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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访梅溪，丽日蓝天。
一走进梅溪风景区，三座高大的牌坊矗立眼前，这三座牌坊都用花岗岩建造，凿有瑞兽、花果、人物、书法和八仙图案，巍峨壮观雕刻精美，顶部呈火焰形，为中国传统牌坊中罕见。石雕上所展现出来的景致和故事，与村里的凉亭、山川、田园、屋宇等景色交相辉映。
泛黄的牌坊上，篆刻着一个名人的丰功伟绩，历经风雨的洗刷，它所承载的荣耀依然清晰，他的名字叫陈芳。
1886年，在檀香山的陈芳从报章家书中得知，远在太平洋彼岸的故国正遭遇着水灾，房屋倒塌、农田被浸、饥民哭声遍野。于是他毫不犹豫地解囊嘉惠，捐出巨款数千银元回国。当时的光绪皇帝和慈禧太后等得知后，在陈芳梅溪故居御赐“乐善好施”石牌坊，镶悬“圣旨”，以表彰陈芳。
当陈芳退休从夏威夷回到梅溪村后，兴建了新的官邸，开始为家乡造福。陈芳不忘桑梓乡亲，捐款赈灾，乐善好施，扶危济困，整理村容，修桥整路，兴办义学，热心于家乡的建设。其义举良行得到了广大群众赞扬，声名传遍朝野。在1891年时，光绪皇帝再次下旨御赐两座“急公好义”题额之石质旌碑牌楼，同样镶悬“圣旨”以铭嘉奖。
巍巍石牌坊，经历了岁月的风风雨雨，至今依然屹立。牌坊上的“圣旨”、“乐善好施”字样依然清晰，让过去的历史恍然间又重现于今世。石牌坊永远记载着这位龙的传人普济众生的善举。
“乐善好施”“急公好义”，是陈芳一生的写照。
一场新雨初晴，梅溪河水澄碧透明，像一条绿色的缎带。
我此次来梅溪，为的是寻找胡适先生曾经求学过的地方——梅溪学堂。
1904年春天，胡适告别了母亲和家乡，跟随他的三哥到上海去求学。从此，母子一别便是长长的13年，其间相聚，包括胡适回家完婚在内，总共不过四五个月。
胡适这样回忆当年辞别母亲的情形：“她只有我一个人，只因为爱我太深，望我太切，所以她硬起心肠，送我向远地去求学。临别的时候，她装出很高兴的样子，不曾掉一滴眼泪。”
梅溪学堂，是胡传最佩服的一个朋友张焕纶先生一手创办的学堂。
胡适由于不懂上海话，又没有做过文章，所以被编在第五班，即最低年级的倒数第二班里。
一日，五班教国文的沈先生讲到课文中一段引文：“传曰，二人同心，其利断金。同心之言，其臭如兰。”随口说这个“传”就是《左传》，引文是《左传》上的话。
胡适听完，心里暗暗吃惊，先生这不讲错了吗？然而他却没敢立即指出，而是等到先生讲完经下课后，拿着书到先生桌子边，用半生不熟的上海话低声对沈先生说：这个“传曰”是《易经》里的《系辞传》，不是《左传》。
先生听完微微一愣，用惊异的眼光望着这个穿着蓝呢夹袍，外罩绛色呢大袖马褂，留着一条小辫子的瘦弱学生，脸有些红了。
于是就有了下面的谈话：
“你读过《易经》吗？”
“读过。”
“你还读过什么书？”
“读过《诗经》《书经》《礼记》。”
“做过文章吗？”
“没有。”
“我出个题目，你试着做做。”
沈先生出的题目叫《孝弟说》。胡适回到座位上，勉勉强强写出了一百多个字，先生看了看，点头说：“你跟我来。”
走到第二班的课堂，沈先生附耳跟那个班的老师顾先生说了几句话，顾先生便将胡适安排到末一排桌子坐下了。就这样简单，胡适在一天内升级了3个班，即从二年级跳到了五年级。
胡适激动的心情还没平复，笑容就僵在了脸上。
黑板上写着两个作文题目：
论题：原日本之所由强。
经义题：古之为关也将以御暴，今之为关也将以为暴。
日本在天南，还是海北？胡适不知道；经义题是八股考试的题目，胡适也从未接触过。
正在为难之际，胡适家在上海开的“公义油栈”店里派人来学校，告诉他三哥病危。就这样，胡适收了课本，匆匆逃出了学堂。
胡适赶到店里不到几个小时，三哥就断了气。第二天，二哥从汉口店里赶来料理丧事，胡适将他作文的苦恼告诉了二哥。二哥听罢，立即找了《明治维新三十年史》《壬寅新民丛报汇编》一类的书装了一大篮，叫他回去认真阅读。
胡适回到梅溪学堂后，花了几天工夫，竟然把“原日本之所由强”那篇论文写成了。过了没多久，“经义”也会做了。又过了几个月，胡适升到了学堂的最高班六年级，成了梅溪学堂的佼佼者。
几天后，胡适发现了“新大陆”，同学不知道从哪里借来了一本邹容写的《革命军》，薄薄的一个本子，书前印着著名革命家章太炎写的序，全书约两万来字，用浅近通俗的语言宣传反对清廷专制，鼓吹“独立自由”和建立“中华共和国”。
胡适等人看完之后深受启发，但由于书是借的，不日便得还，于是他们连夜将书抄了一遍。
就在这一年，上海《时报》上登出了两个重大案件：一件是革命党万福华在租界内枪击联俄派广西巡抚王之春；一件是上海黄浦滩上一个宁波木匠周生有被一个俄国水兵无故砍杀，而上海道袁海观大人是亲俄派，对这个案子徇私舞弊，引起公众强烈的不满。胡适回忆说：“尤其是那年新出现的《时报》，天天用简短沉痛的时评替周生有喊冤，攻击上海的官厅。我们少年人初读这种短评，没有一个不受刺激的。周生有案的判决使许多人失望。我和王言郑璋三个人都恨极了上海道袁海观，所以联合写了一封长信去痛骂他。”
随即胡适和另外三名同学被选拔去上海道台衙门参加会考，他们不约而同地拒绝到官厅去应试，不等考试日期到就都离开梅溪学堂了。
如今，梅溪学堂早已成为历史，不复存在了，原址上建起了梅溪小学。至今这里还有一条名为“梅溪弄”的小巷。传说每当夜间，人们走到此地，常可听到朗朗读书声。
几个月后，胡适坐在了澄衷学堂的教室里。
这次黑板上的作文题目是：“物竞天择，适者生存，试申其义”。
很明显，这是严复译《天演论》里面的句子。胡适后来回忆道：“中国在屡次战败之后，在庚子、辛丑大耻辱之后，这个‘优胜劣汰，适者生存’的公式确是一种当头棒喝，给了无数人一种绝大的刺激。几年之中，这种思想像野火一样，延烧着许多少年青人的心血。”
这篇作文引起了一股改名字的风潮，有人改名孙竞存，有人改名杨天择。
胡适也想改名字，他之前在学堂里的名字是胡洪骍。
一日早晨，胡适请正在洗脸的二哥代他想一个表字。二哥一面擦脸一面说：“就用‘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适’如何？”
胡适听了喜不自胜，他的字便定下来了。因他的二哥字绍之，三哥字振之，于是他就在“适”下加一“之”，叫“适之”。
胡适之，中国文坛一颗清亮的大星冉冉升起。
在澄衷学堂，对胡适影响最大的还有两本书：《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和《新民说》，这两本著作者都有一个响当当的名字：梁启超。
胡适说他那时“受了梁先生无穷的恩惠”。然而梁启超先生的《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并没有写完，只是一部虎头蛇尾、缺章缺节的未竟论著。于是胡适突发野心，心想：“我将来若能替梁任公先生补作这几章缺了的中国学术思想史，岂不是很光荣的事业？”
从此时开始，胡适就暗下决心，留心读先秦百家诸子的书，做起他的旷世大作《中国哲学史大纲》的准备工作来了。后来他遂愿了，很可惜，这部学术著作只写了上部。他的另外几部极有学术分量的著作，如《中国白话文学史》《中国禅宗史》，也只出了上卷。
“上卷先生”的雅号便由此而来。
可惜“上卷先生”并没有在澄衷学堂待到毕业，他在第二班当班长的时候，班上一个与他相交甚密的同学被校方开除，他为之打不平，向白振民总教，向校长提出书面抗议。白振民虽然爱惜胡适，这时也被激怒了，于是悬牌警告胡适，并记大过一次。胡适忿忿不平，恰好创办才半年的令人耳目一新的中国公学招考，他应考后被录取，于是在1906年暑假，他离开了澄衷学堂。
用一个很时髦的词，这叫做：肄业。
“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李白如是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