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中国传来几则令人震惊的消息。据美国地质勘探局的统计测算，中国在2011～2013年消耗了66.51亿吨水泥，竟超过美国在整个20世纪里44.05亿吨的水泥消费总量。美国曾在20世纪大兴土木，但中国在工程建设方面的铺张更加令人咋舌。中国如何用掉那么多水泥？中国为何要用掉那么多水泥？这又会造成怎样的环境、经济和社会后果？

本书希望探寻此类问题的答案。首先要分析这些基本事实所发生的社会历史背景，然后看看是否能搭建起一般框架来解释所发生的一切。

中国经济在2008年出现了严重的危机。中国的出口贸易遭受重创。由于美国的消费者需求急剧萎缩（美国是中国商品的最大出口市场），导致数量庞大（估计有3 000万）的中国工人失业，而美国消费者不愿花钱的原因则是次贷危机导致数百万美国家庭失去或可能失去其居住的房屋，在这种情况下，美国消费者显然无心在购物中心大肆采购。而2001～2007年的美国房地产繁荣和泡沫又是发生在2001年网络泡沫破灭的基础上。由于时任美联储主席的格林斯潘推行低利率政策，从股市撤出的资金大多投向了房地产市场，但最终美国房地产泡沫在2007年破灭。这就是资本所导致的危机的传导效应。2008年，美国西南部（加利福尼亚州、亚利桑那州和内华达州）以及美国南部（佛罗里达州和佐治亚州）的房地产危机导致了2009年年初中国数千万制造业工人的下岗。

中国政府深知必须要为这些失业工人创造新的就业岗位，否则就有引发社会动荡的危险。到2009年年底时，一项由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国际劳工组织开展的联合调研表明，这场危机在中国造成了大约300万人失业（而在美国造成的失业人数则是700万）。这意味着，中国政府在当年创造了2 700万个就业岗位，这堪称历史罕见的就业扩张奇迹。

那么中国做了什么？中国又是怎么做的？中国政府推出了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投资计划。这些基础设施项目中有些是连接发达东部沿海地区和西部落后省份的交通项目，有些则加强了北部工业地区和南方消费市场的连通，因为中国还存在生产地和消费地不匹配的现象。同时中国还大力推进城镇化改革，大量的新城、新区连片而起，老旧城区改造如火如荼。

这种应对经济危机之策并非中国的创举。1848年经济危机和革命暴动之后，巴黎一片萧瑟，拿破仑三世在1852年把建筑规划大师乔治–欧仁·奥斯曼（Baron Georges-Eugène Haussmann）请到巴黎，推动巴黎重建计划并创造了大量的就业岗位。美国在1945年之后也采取了类似的政策，将剩余工业产能和大量剩余资本都投入到全国各主要城市的郊区和城区建设上［主要是遵循罗伯特·摩西（Robert Moses）的规划理念］。与此同时，美国还在这一阶段修建了州际高速公路网，带动美国南部和西部的经济发展融入整个国家的经济发展。在这两个案例中，法美两国的建设都是为了实现相对的充分就业，让剩余资本和剩余劳动力有充分发挥的空间，由此保证社会安定。中国在2008年之后也采取了相似的做法，但从中国的水泥消费数据上看，中国的经济建设完全实现了规模的飞跃。这样的规模飞跃在以前也有过：罗伯特·摩西规划的城区面积远远超过只负责巴黎一城的奥斯曼所做的规划。在2008年之后，中国GDP（国内生产总值）至少有1/4来自房地产建设，如果再算上其他的基础设施（例如高铁、高速公路、水利工程、机场以及集装箱码头等），那么固定资产投资就占了中国GDP的一半左右，并贡献了几乎所有的增长（中国经济增速在不久之前还保持在10%左右的水平）。这就是中国能迅速摆脱经济危机状态的原因，也是中国的水泥消费创下令人震惊的天量的原因。

中国的经济刺激措施产生的连锁反应是极为巨大的。在2008年之后，中国消费了全球60%的铜，同时还消耗了全球产量半数以上的铁矿石和水泥。中国对原材料的庞大需求意味着所有依靠售卖矿产、石油、农产品（木材、大豆、皮毛和棉花）等产品的资源型国家都能迅速摆脱2007～2008年的经济窘境，并迅速实现经济增长反弹（这些国家包括澳大利亚、智利、巴西、阿根廷、厄瓜多尔……）。向中国出口大量高端机械设备的德国的经济复苏也颇为强劲（与法国相比更为明显）。危机解决的传导速度之快丝毫不逊色于危机蔓延的速度。全球各地发展不平衡的状况加剧，但毫无疑问，2008年之后，中国在挽救全球资本主义体系方面居功至伟，正是中国的大规模城镇化和固定资产投资拯救了世界经济。

那么中国具体是怎么操作的呢？答案很简单：债务融资。中国政府要求银行机构发放大量贷款而暂时不计贷款风险，同时要求各地方政府充分发掘发展潜力大搞开发，而银行对消费者和投资客的住房信贷需求大开绿灯，无论买房自用还是投资都可获得贷款。为此中国债务开始急剧膨胀。自2008年以来，中国债务总量已将近翻番。中国的债务与GDP之比在全球也属高位。但与希腊不同，中国的债务大部分是以人民币计价的本币债务，而不是美元债或欧元债。中国央行有大量的外汇储备可完全覆盖外债，如有需要，中国央行也可随时开机印钞。中国似乎接受了美国前总统罗纳德·里根（Ronald Reagan）（虽然有些令人意外）的观点，逆差和负债并不重要。但到2014年时，中国大部分城市都陷入债台高筑的境地，中国的影子银行体系也不断接力，把银行信贷资金引向毫无回报的投资项目，中国的房地产市场则成为投机涌动的赌场。从2012年开始，房价下跌和建设项目过度积累资金的风险开始出现，在2015年风险达到顶点。简而言之，不出所料，中国出现了建设投资过剩问题（奥斯曼在1867年的巴黎以及罗伯特·摩西在20世纪60年代末和1975年纽约财政危机之间碰到的状况）。让GDP中的一半都依赖于投资回报递减的固定资产项目显然不是好的选择。中国的经济刺激政策开始出现严重的后遗症。随着中国经济增长速度的放缓，大宗商品价格出现暴跌，巴西、智利、厄瓜多尔和澳大利亚等资源型国家的经济开始急转直下。

那么，面对大量资金在建设项目中的过度积累以及负债程度急剧恶化的问题，中国打算怎么做呢？中国所给出的答案令人震惊，其惊人程度丝毫不亚于中国的水泥消费数据。首先，中国打算建设能容纳1.3亿人口（相当于英法两国人口的总和）的城市群。以北京为核心的京津冀城市带将以高速交通和通信设施为纽带（马克思所言的“以时间消灭空间”），在总面积与肯塔基州相似的区域内继续以债务融资方式开展大规模投资，由此吸引未来的资金和劳动力集中于此。京津冀建设究竟要耗费多少水泥尚无估算，但肯定是个天文数字。

放眼世界，中国并不是唯一在开展大规模建设的国家。全球各地均可看到规模稍小的城市建设规划，近期海湾国家的迅速城镇化就是典型的例子。土耳其计划将伊斯坦布尔的人口数量扩大到4 500万（目前大约是1 800万），现在已开始在博斯普鲁斯海峡的北端开展庞大的城镇化建设项目。一个新机场以及一座横跨博斯普鲁斯海峡的大桥已开工建设。但与中国不同，土耳其无法大量举借本币债务，国际债券市场对土耳其经济的风险也有所担忧。这个项目目前还存在停工的风险。世界上的主要城市几乎都出现了房地产建设热潮以及房屋售价和租金上涨的情况。纽约更是如此。西班牙的房地产市场也曾红火一时，但2008年一切戛然而止。只有当房地产市场崩盘之后，人们才发现以前的投资建设规划是多么愚蠢和浪费。例如，西班牙在马德里南部的雷阿尔城修了一个新机场，投资额超过10亿欧元，但根本没有飞机去那个机场，机场投资运营公司也宣布破产，该公司在2015年破产拍卖时获得的竞价是1万欧元。

对于中国来说，搞好城市建设还远远不够。中国也希望能将自己的剩余资本和劳动力输出国外。现在中国正试图重振在历史上通过中亚连接中欧的“丝绸之路”。《金融时报》记者查尔斯·克洛弗（Charles Clover）和韩碧如（Lucy Hornby）曾报道称（2015年10月12日）：“重振这条古老商道已成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标志性外交行动。”按中国的铁路网规划，从中国东部沿海开始的铁路将经内蒙古和蒙古国以及中亚抵达德黑兰和伊斯坦布尔，随后继续深入欧洲，同时也有支线通往莫斯科。现在已有列车将货物从中国运至欧洲，铁路运输只需4天，而海运往往要一周。丝绸之路沿途运输成本的下降以及运输速度的提升，将使现在地广人稀的中亚地带涌现一批繁华都市，而且这一现象已经开始出现。在分析中国推行丝绸之路计划的动机时，两位记者认为，中国迫切需要输出其过剩的资本以及钢铁、水泥等产品。中国在过去30年吸收并创造了大量的剩余资本，现在中国迫切需要为其剩余资本问题找到“空间解决”办法（详见本书第二章）。

此外，中国对其他的国际基础设施投资计划也表示出兴趣。2000年，“南美洲基础设施一体化倡议”（IIRSA）问世，这项雄心勃勃的计划是要加强南美洲12个国家互联互通基础设施的建设来推动资本和商品流动。横跨南美的基础设施可串联其10个增长极，其中最宏大的规划就是连接南美西海岸（秘鲁和厄瓜多尔）和东海岸（巴西）。但拉美国家缺乏资金。这时中国出现了，中国特别希望能减少中巴贸易之间的海上运输时间。2012年，中国与秘鲁签订协议，开始修建跨越安第斯山脉通往巴西的铁路。中国同时也对横穿尼加拉瓜的运河项目充满兴趣，认为其重要性不亚于巴拿马运河。在非洲，中国正努力打造东非地区的交通网（依靠中国自己的劳动力和资金），同时也计划修建横跨非洲大陆的铁路。

复述以上案例就是想要说明，迅速积累的过剩资本在全球各地寻找如何深入的出路并不断改变着世界地理面貌，有时甚至是在破坏地理面貌。这一切为何而发生？答案很简单：资本积累再生产的要求。这一答案为对这些进程开展社会、政治和环境后果分析提供了批判性视角，同时也提出了这样的疑问：究竟是否应该继续这样的路径，还是应该从根本上遏制甚至消除无限度资金积累的动机。这是串联起本书各章的主旨，尽管各章标题看似毫无关联。

显然，人类对世界自然环境的创造性破坏无时无刻不在进行——每天人们都在亲眼看到、在报刊中读到、在新闻中听到这些破坏：底特律之类的城市从兴盛走向衰败，其他一些城市则在兴起；地球表面的冰层正在融化，原始森林的覆盖面积在缩小。但要想了解这一切，还需要掌握现象背后的深层次知识，这就要求创设新的框架来理解事物如何发生以及为何发生，并对既有知识结构进行革新。例如，经济学家常常在其理论中假设地理条件是固定的，地理就是经济因素发挥作用的永恒物理场所。确实，从表面上看，还有什么能比喜马拉雅山脉、安第斯山脉和阿尔卑斯山脉更加亘古长存？有什么能比世界各大洲的形状更加地老天荒？又还能有什么像地球上各气候带那样泾渭分明？近期，《贫穷的终结：我们时代的经济可能》的作者杰弗里·萨克斯（Jeffrey Sachs）以及《枪炮、病菌与钢铁：人类社会的命运》的作者贾雷德·戴蒙德（Jared Diamond）都在其畅销书中表示，地理是固定的，而不变的物理环境决定了各国命运。萨克斯指出，造成各国财富差异的主要原因是距离赤道的远近以及获得可灌溉用水的难易程度。而另一本畅销书《国家为什么会失败：权力、繁荣和贫困的起源》的两位作者德隆·阿西莫格鲁（Daron Acemoglu）和詹姆斯·A. 罗宾逊（James A Robinson）则提出了相反的观点。他们认为，国家兴亡跟地理条件无关，关键是在历史和文化背景中形成的制度框架。按照一方观点，欧洲之所以是自由市场资本主义诞生地并发展成富庶地区，是因为欧洲独特的降水分布、复杂海岸线以及多样物种；而中国之所以落后，是因为中国海岸线较为平整而难以发展航海，此外中国水利建设自然要求有中央集权和官僚式管理方式，这种方式天生厌恶自由市场和个人行动。但按照另一方的观点，欧洲出现强调私有产权以及国家权力制衡的制度创新或属偶然，随后造成了欧洲崛起，欧洲接下来对人口稠密的地区（例如中国和印度）采取了掠夺式的帝国主义方法，长期抑制了这些地区的经济发展，而欧洲对美洲和澳洲等人口稀少地区则采取了开放式的殖民主义方法，由此催生并推动了那些地区自由市场经济的增长。许多言之有理的历史叙述其实都围绕着相似的议题：阿诺德·汤因比的巨著《历史研究》指出，环境挑战和人类应对构成历史转型的基石，而在贾雷德·戴蒙德行销全球的《枪炮、病菌与钢铁：人类社会的命运》一书中则强调了“环境决定论”。

本书所收集的论文的观点与上述理论都不相同，因为上述两派观点其实都是错误的。其错误并不在于细节，尽管许多细节也经不起推敲（例如中国海岸线与欧洲相比是否平整完全要看所使用的地图的比例尺），而是因为其对地理的根本定义是错误的：两派观点都以笛卡儿式的僵化方法将自然与文化人为割裂，但在现实世界的土地和街巷中却不可能找到自然与文化的分界点。这种形而上学的割裂法就是重大的错误。地理学是自然与文化的统一，而不是通常所错误呈现的某些无意识的自然交互与反馈。这种割裂自然属性和人文属性的错误看法造成了人类社会的各种政治和社会灾难。

正如中国近些年的发展经历所表明的，世界地理并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处在不断变化之中。例如，运输时间和成本的变化就重塑了全球经济的相对空间。如果没有出现改变世界经济时空分布的现代运输技术以及军事优势（尤其是铁路和蒸汽船的发明），18世纪之后东方财富向西方集中的大势就不会发生。真正重要的是相对空间，而不是绝对空间。古代汉尼拔将军难以让其战象翻越高耸的阿尔卑斯山，现代的辛普朗隧道却让欧洲大部与意大利北部的人流、物流畅行无阻。

通过本书的这些论文，我试图找到一个框架来理解塑造和重塑地理环境的过程，以及该过程对人类生活和地球环境的影响。在此要强调是“框架”而不是具体严谨的理论，因为地理总是在不断变化，不仅是因为人类始终在积极改造环境并使之服务于生产方式（例如资本主义）的再生产，而且世界生态系统也会在其他动因下发生同步转变。其中某些变化是人类行为造成的无意后果，例如全球气候变化、海平面上升、臭氧空洞、空气和水污染、海洋垃圾和海洋渔业资源枯竭，以及珍稀物种灭绝等。新的病原体和病毒（艾滋病毒、埃博拉以及西尼罗）开始出现，某些传统病原体（例如天花）被基本消灭，但也有像疟疾这样的病原体在人类的反复清剿之下依然存在。人类生存的自然世界自身也处在不断运动中，地壳板块运动造成了火山岩浆大量喷发，引发地震和海啸；太阳黑子也从太空影响地球的生态。

地理环境会以各种方式和原因发生变迁。奥斯曼所设计的巴黎大道最初是想要加强对动辄发动革命的城市人口的军事和社会管控，正如土耳其在安纳托利亚东南部修筑的一系列水坝，这些水坝的重要功能之一就是淹没库尔德人聚居区的良田，同时也构成土耳其东南犬牙交错的防线，由此来打击追求库尔德独立的游击队活动。修建这些大道和水坝当然也吸收了剩余资本和劳动，但这完全不是初衷。文化认知和习俗观点也会越来越多地融入景观风貌，最后景观成了代表着身份认同与集体记忆的重要符号（例如法国的圣心堂或勃朗峰）。同样是丘陵，意大利托斯卡纳地区的山顶小镇和峡谷常被认为是圣洁之地，而朝鲜光秃秃的丘陵则被视为不可触碰的禁区。要想将这些千差万别的文化识别归结到一个统一理论中显然是不可能的，但这并不表明地理学的形成会超出人类的理解范畴。这就是我为何要强调“框架”，由此来理解新地理学的形成，城镇化和地区发展失衡（为何有些地方能繁荣，而有些地方会衰退）的态势，对全世界人类造成的经济、政治、社会和环境影响，以及全球社区、城镇和区域网格之中的日常生活。

要创造这样的框架，就必须运用基于动态过程的哲学探索和辩证法，必须扬弃传统的笛卡儿式割裂法（例如将自然与文化割裂），转而采取整体视角研究历史和地理交互“创造性破坏”的过程。这乍看上去难以掌握，但若能将事件与过程放置在整体框架中，必然有助于去探索未知领域和前人未曾涉足的研究领地。当然，即使有了这样的框架，也难以保证求索之路不会遭遇暗礁或流沙，或许行至中途发现接下来无路可走，或许只能半途而废。相信不少研究中东现代关系的学者对此会有共鸣。

这样的认知地图提供了思考的切入点或抓手，由此可理解事物发生的缘由，甚至得以找到走出目前困境的路径。这自然是大胆的设想。然而在当前的艰难时世，必须要有相应的胆略与勇气才可闯出新路。在此过程中，跌倒与错误自然难免。因而，学习就意味着要延展和深化头脑中的认知地图。这些地图从未完整并始终变化，且变化速度还在不断加快。40多年的研究思考以及讨论切磋令我形成了自己的认知地图，但我深知这些地图依然不完整。然而或许这为批判性理解人类所生活和依赖的复杂地理提供了基础。

由此也提出了问题，人类未来世界将以何种方式存在？我们是否希望生活在人口规模超过1.3亿的超级城市？到处大兴土木以避免资金危机的方式是否合理？窃以为，中国这种城镇化的方式并不可取，无论是出于社会、环境、美学、人文还是政治角度。在这种吞噬一切的发展面前，要想保持个人或集体的价值、尊严和意义，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反而会由此造成人性与环境之间最深层次的疏离。我无法想象，会有多少人真正愿意去接受、推动并规划这样的发展，但显然这世上还有不少对未来充满想象力的人士在为乌托邦式的城市建设煽风点火，还有不少严肃的媒体记者对这样的发展表示信服或惊叹而不惜笔墨去报道，当然还有那些掌握着剩余资本的金融掮客随时准备投入巨资来实现其宏伟蓝图。

正如我在《资本社会的17个矛盾》一书中所总结的，在当前时代，我们必须要认真考虑用批判性的反资本主义视角来审视变化中的世界地理，这不仅是合乎逻辑的必要反思，更是捍卫人类未来的必需之举。如果在当今主导世界的政治经济体系下，资本的维持和再生产必须以前所未见的速度到处开展钢筋混凝土建设，那么至少现在是到了追问根本问题的时刻：是否应放弃制造这些过剩资本的体系？要么放弃现行资本主义体系，要么现代资本主义体系的卫道士能给出证明，资本再生产可以通过不那么暴力和破坏性的方式实现。我将翘首期盼早日看到这些证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