的波兰中部和北部。公元180年至320年间，他们通过一系列彼此独立的小规模行动已经迁到喀尔巴阡山附近。在黑海北部，这些迁徙中的部落彼此争夺，他们也和达契亚语族的卡尔皮人（Carpi）和伊朗语族的萨尔马提亚人等当地部落相互争斗，还和罗马驻军冲突。公元275年，帝国决定放弃多瑙河北部的达契亚行省，公元300年前后，大批卡尔皮人最终在罗马领土上重新安置下来。暴力争夺殃及了罗马，其领土频繁遭到侵犯，乌尔菲拉的父母便是在这样的突袭中被掳走。结果，这一带出现了一批主要由哥特人统治的政治单位，其中阿塔纳里克领导的瑟文吉部落离多瑙河最近。在他们的北部和东部还有一大批未知部落。
我们不知道这些政治单位人口构成的相对比例，但其人口构成肯定相当复杂，有大量达契亚人和萨尔马提亚人生活在哥特移民和其他日耳曼人的政治保护伞下，还有罗马俘虏。罗马史料的记载以及乌尔菲拉的《圣经》是用日耳曼语写成的这一事实都说明日耳曼移民的统治地位毋庸置疑。
一直以来人们都在激烈争论莱茵河边界及其腹地部落名称变化的意义。这些变化十有八九都涉及移民。勃艮第人确实在塔西佗关于公元1世纪日耳曼尼亚的描述中出现过，但值得注意的是，他们的居住地位于公元4世纪的勃艮第人居住地的东北部。这种场所的变化完全有可能是迁徙造成的。但和东部的情况一样，这种迁徙可能没有采取完全替代已有人口的形式。
此外，我们知道一些原有的部落还依然存在，只是换了名称。据某一史料记载，卜茹克特累人、卡蒂人、阿姆普斯发里人（Ampsivarii）和切鲁西人都属于法兰克部落联盟。同时代记载翔实的史料表明，阿勒曼尼部落里总是有多位首领同时执政，每位首领都有其高度自治的势力范围。例如，在斯特拉斯堡战役中，尤里安面对的是七位首领和十位小首领。
然而，与此同时，阿勒曼尼社会不断产生至高首领：每一代首领中都有一位比其他首领掌握更大的权力。这些至高首领中有公元357年在斯特拉斯堡战役中被尤里安打败的切诺多玛，罗马政策接下来针对的新兴势力瓦多马里乌斯（Vadomarius），和瓦伦提尼安一世最终在公元374年被迫承认的马克里阿努斯。至高首领不能世袭，也没有资料记载他们是如何成为至高首领的，以及成为至高首领有何益处。罗马史料无意记录这些内容。然而，很有可能至高首领一旦提出要求，各联盟部落就得向他提供经济和军事援助。这是一个重大发展，表明公元3世纪部落名称的变化具有真正的政治意义。在阿勒曼尼人的领地上，公元1世纪时的小部落仍是典型的独立政治单位，现在一种新的上层建筑已经渗入其中。虽然没有史料可循，但同时代的法兰克人和撒克逊人完全有可能也发展了类似的统一机制和做法。更东边的多瑙河地区的瑟文吉族哥特人肯定已经发展了类似的统一机制和做法。阿塔纳里克就统治了数量不详的首领和小首领结成的联盟。
但是公元4世纪的日耳曼尼亚并不仅仅是在政治结构上有别于公元1世纪的日耳曼尼亚。大量考古证据使我们对成就阿塔纳里克联盟的更深层的社会和经济变化有了新的认识。故事开始于罗马莱茵河北部边界以东的泥田里。20世纪60年代初，在荷兰的韦斯特（Wijster）和德国的费德森-维尔德（Feddersen Wierde）挖掘出两处乡村遗址。这次挖掘发现具有突破性意义。两处遗址结果都是始于公元1世纪的农耕居住地，其居民既从事农业又从事畜牧业。这一发现的突破性在于，韦斯特和费德森-维尔德基本上一直都是村落，有大量房屋，并且同时都有人居住：韦斯特有50多座房屋，费德森-维尔德有30多座。此外，一直到公元5世纪以前，这两个居住地都一直有人居住。这一发现的意义在于它说明了日耳曼地区农业活动的情况。
公元前的最后几个世纪里，日耳曼地区盛行的农耕方式是粗放型的，而非集约型的，耕作期短，休耕期长，二者交替，需要相对较大面积的土地来供养一定的人口。这些铁器时代的民族缺乏维持耕地肥沃、进行长期生产的技术，只能利用这些土地耕种几年，就得迁到别的地方去。犁地一般是刮出窄的、纵横交错的土沟，而不是翻出较深的犁沟，让杂草腐烂后将养分保留在地里。他们的主要肥料是草木灰。
韦斯特和费德森-维尔德两个居住地在耕种类型上存在差异。罗马时代初期，西部的日耳曼人形成全新技术，用动物的粪便作肥料，可能还采用了更复杂的两作轮种制，以增加产量，延长土地的生产期。于是，在欧洲北部，人类第一次有可能在几乎固定的居住地集中［或者“聚集地”（nucleated）］生活。在更北边和更东边的地区，用动物的粪便作肥料的技术传播得要慢一些。在威尔巴克（Wielbark）文化和普沃斯基（Przeworsk）文化地区（位于现在波兰境内），公元1世纪和2世纪的日耳曼人居住地依然规模小，居住时间短，并且位置分散。然而到公元4世纪，新技术已经在这里牢牢扎根。黑海以北哥特人统治地区的居住地规模可能十分庞大，其中最大的布德斯提（Budesty）面积有35公顷。人们还发现一些犁耕设备，足以证明当时在哥特人统治下，人们已经使用铁制犁刀和铧头来正确地翻土——可能犁得不是很深。近期研究表明，斯堪的纳维亚（Scandinavia）地区也出现了村落。集约型的耕种业正在发展。花粉分析证实，从公元纪年开始到公元5世纪，在现在的波兰、捷克共和国和德国这片广阔地区，谷物花粉达到前所未有的高点，而草类和树木花粉在减少。大片的新土地被用来进行更集约型的耕作。
农业发展的一个重要结果便是在罗马时期的几个世纪里，日耳曼地区人口大幅增长。粮食供给是人口规模的基本约束。日耳曼人的农业革命大大提高了粮食供给量。墓地的发现也证明了人口的增长。罗马时期一直持续使用的墓地都表明帝国后期埋葬人数急剧上升。
其他经济部门也发生了变化。我们无法对此做全面的综述，但是日耳曼尼亚的铁矿生产有了大幅增长。在罗马时期，波兰位于圣十字山（Swietokrzyskie Mountains）和南马佐维亚（Mazovia）的两个最大的铁矿中心产出800万—900万公斤生铁，远远超出普沃斯基当地人口的消费能力。我们还发现许多规模较小的采矿遗址和冶炼遗址，例如在斯尼西（Sinicy，位于乌克兰，由哥特人统治）一条河边发现约15座公元4世纪的铁铺遗址。陶器的情况也十分相似：罗马时代初期，日耳曼人的陶器都是手工制成，显然多半是在当地专门制作的。到公元4世纪，这种陶器逐渐被陶轮制品替代。陶轮制品由技艺精湛的工匠制成，烧制温度更高，因此更精致耐用。日耳曼尼亚的制陶工人是否能以此为生，我们无从得知。但可以确定的是，日耳曼尼亚的经济已经开始多样化。这种变化在针对精英消费的生产领域最为明显。随葬器物显示公元纪年的最初几个世纪里，玻璃制品受到日耳曼人的青睐。直到公元300年前后，在日耳曼尼亚发现的玻璃遗物都是从罗马帝国进口的。这大概是它们之所以宝贵的原因——就像现在的意大利手提包。然而，20世纪60年代，发掘者在喀尔巴阡山附近的科马洛夫（Komarov）发掘出一个公元4世纪的玻璃铸造厂。它生产出来的产品分销范围广泛［从挪威（Norway）一直到克里米亚（Crimea）］，品质上乘，以至于人们之前一直以为这些产品都是从罗马进口的。这个铸模齐全的玻璃铸造厂确切表明那些产品的产地是在日耳曼尼亚。
贵金属的情况也大同小异。在日耳曼地区几乎没有发现公元前当地生产的贵金属制品。公元1世纪和2世纪的装饰品大部分仍只是青铜制品。到公元4世纪，各种复杂的银质搭扣已经成为日耳曼人常用的服装配饰；还有一些尺寸更大的银制品存留下来。例如19世纪后期在罗马尼亚的彼得罗阿萨（Pietroasa）发掘出来的著名宝藏，里面就有一些银盘。彼拉德瓦拉色卡村（Birlad-Valea Seaca，位于现在的罗马尼亚境内）的发现至少显示了一部分商品的制作过程。彼拉德瓦拉色卡可能属于瑟文吉部落首领阿塔纳里克的领地。用鹿角拼接成的梳子是黑海北部哥特人的典型随葬品。一些日耳曼部落用发型来表示自己的部落身份［例如苏维比（Suebian）发结］，或自己的身份地位［例如法兰克的梅罗文加（Merovingian）统治者的长发］。发掘者在彼拉德瓦拉色卡发掘出近20个棚屋，里面有成品梳子和不同生产阶段梳子的组成部件。很明显，这整个村落都在从事梳子的制造。
还有很多情况我们都不了解。这些梳子是商业制品还是用来交换的？这是不是一个臣服的村落，每年都要进贡大量梳子？无论答案是什么，经济革命改变了公元4世纪的日耳曼地区。毫无疑问，它的影响深远，意义重大。新的技能逐步提高，产品的分销范围也渐渐扩大。一些产品可能不是商业制品，例如，用来当作首领相互赠送的礼物。但是据我们所知，瑟文吉部落以及莱茵河地区的一些部落和罗马有广泛的贸易往来。虽然日耳曼尼亚没有发行货币，但是罗马钱币大量流通，往往成为交换媒介。（据塔西佗记载，公元1世纪时，莱茵河地区的日耳曼人已经使用优质的罗马银币作为交换媒介。）
经济发展必然带来社会变革。日耳曼地区并不是从来都有举足轻重的社会精英。或者，至少从墓地这一主要信息源来看，我们看不到社会精英的存在。公元前近一千年的时间里，欧洲中部和北部基本上普遍遵循的主要丧葬礼俗是火葬，并且各地的随葬品也差不多都一样：简陋的手工陶器和装饰古怪的搭扣。直到公元前3世纪才出现厚葬（其中最宏伟的墓葬经常被称为“王侯之墓”，德语是“Fürstengraber”），但也十分罕见。在同一日耳曼居住区，用明显不同的物品给不同部落成员陪葬的做法最早始于罗马帝国时期。在西部，厚葬主要集中在两个时间段：一些是公元1世纪末的，另一些是公元2世纪末的。但是“王侯”根本不可能只存在于这两个孤立的时间段。因此厚葬和社会地位之间没有简单的关联。更东边的地区，在整个罗马时期，随葬品的数量也逐渐增多，但是直到公元2世纪，日耳曼人才开始探索用其他方式来标志特殊地位，例如大石堆。当然，厚葬最能表明安葬者的派头和地位。还有人提出厚葬更多是社会竞争，而非财富的特征。
幸运的是我们有一些更确凿的证据，有些还是文字史料，可以帮助阐释日耳曼地区社会变革的长远意义。虽然我们没有证据证明公元1世纪时部落首领可以世袭，并且即便是小部落也经常会由多位首领共同统领，但是公元4世纪时瑟文吉部落连续三任首领都来自同一家族：他们分别是阿塔纳里克、他做过人质的父亲和同君士坦丁谈判的瑟文吉部落首领。希腊语和拉丁语史料不断把这些首领称为“士师”，但我们不知道“士师”代表什么头衔。我们完全有理由认为在这些至高首领之下、属于社会第二阶层的首领和小首领的权力也是世袭的。类似模式也普遍存在于阿勒曼尼部落中。我们之前特别提到至高首领不是世袭的，主要是因为罗马往往会消除那些获得至高首领地位的人；但是阿勒曼尼部落次级首领的地位显然是世袭的。以埃及神之名重新将儿子命名为赛拉比奥的梅德里库斯是阿勒曼尼部落提交的人质中地位极高的一个。他和公元357年率领阿勒曼尼人在斯特拉斯堡吃了败仗的切诺多玛是兄弟。赛拉比奥也是一位首领，在斯特拉斯堡战役中指挥军队的右翼——这也许表明他并不喜欢这个地中海名字。继承权不一定是由父亲直接传给儿子，但是切诺多玛、梅德里库斯和赛拉比奥代表一个宗室，能把权力世代传承下去。对于其他阿勒曼尼部落的首领而言，情况可能也一样。当罗马人认为至高首领瓦多马里乌斯对他们构成的威胁太大的时候，他们将他干掉，并且还杀死了他的儿子维提卡比乌斯（Vithicabius）。这表明父亲的权力至少有可能被继承。
我们通过考古发现还了解了公元4世纪日耳曼精英的情况。考古学家已经界定一些散布在日耳曼尼亚的精英统治者办公和居住的场所。乌拉赫（Urach）小镇是莱茵河河谷边典型的阿勒曼尼地区。在小镇被称为“圆山”（Runderberg）的山上发掘出大规模的公元4世纪木壁垒。壁垒围绕一块长70米、宽50米的圆角长方形地区，里面建有一座木会堂，会堂下方依山建了些较小建筑。这座会堂很可能是阿勒曼尼部落首领组织首领聚会的场所，当然也款待过他们的家臣。由于这次挖掘成果还没有完全发布，我们还不清楚居住在那些较小建筑里的是家臣、工匠，还是普通的阿勒曼尼人。在更东边的地区，考古学家已经在哥特人统治的地区发现亚历山德罗夫卡（Alexandrovka）等防御中枢，并对其进行了一定研究。黑海北部大部分遗址上，罗马陶器的碎片占考古发现总数的15％—40％。在亚历山德罗夫卡，罗马双耳细颈陶罐（主要用来盛葡萄酒）的碎片总计达72％。很显然，这里招待了不少客人。在卡门卡-安特克拉克（Kamenka-Antechrak）发现一座别墅，可能归某位哥特首领所有。别墅由四栋石屋、附属建筑和庭院组成，占地面积3800平方米。别墅的贮存设施齐全，罗马陶器制品数量超过平均水平（超过50％，既有盛红酒的双耳细颈陶罐的碎片，又有精细餐具）。这表明卡门卡-安特克拉克也是一个主要的消费中心。罗马尼亚的彼得罗阿萨发现的陶器和贮存设施表明，公元4世纪的某位哥特首领利用原有的罗马要塞作为自己的别墅。这种独立的日耳曼精英住所是一个新现象。
显然，日耳曼人经济革命带来的新财富最终没有平均分配，而是由特定群体掌控。所有新财富——例如工业革命所带来的财富——都会引发人们对其掌控权的激烈争夺，如果掌控的新财富足够多，其掌控者就会建立全新的权力结构。例如在欧洲西部，地主阶层自中世纪起就一直是统治阶层，但工业革命最终摧毁了他们的社会和政治统治，因为和工业创造的新财富相比，即便大面积耕种，所创造的财富也少得可怜。因此，日耳曼尼亚的经济革命促发社会政治变革也就不足为奇了。一些相关的变革过程在考古发现中得到证实。
在古典时期，水洼和泥炭沼在日德兰半岛（Jutland）的大部分地区星罗棋布，现在基本上都因开垦荒地干涸了。近期发掘的遗迹表明，由于水洼和泥炭沼能够吞噬体积庞大的物体，日德兰半岛和北海沿海腹地的水洼和泥炭沼一直以来都被附近的居民用来存放祭品。这片地区已经发掘出从战车到金质盘碟等不同时期的各种祭品。从公元2世纪后半叶到4世纪，日耳曼人还用武器献祭，在维莫斯（Vimose）、托尔斯比尔（Thorsbjerg）、乌斯特尔索鲁普（Ostersotrrup）附近的尼达姆（Nydam）和伊斯布勒-莫斯（Ejsbøl Mose）地区的水洼和泥炭沼里发现不少武器祭品。这些祭品很多都是扈从大队的武器和装备，有的甚至是整支军队的。作为祭祀行为的一部分，这些武器和装备都依照仪式被毁坏。在日德兰半岛南部伊斯布勒-莫斯发现的公元3世纪的遗物令人震撼，从侧面反映了这些武器原来所属军队的情况。在这次发掘工作中，考古学家发现一小支军队的武器，这支军队中有200人手持标枪、长矛和盾（至少有60人还佩带刀剑），人数不详的弓箭手（发掘出675个箭头），以及12—15人使用的更高级的装备（其中有9人骑马）。这支军队组织严密，等级分明，军事专业化程度相当高：包括首领和扈从，不是一群兼营农业的士兵。
由此，我们可以看到部落首领为了确保权力世袭是如何拉开他们与普通部落成员之间的距离。公元1世纪，日耳曼地区权力的盛衰起伏，瞬息万变。但如果一个家族有一代人能够利用它的新财富招募一支像伊斯布勒-莫斯发掘出的军队那样有组织的军事力量，并将财富和扈从都传承给后代的话，这个家族在几代人中继承权力的可能性就大大增加了。通过厚葬想要表达的权力和地位实际上需要有组织的军事力量来强化。到公元4世纪，拥有扈从成了权贵的一个关键特征。斯特拉斯堡战役中败在尤里安手下的阿勒曼尼首领切诺多玛有一支200名战士组成的个人扈从队。
这让人不禁想起伊斯布勒-莫斯那支军队的遗物。
一些史料强调，这些扈从除了作战外还有很多用途。公元369年，哥特人阿塔纳里克率领瑟文吉部落部分脱离罗马的统治。之后他对基督徒进行迫害，催生了《圣萨巴受难记》（Passion of St Saba）。该文献生动地讲述了哥特殉道者萨巴所受的迫害和死亡。萨巴不是罗马俘虏的后代，而是一个“地地道道的”瑟文吉。《圣萨巴受难记》写于罗马境内圣萨巴受难的地方。该文献为我们提供了众多宝贵信息，其中之一便是瑟文吉部落的中层首领都有自己的扈从，并通过他们来实现自己的意愿。萨巴最终就是死于阿塔里德（Atharid）的扈从之手。
扈从还有助于解释公元4世纪权力中心的性质。如前文所述，这些权力中心是作消费中心用的（例如圆山和罗马尼亚的彼得罗阿萨）。据中世纪初的史料记载，日耳曼首领需要宴请忠心耿耿的部下。这种做法完全有可能自古就有。宴请不仅需要大会堂，还要有固定的食物供给和采购罗马葡萄酒这类非本地经济产品的手段。专业工匠的存在还说明，日耳曼尼亚的经济已经充分发展，超出原有的亚斯多夫常规，足以供养更多的非农业生产者。
泥炭沼沉积的遗物还说明了一个重要问题。作为献给神灵的祭品，它们很可能是为战争胜利而献的感谢祭。伊斯布勒-莫斯的沉积遗物是某部落在庆祝歼灭 200名敌人时被沉到泥炭沼深处的敌军武器。他们到底是些什么人，我们无从得知。是不是被另一支日耳曼部落打败的日耳曼部落？据塔西佗记载，一支卡蒂（Chatti）部落在争夺盐矿的斗争中被一支厄尔门杜累（Hermenduri）部落打败。他对这两支部落的评论很能说明问题：“双方都发誓，如果取得胜利，就把敌人献祭给玛尔斯（Mars）和墨丘利（Mercury）。这个誓言意味着将战败的整支军队连同他们的马匹和所有财物都作为祭品献祭。”
显然，在祭祀仪式中用战败的敌人献祭已经屡见不鲜。公元1世纪的一支小部落就能打败200多名敌人，因此伊斯布勒-莫斯的沉积遗物有可能是庆祝歼灭一群袭击日德兰半岛南部的战斗人员，他们突袭的目的可能是为了获取战利品，也可能是为了确立统治地位，确保他们源源不断地获得贡品和食物。无论如何，这些遗物表明新财富通常会分配不均，但这也必定会引起冲突。
罗马时期日耳曼尼亚大部分地区的另一个特征是用武器陪葬的墓葬数量明显增加。军事扈从不仅是社会政治变革的结果，还是社会政治变革的手段。从公元2世纪到4世纪，部落内部大规模的暴力冲突可能是日耳曼地区的一个特征。阿勒曼尼联盟、法兰克联盟和撒克逊联盟，这些新联盟的世袭统治者很可能是通过激烈的斗争才确立他们的统治地位。在更东边的地区，哥特人统治的地区情况也类似，只是涉及更多的迁徙成分。但要想建立阿塔纳里克领导的瑟文吉那样的联盟，他们还得制伏当地人，确立可以世袭的新等级制度。在西部和东部，地区财富的增长导致权力争斗，促使专业军事力量的出现，成为赢得权力的手段。这些过程导致一个结果，即更大规模的政治联盟成为公元4世纪日耳曼尼亚的一大特色。
有学者断定，早在公元4世纪的日耳曼社会，只有配备武装家臣的贵族阶层才起着重要的政治和军事作用。但除了那些随葬器物丰富的墓葬之外，很多公元3世纪和4世纪的墓葬里都有一些随葬器物：男人的墓葬里有武器，女人的墓葬里有各式各样的精致珠宝。这些墓葬不计其数，不可能都是首领或封建贵族的墓葬。我们可以根据后来的文字史料推断出这些墓葬的主人。公元5世纪后期和6世纪初期，西罗马帝国灭亡后继之而起的日耳曼王国制定了大量法律。据这些法律文件描述，这一时期的日耳曼（和日耳曼人统治的）社会基本上由三个等级组成：自由民、解放奴隶和奴隶。在罗马，解放奴隶的后代是完全意义上的自由民。与之不同，在日耳曼地区，解放奴隶的身份是世袭的。三个等级之间禁止通婚。倘若有人要进入其他等级，必须公开举行复杂的仪式。这种法律分类的做法在哥特人、伦巴底人（Lombards）、法兰克人和盎格鲁－撒克逊人（Anglo-Saxons）等日耳曼部落中相当普遍。我们可以看到，一个相对较大的自由民阶层，而非相对较小的封建贵族阶层，在意大利的东哥特王国（Ostrogothic）起着重要的政治和军事作用，在法兰克王国和伦巴底王国拥有土地，起着重要的政治及军事作用。公元5世纪和6世纪，在盎格鲁－撒克逊人统治下的英格兰，用武器陪葬的墓葬里埋葬的可能也是一些自由民。这些墓葬显然是用来表明身份的，而非仅仅用来说明墓主曾经是名战士。
鉴于众多日耳曼部落在公元4世纪到6世纪占领罗马帝国的不同区域，更多财富涌向日耳曼社会，我认为公元4世纪时自由民的政治参与度不会少于公元6世纪时的。要是有什么不同的话，公元4世纪时自由民的政治参与范围应该更广。因此，如果公元6世纪仍然存在一个人数相对较多的自由民阶层，那么200年前的情况肯定也一样。换句话说，半封建的武士贵族阶层在帝国后期还没有统治日耳曼尼亚。虽然罗马史料关注的并非日耳曼社会的内部机制，但是依然为我们提供了足够的证据证明这一点。例如，公元4世纪的哥特首领不能只发号施令，他们还需要让相对广泛的拥护者接受自己的政策。公元400年前后的哥特军队中除了少数武士贵族之外，还有大量的精英战士——即自由民。这些精英战士有自己的作战随从。据后来的法规记载，解放奴隶（不是奴隶）可能是由自由民领导，跟随他们一起作战。
这并不意味着自由民之间是平等的。他们有财富的差异，尤其是如果深受统治者宠爱的话，就会更富裕。但是社会权力还没有集中在一小撮贵族手里。
考古研究无法清楚地解释首领和贵族连同他们的扈从同自由民之间的关系。罗马史料也没有多大帮助。但是，要供养、奖赏这帮自由民，那些配备大量武装扈从的贵族阶层——阿勒曼尼首领和瑟文吉部落的“士师”及首领——可能都已经确立了向自由民及其随从征税的权利。虽然没有史料显示公元4世纪时，日耳曼尼亚具有大规模征税所必需的官僚机构，但农产品肯定是常规的征税项目。因此，情况显然与公元1世纪时部落成员偶尔向卓越的首领捐资不同［如塔西佗在《日耳曼尼亚志》（Germania）里所记载的］。首领的职责无疑是代表他们的臣民与其他国家协商并制定“对外政策”，比如阿塔纳里克和瓦伦斯的会谈。由于对外政策通常只涉及决定和谁开战，因此他们肯定还有权要求臣民服兵役。首领还有一定的法律职责。至少，他们要审判级别稍高的臣民间的纠纷。相对裁定具体案件来说，他们不大可能有权制定一般性法律。西罗马帝国灭亡后，立法似乎在日耳曼王国还是一项新职责。而且即便是在当时，也只是在权贵一致同意的情况下才能制定新法。权贵们在议会上策划法规，并以全体权贵的名义发布。
公元4世纪的罗马史料没有说明首领及其扈从同自由民阶层之间的具体关系，但是《圣萨巴受难记》让我们对此有了更多了解。对瑟文吉部落的基督徒实行迫害是全体首领（包括阿塔纳里克和其他首领）一致决定的政策。然而，这一政策的主要执行者是当地的村民，家臣不熟悉当地情况，只是偶尔被派去检查进度。在萨巴的村里，当地人显然不认同这项政策。他们完全有机会阻挠迫害行动。面对迫害基督徒的指令，他们发虚誓说村里没有基督徒。显然，村民们想保护基督徒免遭阿塔纳里克的迫害，他的家臣对此也无能为力。他们分辨不出谁是基督徒。萨巴最终殉道，是因为他不认同这种欺瞒的做法。
因此，日耳曼社会依然是一个基础广泛的寡头社会，仍有不计其数的自由民精英，他们手中掌握着大量权力。日耳曼尼亚要成为卡洛林（Carolingian）时期的封建制国家还有漫长的路要走。
我们对公元1世纪到4世纪日耳曼地区变革的探讨，说明了帝国后期罗马始终密切关注波斯的原因。波斯崛起，成为超级强国，引发了公元3世纪大规模的危机。即便是在东方前线安定下来之后，波斯给帝国造成的威胁显然仍大于日耳曼尼亚的威胁。相比之下，即便是在公元4世纪，日耳曼尼亚仍不能在各部落中形成共同的身份认同，也不能统一其政治结构。临时联盟被联系更紧密的团体或者联盟所替代。这种联盟标志着日耳曼尼亚已不再是公元1世纪时的那个反复无常、风云变幻的日耳曼尼亚。虽然当时统治权可以世袭，但即便是在公元4世纪，最卓越的日耳曼首领也没能像阿尔达希尔那样成功地联合近东各部落来对付罗马。根据沉积的武器遗物和文字史料判断，公元4世纪时，日耳曼各部落之间彼此争斗的几率仍然和他们与罗马作战的几率相差无几。
话虽如此，公元1世纪到3世纪，日耳曼尼亚人口大规模增长，经济发展，政治重组。到公元4世纪，日耳曼尼亚对罗马在欧洲的战略统治地位构成的潜在威胁远远大于公元1世纪时期。我们还有必要记住日耳曼社会还没有找到自己的平衡点。日耳曼藩属国的范围只延伸到莱茵河和多瑙河边界对面约100公里处。这样，日耳曼尼亚大部分地区就没有被卷入罗马为维持边境地区合理秩序而频繁进行的战争。因此，与藩属王周期性发动的战争相比，还有更危险的因素极易对边境的权力平衡造成影响。公元3世纪，波斯萨珊王朝给帝国带来巨大冲击。藩属国处于罗马的严密控制之下，但其范围以外的日耳曼地区给帝国带来过类似的威胁吗？
在整个罗马帝国时期，日耳曼藩属国时不时会成为远离罗马边界的部落掠夺的对象。原因很简单。整个日耳曼尼亚在经历经济变革的时候，边境地区所受的影响尤其明显，特别是附近众多罗马士兵的消费刺激了它们的经济。因此，藩属国往往比日耳曼尼亚边远地区更富裕，也就成为边远部落攻击的对象。就我们所知，这种掠夺战争首先发生在公元1世纪中叶，一支来自北方的混合军队入侵马可曼尼人万尼乌斯（Vannius）统治的藩属国，抢夺他在位30年间积累的巨大财富。
公元2世纪时，挑起马可曼尼战争的就是这些寻求藩属国财富的北部边远部落。哥特人迁到黑海附近的动机也一样。公元3世纪中叶以前，这些土地由伊朗语族的萨尔马提亚部落统治，他们同罗马往来密切，从中获得巨大利益（从公元1世纪到3世纪随葬器物丰富的墓葬即可看出他们的财富）。哥特人和其他日耳曼部落来到这个地区，攫取当地财富。
然而，由于发展中的日耳曼地区缺乏统一，它所造成的危险依然还只是潜在的。实际上，与其说从莱茵河河口到黑海北岸大量日耳曼部落和联盟给罗马帝国造成了威胁，还不如说它们为后期罗马帝国提供了一批初级合作伙伴。在这种关系中，罗马帝国并不总能如愿以偿，而且为了维护这一体系，在每一代统治者执政期间，高级和初级合作伙伴之间，都会发生大规模冲突。尽管如此，蛮族人多数时候还是安分守己的，最有力的例子就是公元357年向皇帝君士坦提乌斯二世求助的首领齐扎伊斯（Zizais）：
他一看到皇帝就把武器放在一边，趴在地上，像死了一样。他在提出请求时，害怕得都说不出话来，因此唤起了更大的同情；但他几次试图张口说话，都被自己的抽噎打断，后来好不容易说出话来，不过也没能把他所有的请求都说出来。
齐扎伊斯先是说不出话来，接着就是默默抽泣，然后再结结巴巴说出一些要求——目的达到了。君士坦提乌斯二世封齐扎伊斯为罗马的藩属王，其臣民受到帝国的保护。而忘记自己蛮族本分的蛮族人将遭受帝国的打压。
后期罗马帝国在控制蛮族人方面做得还算不错。虽然它不得不倾其所有来应对波斯的挑战，但在欧洲边界上它基本上仍掌控大局。然而，长期以来传统上一直认为，抽取额外资源去维系这种统治给罗马体系造成的压力太大，所做的努力难以持久。这种观点认为，公元4世纪，罗马东部及欧洲的边境确实恢复了安定，但代价太大，导致帝国注定要衰亡。在探讨公元4世纪下半叶和5世纪之前，我们有必要仔细研究公元4世纪中叶的帝国。它是一个注定要崩溃的体系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