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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居正直解
名显，是高宗第七子。即位之后，太后武氏废为卢陵王，后复正位，前后在位六年，中间武后革命二十一年，今通作中宗年分。
【原文】
有告皇嗣潜有异谋者，太后命来俊臣鞫其左右。太常工人安金藏大呼谓俊臣曰：“公既不信金藏之言，请剖心以明皇嗣不反。”即引佩刀自剖其胸，五脏皆出，流血被地。太后闻之，即命俊臣停推。睿宗由是得免。
■张居正直解
昔，武后生四子：长太子弘，次雍王贤，皆为武后所杀；又次中宗，即位之后，亦为武后所废；止有少子豫王旦，因立为皇帝，是为睿宗。已而武后改唐为周，自称帝号，又以睿宗为皇嗣，使之退处东宫。是时，武后任用酷吏来俊臣等，大兴罗织之狱，将唐家宗室、大臣诛灭殆尽，仍欲立其侄武承嗣为太子，皇嗣不能自保。有一人承望风旨，上本告皇嗣暗怀别心，图谋争位，欲假此陷害睿宗，以绝唐家社稷。武后听信其言，就命来俊臣将皇嗣左右的人拿去鞫问。俊臣用酷刑拷讯，那皇嗣左右人受苦不过，都要招认。此时有个太常寺工匠，叫做安金藏，也是东宫人数，独一力保救皇嗣，大声叫呼，向俊臣说道：“皇嗣实无异谋，公既不信金藏之言，情愿将我的心剖出以明皇嗣不反。”即拔所带的刀，自家剖破胸腹，五脏皆出，血流满地。太后闻知，方信皇嗣受诬，为之感叹。即命来俊臣将这东宫左右停止推问。睿宗由此得免于祸，皆安金藏之力也。按武后以女主当阳，潜移大命，唐室宗支，枝连蔓引，横遭屠戮，虽其子亦不免焉，如线之绪，止有中宗、睿宗二人而已。使当时一有动摇，则高宗、太宗之基业，自此倾矣！金藏一区区贱役，乃能不惜其身，剖心为主，以上感武后之心，而下消觊觎之望，可谓有功于社稷者矣！可见忠义之在人心，不以贵贱而有异；亦可见人心之思唐室，虽以武后之虐焰，而不能加于匹夫，岂非其祖宗德泽入人之深哉！
【原文】
十五年春三月，帝还东都。武承嗣、三思营求为太子，太后意未决。狄仁杰每从容言于太后曰：“文皇帝栉风沐雨，亲冒锋镝，以定天下，传之子孙；大帝以二子托陛下。陛下今乃欲移之他族，无乃非天意乎！且姑侄之与母子孰亲？陛下立子，则千秋万岁后，配食太庙，承继无穷；立侄，则未闻侄为天子而祔姑于庙者也。”又劝太后召还卢陵王，太后意稍寤，由是遣徐彦伯召卢陵王及其妃、诸子诣行在。九月，立卢陵王为皇太子。
■张居正直解
武承嗣、武三思，都是武后的侄。初武后既僭帝位，废中宗为卢陵王，徙居房州，至十五年春三月，始召还东都。然中宗所以废而复正，唐家社稷危而复安者，皆狄仁杰之功。史臣叙其始末说道，初武后二侄武承嗣、武三思听信小人拨置，以武后既为天子，改唐为周，岂可复用李姓为嗣，乃百计营求武后立他为皇太子。武后之意，犹豫未决。狄仁杰为宰相，每乘间从容以天理人情切要求处，开悟武后，说道：“今日天下，原是我太宗文皇帝及大帝高宗的天下。昔文皇帝开创之初，历了许多艰难辛苦，昼夜暴露，与群雄战争。头不暇梳，风为之梳，面不暇洗，雨为之洗，亲身冒犯刀刃箭镞，间关行阵，出百死得一生，方才能剪除群雄，平定海内，创造基业，传与子孙。此乃天之所授，岂是容易。大帝高宗，兢兢嗣守，临崩之际，亲把他二子卢陵王及豫王，付托与太后。以太后国母，可以托孤，必不负平生之言也。今乃欲立武氏为嗣，灭绝唐家社稷，其无乃违上天眷顾李氏之意乎！违天者不祥，虽夺之，恐亦不能有也。且武承嗣、武三思是太后之侄，太后乃姑也；卢陵王、豫王是太后之子，太后乃母也。人家姑侄与子母，那个最亲？妇人从夫，以父母家为外家，侄是外人，子母乃天性之爱。大后若立子为嗣，则子有天下，太后千秋万岁后，配食高宗，永享太庙之祭，子子孙孙，永继无穷。若立侄为嗣，则自古以来，未闻有侄为天子，而其姑得以配享太庙者也。为太后远计，亦不当舍子而立姪矣。今卢陵王见在房州，莫若召还以为皇嗣，则人心安，天意得，而太后亦永有所托矣！”因力劝之。太后以仁杰言词剀切，稍稍开悟。由是遣职方员外郎徐彦伯，宣召卢陵王还东都。是年九月，立卢陵王为皇太子，中宗之位始定。而武承嗣等，不敢复萌侥倖之心。其后张柬之等，因得奉中宗以正大位，反周为唐，皆狄仁杰之力也。大抵人心蔽锢，非以从容开导之，则不入；非以至情感动之，则不从。姑侄子母之说，始发于李昭德，仁杰不过申明其意耳。然武后不悟于昭德，而悟于仁杰，则仁杰之重望至诚，又太后之所深信故也。故人臣谏君，必以积诚养望为本，又能徐伺机会而不骤，切中肯綮而不泛，则天下无不可悟之君，无不可成之事矣！
【原文】
以天官侍郎苏味道为凤阁侍郎、同平章事。味道前后在相位数岁，依阿取容，尝谓人曰：“处事不宜明白，但摸稜持两端可矣。”时人谓之“苏摸稜”。
■张居正直解
武后时，改吏部为天官，中书省为凤阁，门下省为鸾台。平章即古百揆之任，言揆度百事，而使之平正章显，乃宰相之职也。摸稜，是含糊两可的意思。武后临朝，擢天官侍郎苏味道为凤阁侍郎，与凤阁鸾台长官，一同平章政事。史臣因记说，味道前后再入相位，共有数年，其任不为不重，却只依附阿私，以取容悦，不能奉公守法，有所匡正。曾与人说道：“大凡处天下事，不要十分明白，恐惹嫌怨，但只摸着边稜，在是非可否之间，两下里都占些分数。使其事行之而有利，我固可以安享其成功；使其事行之而有害，我亦可以苟免于罪责。”味道此言，都是全身远害的意思，其人品心术，因可概见。故当时之人，闻其言者，皆非笑之，因呼他做“苏摸稜”，其鄙之如此。大抵人臣之事君，只当论义理可否，不当顾一身利害。事苟有益于国，虽众人皆以为非，亦断然行之而不疑；事苟有害于国，虽众人皆以为是，亦决然止之而不为。至于成败利钝，又未尝期必于其间，这才是为国为民之心。岂有身为宰相，而以摸稜为计者乎？味道之言，不惟一时之所鄙，亦后世之深戒也。
【原文】
娄师德薨。师德性沉厚宽恕，狄仁杰之入相也，师德实荐之；而仁杰不知，意颇轻师德，数挤之于外。太后觉之，尝问仁杰曰：“师德贤乎？”对曰：“为将能谨守边陲，贤则臣不知。”又曰：“师德知人乎？”对曰：“臣常同僚，未闻其知人也。”太后曰：“朕之知卿，乃师德所荐也，亦可谓知人矣。”仁杰既出，叹曰：“娄公盛德，我为其包容久矣。吾不得窥其际也。”是时罗织纷纭，师德久为将相，独能以功名终，人以是重之。
■张居正直解
武后僭位之十六年，宰相娄师德薨。史臣叙说，师德之为人，性资沉深厚重，待人宽恕有容，有恩不使人闻知，有仇不与人计较。初武后用狄仁杰为相，实为师德疏荐其贤，而师德未尝自言。仁杰不知，意颇轻忽师德，以为不堪宰辅，屡屡要排挤他出为外任。武后觉得仁杰不能容师德，盖由不知其荐引之故，因问仁杰说：“宰相以知人为先，师德亦可谓知人乎？”仁杰答说：“知人甚难，臣尝与师德为同僚，相处最熟，未尝闻他有知人之明。”武后说：“我所以知卿之贤而用为宰相者，实由师德荐引之故。他能知卿之贤而举之，不可谓不知人矣。”仁杰闻武后之言，才知由师德汲引，故至宰相。既出，不觉叹服说道：“娄公盛德长者，于我有荐举之恩，我乃薄待之，而娄公终不以为言，是我在其包容之中，非一日矣。其度量宽广，真如沧海一般，吾不得窥其涯涘也。”那时武后开告密之门，任鸷酷之吏周兴、来俊臣等，罗织人罪，纷纭多事，文武大臣动辄为人所告，指为谋反，或下狱，或贬死，虽仁杰不免。而师德在朝最久，出将入相，独保全功名终其身，绝无间隙，则以其盛德长者，上下信之，不为世所疑忌故也，人以此莫不敬重焉。大抵宰相荐贤，本以为国，非为私也，故荐人而人不知，乃谓之公，若一求人知，则不免有市恩之心。有市恩之心，则不免有望报之意，而其弊将至于借公举，以树私人，为害有不可胜言者矣。仁杰若知师德之荐己，宁肯以薄待。乃师德之终身不言，则庶几乎断断无他技，休休如有容者矣。此可为相天下者之法。
【原文】
太后信重内史梁文惠公狄仁杰，群臣莫及，常谓之国老而不名。仁杰好面引廷争，太后每屈意从之。太后尝问仁杰：“朕欲得一佳士用之，谁可者？”仁杰曰：“未审陛下欲何所用之？”太后曰：“欲用为将相。”仁杰对曰：“文学绲藉，则苏味道、李峤固其选矣。必欲取卓荦奇才，则有荆州长史张柬之，其人虽老，宰相才也。”太后擢柬之为洛州司马。数日，又问仁杰，对曰：“前荐柬之，尚未用也。”太后曰：“已迁矣。”对曰：“臣所荐者宰相，非司马也。”乃迁秋官侍郎；久之，卒用为相。仁杰又尝荐夏官侍郎姚元崇、监察御史桓彦范、太州刺史敬晖等数十人，率为名臣。或谓仁杰曰：“天下桃李，悉在公门矣。”仁杰曰：“荐贤为国，非为私也。”
■张居正直解
这一段是记狄仁杰的事。仁杰封梁国公，谥文惠。卓荦，是超绝的意思。长史、司马，都是刺史佐贰官。秋官，是刑部。夏官，是兵部。史臣记武后晚年，以梁文惠公狄仁杰素有德望，因擢为宰相，甚是委信敬重他，在朝群臣，皆莫能及。每见仁杰奏对，只称为国老，而不呼其名，其信重之如此。仁杰亦感激知遇，尽心辅理，遇有所行不当，辄面引廷争，无所顾忌。武后虽天性暴虐，然谅其忠恳，亦每每屈意从之。武后曾问仁杰说：“朕要得一贤士用之，只今群臣中谁为可者？”仁杰说：“不知陛下欲用为何官？”太后说：“要堪为将相者。”仁杰对说：“今群臣之中，若论文章学识，醖藉抱负，则凤阁侍郎苏味道、成均祭酒李峤，一时人望所推，无出其右，只用此二人可矣。若必欲求卓荦出格的奇材，可以担当大事者，目前却不多得，只有荆州长史张柬之，此人年纪虽老，观其器略，却是个宰相之材，不可不及时而用之也。”武后闻仁杰之言，就升柬之做京畿洛州司马，尚未决意大用。数日之后，又问仁杰访求贤士，仁杰对说：“臣前荐张柬之，陛下尚不曾用，何必他求？”武后说：“张柬之因卿之荐，已迁为洛州司马矣。”仁杰说：“臣荐柬之，谓其可为宰相，非司马也，若止以司马处之，岂足尽其才耶？”武后见仁杰之荐，遂升柬之为秋官侍郎；久之，卒用为宰相。仁杰又曾荐夏官侍郎姚元崇、监察御史桓彦范、太州刺史敬晖等，共有数十人，都是当时贤士，武后一一任用，其后皆能建功立业，为唐室名臣。或谓仁杰说：“方今天下贤才，皆为公所引进，一似种了许多桃李在门墙之下，不亦盛乎！”仁杰答说：“引荐人才，只是要同心共济，为国家分猷宣力，岂为树恩于人，以图一己之私乎！若有一毫自私之心，虽汲引无遗，亦非为国之公矣，我之心不如是也。”夫自古以来，名臣贤相，未有不以荐贤为首务者，然心之公私少异，而其孚格顿殊。武后虽猜忌之主，而于仁杰所荐，用之如恐不及；不少致疑者，益谅其心之纯于为国故也。若一有树恩好名，徇情为己之心，则虽以太宗英明之君，不能不疑魏徵之为党，况其他乎！可见为宰相者，不徒贵于能荐贤，尤贵于至公也。
【原文】
是岁苏安恒复上疏曰：“臣闻天下者，神尧、文武之天下也，陛下虽居正统，实因唐氏旧基。当今太子追回，年德俱盛，陛下贪其宝位而忘母子深恩，将何圣颜以见唐家宗庙，将何诰命以谒大帝坟陵？陛下何故日夜积忧，不知钟鸣漏尽！臣愚以为天意人事，还归李家。陛下虽安天位，殊不知物极则反，器满则倾。臣何惜一朝之命而不安万乘之国哉！”太后亦不之罪。
■张居正直解
前此十八年，武邑人苏安恒上疏请武后禅位东宫，自怡圣体，武后慰谕而遣之矣。既阅岁不行，至是十九年，苏安恒又上疏说：“臣闻今日之天下，非武氏之天下，乃我高祖神尧皇帝、太宗文武皇帝，栉风沐雨，亲冒锋镝得来的天下。太后今日改唐为周，虽居正统，非偏安窃据之比，其实因唐家旧时开创的基业，还是李氏子孙的故物，岂容久假不归。方今太子幸自房陵追回东宫，年垂五十，阅历既多，孝敬著闻；德亦甚盛，天下人心，朝夕属望。太后以母代子，贪恋大宝之位，遂忘母子天性之爱，孤负高宗大帝之付托，使九庙无依，不知太后将何颜面以见唐家的宗庙，将何词命以谒大帝的坟陵？名不正，言不顺，明有人非，幽有鬼责，反之于心，得无愧乎？且天位至重，机务至烦，太后有子在，可以代劳，何故日夜自积忧勤？譬之天色将明，钟已鸣矣，漏已尽矣，年衰力倦，犹贪恋权势，不肯少休，岂不愚乎？臣愚以为高宗、太宗功德在人，人心如此，天命可知。今日天意人事，不在武氏，还归李家。太后虽欲据之以为安，殊不知安危相倚，无往不复。大凡物理到那极处，其势必反，如热极则寒，荣极则悴；又如虚器注水，至于盈满，必然倾覆，不可不戒。故能传位太子，则安如泰山；若贪位不止，则危如朝露。臣固知触犯忌讳，言出而祸随之，然万一开悟，则国家之福，臣何惜一朝之命，而不以安万乘之国哉！惟太后采纳，臣死且不朽。”是时武后年已衰耄，故安恒之疏，虽词多触犯，亦不加罪也。夫以一布衣而能奋其气于鼎镬之前，即此可以见人心之在唐，天理之不泯，而唐室诸臣，乃俯首听命，唯唯不敢出一言，或反为诸武画策者，视此可以内愧矣。
【原文】
神龙元年春正月，太后疾甚，麟台监张易之，春官侍郎张昌宗居中用事，张柬之、崔玄与中台右丞敬晖、司刑少卿桓彦范、相王府司马袁恕己谋诛之。柬之谓右羽林卫大将军李多祚曰：“将军今日富贵，谁所致也？”多祚泣曰：“大帝也。”柬之曰：“今大帝之子为二竖所危，将军不思报大帝之德乎！”多祚曰：“苟利国家，惟相公处分。”遂与定谋。柬之又用彦范、晖及右散骑侍郎李湛皆为左右羽林将军，委以禁兵。
■张居正直解
神龙，是中宗复位年号。中台右丞，是尚书省佐贰官。司刑少卿，即大理少卿。相王府司马，是王府官僚。右羽林卫大将军，是上直宿卫官。右散骑侍郎，亦是领亲军官名。神龙元年春正月，武后寝疾在宫，病势沉重。此时中宗为皇太子，不得进见，只有两个嬖臣叫做张易之、张昌宗，朝夕在里面用事。这两人自知罪过深重，人心不平，恐武后一旦不讳，为朝臣所诛，因潜谋倾陷太子，势甚危急。宰相张柬之、崔玄与中台右承敬晖、司刑少卿桓彦范、相王府司马袁恕己五人同心商量，要诛戮二贼，以安社稷，只少一个管领禁兵的人，为之内应。时有右羽林卫大将军李多祚，他是高宗的旧臣，柬之等要引他共事，只不知他心事何如，先把一句言语去打动他，说道：“将军，你今日这富贵，是谁与你的？”多祚因想起高宗来，不觉垂泣说：“我今日这富贵，都是先帝的恩。”柬之因说：“如今皇太子是大帝之子，被易之兄弟二竖谋害，旦夕不保，将军既知追感先帝之恩，可不思所以报之乎？如今若能除了二贼竖，保全得皇太子，则先帝之恩报，而将军之富贵，可以长保矣。”多祚遂感奋说道：“当今事体，苟有可以利国家者，随相公如何处置，我无有不从。”柬之见多祚忠义，遂与定谋。又恐他一人不能独济，再用桓彦范、敬晖及右散骑侍郎李湛皆为左右羽林将军，将宿卫禁兵委之管领。已而同谋举兵，诛戮二张，迎中宗于东宫，复正大位。重立唐家社稷，皆五人之功也。按武后改物革命二十余年，虽用狄仁杰之言，立中宗为太子，以系属天下人心，然内而二张之流，盘据禁苑，外而诸武之党，布列朝廷，瞬息之间，事不可测矣！柬之等乃能协力同心，匡复神器，使唐之宗社，绝而复兴，其功可谓大矣。然柬之等皆狄仁杰所荐用，故后世论功者，不称柬之等之定难，而称仁杰之能荐贤也。
【原文】
二张之诛也，洛州长史薛季昶谓张柬之、敬晖曰：“二凶虽除，产、禄犹在，去草不去根，终当复生。”二人曰：“大事已定，彼犹机上肉耳，夫何能为！所诛已多，不可复益也。”季昶叹曰：“吾不知死所矣。”朝邑尉武强刘幽求亦谓桓彦范、敬晖曰：“武三思尚存，公辈终无葬地；若不早图，噬脐无及。”不从。
■张居正直解
二张，即前张昌宗、张易之。吕产、吕禄，是汉吕太后的侄，吕后称制时，并封为王，及后崩，二人领南北军，欲为乱，为太尉周勃所诛。机，是切肉的案。噬，是齧；麝脐有香，被人追急，乃自齧脐抉出其香，以求脱免。初张柬之与中台右丞敬晖、司刑少卿桓彦范等，既诛张昌宗、易之，而迎中宗复位，那时武氏族人，尚有武三思在。洛州长史薛季昶忧之，对张柬之、敬晖说：“今昌宗、易之二凶虽诛，而武三思尚在，就如汉时吕产、吕禄一般，使其居中用事，为祸不浅。譬如去草不去其根，这根在土，终当复生；至于滋蔓，便难图矣！”张柬之、敬晖二人都无远虑，不着三思在意，不从其言，说道：“今反周为唐，大事已定，区区一三思，其生死在我辈手中，就如案上的肉，要割便割，要切便切，量这竖子干得甚事。且二张之党，一时诛杀已多，岂可又加杀戮！”季昶见计不从，知祸乱且及己，乃叹息说：“留此祸根未能除灭，吾不知此身当死在何处矣！”又有朝邑尉刘幽求，亦知三思必能为祸，也对桓彦范、敬晖说：“武三思尚在，公等必为所害，终无葬身之地；若不及今早图，恐一旦得志，悔之晚矣！虽复噬脐求免，将何及哉！”彦范等亦不能听。后来韦后专权，三思与之私通，依旧如武后时，中宗暗弱不复能制，将柬之等五王，尽都杀了，为武氏报仇，而唐之社稷几于再乱，果如季昶、幽求之言。古语云：“树德务滋，除恶务本。”又云：“焰焰不灭，炎炎若何？涓涓不塞，将成江河；毫末不伐，将寻斧柯。”由是观之，乱常生于所忽，几常失于不断，祸常伏于不足畏，功常隳于无远图。有天下者鉴诸。
【原文】
上将立太子，以宋王成器嫡长，而平王隆基有大功，疑不能决。成器辞曰：“国家安则先嫡长，国家危则先有功；苟违其宜，四海失望。臣死不敢居平王之上。”涕泣固请者累日。大臣亦多言平王功大宜立。刘幽求曰：“臣闻除天下之祸者，当享天下之福。平王拯社稷之危，救君亲之难，论功莫大，语德最贤，无可疑者。”上从之，立平王隆基为太子。
■张居正直解
宋王成器，是睿宗长子。平王隆基，即玄宗，是睿宗第三子。中宗复位之后，皇后韦氏又乱政，鸩毒中宗，诸韦之党，布列左右，此时唐家社稷，几于再危。睿宗时在潜邸，其子隆基与太平公主同谋，举兵诛韦氏，拥立睿宗。睿宗即位，欲立太子，以宋王成器是嫡长子当立，而平王有匡复社稷之功，因此心下狐疑，不能决断。成器亦知平王功大，内不自安，因向睿宗力辞说：“天下之事，有经有权，假如国家无事，固当先立嫡长以正本宗；若是国家多难，幸有非常之才，出而平定之，当此之时，社稷事重，须要以功为先，不必论长。若平定大难的人，不享其报，却只以长幼之序，使无功享其成，则事违其宜，岂不失四海臣民仰望之心乎！今日之事，必立平王为是。臣宁死决不敢居平王之上。”因涕泣固请，累日不止。那时在朝大臣也都说：“平王有大功，当立为太子。”中书令刘幽求亦奏说：“臣闻天位至重，不可虚享，必是能除得祸乱的人，为天命人心所归，方当享受天下之福。近日女主临朝，国家不造，陛下在危疑之地，亦不能自保，赖平王仗义讨贼，拯济社稷之危，救护君亲之难，其功甚大；且孝友著闻，在诸王又为最贤，功德兼隆如此，正当立为太子，无可疑者。”睿宗见成器谦让，人心有归，因从诸臣之请，立平王为太子。夫古之立后者，嫡均以长，长均以贤，此不易之常道。但或遇有非常之功，如太宗之创业，玄宗之中兴，则不可以例论。高祖不能舍建成而立太宗，故建成不保首领，而太宗亦贻万世之讥；睿宗能舍成器而立玄宗，故成器得享富贵，而玄宗亦全友爱之名。二事相类，而得失之效较然矣！
■张居正直解
名隆基，是睿宗第三子。平韦后之乱，奉睿宗即位，以功立为皇太子，寻受禅，在位四十三年。
【原文】
以同州刺史姚元之为兵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上初即位，励精图治，每事访于元之，元之应答如响，同僚唯诺而已，故上专委任之。元之请抑权倖，爱爵赏，纳谏诤，却贡献，不与群臣亵狎，上皆纳之。
■张居正直解
唐制凡朝廷政务：中书省裁决，门下省审验，尚书省施行，这三省长官便是宰相。后以他官作相，或阶秩稍卑则令同侍中中书令视事，给三品禄秩，叫做同中书门下三品。姚元之，即姚崇。初为武后宰相，再相睿宗，以计黜太平公主得贬。玄宗素知其才，欲相之。此时元之做同州刺史，在畿辅近郡，玄宗猎于渭川，遣中使召至，即拜兵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初玄宗即位，承韦武大乱之后，乃励精求治，既任元之为相，凡朝廷政务，事事咨访于他。元之素有干济才略，于天下事无不经心，随问随答，如响应声，更无疑滞，其余同僚在政府者，都只唯诺承顺而已。以此元之独称上意，玄宗专一委任，亲信无间焉。元之初拜相时，亦尝以十事要说玄宗，度上可行，然后受命。其中紧要的在于劝玄宗：裁抑权倖之臣，使不得干犯法禁；爱惜朝廷爵赏，不至于滥及匪人；中外群臣皆得触犯忌讳，以容纳谏诤；罢却戚里贡献，以塞媚悦之门；勿与群臣亵狎，以肃朝廷之礼。皆关系国体，切中时弊，玄宗一一嘉纳焉。尝观玄宗之任姚崇，诚千载一时之遇。君之任相也，拔之投闲置散之余，用之众忌群猜之日，可谓独断于心。臣之为相也，本以识机应变之才，济以量时救弊之略，可谓不负所任。此其君臣相得树立可观，而开元之治庶几贞观之风也。
【原文】
姚元之尝奏请序进郎吏，上仰视殿屋，元之再三言之，终不应；元之惧，趋出。罢朝，高力士谏曰：“陛下新总万机，宰臣奏事，当面加可否，奈何一不省察！”上曰：“朕任元之以庶政，大事当奏闻共议之；郎吏卑秩，乃一一以烦朕邪！”会力士宣事至省中，为元之道上语，元之乃喜。闻者皆服上识人君之体。左拾遗曲江张九龄以元之有重望，为上所信任，奏记劝其远谄躁，进纯厚。元之嘉纳其言。
■张居正直解
左拾遗，是门下省官。曲江，是地名，即今广东始兴县。玄宗即位之初，以姚元之为宰相，倾心信任。一日，元之将升转郎官名次，面奏请旨，玄宗不答，只仰面看殿屋；元之又再三奏请，玄宗终不答应。元之只说玄宗怪他，恐有得罪，不敢再奏，疾趋而出。及朝罢，内侍高力士谏说：“陛下新即大位，总理万机，宰相奏事，正宜面定可否，何故只仰看殿屋，通不察省？”玄宗说：“我以元之为相，将国家庶政都付托与他，委任至重，惟有军国大事，不能自决者，方当奏闻，我与他商议。今郎吏小官，只可便宜处补，却也来一一奏请，使朕裁决，岂朕所以任元之之心耶？”这是玄宗专任宰相的意思，元之却不知，心怀疑惧。适遇高力士以传奉旨意到中书省中，因将玄宗的言语备细说与元之。元之心上方安，不胜欣喜。群臣闻知，都说玄宗不亲细事，而委任贤相，得为君之体。此时，左拾遗曲江张九龄以元之负天下重望，为玄宗所信任，正是可以有为之时，只恐他所用非人，无裨治道，乃上一书与元之，劝其屏斥谄谀浮躁之流，奖进纯谨忠厚之士。盖谄躁之人，凡可以阿意求容者，无所不至，必至大坏风俗，为国家之害；若是那纯厚的人，一心惟知奉公守法，必不至纷纷造作，以长事端。元之见他说得是，嘉纳其言。自是一时所用皆贤人君子，而开元之治成矣。夫人主劳于求贤，而逸于任人。玄宗之任元之，真可谓知大体矣。然须是真知宰相之贤，乃可以委任责成，不劳而治；若不择其人，而轻授以用舍之柄，将至于威权下移，奸邪得志，其危害又岂浅浅哉！故以玄宗论之，开元之中专任姚元之、宋璟而治；天宝之中专任杨国忠、李林甫而乱。委任非不同，而治乱之效如此，岂非万世之明鉴哉！
【原文】
上素友爱，近世帝王莫能及；初即位，为长枕大被，与兄弟同寝。于殿中设五幄，与诸王更处其中，谓之五王帐。薛王业有疾，上亲为煮药，回飙吹火，误爇上须，左右惊救之。上曰：“但使王饮此药而愈，须何足惜！”
■张居正直解
幄，是帷幕。回飙，是旋风。爇是烧。玄宗平日与众兄弟每极相友爱，及即大位，也不改变，近代为帝王的都莫能及他。初登宝位，即制为长枕大被，与众兄弟每一处宿歇。又于便殿中安设五个幄次，与兄宋王成器、申王成义、弟岐王范、薛王业、从兄豳王守礼，每日更递居处其间，饮食行坐，都不相离，就叫做五王帐。一日，薛王业患病，玄宗自己替他煎药，偶被旋风吹起药炉中火来，误烧着玄宗的须，左右侍人惊慌上前扑救。玄宗说：“但愿薛王服了这药，病得痊可，我须虽焚，何足爱惜！”其友爱恳切如此。夫兄弟至亲，本同一气，然常情多以其势分之，逼而生猜忌之心，故亲之欲其贵，爱之欲其富，一忧一喜，莫不与共，惟舜能之。玄宗之友爱，近世莫及，非虚语矣。考之唐史，叙长枕大被，继以睿宗闻知喜甚。此玄宗不独全兄弟之爱，亦以顺父母之心也。彼以兄弟相残，贻忧父母，而祸延国家，如晋、隋之世者，独何心哉！
【原文】
上以风俗奢靡，秋七月，制：“乘舆服御金银器玩，宜令有司销毁，以供军国之用；其珠玉、锦绣，焚于殿前；后妃以下，皆毋得服珠玉锦绣；天下更毋得采珠玉、织锦绣等物；罢两京织锦坊。”
■张居正直解
玄宗初年，见当时风俗奢侈华靡，心甚恶之，欲痛革其弊。乃下诏凡上用服御器玩，系是金银妆饰打造的，着有司尽行销毁；却将这些金银就充朝廷军国的费用。其内府所积珠玉锦绣，都取在殿前用火烧了，以示不用。又以后宫不先禁止，外面人未免效尤，乃诏后妃以下，勿得用珠玉锦绣为服饰。又诏天下官民人等，再不许采取珠玉，织造锦绣等物。两京旧日有织锦坊，也命撤去了不复织造。盖珠玉锦绣，徒取观美，其实是无益之物。人君喜好一萌，必至征求四方，劳民伤财，无所不至；又且天下化之，习尚奢侈，渐至民穷财尽，贻害不小。玄宗初年，心志精明，能刻励节俭如此，所以开元之治大有可观。到后来溺于女宠，心志蠹惑，作为奇技淫巧，穷奢极丽，竭天下之财，不足以供之，至于倾覆而后已。可见治乱之机，惟系于人主之一念而已。有天下者尚鉴之。
【原文】
宋王成器等请献兴庆坊宅为离宫，制许之，始作兴庆宫。仍各赐成器等宅，环于宫侧。又于宫西南置楼，题其西曰“花萼相辉之楼”，南曰“勤政务本之楼”。上或登楼，闻王奏乐，则召升楼同宴，或幸其所居尽欢，赏赉优渥。
■张居正直解
天子所御宫殿外，别有临幸处所，叫做离宫。初玄宗在藩邸与宋王成器等五兄弟同居兴庆宫，号五王宅。及为天子，成器等以潜龙旧邸，不敢复居，请献兴庆坊宅为天子离宫。诏从宋王等所请，始就其处盖造宫殿，名为兴庆宫，仍各赐成器等别宅一区，环列于兴庆宫之旁。又于宫之西南，置楼二座，各题匾额，西边的题做“花萼相辉之楼”，盖取《诗经》上“棠隶之华，鄂不”二句，以隶花相映比兄弟相好的意思；南边的题做“勤政务本之楼”，盖言于此察民俗，采风谣，观稼穑，劝农功的意思。玄宗暇时登楼眺望，偶闻楼下诸王宅中奏乐，即遣侍臣宣召登楼与之宴饮，兄弟同乐，或车驾亲幸其宅，酌酒赋诗，从容尽欢；赏赐金帛，优裕隆渥，近古以来，未之有也。考之玄宗事势，与太宗同，宋王成器能让，故终身享其荣，太子建成不能让，故不旋踵受其祸。此可见兄弟之际，让则福成，而彼此俱荣；争则祸成，而彼此俱辱。非独其身，且延及国家，不可不察也。
【原文】
山东大蝗，民或于田旁焚香膜拜，设祭而不敢杀。姚崇奏遣御史督州县捕而瘗之。议者以为蝗众多，除不可尽；上亦疑之。崇曰：“今蝗满山东，河南北之人流亡殆尽，岂可坐视食苗，曾不救乎！借使除之不尽，犹胜养以成灾。”上乃从之。卢怀慎以为杀蝗太多，恐伤和气。崇曰：“昔楚庄吞蛭而愈疾，孙叔杀蛇而致福。奈何不忍于蝗而忍人之饥死乎！若使杀蝗有祸，崇请当之。”
■张居正直解
唐时建都关中，自陕以东都叫做山东。膜拜，是长跪而拜。姚崇，即姚元之，因避开元年号，复名为崇。蛭，是水虫，即今之蚂蝗也。开元三年，山东各处地方，有蝗虫食民禾稼，民间以为天灾流行，无计可施，都只在田地之旁焚香设祭，长跪叩首，祈祷于神以为禳解，终不敢捕杀。宰相姚崇因奏请差遣御史，分诣被灾地方，督率州县官民夜间于田旁设火，凿成坑坎，将蝗虫四面驱扑，焚而埋之。议者以为蝗虫众多，恐驱除不尽，枉费人力；玄宗心亦疑之。姚崇说：“今蝗满山东，将田禾食尽，那河南、河北的百姓不能自存，都流离就食，几于尽绝，其为害至于如此，即尽力捕之，犹恐不及，岂可坐视食苗而不为之救乎！借使人力有限，不能除尽，然除得一分，亦救得一分，犹胜养之以遗患也。”玄宗见姚崇如此说，方允所奏。那时宰相卢怀慎私与姚崇商议说，蝗虫都是生命，恐杀得太多，有伤和气，反致为灾。姚崇说：“祸福之来，自有定数，只当以为民除害为主。昔楚庄王因食寒菹中有蛭虫，思量饮膳不洁，监食之臣其罪当死，若露而不罚，则法令有亏；若谴而诛之，则中心不忍，因将那蛭虫吞食，使人不见，以此腹中有疾，不能饮食。适遇令尹问疾，庄王以此告之，令尹说：‘王有如此仁德，疾不为伤。’已而王疾果愈。又楚人孙叔敖为儿时，路上遇见两头蛇，杀而埋之，回家涕泣。母问其故，叔敖说：‘闻见两头蛇者必死，我今遇之，所以涕泣。’母问：‘蛇今安在？’叔敖说：‘恐后来人复见，已杀而埋之矣！’其母说：‘吾闻有阴德者，天必报以福，汝不死矣！’其后官至令尹，享受福禄。可见人之祸福，原不在此。如今日这等拘忌，蛭也不该吞，蛇也不该杀了。今蝗灾已甚，纵而不捕，民将饿死，奈何不忍于蝗，而忍民之饿死乎？若使多杀蝗虫，果有祸报，崇请以一身当之，不以累人也。”夫王者以好生为心，故虽昆虫草木，皆当爱惜，然以大分较之，则民命为重，物命为轻。况物之害于民者，若不驱而除之，岂所以全好生之德乎！自魏以来，世皆溺于佛家杀生之戒，往往不敢伤害物命，而于小民之疾苦，反不相关，熟视其转于沟壑而莫之救，真可谓倒施矣！姚崇之言，因为捕蝗救灾而设，然即此而推之，则凡以其不爱及其所爱者，皆可以反观矣。
【原文】
或言于上曰：“今岁选叙太滥，县令非才。”及入谢，上悉召县令于宣政殿庭，试以理人策。惟鄄城令韦济词理第一，擢为醴泉令。余二百余人不入第，且令之官；四十五人放归学问。
■张居正直解
县令，即今知县。鄄城县，在今山东濮州。醴泉县，在今陕西乾州，唐时都关中，醴泉为京师大县。理人，是治民，唐高宗名治、太宗名世民，故唐人讳治为理，讳民为人。
玄宗时，有人建言说：“今年吏部铨选叙用官员，大为冒滥，各处县令，皆非其才，全不简择，朝廷宜察之。”及新选官入朝谢恩，玄宗乃尽召那除授县令的都在宣政殿丹墀中，亲自出题考试，问他治理百姓，当如何设施，各对策一篇。那时县令所对的策，惟有鄄城令韦济，词理都好，取居第一，就擢用他做京兆府醴泉县令，量才优处之。其余二百余人，文不中第，考居中等，姑令赴任，以观其政绩何如。又四十五人，考居下等，放回原籍读书学问，以其学问未成，则道理不明，事体不熟，恐不堪作民父母故也。夫县令亲民之官，县令不好，则一方百姓都受其害，故愿治之主，每加意此官。观玄宗初政，励精如此，那为县令的，谁敢不尽职！吏部选官的，谁敢不尽心！此所以成开元之治也。
【原文】
十二月，姚崇罢为开府仪同三司，源乾曜罢为京兆尹、西京留守，以刑部尚书宋璟守吏部尚书兼黄门监，紫微侍郎苏颋同平章事。璟为相，务在择人，随材授任，使百官各称其职；刑赏无私，敢犯颜直谏。上甚敬惮之，虽不合意，亦曲从之。
突厥默啜，自则天世为中国患，朝廷旰食，倾天下之力不能克；郝灵荃得其首，自谓不世之功。璟以天子好武功，恐好事者竞生心侥倖，痛抑其赏，逾年始授郎将；灵荃恸哭而死。
■张居正直解
默厥，是突厥可汗。开元四年十二月，宰相姚崇、源乾曜罢政，遂以刑部尚书宋璟、紫微侍郎苏颋同平章事。史臣因记宋璟为相，专以选择人才为主，每有铨补，必随其材器所宜，而授以职任，使大小臣工各尽所长，以修职业，无有不称其官者；且有罪必刑，有功必赏，皆秉公道而行，无所私曲。又遇政事有失，敢犯颜色正谏，不肯阿谀顺旨，以取容悦。玄宗见他这等正直，甚敬惮之，虽所言不合意旨，亦常委曲从之，其忠诚感动人主如此。突厥可汗默啜，在北虏中最为雄黜，自武后时即侵扰边境，为国患害且三十年。朝廷设谋备御，常至日晏不食，倾尽天下财力，竟不能制。后于开元三年间，有大武军子将郝灵荃，奉使突厥，因得默啜之首，献于朝廷，自谓建了不世奇功，必有破格升赏。时遇宋璟当事，思量玄宗亲平内乱，本好武功，灵荃之功虽奇，若是骤加重赏，恐有干宠喜事之人，争欲生心侥倖，图立奇功，致开边患，因痛抑灵荃之赏，守候一年，始授右武卫郎将之职。灵荃见功大赏薄，心怀恚愤，恸哭而死。盖宋璟是唐时贤相，故即拜相之日，并记其大略如此。其抑灵荃之赏，盖以防人主未萌之欲，故虽一夫抱愤而有所不恤。后来天宝年间，玄宗果然好尚边功，宠任蕃将，致有安禄山之乱，方知璟之深谋远虑，非人所可及也。然考默啜之死，本为别种胡夷所杀，适遇灵荃奉送，遂传首京师，不过因人成事而已，故虽裁抑其赏亦不为过。向使灵荃果能身履行阵，得虏酋之首，而朝廷曾无以激励之，则赏功之典不信于天下矣，宋璟必不为也。
【原文】
姚、宋相继为相，崇尚应变成务，璟善守法持正，二人志操不同，然协心辅佐，使赋税宽平，刑罚清省，百姓富庶。唐世贤相，前称房、杜，后称姚、宋，他人莫得比焉。二人每进见，上辄为之起，去则临轩送之。及李林甫为相，虽宠任过于姚、宋，然礼遇殊卑薄矣。
■张居正直解
殿簷下叫做轩。玄宗开元初年，姚崇、宋璟相继为宰相，姚崇资性明达，善应事机，于人所难处的，能委曲通变以成国家之务；宋璟资性刚直，善守法度，于所迁就的，能执持坚定，不失事理之正。这二人志向操行，虽各不同，然皆忘私徇国，协力同心，彼此相资，先后共济，辅佐玄宗，经理天下，使赋役宽平，刑戮减省，百姓每都财产饶足，户口蕃多，而天下治安。故唐家三百年贤能宰相，前在太宗时只称房玄龄、杜如晦，后在玄宗时只称姚崇、宋璟。盖玄龄善谋，如晦善断，共成贞观之治；姚崇尚通，宋璟尚法，共成开元之治。他人为相者，皆莫得而比焉。姚崇、宋璟这两人为相，玄宗甚加优礼，每进见时，玄宗在御座上站起来接待，及事毕退去，必出至簷下亲临送之，似宾客一般，其礼遇之隆如此。后来李林甫为相，虽是玄宗爱幸的人，宠眷信任，过于姚、宋，然心里便轻忽他，不加敬重，礼貌接遇甚是卑贱鄙薄，不及姚、宋远矣！此可见人主之心，其于忠佞，未尝不明。但佞臣每顺人主之欲，而人主狎之；忠臣每拂人主之欲，而人主惮之。狎者易亲，惮者易疏，其势然也。然玄宗任姚、宋则成开元之治，任林甫则成天宝之乱，敬贤狎佞，只在一念之间，而治乱遂有霄壤之别。任相者可以鉴矣。
【原文】
开元十年。初，诸卫府兵自成丁从军，六十而免，其家又不免杂徭，浸以贫弱，逃亡略尽，百姓苦之。张说建议，请召募壮士充宿卫，不问色役，优为之制，逋逃者必争出应募；上从之。旬日得精兵十三万，分隶诸卫，更番上下。兵农之分，从此始矣。
■张居正直解
这一段是记唐家府兵废坏之由。成丁是二十岁。开元十年，始募兵充宿卫。初太宗既定天下，内设十二卫，分领诸府，外设六百三十四府，分隶诸卫，凡民六家共出一兵，无事则散耕于野，而以农隙讲习武事，每月量地远近，更番上京，以备宿卫，粮饷资装，六家共备。有事征发，则以鱼书下府征发，而命一卫将统行；事别则将归于朝，兵散于野。国无养兵之费，兵无失业之患，将无握兵之权，而京师又得居重之意，本是良法。但其定制，民自二十岁成丁，即简选为军，至六十岁衰老才免役回籍，中间四十年在官，而其家隶于有司，庸调之类一概征派，又不免其杂徭，以此府兵渐至贫穷削弱，宿卫之士，逃匿殆尽，百姓被累，甚病苦之。至是宰相张说建议：“请出榜召募壮士，以补宿卫之缺，不必追问他是何色人役，既募为军，一切杂徭，量行优免，著为定制；那府兵逃匿的，必争出应募，不待勾摄佥补而自充矣。”玄宗从其所请，下诏募兵，才及旬月，便得兵十三万，以分隶于十二卫，谓之“骑”，定为六番，更番上下，自是长从宿卫，不免税民以供军，而兵农之分，实自此始矣，此府兵之一变也。夫自古有国家者，其祖宗立法，虽至精至当，然数世之后，亦未有不坏者，要在善守法者，补其偏，救其敝，期不失立法之初意可也；一举而更新之，不可也。唐之府兵，虽为良法，然至于中季，闾阎贫困，宿卫单弱，则其法已敝，亦有不容不变者，但尽改更番之制，而用召募充之，兵不土著，类皆市人，徒有虚名，不胜战斗，其后宿卫之兵渐弱，而方镇之势益强，此不善变之过也。
【原文】
十八年四月，以裴光庭兼吏部尚书。先是，选司注官，惟视其人之能否。或不次超迁，或老于下位，有出身二十余年不得禄者。又，州县亦无等级，或自大入小，或初近后远，皆无定制。光庭始奏用循资格，各以罢官若干选而集，官高者选少，卑者选多。无问能否，选满即注。限年级，毋得逾越，非负谴者，皆有升无降。其庸愚沈滞者皆喜，谓之“圣书”；而才俊之士无不怨叹。宋璟争之不能得。
■张居正直解
开元十八年四月，以侍中裴光庭兼吏部尚书，掌管铨选。唐制吏部选司，铨注官员，惟视其人之能否，以为升降。若有才能卓越者，或不拘次序，超拔升迁；至于庸才凡品，或终身不得升转，老于下位，甚至有出身二十余年，尚以铨试黜落，不得食禄者，中材之人，不免淹滞。又且州县大小，亦无等级分别，或由大州大县反补简僻地方，或初任附近，及至再迁，反得边远，升降高下，皆无一定之制。至是裴光庭为吏部尚书，始奏请用循资铨选之格，大略候选人员，只据他在先考满去任之后，经选凡几，各以多少为次，而集于吏部，原官高者，人数不多，少候几选，原官卑者，人数本众，多候几选，通不问其贤愚优劣，只是候选期满，即挨次铨注。限其年之浅深，以为升转之级，若是资俸尚浅，就有奇才异等，也不得超过前人。应选之人，自非有罪负谴，不得叙用的，都照年限迁转，有升无降。此法一行，那庸愚的人，平日淹滞下僚，一旦得积日累月，历级而升，不至沉废，人人欢喜，把光庭这选法，称为“圣书”；而才能俊杰之士，反为资序所限，不得超拔，以致老于常调，无不怨叹。宰相宋璟以为不便，极力争之，竟不能回。自此以后，升转铨选，皆以资格为准，无能变之者矣。大抵资格之法，如工之治木，规矩准绳，一定而不可易，虽拙匠可守而行。超迁之法，如医之诊疾，聆音察色，洞视五脏，必卢、扁而后可耳。然人固不可常得，而法亦不可纯任；守一定之法，而任通变之人，于资格之中而寓超拔之意，则选法不患其不平矣。
【原文】
二十一年三月甲寅，以韩休为黄门侍郎、同平章事。休为人峭直，不干荣利；及为相，甚允时望。始，嵩以休恬和，谓其易制，故引之。及与共事，休守正不阿，嵩渐恶之。宋璟叹曰：“不意韩休乃能如是！”上或宫中宴乐及后苑游猎，小有过差，辄谓左右曰：“韩休知否？”言终，谏疏已至。上尝临镜，默然不乐，左右曰：“韩休为相，陛下殊瘦于旧，何不逐之！”上叹曰：“吾貌虽瘦，天下必肥。萧嵩奏事常顺指，既退，吾寝不安。韩休常力争，既退，吾寝乃安。吾用韩休，为社稷耳，非为身也。”
■张居正直解
开元二十一年三月甲寅日，玄宗用尚书右丞韩休为黄门侍郎、同平章事，盖宰相之职也。韩休为人，峻峭质直，未尝阿意希宠，以干求荣贵利达，那时人都敬重他，至是拜相，甚协时望。宰相萧嵩，初时只说他恬柔和顺，容易钤制，故引荐他。及与他同在政府议论国事，韩休守正不阿，事有未当，每每坚执，不肯曲意附和，萧嵩渐不能平，意颇憎恶之。夫尽心于国事，而不徇私恩，尽言于官长，而不为私党，这正是韩休的好处。宋璟此时罢相在京，闻知叹说：“不意韩休为相，乃能持正如此！”玄宗有时在宫中宴乐，及后苑游猎，或举动非礼，稍有过差，怕韩休知道，辄问左右说：“韩休曾知道否？”恰才说了，他的谏疏已到御前，其知无不言，为人主所敬惮如此。玄宗一日临镜，照见貌瘦，默然不乐。左右揣知其意，便逢迎说：“自韩休为相，凡事固执，违拂上意，以致陛下圣容，比于往时甚是消瘦，何不逐去他，以自快乐。”玄宗叹说：“韩休乃贤相，每事规正我以礼，我得他为辅佐，百姓每都阴受其福，我容虽是消瘦，天下必然充肥，岂可爱一身而忘天下。他与萧嵩共事，萧嵩每来奏事，事有不可，常顺我的意指，委曲承奉，我心非不欢喜，及退而思省，这等行去，甚有害于百姓，自其终夜睡卧不安。韩休每来奏事，事有不可，却极力谏诤，不肯顺从，我心虽不欢喜，及退而思省，这等行去，甚有益于百姓，自觉终夜睡卧得安，可见韩休是社稷之臣。我用韩休以为社稷，非为一身，岂可忘社稷之安危，而计一身之肥瘠乎！”由是观之，韩休守己之正，事君之忠；玄宗知人之明，任贤之笃，皆可见矣。至于敬惮韩休一节，尤为盛德。盖自常情言之，人主尊无二上，势莫予违，况外庭临御，既劳心于万机，则宫中行乐，虽稍有过差，似亦无害者。人臣于此，岂宜与闻，就使得闻，何须苦谏；而玄宗乃兢兢然若师保在前，惟恐其见知，使能常持是心，岂有一念之纵肆，一事之过差乎！惜乎韩休去，而李林甫进，玄宗敬贤之心，终不胜其悦佞之意，而开元之治，遂转而为天宝之乱矣。
【原文】
二十四年，张守珪使平卢讨击使、左骁卫将军安禄山讨奚、契丹叛者，禄山恃勇轻进，为虏所败。夏四月辛亥，守珪奏请斩之。禄山临刑呼曰：“大夫不欲灭奚、契丹邪，奈何杀禄山！”守珪亦惜其骁勇，欲活之，乃更执送京师。张九龄批曰：“昔穰苴诛庄贾，孙武斩宫嫔，守珪军令若行，禄山不宜免死。”上惜其才，敕令免官，以白衣将领。九龄固争曰：“禄山失律丧师，于法不可不诛；且臣观其貌有反相，不杀必为后患。”上曰：“卿勿以王夷甫识石勒，枉害忠良。”竟赦之。
■张居正直解
平卢讨击使，是幽州部下军官。穰苴、孙武都是春秋时名将。王夷甫是晋人王衍的字。石勒是胡人，称帝秦陇，国号后赵。先是营州塞上有胡人安禄山，逃入中国，养在幽州节度使张守珪部下，官至平卢讨击使。至开元二十四年，适有奚、契丹二种胡人反叛，守珪遣禄山追讨，禄山恃勇率兵轻进，遂为虏所败。守珪奏闻朝廷请将禄山依军法处斩，有旨允奏。禄山临刑大呼说：“大夫不要平灭奚、契丹二虏耶？若要平灭二虏，如何将禄山杀了，何不留我以责后效！”守珪见他辞壮，惜其骁勇，欲全活之，但已奉有明旨，不敢自专，乃执送京师，听朝廷处断。奏至中书省，宰相张九龄不从所请，遂引古事批说：“昔楚景公以司马穰苴为将，使宠臣庄贾监军，那庄贾素日骄贵，穰苴与他约定日午会于军门，庄贾至日夕方至，穰苴遂对众斩之，以令三军，由是军威大振。可见君之宠臣，若犯了军法，尚不可赦，况其他乎！又吴王阖庐，曾出宫中美女，令孙武试阵法，以宠姬二人为左右队长，约束已定，鸣鼓进兵，那宠姬大笑，孙武即将这二姬斩了，别用两个妇人为队长，鼓声一振，那妇人每左右前后跪起，皆中规矩，于是吴王知孙武善用兵，任以为将。可见君之宠姬，即试以军法尚难假借，况其他乎。今守珪为大将，军令若果能行，禄山既犯军法，即当处死，不宜轻免。”玄宗见禄山有才，不忍即杀，有旨革其官职，只着以白衣领兵，立功赎罪。九龄固争说道：“禄山失了纪律，丧败师徒，于法不可不诛。且臣见他状貌有谋反之相，今日若不早杀，后来必为国家之患。”玄宗说：“卿要学王夷甫识石勒乎？当时石勒微时，曾随人行贩洛阳，王夷甫见而异之，说：‘这胡雏有奇志，将来必为天下患。’即遣人追之，不及而返。后果扰乱中原，为晋室之祸，这是王夷甫有识见处。但禄山本是忠良之臣，如何比得石勒，卿乃以是律之，岂不枉害了他！”竟将禄山赦免，仍加宠任。后来禄山果反，玄宗方思九龄之言，虽悔无及矣。按禄山失律丧师，罪本当死，即使其无反相，亦不可赦，况骁雄黠狡之人，必有一段过人之材，足以竦动人主，而其奸猾叵测之情状，亦必有不可掩者，九龄之断，固有所试矣。玄宗不能行法，反从而崇养之，宜其及于祸也。
【原文】
秋八月壬子，千秋节，群臣皆献宝镜。张九龄以为以镜自照见形容，以人自照见吉凶。乃述前世兴废之源，为书五卷，谓之《千秋金镜录》，上之；上赐书褒美。
■张居正直解
开元二十四年秋八月初五日，壬子乃玄宗生辰，是日受群臣朝贺叫做千秋节。朝中群臣都献宝镜以祝圣寿，寓圆明久照之意，独宰相张九龄说：“古时镜铭上两句道得好，以镜自照见形容，以人自照见吉凶。盖把镜来照面不过见自己的形容而已，若把他人行过的事来反观内照，便知那件合道理是吉祥的事，当以为法；那件悖道理是凶祸的事，当以为戒。岂不尤切于君身，有关于治理。”于是乃备述前代帝王行事，起初兴创必有所以兴创之由；后来废败必有所以废败之故，如水有源而流之清濁，皆出于此。作事鉴十章，分为五卷，以备法戒，叫做《千秋金鉴录》，献上玄宗，盖于祝颂之中，致规讽之意。玄宗览其书甚喜，特赐御札褒答称美焉。当初太宗尝说：“以铜为鉴，可正衣冠；以古为鉴，可知兴替。”这《千秋金鉴录》，便是此意。贤相之嘉谟，即烈祖之成法，所当置之座右，以备观省也。然非人主留心体验，加意推行，则亦徒具虚文，存故事而已，竟何补哉。玄宗徒能赐书褒美于献纳之时，而不能体验推行于政事之实，故天宝以后，渐不克终，质之录中所载前代事迹，往往悖其所以兴，蹈其所以废。当是时九龄虽去，而《金鉴录》犹存，尚能观省否邪？悦而不绎，玄宗之谓矣！
【原文】
初，上欲以李林甫为相，问于中书令张九龄，九龄对曰：“宰相系国安危，陛下相林甫，臣恐异日为庙社之忧。”上不从。时九龄方以文学为上所重，林甫虽恨，犹曲意事之。侍中裴耀卿与九龄善，林甫并疾之。是时，上在位岁久，渐肆奢欲，怠于政事。而九龄遇事无细大皆力争；林甫巧伺上意，日思所以中伤之，日夜短九龄于上，上浸疏之。于是上积前事，以耀卿、九龄为阿党，并罢政事。以林甫兼中书令；牛仙客为工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
■张居正直解
先是吏部侍郎李林甫，为人柔佞奸猾，能迎合上意，玄宗甚宠爱之，要用为宰相。访问于中书令张九龄，九龄知林甫是奸臣，即对说：“宰相之职，辅佐人主，统率百官，关系国家安危。若用得其人，则政事清明，而天下安；若用非其人，则纪纲紊乱，而天下危。岂可不择人而授。林甫乃邪佞之臣，陛下若以为相，臣恐其误国殃民，异日为宗庙社稷之忧，悔之无及。”玄宗正喜林甫，不信九龄之言，竟以林甫为礼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那时九龄方以文章学术为玄宗所重，宠遇甚隆，林甫闻其言，心虽怀恨，外面还曲意奉承，不敢显露。时有侍中裴耀卿，与九龄相厚，林甫因恨九龄，遂连耀卿也疾恶，谋欲并伤之，只不得间隙。适是时玄宗在位年久，见天下治平，心志懈惰，渐肆奢欲，将国家政事，怠而不理。九龄却不肯阿顺，遇事无大小，都要正言力争，玄宗心里已有些不快；那李林甫善于窥伺，揣知上意，每日寻思要暗害九龄，见有一二事忤旨，遂日夜在玄宗面前谮毁九龄之短。玄宗不知林甫之奸，只以所言为实，待九龄渐觉疏慢。至是以耀卿、九龄为阿党，并罢政事，即令林甫兼中书令以代九龄。又朔方节度使牛仙客，曾被九龄沮抑，因拜为工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与林甫并相，盖林甫欲引九龄所不悦之人，以固其党耳。按玄宗即位以来，所用宰相如姚崇、宋璟、卢怀慎、韩休、张说、张九龄，都是正人君子，各尽所长，同心匡辅，所以二十四年之间，海内宴然，闾阎富庶，治平之效，直与贞观比隆。只因用一李林甫，被他以甘言佞辞，逢迎为悦，外面却专权乱政，壅蔽朝廷，以致政事日非，生民受害，至于酿成天宝之乱。则君子小人进退之间，乃治乱安危之机也，可不慎哉！
【原文】
上以户部郎中王为户口色役使，志在聚敛，以有籍无人者皆为避课，按籍戍边六岁之外，悉征其租庸，有并征三十年者，民无所诉。上在位久，用度日侈，后宫赏赐无节，不欲数于左、右藏取之。探知上指，岁贡额外钱帛百亿万，贮于内库，以供宫中宴赐，曰：“此皆不出于租庸调，无预经费。”上以为能富国，益厚遇之。务为割剥以求媚，中外嗟怨。
■张居正直解
这一段是记玄宗用聚敛之臣，以快己欲而失民心的事。藏，是库藏，唐设左、右藏，以收贮每岁天下额征的钱帛。其取民只有三件：有田则有租，如今税粮便是；有身则有庸，如今差徭便是；有家则有调，如今绢布便是。天宝四年，玄宗用户部郎中王为户口色役使，盖管理民间户口及杂色徭役之官也。王是个邪媚小人，他的意向只在聚敛钱帛以供人主之费，全不顾百姓的穷苦。且如旧制抽丁戍边，六年一换，这六年中都免纳粮当差，后来只因那戍边死者，边将多不申报，以致原籍未与开豁，空有籍贯，本无人丁。王乃按据户籍，逐一查出那戍边死亡的，只除六年不征外，其余不拘年月久近，一概都问他追征粮差。其最久的，有连征三十年者，这都是里中百姓赔偿，家家被累，无处告诉。只举这一件，别事可知。此时玄宗在位日久，心志荒惑，御前用度日渐奢侈，后宫赏赐滥费无节，不欲数数关白有司，就左藏右藏里面取给，要别做个方法。王探知玄宗这意思，乃于每年租庸调正额外，更贡献钱帛百数十万，别贮于内庭库藏，专以供给宫中宴乐、赏赐之费，奏说：“这钱帛都不出于租庸调三件里面，不关系正经钱粮，无损于民者。”玄宗只道他会设法取用，以富足国家，是个有才干的人，愈加宠任，礼遇优厚。王亦自以为得计，专一额外巧取，刻剥小民，以媚悦主上。民不能堪，内而京师，外而郡国，无有不嗟叹怨恨者矣。玄宗初政清明，足称有唐英主，末年乃信用聚敛之臣，驯致大乱而不悟何哉？盖内蛊于多欲，外惑于巧佞故也。夫天地生财，止有此数，不在民，则在官，安得常赋之外，又有百亿万之入。巧佞之臣借言不加赋而用足，其实都是刻剥小民取来，人主但见眼前充足，便喜其能，而不知闾里号啼之声，困苦之状，有耳目所不忍闻见也。然使为人主者清心寡欲，节用爱人，绝无益之玩好，裁无名之赏赐，则虽有聚敛之徒，工为巧佞，亦何至于中其术哉！此治乱安危之几，不可不深念也。
【原文】
八载春二月，引百官观左藏，赐帛有差。是时州县殷富，仓库积粟帛，动以万计。上以国用丰衍，故视金帛如粪壤，赏赐贵宠之家，无有限极。
■张居正直解
玄宗末年，用宇文融、王珙之流，掌理天下财赋，暴征横敛，无所不至，故一时帑藏充溢，自古未有。至是年天宝八载二月，玄宗因率百官进到左藏中，阅视所积金帛，以夸耀富盛，因以帛分赐百官，大小有差。盖是时天下承平日久，各处州县，都殷实富足，所以诸臣巧立名色，竞为聚敛，仓库中所积的粟米布帛，动以万计。玄宗晚年志昏，又见财用丰足，心遂侈荡，无有撙节，看那金帛等物犹如粪土一般，任意浪费。一时贵宠之臣，但是心中所喜的，即横加赏赐，无复限量，如杨国忠五宅珠玉锦绣，充溢街衢；为安禄山造第，官室器具皆以金银为饰，自古赏赐之滥，用度之奢，未有甚于此矣。夫朝廷之财赋，皆百姓之脂膏，有司头会箕敛，箠楚诛求，小民至于鬻妻卖子，以充赋役。人主深居九重之中，不知财货之所由来，艰苦如此，往往暴殄天物，以作无益之事，赏无功之人，而乱亡之祸随之，盖亦深可哀矣。有天下者，尚鉴之哉。
【原文】
十一月，李林甫薨。上晚年自恃承平，以为天下无复可忧，遂深居禁中，专以声色自娱，悉委政事于林甫。林甫媚事左右，迎合上意，以固其宠；杜绝言路，掩蔽聪明，以成其奸；妬贤嫉能，排抑胜己，以保其位；屡起大狱，诛逐贵臣，以张其势。自皇太子以下，畏之侧足。凡在相位十九年，养成天下之乱，而上不之悟也。
■张居正直解
天宝十一载十一月，宰相李林甫薨。史臣因记林甫为相，大略以著其奸邪之状，说：“玄宗自开元以来，励精图治，海内无虞，及至天宝年间，自恃天下承平，以为治功已定，无复可忧，遂只深居宫中，专以音乐女宠自取娱乐，将国家政事都委托于林甫，任其所为。于是林甫独掌大权，威福由己，日惟曲为谄媚，以奉事左右，探知玄宗心所欲为，每每先意迎合，要奉承得主上欢喜，以固结其宠眷；又恐臣下进言发其奸状，于是杜绝言路，使大小群臣都不敢上疏建言，以掩蔽朝廷耳目，因而自遂其奸；又且妒忌贤能，不使进用，若有才望功业胜似自家的，必百般排抑之，以保其禄位；这等专权用事，又恐天下人心不服，于是用一般深刻的人，屡起大狱，将朝廷贵臣牵连罗织，诛戮贬窜，以张大自家的权势，使人人惧怕。其平日所为，虽不能尽述，大率不出此四者。那时自皇太子以下，贵戚大臣莫不畏其倾陷，侧足而行，其权势薰灼，至于如此。凡在相位专任十九年，致海内绎骚，人心离叛；天下之乱，虽由禄山等发之，其实是林甫养成，而玄宗不之悟也。”夫自古人主若明知臣下之奸，必不肯用；惟是不知其奸，而终以为贤，所以信任而不疑。然使其将大小政事，件件自家留心，则虽有奸臣，亦不能壅蔽；惟是安于逸乐，而不亲庶政，所以壅蔽而不知。然则明于知人之道，固所当求，而逸于任人之说，尤不可不讲也。
【原文】
侍御史、剑南留守李宓，将兵七万击南诏，全军皆没。杨国忠隐其败，更以捷闻，益发中国兵讨之，前后死者几二十万人；无敢言者。上尝谓高力士曰：“朕今老矣，朝事付之宰相，边事付之诸将，夫复何忧。”力士对曰：“臣闻云南数丧师，又边将拥兵大盛，陛下将何以制之！臣恐一旦祸发，不可复救，何谓无忧也！”上曰：“卿勿言，朕徐思之。”
■张居正直解
南诏是蛮夷国名，即今云南地方。唐时南诏，在剑南边外。自高宗以来，世入中国朝贡，至玄宗末年，因宰相杨国忠用其故人鲜于仲通为剑南节度使，处置乖方，将南诏激反，后遂连兵不解。至是国忠遥领剑南节度使，以侍御史李宓为留后，领兵七万进讨南诏。那夷王阁罗凤故诱官军深入重地，举国攻围，李宓遂为所擒，全军皆没，无一人生还者。国忠以启衅由己，失事地方又是自家所管，遂将这败军情由隐下，反报功奏捷，欺罔朝廷，益大发中国之兵，分道讨之。那云南在万里之外，又多瘴疠，师老财费，不能取胜，前后死者几有二十万人。朝中群臣明知此事，只畏国忠之威，无人敢说，玄宗不知，只道天下无事，曾向内侍高力士说道：“朕在位四十余年，今已老矣，看来天下承平，不必劳心，今只将朝廷政事付托与宰相使之办理，边上军情付托与诸将使之防御，朕只恭己无为而已，夫复何忧。”力士对说：“陛下深居禁中，不知外面的事。臣闻云南自用兵以来，虽屡有捷报，其实丧了许多人马，都隐匿不闻；又各边节度使专制一方，坐拥强兵，威权太盛，陛下将何以制之。臣恐养成祸乱，一旦窃发，将至不可复救，何谓无忧也。”力士此言，明指杨国忠、安禄山二人。玄宗心里也觉悟，因说：“你且莫言，待我慢慢思量，再作区处。”盖亦知其不可，而老耄偷安，不能决断耳。古人有言：“堂上远于百里，堂下远于千里。”言壅蔽之害深也。明皇以朝事付之杨国忠，至于丧师二十万而不知；以边事付之安禄山辈，至于逆谋已成而不悟，当其祸机之伏，岂止力士知之，下至咸阳父老亦知其必败，而玄宗方自以为泰山之安。壅蔽之祸至于如此，可不戒哉！
【原文】
十一月甲子，禄山发所部兵及同罗、奚、契丹、室韦凡十五万众，号二十万，反于范阳。于是引兵而南。时海内久承平，百姓累世不识兵革，猝闻范阳兵起，远近震骇。河北皆禄山统内，所过州县，望风瓦解，守令或开门出迎，或弃城窜匿，或为所擒戮，无敢拒之者。
■张居正直解
范阳，即今顺天永平一带地方。天宝十四载十一月甲子日，安禄山反。初，安禄山以平卢节度使兼河北、河东，专制三道，久蓄异志；宰相杨国忠又数以事激之。至是遂假密诏，尽发其部下兵共十五万众，反于范阳，引兵而南。此时天下承平日久，百姓安乐，累世以来不识兵革，一旦闻范阳兵起，远近震骇。河北地方，又在禄山统属之内，威令素行，但是贼兵所过的去处，大州小县都望风瓦解，不能抵挡。那为郡守县令的，或开门迎降，或弃城逃避，或稍稍出战便被擒缚诛戮，无有敢拒敌者。于是东京不守，而贼势日逼，天子幸蜀，而宗社几亡矣。原其所以至此，非禄山能乱唐，乃唐自乱耳。盖玄宗末年，溺于声色，用度奢侈，信任小人，专意聚敛，剥民膏血，天下人心久失，法令不行，武备废弛。而禄山本胡雏异类，乃引为腹心，宠任太过，养成骄悍；又使之专制三道，委以重兵，听选番夷以代汉将，是启其异志，而资其横行也。虽欲不乱，其可得乎！人主察此，则所以固人心，振武备，慎威福，节宠倖者，诚不可一日不兢兢矣。
【原文】
初，平原太守颜真卿，知禄山且反，因霖雨，完城浚濠，料丁壮，实仓廪；禄山以其书生，易之。及禄山反，牒真卿以平原、博平兵七千人防河津。真卿遣平原司兵李平间道奏之。上始闻禄山反，河北郡县皆风靡，叹曰：“二十四郡，曾无一人义士邪！”及平至，大喜曰：“朕不识颜真卿作何状，乃能如是！”真卿使亲客怀购贼牒诣诸郡，由是诸郡多应者。真卿，杲卿之从弟也。
■张居正直解
平原、博平，是唐时河北二郡，俱在今山东地方。史臣记说当时安禄山未反时，有平原太守颜真卿，因在河北统内，与范阳相近，见禄山阴蓄异志，知其将反，要预先防备，恐他知觉，适遇霖潦，因假以为名，修筑城垣，浚深濠堑；又佥补民间丁壮，以备选兵；积蓄仓廪粟米，以储粮饷。禄山只道他是个书生，无能为，心里轻易他，不把来当事。及禄山已反，发兵南下，河北郡县都是所属地方，大半降附，因行文牒与真卿，着他领平原、博平二郡兵七千人，防守黄河渡口，以备官军。真卿拒而不从，即遣平原司兵参军李平，由小路潜入京师奏报。玄宗初时闻禄山反，河北郡县都望风而靡，因叹息说：“河北地方共有二十四郡，这许多官员都是朝廷臣子，就没一个忠义之士替国家出力耶！”及李平赍奏至京，方知平原一郡不肯从贼，玄宗大喜说：“朕平昔不认得颜真卿是怎么模样，乃能尽忠为国如此！”真卿又遣所厚宾客密怀文牒“悬购贼赏格”，分诣邻近各郡，那各郡守臣见真卿如此忠义，也都感奋相率起兵，推真卿为盟主，同心讨贼。真卿乃常山太守杲卿从弟。常山亦在河北统内，杲卿仗义勤王，与真卿声势相倚，随为禄山所攻，力不能支，骂贼而死。后来真卿官至太师，奉使贼臣李希烈军中，亦不屈而死。这是颜真卿兄弟始末。按唐太宗有言：“疾风知劲草，板荡识忠臣。”人臣平居之时，俱享朝廷爵禄，一旦国家有难，往往全躯自保，甚至甘心从贼；而真卿兄弟独能以二郡之兵，纠合忠义，同奖王室，至于先后节死，若合符契。其芳名大节，直与日月争光，真万世人臣所当法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