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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79年，后来成了美国经济学会第一任主席的弗朗西斯·沃尔克（Francis Amasa Walker）在一篇短文中试图解释：“为什么普通人往往看经济学家不顺眼？”他说，这一定程度上是因为，经济学家忽视了“把一个人和他的职业、环境联系起来，并令其做出有违经济理论预测之行为的习俗和信仰”。
一个多世纪过后，普通公众继续以怀疑的眼光看待经济学家。我那些同行大多辩解说，这种态度至少部分源于我们在诸多重要公共政策问题上的观点乏人理解。这个说法还算公允。
比如，经济学家一般提倡拍卖空气污染权，批评家闻之则哀叹道：“他们的良心简直是给大企业污染了。”这未免把规范企业行为的力量理解得过于天真了。
企业污染环境，并不是因为从弄脏空气跟水源中享受到了什么乐趣。它们那么做，只不过是因为干净的生产流程比肮脏的成本更高。强迫企业购买排污许可证，给了它们采用清洁生产流程的动机。为避免购买昂贵的许可证，企业定会使用相对廉价、清洁的生产方法。除非确实没有这种替代生产方法，企业才会被迫购买排污许可证。
拍卖排污权合情合理，因为它把缓解污染的重担放到了那些能以最低成本做到这一点的人手里。它将实现具体空气质量指标的总成本降到了最低限度。显而易见，是否能达到该指标，关系到无论贫富的所有人的利益。证据显示，人们对拍卖法越是理解，就越少对它提出异议。例如，尽管环境保护组织一度强烈反对拍卖排污许可权，现在却对它拥护有加。
但这类的误解并不是经济学家遭人白眼的主要原因。对经济学家的怀疑态度，至少还有其他三种重要来源。一是人类行为的传统模型强调狭隘的自身利益，使很多人过于见利忘义。自利诚然是一项重要的人类动机，但不是唯一的。比如，哪怕投票需要时间等成本，而且一张选票也起不了多大作用，可我们还是会参加总统选举；我们会给绝不会再度光顾的餐馆留下小费；会将丢失的钱包物归原主。只谈自利不仅显得刻薄，而且使得我们无法对人类行为的这一重要方面提出任何有趣的看法。
怀疑态度的第二个来源是，经济学的传统模型假设，消费者的决策是在与社会隔离的情况下做出的——尽管所有的证据都否定了这种意见。事实上，所有的评估都极大地取决于社会背景。例如，同一辆车，在20世纪50年代，大多数司机会觉得它加速灵敏，而在今天，大多数司机可能觉得它迟钝不堪。同样，一套900平方米的房子，在20世纪80年代对一个企业老总来说似乎大得不得了，而在今天有可能显得狭小了。还有，套装向来是求取者面试时的正确选择，这是与其他应聘者所穿服装相比得出的结论。
一旦我们承认，背景以上述方式影响着人的评估，我这一行里不少最受珍视的主张就该被抛弃。例如，传统模型说，理性人在权衡每周工作多少小时、花多少钱在不同商品上的时候，所得结果往往会促进整个社会的利益。可考虑到背景因素，情况并非如此。
就拿花多少钱买一套面试用的套装来说吧。实验证明，要是一名求职者穿得比其他人更得体，他就更容易被录用。这就为多花钱买套装创造了显而易见的动机。然而，倘若所有的求职者都将置装费提高3倍，同一份工作还是会落入先前那名求职者手里。在这样的情况下，如果人人都减少置装费，而多花点钱购买预防疾病用的药物，或者买辆更安全的汽车，恐怕结果会更好。
对经济学家持怀疑态度的第三个来源在于，我们的传统假设认为，人在进行选择的时候是理性的，不带感情的。和前述“背景不重要”的假设一样，这一假设同样认为，倘若人们不受限制地自由交易，社会将获得有益结果。比如，要是一个信用记录糟糕的人向放贷人借500美元，答应两个星期归还，年息1 000%，标准经济模型会坚持说，倘若国家阻止这一交易，借贷双方都会受到损害。
然而，有史以来，大多数社会都认为，最好是禁止这类放贷契约，因为人们并不像传统经济模型里假设的那样理性和冷静。人们经常对未来发生的成本和收益权衡不足，错误地认为借钱的好处大过了偿还的成本。这就是反高利贷法的基本立足点。它斩钉截铁地禁止互助性交易——至少禁止了一部分。很少有哪个社会听从经济学家的建议废除反高利贷法的。从不少人无法权衡当前收益和将来成本这方面看，下令禁止高利贷并非难以理解。
简而言之，民间对经济学家所提建议持广泛的怀疑态度，很大程度或许根植于人们对建议出发点的合理担忧。既然传统经济学建立在错误的行为假设上，那又怎么能把根据这类模型做出的建议当真呢？
近年来，经济学家在思考人类行为方面出现了革命性变化。行为经济学诞生之初，研究者们努力采集现实生活中与理性行为模型相矛盾的异常现象。近些时候，他们又引入了新的模型，更准确地描述人们碰到经济选择时会怎样采取行动。在这些模型中，狭隘的自利不再是唯一重要的人类动机；背景环境也会影响评价；此外，它们明确地考虑到了系统化认知偏差造成的后果。
尽管以上创新使行为经济学家能够以更实际的观点解释人们如何进行经济选择，但民众对经济学仍然残存怀疑，这妨碍了我们到公共论坛上进行讨论。由于传统模型的预测经常出错，碰到它们正确的时候，读者也往往对其意见大打折扣。举个例子，2008年夏天，参议员希拉里·克林顿女士提议缓征美国联邦燃油税，ABC新闻台的乔治·斯特凡诺普洛斯（George Stephanopoulos）请她举出有哪一位经济学家赞成这种做法。希拉里倔强地回答说：“我才不要上经济学家们的贼船呢！”民意调查显示，希拉里公开批经济学家的行为，帮助她在随后的西弗吉尼亚州和肯塔基州初选中取得了胜利。
有了行为经济学，我们现在终于可以既讨论经济选择，又不侮辱读者的智慧了。自20世纪90年代起，我一直在撰写专栏谈及此类选择。有些讲的是华盛顿政策决策者们所面临的经济决策；另一些谈的是华尔街涌动的储蓄和投资决策；还有一些以普通消费者日常所遇选择为题。尽管我写它们的时候，奥巴马总统尚未宣誓就职，但它们无疑与未来几年里我们要面临的诸多政治、经济和人事决策直接相关。
文章按主题划分，涵盖了读者在经济学领域可能会碰到的大量问题——从约翰·肯尼迪的“不要问……”为什么如此深得民心，到人们为什么要自愿曝光不利信息。然而，倘若有人接受我的看法，认为经济学谈的无非是稀缺背景下的选择，那么，所有的选择在本质上都是经济抉择。
行为经济学革命并未改变这些选择背后蕴含的基本经济问题——人类的欲望固然无止无尽，满足欲望所需的资源却是有限的。结果便是每一回合我们都面临着取舍。要想更多地拥有一些好东西，必然要放弃其他一些好东西。
不明智地取舍，就会造成浪费。比如已故经济学家阿瑟·奥肯（Arthur Okun）1975年出版的《公平与效率：重大的抉择》（ Equity and Effciency：The Big Tradeoff ），让我们习惯性地以为，效率和公平这对目标无法同时实现。故此，不少人相信，为了追求公平，免不了要忍受一定程度的浪费。但这里，我要提出相反的观点——不管何时何地，效率总是推动公平的最佳途径。
光从定义上来看，这种说法站得住脚。毕竟，任何能做大经济蛋糕的举措，都有可能让每个人分到更大更厚的一块。当然，它并不保证人人都自动得到一块更大的蛋糕，故此再分配是有必要的。
可哪怕是从更深的层面上看，效率和公平也往往和谐一致。传统经济理论认为，尽管累进税收制度有利于公平，却会扼杀创新和活力，令国家陷入贫困。行为经济学新近的研究却暗示，累进税收的作用恰恰相反。诚如我在论及金融顾问行业的文章中指出，降低收入最高者的适用税率，恐怕会增加对冲基金经理的从业人数，减少教师和工程师的数量。因为我们生活的世界里合格的教师太少，想当基金经理的人却太多太多，减税政策肯定会让经济蛋糕缩水。
行为经济学新近的发展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解决了保守派和自由派之间长久以来存在的许多争议。故此，我在谈论经济学家约翰·肯尼思·加尔布雷思（John Kenneth Galbraith）的文章中指出，行为经济学领域的发展，支持了自由派在某些议题上的立场——只不过立论基础和自由派所说的完全不同。比如，自由派一直主张，要立法保障工人的安全，使之免受掌握了市场力量的企业的剥削；保守派却一贯认为，这种法规往往会对竞争最激烈的劳动力市场造成最强的冲击。但这里还有一种更站得住脚的说法：工人支持安全法规，原因和冰球选手支持戴头盔的比赛规则一样。
诺贝尔奖得主托马斯·谢林（Thomas Schelling）解释说，冰球选手不戴头盔滑冰能获得竞争优势，大概是因为他们能够看得更清楚、听得更分明。可是，倘若所有选手都不戴头盔滑冰，每支球队取胜的概率跟所有选手都戴头盔时一样。这样一来，头盔规则的好处就不言而喻了。
类似的逻辑也可以用来解释职场安全条规的吸引力。工人接受危险度更高的工作，可以挣到更多钱，购买到地理位置更佳的学区房。然而，要是所有工人都接受危险度更高的工作，房子的价格就被哄抬上去了，仍然有半数工人要把孩子送到较差的学校去。
一旦把经济推理从最狭义的理性行为模型中解放出来，我们就能清楚地看出，传统的意识形态其实并不能用来指导经济选择，我们还是得从实际出发——谨慎地权衡不同选项的成本和收益。也就是说，在选择两个互有冲突的项目时，哪个项目的收益超过成本更多，哪个就更好。向来如此。
这里有一个简单的主张，不妨来试试看如何反驳它（没你想象得那么容易）！比如，为让洛杉矶的空气质量达到某一目标，有两种方法可选：
● 方案一：要求所有汽车，不论新旧，都要满足某一严格的排放标准；
● 方案二：对使用年限在15年以上的汽车不做要求，但对较新的车辆施以较方案一更为严格的标准。
两个方案都能带来相同的整体空气质量，可因为方案二对新车的标准太高，实施起来造价高，所以总成本比方案一多。
成本效益测试认为方案一是较优选项。但方案二的支持者认为，尽管它成本更高，仍不失为上佳之选，因为开旧车的大部分是穷人，强加排放标准给他们带来了极大的负担。
然而，诚如我在论及这些问题的专栏中所说，上述论点不合理。洛杉矶80%以上的烟尘都来自获得豁免的老旧车辆。取消豁免车辆、对新车采用较低的标准，可以节省不少成本，足够补贴所有拥有旧车的老用户购买一辆符合规范的次新款二手车了。
有些领域的分配异议显得尤为棘手。即便如此，它们也并非不能克服。要记住，倘若一项政策能扩大整个经济蛋糕，那就有可能让所有人分享到比从前更大块的蛋糕。不过，还是有不少政客坚持，上述政策调整“在政治上毫无可能”。
但愿本书能鼓励你与我一道谴责一些人的玩忽职守。浪费减少了满足人类重要需求的资源；又因为有这么多重要的人类需求尚未得到满足，浪费行为，尤其是那些本可以轻松避免的浪费——罪无可赦。
我之前创作的《牛奶可乐经济学》致力于教育方法的改革，我希望本书有助于推动完成这一使命。在《牛奶可乐经济学》中，我提出，简单的几条基本原则在经济学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掌握这些原则不仅能刺激我们的大脑，还能帮助我们处理日常生活中碰到的诸多难题。遗憾的是，光从经济学概论课上来看，我们无从知晓学生们的掌握情况。学了六个月课程之后，测试同学们的基础经济学知识，他们的平均表现并不比从没上过经济学概论课的学生好多少。
我相信，这么糟糕的成绩，主要是因为大多数教授想灌输给学生的东西实在太多。学生们在课堂上被强灌了数百个术语和概念，不少还是莫名其妙的数学公式，也难怪他们糊里糊涂搞不清楚了。
好消息是，只要在熟悉的环境中寻找有趣的问题，反复加以运用，大部分重要的经济原理都能毫不费力地掌握。这也是我想通过本书达到的目的。学习理论家提醒我们，掌握新概念的关键是不断重复。由于每天都有数不尽的信息冲击我们的大脑，人类进化出了一条简单的准则来避免脑袋运转超负荷：如果一条新信息你只看过一次，那不妨忘了它；但要是它反复出现，大脑就会进化出新的回路来处理它。我只挑选了极少的几条经济原则解答相关问题，你将会看到同一概念反复出现。如果你希望将这些概念运用自如，我但愿你把这种重复看成本书的特色，而不是缺点。
就算本书不足以说服你反对各种形式的浪费，我至少有把握它们能帮助你掌握一种独特的思维方法——“像经济学家一样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