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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马帝国是历史上欧亚大陆西部最大的国家。在400多年时间里，罗马西起哈德良长城，东至幼发拉底河，改变了境内居民的生活，并控制着境外数百公里范围内的地区和部落。彼此相连的防御体系、具有战略意义的道路交通网，以及训练有素的职业军队，象征并确保了这种控制。一旦边界部落有越轨之举，罗马军队就会对其大开杀戒。2000年的票房大片《角斗士》（Gladiator）的开场就取材于公元2世纪中后期罗马皇帝马可·奥勒留（Marcus Aurelius）对欧洲中南部日耳曼部落（Germanic）马可曼尼人（Marcomanni）的胜利。在此200年后，罗马人与日耳曼部落的战斗仍在继续。公元357年，尤里安（Julian）皇帝率1.2万名罗马士兵在斯特拉斯堡（Strasbourg）战役中击败3万名阿勒曼尼人（Alamanni）。
此后只不过约一代人的时间，罗马秩序的核心便被动摇了。正如一位同时代的人所说，罗马军队“幽灵般消失了”。公元376年，大批哥特（Gothic）难民抵达帝国的边界多瑙河（Danube），寻求庇护。与罗马的一贯政策相悖的是，这些难民还没有归顺便被允许迁入帝国。他们发动叛乱，两年之后在哈德良堡（Hadrianople）战役中打败并杀害曾经接纳他们的瓦伦斯（Valens）皇帝，罗马军队中有三分之二的士兵阵亡。公元476年9月4日——哥特人迁入多瑙河边境百年后，西罗马帝国的末代皇帝罗慕路斯·奥古斯都（Romulus Augustulus）被废黜，而为西哥特王国提供核心军事力量的正是当年哥特难民的后代。众多王国依靠外来移民的军事力量在罗马欧洲领土的废墟上崛起。这个位于法国西南部和西班牙的王国仅是其中之一。罗马的衰落以及随之而来的西罗马帝国的灭亡成为构建欧洲历史的一次决定性转变，传统上被视为预示古典时期的结束和中世纪的开始。同文艺复兴、宗教改革运动和工业革命一样，罗马的衰亡永久地改变了世界。
自爱德华·吉本（Edward Gibbon）1776—1788年间出版的鸿篇巨制以来，已有一两百项致力于该领域或其具体方面的研究，而且毫无缩减的征兆。20世纪90年代，欧洲科学基金会资助一个五年期项目，研究“罗马世界的转型”，其成果仍在成卷出版。一如既往，史学家们就一些重大问题和细节问题的看法远没有达成一致意见。争论一直集中在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罗马的衰亡。既然境外武装势力——蛮族——为新王国提供了军事力量，那么他们显然与罗马的衰亡有关。但是吉本之前和之后的史学家都认为罗马这样的强国，其文明水平超前成熟，令人惊叹，不应被在政治、社会、经济和艺术等文化方面完全不能与其匹敌的蒙昧部落击垮。罗马人有集中供暖、基于资本原则的一定形式的银行和兵工厂，甚至还有御用演说家，而蛮族人却还只是从事农业，嗜好装饰用的搭扣（fibulae）。
因此，尽管是个相关因素，蛮族仍不足以导致帝国的衰亡。他们显然只是利用了充斥罗马帝国的更为根本的问题。
但是，事实是否如此？本书将重启史上最大谜团：罗马帝国的神秘终结。
探究罗马帝国的终结有其传统和现实意义。大体而言，西罗马帝国的灭亡和中世纪初期继之而起的王国的建立处于公元300年至600年间。这一时期是过去40年里一些最具创见性的历史研究的对象。传统上，这一时期是个黑洞：古典史和中世纪史之间的空白地带，既不作为古典史也不作为中世纪史来研究。该时期后来被重新定义为“古典时期晚期”。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我们对该时期的认识有了质的飞跃。其中很多考古发现对专家来说属于常识，但对普通大众而言依然需要普及。至少从我的学生对这一领域所持有的偏见来看，普通读者对该时期的认识仍然受自吉本以来旧传统的影响。在过去的40年间，学界首次认识了一个在社会、经济和道德上并非行将崩溃的后期罗马帝国和一个不再以简单愚昧、一成不变的荒蛮来定性的罗马境外世界。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两代人的学术研究彻底改变了我们对罗马帝国和罗马人眼中的“蛮族人之地”（barbaricum）这片更广阔地区的认识。本书很大程度上借鉴了这一学术成果。
具体而言，人们对古典时期晚期的积极“发现”是在一定学术环境下产生的。各时期的史学家意识到历史不仅仅是传统上惯指的经济、高层政治、战争和外交方面的历史。有关古典时期晚期的文字史料和考古证据颇为丰富，其中尤为重要的是罗马精英阶层高度成熟的作品，因此对很多学科而言这是一个产出颇丰的研究领域，例如性别和文化史，以及民间信仰史。古典时期晚期还为近年历史写作中的流行趋势提供了丰富材料。这些趋势试图挑战贯穿于传统历史“大叙事”中的一些不言而喻的成见。“文明”但不断衰落的罗马帝国坚决抵御境外“蛮族”的图景便是这种叙事的一个经典例子。目前人们已试图跳出这个固化的传统模式，从史料中找到诸多罗马－蛮族合作和非暴力往来的事例。阅读个体文本时，强调对其背后帝国理念的认识也产生了重大影响。这种阐释方法要求史学家不能把古代作者当作事实的来源，而是当成二手车的销售员，应该以谨慎的态度去对待。
这些趋势给古典时期晚期的研究带来巨大冲击，但容易使学者偏离整体，过于关注特定方面的细节研究，往往与重构当时实际情况这一叙事初衷背道而驰，反而专注于个人和史料对当时情况的看法和描述。在过去近10年间，出现了大量关于相关领域和古代作者的创新性专著，但无人尝试对罗马帝国的瓦解进行概述。
对这一领域各个组成部分进行深入研究过去是，而且现在依然是绝对有必要的。对此，我深信不疑。
但是对一个时期的特定方面进行详尽的再阐释会影响对整体的认识。在我看来，我们应该将已经深入研究过的片断整合起来，专注于它们传递的关于罗马衰亡的信息。
读者可以自己评判这一研究方法是否合理。
受近期文学批评趋势的影响，古典时期晚期的研究强调理念和观念。我个人认为我们也不能忽视叙事，这一点十分重要。鉴于史料的性质，一些学者甚至质疑是否可以透过这些史料对事实的描述来重构“实际发生的事件”。很显然，有时这是不可行的。然而，我要指出的是，那些适用于文学批评的思维过程并不都适用于历史研究。文学分析的工具对研究个体资料来说非常有价值，但在我看来，把历史研究比作一个法律事件会更贴切些。史料就好比是证人，出于自身原因，会试图就事件提出特定的主张，但与文学文本不同的是，它们所描述的并非（或并非总是）作者个人想象的结果。历史和法律体系一样，会与定量的失窃财产和实实在在的死尸打交道，尽管对这些现象的了解不得不建立在作为思想产物的史料之上。读者将会在本书看到，罗马帝国包含多种理念，推动了一种特定世界观的形成。此外，罗马还采用官僚制度，制定法律，征收税款，训练军队。在公元5世纪，西罗马帝国连同它维系了几个世纪的体系和规程一起终结，所留下的残骸便是本书关注的核心。
我想利用近年来学界的成果，通过重构历史来认识欧洲历史上的这次重大变革。我的专业领域既包括后期罗马帝国，也包括“蛮族”，教学和学术论文的发表对边界两边的关注度基本相当，研究时段重点是公元4世纪晚期和公元5世纪。虽然我会借鉴他人的研究，但构成本书特色的综合观点以及构建这个观点的主要想法则是本人原创。
在本书中，我会竭尽全力重构罗马衰亡的历史，提出一种可信的阐释。除此之外，我的写作还有一个目的。认识过去就像一个侦探故事，因此我想继续沿用刚才的法律类比。为了了解当时的真相，我邀请读者作为陪审团的一员参与评估和整合将要呈献的各种证据。本书的结构支持这种方法。它不只是关于公元5世纪西罗马帝国瓦解的叙事，还是一次分析性探索。因此，第一部分主要致力于构建公元4世纪晚期罗马帝国及其欧洲近邻的概貌。没有这些背景知识，就无法真正理解随后的瓦解。第二部分和第三部分有更多叙事章节，但分析也是必不可少的。我想让读者从头至尾都充分参与侦探工作，而不是仅仅把玄妙的答案告诉他们。同样，有时也会出现谜团，或者线索消失，我也不会对此做任何掩饰。童年时代母亲带我游历罗马古宅、浴池和要塞，令我对古代遗迹十分着迷。此外，第一个千年的这段历史给我带来了学术挑战，也是我选择研究这段历史的一个主要原因。我喜欢迷一样的事物。这么多的证据或被遗失，或以晦涩难懂的罗马文学体裁呈现（这是后现代主义批评方法适用于这个领域的原因之一），很少有什么是简单明了的。对于一些人来说，这简直有点恼人，降低了这段历史的吸引力。而对另一些人而言（包括我在内），这正是能获得快感的一部分。我总能从学生对证据匮乏的本能反应来判断他们是否对第一个千年感兴趣。
在讲述故事（这也确实是一个故事）的同时，我还希望向读者介绍这个故事的形成过程，并大量呈献现有的文字史料和考古证据。为此，我将尽力直接或间接引用卷入这场即将永久改变欧洲历史洪流的亲历者的文字来详尽地讲述这个故事。这些人形形色色，数量之多超乎想象。经过解读后，他们的作品使得西罗马帝国的瓦解成为古代历史中记载最详尽的一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