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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可以走向天堂，不可以走到天堂。走向，意味着彼岸的成立。走到，岂非彼岸的消失？彼岸的消失即信仰的终结、拯救的放弃。因而天堂不是一处空间，不是一种物质性存在，而是道路，是精神的恒途。
我是史铁生——很小的时候我就觉得这话有点怪，好像我除了是我还可以是别的什么。这感觉一直不能消灭，独处时尤为挥之不去，终于想懂：史铁生是别人眼中的我，我并非全是史铁生。
多数情况下，我被史铁生减化和美化着。减化在所难免。美化或出于他人的善意，或出于我的伪装，还可能出于某种文体的积习——中国人喜爱赞歌。因而史铁生以外，还有着更为丰富、更为浑沌的我。这样的我，连我也常看他是个谜团。我肯定他在，但要把他全部捉拿归案却非易事。总之，他远非坐在轮椅上、边缘清晰齐整的那一个中年男人。白昼有一种魔力，常使人为了一个姓名的牵挂而拘谨、犹豫，甚至于慌不择路。一俟白昼的魔法遁去，夜的自由到来，姓名脱落为一张扁平的画皮，剩下的东西才渐渐与我重合，虽似朦胧缥缈了，却真实起来。这无论对于独处，还是对于写作，都是必要的心理环境。
我的第一位堂兄出生时，有位粗通阴阳的亲戚算得这一年五行缺铁，所以史家这一辈男性的名中都跟着有了一个“铁”字。堂兄弟们现在都活得健康，唯我七病八歪终于还是缺铁，每日口服针注，勉强保持住铁的入耗平衡。好在“铁”之后父母为我选择了“生”字，当初一定也未经意，现在看看倒像是我屡病不死的保佑。
此名俗极，全中国的“铁生”怕没有几十万？笔墨谋生之后，有了再取个雅名的机会，但想想，单一副雅皮倒怕不伦不类，内里是什么终归还是什么，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有个老同学对我说过：初闻此名未见此人时，料“铁生”者必赤膊秃头。我问他，可曾认得一个这样的铁生？不，他说这想象毫无根据煞是离奇。我却明白：赤膊秃头是粗鲁和愚顽常有的形象。我当时心就一惊：至少让他说对一半！粗鲁若嫌不足，愚顽是一定不折不扣的。一惊之时尚在年少，不敢说已有自知之明，但潜意识不受束缚，一针见血什么都看得清楚。
铁，一种浑然未炼之物。隔了四十八年回头看去，这铁生真是把人性中可能的愚顽都备齐了来的，贪、嗔、痴一样不少，骨子里的蛮横并怯懦，好虚荣，要面子，以及不懂装懂，因而有时就难免狡猾，如是之类随便点上几样不怕他会没有。
不过这一个铁生，最根本的性质我看是两条，一为自卑（怕），二为欲念横生（要）。谁先谁后似不分明，细想，还是要在前面，要而唯恐不得，怕便深重。譬如，想得到某女之青睐，却担心没有相应的本事，自卑即从中来。当然，此一铁生并不早熟到一落生就专注了异性，但确乎一睁眼就看见了异己。他想要一棵树的影子，要不到手。他想要母亲永不离开，却遭到断喝。他希望众人都对他喝彩，但众人视他为一粒尘埃。我看着史铁生幼时的照片，常于心底酿出一股冷笑：将来有他的罪受。
说真的他不能算笨，有着上等的理解力和下等的记忆力（评价电脑的优劣通常也是看这两项指标），这样综合起来，他的智商正是中等——我保证没有低估，也不想夸大。
记忆力低下可能与他是喝豆浆而非喝牛奶长大的有关。我小时候不仅喝不起很多牛奶，而且不爱喝牛奶，牛奶好不容易买来了可我偏要喝豆浆。卖豆浆的是个麻子老头，他表示过喜欢我。倘所有的孩子都像我一样爱喝豆浆，我想那老头一定更要喜欢。
说不定记忆力不好的孩子长大了适合写一点小说和散文之类。倒不是说他一定就写得好，而是说，干别的大半更糟。记忆力不好的孩子偏要学数学，学化学，学外语，肯定是自找没趣，这跟偏要喝豆浆不一样。幸好，写小说写散文并不严格地要求记忆，记忆模糊着倒赢得印象、气氛、直觉、梦想和寻觅，于是乎利于虚构，利于神游，缺点是也利于胡说白道。
散文是什么？我的意见是：没法说它是什么，只可能说它不是什么。因此它存在于一切有定论的事物之外，准确说，是存在于一切事物的定论之外。在白昼筹谋已定的种种规则笼罩不到的地方，若仍漂泊着一些无家可归的思绪，那大半就是散文了——写出来是，不写出来也是。但它不是收容所，它一旦被收容成某种规范，它便是什么了。可它的本色在于不是什么，就是说它从不停留，唯行走是其家园。它终于走到哪儿去谁也说不清。我甚至有个近乎促狭的意见：一篇文章，如果你认不出它是什么（文体），它就是散文。譬如你有些文思，不知该把它弄成史诗还是做成广告，你就把它写成散文。可是，倘有一天，人们夸奖你写的是纯正的散文，那你可要小心，它恐怕是又走进某种定论之内了。
小说呢？依我看小说走到今天，只比散文更多着虚构。
我其实未必合适当作家，只不过命运把我弄到这一条（近似的）路上来了。左右苍茫时，总也得有条路走，这路又不能再用腿去蹚，便用笔去找。而这样的找，后来发现利于此一铁生，利于世间一颗最为躁动的心走向宁静。
我的写作因此与文学关系疏浅，或者竟是无关也可能。我只是走得不明不白，不由得唠叨；走得孤单寂寞，四下里张望；走得触目惊心，便向着不知所终的方向祈祷。我仅仅算一个写作者吧，与任何“学”都不沾边。学，是挺讲究的东西，尤其需要公认。数学、哲学、美学，还有文学，都不是打打闹闹的事。写作不然，没那么多规矩，痴人说梦也可，捕风捉影也行，满腹狐疑终无所归都能算数。当然，文责自负。
写作救了史铁生和我，要不这辈子干什么去呢？当然也可以干点别的，比如画彩蛋，我画过，实在是不喜欢。我喜欢体育，喜欢足球、篮球、田径、爬山，喜欢到荒野里去看看野兽，但这对于史铁生都已不可能。写作为生是一件被逼无奈的事。开始时我这样劝他：你死也就死了，你写也就写了，你就走一步说一步吧。这样，居然挣到了一些钱，还有了一点名声。这个愚顽的铁生，从未纯洁到不喜欢这两样东西，况且钱可以供养“沉重的肉身”，名则用以支持住孱弱的虚荣。待他孱弱的心渐渐强壮了些的时候，我确实看见了名的荒唐一面，不过也别过河拆桥，我记得在我们最绝望的时候它伸出过善良的手。
我的写作说到底是为谋生。但分出几个层面，先为衣食住行，然后不够了，看见价值和虚荣，然后又不够了，却看见荒唐。荒唐就够了吗？所以被送上这不见终点的路。
史铁生和我，最大的缺点是有时候不由得撒谎。好在我们还有一个最大的优点：诚实。这不矛盾。我们从不同时撒谎。我撒谎的时候他会悄悄地在我心上拧一把，他撒谎的时候我也以相似的方式通知他。我们都不是不撒谎的人。我们都不是没有撒过谎的人。我们都不是能够保证不再撒谎的人。但我们都会因为对方的撒谎而恼怒，因为对方的指责而羞愧。恼怒和羞愧，有时弄得我们寝食难安，半夜起来互相埋怨。
公开的诚实当然最好，但这对于我们，眼下还难做到。那就退而求其次——保持私下的诚实，这样至少可以把自己看得清楚。把自己看看清楚也许是首要的。但是，真能把自己看清楚吗？至少我们有此强烈的愿望。我是谁？以及史铁生到底何物？一直是我们所关注的。
公开的诚实为什么困难？史铁生和我之间的诚实何以要容易些？我们一致相信，这里面肯定有着曲折并有趣的逻辑。
一个欲望横生如史铁生者，适合由命运给他些打击，比如截瘫，比如尿毒症，还有失学、失业、失恋等等。这么多年我渐渐看清了这个人，若非如此，料他也是白活。若非如此他会去干什么呢？我倒也说不准，不过我料他难免去些火爆的场合跟着起哄。他那颗不甘寂寞的心我是了解的。他会东一头西一头撞得找不着北，他会患得患失总也不能如意，然后，以“生不逢时”一类的大话来开脱自己和折磨自己。不是说火爆就一定不好，我是说那样的地方不适合他，那样的地方或要凭真才实学，或要有强大的意志，天生的潇洒，我知道他没有，我知道他其实不行可心里又不见得会服气，所以我终于看清：此人最好由命运提前给他一点颜色看看，以防不可救药。不过呢，有一弊也有一利，欲望横生也自有其好处，否则各样打击一来，没了活气也是麻烦。抱屈多年，一朝醒悟：上帝对史铁生和我并没有做错什么。
我想，上帝为人性写下的最本质的两条密码是：残疾与爱情。残疾即残缺、限制、阻障……是属物的，是现实。爱情属灵，是梦想，是对美满的祈盼，是无边无限的，尤其是冲破边与限的可能，是残缺的补救。每一个人，每一代人，人间所有的故事，千差万别，千变万化，但究其底蕴终会露出这两种消息。现实与梦想，理性与激情，肉身与精神，以及战争与和平，科学与艺术，命运与信仰，怨恨与宽容，困苦与欢乐……大凡前项，终难免暴露残缺，或说局限，因而补以后项，后项则一律指向爱的前途。
就说史铁生和我吧，这么多年了，他以其残疾的现实可是没少连累我。我本来是想百米跑上个九秒七，跳高跳他个两米五，然后也去登一回珠穆朗玛峰的，可这一个铁生拖了我的后腿，先天不足后天也不足，这倒好，别人还以为我是个好吹牛的。事情到此为止也就罢了，可他竟忽然不走，继而不尿，弄得我总得跟他一起去医院“透析”——把浑身的血都弄出来洗，洗干净了再装回去，过不了三天又得重来一回。可不是麻烦吗！但又有什么办法？末了儿还得我来说服他，这个吧那个吧，白天黑夜的我可真没少费话，这么着他才算答应活下来，并于某年某月某日忽然对我说他要写作。好哇，写呗。什么文学呀，挨不上！写了半天，其实就是我没日没夜跟他说的那些个话。当然他也对我说些话，这几十年我们就是这么你一言我一语地说过来的，要不然这日子可真没法过。说着说着，也闹不清是从哪天起他终于信了：地狱和天堂都在人间，即残疾与爱情，即原罪与拯救。
人可以走向天堂，不可以走到天堂。走向，意味着彼岸的成立。走到，岂非彼岸的消失？彼岸的消失即信仰的终结、拯救的放弃。因而天堂不是一处空间，不是一种物质性存在，而是道路，是精神的恒途。
物质性（譬如肉身）永远是一种限制。走到（无论哪儿）之到，必仍是一种限制，否则何以言到？限制不能拯救限制，好比“瞎子不能指引瞎子”。天堂是什么？正是与这物质性限制的对峙，是有限的此岸对彼岸的无限眺望。谁若能够证明另一种时空，证明某一处无论多么美好的物质性“天堂”可以到达，谁就应该也能够证明另一种限制。另一种限制于是呼唤着另一种彼岸。因而，在限制与眺望、此岸与彼岸之间，拯救依然是精神的恒途。
这是不是说天堂不能成立？是不是说“走向天堂”是一种欺骗？我想，物质性天堂注定难为，而精神的天堂恰于走向中成立，永远的限制是其永远成立的依据。形象地说：设若你果真到了天堂，然后呢？然后，无所眺望或另有眺望都证明到达之地并非圆满，而你若永远地走向它，你便随时都在它的光照之中。
残疾与爱情，这两种消息，在史铁生的命运里特别地得到强调。对于此一生性愚顽的人，我说过，这样强调是恰当的。我只是没想到，史铁生在四十岁以后也慢慢看懂了这件事。
这两种消息几乎同时到来，都在他二十一岁那年。
一个满心准备迎接爱情的人，好没影儿的先迎来了残疾——无论怎么说，这一招是够损的。我不信有谁能不惊慌，不哭泣。况且那并不是一次光荣行为的后果，那是一个极为普通的事件，普通得就好像一觉醒来，看看天，天还是蓝的，看看地，地也并未塌陷，可是一举步，形势不大对头——您与地球的关系发生了一点儿变化。是的，您不能再以脚掌而是要以屁股，要不就以全身，与它摩擦。不错，第一是坐着，第二是躺着，第三是死。好了，就这么定了，不再需要什么理由。我庆幸他很快就发现了问题的要点：没有理由！你没犯什么错误，谁也没犯什么错误，你用不着悔改，也用不上怨恨。让风给你说一声“对不起”吗？而且将来你还会知道：上帝也没有错误，从来没有。
残疾，就这么来了，从此不走。其实哪里是刚刚来呀，你一出生它跟着就到了，你之不能（不只是不能走）全是它的业绩呀，这一次不过是强调一下罢了。对某一铁生而言是这样，对所有的人来说也是这样，人所不能者，即是限制，即是残疾，它从来就没有离开过。
它如影随形地一直跟着我们，徘徊千古而不去，它是不是有话要说？
它首先想说的大约是：残疾之最根本的困苦到底在哪儿？
还以史铁生所遭遇的为例：不，它不疼，也不痒，并没有很重的生理痛苦，它只是给行动带来些不方便，但只要你接受了轮椅（或者拐杖和假肢、盲杖和盲文、手语和唇读），你一样可以活着，可以找点事做，可以到平坦的路面上去逛逛。但是，这只证明了活着，活成了什么还不一定。像一头勤勤恳恳的老黄牛，像风摧不死沙打不枯的一棵什么草，几十年如一日地运转就像一块表……我怀疑，这类形容肯定是对人的恭维吗？人，不是比牛、树和机器都要高级很多吗？“栗子味儿的白薯”算得夸奖，“白薯味儿的栗子”难道不是昏话？
人，不能光是活着，不能光是以其高明的生产力和非凡的忍受力为荣。比如说，活着，却没有爱情，你以为如何？当爱情被诗之歌之，被看得比生命还重要的时候（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却有一些人活在爱情之外，这怎么说？而且，这样的“之外”竟常常被看作正当，被默认，了不起是在叹息之后把问题推给命运。所以，这样的“之外”，指的就不是尚未进入，而是不能进入，或者不宜进入。“不能”和“不宜”并不写在纸上，有时写在脸上，更多的是写在心里。常常是写在别人心里，不过有时也可悲到写进了自己的心里。
我记得，当爱情到来之时，此一铁生双腿已残，他是多么渴望爱情啊，可我却亲手把“不能进入”写进了他心里。事实上史铁生和我又开始了互相埋怨，睡不安寝食不甘味，他说能，我说不能，我说能，他又说不能。糟心的是，说不能的一方常似凛然大义，说能的一对难兄难弟却像心怀鬼胎。不过，大凡这样的争执，终归是鬼胎战胜大义，稍以时日，结果应该是很明白的。风能不战胜云吗？山能堵死河吗？现在结果不是出来了？——史铁生娶妻无子活得也算惬意。但那时候不行，那时候真他娘见鬼了，总觉着自己的一片真情是对他人的坑害，坑害一个倒也罢了，但那光景就像女士们的长袜跳丝，经经纬纬互相牵连，一坑就是一大片，这是关键：“不能”写满了四周！这便是残疾最根本的困苦。
这不见得是应该忍耐的、狭隘又渺小的困苦。失去爱情权利的人，其人的权利难免遭受全面的损害，正如爱情被贬抑的年代，人的权利普遍受到了威胁。
说残疾人首要的问题是就业，这话大可推敲。就业，若仅仅是为活命，就看不出为什么一定比救济好；所以比救济好，在于它表明残疾人一样有工作的权利。既是权利，就没有哪样是次要的。一种权利若被忽视，其他权利为什么肯定有保障？倘其权利止于工作，那又未必是人的特征，牛和马呢？设若认为残疾人可以（或应该，或不得不）在爱情之外活着，为什么不可能退一步再退一步认为他们也可以在教室之外、体育场之外、电影院之外、各种公共领域之外……而终于在全面的人的权利和尊严之外活着呢？
是的是的，有时候是不得不这样，身体健全者有时候也一样是不得不呀，一生未得美满爱情者并不只是残疾人啊！好了，这是又一个关键：一个未得奖牌的人，和一个无权参赛的人，有什么不一样吗？
可是且慢。说了半天，到底谁说了残疾人没有爱情的权利呢？无论哪个铁生，也不能用一个虚假的前提支持他的论点吧！当然。不过，歧视，肯定公开地宣布吗？在公开宣布不容歧视的领域，肯定已经没有歧视了吗？还是相反，不容歧视的声音正是由于歧视的确在？
好吧，就算这样，可爱情的权利真值得这样突出地强调吗？
是的。那是因为，同样，这人间，也突出地强调着残疾。
残疾，并非残疾人所独有。残疾即残缺、限制、阻障。名为人者，已经是一种限制。肉身生来就是心灵的阻障，否则理想何由产生？残疾，并不仅仅限于肢体或器官，更由于心灵的压迫和损伤，譬如歧视。歧视也并不限于对残疾人，歧视到处都有。歧视的原因，在于人偏离了上帝之爱的价值，而一味地以人的社会功能去衡量，于是善恶树上的果实使人与人的差别醒目起来。荣耀与羞辱之下，心灵始而防范，继而疏离，终至孤单。心灵于是呻吟，同时也在呼唤。呼唤什么？比如，残疾人奥运会在呼唤什么？马丁·路德·金的梦想，在呼唤什么？都是要为残疾的肉身续上一个健全的心途，为隔离的灵魂开放一条爱的通路。残疾与爱情的消息总就是这样萦萦绕绕，不离不弃，无处不在。真正的进步，终归难以用生产率衡量，而非要以爱对残疾的救赎来评价不可。
但对残疾人爱情权利的歧视，却常常被默认，甚至被视为正当。这一心灵压迫的极例，或许是一种象征，一种警告，以被排除在爱情之外的苦痛和投奔爱情的不息梦想，时时处处解释着上帝的寓言。也许，上帝正是要以残疾的人来强调人的残疾，强调人的迷途和危境，强调爱的必须与神圣。
残疾人的爱情所以遭受世俗的冷面，最沉重的一个原因，是性功能障碍。这是一个最公开的怀疑——所有人都在心里问：他们行吗？同时又是最隐秘的判决——无需任何听证与申辩，结论已经有了：他们不行。这公开和隐秘，不约而同都表现为无言，或苦笑与哀怜，而这正是最坚固的壁垒、最绝望的囚禁！残疾人于是乎很像卡夫卡笔下的一种人物，又很像陀思妥耶夫斯基地下室里的哭魂。
难言之隐未必都可一洗了之。史铁生和我，我们都有些固执，以为无言的坚壁终归还得靠言语来打破。依敝人愚见，世人所以相信残疾人一定性无能，原因有二。一是以为爱情仅仅是繁殖的附庸，你可以子孙满堂而不识爱为何物，却不可以比翼双飞终不下蛋。这对于适者生存的物种竞争，或属正当思路，可人类早已无此忧患，危险的倒是，无爱的同类会否相互欺压、仇视，不小心哪天玩响一颗原子弹，辛辛苦苦的进化在某一个傍晚突然倒退回零。二是缺乏想象力，认定了性爱仅仅是原始遗留的习俗，除了照本宣科地模仿繁殖，好歹再想不出还能有什么更美丽的作为，偶有创意又自非自责，生怕混同于淫乱。看似威赫逼人的那一团阴云，其实就这么点儿事。难言之隐一经说破，性爱从繁殖的束缚中解放出来，残疾人有什么性障碍可言？完全可能，在四面威逼之下，一颗孤苦的心更能听出性爱的箴音，于是奇思如涌、妙想纷呈把事情做得更加精彩。
福柯在《疯癫与文明》一书中说：“疯癫不是一种自然现象，而是一种文明产物。没有把这种现象说成疯癫并加以迫害的各种文化的历史，就不会有疯癫的历史。”这一关于疯癫的论说，依我看也适用于残疾，尤其适用于所谓残疾人的性障碍。肢体或器官的残损是一个生理问题，而残疾人（以及所有人）的性爱问题，根本都在文化。你一定可以从古今中外的种种性爱方式中，看出某种文化的胜迹，和某种文化的囚笼。比如说，玛格丽特·杜拉斯对性爱的描写，无论多么露骨，也不似西门庆那样脏。
性，何以会障碍？真让人想不通。你死了吗？
性在摆脱了繁殖的垄断之后，已经成长为一种语言，已经化身为心灵最重要的表达与祈告了。当然是表达爱愿。当然是祈告失散的心灵可以团圆。这样的欲望会因为生理的残疾而障碍吗？笑话！渴望着爱情的人你千万别信那一套！你要爱就要像一个痴情的恋人那样去爱，像一个忘死的梦者那样去爱，视他人之疑目如盏盏鬼火，大胆去走你的夜路。你一定能找到你的方式，一定能以你残损的身体表达你美丽的心愿，一定可以为爱的祈告创造出丰富多彩的乃至独领风流的性语言。史铁生和我，我们看不出为什么不能这样。也许，这样的能力，唯那无言的坚壁可以扼杀它，可以残废它。但也未必，其实只有残疾人自己的无言忍受、违心屈从才是其天敌。
残疾人以及所有的人，固然应该对艰难的生途说“是”，但要对那无言的坚壁说“不”，那无言的坚壁才是人性的残疾。福柯在同一部书中，开宗明义地引用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一句话：“人们不能用禁闭自己的邻人来确认自己神志健全。”而能够打破这禁闭的，能够揭穿这无形共谋的，是爱的祈告，是唤起生命的艺术灵感，是人之“诗意地栖居”。
有人说过：性，从繁殖走向娱乐，是一种进步。但那大约只是动物的进步，说明此一门类族群兴旺已不愁绝种。若其再从娱乐走向艺术，那才能算是人的进步吧。
是艺术就要说话，不能摸摸索索地寻个乐子就完事。性的艺术，更是以一种非凡的语言在倾诉，在表达，在祈祷心灵深处的美景。或者，其实是这美景之非凡，使凡俗的肉身禀领了神采。当然，那美景如果仍然是物质的，你不妨就浑身珠光宝气地去行你的事吧。但那美景若是心灵的团聚，一切饰物就都多余，一切物界的标牌就仍是丑陋的遮蔽，是心灵隔离的后遗症。心灵团聚的时刻，你只要上帝给你的那份财富就够了：你有限的身形，和你破形而出的爱愿。你颤抖着、试着用你赤裸的身形去表达吧，那是一个雕塑家最纯正的材料，是诗人最本质的语言，是哲学最终的真理，是神的期待。不要害怕羞耻，也别相信淫荡，爱的领域里压根儿就没它们的汤喝。任何奇诡的性的言辞，一旦成为爱的表达，那便是魔鬼归顺了上帝的时刻……谴责者是因为自己尘缘未断。
什么是纯洁？我们不因肉身而不洁。我们不因有情而不洁。我不相信无情者可以爱。我倒常因为看见一些虚伪的标牌、媚态的包装和放大的凛然，而看见淫荡。淫荡不是别的，是把上帝寄存于人的财富挪作他用。
但是，喂！这一位铁生，你不是在把爱和爱情混为一谈吧？你不是在把它们混淆之后，着意地夸大男女私情吧？
问我吗？我看不是。
而且谁也别吓唬人，别想再用人类之爱、民族之爱或祖国之爱一类的大词汇去湮灭通常所说的爱情。那样的时代，史铁生和我都经历过。是那样的时代把爱情贬为“男女私情”的。是那样的时代，使爱情一词沾染了贬义，使她无辜地背上了狭隘、猥琐一类的坏名声。套用一下陀思妥耶夫斯基的那句话吧：不能用贬低个人的爱愿来确认人类之爱的崇高。
完全没有不敬仰人类之爱（或曰：博爱）的意思，个人的爱情正在其中，也用不着混为一谈。如果个人的爱情可以被一个什么东西所贬低、所禁闭，那个东西就太可能无限地发育起来，终于有一天它什么事都敢干。此一铁生果然愚顽，他竟敢对一首旷古大作心存疑问——“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二者皆可抛。”疑问在于这后一抛。这一抛之后，自由到底还剩下什么？但愿所抛之物不是指爱情的权利或心中的爱愿，只是指一位具体的恋人，一桩预期的婚姻。但就算这样，我想也最好能有一种悲绝的心情，而不单是豪迈。不要抛得太流畅。应该有时间去想想那个被抛者的心情，当然，如果他（她）也同样豪迈，那算我多事。其实我对豪迈从来心存敬意，也相信个人有时候是要做出牺牲的。不过，这应该是当事人自己的选择，如果他宁愿不那么豪迈，他应该有理由怯懦。可是，“怯懦”一词已经又是圈套，它和“男女私情”一样，已经预设了贬抑或否定，而这贬抑和否定之下，自由已经丢失了理由（这大约就是话语霸权吧）。于是乎，自由岂不就成了一场魔术——放进去的是鸽子，飞出来的是老鹰？
这一个愚顽的人，常在暮色将临时独坐呆问：爱情既是这般美好，何以倒要赞誉它的止步于1对1？为什么它不能推广为1对2、对3、对4……以至n对n，所有的人对所有的人？这时候我就围绕他，像四周的黑暗一样提醒他：对了，这就是理想，但别忘了现实。
现实是：心灵的隔离。
现实是人吃了善恶树上的果实，因而偏离了上帝之爱的角度，只去看重人的社会价值，肉身功能（力量、智商、漂亮、潇洒），以及物质的拥有。若非这样的现实，爱情本不必特别地受到赞美。倘博爱像空气一样均匀深厚，为什么要独独地赞美它的一部分呢？但这样的现实并未如愿消散，所以爱情脱颖而出，担负起爱的理想。它奋力地拓开一片晴空，一方净土，无论成败它相信它是一种必要的存在，一种象征，一路先锋。它以其在，表明了亘古的期愿不容废弃。
博爱是理想，而爱情，是这理想可期实现的部分。因此，爱情便有了超出其本身的意义，它就像上帝为广博之爱保留的火种，像在现实的强大包围下一个谛听神谕的时机，上帝以此危险性最小的1对1在引导着心灵的敞开，暗示人们：如果这仍不能使你们卸去心灵的铠甲，你们就只配永恒的惩罚。
那个愚顽的人甚至告诉我，他听出其中肯定这样的意思：这般美好的爱愿，没理由永远止步于1对1——我不得不对他，以及对愚顽，刮目相看。
所以，残疾人（以及所有的残缺的人），怎能听任爱情权利的丢失？怎能让爱愿躲进荒漠？怎能用囚禁来解救囚禁，用无言来应答无言？
诚实的人你说话吧。用不着多么高深的理论来证明，让诚实直接说话就够了，在坦诚的言说之中爱自会呈现，被剥夺的权利就会回来。爱情，并不在伸手可得或不可得的地方，是期盼使它诞生，是言说使它存在，是信心使它不死，它完全可能是现实但它根本是理想啊，它在前面，它是未来。所以，说吧，并且重视这个说吧，如果白昼的语言已经枯朽，就用黑夜的梦语，用诗的性灵。
这很不现实，是吗？但无爱的现实你以为怎么样？
最近我看到一篇文章，标题竟是“生命的唯一要求是活着”。这话让我想了好久，怎么也不能同意。死着的东西不可以谓之生命，生命当然活着，活着而要求活着，等于是说活着就够了，不必有什么要求。倘有要求，“生命”就必大于“活着”，活着也就不是生命的唯一。
如果“活着”是指“活下去”的意思，那可是要特别地加以说明。“活着”和“活下去”不见得是一码事。“活着”而要发“活下去”的决心，料必是有什么使人难以活着的事情发生了。什么呢？显然不只是空气、水和营养之类的问题，因为在这儿“生命”显然也不是指老鼠等等。比如说爱情和自由，没有，肯定还能活下去吗？当然，老鼠能，所以它只是“活着”，并不发“活下去”的决心，并不以为活着还有什么再需要强调的事。当生命二字指示为人的时候，要求就多了，岂止活着就够？说理想、追求都是身外之物——这个身，必只是生理之身，但生理之身是不写作的，没有理想和追求，也看不出何为身外之物。一旦看出身外与身内，生命就不单单是活着了。
而爱，作为理想，本来就不止于现实，甚至具有反抗现实的意味，正如诗，有诗人说过：“诗是对生活的匡正。”
（我想，那篇文章的作者必是疏忽了“唯一”和“第一”的不同。若说生命的第一要求是活着，这话我看就没有疑问。）
但是反抗，并不简单，不是靠一份情绪和勇敢就够。弄不好，反抗是很强劲而且坚定了，但怨愤不仅咬伤自己，还吓跑了别人。
比如常听见这样的话：我们残疾人如何如何，他们健全人是不可能理解的。要是说“他们不曾理解”，这话虽不周全，但明确是在呼唤理解。真要是“不可能理解”，你说它干吗？说给谁听？说给“不可能理解”的人听，你傻啦？那么就是说给自己听。依史铁生和我的经验看，不断地这样说给自己听，用自我委屈酿制自我感动，那不会有别的结果，那只能是自我囚禁、自我戕害，并且让“不可能理解”的人眼睁睁地看着一个自虐者自虐而束手无策。
再比如，还经常会碰见这样的句式：我们残疾人是最（）的，因此我们残疾人其实是最（）的。第一个括号里，多半可以填上“艰难”和“坚强”，第二个括号里通常是“优秀”或与之相近的词。我的意思是，就算这是实情，话也最好让别人说。这不是狡猾。别人说更可能是尊重与理解，自己一说就变味——“最”都是你的，别人只有“次”。况且，你又对别人的艰难与优秀了解多少呢？
最令人不安的是，这样的话出自残疾人之口，竟会赢得掌声。这掌声值得仔细地听，那里面一定没有“看在残疾的分儿上”这句潜台词吗？要是一个健全人这样说，你觉得怎样？你会不会说这是自闭，自恋？可我们并不是要反抗别人呀，恰恰是反抗心灵的禁闭与隔离。
那掌声表达了提前的宽宥，提前到你以残疾的身份准备发言但还未发言的时候。甚至是提前的防御，生怕你脆弱的心以没有掌声为由继续繁衍“他们不可能理解”式的怨恨。但这其实是提前的轻蔑——你真能超越残疾，和大家平等地对话吗？糟糕的是，你不仅没能让这偏见遭受挫折，反给它提供了证据，没能动摇它反倒坚定着它。当人们对残疾愈发小心翼翼之时，你的反抗早已自投罗网。
这样的反抗使残疾扩散，从生理扩散到心理，从物界扩散进精神。这类病症的机理相当复杂，但可以给它一个简单的名称：残疾情结。这情结不单残疾人可以有，别的地方，人间的其他领域，也有。马丁·路德·金说：“切莫用仇恨的苦酒来缓解热望自由的干渴。”我想他也是指的这类情结。以往的压迫、歧视、屈辱，所造成的最大遗患就是怨恨的蔓延，就是这“残疾情结”的蓄积，蓄积到湮灭理性，看异己全是敌人，以致左突右冲反使那罗网越收越紧。被压迫者，被歧视或被忽视的人，以及一切领域中弱势的一方，都不妨警惕一下这“残疾情结”的暗算，放弃自卑，同时放弃怨恨；其实这两点必然是同时放弃的，因为曾经，它们也是一齐出生的。
中国足球的所谓“恐韩症”，未必是恐惧韩国，而是恐惧再输给韩国，未必是恐惧韩国足球的实力，而是恐惧区区韩国若干年来（其足球）竟一直压着我们，恐惧这样的历史竟不结束，以及本世纪内难道还不能结束吗？这恐惧，已不单是足球的恐惧，简直成了民族和国家的心病。要我说，其实，是这心病造成和加重了足球的恐惧，或者是它们俩互相吓唬以致恶性循环。本来嘛，足球就是足球，哪堪如此重负！世界上那么多民族、国家，体育上必各具短长，输赢寻常事，哪至于就严重到了辜负人民和祖国？倘民族或祖国的神经竟这般敏感和脆弱，倒值得想一想，其中是否蓄积着“残疾情结”？
有位著名的教练曾在电视上说：我们踢足球，就是为了打败外国队！这样的目标与体育精神有着怎样的差距姑且不论，单这样的心理，决心（如赛前所宣称）就难免变成担心（如赛后所发现）。决心基于自信，尤其是相信自己有超越和完善自己的能力，把每一次比赛都看成这样的机会。（顺便说一句，我喜欢申花队“更进一步”的口号，不喜欢国安队的“永远争第一”。至少，“更进一步”没法弄虚作假，“争第一”的手段可是很多。）担心呢，原因就复杂，但肯定已经离开了对自己的把握；把握住自己，这还有什么可担心的吗？输了也可以是更进一步。要是把人民的厚望、祖国的荣誉，乃至历来的高傲和高傲不曾实现所留下的委屈一股脑儿都交给足球，谁心里也没底，不担心才怪。
说句公道话，教练和球员们的负担是太重了，重到不是他们可以承受的也不是他们应该承受的。别再说什么“爱国主义和政治思想抓得不够”了，这么多年，每一次失败都像重演，每一次教训都像复制，每一次电视台上沉痛的检讨都仿佛录像重播，莫非只有赢球那天才算政治思想抓够了？能不能从下一次来个彻底甚至过头的改变？比如说，不必期望下一次就能赢，只盼下一次能输他个漂亮！漂亮到底，对，明明已经出局也还是抱住漂亮不撒手！体育，原是要在模拟的困境中展现坚强、美丽的精神。爱国——毫无疑问，毫无疑问到用不着“主义”来加封，有吃饭主义吗？我不信有哪位教练或球员不爱祖国。但美丽的精神不更是荣誉？胆战心惊地去摸一把彩的心情，倒是把祖国轻看。
作家陈村说过：让中国人心理不平衡的事情有两件，一是世界杯总不能入围，二是诺贝尔文学奖总不能到手，这两件事弄得球迷和文人都有点魔魔道道。关于后一项，真是不大好再说什么了，要么是酸，要么是苦，甚至于辣，敬仰与渴望、菲薄与讥嘲也都表达过了，剩下的似乎只有闷闷不乐。
说一件真事：五六淑女闲聊，偶尔说起某一女大学生做了“三陪小姐”，不免嗤之以鼻。“一晚上挣好几百哪！”——嗤之以鼻。“一晚上挣好几千的也有！”——还是嗤之以鼻。有一位说：“要是一晚上给你几十万呢？”这一回大家都沉默了一会儿，然后相视大笑。这刹那间的沉默颇具深意——潜意识总是诚实的。那么，做一次类推的设想，五六作家，说起各种文学奖，一致的意见是：艺术不是为了谁来拍拍你的后脑勺儿。此一奖——摇头。彼一奖——撇嘴。诺贝尔奖呢？——我总想，是不是也会有那么一瞬间的沉默以及随后的大笑？
几位淑女沉默之后的大笑令人钦佩，她们承认了几十万元的诱惑，承认自己有过哪怕是几秒钟的动摇，然后以大笑驱逐了诱惑，轻松坦然地确认了以往的信念。若非如此，沉默就可能隐隐地延长，延长至魔魔道道，酸甜苦辣就都要来了。
很难有绝对公正的评奖这谁都知道，何不实实在在把诺贝尔奖看作是几位瑞典老人对文学——包括中国文学——的关怀和好意？瑞典我去过一次，印象是：离中国真远呀。
残疾人中想写作的特别多。这是有道理的，残疾与写作天生有缘，写作，多是因为看见了人间的残缺，残疾人可谓是“近水楼台”。但还有一个原因不能躲闪：他们企望以此来得到社会承认，一方面是“价值实现”，还有更具体的作用，即改善自己的处境。这是事实。这没什么不好意思。他们和众人一道来到人间，却没有很多出路，上大学不能，进工厂不能，自学外语吗？又没人聘你当翻译，连爱情也对你一副冷面孔，而这恰好就帮你积累起万千感慨，感慨之余看见纸和笔都现成，他不写作谁写作？你又不是木头。以史铁生为例，我说过，他绝不是一个甘于寂寞的人，我记得他曾在某一条少为人知的小巷深处，一家街道工厂里，一边做工一边做过多少好梦，我知道是什么样的梦使他屡屡决心不死，是什么样的美景在前面引诱他，在后面推动他……总之，那个残疾的年轻人以为终有大功告成的一天，那时，生命就可以大步流星如入无人之境。他决心赌一把。就像歌中唱的：我以青春赌明天。话当然并不说得这么直接，赌——多难听，但其实那歌词写得坦率，只可惜今天竟自信到这么流行。赌的心情，其实是很孱弱、很担惊受怕的，就像足球的从决心变成担心，它很容易离开写作的根本与自信，把自己变成别人，以自己的眼睛去放映别人的眼色，以自己的心魂去攀登别人的思想，用自己的脚去走别人的步。残疾，其最危险的一面，就是太渴望被社会承认了，乃至太渴望被世界承认了，渴望之下又走进残疾。
二十多年前，残疾人史铁生改变了几次主意之后，选中了写作。当时我真不知这会把他带到哪儿去，就是说，连我都不知道那终于会是一个陷阱还是一条出路。我们一起坐在地坛的老柏树下，看天看地，听上帝一声不响。上帝他在等待。前途莫辨，我只好由着史铁生的性子走。福祸未卜很像是赌徒的路，这一点由他当时的迷茫可得确证。他把一切希望都押在了那上面，但一直疑虑重重。比如说，按照传统的文学理论，像他这样寸步难行的人怎么可能去深入生活？像他这么年轻的人，有多少故事值得一写？像他这么几点儿年纪便与火热的生活断了交情的人，就算写出个一章半节，也很快就要枯竭的吧，那时可怎么办？我记得他真吓得够呛，哆嗦，理论们让他一身一身地冒汗——见过就要输光的赌徒吗？就那样儿。他一把一把地赌着，尽力向那些理论靠拢，尽力去外面拾捡生活，但已明显入不敷出，眼看难以为继。
他所以能够走过来，以及能在写作这条路上走下去，不谦虚地说，幸亏有我。
我不像他那么拘泥。
就在赌徒史铁生一身一身地出汗之际，我开始从一旁看他，从四周看他，从远处甚至从天上看他，我发现这个人从头到脚都是疑问，从里到外根本一个谜团。我忽然明白了，我的写作有他这样一个原型差不多也就够用了，他身上聚集着人的所有麻烦。况且今生今世我注定是离不开他了，就算我想，我也无法摆脱他到我向往的地方去，譬如乡下，工厂，以及所有轰轰烈烈的地方。我甚至不得不通过他来看这个世界，不得不想他之所想，思他之所思，欲他之所欲。我优势于他的仅仅是：他若在人前假笑，我可以在他后面（里面）真哭——关键的是，我们可以在事后坦率地谈谈这他妈的到底怎么回事！谁的错儿？
这么着，有一天他听从了我的劝告，欣羡的目光从外面收回来，调头向里了。对一个被四壁围困的人来说，这是个好兆头。里面比较清静（没有什么理论来干扰），比较坦率（说什么都行），但这清静与坦率之中并不失喧嚣与迷惑（往日并未消失，并且“我从哪儿来？”），里面竟然比外面辽阔（心绪漫无边际），比外面自由（不妨碍别人），但这辽阔与自由终于还是通向不知，通向神秘（智力限制，以及“我到哪儿去，终于到哪儿去？”）。
设若你永远没有“我是谁”等等累人的问题，永远只是“我在故我玩儿”，你一生大约都会活得安逸，山是山，水是水，就像美丽的鹿群，把未来安排在今天之后，把往日交给饥饿的狮子。可一旦谁要是玩腻了，不小心这么一想——“我是谁”，好了，世界于是乎轰然膨胀，以至无边无际。我怀疑，人，原就是一群玩腻了的鹿。我怀疑宇宙的膨胀就是因为不小心这么一想。这么一想之后，山不仅是山，水不仅是水，我也不仅仅是我了——我势必就要连接起过去，连接起未来，连接起无穷无尽的别人，乃至天地万物。
史铁生呢？更甭提，我本来就不全是他。可这一回我大半是把他害了，否则他可以原原本本是一头鹿的。
可现在已是“这么一想”之后，鹿不鹿的都不再有什么实际意义。史铁生曾经使我成为一种限制，现在呢，“我是谁”的追问把我吹散开，飘落得到处都在，以至很难给我划定一个边缘，一条界线。但这不是我的消散，而恰是我的存在。谁都一样。任何角色莫不如此。比如说，要想克隆张三，那就不光要复制全部他的生理，还要复制全部他的心绪、经历、愚顽……最后终于会走到这一步：还要复制全部与他相关的人，以及与与他相关的人相关的人。这办得到吗？所以文学（小说）也办不到，虽然它叫嚷着要真实。所以小说抱紧着虚构。所以小说家把李四、王五、刘二……拆开了，该扔的扔，该留的留，放大、缩小、变形……以组（建构或塑造）成张三。舍此似别无他法，故此法无可争议。
但这一拆一组，最是不可轻看。这一拆一组由何而来？毫无疑问是由于作者，由于某一个我的所思所欲。但不是“我思故我在”，是我在故我思，我在故我拆、故我组、故我取舍变化，我以我在而使张三诞生。我在先于张三之在。我在大于张三之在，张三作为我的创想、我的思绪和梦境，而成为我的一部分。接下来用得上“我思故我在”了——因这一拆一组，我在已然有所更新，我有了新在。就是说，后张三之在的我在大于先张三之在的我在。那么也就是说，在不断发生着的这类拆、组、取舍、变化之中我不断地诞生着，不断地生长。
所以在《务虚笔记》中我说：我是我印象的一部分，我的全部印象才是我。那就是说：史铁生与张三类同，由于我对他的审视、不满、希望，以及他对我的限制等等，他成为我的一部分。我呢？我是包括张三、李四、某一铁生……在内的诸多部分的交织、交融、更新、再造。我经由光阴，经由山水，经由乡村和城市，同样我也经由别人，经由一切他者以及由之引生的思绪和梦想而走成了我。那路途中的一切，有些与我擦肩而过从此天各一方，有些便永久驻进我的心魂，雕琢我，塑造我，锤炼我，融入我而成为我。我原是不住的游魂，原是一路汇聚着的水流，浩瀚宇宙中一缕消息的传递，一个守法的公民并一个无羁无绊的梦。
所以我这样想：写作者，未必能够塑造出真实的他人（所谓血肉丰满、栩栩如生的人物），写作者只可能塑造真实的自己——前人也这样说过。
你靠什么来塑造他人？你只可能像我一样，以史铁生之心度他人之腹，以自己心中的阴暗去追查张三的阴暗，以自己心中的光明去拓展张三的光明，你只能以自己的血肉和心智去塑造。那么，与其说这是塑造，倒不如说是受造，与其说是写作者塑造了张三，莫如说是写作者经由张三而有了新在。这受造之途岂非更其真实？这真实不是依靠外在形象的完整，而是根据内在心魂的残缺，不是依靠故事的滴水不漏，也不是根据文学的大计方针，而是由于心魂的险径迷途。
文学，如果是暗含着种种操作或教导意图的学问（无论思想还是技巧，语言还是形式，以及为谁写和不为谁写式的立场培养），我看写作可不是，我希望写作可不要再是。写作，在我的希望中只是怀疑者的怀疑，寻觅者的寻觅，虽然也要借助种种技巧、语言和形式。那个愚钝的人赞成了我的意见，有一回史铁生说：写作不过是为心魂寻一条活路，要在汪洋中找到一条船。那一回月朗风清，算得上是酒逢知己，我们“对影成三人”简直有些互相欣赏了。寻觅者身后若留下一行踪迹，出版社看着好，拿去印成书也算多有一用。当然稿酬还是要领，合同不可不签，不然哪儿来的“花间一壶酒”？
我想，何妨就把“文学”与“写作”分开，文学留给作家，写作单让给一些不守规矩的寻觅者吧。文学或有其更为高深广大的使命，值得仰望，写作则可平易些个，无辜而落生斯世者，尤其生来长去还是不大通透的一类，都可以不管不顾地走一走这条路。没别的意思，只是说写作可以跟文学不一样，不必拿种种成习去勉强它；不一样就是不一样，上厕所也得弄清楚进哪边的门吧。
历来的小说，多是把成品（完整的人物、情节、故事等等）端出来给人看，而把它的生成过程隐藏起来，把作者隐藏起来，把徘徊于塑造与受造之间的那一缕游魂隐藏起来，枝枝杈杈都修剪齐整，残花败叶、踌躇和犹豫都打扫干净，以居高者的冷静从容把成品包扎好，推向前台。这固然不失为一种方法，此法之下好作品确也很多。但面对成品，我总觉意犹未尽。这感觉，从读者常会要求作者签名并好奇地总想看看作者的相貌这件事中，似乎找出了一点答案——那目光中恐怕不单是敬慕，更多的没准儿是怀疑，尤其对着所谓“灵魂工程师”，怀疑就更其深重。这让我想起一个笑话：某贵妇寿诞，有人奉上赞美诗，第一句“这个婆娘不是人”，众目惊瞠；第二句“九天神女下凡尘”，群颜转悦。我总看那读者的目光也是说着这两句话，不过每句后面都要改用问号。
我便想，那些隐藏和修剪掉的东西就此不见天日是否可惜？岂止可惜，也许竟是捡了芝麻丢了西瓜。那塑造与受造之中的犹豫、徘徊，是不是更有价值？拆、组、取舍之间，准定没有更玄妙动人的心流？但这些，在成品张三身上（以及成品故事之中）却已丢失。为了要个成品，一个个仿真人物、情节和一个完整的故事，就值得把这些最为真切，甚至是性命攸关的心流都扔掉？为一个居高从容的九天神女，就忍心让谁家的老祖宗不是人？
在创作意图背后，生命的路途要复杂得多。在由完整、好看、风格独具所指引的种种构思之间，还有着另外的存在。一些深隐的、细弱的、易于破碎但又是绵绵不绝的心的彷徨，在构思的缝隙中被遗漏了，被删除了。所以这样，通常的原因是它们不大适合于制造成品，它们不够引人，不够流畅，不完整，不够惊世骇俗，难以经受市场的挑剔。
听说已经有了（或终将会有）一种电脑软件，只要输入一些性格各异的人物，输入一个时代背景或生活环境，比如是战争，是疑案，是恋情，是寻宗问祖，行侠仗义……再输入一种风格，或惨烈悲壮，或情意缠绵，或野狐禅，或大团圆……好了，电脑自会据此编写出一个情节曲折的完整故事。要是你对这故事不甚满意，你就悠然地伸出一个手指，轻轻点一下某键，只听得电脑中“嘁哩喀喳嘁哩喀喳”地一阵运行，便又有一个迥异于前的故事扑面而来。如是者，可无穷尽。
这可真是了得！作家还有什么用？
但很可能这是件好事，在手和脑的运作败于种种软件之后，写作和文学便都要皈依心魂了。恰在脑（人脑或电脑）之聪颖所不及的领域，人之根本更其鲜明起来。唯绵绵心流天赋独具，仍可创作，仍可交流，仍可倾诉和倾听，可以进入一种崭新但其实古老的世界了。那是不避迷茫，不拒彷徨，不惜破碎，由那心流的追索而开拓出的疆域。就像绘画在摄影问世之后所迸发的神奇。
因此我向往着这样的写作——史铁生曾称之为“写作之夜”。当白昼的一切明智与迷障都消散了以后，黑夜要你用另一种眼睛看这世界。很可能是第五只眼睛，他不是外来者，也没有特异功能，他是对生命意义不肯放松的累人的眼睛。如果还有什么别的眼睛，尽可都排在他前面，总之这是最后的眼睛，是对白昼表示怀疑而对黑夜秉有期盼的眼睛。这样的写作或这样的眼睛，不看重成品，看重的是受造之中的那缕游魂，看重那游魂之种种可能的去向，看重那徘徊所携带的消息。因为，在这样的消息里，比如说，才能看见“我是谁”，才能看清一个人，一个犹豫、困惑的人，执拗的寻觅者而非潇洒的制作者；比如说我才有可能看看史铁生到底是什么，并由此对他的未来保持住兴趣和信心。
幸亏写作可以这样，否则他轮椅下的路早也就走完了。有很多人问过我：史铁生从二十岁上就困在屋子里，他哪儿来那么多可写的？借此机会我也算做出回答：白昼的清晰是有限的，黑夜却漫长，尤其那心流所遭遇的黑暗更是辽阔无边。
这条不大可能走完的路，大体是这样开始的——
有一回，我在平时最令此一铁生鄙视的人身上让他看见了自己，在他自以为纯洁之处让他看见了另外的东西。开头他自然是不愿承认。好吧，我说：“你会不会嫉妒？”他很自信，说不会。我说，是吗？“那张三家比你家多了一只老鼠你为什么嫉妒？”他说：“废话，我嫉妒他多一只老鼠干吗？”话音未落他笑了，说“这是圈套”。但这不是圈套。你知道什么可以嫉妒，什么不必嫉妒，这说明你很会嫉妒。我的意思是，凡你身有体会的东西你才能真正理解，凡你理解了的品质你才能恰切地贬斥它或赞美它，才能准确地描画它。笑话！他说：“那么，写偷儿就一定得行窃，写杀人犯就一定要行凶吗？”但佛家有言：心既生恨，已动杀机。你不可能不体会那至于偷窃的贪欲，和那竟致杀戮的仇恨。这便是人性的复杂，这里面埋藏或蛰伏着命运的诸多可能。相反的情况也是一样，爱者之爱，恋者之恋，思者之思，绵绵心流并不都在白昼的确定性里，还在黑夜的可能性中，在那儿，网织成或开拓出你的存在，甚或你的现实。
还有一回，是在一出话剧散场之后，细雨蒙蒙，街上行人寥落，两旁店铺中的顾客也已稀疏，我的心绪尚不能从那剧中的悲情里走出来，便觉雨中的街灯、树影，以及因下雨而缓行的车辆都有些凄哀。这时，近旁一阵喧哗，原来是那剧中的几个演员，已经卸装，正说笑着与我擦身而过，红红绿绿的伞顶跳动着走远。我知道这是极其正当和正常的，每晚一场戏，你要他们总是沉在剧情里可怎么成？但这情景引动我的联想——前面，他们各自的家中，正都有一场怎样的“戏剧”在等候他们？所有散了戏的观众也是一样，正有千万种“戏剧”散布在这雨夜中，在等候他们，等候着连接起刚刚结束的这一种戏剧。黑夜均匀地铺展开去，所有的“戏剧”其实都在暗中互相关联，那将是怎样的关联啊！这关联本身令我痴迷，这关联本身岂非更是玄奥、辽阔、广大的存在？条条心流暗中汇合，以白昼所不能显明的方式和路径，汇合成另一种存在，汇合成夜的戏剧。那夜我很难入睡，我听见四周巨大无比的夜的寂静里，全是那深隐、细弱、易于破碎的万千心流在喧嚣，在聚会，在呼喊，在诉说，在走出白昼之必要的规则而进入黑夜之由衷的存在。
再有一回是在地坛——我多次写过的那座荒芜的古园（当然，现在它已经被修剪得整整齐齐够得上一个成品了）。我迎着落日，走在园墙下。那园墙历经数百年风雨早已是残损不堪，每一块青砖、每一条砖缝都可谓饱经沧桑，落日的光辉照耀着它们，落日和它们都很镇静，仿佛相约在其悠久旅程中的这一瞬间要看看我，看看这一个生性愚顽的孩子，等候此一铁生在此一时刻走过它们，或者竟是走进它们。我于是驻足。如梦如幻，我真似想起了这园墙被建造的年代。那样的年代里一定也有这样的时刻，太阳也是悬挂在那个地方，一样的红，一样的大，正徐徐沉落。一个砌墙的人，把这一铲灰摊平，把这一块砖敲实，一抬头，看见的也是这一幕风景。那个砌砖的人他是谁？有怎样的身世？他是否也恰好这样想过——几百年后，会不会有一个愚顽的人驻足于此，遥想某一个砌墙的人是谁？想自己是谁？想那时的戏剧与如今的戏剧是怎样越数百年之纷纭戏剧而相互关联？但很多动人的心流或命运早已遗漏殆尽，已经散失得不可收拾，被记录的历史不过一具毫无生气的尸骸。
历史可能顾不得那么多，但写作应该不这样。历史可由后人在未来的白昼中去考证，写作却是鲜活的生命在眼前的黑夜中问路。你可以不问，跟着感觉走，但你要问就必不能去问尸骸，而要去问心流。这大约就是克尔凯郭尔所说的“主观性真理”。他的意思是：“在这些真理中，是不存在供人们建立其合法性以及使其合法的任何客观准则的，这些真理必须通过个体吸收、消化并反映在个体的决定和行动上。主观性真理不是几条知识，而是用来整理并催化知识的方法。这些真理不仅仅是关于外部世界的某些事实，而且也是发扬生命的难以捉摸、微妙莫测和不肯定性的依据。”
难以捉摸、微妙莫测和不肯定性，这便是黑夜。但不是外部世界的黑夜，而是内在心流的黑夜。写作一向都在这样的黑夜中。从我们的知识（“客观性真理”）永远不可能穷尽外部世界的奥秘来看，我们其实永远都在主观世界中徘徊。而一切知识都只是在不断地证明着自身的残缺，它们越是广博高妙越是证明这残缺的永恒与深重，它们一再地超越便是一再地证明着自身的无效。一切谜团都在等待未来去解开，一切未来又都是在谜团面前等待（是啊，等待戈多）。所以我们的问路，既不可去问尸骸，又无法去问“戈多”。
但这并不证明人生的无望，那内在的徘徊终于会被逼迫出一种智慧——正如俄罗斯思想家弗兰克在其《生命的意义》中所说：生命的意义不是被给予的，而是被提出的。
我无法全面转述弗氏伟大精妙的思想，我只有向读者推荐他，并感谢刘小枫先生和徐凤林先生让这个只懂中文的铁生读到了他。我的简陋理解是：生命的意义本不在向外的寻取，而在向内的建立。那意义本非与生俱来，生理的人无缘与之相遇。那意义由精神所提出，也由精神去实现，那便是神性对人性的要求。这要求之下，曾消散于宇宙之无边的生命意义重又聚拢起来，迷失于命运之无常的生命意义重又聪慧起来，受困于人之残缺的生命意义终于看见了路。
说到人性，还要唠叨一句：人性解放，必定善哉？怕是未必。三寸金莲解放成大脚片子当然是好，但大脚就保证不受欺压吗？纳妾是过了景，但公款嫖娼却逢其时。“铁嘴儿”“半仙儿”人人喊打，可造人为神的现代迷信并不绝迹。残疾人走进了奥运会，兴奋剂是否也就要走近残疾人了呢？人性中，原是包含着神性和魔性两种可能，浮士德先生总是在。
比如一切以商品、利润为号召的主义，谁也甭说谁，五十步恨百步而已。大家都看见了地球的衰危可谁肯后退一步？先下手的并不松手，后下手的更是一肚子冤屈，叫骂着“为富不仁”却加紧行其不仁之事。千年之“禧”全球火爆，偏与神约无关，下一个千年又能怎样？谈判之风像是不坏，可谁跟地球谈判？谁跟大气层谈判？神约既已放弃，人性更容易解放成魔性，或者是，魔性一经有了人性做招牌，靡非斯特宏图大展正是一路势如破竹了。
平均主义是谁也没法再夸它了，况且，也不太能想象这人间失去竞争会是怎样一种寂寞荒凉。但愚顽的人老是想：竞争干吗就不能朝着另一种方向？比如说竞争朴素，竞争自家的装修更趋自然节俭，大家的地球更加茁壮丰沛。各种主义冷争热战各执一词，加起来还是画地为牢，不能在现有的主义之外寻找新途吗？
愚顽的人多是这样说着说着就跑题，让人笑话你这是做的什么梦？不过我总是忍不住相信，人原是为了梦想而来，原就是这么乘梦而来的。史铁生是什么？是我的一个具体的梦境。我呢，我是他无边的梦想。我们一向就是这么相依为命，至死方休啊。
我常在夜深人静之时问他：怎么样你觉着，活得还好吗？于是由生至死的这一路风光便依次展现，如同录像，你捏住遥控器，可以倒带看看开头，也可以快进先看看结尾，可以无论停在哪一段落再仔细瞧瞧。他握住我的右手，说：“你的手真凉啊。”我握住他的左手：“你的也是，你冷吗？”但这终归是他的问题，是截瘫和尿毒症的问题，肉身问题，是苦海、惩罚、原罪。
我的问题是，既入惩罚之地，此一铁生你怎么办？我给他的建议是：最好把惩罚之地看成锤炼之地。但既是锤炼之地，便又有了一个顺理成章的猜想——我曾经不在这里，我也并不止于这里，我是途经这里。途经这里，那么我究竟要到哪儿去，终于会到哪儿去呢？我不信能有一种没有过程的存在，因此我很有信心地说：我在路上。这就难免还有一问：如此辛辛苦苦，就是为了在路上吗？真是何苦，你干吗一定要来呀？于是又要想想我是怎么来的了。我说过，就像现在不能离开过去和未来而是现在一样，我也不能离开别人而是我，我不能离开天离开地离开万物万灵……离开一切他者而是我。那么我是怎么来的？我是从一切中来啊，我是由一切所孕育、所催生的一缕浪动的消息，微薄但是独具。这样的消息并不都是由我决定，但这样的消息不死不灭总是以“我”为名——不信去问所有的人好了，他们无不是以“我”的角度在行走，在迷茫，在领悟。可我又说过，这一颗心盼望着走向宁静。是呀，宁静，但不是空无。怎么可能有绝对的无呢？那不是空无那是我的原在！原在——前人用过这个词吗？恕我无知，倘前人不曾用过，我来解释一下它的意思——那即是神在，我赖以塑造和受造的最初之在。
我不断地眺望那最初之在：一方蓝天，一条小街，阳光中缥缈可闻的一缕钟声，于恐惧与好奇之中铺筑成无限。因而我看着他的背影，看他的心流一再进入黑夜，死也不是结束。只有一句话是他的保佑：“看不见而信的人是有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