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一向尊敬的
一个在诗的历史上
有重大贡献的诗人
这本小书译于1931年,到现在已经整整六十年。那时我为什么翻译它,在1937年写的“译者序”里已经作了交代,这里不再重复。它于1938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正是抗日战争的第二年,印数不多,流传不广,我收到几本样书,当时分赠友人,自己只留下一本。但它给我留下一些值得记念的回忆。
1939年我到昆明不久,就在《云南日报》上读到一篇关于这本书比较深入的评论,过些时我才知道作者王逊是一位年轻的美术研究者,在云南大学教书,不久我们便成为常常交往的朋友(不幸他于六十年代在北京逝世了)。1946年我回到北平,听说某中学的一位国文教师,很欣赏这本书,曾一度把它当作教材在课堂上讲授。很遗憾,我并没有得到机会认识他。最使我感动的,是友人杨业治在昆明生活极为困难的时期,曾将此书与原文仔细对照,他发现几处翻译的错误,提出不少中肯的修改意见,写在十页长短不齐的土纸条上交给我。这些又薄又脆的纸条我保留至今,但字迹已模糊,用放大镜才能看得清楚。五十年代,我在仅仅留存的那一本上边,把译文校改过一次。不料十年浩劫,校改本被人抄走,一去不回。
这些年来,先是绿原同志,后是沈昌文同志,他们都找到原书,各自以复印本相赠,同时舒雨同志读到这本书,对译文也提了一些意见;我得以在复印本上再一次从头至尾进行修改,在这里我谨向他们表示衷心的感谢。这次修改,改正了一些错误,填补了几处漏译,词句间作了不少改动,但仍不免存有六十年前文体的痕迹。
经过六十年的岁月,这本书的内容有些地方我已不尽同意,校改也只认为是一个应尽的责任,不再有《译者序》里所说的那种激情。惟念及里尔克写这些信时,正是他在巴黎与罗丹接触后思想发生变化、创作旺盛的时期;对于我一向尊敬的、一个在诗的历史上有重大贡献的诗人,正如收信人引言中所说,这些信“为了理解里尔克所生活所创造的世界是重要的,为了今日和明天许多生长者和完成者也是重要的”。
关于收信人的身世,我在“译者序”中曾说,“知道得很少”。现从里尔克的《书信选》(1980年)“收信人索引”中得知卡卜斯生于1883年,是作家,曾任奥地利军官,1966年还住在柏林。——想他现在早已逝世了。
这次重印,附录除原有《论“山水”》 外,另增摘译《马尔特·劳利兹·布里格随笔》 中的两段。
《论“山水”》写于第一封信的前一年,即1902年,本来拟作为作者1903年出版的《渥尔卜斯威德画派》 一书的序言,但没有采用,直到1932年才作为遗稿发表。
《马尔特·劳利兹·布里格随笔》是里尔克的一部长篇小说,从1904年起始写,1910年完成。这里摘译的两段反映了作者1902年初到巴黎时生活和思想的情况。
这两个“附录”都是译者译完了《十封信》后在1932年翻译的,曾先后在《沉钟》半月刊上发表过。
1991年12月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