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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前54年初冬：比利时东部，11月，一个典型的湿冷阴沉天。在现在的通厄伦（Tongres）邻近比利时、荷兰和德国三国交界处，一场作战会议正在罗马军营中进行。一整个军团——理论上，由10个大队组成，每个大队有500人——再加上额外的5个大队，在莱茵河以西厄勃隆尼斯人（Eburones，一支日耳曼语族的小部落）的领地上扎营过冬。每次战期结束时，尤里乌斯·恺撒（Julius Caesar）通常会将军团分散驻扎在防守严密的营地上。军团士兵根据标准模式自行建设营地：营地周围有壕沟、护堤、壁垒和防御塔，营地内是营房。壁垒的长度可用公式推算：安营在此的大队数量的平方根乘以200。附近已臣服的部落负责为军队提供过冬的粮草，直到来年供驮畜食用的新草长出，新的战期开始。
起先，一切进展顺利。厄勃隆尼斯人的两名首领安毕欧瑞克（Ambiorix）和年迈的卡图弗留斯（Catuvoleus）将罗马军队带到他们的扎营地点。要塞如期建好后，厄勃隆尼斯人送来了第一批粮草。但是大约三周后，情况发生了转变。受到其他地区叛乱的鼓动和特雷维里人［Treveri，一支来自摩泽尔（Moselle）河谷一带的部落］的首领英度鞠马勒斯（Indutiomarus）的唆使，一队厄勃隆尼斯人突袭并消灭了一支罗马粮秣队。他们随后冲向营地的壁垒，但很快在一阵矢石的袭击下撤退了。罗马军营里的气氛顿时变得不安起来，很快这种不安加剧。安毕欧瑞克和卡图弗留斯派人前来和谈，声称这次突袭只是一部分鲁莽之人所为。安毕欧瑞克还将自己描绘成罗马的忠实盟友。他说一场大反叛正在酝酿之中，大批日耳曼雇佣兵将从莱茵河东岸渡河抵达高卢。他指出，他不会指手画脚，告诉罗马指挥官该如何行事，但是如果他们想集中兵力抵御进攻的话，他会保障罗马军队安全通过自己的领地，到达东南部或西南部50英里（约80公里）外的罗马营地。
安毕欧瑞克做梦也没有想到事情的进展会如此顺利。罗马军队的指挥官是两名副将，昆图斯·提图里乌斯·萨比努斯（Quintus Titurius Sabinus）和卢修斯·奥卢库勒乌斯·科塔（Lucius Aurunculeius Cotta）。他们在作战会议上唇枪舌剑，迟迟不能达成一致。科塔和他部下的一些高级军官决意留守。他们军粮充足，营地防御坚固；恺撒得知叛乱的消息后会立刻增派援军——而且高卢人素以速度见长（有如谣言散播的速度一般快）。然而萨比努斯却认为，如果恺撒没有出发前往意大利的话，当地部落是不敢反叛的。天知道叛乱的消息什么时候才能传到恺撒那里，而且分散在各自冬营地的军团面临着被个个歼灭的危险。因此，对于萨比努斯来说，必须接受这个安全通过领地的提议，丝毫容不得耽搁。影响他决策的另一个因素是驻扎在此的是恺撒上一年春天才招募的新军团，最没有作战经验，在上个战期的主要战役中仅是充当辎重兵。会议仍在进行着，大家情绪激动，语调提高，萨比努斯故意向士兵透露能很快解除他们危机的方案并没有被采纳。大约午夜时分，科塔做出让步。将官战线的统一对于维持士气来说至关重要。士兵们匆忙准备撤退，在黎明出发，离开营地。罗马军队以为安毕欧瑞克是以朋友的身份来提出建议的，所以离开时采用了行军队形而非战斗队形，队伍拉得很长，几乎装载了所有的沉重物资。
离开营地2英里（约3公里）后，道路经过一片密林进入深谷。先行部队还没有走出山谷，部队主体排成一列仍在山谷中行进。就在这时，罗网张开了。厄勃隆尼斯人出现在山谷两侧，用矢石袭击下面的罗马军队。战斗持续很长时间，最后厄勃隆尼斯人完胜。到第二天清晨，只有少数趁乱潜藏的士兵得以逃生。数周前还在建设营地的7000余名官兵绝大部分已战死。这一连串事件残暴严酷，其出人意料之处令人咋舌。谁能料到素以“我来，我见，我征服”（veni vidi vici）豪言著称的恺撒的军队会有如此下场。
然而，这次行动也有其可圈可点之处。虽然这个军团被歼灭，但是战斗的细节则生动地展示了军团士兵惊人的战斗力，而这正是罗马帝国的建国根基。伏击刚一开始，萨比努斯就变得失魂落魄——对于一个意识到自己已经将士兵引入死亡陷阱的指挥官来说，这是可以想见的。科塔的表现要出色一些。他自始至终觉得事情蹊跷，尽可能小心行事。矢石袭击刚一开始，他和部下的军官们立即让拉长的队伍抛弃辎重，组成方阵。这样一来，虽然战略位置十分不利，至少命令得以传达，各支部队形成一个整体。安毕欧瑞克占据制高点，地形有利，而且充分利用了这一优势。在最初的几个小时里，厄勃隆尼斯人避免与罗马士兵短兵相接，只是从上面不断发射标枪、箭和石弹。罗马军队的伤亡人数迅速攀升。每当一个大队试图应对敌军，组织向左或向右突袭时，他们便会暴露于来自后方的弹雨之中。罗马军队深陷围困，力量渐渐衰退，但仍坚持作战长达8小时之久。此时，萨比努斯想要与安毕欧瑞克和谈，科塔虽然被石弹击中面部，却愤怒地提出罗马人是不会和敌军商谈妥协条款的。萨比努斯在和谈时被害，预示着厄勃隆尼斯人准备猛攻谷底，杀戮罗马官兵。很多士兵和科塔一起奋战，牺牲在谷底，但是仍有士兵守住阵形，退到2英里（约3公里）外的营地。残存的士兵在营地抵御厄勃隆尼斯人，一直奋战到傍晚，最后在相互帮助下集体自杀，直至最后一人。如果连这支辎重部队都能在绝境下战斗一整天，宁可集体自杀也不投降，那么罗马的敌人算是遇上大麻烦了。
如果说罗马皇权的根基在于其军团的军事力量，那么军团那令人惊叹的战斗精神的基础则是他们所受的训练。同古今所有精锐部队一样，罗马军队纪律严明。教官无须担心人权法庭，可以随意鞭打违抗命令的士兵——如果有必要，还可以将其鞭打至死。如果整个大队违抗命令，将受到“什一抽杀法”的惩罚：每十个人中将会有一个人在队友面前被鞭笞至死。但是不能仅凭恐惧来打造士气，集体的凝聚力还需要依靠积极手段来促成。新招募的士兵以八人为一组组成一个小队—— contubernium （按字面意思理解是一群共享一顶帐篷的人），一同训练，一同作战，一同娱乐。他们只招募年轻士兵——军队都偏好荷尔蒙分泌旺盛的年轻男子。军团士兵也禁止有固定的性伴侣——妻室儿女会让他们作战犹豫不决。基础训练非常严酷。士兵必须学会背负至少25公斤重的盔甲和装备，在5小时内行军36公里。整个过程中，士兵被告知他们出类拔萃，他们的战友卓越无比，他们所属的部队精练勇锐，就像海军陆战队一样，只是更加残酷。
这样训练的结果是造就了一批超级健壮的年轻男子。他们在一定程度上被残酷对待，因而也变得无比残酷；虽然不许有强烈的情感纽带，但他们彼此感情深厚，并且对他们所属的军团深感自豪。这一点在向军团军旗——鹰旗——宣誓的虔诚誓言里有所体现。训练成功通过时，士兵以性命和荣誉起誓，追随鹰旗，绝不弃逃，直至战死。士兵们誓死不让军旗落入敌人之手。科塔的军团旗手卢修斯·彼特洛希狄乌斯（Lucius Petrosidius）在自己被击倒时宁可将鹰旗投向通厄伦的壁垒内，也不愿让敌人夺走它。军团荣誉和士兵的团结一致成为士兵生活中最重要的元素，维持着他们那无可匹敌的斗志和服从命令的意愿。
除了这项身心训练之外，罗马军团还有一流的实战技能训练。就当时的标准而言，罗马士兵装备精良，但并不具备秘密兵器。他们的装备大多效仿周边部落，例如方盾（scutum）——罗马士兵使用的独具特色的大盾牌——就借鉴了凯尔特人（Celts）的盾牌。但是他们接受了严格训练，能使这些装备的作用发挥到极致。教官逐个教导他们如何抵挡狂舞的敌剑。他们可以用方盾来挡剑，用短剑（gladius）——罗马士兵特有的剑——猛地刺向敌人挥剑时暴露的一侧身体。除兵器训练外，军团士兵还配有防护盔甲，使他们在短兵相接时占据优势。
因此，在历次高卢战役中，恺撒的军队能够以少胜多。安毕欧瑞克正是针对这一点采纳了良策：先用矢石攻击长达8小时，使罗马军队兵力大减，然后再命令厄勃隆尼斯人冲入谷底。从更大层面上来看，罗马军团通过训练，以分队为单位作战，听从军号传达的指令，即便是在混战中也依然能保持凝聚力。因而，只要时机成熟，一个称职的罗马指挥官就能充分发挥兵力，如果有必要，还能井然有序地撤退。只要纪律严明，集中的兵力比人数众多的凶猛散兵游勇更具优势。而正是因为深陷谷底，在战略上完全处于劣势，才使得科塔没能带领他的士兵成功突围。在另一次战斗中，被困的罗马士兵仅仅有300人，他们在更为平坦的地面上抵御6000名敌军好几个小时，只有少数人员受伤。
罗马军团还有其他技能。学习建造和快速建造是训练的一项标准内容。修筑道路、筑防和建造攻城装备只是训练任务中的几项而已。恺撒曾花费仅仅10天时间就在莱茵河上架设了浮桥，而且罗马人只用小队士兵常驻壁垒，就能控制住大片领土。11月那天的战役里，科塔留守营地的提议原本是可行的。三年前，为了拿下圣伯纳德山口（St. Bernard Pass），恺撒派遣一支由8个大队组成的罗马军队到罗讷河（Rhône）河源所处的阿尔卑斯（Alpine）山谷［在日内瓦湖（Lake Geneva）以北］越冬。面对在兵力上占优势的敌军，罗马军队利用自己的防御工事和战术理念大败袭击者，在随后的撤退中没有受到任何扰袭。
军团的建筑技能还被有效地应用到进攻性的包围战中，最著名的例子便是征服阿莱西亚（Alesia）的战役。阿莱西亚是伟大的高卢首领维钦托利（Vercingetorix）建在山上的要塞和指挥部。恺撒的军团在长达14英里（约22.5公里）的圆形营地周围挖出三圈壕沟—— 一条深宽各20英尺（约6米），另两条深宽各15英尺（约4.6米）——沟前设有各种陷阱，还辅以标准的斜坡和12英尺（约3.7米）高的木栅栏，上设雉堞，每隔80英尺（约24.4米）设一座瞭望塔。高卢援兵前来攻击时，他们又在围墙外侧加筑类似的封锁线。因此，凭借防御工事，罗马士兵始终保有战术优势，有足够的时间让后备兵力赶往敌方的进攻点，从而击退在兵力上占优势的敌人从内外发动的进攻。在乌克萨洛登纳姆（Uxellodunum）围攻那看似坚不可摧的高卢要塞时，恺撒在一座巨大的斜坡上建造了十层高的瞭望塔，并开挖地道，截断城内防守人员去山泉（他们的唯一水源）取水的通道，从而迫使他们投降。
如果说罗马军团在战斗中就是一台职业杀人机器，那么他们还远不止如此。他们的建筑能力能将军事胜利很快转化为对当地的长期统治：这是帝国得以缔造的战略利器。
恺撒在高卢地区进行的一系列战役处于罗马走向帝制过程的较晚阶段。建国之初，罗马只是众多城邦中的一个，先是为生存而战，接着又为夺取意大利中部和南部霸权而战。正如罗马城的起源一样，罗马早期许多局部战争的细节不得而知。然而，自公元前6世纪晚期开始，便有了关于这些战争的记载。战争断断续续，一直持续到公元前3世纪初罗马确立对其周边地区的统治——公元前283年，伊特拉斯坎人（Etruscans）投降；公元前275年，罗马征服意大利南部的希腊城邦。作为当地角逐的胜出者，罗马成长为可以与西地中海另一大国迦太基（Carthage）抗衡的地方势力。第一次布匿战争（Punic）从公元前264年一直持续到公元前241年，以罗马人在西西里（Sicily）建立第一个行省结束。在第二次（公元前218—前202年）和第三次（公元前149—前146年）布匿战争中，迦太基被彻底击败。战争的胜利确立了罗马在西地中海毋庸置疑的霸主地位，并将北非（North Africa）和西班牙（Spain）纳入其现有的势力范围。与此同时，罗马的势力开始向更多的地方扩张。公元前167年，罗马征服马其顿（Macedonia），并且自公元前2世纪40年代起，在希腊确立直接统治，预示着罗马将在富庶的地中海东部腹地确立霸权。到公元前100年前后，西里西亚（Cilicia）、弗里吉亚（Phrygia）、吕底亚（Lydia）、卡里亚（Caria）等小亚细亚地区的一些行省落入罗马之手。之后，其他行省也纷纷被征服。公元前64年，庞培（Pompey）吞并塞琉古王朝（Seleucid）的叙利亚（Syria）。公元前30年，屋大维（Octavian）征服埃及，至此罗马在环地中海地区的统治地位完全确立。
一直以来地中海及沿海地区都是罗马称霸的重心，但是要想拿下这些地区，必须先将军团推进到欧洲的阿尔卑斯山（Alps）北部、地中海以外的地区。在意大利北部打败凯尔特人、确立统治后不久，罗马于公元前2世纪20年代在纳尔榜南西斯高卢（Gallia Narbonensis，主要位于法国地中海沿岸）设立行省。罗马需要这片新领土来保卫意大利北部，因为从构造上来说，山脉——即便是很高的山脉——本身并不是边界，这一点已被汉尼拔（Hannibal）证实。从共和晚期到帝国初期，即大约在公元前50年到公元50年间，统治者出于为自己博取荣耀的目的，继续向外扩张。至此，征服海外成为罗马公认的权术，因而征战延伸到既无利可图又不具备战略地位的地区。公元前58—前50年，因为尤里乌斯·恺撒，整个高卢地区被纳入罗马的统治。在恺撒的甥孙兼养子、指定继承人屋大维（著名的奥古斯都，罗马帝国的开国君主）的统领下，罗马又征服了更多的领地。到公元前15年，罗马军团已经踏入多瑙河的上游和中游地区——大体上相当于现在的巴伐利亚（Bavaria）、奥地利（Austria）和匈牙利（Hungary）。这一带的一些地区长期以来一直是罗马的藩属国，但现在被变成行省，处于罗马的直接统治之下。到公元前9年，多瑙河以南一带被吞并，通往意大利的阿尔卑斯山口沿线的弧形地带也被纳入帝国的版图。此后约30年间，罗马在欧洲的北部边界就在易北河（River Elbe）以南变动，后来因难以拿下德国的黑森林地区而不得不放弃征服莱茵河以东地区。公元43年，在克劳狄乌斯（Claudius）皇帝的率领下，罗马军团开始征战不列颠。约三年后，色雷斯（Thracian）王国（现在的保加利亚及周边地区）正式被罗马帝国吞并，成为罗马的行省。罗马最终得以以两条主要河流——莱茵河和多瑙河——确立北部边界。在之后的帝国统治期间，这个边界基本上也没有什么变动。
由此，几个世纪的征战造就了罗马的军事体系和领土扩张。然而，仅凭军事力量还不足以建造一个帝国。罗马在其称霸的整个过程中还结合定向外交，必要时也会毫不留情。有几次，恺撒对待高卢战俘非常仁慈，如果他认为会对罗马有利，便将他们遣返。同样，他也小心谨慎，避免对臣服的高卢部落提出过分要求，只是向他们征集辅助部队和粮草。他还很乐意调配军团，保护新盟国免受第三方侵略。鉴于恺撒的这种温和姿态，许多高卢部落很快就认识到合作比对峙可能对自己更有利。罗马长久以来都在采用这种策略。因此，军事胜利与外交手段有效结合，共同缔造了罗马帝国。例如公元前133年，帕加马（Pergamum）王国（希腊化时期的富庶古国，位于现在的土耳其西北部）最后一位独立国王阿塔罗斯三世（Attalus III）在遗嘱中将王国赠予罗马。
然而，安抚外交所获得的成功仅此而已。因为，它只在个别情况下才会被采用，而多数时候还是采取把控良好但又冷酷无情的残暴行为。罗马在第三次布匿战争中最终击败迦太基后，罗马元老院（Roman Senate）颁布法令，将整个城市夷为平地，从地图上抹去，还象征性地在遗址上撒盐，使其将来不能用于耕种。在更东边的地区，罗马的最大劲敌是本都（Pontus）王国国王米特拉达梯六世（Mithradates VI），他曾一度统治现在土耳其的大部分地区和黑海北岸。米特拉达梯六世被称为“亚洲的晚祷”（Asian Vespers）暴行的罪魁祸首。在他的领地上，数千名罗马公民和意大利人被处死。双方的对抗持续很长时间。但是三次独立的战争——米特拉达梯战争——见证了这位一代枭雄的陨落。他最终在公元前63年逃往位于克里米亚（Crimea）的最后壁垒。米特拉达梯六世决定自杀，但是由于多年的预防行为使得他对毒药产生抗药性，不得不命令一名侍从将自己刺死。
恺撒对待高卢问题也同样心狠手辣。挑起事端的敌对部落首领都被鞭笞至死——公元前53年战期结束时，高卢塞农人（Gallic Senones）的族长兼辅助部队首领亚克（Acco）便被处以这种刑罚。罗马军团到达后仍未投降的敌对部落则整个被卖为奴，甚至有时干脆就被屠杀掉。公元前52年，为报复一次针对大批罗马商人及其家人的屠杀事件，恺撒向阿凡历古姆（Avaricum）山顶的要塞发动进攻。阿凡历古姆的防御维持了一段时间。防卫最终被攻破，罗马军团在城中烧杀抢掠。据称城中总共有4万名男女老少，只有800人幸免于难。一如既往，我们无法知道恺撒在多大程度上夸大了这些数据，但毋庸置疑的是罗马人用残暴震慑了对手。
而且，他们对仇敌绝不宽恕，也永不忘记。在为科塔及其部下复仇时，罗马军团也同样残酷无情。后来，特雷维里的英度鞠马勒斯被发现率领过几次围攻行动，于是恺撒专门调派一支骑兵，对他进行突击，将他击败。至于厄勃隆尼斯人，罗马在下一个战期持续进攻他们的领地，迫使他们四散逃窜。恺撒并没有浪费兵力将他们赶出森林，而是大度地邀请周边部落一起掳掠。所有村庄都被烧毁，许多厄勃隆尼斯人在不计其数的冲突中被杀。很快，厄勃隆尼斯人的首领卡图弗留斯（Catuvoleus）忍无可忍了。据恺撒记载：“看到自己无法忍受战争和逃亡，［他］以众神的名义诅咒安毕欧瑞克不该提出这样的计策，然后就在一棵紫杉上自缢而亡。”即便他不把自己吊死，也多半会有人代劳。至于安毕欧瑞克，他逃亡了几年，最终的下场在恺撒的《高卢战记》（Gallic War）中并没有记载。他最后一次出场是在公元前51年。一支罗马军队再次在厄勃隆尼斯人的领地上烧杀掠夺，旨在激起他们对首领安毕欧瑞克的仇恨，好让他们自己去对付他。
这种大棒加胡萝卜的政策并非天才的做法，但这原本也用不着什么天才。在欧亚大陆西部历史上的这一时刻，软硬兼施的政策再加上罗马军团的力量，足以建造一个帝国。
就这样，罗马建立了一个庞大的帝国，西起英格兰（England）和苏格兰（Scotland）的边界哈德良长城（Hadrian’s Wall），东至底格里斯河（River Tigris）和幼发拉底河（River Euphrates）流经的美索不达米亚（Mesopotamia），东西相距约4000公里；北起莱茵河河口的罗马军事基地，南至北非阿特拉斯山（Atlas Mountains）的哨岗，南北相距相对只有2000公里。罗马帝国的统治历时长久。抛开在特兰西瓦尼亚（Transylvanian）的短暂统治（仅持续了150年）不算，自奥古斯都时代至公元5世纪，罗马统治这整片疆域长达450年之久。对于这么久远的事件来说，我们可能会没有什么时间概念。我们有必要停下来试想一下，从现在往回追溯450年便是1555年。在英国，伊丽莎白一世（Elizabeth I）还没有继位；从更大范围来看，欧洲正处于宗教改革运动的水深火热之中。换言之，罗马帝国的统治旷日持久。从疆域的辽阔和统治的长久这两方面来看，罗马军团的军事力量在地球的这个角落创造了一个历史上最强大的国家。当然，正是这种成功使得对其衰亡的研究更具吸引力。
帝国的长治久安使我们想到另一个重要问题。如果停下来想一想，我们立刻会意识到，在这么多个世纪里，帝国显然不会一成不变。自伊丽莎白一世起到现在，英格兰基本上一直都是一个王国，但已经面目全非了。罗马帝国也不例外。400多年的历史将公元4世纪的后期罗马帝国变成一头尤里乌斯·恺撒都无法识别的动物。传统上认为这两个因素相互关联，由此产生一派观点，主张在帝制的几个世纪里，帝国所经历的重大变化是导致其最终瓦解的根源。不同的史学家选择强调的变化各不相同。众所周知，对爱德华·吉本而言，基督教在帝国的推广是个关键时期。其和平理念削弱了罗马军队的斗志，带有迷信色彩的宗教观念侵蚀了古典文化的理性。20世纪则明显倾向于强调经济因素。例如，A. H. M.琼斯（A. H. M. Jones）在1964年提出主张，认为到公元4世纪，帝国的赋税严苛，农民的产出所剩无几，已无法保障家人的生计。
毫无疑问，要想就罗马的衰亡做出合理的评价，我们有必要了解导致帝国后期不同于以往的内部变化。有观点认为，到公元4世纪，罗马自身的内部变化已大大削弱帝国的实力，令其摇摇欲坠；到公元5世纪，帝国不负重荷，最终瓦解。而本书将论证该观点已难以为继。公元5世纪的瓦解应该另有其因。要确立这个基本出发点，我们有必要深入探讨罗马帝国后期的运作机制和造就它的一些变化。首先要探讨的就是罗马本身。
一如恺撒时代的罗马，公元4世纪时的罗马依然是一个庞大的帝都。和现在一样，游客慕名而来，瞻仰名胜：广场、罗马竞技场、元老院、皇家宫殿和私人宅邸。罗马统治者在此竖立了纪念他们荣耀的纪念碑，例如为庆祝公元2世纪马可·奥勒留（Marcus Aurelius）对外征战胜利而雕刻的马可·奥勒留纪念柱，以及之后在公元4世纪10年代为纪念君士坦丁一世（Constantine I）平定内乱而立的君士坦丁凯旋门。罗马的人口数量也同样无愧于其帝都的地位，这是由从帝国其他地区流入的税收支撑起来的。公元4世纪时，罗马约有100万人口，而其他城市中只有个别人口超过10万，多数城市人口不到1万。要养活这么多人一直是一个令人头疼的问题，尤其是还有大批人有资格享受战争补助，即每天免费享受配给罗马的面包、橄榄油和葡萄酒。罗马两大港口的遗址——奥斯提亚（Ostia）和提布尔（Tibur）——直观地反映了由此产生的给养问题。一批码头不足以提供足够的粮食吞吐量，他们便建造了第二批码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资助的迦太基（罗马北非行省的首府）挖掘工作从另一方面也说明了这一问题。大规模的港口设施在这里开挖建造，用来往船上装载运往帝国心脏的粮食。
在各种意义上，位于城中心的元老院都是罗马的心脏、政治中心，恺撒的大多数支持者与反对者一同成就了恺撒。在恺撒时代，元老院约有900名元老。他们都是富有的地主、卸任的地方行政长官，或是罗马显贵的密友。这些贵族世家主宰了罗马共和国的政治、文化和经济。
公元4世纪的元老院里很少有人是这些古老家族的直系后裔。原因很简单。一夫一妻制婚姻中，连续三代以上产生男性子嗣的几率并不高。在自然条件下，约20％的一夫一妻制关系完全不会产生后代，还有20％的只产生女性后代。虽然也有例外［最广为人知的是中世纪法国的卡佩（Capetian）家族，在600多年里一直产生男性直系后裔］，但是几乎可以肯定，公元4世纪元老院的元老都不是尤里乌斯·恺撒时代元老的男系直系后裔。多数是这些旧显贵的旁系后裔——当然，有些元老是这样声称的，并且他们财富的构成也表明了这一点。
在帝国后期的元老中，通过其作品最为我们熟知的是一位名叫昆图斯·奥勒留·叙马库斯（Quintus Aurelius Symmachus）的元老。他成年后正好经历了公元4世纪的后半期。其作品由7篇演说和900来封书信组成，写于公元364年至402年间。叙马库斯对这些作品进行了部分修订，死后由他儿子出版。在中世纪时，作为拉丁文风的典范，他的作品被僧侣广泛抄写。其中的演说部分自有其值得关注的地方，我在本章中会再次提及。但这些书信，仅是通信者的数量和对生活在罗马帝国后期罗马人的生活方式各方面的阐述就颇具吸引力。叙马库斯非常富有，在贵族阶层中极具代表性。他投资的地产遍布于意大利中部和南部、西西里和北非；他的同侪还在西班牙和高卢南部持有地产。
在西西里和北非投资地产体现了罗马旧显贵在对迦太基的布匿战争中的获益，以及随后几个世纪里财富通过继承和姻亲关系在其后裔中不断倒手。在历任皇帝的统治下都会有“新人”通过与旧显贵联姻而晋升。但是，几个世纪以来，元老院依然是皇权社会的至高点，罗马梦想者始终如一为之努力的卓越典范。因此，即便是几个世纪之后，元老们的土地财富在地理上的分布仍能体现罗马最初崛起时的状况。
叙马库斯及其同侪都强烈地意识到他们自身和元老院所肩负的沉重历史包袱。他们在信中也明确表达了这一点。叙马库斯在信中称罗马元老院为“人类的佼佼者”（pars melior humani generis）。
他不仅仅是指自己和同侪比其他人都富有，而是指他们在道德层面上也更加优秀：品德更高尚。在过去，人们经常声称自己更富有，是因为自己的品行高尚。只是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对财富本身的崇拜盛行于世，人们似乎不再需要为特权阶层的私有财产辩解了。这些书信使我们对生活在罗马的罗马人为自己财富辩解时所表现出的个人优越感有了独特的认识。这900封信中约有四分之一是叙马库斯写的推荐信，向地位更显赫的朋友介绍年轻同僚。信中到处提及这样或那样的美德，“正直”、“公正”、“诚实”和“清廉”这类词语频繁出现。这些并不是随意列举的品质，对于叙马库斯及其同侪而言，他们的财产和特定教育直接关联。
这种教育体系的基石是在文法学家（语言和文学阐释专家）的指导下认真研读少量文学作品。学习者大约从8岁开始，要花至少7年时间，只专心学习4位作家的作品：维吉尔（Vergil）、西塞罗（Cicero）、撒路斯提乌斯（Sallust）和泰伦斯（Terence）。之后他们还要跟随雄辩家学习更多的范本，但方法基本上是一样的。他们逐行阅读范本，认真识别并讨论语言的每一处转折。在学校，一个典型的练习是让学生以选定作者的风格表述一些日常事件（如“用维吉尔的口吻讲述马车竞赛：开始”）。基本上，这些范本被看作包含“正确的”语言规范，孩子们要学习正确的语言——具体词汇和运用词汇的复杂语法。这样做的结果是受教育阶层的拉丁语患上了一种文化顽疾，阻碍或者至少大大减缓了正常的语言变化过程。它的另一结果是瞬间认同。只要一个罗马精英张口说话，便立刻能判断出他学过“正确的”拉丁语。这就好比现代教育系统注重学习莎士比亚（Shakespearean）的作品，凭借人们讲莎士比亚式英语的能力来识别是否受过教育。到公元4世纪，精英阶层的拉丁语与通俗语言已经迥然不同。这一点从在庞贝城（Pompeii）发掘的涂鸦——公元79年火山爆发时被掩埋——可以看出。这些涂鸦显示，作为日常用语的拉丁语已经衍化成为语法结构更简单的罗曼语言（Romance）。
但是会说“正确的”拉丁语只是故事的一面。叙马库斯及其同僚声称，除了学习这些范本的语言之外，他们还掌握了其内容，培养了别人难以企及的能力。他们认为拉丁语的语法是形成精确逻辑思维的工具。如果没有掌握语气和时态，就不能精确表达意思，或准确描述事物之间的确切关系。
换言之，语法是规范逻辑的入门。他们还将这些范本视为长期积累下来的人类道德行为的数据库——既有善行也有恶行。加以引导，人们可以从中学会有所为，有所不为。简单来说，人们可以从亚历山大大帝（Alexander the Great）的下场中吸取教训：不在席间醉酒，不朝挚友投掷标枪。人们还可以学到一些更微妙的东西，诸如骄傲、隐忍和爱等人类情感、能力及其产生的影响，这些都有个人的行为和命运为证。就更深层面而言，叙马库斯及其同侪还重申了源自希腊古典时期的教育哲学，主张只有通过仔细思考对人类各种行为的广泛记载，才有可能形成自己的理性和感性认识，从而达到最高境界。真爱、真恨、真怜悯和真钦佩并不是没有接受过教育的人与生俱来的情感；启蒙和真正的人性需要经过拉丁语课堂来打造、改进。叙马库斯在描述帕拉迪乌斯（Palladius）时说道：“［他的］雄辩技巧娴熟，想象力丰富，思想深邃，风格出色，打动了罗马听众。我对他的评价是：他在人品和演说才能上都堪称典范。”
在叙马库斯之辈看来，受过教育的罗马人不仅能讲一门更优等的语言，而且还能用这门语言讨论超出没有受过教育的人理解范围的事情。
以上这些对于现代人来说大多比较乏味。虽然罗马的文法学家也会利用经典作品提出历史、地理、科学等方面的问题，但是课程范围太过局限。对语言的关注也使拉丁文成为一种过于正式的媒介。就像维多利亚女王（Queen Victoria）抱怨格莱斯顿（Gladstone）一样，叙马库斯在信里经常会像在公开场合一样讲话：“这样就不会有人指责我，说是我中断了我们之间的通信。与其长时间地消极等待您的回复，倒不如赶紧履行我的义务。”
这是他的作品集里第一封信的开场白，于公元375年写给他的父亲。在公元4世纪，父子间的这种拘礼并不少见。事实上，对于古典时期的人而言，这种精英式教育的成果首先体现在演说的艺术上。叙马库斯如愿以偿，在他那个时代被称为“演说家”，还常常把自己的演说稿发送给朋友。
后期罗马人并不都像叙马库斯那样关注教育，但是他们都一致认为，教育不仅能使人分辨美德，还提供了说服他人接受自己（正确）观点的必要工具。换句话说，教育使受教育者具备领导他人的能力。
不难想见，拥有这种梦寐以求的巨大优势之后，随之而来的便是各种各样的责任。一旦具备领导能力，他们就必须领导他人。其形式不一，或参与立法，或身居要职，树立正直的典范，或不必那么正式，只是给公众树立得体行为的榜样。古代罗马上流社会认为，一个人只有能够控制住自己才能尝试去控制他人。受过教育的人还应为他们所处的文学传统尽义务。研读古典作品（有时有新的版本和注释）是一项毕生的责任。叙马库斯及其同侪很乐意继续履行这项责任。他在信中提到自己关于普林尼（Pliny）《博物志》（Natural History）的研究，还提到挚友维提乌斯·阿戈里乌斯·普雷泰克塔图斯（Vettius Agorius Praetextatus）是亚里士多德（Aristotle）哲学的专家。中世纪时期的僧侣遵循古典作品的誊写传统，在几个世纪里反复抄写，保留了许多罗马显贵写在空白处的评语。
受过教育的精英必须和同侪保持良好的关系，这一点可能是最重要的。叙马库斯的书信在很多方面都让人十分恼火。他生活在一个令人关注的时代，认识各色各样的人，并且和他们通信。但他在信里很少谈论时事。因此愤怒的史学家们通常认为这些书信毫无价值：“从没见过有人写了这么多内容却什么都没说。”
事实上，叙马库斯是有观点的，而且观点鲜明。但这不是问题的关键。这些信的主要历史意义并不在于它们就具体事件说了或者没说什么，而是在于它们的规模和所传达的罗马后期的精英价值观。它们传递的信息是，罗马精英共享同一种鲜明而优越的文化，无论如何都应保持一致。它们还传达了写信人和收信人都属于同一阵营的观念——借用玛格丽特·撒切尔（Margaret Thatcher）的独特说法，双方都是“自己人”。通信时还要遵循明确的礼仪。首次给对方写信相当于第一次亲自拜访对方；没有恰当的理由就中断通信的话，会引起对方的怀疑和厌恶；通信建立后，普遍认可的不回信的理由包括自己或家人生病，或公务繁忙；如果有人要离开罗马，他需要先写信提及，然后和他通信的人才能回信，这一点倒是很奇怪。关系一旦建立，便能发挥各种作用——叙马库斯的200多封推荐信便是个有力证明。但最重要的还是关系本身。
罗马帝国的这种状况及其文化预设对于尤里乌斯·恺撒来说并不陌生。自公元前5世纪以来，希腊的知识分子一直在提出深奥的社会和政治理论。正是通过与希腊的接触，叙马库斯所接受的主要教育思想才得以融入罗马文化。在恺撒时代，这种教育思想的主体已经传入罗马。恺撒本人便是一位文学家和演说家。这些才能在他所处的社会受到高度重视。与恺撒处于同一时代的西塞罗是罗马最伟大的演说家，公元4世纪叙马库斯之辈满腔热情地研读的4位经典作家之一。可以想见，这些有限的材料经过400年的进一步研读后，不同类型拉丁文学的写作规则已经变得比恺撒时代的要复杂得多。但基本理念始终没有改变。两个时代的共同之处在于，都有一个因接受稀缺教育、命中注定要领导人类而区别于其他人的精英阶层。
如果恺撒生活在公元4世纪，大概多少也会意识到普通民众的存在。这时候，普通人仍占罗马人口的大多数。虽然叙马库斯只是在信中的题外话里提到他们，但是我们仍能瞥见此时的罗马依然有对panem et circenses ——“面包和马戏”——的基本需求，以取悦民众，防止社会动荡。在叙马库斯的时代，有一次从北非运来的粮食没能顺利抵达，没有地产的平民便发怒了。同样，在他父亲那个时代，葡萄酒供应短缺，平民也曾因合理原因发动过暴乱。罗马人曾利用葡萄酒制作水下混凝土。老叙马库斯负责监工一项使用水下混凝土的建筑工程。平民们听到了风声。在葡萄酒紧缺的时候，他们居然还用葡萄酒制作混凝土，结果引起骚乱。
老叙马库斯因此被迫离开罗马。
另一件事也能体现贵族取悦民众的需要：为庆祝儿子进入元老院，叙马库斯迫不得已，精心筹备了一场竞技大会。几个世纪以前，恺撒也举办过这类竞技大会。叙马库斯筹备了各种有趣的活动，购买7条苏格兰猎犬——可能是一种猎狼犬；还通过边境熟人获得20名奴隶——参加马车竞赛的4辆竞技马车各配5名奴隶。整个大会就像一场隆重的表演，但是从叙马库斯的信里可以看出大会期间状况百出，虽然有的只是些令人烦心的小事。叙马库斯十分气恼，在信中抱怨自己得为从北非进口的熊缴纳关税。
更可气的是，他从西西里岛雇用的一群演员和马戏团在那不勒斯（Naples）湾的海滨“走丢”了。他们很可能是在那里挣着外快，后来叙马库斯的手下设法追查到他们的下落，把他们匆匆带回罗马。
10年前叙马库斯自己荣升执政官时举办的竞技大会上，来自西班牙的马匹表现突出，所以叙马库斯软磨硬泡，让一个伊比利亚（Iberian）的熟人从西班牙帮他弄来几匹马，庆祝儿子的晋升。不幸的是，到达罗马时，16匹西班牙马只剩下11匹。马车竞赛的计划被全盘打乱（马车竞赛有4辆马车参加，每辆马车需要4匹马）。
在叙马库斯对这个马戏团最后的描述中，我们可以看到他相当沮丧。从信中看出，马戏表演推迟了。仅剩的几只鳄鱼拒绝进食。因此叙马库斯焦虑不安，催促马戏团在这些可怜的动物饿死之前尽快表演。
尽管如此，所有精彩的表演背后都是一团糟，这在恺撒时代肯定也不例外。
如果只关注罗马城，帝国从恺撒时代到叙马库斯时代的变化不会立即显现。公元4世纪时，罗马依旧是帝国庞大的权力基础，税收源源不断，人口膨胀，宏伟富丽。罗马仍处于自命不凡、出身高贵的精英统治之下，这些人坚信自己优越无比，对城里的民众不屑一顾。然而，无论它有多么富丽宏伟，罗马也只是帝国的一隅。即便它看上去宏伟依旧，罗马实际上也不是一成不变的。
公元368年年底，叙马库斯离开罗马，前往北方。这次出行不是一次观光旅行。他率领一队元老出使坐落在阿尔卑斯山以北、摩泽尔河河谷的特里尔城（Trier，现在德国、法国和卢森堡的交界处）——420多年前，唆使厄勃隆尼斯人进攻萨比努斯和科塔的特雷维里人的首领英度鞠马勒斯的常去之地。一如既往，叙马库斯在信里没有描述此次出行的任何细节，既没有出行路线，也没有出行情形。然而，作为官方的元老使团，其出使成员有权使用“cursus publicus”——公共交通系统——由官方维护、驿站遍布的交通网络，用于更换驿马，或提供食宿。通往北方的大道穿过阿尔卑斯山的圣伯纳德山口，到达罗讷河河源，然后继续往北沿索恩河（River Saône）通向摩泽尔河河源，最后沿河而下到达特里尔。如果恺撒的英灵跟随这队使节一起出行的话，所经之地在这4个世纪里所经历的巨大变化会使依旧熟悉如故的罗马城给他带来的惬意感荡然无存。
这次出使的目的本身就包含一个明显而不失深刻的变化。叙马库斯一行人要向时任皇帝瓦伦提尼安一世（Valentinian I）进献登基税或冕金（aurum coronarium）。理论上，登基税或冕金是一种自愿的现金支付方式，在皇帝即位和之后的每五周年纪念（quinquennalia）时，由帝国的各个城市上缴给皇帝。瓦伦提尼安一世在公元364年登上皇位。因此，叙马库斯率领的使团是为了纪念瓦伦提尼安一世登基五周年北上的。虽然有点早，但是这样一来使团就有足够的时间在2月26日纪念日前抵达。当然，在恺撒时代，罗马并没有皇帝，只有一群争吵不休的寡头。他们的对立与不和引发大量内战。公元前45年，恺撒出任终身元首（imperator，大将军）。一年之后，在他遇刺身亡前，他还被建议称帝。尽管如此，在恺撒的甥孙屋大维称帝、成为奥古斯都时，皇帝的称号还很新奇。自那以后，这个职位已经变得面目全非。
一方面，所有打着共和名义的行为都消失殆尽。奥古斯都曾竭力装作他围绕自己建立的权力体系并不代表对旧有共和统治的推翻。在元首制下，元老院依然发挥重要作用。但是，既便是在奥古斯都执政时期，这层伪装看上去也很单薄。到公元4世纪，皇帝在人们眼中就是一位专制君主。亚历山大大帝的帝国短暂存在之后，继之而起的王国里逐渐形成统治权的概念。这种来自希腊的概念改变了塑造皇权形象的理念和礼仪生活。这些理念主张，合法的统治者受到神的启示，是由神选定的。表现更突出的人成为神圣的统治者，与神沟通，普通人应该顺从行事。到公元4世纪，标准礼仪规定受到皇帝接见时要行跪拜礼（proskynesis），少数特权阶层还允许亲吻皇帝长袍的下摆。当然，在这出戏中，皇帝也会演好他的角色。公元4世纪史学家阿米安·马塞林（Ammianus Marcellinus）描述了公元357年君士坦提乌斯二世（Constantius II，公元337—361年在位）进入罗马的庄严时刻。虽然阿米安并不完全认同君士坦提乌斯二世，但是在他看来，君士坦提乌斯二世是皇帝出席仪式的典范：“他的脖子仿佛被夹板夹住，目视前方，毫不左顾右盼……战车颠簸的时候头也依然保持不动。他没有吐过口水，没有擦过脸，没有摸过鼻子，没有挥过手。”因此必要时——在适合神选定的统治者的重大日子里——君士坦提乌斯二世能表现出超人的风仪，没有显露任何常人的缺点。
同公元1世纪的皇帝相比，公元4世纪的皇帝也不只是表面看起来更为强大些。自奥古斯都以来，历任皇帝都享有极大的权力。但是几个世纪以来，皇帝的职权又进一步扩大了。以立法为例，公元3世纪中叶以前，罗马的法律体系是通过多元渠道建立的。元老院和皇帝都可以制定法律。但是法律革新主要是由一群律师专家（被称为法学家）来负责。他们由皇帝授权，对法律进行阐释，应用既定的法律原则处理新问题。自公元1世纪到3世纪中叶，罗马的法律主要建立在这些人充满学识的见解之上。然而，到公元4世纪，皇帝已经取代法学家，难以定夺的法律事宜都提交给皇帝处理。由此，皇帝完全掌控了立法过程。在其他方面，尤其是财政体系，情况也很类似。同公元1世纪相比，公元4世纪时，皇帝的官员在征税方面扮演更直接的角色。一直以来，皇帝都有扩大其职权的可能。到公元4世纪，这种可能性无论是在形式上还是职能上大多都已成为现实。
同样重要的是，分权而治此时已成为惯例——这样多位皇帝可以同时执政。在公元4世纪，帝国西部和东部处于各自皇帝的统治之下，但并没有完全分裂，而且还有皇帝曾试图独自统治整个帝国。君士坦提乌斯二世曾一度单独执政。他的继任者尤里安（Julian）和约维安（Jovian）在公元361年至364年间也独自统治了帝国。公元4世纪90年代初，狄奥多西一世（Theodosius I）再次单独治理帝国。但是这些单独执政的尝试都不长久。在公元4世纪，帝国多数时候还是处于分权而治的状态。分权而治的形式各异。有些皇帝任命后代亲属——儿子，如果没有儿子的话，就是侄子——为副帝，共同治理帝国。君士坦丁一世（Constantine I）自公元4世纪10年代直至公元337年去世，一直沿用这一模式。公元4世纪50年代的大部分时期里，君士坦提乌斯二世和君士坦丁一世的侄子尤里安及加卢斯（Gallus）共同统治帝国。公元4世纪90年代，狄奥多西一世也打算同他的两个儿子分权而治。虽然他们被授予奥古斯都的头衔，但狄奥多西一世去世时，他们还都年幼，不能真正行使职权。还有的皇帝和亲属（通常是兄弟）平分皇权。公元337年至351年，君士坦丁一世的几个儿子就采用了这种方式。公元364年后，瓦伦提尼安一世与瓦伦斯（Valens）分治了10年。此外，公元3世纪末到4世纪初，皇权在很长一段时间里由非亲属关系的人共享。公元3世纪90年代，戴克里先（Diocletian）皇帝确立四帝共治制，作为主帝，同另一位主帝和两位副帝
一起分疆而治。到公元4世纪20年代初，皇帝更替，但是四帝共治的模式一直沿用下来。就这样，帝国后期经历了各种形式的分权而治。但在公元4世纪基本上都是两位皇帝：通常是一位统治帝国西部，一位统治帝国东部。到公元5世纪，这种分疆而治的格局基本定型。
现在不光有了皇帝（通常还不止一位），而且还有另一个重大变化。叙马库斯的使团在瓦伦提尼安一世登基五周年纪念这样一个重大场合向北出行，去觐见瓦伦提尼安一世。这一事实体现了皇权的另一重大变化。在后期罗马帝国的研究中，学界有一个令人费解的争论，即公元4世纪时，皇帝访问罗马的次数是五次还是四次（每次大概历时一个月）。
这种争论耐人寻味。到底是四次还是五次其实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到公元4世纪，皇帝几乎不再访问罗马。虽然罗马依然是帝国的象征性首都，以免费食物和其他补贴形式享有相当比例的帝国税收，但是它已不再是重要的政治和行政中心。尤其是在公元3世纪末和4世纪初，新的权力中心已经形成。这些权力中心距离帝国的主要边界更近。在意大利本土，罗马向北几天行程即可到达的米兰（Milan）已经成为帝国实际政府的主要所在地。在意大利以外的地区，摩泽尔河河畔的特里尔、沙费河（Save）和多瑙河交汇处的塞尔曼（Sirmium）、小亚细亚的尼科米底亚（Nicomedia）以及靠近波斯边界的安条克（Antioch），这四个城市在不同时期也都变得重要起来，尤其是在戴克里先的四帝共治制政体下，四位实际参与执政的皇帝各据一方进行统治。公元4世纪时，形势稍稍稳定下来：帝国西部的米兰和特里尔，以及帝国东部的安条克和新兴首都君士坦丁堡（Constantinople）逐渐成为帝国主要的行政和政治中心。
公元364年，在一次对瓦伦提尼安一世之弟瓦伦斯的演说中，哲学家兼演说家德密斯修（Themistius）含蓄地将君士坦丁堡和罗马进行对比。他强调了后者作为帝国首都的缺陷：
君士坦丁堡连接欧亚两大洲，是海事需求的泊地、陆地和海洋贸易的市场、罗马统治的点缀。因为它不像某个神圣地区那样远离干道。如果皇帝因事待在君士坦丁堡，这也不会给他处理公务带来不便。相反，它是人们往来各地的必经之地。因此，如果皇帝立都在此，便是处于整个帝国的正中心。
“远离干道”的“某个神圣地区”——到处都是神殿，供奉主宰古代胜战的诸神——基本上概括了公元4世纪时的罗马。德密斯修一语中的，皇帝出于行政需要放弃原有的帝都。那些迫切需要他们关注的外来威胁来自莱茵河以东、多瑙河以北以及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之间的波斯边界。这意味着帝国的战略轴线从北海沿莱茵河和多瑙河向下，到达位于多瑙河切断喀尔巴阡山（Carpathian Mountains）的铁门峡谷，然后再经由陆路穿过巴尔干半岛和小亚细亚，直到可以监视东方防线的安条克。公元4世纪时，所有首都都在这条权力轴线（地图1）上，或其附近。而罗马却远离这条权力轴线，无法有效行使其职能；信息传递到罗马要花很长时间，指令传达出去然后再生效，也要耗费相当长的时间。
但是单单行政需要还不是罗马现在被完全忽视的关键原因。尤里乌斯·恺撒每年夏天出于同样的后勤和战略需要向北到过阿尔卑斯山，向西到过西班牙，还去过地中海东部地区。尽管如此，多数时候他会在冬天回到意大利，巩固自己的政治地位，向支持者赠送礼物，并震慑反对者。恺撒不得不回到意大利，是因为在他那个年代，当他和其他寡头为政治权力斗争耗尽主要精力时（在他们没有忙于征服地中海其他地区时），罗马元老院是参与这些斗争的唯一的政治听众。恺撒的主要政治支持者和反对者都是元老院元老，多数高级军团军官和指挥官都具有元老身份，并且主要的权力斗争都在元老院展开。具有象征意味的是，公元前44年3月15日，恺撒本人也正是在元老院的台阶上被刺身亡的。相反，公元4世纪的皇帝不需要待在罗马，因为除了行政压力迫使他们离开意大利之外，他们所面对的是一群不同的政治听众。在这个世纪，皇帝不常去罗马，是因为他们出于政治需要在其他地方进行统治。理解帝国演变过程中这一关键性变化的基础在于，认清宫廷——不管它位于何处——是雄心勃勃的罗马人所渴望得到的一切事物的分配中心这一事实。财富、尊严、宠幸和晋升都来自皇帝，因为他是整个欧亚大陆西部税收的重新分配者。
公元4世纪的人们已经清楚地认识到这一点。公元310年，有人向君士坦丁一世简要地做了以下概述：“不管是哪儿，只要您经常造访，它便会脱颖而出，一切都会增加——人口、围墙、宠幸；城市和神殿在您脚步所及之处迅速涌现，远远多过大地为朱庇特（Jupiter）和朱诺（Juno）休憩而绽放的花朵。”
在恺撒时代，所有的财富都只在罗马城内重新分配，以便赢取这个关键地区的支持者，并影响那里的民众。但是如果在公元4世纪采用同样的策略，在政治上无异于自取灭亡。自公元前44年3月15日恺撒遇刺后的400年里，皇帝的恩宠范围不得不扩大。
公元4世纪时帝国的关键政治听众不再是罗马元老院，而是另外两个团体。其中一个一直以来都是帝国政治游戏的重要参与者——军队，或者更确切地说是军官。传统上会把“罗马军队”当作政治力量来看待，但在正常情况下，普通士兵并不发表自己的意见，在所有较为详尽的记载中，一般都是高级军官参与决定皇位的继任人选，或组织政变。军队的战斗序列自尤里乌斯·恺撒以来已经发生了变化，当然也就影响到担任政治主角的军官人选。在恺撒时代，军队由军团组成，一个军团有5000多人，构成一个主要的军事编队。因此，每个军团指挥官——军团副将（通常还具有元老身份背景）——本身就举足轻重。到公元4世纪，军队的关键人物是高级将官和地方野战军（comitatenses）的军官。一般来讲，三条主要边界上每一条都会有一支重要的野战军防守：一支在帝国西部（聚集在莱茵河边境和意大利北部——通常在意大利北部），一支在巴尔干半岛掩护多瑙河，还有一支在美索不达米亚北部保护帝国东部。
帝国后期的另一支关键性政治力量是帝国的官僚机构（通常被称为廷臣，palatini：来自palatium，“皇宫”一词的拉丁语）。虽然行政官员不具有高级将官所拥有的军事影响力，但是他们掌控财政以及立法和司法过程。如果没有他们的积极参与，帝国的任何政权都无法正常运转。行政官员时刻伴随在皇帝左右，一直都享有很大的权力。帝国初期，皇帝身边的解放奴隶是一支令人畏惧的力量。帝国后期的不同在于中央官僚机器的规模激增。公元249年以前，整个帝国只有250名高级官僚。在仅仅150年之后的公元400年，高级官僚人数达到6000名。他们大多在帝国的主要指挥中心任职（从这些指挥中心即可监视主要边界）。因此，他们不在罗马，而是跟随皇帝，或在莱茵河边境的特里尔或米兰，或在多瑙河边境的塞尔曼（或越来越多的是在君士坦丁堡），或在东方边境的安条克。决定帝国政治命运的不再是罗马元老院，而是会集在主要边境的野战军指挥官和聚集在管理这些边境的首都的高级官僚。
皇位基本上是依据王朝继承权来传递的，但前提是要有合适人选，能够赢得将官和行政官员相当程度的认可。例如，公元364年约维安去世时留下的幼子就没能继承皇位；公元378年，没有亲属关系的狄奥多西一世升任皇帝，因为虽然瓦伦提尼安一世的两个儿子已经被任命为皇帝，但是次子瓦伦提尼安二世（Valentinian II）还乳臭未干，不能有效治理帝国的东部。有时朝代也会中断。公元363年至364年，君士坦丁王朝没有可任命的继承人，促使一些高级将官和官僚勾结，推举各种可能人选。实际上，在这种时候，军官往往会被选中。（首先是公元363年，约维安被选中；接着在公元364年他早逝后，瓦伦提尼安一世又被选中。）但是高级官僚也参与其中，很可能也会考虑争夺权力。公元363年约维安升任皇帝时，一位同名的官僚因为可能对约维安构成威胁而被扔到井里。公元371年，由于密谋反对瓦伦提尼安一世的弟弟瓦伦斯，一位名叫狄奥多鲁斯（Theodorus）的高级文书被处死。在这次密谋中，狄奥多鲁斯及其支持者举行降神会，询问继任皇帝的名字。灵应牌上写出“狄—奥—多……”。这时，他们停了下来，打开一瓶法兰娜（Falernian，一种古老的白葡萄酒，非常昂贵）庆祝。要是他们将灵应牌上的名字写完，就不会心存幻想，也可以避免悲惨的下场，因为瓦伦斯的继任者叫做狄奥多西（Theodosius）。
后勤和政治的有效结合就这样使得权力在地域上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因此，军队、皇帝和行政官员都迁出意大利。这一过程还解释了帝国为什么比以往需要更多的皇帝。从行政上来讲，一位皇帝要想有效控制三条主要边界的话，安条克或君士坦丁堡都距离莱茵河太远，特里尔和米兰距离帝国东部也都不近。同样，在政治上，一个恩宠分配中心也不足以满足所有高级将官和官僚的需求，也就不足以防止篡权。三支主要军队都要求分得相当比例的战利品，每年以金币的形式相对少量发放，皇帝重大周年纪念时则要发放得多一些（例如叙马库斯北上庆祝的五周年纪念）。这些军队的将官还喜欢伴随皇帝左右，这样能给他们带来各种升迁机会和荣誉——还有与皇帝共进晚餐的荣幸。文官也不例外。任何政权都不能把所有的恩宠只集中在一个首都，否则会有大批显贵被排除在外。公元4世纪时，统治者们普遍认识到这种政治需求。帝国如果长期处于一位皇帝的统治之下便会陷入困境。公元4世纪晚期，狄奥多西一世常驻君士坦丁堡，出于对自己王朝的考虑（他打算让两个儿子最终各继承一半帝国），拒绝任命一位公认的皇帝人选来统治帝国西部，结果引发不满，并且使他面临被篡位的危险。官僚和军队将官感觉帝国这块蛋糕分配不均，纷纷支持这些篡位者。
罗马在政治上和行政上的衰落并非一时所致。早在公元1世纪和2世纪，皇帝出行就已经渐趋频繁，有时候还和另一位皇帝分权而治，共同处理问题。
公元161年到169年间，路奇乌斯·维鲁斯（Lucius Verus）和马可·奥勒留（Marcus Aurelius）共同享有奥古斯都的称号。到公元4世纪，共和时期的辉煌早已成为历史，罗马不再有值得一提的派别和阴谋，治理国家的过程中元老院的决策也不再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元老院此时在帝国扮演的角色基本上是象征性的，在权力的获取和行使方面，其行为和成员的作用早已被边缘化。个别元老依然富埒陶白，可能在政治上担任要职。
但即便这样，他们也有一个重大局限。帝国后期罗马元老院元老的升迁（cursus honorum，荣誉体系）只涉及文职，不涉及任何军事指挥权。这样就不利于元老迈出获取皇权至关重要的一步。如前文所述，皇权往往成为将官的专利。元老院的会议记录被转交给皇帝审阅（皇帝当然会翻阅这些记录……），皇帝的急件也让元老院随时了解重大事件（宣读急件是一种荣耀，叙马库斯就曾有幸做过这样的事），元老院还可以就事关元老的重大事情选派使节觐见皇帝。但是元老院并不实际参与政策的制定，而且除了决定元老院每年“自愿”向帝国财政捐款的数额外，皇帝很少征求它的意见。元老院里有很多家财万贯的元老，只要缴纳足够税款，就能担任要职。但它——作为一个团体——已不再是权力和政策斗争的主角。
因此，元老的地位理所当然地降低了。在公元4世纪之前，罗马的元老［称为“杰出者”（clarissimi），“最杰出的”］享有独特地位。他们没有在其他市政机构任职的义务，也没有在财政和法律上享有各种特权。然而到公元4世纪，一系列变化改变了这种状况。皇帝首先缓慢而稳步地将大批新官僚提拔为元老。起先，这还只是零星进行的，但在公元367年，瓦伦提尼安一世推行了一项重要的勋位改革，将帝国所有可能表明社会地位的文职和军职加以匹配和结合，形成一个体系。在这个体系下，成为杰出者成了所有人的奋斗目标。从这以后一直到公元4世纪末，杰出者群体显著膨胀，大批官僚获得杰出者身份。公元400年，帝国6000名最高级别的官员所从事的工作都要求任职者是在任或卸任的元老。罗马传统的元老家族就这样失去了独一无二的社会地位。更糟糕的是，新的杰出者人数众多，使得皇帝有必要细分元老阶层，建立两个更高的等级——显赫者（spectabiles）和光荣者（illustres）。总体而言，这两个等级不能世袭，只能通过实际参与行政工作而获得。差不多在同一时期，公元4世纪30年代到4世纪末，皇帝们通过各种措施，在帝国东部的新首都设立一个对等的元老院。这主要是通过提拔新人来实现，但也会调动已经住在帝国东部的原罗马元老院元老。
公元250年至400年，贵族出身的罗马元老院元老见证了他们所珍视的地位因一个庞大的元老阶层的出现而被吞噬，目睹一个姊妹团体在君士坦丁堡缓慢而又稳健地成长。
这些发展变化建立了一个对于尤里乌斯·恺撒而言已经面目全非的政治世界。表现更突出的人成为神指派的统治者，通常同至少一名和他具有同等地位的统治者一起，共同治理帝国，行使处理生活各方面事务的广泛权力。这个帝国被一些史学家根据其职能、首都的地理位置称为“由内而外”的帝国。帝国的官僚阶层逐渐替代被非军事化、边缘化的罗马元老院，成为罗马的“新贵”。当然，这些发展还解释了为什么叙马库斯及其使团带着冕金去觐见瓦伦提尼安一世时需要长途跋涉前往特里尔。从恺撒时代到公元4世纪的这些变化提出另一个更为根本的问题。恺撒时代的罗马世界和公元4世纪时的大小相近，但不需要两位皇帝来治理，也不需要大范围的施恩以防止篡权和反叛。那么从公元前50年到公元369年，是什么发生了变化呢？为了找到问题的答案，我们有必要更深入地了解叙马库斯使团的目的地特里尔——莱茵河边界的指挥中心。
罗马时期的特里尔在建城之初只是一个小小的军事基地，位于摩泽尔河上的一处要津，处于敌对部落特雷维里人的中心地区。然而，公元368年年底至369年年初，叙马库斯及其使团抵达的这座城市已不再是一个军营，而是莱茵河边境一座象征着“罗马性”（Romanitas）的兴旺发达的堡垒。如果使团从西边进入城市，他们会穿过尼格拉（Nigra）城门——黑城门（现存最完好的古罗马时期的城门）——进城。即便被现代建筑环绕，城门现在也依然宏伟壮观。公元4世纪时，它的作用更强大。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一扇厚重的吊闸，吊闸后是庭院，穿过庭院便是城门本身。城门两侧是四层楼高、带拱廊的瞭望塔，塔上到处都是备战的卫兵，如果有敌军突破吊闸冲向城门，他们便会不断地投掷矢石。这座城门得以保存下来应归功于公元10世纪时隐居在此的一位圣徒，城门后来因此而成为一座教堂。而此后这座古罗马时期城市的其他城墙和城门上的石头则被人挖走用作建筑石材。叙马库斯时代，城门所在的城墙有6000米长，3米厚，6米高，将方圆285公顷的城区包围在其中。另一座厚重的城门高耸于摩泽尔河的一座桥上。这座桥建成以后就取代津渡，成为人们的过河方式。一枚公元4世纪在特里尔打造的金质纪念章上印有这座桥的图案。
城门内的城市也同样令人叹为观止。公元4世纪初，整个城市的东北部得以重建，作为皇帝在这个地区统治的职能中心和仪式中心。自公元4世纪10年代起，君士坦丁王朝的多任皇帝都推进了修建工作。王朝的最后一任皇帝去世后，新王朝的几任皇帝又继续特里尔的建筑工程。宫殿、大教堂和圆形广场，还有皇家浴池（恺撒浴场）雄踞在城市的东北部。帝国后期，在圆形广场上举行了多次皇家仪式，还有地下通道连接皇宫和皇帝在圆形广场的包厢。据史料显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被挖掘出来的大教堂底层是在公元4世纪60年代末完工的。在地面以上，依然可见浴场建筑群和大体上保存完好的巴西利卡（basilica）——皇帝的觐见大厅。巴西利卡和尼格拉城门一样，凭借成为教堂而留存到中世纪，现在仍独自突兀地矗立在单行道上。
公元4世纪时，巴西利卡的两侧是柱廊和皇宫内的私用区域，但也同样雄伟：长67米，宽27.5米，高30米，几乎是尼格拉城门的两倍高。巴西利卡尤其值得我们关注，因为叙马库斯率领的使团正是在这里向瓦伦提尼安一世呈献他们从罗马带来的冕金的。建筑的外部最初刷的是白色灰泥，其内部现在和外部一样简朴，但在公元4世纪时则不然。当时，地面铺设了排列成几何图案的黑白地砖，地面和窗户之间的墙面装有大理石饰面，墙上还有摆放雕像的壁龛。使团可能是从南面的主门进入这座富丽堂皇的宏伟建筑的，迎面就看到皇帝坐在大厅尽头的后殿上。一般来讲，皇帝与大殿的其他部分之间会用帷幕隔开，只能辨认出殿上显贵们的轮廓。然而，在像进献冕金这样的重大礼仪场合，帷幕会被拉开。宫廷里的文职和军职显要身着华丽的长袍，严格按照瓦伦提尼安一世几年前明确规定的尊卑等级站立在大殿的两侧。气氛庄严，令观者的目光不由自主地投向皇帝。接下来便是简短的演说，然后任务就结束了。
使团获准返回。
但是，叙马库斯没有返回。在那一年剩下的时间里，他在特里尔及其周边地区逗留。这样他就有足够的时间来观察这座城市及其乡村和居民。叙马库斯很快就意识到特里尔是个地地道道的罗马式城市，而且从来都是。新的皇家建筑只不过是被移植到一座原本就完全罗马式的城市。坐落在东边摩泽尔河桥上的城门内侧的是被称为“芭芭拉浴场”（Barbarathermen）的浴池。它是帝国西部罗马城外最大的两座浴场建筑群之一（另一座是恺撒浴场）。这座巨大的公共设施建于公元2世纪的20年代至50年代，由带柱廊的庭院、冷温热三种不同温度的浴池和健身房构成。叙马库斯逗留特里尔期间，浴场依然牢固。浴场附近是由广场、法院和市议会会堂组成的市政建筑群。市政建筑群是特里尔的政治中心，虽然历经多次修建，但是它的第一座罗马式公共建筑早在公元1世纪就已经建成。大约在同一时期，在山坡向东的浴场对面修建了一座圆形竞技场，规模比现在法国阿尔勒（Arles）和尼姆（Nîmes）保存下来的罗马圆形竞技场还要大。圆形竞技场的西南是阿尔特巴赫（Altbachtal）神庙群，约有50座神龛，形成帝国西部最大的神龛群。除此之外，我们知道尽管目前尚未发现，城中还有一座供奉罗马主神朱庇特的神殿。后来特里尔还修建了一座剧院，并在公元3世纪改善供水系统，建造了一条长12公里、引自城外乌沃（Ruwer）河谷的引水渠，满足城市喷泉和排水需要。自公元2世纪初以来，特里尔一直是一座持续发展的地道的罗马式城市。
经历这种变化的不只是特里尔而已。罗马式城市在高卢北部也星罗棋布。不列颠、西班牙、北非、巴尔干半岛、小亚细亚和新月沃土（Fertile Crescent）也都散布着罗马式城市。在罗马征服时期，地中海地区已经有大量这样基于之前的希腊式城市而修建的罗马式城市。有些是公元1世纪时建造的，在不列颠这样的落后地区的则是公元2世纪时建造的。各个地区的数目各异，地中海中部以外地区则相对稀少。然而，这一变化的影响不容低估。如果恺撒的英灵向北到达叙马库斯使团出使的目的地，他会惊愕不已。欧洲北部在他那个时代只有少数当地部落在山上建的要塞、大量的村落和少量罗马军营。但现在基本上完全是一派罗马景观，这些城镇成为帝国行政管理的基石。因为罗马式城镇不仅仅是指城镇的核心，它还拥有并管理着依附于它的乡村。除极少数特例之外，公元4世纪时的帝国在行政上是由众多城市区域构成，每个城市由什长（也称市议员，curiales）组成的市议会（curia）来治理。
叙马库斯在瓦伦提尼安一世的宫廷逗留期间受到众多显贵政要的款待。他们有的在城里有精美的罗马式宅邸。现在在特里尔已经挖掘出一两幢宅邸的部分残骸，一般是些镶有精美镶嵌画的地面。他们大多在周边的乡村拥有豪宅。由于这些住宅没有被埋藏在现在的特里尔之下，人们对它们的了解要多一些。目前已挖掘出来的最豪华的住宅位于摩泽尔河和萨尔河（Saar）交汇处往上游80公里处的孔茨（Konz）。这幢豪宅高耸于陡峭的河岸，景色壮丽。整座建筑呈长方形铺开，以带后殿的大殿为中心，长约100米，宽约35米。我们大可以推断这很可能是皇帝在孔茨的避暑去处。如果叙马库斯有幸被邀来这里的话，他会受到隆重的款待。
事实上，特里尔及其周边搭建了一大批别墅，位置极佳，沿河岸排开，多数别墅的豪华程度只是略低于孔茨的豪宅而已（大多数都不是皇室所有，是私人建筑）。除正常运作的地产所应有的谷仓和贮存设施外，这些别墅都兼有在乡下过文明的罗马式生活所必需的公用房间和私人房间、浴室套房、会客厅、镶嵌画和集中供暖，再加上带柱廊的背阴庭院、雅致的花园和喷泉；并且，在意大利之外这么远的地方看到这些罗马元素也不足为奇。毫无疑问，如果不是毗邻特里尔，廷臣也没有消费能力的话，这些公元4世纪时建在摩泽尔河地区的别墅就不会这么宏伟气派了。但是别墅在这里也不是什么新现象，它们在公元100年以前就已经陆续出现了，此后一直是这里不变的特色。北方人唯一没有效仿意大利罗马人标准做法的是，没有在房子的屋顶中间留出一个露天的口，用来向冷水池蓄水，这是由气温和降水量的不同造成的。处于皇帝管辖地区的其他新兴罗马式城镇的周边也和特里尔的周边一样，罗马式别墅星罗棋布。别墅密度、建造速度以及宏伟程度各不相同。不列颠的别墅较晚才开始建造［公元1世纪中叶的菲什伯恩宫（Fishbourne）除外］，而且发展的速度比较缓慢。200年后（在这期间，黑白几何图案已十分普遍），公元4世纪时彩色的镶嵌画才传到英吉利海峡以北的行省。在恺撒和叙马库斯之间的4个世纪里，乡村和城镇都遵从罗马的标准模式，逐步发展。
除建筑之外，变化还波及了人。在他逗留特里尔宫廷期间，叙马库斯建立了一些人脉关系，并充分加以利用，其中最重要的是可能比自己年长30岁的同行德西穆斯·马格努斯·奥索尼乌斯（Decimius Magnus Ausonius，拉丁语语言与文学专家）。他学术造诣颇深，被瓦伦提尼安一世任命为皇储格拉提安（Gratian）的老师。近期研究在叙马库斯那些平淡无奇的书信中发现了他写给奥索尼乌斯的第一封信，信里充满溢美之词。
有两点值得注意：一是在人们眼中，拉丁语掌握程度上的优势甚至能弥补社会地位上的劣势。奥索尼乌斯虽然被看作受过教育的罗马精英，但是家世并没有叙马库斯的家世这么显赫。二是在位于高卢靠近大西洋海岸波尔多（Bordeaux）大学的赞助下，奥索尼乌斯作为独立的雄辩术老师已经名噪一时。到公元4世纪，波尔多已经成为帝国主要的高水平拉丁语教育中心之一。这不仅表明专门的拉丁语教育十分兴盛，远远超出意大利的地域限制，而且还说明奥索尼乌斯也不是罗马人，甚至都不是意大利人，而是具有高卢背景的行省人。
但是这里我们则看到一位来自罗马的罗马贵族毕恭毕敬地找他，希望在拉丁语文学方面博得他的好感。此外，在写给奥索尼乌斯的信的开场白里，叙马库斯还提到自己在罗马时的拉丁语雄辩术老师也是高卢人这一事实。
奥索尼乌斯的例子再次表明罗马帝国已经迥然不同了。同特里尔及其别墅群一样，奥索尼乌斯代表了变化的普遍模式。恺撒时代当然有高卢人精通拉丁语，例如纳尔榜南西斯（罗马地中海地区的高卢行省）的高卢人。但是一位在罗马接受训练、具有元老身份的拉丁语专家会认为一个高卢人在拉丁传统上比自己更胜一筹，并去向他请教，这在恺撒看来既荒唐又可笑。
帝国建立后不久，罗马的新臣民，尤其是那些家庭富裕的人，除了自己的本族语之外，还开始掌握两门帝国语言——帝国西部的拉丁语，再在一定程度上辅以帝国东部的希腊语。刚开始时这还十分少见，但很快拉丁语文法教师就开始在帝国的众多城镇执教。法国中部的欧坦（Autun）——奥索尼乌斯家族的故乡——在公元21年就已经设立学校。一旦这些学校开始运转，便向整个帝国提供同样的语言和文学强化训练。到公元4世纪，到哪儿都能从文法教师那里获得良好的拉丁语教育。圣帕特里克（St. Patrick）出身于不列颠西北部一个小地主家庭，他的一些书信被留存下来。从这些书信的语言可以看出，到公元400年，即便是在帝国的那个偏远角落，人们也能获得良好的教育。北非在帝国的另一端，以教育传统著称，培育出希波（Hippo）主教圣奥古斯丁（St. Augustine）这样受过顶级教育的后期罗马人。维吉尔（Vergil）则超越了罗马时期以前的所有非拉丁语作者。
接下来我们将直面帝国最根本的变化，帝国演变过程中所有其他变化——意大利以外地区的罗马式城市和乡村景观的建立，以及使罗马和罗马元老院不再受到重视的政治共同体的扩大——的根源。拉丁语和拉丁文学之所以能在罗马世界传播开来，是因为最初被恺撒军团征服的人们开始相信并接受罗马的理念。这不仅仅是像卖一头牛或猪给征服他们的罗马士兵一样（虽然事实也肯定如此），出于实际需要学一点拉丁语。接受文法教师及其提供的教育意味着接受罗马的整个价值观体系，认为只有这种教育才能造就培养得当并且因此高人一等的人。
在接受罗马价值观的同时，帝国的一些地区兴建了罗马式城镇和别墅。在罗马军团到达之前，这些地区还从未出现过此类事物。特里尔城市生活的各种模式都源自地中海地区。在新近征服的领地上还设立了罗马老兵的定居点，以便当地部落能近距离观察“地道的”罗马人是怎样过罗马城市生活的。然而罗马化的特里尔有着不同的起源。我们可以从这个城市的官方名称（现代法语称为“特雷维斯”，Trèves）猜出个大概：“奥古斯都大帝的特雷维尔城”（Augusta Treverorum）。这表明特里尔是奥古斯都皇帝为特雷维里部落依法建立的城市。导致科塔及其军团覆灭的罪魁祸首英度鞠马勒斯就是特雷维里人。公元1世纪和2世纪时的特里尔是由特雷维里人自己建造的。他们想要建造自己的罗马式城市，城中大量的碑刻可以为证，其他这种类型的罗马式城市情况也一样。这些城市公共建筑的资金来源大多是当地捐资或捐助。原来的部落［高卢人、不列颠人、伊比利亚人（Iberian）等］为了表明自己已经被罗马化，情愿向意大利放债人大举借债，资助自己的工程，有时也会使自己深陷严重的经济困境之中。罗马在特里尔的第一个定居点可能是一个军事要塞，但是像帝国的其他城镇一样，罗马式城市特里尔是由当地部落，而不是来自意大利的移民建造的。同样，自公元2世纪后，由意大利罗马人建造的别墅和由行省居民建造的别墅也很难分辨。
罗马城镇的典型建筑——浴池、神殿、市议会会堂、圆形竞技场——都具有特定功能，为特定活动专门建造。只有打算举办这些活动才会建造这些建筑。罗马洗浴是公众行为，宗教崇拜涉及全体市民集体参与的宗教仪式，市议会会堂及其庭院是讨论当地事务的场所，在各种意义上都是地方自治的平台。在罗马的文明理念（源自古希腊的文明理念）中，地方自治是造就文明人类的重要手段。人们认为，如果眼光敏锐度不同的同侪只是讨论当地事务，理性思维的能力就不可能提升到一定水平。
因此，罗马式城镇的建立不只是兴建千篇一律的罗马式建筑群，还要依照一种特定的罗马模式改革当地的政治生活。
西班牙地中海南海岸近海腹地的一系列惊人发现体现了这些改革的确切性质。自罗马征服该地区之后，一些居住区也逐渐组建成罗马式城镇。但由于某种原因，当地居民将新宪章刻在铜牌上。1981年春天在塞维利亚（Seville）省一座名为默里诺-德勒-波斯特罗（Molino del Postero）的小丘上发现一套铜牌，是目前最完整的一套。这批发现原本是由10块铜牌组成，每块铜牌高58厘米、宽90厘米，分三栏刻写了《伊尼塔纳法》（Lex Irnitana）：罗马式城镇伊尼（Irni）的宪章。将这套铜牌与其他地区残存的铜牌对比便会发现，所有这些城镇都采用罗马制定的基本宪章，只是根据自身情况对一些细节进行了调整。这些法律十分详尽，由不同居住区残存下来的铜牌拼成的一套宪章译成英文后密密麻麻写满了18页。
市议员需要具备什么资格，如何从中选出地方行政长官（执行官员，通常是“两个人”，duumviri），哪些法律案件可以由当地法院处理，以及如何管理和审核财务，这些问题在法律中都有明确规定。只有市议员的人数这类细节问题才会根据居住区的规模和财富的多少有所不同。别墅这一乡间住所的特殊形式也能说明这些改革的确切性质，其设计反映了一种典型的希腊－罗马概念——如何在城镇以外的地区文明地生活。
地中海的价值观还渗入行省生活的其他方面。例如，罗马的宗教崇拜主张将生者与死者分开。因此，这些新兴城镇的墓地都建在城外。这一习俗很快成为城市生活新模式的一部分。与日常生活更为相关的是，随着罗马生活方式的被采纳，罗马人的生活习惯也逐渐向北传播，面包取代粥成为主食，炊具和烹饪技术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
于是，被征服行省居民的生活发生了变化，各地的行省居民依照罗马模式和价值观体系重新改造自己的生活。罗马扩张后的一两个世纪里，整个帝国已经变成地道的罗马式的了。《小瓢虫英国史读本》（The Ladybird Book of British History）里形象地描述了公元5世纪时不列颠的情况：不列颠突然脱离罗马统治，罗马军团扬长而去，罗马地名也被取而代之（在我的脑海里就是一幅士兵撤离、路标破损的画面）。但是这个观点其实有误。在帝国后期，生活在罗马行省不列颠的罗马人并不是来自意大利的移民，而是已经采纳罗马生活方式和随之而来的一切事物的本地人。一些罗马士兵的离开不会让罗马式的生活戛然而止。和哈德良长城与幼发拉底河之间的其他地区一样，不列颠之所以是罗马式的，早已不仅仅是因为它被罗马“占领”。
叙马库斯最终在公元369年初启程返回。他已经目睹了“罗马性”在摩泽尔河河谷繁荣兴盛的景象。这次元老院的使命已经圆满完成，叙马库斯也受到皇帝和名流的热情款待。代表自己的城市成功地完成出使任务会被当作一项荣誉记录在个人履历上。叙马库斯的履历上就添上了这么一笔。他回到罗马时还获得爵位：在他逗留特里尔期间，瓦伦提尼安一世授予他爵位“comes ordinis tertii”，从字面理解即“第三等级伯爵”。“伯爵”（comites）是君士坦丁皇帝就皇帝随从设立的一个头衔。虽然有些实职也采用这个头衔，但它主要还是一个代表皇帝恩宠的荣衔。总而言之，叙马库斯干得不错。从他的书信中可以看出，他在随后几年充分利用了自己在瓦伦提尼安宫中建立的人脉。认识这么多显贵意味着叙马库斯备受刚在罗马完成高等教育、寻求推荐的年轻人追捧。这位元老总是以帮助这些年轻人为己任。
叙马库斯在宫中的一个重要熟人是高卢雄辩家奥索尼乌斯。他们的通信和睦友好，但留存下来的信中有一封体现了两人的矛盾。回到罗马后不久，叙马库斯便写信给这位朋友：
您的《摩泽尔河》（Mosella）——那首使一条河流名垂千古的无上杰作——［在罗马］被人们竞相传诵，很多人还将它牢记于心，但我只能默默地望着它从我身边传过。请告诉我，您为什么要拒绝把这一小册诗歌或者至少是它的一部分赠送给我？您或许认为我太无教养，无法欣赏它，或是会太不情愿，不会赞赏它，所以就给我这种精神和心理上的莫大侮辱。
《摩泽尔河》 流传至今，普遍被认为是奥索尼乌斯最伟大的作品。它继承了既定的诗歌传统，以主要河流为载体歌颂整个地区。因此，虽然摩泽尔河本身景色秀丽，但这首诗并不是描述自然美景的，而是关于人类作用于自然环境而创造的更深层次的美，是一幅社会风情画。如前文所述，这个社会把所有真正的文明品质都看作悉心培养的产物，而不是天生的才能。在一个著名段落里，奥索尼乌斯先是详细描述河里的鱼，然后又刻画了整个河谷：
从山脊顶端一直到谷底，临河的一面长满绿藤。人们快乐地劳作，勤劳的农夫忙碌不停，一会儿在山顶上，一会儿在山坡上，一个赛一个大声地叫喊。旅行者沿着低处的河岸行走，驳船上的水手从身边掠过，朝着游荡的葡萄园丁嚷嚷着粗俗的玩笑。
特里尔现存的罗马雕像中有一艘雕刻精美的摩泽尔河上运输葡萄酒的驳船，船上水手和酒桶一应俱全。
接下来奥索尼乌斯描述了摩泽尔河两岸雅致的别墅群：
何须赞扬茵茵草地旁的庭院，或是不计其数的柱子支撑着的整洁屋顶？何须赞扬河畔的浴池？……但是如果一个陌生人从库迈（Cumae）来到这里，他会以为埃维亚岛（Euboean）的巴亚（Baiae）赋予了这片地区其快乐的缩影：它优雅，精美，魅力超凡，给人们带来无穷无尽的快乐。
库迈和以温泉著称的巴亚是那不勒斯湾（Bay of Naples）罗马富人和名流的水疗胜地，都是公元前8世纪来自埃维亚岛的希腊殖民者建立的。因此奥索尼乌斯是在强调在文明的罗马乡间生活方面，摩泽尔河可以和帝国最好的地区媲美。还有一点值得注意，据奥索尼乌斯所述，特里尔周边的乡间生活没有沾染上——从罗马的角度来说——自我放纵这一典型的希腊恶习。
我们结束乡村之行后，便来到了特里尔城里：
我必须提到你那安详的农民、技巧娴熟的律师和为被告进行有力辩护的大律师；从他们中间，市议会选出自己的领导者，甚至一整个元老院；我还要提到那些在学校以善辩知名、名声不愧于古人昆体良的教育者。
昆体良（Quintilian，大概活跃于公元35—95年）是闻名遐迩的律师，系统化了雄辩术的一些规则，界定了叙马库斯和奥索尼乌斯所接受的精英式拉丁语。
当然，奥索尼乌斯给我们描述的是特里尔富有基本的罗马品质：受过教育的谈吐和品行、依法治国以及地方自治（这些品质被广泛采纳是我们所审视的变革的核心）。简而言之，从农业、乡村和区域首府来看，摩泽尔河地区已经完全按照正确的罗马方式文明化了。
我们不知道奥索尼乌斯拒绝赠给叙马库斯《摩泽尔河》诗稿的确切原因，但是我可以斗胆猜测一下。在莱茵河边境逗留期间，叙马库斯在皇帝和廷臣面前发表过一些按既定套路准备的演说。其中有三篇的部分片段在他现存的一个讲稿抄本（已损坏）里保存下来。这些片段展示了叙马库斯心目中罗马城是如何看待莱茵河边境的，非常有意思。他在第一篇演说中总结道：“西塞罗说，如果您对文学感兴趣，您就去希腊而不是利比亚（Libya）学习希腊文学；去罗马而不是西西里学习拉丁文学。”或者更概括地说：“将帝国东部留给您战无不胜的弟弟［瓦伦斯］，您［瓦伦提尼安一世］迅速启程前往尚未归顺且半野蛮的莱茵河沿岸……您回归了军事建国的旧模式。”
对叙马库斯而言，罗马是罗马文明（浓缩为拉丁语言）的核心，“半野蛮的”边疆行省应该不惜一切代价捍卫它。不难想象瓦伦提尼安一世的廷臣们是如何看待这个自命不凡的年轻元老的，他一路北上来给他们说教，告诉他们在继承罗马的“罗马性”方面他们干得不错。因此，我怀疑奥索尼乌斯不给叙马库斯《摩泽尔河》的诗稿是想刻意回击他在“边境”时的态度。特里尔及其周边地区并不像叙马库斯认为的那样处于“半野蛮”状态，而是享有真正的罗马文明。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奥索尼乌斯将摩泽尔河河畔的别墅比作巴亚度假胜地的别墅。叙马库斯在信里经常谈到他在巴亚自家别墅里逍遥自在的生活。
叙马库斯百般赞扬巴亚的美，肯定让特里尔当地的居民不胜其烦。他启程返回罗马后，如果奥索尼乌斯真是拿他寻开心的话，这首诗可能还指责叙马库斯本人和其他很可能不时出现在他谈话中的罗马显贵沾染了自我放纵的希腊恶习。
难怪奥索尼乌斯没有给叙马库斯他的诗稿了。他彻底打击了叙马库斯。而叙马库斯最终得到一份诗稿时，他所能做出的反应也只是嘲讽一下鱼的数目而已：
要不是我知道您从不撒谎，我才不会相信您所说的那些关于摩泽尔河河源的美好事情：即便是在诗里……但是，尽管我经常在您家用餐，对您家的食物赞叹不已……我也从没见过您所描述的那些鱼。
撇开鱼的问题不谈，奥索尼乌斯的《摩泽尔河》赢得了特雷维里人读者的普遍喜爱，并很快获得应有的回报。叙马库斯的伯爵头衔使他暂时比奥索尼乌斯地位要高（15—0）。但是不管怎样，“第三等级伯爵”
听起来让人不屑一顾，这不仅仅是与字面翻译有关。写完《摩泽尔河》后不久，奥索尼乌斯被晋升为伯爵和财务官。
财务官是皇帝的法务官员，属于第一等级伯爵（奥索尼乌斯，30—15）。接下来，公元375年11月瓦伦提尼安一世去世，奥索尼乌斯的学生格拉提安成为皇帝，奥索尼乌斯家族由于裙带关系平步青云，其程度令人无法想象。奥索尼乌斯本人成为高卢禁卫军长官（首席大臣），之后又成为高卢、意大利、阿非利加禁卫军长官（这种组合非比寻常）。与此同时，他的儿子担任高卢的联合首席大臣，之后又担任意大利的首席大臣；他的父亲——当时大约90岁——担任巴尔干西部地区（伊利里亚）的首席大臣；他的女婿担任马其顿的副首席大臣，他的侄子成为皇家财政主管（奥索尼乌斯赢得了局点、盘点、赛点、冠军点）。统治权如此这般地集中在奥索尼乌斯家族手中，这在公元371年是难以预见的。但是《摩泽尔河》的巧妙主旨足以让叙马库斯相信，他想要表达的任何讽刺都需要收敛一下。他的抱怨信最终变成对这首诗的赞扬，而且他随后又写了许多更友好的书信。对叙马库斯而言，奥索尼乌斯大有利用价值，是十分重要的关系，他不会因为几条鱼而跟自己过不去。
于是，叙马库斯的这次元老院使命和之后的通信往来为我们展示了自尤里乌斯·恺撒以来的400年间从根本上改造了罗马世界的变化。各地都积极采纳罗马的价值观，行省居民都变成地道的罗马人。这才是帝国作为一个历史现象真正的天才之处。被罗马军团征服后，归顺的当地居民开始建造罗马城镇和别墅，在自己的居住区里过着罗马人的生活。这不是一夜之间发生的事情，但也发生在历时450年帝国历史的相对早期——在两到四代人的时间里。值得强调的是，新臣民整个地接受了拉丁语所宣称的优点。在被统治区域，不光是一些家财万贯的富人去大都会的教育机构上学，就好比现在的印度王子去伊顿（Eton）公学，或是亚洲和南美的精英去哈佛（Harvard）或麻省理工学院（MIT），而且行省也纷纷效仿，设立完全一样的机构。以奥索尼乌斯为例，最终这些行省的老师都成为足以指导大都会人的专家了。
这些发展令人瞠目结舌，改变了罗马人的定义。一旦同样的政治文化、生活方式和价值观体系在哈德良长城和幼发拉底河之间的广阔疆域上大致均衡地确立下来，这一大片区域上的居民就成为正式的罗马人。“罗马人”不再是一个地理称谓，而完全是一个任何人都可能获得的文化身份。随之而来的是帝国成功道路上最重大的一个结果：刚获得罗马身份的罗马人必将要求参与政治，分享这个泱泱大国所带来的权力和利益。早在公元69年，高卢就发生了一次大叛乱，其中部分原因就在于这种日益加强的新身份感。叛乱被镇压，但是到公元4世纪，权力的平衡已经发生变化。在特里尔，叙马库斯明确无误地看到“人类的佼佼者”不仅仅是指罗马的元老院，而是整个罗马帝国中有教养的罗马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