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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太看重了白昼，又太忽视着黑夜。生命，至少有一半是在黑夜中呀——夜深人静，心神仍在奔突和浪游。更因为，一个明确走在晴天朗照中的人，很可能正在心魂的黑暗与迷茫中挣扎，黑夜与白昼之比因而更其悬殊。
从网上读到一篇文章，说到中国孩子和美国孩子学画画之关心点的不同，中国孩子总是问老师“我画得像不像”，美国孩子则是问“我画得好不好”。
先说“像不像”。像什么呢？一是像老师的范本，二是像名家或传统的画路。我在电视上见过几个中国孩子比赛水墨画，看笔法都是要写意，但其实全有成规：小鸡是几笔都是几笔，小虾则一群与一群的队形完全一致，葫芦的叶子不仅数目相等并且位置也一样，而白菜的旁边总是配上两朵蘑菇……这哪里还有自己的意，全是别人的实呀！三是像真的。怎样的真呢？倘其写意也循成规，真，料必也只是流于外在的形吧。
再说“好不好”。根据什么说它好不好呢？根据外在的真，只能是像不像。好不好则必牵系着你的心愿，你的神游，神游阻断处你的犹豫和彷徨，以及现实的绝境给你的启示，以及梦想的不灭为你开启的无限可能性。这既是你的劫数也是你的自由，这样的舞蹈你能说它像什么吗？它什么也不像，前面没有什么可以让它像的东西，因而你只有问自己，乃至问天问地：这，好不好？
国画，越看越有些腻了。山水树木花鸟鱼虫，都很像，像真的，像前人，互相像，鉴赏家常也是这样告诉你：此乃袭承哪位大师、哪一门派。西画中这类情况也有。书法中这样的事尤其多，寿字、福字、龙虎二字，写来写去再也弄不出什么新意却还是写来写去，让人看了憋闷，觉得书者与观者的心情都被囚禁。
艺术，原是要在按部就班的实际中开出虚幻，开辟异在，开通自由，技法虽属重要但根本的期待是心魂的可能性。便是写实，也非照相。便是摄影，也并不看重外在的真。一旦艺术，都是要开放遐想与神游，且不宜搭乘已有的专线。
曾经我不大会看画，众人都说好，便追去看。贴近了看，退远了看，看得太快怕人说你干吗来，看得慢了又不知道看什么，看出像来暗自快慰，看着不像便怀疑人家是不是糊弄咱。后来，有一次，忽然之间我被震动了——并非因为那画面所显明的意义，而是因其不拘一格的构想所流露的不甘就范的心情。一俟有了这样的感受，那画面便活跃起来，扩展开去，使你不由得惊叹：原来还有这样的可能！于是你不单看见了一幅画，还看见了画者飞扬的激情，看见了一条渴望着创造的心迹，观者的心情也便跟随着不再拘泥一处，顿觉僵死的实际中处处都蕴藏着希望。
不过，倘奇诡、新异肯定就好，艺术又怕混淆于胡来。贬斥了半天“像”，回头一想，什么都不像行吗？换个角度说，你根据什么说A是艺术，B是创作，而C是胡来？所谓“似与不似之间”，这“之间”若仅是画面上分寸的推敲，结果可能还是成规，或者又是胡来。这“之间”，必是由于心神的突围，才可望走到艺术的位置；可以离形，但不能失神，可以脱离实际沉于梦幻，却不可无所寻觅而单凭着手的自由。这就像爱与性的关系：爱中之性，多么奇诡也是诉说，而无爱之性再怎么像模像样儿也还是排泄。
什么都不像既然也不行，那又该像什么呢？像你的犹豫，像你的绝望，像你的不甘就范的心魂。但心魂的辽阔岂一个“像”字可以捕捉？所以还得是“好不好”；“好不好”是心魂在无可像处的寻觅。
中国观众，对戏剧，对表演，也多以“像不像”来评价。医生必须像医生，警察千万得像警察。可医生和警察，脱了衣裳谁像谁呢？脱了衣裳并且入梦，又是怎么个像法呢？（有一段相声说：梦，有俩人商量着做的吗？）像，唯在外表，心魂却从来多样。心魂，你说他应该像什么？只像他自己不好吗？只像他希望自己所是的那样，不好吗？可见，“像不像”的评价，还是对形的要求，对表层生活的关注，心魂的辽阔与埋藏倒被忽视。
所以中国的舞台上与中国的大街上总是很像。中国的演员，功夫多下在举手投足、一颦一笑的“像”上。中国观众的期待，更是被培养在这个“像”字上。于是，中国的艺术总是以“像”而赢得赞赏。极例是“文革”中的一个舞蹈《喜晒战备粮》：一群女孩儿不过都换了一身干净衣裳，跳到台上去筛一种想象中的谷物。筛来筛去，这我在农村见过，觉得真像，又觉得真没劲——早知如此，给我们村儿的女子们换身衣裳不得了？想来我们村儿的女子们倒更要活泼得多了。还有所谓的根雕，你看去吧，好好的天之造物，非得弄得像龙像凤，像鹰像鹤，偏就不见那根须本身的蓬勃与呼啸。还是一个“像”字作怪。“不肖子孙”所以是斥责，就因其不像祖宗，不按既定方针办。龙与鹤的意思都现成，像就是了，而自然的蓬勃与呼啸是要心魂参与创造的，而心魂一向都被忽视。
像字当头，艺术很容易流于技艺。用笔画，会的人太多，不能标榜特色总归是寂寞，就有人用木片画，用手指或舌头画，用气吹着墨液在纸上走。有个黄色笑话，说古时某才子善用其臀作画，蘸了墨液在纸上只一坐，像什么就不说了，但真是像。玩笑归玩笑，其实用什么画具都不要紧，远古无“荣宝斋”时，岩洞壁画依然动人魂魄。古人无规可循，所画之物也并不求像，但那是心魂的奔突与祈告，其牵魂的力量自难磨灭。我是说，心魂的路途远未走完，未必是工具已经不够使。
外在的“像”与“真”，或也是艺术追求之一种，但若作为艺术的最高鉴定，尴尬的局面在所难免。比如，倘若真就是好，任何黄色的描写就都无由贬斥，任何乌七八糟的东西都能叫艺术，作者只要说一句“这多么真实”，或者“我的生活真的是这样”，你说什么？他反过来还要说你：“遮遮掩掩的你真是那样干吗？虚伪！”是呀，许你满台土语，就不许我通篇脏话？许你引车卖浆惟妙惟肖，就不许我鸾颠凤倒纤毫毕现？许你衣冠楚楚，倒不许我一丝不挂？你真还是我真？哎哎，确也如此——倘去实际中比真，你真比不过他。不过，若只求实际之真，艺术真也是多余。满街都是真，床上床下都是真，看去呗。可艺术何为？艺术是一切，这总说不通吧？那么，艺术之真不同于实际之真，应该是没有疑问的。
艺术是假吗？当然也不是。倒是满街的实际，可能有一半是假；床上床下的真，可能藏着假情假意，一丝不挂呢，就真的没有遮掩？而在这真假之间，心魂一旦感受到荒诞，感受到苦闷有如囚徒，便可能开辟另一种存在，寻觅另一种真了。这样的真，以及这样的开辟与寻觅本身，被称为艺术，应该是合适的。
说艺术之真有可能成为伪善的借口，成为掩盖实际之真的骗术，这可信。但因此就将实际之真作为艺术的最高追求，却不能接受。
“艺术源于生活”，我曾以为是一句废话——工农兵学商，可有哪一行不是源于生活吗？后来我明白，这当然不是废话，这话意在消解对实际生活的怀疑。
有位大诗人说过，“诗是对生活的匡正”。他不知道“匡正”也是源于生活？料必他是看出了“源于生活”要么是废话，要么就会囿于实际，使心魂萎缩。
粉饰生活的行为，倒更会推崇实际，拒斥心魂。因为，心魂才是自由的起点和凭证，是对不自由的洞察与抗议，它当然对粉饰不利。所以要强调艺术的不能与实际同流。艺术，乃“于无声处”之“惊雷”，是实际之外的崭新发生。
“匡正”，不单是针对着社会，更是针对着人性。自由，也不仅是对强权的反抗，更是对人性的质疑。文学因而不能止于干预实际生活，而探问心魂的迷茫和意义才更是它的本分。文学的求变无疑是正当，因为生活一直在变。但是，生命中可有什么不变的东西吗？这才是文学一向在询问和寻找的。日新月异的生活，只是为人提供了今非昔比的道具，马车变成汽车，蒲扇换成空调，而其亘古的梦想一直不变，上帝对人的期待一直不变。为使这梦想和期待不致被日益奇诡、奢靡的道具所湮灭，艺术这才出面。上帝就像出题的考官，不断变换生活的题面，看你是否还能从中找出生命的本义。
对于科学，后人不必重复前人，只需接过前人的成就，继往开来。生命的意义却似轮回，每个人都得从头寻找，唯在这寻找中才可能与前贤汇合，唯当走过林莽，走过激流，走过深渊，走过思悟一向的艰途，步上山巅之时你才能说继承。若在山腰止步，登峰之路岂不又被埋没？幸有世世代代不懈的攀登者，如西绪福斯一般重复着这样的攀登，才使梦想照耀了实际，才有信念一直缭绕于生活的上空。
不能把遮掩实际之真的骗术算在艺术之真的头上，就像不能把淫乱归在性欲名下。而实际之真阻断了心魂恣肆的情况，也是常有，比如婚内强奸也可导致生育，但爱情随之荒芜。
实际的真与否，有舆论和法律去调教，比如性骚扰的被处罚，性丑闻的被揭露，再比如拾金不昧的被表彰。但艺术之真是在信仰麾下，并不受实际牵制，它的好与不好就如爱情的成败，唯自作自受。一般来看，掩盖实际之真的骗术，多也依靠实际之假，或以实际的利益为引诱，哪有欺世盗名者希望大家心魂自由的呢？
黄色所以是黄色，只因其囿于器官的实际，心魂被快感淹没，不得伸展。倘非如此，心魂借助肉体而天而地，爱愿借助性欲而酣畅地表达，而虔诚地祈告，又何黄之有？一旦心魂驾驭了实际，或突围，或彷徨，或欢聚，你就自由地写吧，画吧，演吧，字还是那些字，形还是那些形，动作还是那些动作，意味却已大变——爱情之下怎么都是艺术，一黄不染。黄色，其实多么小气，而“金风（爱）玉露（性）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那是诗是歌是舞，是神的恩赐呀谁管得着？
其实，对黄色，也无须太多藏禁。那路东西谁都难免想看看，但正因其太过实际，生理书上早都写得明白，看看即入穷途。半遮半掩，倒是撩拨青少年。
我们太看重了白昼，又太忽视着黑夜。生命，至少有一半是在黑夜中呀——夜深人静，心神仍在奔突和浪游。更因为，一个明确走在晴天朗照中的人，很可能正在心魂的黑暗与迷茫中挣扎，黑夜与白昼之比因而更其悬殊。
这迷茫与挣扎，不是源于生活？但更是“匡正”，或“匡正”的可能。这就得把那个“像”字颠来倒去鞭打几回！因为，这黑夜，这迷茫与挣扎，正是由于无可像者和不想再像什么。这是必要的折磨，否则尽是“酷肖子孙”，千年一日将是何等无聊？连白娘子都不忍仙界的寂寞，“千年等一回”来寻这人间的多彩与真情。
不能因为不像，就去谴责一部作品，而要看看那不像的外形是否正因有心魂在奔突，或那不像的传达是否已使心魂震动、惊醒。像，已经太腻人，而不像，可能正为生途开辟着新域。
“艺术高于生活”，似有些高高在上，轻慢了某些平凡的疾苦，让人不爱听。再说，这“高于”的方向和尺度由谁来制定呢？你说你高，我说我比你还高，他说我低，你说他其实更低，这便助长霸道，而霸道正是瞒与骗的基础。那就不如说“艺术异于生活”。“异”是自由，你可异，我亦可异，异与异仍可存异，唯异端的权利不被剥夺是普遍的原则。
不过，“异”主要是说，生理的活着基本相同，而心魂的眺望各有其异，物质的享受必趋实际，而心魂的眺望一向都在实际之外。但是，实际之外可能正是黑夜。黑夜的那边还有黑夜，黑夜的尽头呢？尽头者，必不是无，仍是黑夜，心魂的黑夜。人们习惯说光明在前面引领，可光明的前面正是黑夜的呼唤呀。现成的光明俯拾即是，你要嫌累就避开黑夜，甭排队也能领得一份光明，可那样的光明一定能照亮你的黑夜吗？唯心神的黑夜，才开出生命的广阔，才通向精神的家园，才是要麻烦艺术去照亮的地方。而偏好实际，常常湮灭了它。缺乏对心魂的关注，不仅限制了中国的艺术，也限制着中国人心魂的伸展。
“普遍主义”很像“高于”，都是由一个自以为是的制高点发放通行证，强令排异，要求大家都与它同，此类“普遍”自然是得反对。但要看明白，这并不意味着天下人就没有共通点，天下事就没有普遍性。要活着，要安全，要自由表达，要维护自己独特的思与行……这有谁不愿意吗？因此就得想些办法来维护，这样的维护不需要普遍吗？对“反对普遍主义”之最愚蠢的理解，是以为你有你的实际，我有我的实际，因此谁想怎么干就怎么干吧。可是，日本鬼子据其实际要侵略你，行吗？村长据其实际想强奸某一村民，也不行吧？所以必得有一种普遍的遵守。
语言也是这样，无论谈恋爱还是谈买卖，总是期望相互能听懂，你说你的我说我的就不如各自回家去睡觉。要是你听不懂我的我就骂人，就诉诸强迫，那便是霸道，是要普遍反对的。可是，反抗霸道若也被认为是霸道，事情就有些乱。为免其乱就得有法律，就得有普遍的遵守。然而又有问题：法律由谁来制定？只根据少数人（或国）的利益显然不对吧？所以就得保证所有的人（或国）都能自由发言。
说到保护民族语言的纯洁与独立，以防强势文化对它的侵蚀与泯灭，我倾向赞成，但也有些疑问。疑问之一：这纯洁与独立，只好以民族为单位吗？为什么不更扩大些或更缩小些？疑问之二：民族之间可能有霸道，民族之内就不可能有？民族之间可以恃强凌弱，一村一户中就不会发生同样的事？为什么不干脆说“保护个人的自由发言”呢？
本当是个人发言，关注普遍，不知怎么一弄，常常就变成了集体发言，却只看重一己了。只有个人自由，才有普遍利益，只因有普遍的遵守，才可能保障个人的自由，这道理多么简单。事实上，轻蔑个人自由的人，也都不屑于普遍的遵守，道理也简单：自由一普遍，霸字搁在哪儿？
远来的和尚，原是要欣赏异地风俗，或为人类学等等采集标本，自然是希望着种类的多样，稀有种类尤其希望它保持原态，不见得都有闲心去想这标本中人是否活得煎熬，是否也图自由与发展？他们不想倒也罢了，标本中人若为取悦游僧和学者而甘做标本，倒把自己的愿望废置，把自己必要的变革丢弃，事情岂不荒唐？
前不久，可能是在电视上也可能是在报纸上，见一位导演接受记者采访。记者问：“有人说您的‘中国特色’其实是迎合外国人的口味。”导演说：“不，因为我表现的是人的普遍情感，所以外国人也能接受。”我便想：什么是普遍情感？这普遍是谁的统计？怎么统计的？其依据和目的都是什么？以及被这统计所排除、所遗漏的那些心魂应当怎样处置？尤其，这普遍怎么又成了特色？是什么人，会认此普遍为特色呢？是不是由市场判定的普遍？是不是由外国口味判定的中国特色？
一个创作者，敢说他表现的是普遍，这里面隐约已经有了一方“父母官”的影子。一个创作者，竟说他表现的是普遍，谦虚得又似过头，这岂非是说自己并无独到之见？一个创作者，至少要自以为有独特的发现，才会有创作的激情吧？普遍的情感满街都是，倘不能从中见出独具的心流，最多也只能算模仿生活。内在的新异已被小心地择出或粗心地忽略，一旦走上舞台和银幕，料必仍只是外在的像。这样的“创作”，我在想，其动力会是什么呢？不免还是想到了“迎合”，迎合市场，迎合“父母官”，迎合一种固有的优势话语，或者迎合别的什么。未必就是迎合大众，倒可能是麻醉大众。大众的心流原本是多么丰富，多么不拘，多么辽远，怎么迎合得过来？唯把他们麻醉到只认得一种戏路，只相信一种思绪配走上舞台或银幕，他们才可以随时随地被迎合。所以我又想，是否正因为这堂而皇之的普遍，万千独具的心流所以被湮灭，以致中国特色倒要由外国人来判定？还有，为什么要以国为单位来配制特色？为什么不让每一缕心魂自然而然地表现其特色呢？
别抱怨摆弄实际之真的所谓艺术总是捉襟见肘吧，那是必然。正因为实际走到了末路，艺术这才发生，若领着艺术再去膜拜实际，岂非鬼打墙？所以，艺术正如爱情，都是不能嫌累的事。心魂之域本无尽头，比如“诗意地栖居”可不是独享逍遥，而是永远地寻觅与投奔，并且总在黑夜中。
要讲真话，勿瞒与骗，这是中国人普遍推崇的品质。可从来，有几人真能做得彻底，真能“知无不言，言无不尽”？（且莫苛求“言必行”吧。）倒是常听见这样的表白：“有些话我不能讲，但我讲的保证都是真话。”说实在的，能如此也已经令人钦佩。扪心自问，我自己顶多也就这样。但这绝不是说我钦佩我自己，恰恰相反，用陕北话说：我这心里头害麻烦。翻译成北京话就是：糟心。有点儿像吸毒，自个儿也看不起自个儿，又戒不掉。软弱的自己看不起自己的软弱但还是软弱着，虚伪的自己看不起自己的虚伪却还是“有些话不能讲”——真真岂有此理！
岂有此理就完了吗？钦佩着勇敢者之余，软弱如我者想：岂有此理的深处就怕还藏着另外的道理，未必一副硬骨头就能包打天下。说真话、硬骨头、匕首与投枪，于虚伪自然是良药，但痼疾犹在，久不见轻，大概还是医路的问题。自古就有“文死谏”的倡导，意思也就是硬骨头、讲真话，可这品质世世代代一直都被倡导，或只被倡导，且有日趋金贵之势，岂不令人沮丧？怎么回事？中国人一向推崇的品质，怎么竟成了中国人越来越难得的高风亮节？
说真话有什么错吗？当然没有，还能是说假话不成？但说真话就够了吗？这就又得看看：除了实际之真，心魂之真是否也有表达？是否也能表达？是否也提倡表达？是否这样的表达也被尊重？倘只白昼在表达，生命至少要减半。倘黑夜总就在黑夜中独行，或聋，或哑，或被斥为“不打粮食”，真，岂不是残疾着吗？比如两口子，若互相只言白昼，黑夜之浪动的心流或被视为无用，或被看作邪念，千万得互相藏好，那料必是要憋出毛病的。比如憋出猜疑和防备，猜疑和防备又难免流入白昼，实际之真也就要打折扣了。这还不要紧，只要黑夜健在，娜拉大不了是个出走。但黑夜要是一口气憋死，实际被实际所囚禁，艺术和爱情和一切就都只好由着白昼去豢养、去叫卖了。失去黑夜的白昼，失去匡正的生活，什么假不能炒成真？什么阴暗不能标榜为圣洁？什么荒唐事不能煽得人落泪？于是，什么真也就都可能沦落到“我不能说”了。
听说有一位导演，在反驳别人的批评时说：“不管怎么说，反正我是让观众落了泪。”反驳当然是你的权利，但这样的反驳很无力，让人落泪就一定是好艺术吗？让人哭，让人笑，让人咬牙切齿、捶胸顿足，都太容易，不见得非劳驾艺术不可。而真正的好艺术，真正的心路艰难，未必都有上述效果。
我听一位批评家朋友说过一件事：他去看一出话剧，事先掖了手绢在兜里，预备哭和笑，然而整个演出过程中他哭不出也笑不出，全场唯鸦雀无声。直到剧终，掌声虽也持久，但却犹豫。直到戏散，鱼贯而出的人群仍然没有什么热烈的表示，大家默默地走路，看天，或对视。我那朋友干脆找个没人的地方坐下来发呆。他说这戏真好。他没说真像。他说看戏的人中有说真好的，有说不好的，但没见有谁说真像或者不像。他说，无论说真好的还是说不好的，神情都似有些愕然，加上天黑。他说他在那没人的地方坐了很久，心里仍然是一片愕然，以往的批评手段似乎都要作废，他说他看见了生命本身的疑难。这戏我没看。
我看过一篇报告文学，讲一个叛徒的身世。这人的弟弟是个很有名望的革命者。兄弟俩早年先后参加了革命，说起来他还是弟弟的引路人，弟弟是在他的鼓动下才投身革命的。其实他跟弟弟一样对早年的选择终生无悔，即便是在他屈服于敌人的暴力之时，即便是在他饱受屈辱的后半生中，他也仍于心中默默坚守着当初的信奉。然而弟弟是受人爱戴的人，他却成了叛徒。如此天壤之别，细究因由其实简单：他怕死，怕酷刑的折磨，弟弟不怕。当然，还在于，他不幸被敌人抓去了，弟弟没这么倒霉。就是说，弟弟的不怕未经证实。于是也可以想象另一种可能：被抓去的是弟弟，不是他。这种可能又引出另外两种可能：一是弟弟确实不怕死，也不怕折磨，这样的话世上就会少一个叛徒，多一个可敬的人；二是弟弟也怕，结果呢，叛徒和可敬的人数目不变，只不过兄弟俩倒了个过儿。
谁是叛徒无关紧要，就像谁是哥谁是弟并不要紧，要紧的是世上确有哥哥这样的人，确有这样饱受折磨的心。知道世上有这样的人的那天，我也是找了个没人的地方呆坐很久，心中全是愕然，以往对叛徒的看法似乎都在动摇。我慢慢地看见，勇猛与可敬之外还有着更为复杂的人生处境。我看见一片蛮荒的旷野，神光甚至也少照耀，唯一颗诉告无处的心随生命的节拍钟表一样地颤抖，永无休止。不管什么原因吧，总归有人处于这样的境地，总归有这样的心魂的绝境，你能看一看就忘了吗？我尤其想起了这样的话：人道主义者是不能使用“个别现象”这种托词的。
这样的事让我不寒而栗。这样的事总向我提出这样的问题：你是他，你怎么办？这问题常使我夜不能寐。一边是屈辱，一边是死亡，你选择什么？一边是生，是永恒的耻辱与惩罚，一边是死，或是酷刑的折磨，甚至是亲人遭连累，我怎样选择？这问题在白昼我不敢回答，在黑夜我暗自祈祷：这样的事千万别让我碰上吧。但我知道这不算回答，这唯使黑夜更加深沉。我又对自己说：倘这事真的轮到我头上，我唯求速死。可我心里又明白，这不是勇敢，也仍然不是回答，这是逃避，想逃开这两难的选择，想逃出这最无人道的处境。因为我还知道，这样的事并不由于某一个人的速死就可以结束。何况敌人不见得就让你速死，敌人要你活着，逼你就范是他们求胜的方法。然而，逼迫你的仅仅是敌人吗？不，这更像合谋，它同时也是敌人的敌人求胜的方法。在求胜的驱动之下，敌对双方一样地轻蔑了人道，践踏和泯灭着人道，那么不管谁胜，得胜的终于会是人道吗？更令人迷惑的是，这样的敌对双方，到底是因何而敌对？各自所求之胜，究竟有着怎样根本的不同？我的黑夜仍在黑夜中。而且黑夜知道，对这两难之题，是不能用逃避冒充回答的。
对这样的事，和这样的黑夜，我在《务虚笔记》中曾有触及，我试图走到三方当事者的位置，演算各自的心路。
大凡这类事，必具三方当事者：A——或叛徒，或英雄，或谓之“两难选择者”；B——敌人；C——自己人。演算的结果是：大家都害怕处于A的位置。甚至，A的位置所以存在，正由于大家都在躲避它。比如说，B不可以放过A吗？但那样的话，B也就背叛了他的自己人，从而走到了A的位置。再比如，C不可以站出来，替下你所担心的那个可能成为叛徒的人吗？但那样C也就走到了A的位置。可见，A的位置他们都怕——既怕做叛徒，也怕做英雄，否则毫不犹豫地去做英雄就是，叛徒不叛徒的根本不要考虑。是的，都怕，A的位置这才巩固。是的，都怕，但只有A的怕是罪行。原来是这样，他们不过都把一件可怕的事推给了A，把大家的罪行推给了A去承担，然后，一方备下了屠刀、酷刑和株连，一方备下了赞美，或永生的惩罚。
大家心里都知道它的可怕，大家却又一起制造了它，这不荒唐吗？因此，很久以来我就想为这样的叛徒说句话。就算对那两难的选择我仍未找到答案，我也想替他问一问：他到底错在了哪儿？他不该一腔热血而做出了他年轻时的选择吗？他不该接受一项有可能被敌人抓去的工作吗？他一旦被抓住就不该再想活下去吗？或者，他就应该忍受那非人的折磨？就应该置无辜的亲人于不顾，而单去保住自己的名节，或单要保护某些同他一样承诺了责任的“自己人”吗？
我真是找不出像样的回答。但我不由得总是想：有什么理由使一个人处于如此境地？就因为他要反对某种不合理（说到底是不合人道之理）的现实，就应该处于更不人道的境地中吗？
我认真地为这样的事寻找理由，唯一能找到的是：A的屈服不仅危及了C，还可能危及“自己人”的整个事业。然而，倘这事业求胜的方法与敌人求胜的方法并无根本不同，将如何证明和保证它与它所反对的不合理一定就有根本的不同呢？于是我又想起了圣雄甘地的话：没有什么方法可以获得和平，和平本身是一种方法。这话也可引申为：没有什么方法可以获得人道，人道本身就是方法。那也就是说：人道存在于方法中，倘方法不人道，又如何树立人道，又怎么能反对不人道？
这真正是一道难题：敌人不会因为你人道，他也就人道。你人道，他很可能乘虚而入，反使其不人道得以巩固。但你若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呢，你就也蔑视了人道，你就等于加入了他，反使不人道壮大。仇恨的最大弊端是仇恨的蔓延，压迫的最大遗患是压迫的复制。“自己人”万勿使这难题更难吧。以牙还牙的怪圈如能有一个缺口，那必是更勇敢、更理性、更智慧的人发现的，比如甘地的方法，比如马丁·路德·金的方法。他们的发现，肯定不单是因为骨头硬，更是因为对万千独具心流更加贴近的关怀，对人道更为深彻的思索，对目的更清醒的认识。这样的勇敢，不仅要对着敌人，也要对着自己，不仅靠骨头，更要靠智慧。当然，说到底是因为：不是为了坐江山，而是为了争自由。
电视中正在播放连续剧《太平天国》。洪秀全不勇敢？但他还是要坐江山。杨秀清不勇敢？可他总是借天父之口说自己的话。天国将士不勇敢吗，可为什么万千心流汇为沉默？“天国”看似有其信仰，但人造的神不过是“天王”手中的一张牌。那神曾长了一张人嘴，人嘴倘合王意，王便率众祭拜，人嘴如若不轨，王必率众诛之，而那虚假的信仰一旦揭开，内里仍不过一场权力之争，一切轰轰烈烈立刻没了根基。
小时候看《三国演义》，见赵子龙在长坂坡前威风八面，于重重围困中杀进杀出，斩上将首级如探囊取物，不禁为之喝彩。现在却常想，那些被取了首级的人是谁？多数连姓名也没有，有姓名的也不过是赵子龙枪下的一个活靶。战争当然就是这么残酷，但小说里也不曾对此多有思索，便看出文学传统中的问题。
我常设想，赵子龙枪下的某一无名死者，曾有着怎样的生活，怎样的期待，曾有着怎样的家，其家人是在怎样的时刻得知了他的死讯，或者连他的死讯也从未接到，只知道他去打仗了，再没回来，好像这人生下来就是为了在某一天消失，就是为了给他的亲人留下一个永远的牵挂，就是为了在一部中国名著中留下一行字：只一回合便被斩于马下。这个人，倘其心流也有表达，世间也许就多有一个多才多艺的鲁班，一个勤劳忠厚的董永，抑或一个风流倜傥的贾宝玉（虽然他不可能那么富贵，但他完全可能那么多情）。当然，他不必非得是名人，是个普通人足够。但一个普通人的心流，并非普遍情感就可以概括，倘那样概括，他就仍只是一个王命难违的士兵，一个名将的活靶，一部名著里的道具，其独具的心流便永远还是沉默。
我的一位已故艺术家朋友，生前正做着一件事：用青铜铸造一千个古代士兵的首级，陈于荒野，面向苍天。我因此常想象那样的场面。我因此能看见那些神情各异的容颜。我因此能够听见他们的诉说——一千种无人知晓的心流在天地间浪涌风驰。实际上，他们一代一代在那荒野上聚集，已历数千年。徘徊，等待，直到我这位朋友来了，他们才有可能说话了。真不知苍天何意，竟让我这位朋友猝然而逝，使这件事未及完成。我这位艺术家朋友，名叫：甘少诚。
叛徒（指前述那样的叛徒，单为荣华而出卖朋友的一类此处不论）就正是由普遍情感所概括出的一种符号，千百年中，在世人心里，此类人等都有着同样简化的形象和心流。在小说、戏剧和电影中，他们只要符合了那简化的统一（或普遍），便是“真像”，便在观众中激起简化而且统一的情感，很少有人再去想：这一个人，其处境的艰险，其心路的危难。
恨，其实多么简单，朝他吐唾沫就是，扔石头就是。
《圣经》中有一个类似的故事，看耶稣是怎么说吧：法利赛人抓来一个行淫的妇女，认为按照摩西的法律应该用石头砸死她，他们等待耶稣的决定。耶稣先是在地上写下一行字，众人追问那字的意思，耶稣于是站起来说，你们中谁没有犯过罪，就去用石头砸死她吧。耶稣说完又在地上写字。那些人听罢纷纷离去……
因此，我想，把那个行淫的妇女换成那个叛徒，耶稣的话同样成立：你们中谁不曾躲避过A的位置，就可以朝他吐唾沫、扔石头。如果人们因此而犹豫，而看见了自己的恐惧和畏缩，那便是绝对信仰在拷问相对价值的时刻。那时，普遍情感便重新化作万千独具的心流。那时，万千心流便一同朝向了终极的关怀。于是就有了忏悔，于是忏悔的意义便凸显出来。比如，这忏悔的人群中如果站着B和C，是否在未来，就可以希望不再有A的位置了呢？
众人走后，耶稣问那妇女：没有人留下定你的罪吗？答：没有。耶稣说：那我也就不定你的罪，只是你以后不要再犯。这就是说，罪仍然是罪，不因为它普遍存在就不是罪。只不过耶稣是要强调：罪，既然普遍存在于人的心中，那么，忏悔对于每一个人就都是必要。
有意思的是，当众人要耶稣做决定时，耶稣为什么在地上写字？为什么耶稣说完那些话，又在地上写字？我一直想不透。他是说“字写的法律与心做的忏悔不能同日而语”吗？他是说“字写的简单与心写的复杂不可等量齐观”吗？或者，他是说“字写的语言有可能变成人对人的强暴，唯对万千心流深入的体会才是爱的祈祷”？但也许他是取了另一种角度，说：字，本当从沉默的心中流出。
对于A的位置，对于这位置所提出的问题，我仍不敢说已经有了回答，比这远为复杂的事例还很多。我只是想，所有的实际之真，以及所谓的普遍情感，都不是写作应该止步的地方。文学和艺术，从来都是向着更深处的寻觅，当然是人的心魂深处。而且这样的深处，并不因为曾经到过，今天就无必要。其实，今天，绝对的信仰之光正趋淡薄，日新月异的生活道具正淹没着对生命意义的寻求。上帝的题面一变，人就发昏，原来会做的题也不会了；甚至干脆不做了，既然窗外有着那么多快乐的诱惑。看来，靡非斯特跟上帝的赌博远未结束，而且人们正在到处说着那句可能使魔鬼获胜的话。
插队时，村中有所小学，小学里有个奇怪的孩子，他平时替他爹算工分，加加减减一丝不乱，可你要是给他出一道加减法的应用题，比如说某工厂的产值，或某公园里的树木，或某棵树上的鸟，加来减去他把脚丫子也用上还是算不清。我猜他一定是让工厂呀、公园呀、树和鸟呀给闹乱了，那些玩意儿怎么能算得清？别小看靡非斯特吧，它把生活道具弄得越来越邪乎，于中行走容易找不着北。
我想我还是有必要浪费一句话：舍生取义是应该赞美的，为信仰而献身更是美德。但是，这样的要求务须对着自己，倘以此去强迫他人，其“义”或“信仰”本身就都可疑。
“我不能说”，不单因为惧怕权势，还因为惧怕舆论，惧怕习俗，惧怕知识的霸道。原是一份真切的心之困境，期望着交流与沟通，眺望着新路，却有习俗大惊失色地叫：“黄色！”却有舆论声色俱厉地喊：“叛徒！”却有霸道轻蔑地说：“你看了几本书，也来发言？”于是黑夜为强大的白昼所迫，重回黑夜的孤独。
入夜之时，心神如果不死，如果不甘就范，你去听吧，也许你就能听见如你一样的挣扎还在黑夜中挣扎，如你一样的眺望还在黑夜中眺望。也许你还能听见诗人西川的话：我打开一本书/一个灵魂就苏醒/……/我阅读一个家族的预言/我看到的痛苦并不比痛苦更多/历史仅记录少数人的丰功伟绩/其他人说话汇合为沉默……
你不必非得看过多少本书，但你要看重这沉默，这黑夜，它教会你思想而不单是看书。你可以多看些书，但世上的书从未被哪一个人看完过，而看过很多书却没有思想能力的人却也不少。
中国的电影和戏剧，很少这黑夜的表达，满台上都是模仿白昼，在细巧之处把玩表面之真。旧时闺秀，新潮酷哥，请安、跪拜、作揖、接吻，虽惟妙惟肖却只一副外壳。大家看了说一声“真像”，于是满足，可就在回家的路上也是各具心流，与那白昼的“真”和“像”迥异。黑夜已在白昼插科打诨之际降临，此刻心里正有着另一些事，另一些令心魂不知所从的事，不可捉摸的心流眺望着不可捉摸的前途，困顿与迷茫正与黑夜汇合。然而看样子他们似乎相信，这黑夜与艺术从来吃的是两碗饭，电影、戏剧和杂技唯做些打岔的工作，以使这黑夜不要深沉，或在你耳边嘀咕：黑夜来了，白昼还会远吗？人们习惯于白昼，看不起黑夜：困顿和迷茫怎么能有美呢？怎么能上得舞台和银幕呢？每个人的心流都是独特，有几个人能为你喊一声“真像”？唔，艺术已经认不出黑夜了，黑夜早已离开了它，唯白昼为之叫卖、喝彩。真不知是中国艺术培养了中国观众，还是中国观众造就了中国艺术。
你看那正被抢救的传统京剧，悦目悦耳，是可以怡然自得半躺半仰着听的，它要你忘忧，不要你动心，虽常是夜场但与黑夜无关，它是冬天里的春天、黑夜中的白昼。不是说它不该被抢救，任何历史遗迹都要保护，但那是为了什么呢？看看如今的圆明园，像倒还是有得可像——比如街心花园，但荒芜悲烈的心流早都不见。
夜深人静，是个人独对上帝的时候。其他时间也可以，但上帝总是在你心魂的黑夜中降临。忏悔，不单是忏悔白昼的已明之罪，更是看那暗中奔溢着的心流与神的要求有着怎样的背离。忏悔不是给别人看的，甚至也不是给上帝看的，而是看上帝，仰望他，这仰望逼迫着你诚实。这诚实，不止于对白昼的揭露，也不非得向别人交代问题，难言之隐完全可以藏在肚里，但你不能不对自己坦白，不能不对黑夜坦白，不能不直视你的黑夜：迷茫、曲折、绝途、丑陋和恶念……一切你的心流你都不能回避。因为看不见神的人以为神看不见，但“看不见而信的人是有福的”，于是神使你看见——神以其完美、浩瀚使你看见自己的残缺与渺小，神以其无穷之动使你看见永恒的跟随，神以其宽容要你悔罪，神以其严厉为你布设无边的黑夜。因此，忏悔，除去低头还有仰望，除知今是而昨非还要询问未来，而这绝非白昼的戏剧可以通达，绝非“像”可能触及，那是黑夜要你同行啊，要你说：是！
这样的忏悔从来是第一人称的。“你要忏悔”——这是神说的话，倘由人说就是病句。如同早晨醒来，不是由自己而是由别人说你做了什么梦，岂不奇怪？忏悔，是个人独对上帝的时刻，就像梦，别人不得参与。好梦成真大家祝贺，坏梦实行，众人当然要反对。但好梦坏梦，止于梦，别人就不能管，别人一管就比坏梦还坏，或正是坏梦的实行。君不见“文革”时的“表忠心”和“狠斗私心一闪念”，其坏何源？就因为人说了神的话。
坏梦实行固然可怕，强制推行好梦，也可怕。诗人顾城的悲剧即属后一种。我不认识顾城，只读过他的诗，后来又知道了他在一个小岛上的故事。无论是他的诗，还是他在那小岛上的生活，都蕴藏着美好的梦想。他同时爱着两个女人，他希望两个女人互相也爱，他希望他们三个互相都爱。这有什么不好吗？至少这是一个美丽的梦想。这不可能吗？可不可能是另外的问题，好梦无不期望着实现。我记得他在书中写过，他看着两个女人在阳光下并肩而行，和平如同姐妹，心中顿生无比的感动。这感动绝无虚伪。在这个越来越以经济指标为衡量标准的社会，在这个心魂越来越要相互躲藏的人间，诗人选中那个小岛做其圆梦之地，养鸡为生，过最简朴的生活，唯热烈地供奉他们的爱情，唯热切盼望那超俗的爱情能够长大。这样的梦想不美吗？倘其能够实现，怎么不好？可问题不在这儿。问题是：好梦并不统一，并不由一人制订，若把他人独具的心流强行编入自己的梦想，一切好梦就都要结束。
看顾城的书时，我心里一直盼望着他的梦想能够实现。但这之前我已经知道了那结尾是一次屠杀，因此我每看到一处美丽的地方，都暗暗希望就此打住，停下来，就停在这儿，你为什么不能就停在这儿呢？于是我终于看见，那美丽的梦想后面，还有一颗帝王的心：强制推行，比梦想本身更具诱惑。
B和C具体是谁并不重要。麻烦的是，这样的逻辑几乎到处存在。比如在朋友之间，比如在不尽相同的思想或信仰之间，也常有A、B、C式的矛盾。甚至在孩子们模拟的“战斗”中，A的位置也是那样原原本本。
我记得小时候，在幼儿园玩过一种“骑马打仗”的游戏，一群孩子，一个背上一个，分成两拨，互相“厮杀”，拉扯、冲撞、下绊子，人仰马翻者为败。老师满院子里追着喊：别这样，别这样，看摔坏了！但战斗正未有穷期。这游戏本来很好玩，可不知怎么一来，又有了对战俘的惩罚：弹脑蹦儿，或连人带马归顺敌方。这就又有了叛徒，以及对叛徒更为严厉的惩罚。叛徒一经捉回，便被“游街示众”，被人弹脑蹦儿、拧耳朵（相当于吐唾沫、扔石头）。到后来，天知道怎么这惩罚竟比“战斗”更具诱惑了，无需“骑马打仗”，直接就玩起这惩罚的游戏来。可谁是被惩罚者呢？便涌现出一两个头领，由他们说了算。于是，为免遭惩罚，孩子们便纷纷效忠那一两个头领。然而这游戏要玩下去，不能没有被惩罚者呀？可怕的日子于是到了。我记得从那时起，每天早晨我都要找尽借口，以期不必去那幼儿园。
不久前，我偶然读到一篇英语童话——我的英语好到一看便知那是英语，妻子把它变成中文：战争结束了，有个年轻号手最后离开战场，回家。他日夜思念着他的未婚妻，路上更是设想着如何同她见面，如何把她娶回家。可是，等他回到家乡，却听说未婚妻已同别人结婚；因为家乡早已流传着他战死沙场的消息。年轻号手痛苦之极，便又离开家乡，四处漂泊。孤独的路上，陪伴他的只有那把小号，他便吹响小号，号声凄婉悲凉。有一天，他走到一个国家，国王听见了他的号声，使人把他唤来，问他：你的号声为什么这样哀伤？号手便把自己的故事讲给国王。国王听了非常同情他……看到这儿我就要放下了，猜那又是个老掉牙的故事，接下来无非是国王很喜欢这个年轻号手，而他也表现出不俗的才智，于是国王把女儿嫁给了他，最后呢？肯定是他与公主白头偕老，过着幸福的生活。妻子说不，说你往下看：……国王于是请国人都来听这号手讲他自己的故事，并听那号声中的哀伤。日复一日，年轻人不断地讲，人们不断地听，只要那号声一响，人们便来围拢他，默默地听。这样，不知从什么时候起，他的号声已不再那么低沉、凄凉。又不知从什么时候起，那号声开始变得欢快、嘹亮，变得生气勃勃了。故事就这么结束了。就这么结束了？对，结束了。当意识到它已经结束了的时候，忽然间我热泪盈眶。
我已经五十岁了。一个年至半百的老头子竟为这么一篇写给孩子的故事而泪不自禁，其中的原因一定很多，多到我自己也说不清。不过我一下子就想起了我的幼儿园，想起了那惩罚的游戏。我想，这不同的童年消息，最初是从哪儿出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