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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
三月，著作佐郎邓世隆表请集上文章。上曰：“朕之辞令，有益于民者，史皆书之，足为不朽。若其无益，集之何用！梁武帝父子、陈后主、隋炀帝皆有文集行于世，何救于亡！为人主患无德政，文章何为！”遂不许。
■张居正直解
著作佐郎，是秘书省属官，以撰集文章为职。贞观十二年三月，著作佐郎邓世隆，见太宗万机之暇，曾有制作，恐其散逸，请将平日御制的文章，集成一部，传示天下后世。太宗说：“文章不贵虚词，在裨实用。朕平日所撰的辞令诏敕等类，其关系国体，有益民生的，史臣都已采而书之，载于国史，不至磨灭，何须更集！若其他一时感触，因事漫言，诗文等类，非关国体，无益民生的，即使集成，将何所用！若近代梁武帝，与其太子萧统最好文章，他如陈后主、隋炀帝这三君，都有文集刊行于世，然武帝身遭侯景之乱，陈、隋二主，同为亡国之君，虽有文集，何救于乱亡！可见为人主的，只怕无大德实政，足以覆被生民流传后世者耳。区区文章，乃雕虫小技，何足为轻重哉！”遂不准所奏。按太宗此言，可谓识其大者矣。盖人主留意文章，虽贤于声色逸游之好，但所以仰承天地祖宗，永保子孙黎民，固自有其大者，不在章绘句间也。自古帝王以经天纬地为文，以法祖安民为务，岂与文人学士，争一字一句之长。如唐太宗虽无文集，而其善政善言，至今炳炳尚在史册，万世称圣明焉。有天下者，可不知所务哉！
【原文】
皇孙生，宴五品以上于东宫。上曰：“贞观之前，从朕经营天下，玄龄之功也。贞观以来，绳愆纠缪，魏徵之功也。”皆赐之佩刀。
■张居正直解
绳是木匠的墨线，愆是过。绳愆，是攻其过失如木理之不直者，匠人以墨线弹之而加以裁削也。纠，是矫之使正的意思。太宗因皇孙新生，临幸东宫，宴朝官五品以上，因与诸臣说道：“人君以武功定祸乱，必有佐命之元勋，以文治开太平，必有辅理之贤相。昔日在贞观以前，天下未定，那时从朕东征西讨，经营四方，奇谋秘计，日陈于帷幄之中，使朕克有成功者，都是房玄龄之功。及是贞观以来，宴安日久，朝廷之上，肯面折廷诤，以绳朕之过失，纠朕之差缪，使动无过举者，却是魏徵之功。当时若不得玄龄，则一统之大业，何由而成！后来若不得魏徵，则一代之治功，何由而定！二臣之功，均可为一时之冠矣。”因各赐之佩刀以宠异之。尝考太宗之定天下，外则有二十四功臣，为之宣力军旅，乃独称一玄龄者，盖以运筹决胜，其功大也。内则有十八学士之流，论思左右，乃独称一魏徵者，盖以献可替否，其益宏也。然玄龄任于危难，魏徵出自仇雠，若非太宗倾心委任，则二臣亦无以自效矣。然则二臣之功，由太宗知人善任成之也。
【原文】
上谓徵曰：“朕政事何如往年？”对曰：“威德所加，比贞观之初则远矣；人悦服则不逮也。”上曰：“远方畏威慕德，故来服；若其不逮，何以致之？”对曰：“陛下往以未治为忧，故德义日新；今以治为安，故不逮。”上曰：“今所为，犹往年也，何以异？”对曰：“陛下贞观之初，恐人不谏，常导之使言，中间悦而从之。今则不然，虽勉从之，犹有难色。所以异也。”上曰：“其事可闻欤？”对曰：“陛下昔欲杀元律师，孙伏伽以为法不当死，陛下赐以兰陵公主园，直百万。或云‘赏太厚’，陛下云：‘朕即位以来，未有谏者，故赏之。’此导之使言也。司户柳雄妄诉隋资，陛下欲诛之，纳戴胄之谏而止。是悦而从之也。近皇甫德参上书谏修洛阳宫，陛下恚之，虽以臣言而罢，勉从之也。”上曰：“非公不能及此。人苦不自知耳！”
■张居正直解
这一段，是魏徵劝太宗慎终如始的意思。太宗宴五品以上官于东宫，因从容问魏徵说道：“朕近日的政事，比之往年何如？”魏徵对说：“近日吐谷浑既破，突厥来降，吐蕃、朱俱波、甘棠等国，都遣使入贡，陛下神威圣德，不但平定海内，又且加于四夷，比之贞观初年，所及更远。若论天下的人，心悦诚服则不及贞观之初。”太宗说：“远方蛮夷不可以力制，惟是畏惧我之威，悦慕我之德，故来输服，若人心悦服，不逮初年，何以能致远人畏慕如此？”魏徵对说：“臣所谓不逮者，正为陛下之心恃此而骄，比前不同，盖贞观初年，天下甫定，四夷未服，陛下方以未治为忧，兢兢业业，惟恐失坠，故一举动不敢纵逸，一施措不敢苟且，而德义日新，天下改观易听，自然心服，到如今天下太平，四夷宾服，陛下遂以既治为安，志得意满，侈然自足，无复意外之虑，天下的人，口虽不敢言而心实不满，故虽勉强服从，终不及初年之悦服也。”太宗因问说：“朕自家省察，如今所为也与往时一般，何故不同？”魏徵对说：“陛下在贞观初，惟恐己有过差，人不肯谏正，故常委曲开导使之尽言，群臣谏诤，中间有可采者每欢喜听受，无所勉强，今则不然，外面虽勉强听受，中心实不喜，尚有苦难之意见于颜色，是陛下虚心受善不及往时，所以不同。”太宗说：“此非谩言，必有事实可指，愿闻其详。”魏徵对说：“往时元律师犯法，陛下要杀他，孙伏伽执奏说：‘此人所犯，论以律法，罪不至死。’陛下即听从其言，又重赏之，就将兰陵公主的园地价值百万者，给赐与他。或云一言而赐百万，恐过于厚，陛下说：‘朕自即位以来，每事岂能尽善，未闻臣下有敢谏正者，今伏伽独能直谏，是以赏之。’这是明示臣下以虚心纳谏之意，开导之，使人人得以尽言无隐也。又如司户柳雄，妄诉隋时出仕的资级，以冒迁转。那时方有明诏，令诈冒者自首，不首者罪死。柳雄既犯此令，陛下欲诛之以示众，戴胄执法谏诤，言雄罪只应流，陛下嘉纳，遂止不诛。这是悦而从之，非勉强也。近日中牟县丞皇甫德参，上疏谏修洛阳宫，言不当劳民。陛下赫然震怒，欲加之罪，虽因臣言得免，其实出于勉强，非是悦从。盖此时治功已成，故陛下志骄意满，不复虚心受善，以此人心悦服不及往时。”太宗感悟说：“非卿忠谠，不能为此言。”人情常苦不自知，须时时得人规谏，庶几得省改耳！按魏徵这段说话，乃万世人主之药石。盖致治非难，保治为难，立志非难，持志为难。人主之志，每能励精于多难之时，而不免忽意于功成之后。故忧其未治，乃所以成治，而恃其已治，此所以隳治也。譬之御骏马者，历九折之坂，执辔甚谨，曾无失足，及骋乎康庄，自以为无患，稍弛其衔勒，忽不觉其纵逸而失坠矣。图治者其戒之哉！
【原文】
上问侍臣：“帝王创业与守成孰难？”房玄龄曰：“草昧之初，与群雄并起角力而后臣之，创业难矣！”魏徵曰：“自古帝王，莫不得之于艰难，失之于安逸，守成难矣！”上曰：“玄龄与吾共取天下，出百死，得一生，故知创业之难。魏徵与吾共安天下，常恐骄奢生于富贵，祸乱生于所忽，故知守成之难。然创业之难，既已往矣；守成之难，方当与诸公慎之。”玄龄等拜曰：“陛下之言及此，四海之福也。”
■张居正直解
太宗问侍臣说道：“帝王开创基业与保守成业，这两件何者为难？”房玄龄说：“开创之始，英雄并起各以材力斗争，战胜攻取，费尽心力，然后得之，可见创业为难。”魏徵说：“天下之事，每成于勤苦，而坏于怠荒，而人之常情，每谨于有初，而忽于成事，观自古帝王得天下，都从艰难勤苦；即成大业，后来失天下，只因安逸骄肆遂至乱亡，可见守成为难。”太宗说：“玄龄与我共取天下，亲见我出百死得一生，故晓得创业之难。魏徵与我共安天下，常恐我安享富贵，或至骄纵奢侈，一时一事，忽略不留心，祸乱必从此生，故晓得守成之难。二人之言，皆有所见，然创业之难，既已往矣，固不必言；守成之难，正是今日君臣该警戒的事，方当与诸公谨慎而保守之。”玄龄等拜说：“陛下肯念守成之难，命臣等同加谨慎，言及于此，必不肯恃富贵而起骄奢；必不肯因安逸而忘祸乱，庶乎太平可以常保，苍生有所利赖，真四海之福也。”这是记太宗与群臣相警戒谨守成业的意思，古来帝王保自己新创的基业，谨守者多；惟是享祖宗见成的基业，谨守者少，盖因不曾见前人开创之艰难，故不信天命人心之可畏，既无深远之虑，又无劝戒之人，所以祖宗得之甚难，后人失之甚易，有由然也。太宗身兼创守，君臣相警如此，其垂戒后世，亦深切矣！使唐之子孙，能留心谨守，常如太宗之治，则乱亡之祸，何从而起哉！有天下者，当知所监戒也。
【原文】
十五年正月，上指殿屋谓侍臣曰：“治天下如建此屋，营构既成，勿数改移；苟易一榱，整一瓦，践履动摇，必有所损。若慕奇功，变法度，不恒其德，劳扰实多。”
■张居正直解
榱是屋上的椽子。贞观十五年正月，太宗在便殿，指着殿屋，对左右侍臣说道：“人君治天下，就如建造这殿屋一般。初时须聚集工匠，经营结构以成之，及营构既成，只宜安处其中，谨守勿动，不可数数改移；若轻易抽换一椽，整理一瓦，虽是小小动作，然更变之际，攀援践踏，屋宇皆为动摇，必有所伤损处，终不若初时结构之牢固也。人君初有天下，为子孙黎民万世之虑，创制立法，以贻后人，必须熟思审处，一成而不可变；法制既定，只宜与天下遵守，慎勿轻易纷更。若慕非常可喜之功，而变一定不易之法，今日如此，明日如彼，便是不恒其德了。这非但无益于治，将见官无定守，民无定志，朝廷之上，议论纷纭，方以为可行，而又复止，方以为可罢，而又复兴，其为劳扰，不亦多乎！”这一段，是说法度不可轻变的意思，喻以建屋，其理甚明，法祖图治者，可以深省矣。
【原文】
上谓侍臣曰：“朕有二喜一惧。比年丰稔，长安斗粟直三、四钱，一喜也；北虏久服，边鄙无虞，二喜也。治安则骄侈易生，骄侈则危亡立至，此一惧也。”
■张居正直解
太宗一日与侍臣说道：“朕今为天下主，当太平之日，有两件可喜，有一件可惧。盖自古国家，只怕年岁饥荒，民生不遂，今连年以来，天下丰登稔熟，长安城中，每一斗米只直三、四文钱，百姓富足如此，则国家根本坚固，这是第一件可喜；自古国家，最怕四夷侵扰，边境不宁，今北虏突厥，久已服属，边鄙安静，无有意外之虞，疆宇宁谧如此，则国家基业益隆，这是第二件可喜。然自古以来，人君处艰难多事之时，皆知谨慎，唯是天下治安，无可忧虞，则骄慢奢侈之心，不觉自生，骄侈一生，民受其害，则危亡倾覆之祸，不期而至矣，这一件深可惧也。看来可惧之事，正伏于可喜之中，故当可喜之时，常不忘可惧之念，朕之保治如此。”大抵宴安酖毒，实人主之通患，而骄侈二字，则其膏肓之病也。骄则一人临天下，而不见其可忧，由是怠荒毒虐，而过不自闻矣；侈则以天下奉一人，而犹以为未足，由是穷奢极欲，而民不堪命矣。如秦始皇、隋炀帝，威命灵爽，振耀华夷，只因骄侈心生，遂至于败亡而不可救，人主可不鉴哉！
【原文】
并州大都督长史李世在州十六年，令行禁止，民夷怀服。上曰：“隋炀帝劳百姓，筑长城以备突厥，卒无所益。朕唯置李世于晋阳而边尘不惊，其为长城，岂不壮哉！”乃以世为兵部尚书。
■张居正直解
并州，即今山西太原府地方。唐时每州置一大都督府，佐以长史，镇守其地。贞观中，以功臣李世为并州大都督府长史，在任一十六年，世有才能，又居官久，百姓都信服他，所下的政令，无有不奉行者，凡有所禁约，无有不即止者，内而吏民，外而夷狄，皆悦慕其德，畏服其威。太宗闻而嘉之，谓侍臣说：“昔隋炀帝怕突厥犯边，乃抽丁起役，劳动中国的百姓，往筑一带长城以备御之，然终不能限隔虏骑，使不得入，虽劳无益。今朕不然，惟以李世置于并州督府，着他保守晋阳地方。今一十六年，民夷怀服，虏骑不侵，至令塞上烟尘不动，百姓宴然，只用这一员良将，就足以折冲御侮，比之长城，岂不更为雄壮哉！”乃召李世，入为兵部尚书，虽以赏功，亦平内外、均劳逸之意也。按太宗称世之言，实万世守边之要。盖御虏固以守险为急，尤以得人为本，苟得其人，则整练军马，修葺城堡，皆其职任事耳。不然，或假借修边之名，以糜费财力，或虚饰修边之功，以冒滥升赏，或奏报方行，而旋见倾坏或堵堞空存，而乏人防守，虽长城万里，只益边民之困耳。守边者不可不知。
【原文】
上尝临朝谓侍臣曰：“朕为人主，常兼行将相之事。”给事中张行成退而上书，以为：“禹不矜伐而天下莫与之争，陛下拨乱反正，群臣诚不足望清光，然不必临朝言之。以万乘之尊，乃与群臣校功争能，臣窃为陛下不取。”上甚善之。
■张居正直解
太宗一日临朝，与侍臣说道：“朕虽贵为天子，深居九重，然内而裁决庶政，巨细必亲，外而统驭三军，所向无敌，是常兼行将相之事也。”太宗此言，盖自夸其才，以为群臣莫能及耳！时有给事中张行成，与闻此言，退朝之后，即上一疏谏说：“自古帝王功德，莫盛于禹，观其地平天成，万世永赖，是何等事业！然禹未尝自矜其功，而天下莫与之争功；禹未尝自伐其能，而天下莫与之争能。使禹而自矜自伐，与臣下校量，则禹亦小人矣。今陛下拨转乱世，反之于正，雄才大略，振古无前，一时群臣诚不足以仰望清光。然帝王之体，与臣下不同，纵使功烈过人，皆其分内之事，亦不必临朝对众，自言所长。至以万乘之尊，而与将相群臣校一日之功，争一艺之能，似非圣人不矜不伐之道也。臣之私心，窃所不取。”太宗览奏，深以为善，盖自觉其非矣。尝谓人君之道如天，天不自有其功，而四时五行之序，皆天之功也。君不自以为能，而群臣百官之事，皆君之能也，尧舜之治天下，垂衣拱手恭己南面，而皋夔稷契之流，为之寅亮天工，共成雍熙之化，万世之下，何尝不以为尧舜之功哉！太宗乃以将相之才自负，而喋喋言之，盖亦昧于大体者矣。
【原文】
十六年，上谓谏议大夫褚遂良曰：“卿犹知起居注，所书可得观乎？”对曰：“史官书人君言动，备记善恶，庶几人君不敢为非，未闻自取而观之也！”上曰：“朕有不善，卿亦记之邪？”对曰：“臣职当载笔，不敢不记。”黄门侍郎刘洎曰：“借使遂良不记，天下亦皆记之。”上曰：“朕行有三：一，监前代以为元龟；二，进善人共成政道；三，斥远群小不受谗言，朕能守而勿失，亦欲史氏不能书吾恶也。”
■张居正直解
谏议大夫、黄门侍郎，都是门下省官。起居注，是史官所记天子言动，其以他官兼者，叫做知起居注。贞观十六年，太宗问谏议大夫褚遂良说：“卿还兼知起居注之事，所纪录的史书，我可得见乎？”遂良对说：“史官之职，凡人君一言一动皆当书之，或善或恶，都要备细记载，庶几为君者，有所警惧，恐后人讥笑，不敢为非，若是人主自家要看，则史官不敢从实直书，何以取信后世？从前未闻人主自观史书者也。”太宗问说：“朕所行或有不善，卿也纪录之邪？”遂良对说：“臣之职掌，在秉笔以记事，若隐讳不书，便是废职，臣岂敢不记。”黄门侍郎刘洎奏说：“人君的举动，天下人所观望，或善或恶，远近传布，决不能掩。纵使遂良要隐讳那不善的事，不肯记载；天下人既皆知之，亦皆私记之。岂能都使他隐讳不书哉！”太宗说：“朕平日所行有三件：一件是看前代古人的行事，以为元龟，取其善者为法，鉴其恶者为戒；二件是进用善人君子，与他共成治道；三件是斥远谗邪小人，不听他巧言，被其欺蔽，朕能谨守这三件，不敢差失，正要史官从实记载，我无有不好的事，他自然不能书吾恶也。”按太宗这三件事，真是万世为君之法，盖欲监观前代，必然日亲经史，日接儒臣，古人的善恶才能通晓；欲进用善人，必然亲信委任，谏行言听，治道才能共存；欲斥远群小，必然察之极真，断之极决，邪党才能销灭。果能如此，则君德日进，治道日隆，史官书之以为美谈，万代仰之以为准则矣。有天下者，岂可一日不留心于此哉！
【原文】
特进魏徵有疾，上手诏问之，且言：“不见数日，朕过多矣。今欲自往，恐益为劳。若有闻见，可封状进来。”徵上言：“陛下临朝，尝以至公为言，退而行之，未免私僻。或畏人知，横加威怒，欲盖弥彰，竟有何益！”徵宅无堂，上命辍小殿之材以构之，五日而成，仍赐以素屏风、素褥、几、杖等以遂其所尚。
■张居正直解
特进，是唐时宰相加官。史臣记特进魏徵有疾，于私宅调理，不能朝参，太宗心甚想念，即降手敕，差人往问其疾，因说：“自卿给假，已数日不见，朕之所行，无人规正，过失必多，今欲亲自临幸，与卿一言，只恐越增劳扰。故特遣官往问，卿若有闻见朕行的不是处，可封本进来，以便省改。”魏徵回奏说：“陛下临朝与群臣议论，常说为政要至公无私，及退朝之后，行出来的事，未免有偏私颇僻的去处。或有时自觉其非怕人窥见，却又横加威怒，以震慑其心，殊不知人心至愚而神，上之意向所在，无有不知，欲要遮盖，越发彰显，竟有何益！总不如无偏无党，以大公至正之心行之，方是人君之体也。”其疏中大意如此。此时魏徵寝疾已笃，所住的私宅中，尚未有厅堂，太宗知之，那时方欲构一小殿，材用已具，即命撤去，与魏徵起盖厅堂，只五日就完成了。又知徵素性俭朴，室中所须器物，都赐以素屏风、素褥，及几、杖等物，以遂其所好，正以彰其贤也。夫太宗之待徵，数日不见，则想闻其言，其信之专如此；私第无堂，至辍殿以营之，其遇之厚如此，真可谓恩礼兼尽者矣！为之臣者，安得不鞠躬尽瘁，忘身报主，而天下之治，又安有不成者乎！
【原文】
上曰：“朕为兆民之主，皆欲使之富贵。若教以礼义，使之少敬长、妇敬夫，则皆贵矣。轻徭薄赋，使之各治生业，则皆富矣。若家给人足，朕虽不听管弦，乐在其中矣。”
■张居正直解
百万叫做兆。太宗谓侍臣说：“国以民为本，民以食为天。朕荷上天眷命，为兆民之主，以天下养一人可谓富矣；以天下事一人，可谓贵矣。天既与朕以富贵，而朕独不思所以安养兆民，岂上天之意哉！故朕已富，要使百姓每都富；朕已贵，要使百姓每都贵，只在教养之而已。诚能教以礼义，使知尊卑内外之理，上下事使之宜，年少的都尊敬那年长的，为妇的都尊敬那为夫的，则父兄役使子弟，男子役使女人，虽无爵位，也如官府一般，这就是贵了。轻徭役，不尽其力，薄赋敛，不尽其财，使百姓每都有余闲，各去治理生业，为长的得以怀其少，为夫的得以育其妇，渐有蓄积，不至匮乏，这就是富了。既然如此，那百姓每家家饱暖，无有不给的；人人优裕，无有不足的，这等安乐，朕为民父母，也自安乐，不须听那丝竹管弦之声，自然快活，天下极乐的事，也就在这里面了。”此与民同乐之道，而不徒以九重之贵、四海之富，自奉其身者也。夫前代中主，莫不挟其贵以侮百姓，而太宗欲教以礼义，使之皆贵；莫不恃其富以夺百姓，而太宗欲导以生养，使之皆富；莫不溺于声色以为娱乐，而不恤其民，太宗乃以家给人足为乐，胜于听丝竹管弦。为人君者，能常存此心，天下岂有不治者哉！
【原文】
二月，上问谏议大夫褚遂良曰：“舜造漆器，谏者十余人。此何足谏？”对曰：“奢侈者，危亡之本；漆器不已，将以金玉为之。忠臣爱君，必防其渐，若祸乱已成，无所复谏矣。”上曰：“然。朕有过，卿亦当谏其渐。朕见前世帝王拒谏者，多云业已为之，或云业已许之，终不为改。如此，欲无危亡，得乎！”
■张居正直解
业，是已成的意思。贞观十七年二月，太宗问谏议大夫褚遂良说：“昔帝舜始造漆器，其臣谏者十余人。一器之微，何关得失，而纷纷论谏如此？”遂良对说：“人君好尚，所系甚大，惟崇尚节俭，乃是治安之本；若崇尚奢侈，便是危亡之本。以漆为器，虽未至奢侈，然为漆器不已，必将以金玉为之，是乃奢侈之渐也。大凡忠臣爱君，惟恐德业不成，故不待其过失昭彰，方去救正，只从那微细的去处，预先提防，如费用稍有不节，便恐渐入于奢侈；起居稍有不敬，便恐渐流于怠荒；闻直言稍不乐从，便恐渐至于拒谏；任君子稍有疑贰，便恐渐惑于谗邪，是以朝夕图惟，必防其渐。若使见之不早，防之不豫，至于大坏极蔽，祸乱已成，则虽有爱君之心，无所复用其谏矣。”于是太宗说道：“卿之言，说的极是。朕一日万几，岂能无过，卿亦当谏其渐。每见前世帝王，拒阻谏诤者，多以成心为主。或是政事有当改行的，只说业已做就了；诏旨有当改正的，只说业已许他了，文过遂非，终不为改。如此，则君德必然日损，政事必然日非，欲无危亡，其可得乎！”这一段说话，于人臣忠君爱国之心，人君防微杜渐之道，最为明切，不可不深体也。
【原文】
上曰：“人主惟有一心，而攻之者甚众。或以勇力，或以辩口，或以谄谀，或以奸诈，或以嗜欲，辐辏攻之，各求自售，以取宠禄。人主少懈，而受其一，则危亡随之，此其所以难也。”
■张居正直解
辐，是车轮中木。辏，是集。太宗谕群臣说：“人主居万民百官之上，应接事务，只有一个心，下面小人，欲希图富贵，千方百计，只要引诱君心，把那许多不好的事，来攻之者甚众。故人主或好武功，他便以勇力来动之；或好谈论，他便以口辩来动之；或喜人赞扬，便献其谄谀，称颂功德，以迎合之；或略可欺瞒，便行其奸诈，颠倒是非，以蛊惑之；或意向有所偏好，便以各样嗜欲，如声色、器玩、宫室、游幸等事来奉承之。以众人之巧计，攻人主之一心，就如那车轮众辐，都攒凑做一处，各人都要求售其计，以图得上心，而规取宠禄。人主少有懈怠，一时不隄防他，这几件中，但只有一件引动，则君心迷惑，政事废弛，危亡之祸，随之而至矣，此君道之所以为难也。”这一段，是论人君当持守此心的意思，太宗天性英明，又历练世故，下人的情状，都看得透彻，然犹虑攻之者众，自觉其难，不敢少有懈怠，此其所以成贞观之治也。有天下者，能以此言常自警省，则众欲之攻，何足以动之哉！
【原文】
李世尝得暴疾，方云须灰可疗，上自剪须，为之和药。世顿首出血泣谢。上曰：“为社稷，非为卿也，何谢之有！”世尝侍宴，上从容谓曰：“朕求群臣可托幼孤者，无以逾公。公往不负李密，岂负朕哉！”世流涕辞谢，啮指出血，因饮沉醉，上解御服以覆之。
■张居正直解
这一段，是记太宗信任功臣的意思。那时李世忽然得个病症，甚是危急，医方上说：用人须烧灰，可治此病。太宗只要世的病好，就将自己的须剪与他和药。世病愈，感太宗这等恩眷，叩头出血，涕泣谢恩。太宗说：“朕赖卿以安社稷，卿安则社稷安，今剪须以治卿病，乃是为着社稷，非是为卿一身也，何用叩谢！”一日世侍太宗饮宴，情意欢洽，太宗从容向世说：“朕在位久，太子幼弱，朕为社稷远虑，遍求群臣中，可付托以幼孤的，莫过于卿。记卿往时在李密部下，那时李密败降，卿据守其地，尚念这土地人民，原是李密的，虽决计来降，然不欲邀功，必启李密自献，不负他一时恩德。况今朕之待卿，忘形迹，披腹心，义虽君臣，恩同父子，卿岂不尽忠于朕所托之幼孤，而负朕恩德哉！”世见太宗这等信任他，不胜感激，既荷知遇，又怕不能胜任，遂流涕辞谢，乃自啮其手指，至于出血，以见此身可捐，此恩不可负的意思。因忘分尽欢，无复疑忌，饮至沉醉，昏卧殿上，太宗就解脱自己所御的袍服，以覆盖之。一时君臣之遇，真不啻家人父子之亲也。夫君之待臣如此，人臣有不感戴上恩，而誓死图报者，此岂有人心者哉！
【原文】
上谓侍臣曰：“朕自立太子，遇物则诲之。见其饭，则曰：‘汝知稼穑之艰难，则常有斯饭矣。’见其乘马，则曰：‘汝知其劳，不竭其力，则常得乘之矣。’见其乘舟，则曰：‘水所以载舟，亦所以覆舟，民犹水也，君犹舟也。’见其息于木下，则曰：‘木从绳则正，后从谏则圣。’”
■张居正直解
太宗既立晋王为太子，一日谕侍臣说：“朕自立太子之后，凡遇一物一事，必委曲诲谕之以启发他的志意。如见太子进膳，就教之说：‘农夫终岁勤苦，耕耘收获，种得谷成方有此饭，汝若用饭之时，即念稼穑艰难，此饭不容易得，推此心去体恤农夫，节省用度，则天禄可以永保，而常得用此饭矣。’如见太子乘马，就教之说：‘马虽畜类，亦是生命，所当爱惜。汝若乘马之时，即念此马之劳，驱驰有节，不尽其力，则马不至于困敝，而常得乘之矣。’如见太子乘舟，就教之说：‘水本以载舟，故舟藉水以运，然而水亦能覆舟，则舟不可倚水为安。那百姓每就譬之水一般，为君上的，譬之舟一般，君有恩德及民，则民莫不戴之为君，若是暴虐不恤百姓，则人亦将视之为寇仇而怨叛之。譬之于水，虽能载舟，亦能覆舟，不可不慎也。’如见太子息阴于树下，就教之说：‘木生来多有枉曲，惟匠氏以绳墨正之，则斫削的端正，可为宫室器物之用。人君生长深宫，未能周知天下之务，行事岂无差错，惟虚心听从那辅弼谏诤之臣，则智虑日明，历练日熟，自能遍知广览而成圣人矣。这是《书经》上的说话，不可不知也。’”太宗教诲太子，其用心谆切如此，惟以太子将有君人之责，故欲成就其德而诲之，不得不详耳。况于人主之身，正天下安危所系，岂豫养者所可比！诚能因物自警，如太宗之所指，则其为进德讲学之助，岂浅浅哉！
【原文】
十八年，上曰：“盖苏文杀其君，残虐其民，今又违诏命，不可不讨。”褚遂良曰：“陛下指麾则中原清晏，顾盻则四夷聋服，威望大矣。今乃渡海远征小夷，万一蹉跌，伤威损望，更兴忿兵，则安危难测矣。”李世劝上伐之。上欲自征高丽，褚遂良上疏谏，上不听。
■张居正直解
高丽国，即今朝鲜。贞观十八年，太宗将征高丽，先与群臣商议说：“今高丽乱臣盖苏文，弑其君高武，残虐其国中百姓，又无故兴兵，侵扰新罗的疆界。朕特遣使谕使罢兵，盖苏文抗违诏命，不肯听从。这等凶暴梗化之人，法不可容，朕为华夷之主，岂可不声罪致讨。”褚遂良谏说：“陛下初起晋阳，平定海内，但一举手指麾，中原便清肃晏安，一举目顾盻，四夷便恐惧畏服，这是何等威望，震古耀今，盛大无比。今区区东夷，限隔辽海，乃劳王师渡海远征，冒风涛之险，以问罪于小夷，若能指期克捷，似无不可，设或不虞，万分之中，一有挫折，彼小夷得以藉口，说大唐天子也无奈我何，岂不伤损了威望。到那时节，甘休不得，更起忿兵，夫兵忿者败，臣恐胜负安危，难以逆料，非万全之计也。”彼时朝臣皆以征辽为不可，独李世劝太宗发兵讨之，盖世武人，识见不足，太宗以其意与己合，遂决计亲征。褚遂良退而上疏说：“天下譬如一身，四夷乃身外之物，高丽诚有罪，必要征他，只消发四五万兵，遣一二员将帅便了，何至劳车驾亲行。”然此时太宗之意已决，终不能听从也。盖太宗平生，百战百胜，当时群雄如李密、王世充等，与我角力者，今皆削平，四夷如突厥、吐蕃等，为我借资者，今皆臣服。独高丽僻处东隅，隋炀帝竭天下之力以从事于此，而不能克，今幸当其危乱之时，又恃我富强之力，以为取之若振槁，可以震动四方，夸耀千古也。故虽在位既久，而雄心未忘，至于劳万乘而不辞，违群议而自用，卒之辽左无功，竟以天下之众，困于小夷，终其身悒郁追悔，皆一念好大喜功之心为之也。有天下者，可不戒哉！
【原文】
上好文学而辩敏，群臣言事者，上引古今以折之，多不能对。刘洎上书谏曰：“帝王之与凡庶，圣哲之与庸愚，上下悬绝。是知以至愚而对至圣，以极卑而对极尊，徒思自强，不可得也。陛下降恩旨，假慈颜，凝旒以听其言，虚襟以纳其说，犹恐群下未敢对扬；况动神机，纵天辩，饰辞以折其理，引古以排其议，欲令凡庶何阶应答！且多记则损心，多语则损气，心气内损，形神外劳，初虽不觉，后必为累。”上飞白答之曰：“非虑无以临下，非言无以述虑，比有谈论，遂致烦多，轻物骄人，恐由兹道，形神心气，非此为劳，今闻谠言，虚怀以改。”
■张居正直解
飞白，是字体。史臣记太宗天性嗜好文学，辩论敏给，遇群臣奏事，必援引古今，与之折辩，群臣多不能对。侍中刘洎上疏谏说：“凡人名分相同，智识相若，方好彼此往复辩论。若乃帝王之与凡庶，圣哲之与庸愚，势位智识，上下相去，悬绝甚矣。故群臣奏事于明主之前，乃是以至愚而对至圣，以极卑而对极尊，堂陛既已森严，才识又复短浅，往往慑于天威，仓惶失措，徒欲勉强自效，不可得也。陛下于群臣论奏，虽明降恩旨，假借慈颜，凝旒静听，使之得尽其词，虚襟广纳，使之得行其说，犹恐群下不能对扬休命。况复内动神机，外纵天辩，文饰词说以屈其理，旁引古事以排其论，却教那凡庶之流何由应答，而尽其所言哉！然此不但失待下之体，亦非自养之道。盖记闲事太多，则心必为所损，言语太多，则气必为所损，心气既内损，又且外敝形神，虽今日春秋鼎盛，不觉其劳，然日积月引，久后必受其累矣。”太宗见刘洎所言，剀切忠爱，乃自写飞白字答之说：“人君居上临下，若于所陈章奏，不加思虑审究，中间取舍，岂能无失。然思虑在心，若非言语，又无以发之，所以近来每有谈论，遂致烦多，由此不改，将至于矜己傲物，恃才陵人，诚有如卿之言者，若形神心气，则不以此为劳也。今既闻忠谠之言，即当虚怀以改。”夫天下事重，万机至繁，若非君臣相与当面商确，岂得事事停当，但或以才辩高人，而果于自用，则臣下反不得尽言，此刘洎之所为惓惓于太宗也。
【原文】
上以辽左不能成功，深悔之，叹曰：“魏徵若在，不使朕有是行也！”乃驰驿祀徵以少牢，复立所制碑。
■张居正直解
高丽国在辽水之东，故称辽左。少牢，是羊。魏徵平生能直言极谏，面折廷争，太宗甚重之，但有举动过差处，常怕他知道，或未行而止，或因谏而罢，就是太宗决意要做的，若于事理未当，他也能极力挽回。魏徵没后，太宗眷念不忘，亲制碑文，立于墓所，表扬他平生好处，后乃被人谗谮，把这碑仆了。及车驾亲征高丽，无功而还，止取得盖州、辽州二城，反折了许多人马，大损威望，太宗深自追悔，却思量起魏徵来，叹息说道：“朕此一行，轻举妄动，若魏徵尚在，必能谏阻，不使朕有是行也！”于是遣人驰驿到魏徵墓所，祭以少牢，仍将前时御制的碑文，立于墓上，以见追思魏徵之意。大抵忠鲠之臣，人主所畏惮，当其时为苦口之言，逆耳之听，若龃龉而难入，然徐而思之，裨益甚大。盖惟心有畏惮，则事无过差，一举一动，必然斟酌停当，而可免于后悔，然非明圣英断之君，能省身克己，改过不吝，从善如流，亦未有不后事而追悔者也。如唐太宗造次征辽，功隳而后思魏徵；唐玄宗仓皇幸蜀，乱成而后思张九龄，亦无及矣。故为人主者，必持志养心，惩忿窒欲，不以强盛而骄，不以治平而怠，常若法家拂士之在侧，师保箴规之在耳，则何至有后事之悔哉！
【原文】
萧瑀，性狷介，与同僚多不合，尝言于上曰：“房玄龄与中书门下众臣，朋党不忠，执权胶固，陛下不详知，但未反耳。”上曰：“卿言得无太甚！人君选贤才以为股肱心膂，当推诚任之。人不可以求备，必舍其所短，取其所长。朕虽不能聪明，何至顿迷臧否乃至于是！”
■张居正直解
史臣记特进萧瑀天性狷洁孤介独行己意，不能谐俗，与同僚共处，多不相合。一日奏太宗说：“陛下以房玄龄为勋旧，信任不疑，却不知他与中书门下诸臣结成朋党，不肯尽忠朝廷，执掌大权，私意胶固，其所行的事，陛下不得详知。看他专擅之状，已甚明著，但未至于反耳。”太宗闻萧瑀之言，心甚不悦，面斥之说道：“卿之所言，岂不太过！人君选择贤才，置之辅弼，托以为股肱心膂，当推一片诚心去委任他，方肯尽忠为国，无所顾忌。若一心以用之，又一心以疑之，人臣谁不解体。且人之才行，本不能全，有所长，必有所短，用人者岂可求全责备，只宜略其所短，取其所长，然后人人得以自效。若将那好处不说，只就其一事之短，以概人之平生，则天下无可用之人矣。朕因玄龄忠谨，所以倾心委任，你却说他朋党不忠，是朕之用人贤否混淆、邪正颠倒矣。朕虽不能聪明，无帝王知人之哲，亦岂应顿迷贤否，至于如是！卿之所言不亦过乎？”按玄龄奉公体国，知无不为，诚一代之贤相，萧瑀乃以素不相合而极力攻之，使非太宗之明哲，鲜不为所惑矣！夫自古以来，攻任事之臣者，大率有二：非诬之以专擅，以动人主之心，则指摘其一言一行之失，以掩其所长。故任人之道，莫善于推诚，莫不善于求备，能推诚而器使，则二者之言，无由而入矣。太宗数语，真可为万世法也。
【原文】
齐州人段志冲上封事，请上致政于皇太子。太子闻之，忧形于色，发言流涕。长孙无忌等请诛志冲，上手诏曰：“五岳陵霄，四海亘地，纳污藏疾，无损高深。志冲欲以匹夫解位天子，朕若有罪，是其直也；若其无罪，是其狂也。譬如尺雾障天，不亏于大；寸云点日，何损于明！”
■张居正直解
齐州，即今山东济南府。封事是奏章。亘字解做遍字。疾是毒害之物。太宗在三代以后，可谓希世贤君，但其末年，征伐并兴，土木继作，以此稍失人心。那时齐州有个狂人，叫做段志冲，无故上本，说太宗在位日久，厌倦政事，莫若自家退闲，及早把这天下传与皇太子罢。太子闻得这话，甚不自安，心切忧惧，形于颜色，每一发言，辄为流涕。国舅长孙无忌等，请太宗诛戮此人以正典刑，太宗不听，手诏答说：“五岳为群山之宗，陵逼霄汉，何等高峻；四海为众水之会，横亘地脉，何等深广。这五岳四海，也容纳那污浊的，也包藏那疾恶的，然岳常自高，海常自深，何曾有纤毫亏损。今志冲乃一匹夫耳，就要朕解去大位，使天子退闲，此不必论其言之是非，但当自省朕之罪过。若朕果有罪，天心弃之，民心厌之，要是他正直敢言也，直的固不当诛；使朕果无罪，上不负天，下不负民，便是他颠狂妄言也，狂的亦不必诛。天下后世，自有公论，区区狂言，岂足为轻重。譬如天被尺雾障蔽，依旧是这等广大，不因此而少亏；日被寸云点缀，依旧是这等光明，不因此而少损。今只当置之不问便了，何用诛戮！”然志冲狂言，不但不足以累太宗，天下后世，因此益见太宗度量之大，识见之明，能容人所不能容，忍人所不能忍，出于寻常世主万万也。
【原文】
二十二年正月，上作《帝范》十二篇以赐太子，曰《君体》、《建亲》、《求贤》、《审官》、《纳谏》、《去谗》、《戒盈》、《崇俭》、《赏罚》、《务农》、《阅武》、《崇文》；且曰：“修身治国，备在其中。一旦不讳，更无所言矣。”又曰：“汝当更求古之哲王以为师，如吾，不足法也。夫取法于上，仅得其中；取法于中，不免为下。吾居位以来，不善多矣，锦绣珠玉不绝于前，宫室台榭屡有兴作，犬马鹰隼无远不致，行游四方，供顿烦劳，此皆吾之深过，勿以为是而法之。顾我弘济苍生，其益多；肇造区夏，其功大。益多损少，故人不怨；功大过微，故业不堕；然比之尽美尽善，固多愧矣。汝无我之功勤而承我之富贵，竭力为善，则国家仅安；骄惰奢纵，则一身不保。且成迟败速者，国也；失易得难者，位也；可不惜哉！可不慎哉！”
■张居正直解
这一段，是记太宗教诲太子的事。贞观二十二年正月，太宗自作一书，叫做《帝范》，凡十有二篇赐与太子。第一曰君体，言人君当正身修德，以端万化之原；其次曰建亲，言人君当敦睦宗藩，以固本支之祚；其次曰求贤，盖得贤者昌，故必广求人才，以资理道；其次曰审官，盖知人则哲，故必甄别贤否，以正官常；其次曰纳谏，盖从谏则圣，故言路不可不开；其次曰去谗，盖偏信生奸，故谗佞不可不远；其次曰戒盈，言满则必覆，当持之以戒慎；其次曰崇俭，言富不期侈，必守之以撙节；其次曰赏罚，盖赏罚人主之大权，故必当其功罪，而后人心服；其次曰务农，盖农桑天下之大本，故必使之力本，而后百姓足；其次曰阅武，言肄兵讲武，以备非常，帝王之武功也；其次曰崇文，言重道隆儒，以施教化，帝王之文德也，其书中篇目如此。因教太子说：“这十二篇书，帝王修身治国的道理备在其中。我若一旦不讳，临终之时也更无别言嘱咐，只是这一部书就尽了。”又命太子说：“汝当更求古之贤哲帝王以为师，如我为君，不足法也。盖取法那上等的人，仅能成中等，若取法那中等的人，将不免为下等矣，岂可不求法乎上哉！我自居位以来，所为不善的事多矣：如古人不贵异物，贱用物，而我锦绣珠玉，不绝于前；古人不作无益害有益，而我宫室台榭屡有兴作；田猎本非美事，我则犬马鹰隼无远不致；巡幸民之所苦，我则行游四方，供顿烦劳。这都是我之深过，汝不可当做好事去仿效。然我所以不败者，盖隋政不纲，天下大乱，我能翦除暴乱以拯济苍生，其有益于民甚多；混一土宇以创造华夏，其有功于世甚大。后来虽有这些过失，却以益人处多，损人处少，故人心不怨；有功处大，有过处微，故基业不堕；若比那古帝王尽善尽美，无一事之可议者，则羞愧多矣。汝不曾有我之功勤，而承受我之富贵，从此竭力为善，则国家仅可少安；若再骄惰奢侈，则一身恐不自保。且成之甚迟、败之甚速者，国家之业也；失之甚易、得之甚难者，天子之位也；岂可不自爱惜哉！岂可不自慎重哉！”太宗之教太子，恳切如此，盖开创之君，以百战得天下，故知大业难成，天位难保，是宜其言之谆谆也，使继体守成者，能一一遵而行之，则何至于颠覆哉！伊尹之告大甲曰：“率乃祖攸行。”傅说之告高宗曰：“监于先王成宪，其永无愆。”有天下者，不可不深长思矣。
【原文】
上营玉华宫，务令俭约，惟所居殿覆以瓦，余皆茅茨。徐惠以上东征高丽，西讨龟兹，翠微，玉华，营缮相继，又服玩颇华靡，上疏谏，其略曰：“以有尽之农功，填无穷之巨浪；图未获之他众，丧已成之我军。昔秦并吞六国，返速危亡之基，晋武奄有三方，翻成覆败之业；岂非矜功自大，弃德轻邦，图利忘危，肆情纵欲之所致乎！”又曰：“珍玩伎巧，乃丧国之斧斤；珠玉锦绣，实迷心之酖毒。”又曰：“作法于俭，犹恐其奢；何以制后！”上善其言，甚礼重之。
■张居正直解
徐惠，是贤妃徐氏，名惠。龟兹，音丘慈，是西域国名。翠微宫、玉华宫，都是京师游幸的去处。鸩鸟的羽有毒，入酒中能杀人，叫做酖毒。太宗晚年颇兴土木，尝选胜地，营造玉华宫一所，戒饬督工诸臣，务从俭约，惟是临御的正殿覆盖用瓦，其余的皆用茅草苫盖，虽极节省，然所费亦不少矣。那时宫中有个贤妃徐氏名惠者，甚有贤德，读书能文，见太宗东征高丽，西讨龟兹，外面征伐不息，又作翠微宫、玉华宫，内里营缮相继，又御前服饰器玩，俱尚华靡，渐见奢侈成风，乃上疏规谏，其大略说道：“农夫终岁劳动，所得几何？今征辽之役，乃裹粮渡海，轻冒不测，往往漂没，把这有限的农功，填委在那无涯巨浪之中，岂不可惜！我军几年训练方才成就，今即用以东征西伐，要四夷臣服，然他方之众，未必便来臣服，而我训练已成之军，反先自丧失了，岂不可悯！昔日秦始皇并吞了韩、赵、魏、楚、齐、燕六国，天下一统，似可无虞，乃仅二世而亡，曾不旋踵，其速如此；晋武帝奄有了魏、蜀、吴三方，天下一统，似可无虞，乃仅数传而灭，覆败之祸，若在朝夕，这是何故？盖秦始皇既灭六国，矜其功高，恃其势大，不务修德保邦而轻弃之，心以强盛而骄，故方兴而忽亡；晋武帝既平吴蜀，止顾目前利便，遂忘意外之变，不悟危亡所伏，而快意荡情，纵肆无极，武备弛于外，女谒盛于内，心以治平而怠，故方成而遽败，此前事之明鉴也，可不戒哉！”疏中又说：“人知斧斤之能伤物，不知珍玩之器、技巧之工，非但耗蠹财力，亦且妨废农桑，也能断丧人国，如斧斤一般。人主好此，是怀斧斤以自戕也。人知酖毒之能害生，不知珠玉之宝、锦绣之华，非但诱引耳目，亦且蛊惑志意，也能迷乱人心，如酖毒一般。人主好此，是饮酖毒以自害也。”又说：“人主创业垂统，乃后世子孙所观望，顾其作法者何如，诚使躬行节俭，以为后世表率，尚恐子孙每生长富贵，渐忘艰难，日盛一日，以至于奢；若作法于前者，先自奢侈，则后来骄溢，何所不至，动以祖宗藉口，谁能裁制之，诚不可不慎也。”其言词剀切如此。太宗道他说得好，甚加礼重焉。按徐妃虽一妇人，乃其告太宗者，类皆格言，有裨于君德治道，人主所当朝夕体念者也。
【原文】
房玄龄疾笃，谓诸子曰：“吾受主上厚恩，今天下无事，惟东征未已，群臣莫敢谏，吾知而不言，死有余责。”乃上表谏，以为：“陛下每决一重囚，必令三覆五奏，进素膳，止音乐者，重人命也。今驱无罪之士卒，委之锋刃之下，使肝脑涂地，独不足愍乎！向使高丽违失臣节，诛之可也；侵扰百姓，灭之可也；他日能为中国患，除之可也。今无此三条而坐烦中国，内为前代雪耻，外为新罗报仇，岂非所存者小，所损者大乎！愿陛下许高丽自新，倘蒙录此，死且不朽！”上自临视，握手与诀，悲不自胜。薨。
■张居正直解
太宗晚年，征讨高丽，不能成功，又选将练兵，欲图再举，海内为之骚然。那时宰相房玄龄得病沉重，因与诸子说：“吾奉事主上，三十余年，荷蒙厚恩，不能图报，如今天下已定，无事可言，只是东征辽左，不肯休兵，在廷群臣，惟恐违拂意旨，不敢进谏，我既知其不可，若是终于无言，虽死亦有余责矣。”因上一表谏说：“陛下盛德宽仁，每决一重囚定要三覆五奏，始命行刑，且为之进素膳，止音乐，无非怜悯人性命的意思。今辽左之役，兴师不已，驱迫那无罪的士卒，委弃在锋刃之下，任他身死草野，肝脑涂地，这许多性命，独不可怜悯乎！夫不忍一囚之死，而忍三军之命，陛下之心，必有不能安者矣。然天下之事，亦有出于不得已者，向使高丽违失臣节，不肯奉顺朝廷，诛其罪可也；或是侵犯边境，扰害百姓，灭其国可也；或是他兵势强盛，他日能为中国之害，及早除之亦可也。今高丽既不曾失了臣节，又不曾侵扰百姓，蕞尔小夷，又不能为我患害，三者无一于此，而坐烦中国之民，以事无用之地，内则因隋朝不能平定，而为之雪耻，外则因新罗被其侵伐，而为之报仇，岂非所存者小，所损者大乎！愿陛下因高丽服罪，计其自新，休兵息民，以固根本，自然华夷庆赖，远迩得安。臣临终之言，倘蒙录用，虽死亦不朽矣！”表上，太宗闻知玄龄病重，遂幸其所居，亲握其手，与之为别，悲痛之怀，不能自胜。玄龄遂薨。然辽左之师，自是亦不复出矣。夫玄龄以济世之才，遭不世出之主，佐成帝业，遂致升平。三十余年，惟幄密勿之中，所以弥纶匡赞者，世皆不得而闻，所以号为贤相，而无迹可寻。至于一息尚存，而犹忧念国家，冀以垂绝之言，动人主之听，可谓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者矣，岂非万世人臣之轨范哉！
■张居正直解
名治，太宗第九子，在位三十四年。
【原文】
永徽元年正月，上召朝集使，谓曰：“朕初即位，事有不便于百姓者悉宜陈，不尽者更封奏。”自是日引刺史十人入阁，问以百姓疾苦，及其政治。有洛阳人李弘泰诬告长孙无忌谋反，上立命斩之。无忌与褚遂良同心辅政，上亦尊礼二人，恭己以听之，故永徽之政，百姓阜安，有贞观之遗风。
■张居正直解
朝集使，是各处朝觐官。刺史即今之知府。高宗永徽元年正月，召天下朝觐官面谕之说道：“朕今初即位，要为天下兴利除害，作新化理，以永保我皇考洪业。但朕生长深宫，外面的事，未能周知，尔等分职四方，于凡民情苦乐、政令得失，必能知其详细，除事体停当，百姓称便的，都照旧执行。外若事有不便于百姓，或建置非宜，所当更革；或措理未善，所当改定；或行之已久，而时势不同；或法意本良，而条理未备，尔等须一一为朕据实陈奏。若地方事多，奏对之间，一时仓卒不能尽陈者，更须具疏实封奏闻，庶乎朕虽不出户庭，得以尽知天下之事。”高宗既宣谕众朝觐官，从此后遂每日引诸州刺史十人，使由阁门见于便殿，问以百姓每所患苦的情状，及刺史所施行的政治，究观其可否如何，用知他才调短长，人品高下，以为黜陟兴革的张本，其留心吏治，勤求民瘼如此。又用先帝顾命大臣长孙无忌、褚遂良为相，那时有洛阳人李弘泰，诬告长孙无忌谋反。高宗知无忌忠勤为国，更不推究，即时传命将弘泰处斩，使小人不敢妄生谗谤，摇动朝廷。无忌与遂良同心协力，辅佐新政。高宗亦尊重二臣，优加礼貌，恭己南面，凡朝廷事务，虚心委任，听其裁决，绝无嫌疑，其信任贤臣，不惑谗间又如此。所以永徽初政清明，百姓每阜盛安乐，有太宗贞观之遗风焉。夫笃信耆旧，以端化理之本原，博访外臣，以悉闾阎之利病。高宗初年，励精图治如此。使能持之有常，其盛德可少訾哉！惜乎溺爱衽席，渐不克终，无忌、遂良，竟见疏弃，孽后干政，宗社几危，可为永鉴也。
【原文】
显庆元年，上谓侍臣曰：“朕思养人之道，未得其要，公等为朕陈之！”来济对曰：“昔齐桓公出游，见老而饥寒者，命赐之食。老人曰：‘愿赐一国之饥者。’赐之衣，老人曰：‘愿赐一国之寒者。’公曰：‘寡人之廪府安足以周一国之饥寒！’老人曰：‘君不夺农时，则国人皆有余食矣；不夺蚕桑，则国人皆有余衣矣！’故人君养人，在省其征役而已。”
■张居正直解
显庆元年，高宗谕侍臣说道：“朕为天下之主，常思惠养小民，使之各得其所，但不得其要，卿等宜为我言之。”中书令来济对说：“养民之道无他，惟在不扰而已。昔者齐桓公出游郊外，见一个年老的人，饥寒可悯，桓公命赐之以食，那老人说：‘国中之人，不独我一人受饥，愿赐一国之饥者。’桓公又赐之以衣，那老人说：‘国中之人，亦不独我一人受寒，愿赐一国之寒者。’桓公说：‘寡人仓廪府库，所积有限，安足以遍一国之饥寒！’那老人说：‘所谓赐之以食者，不必分君之粟米，以济人之饥；所谓赐之以衣者，亦不必分君之布帛，以济人之寒也。只想那百姓为何受饥，因不得力农故耳。为民上者，但能不夺其务农之时，使得尽力于畎亩，则粟米丰登，而国人皆有余食，这就是君赐与他食了，何必人人而食之哉！百姓为何受寒？因不得蚕绩故耳。为民上者，但能不夺其蚕桑之时，使得尽力于纺织，则布帛充足，而国人皆有余衣，这就是君赐与他衣了，何必人人而衣之哉！’观老人之言如此，可见人君欲养天下之民，不在于家赐而人给之，只是体恤下民，善立法治，省其征求，使财不竭于暴敛，省其徭役，使力不困于公家，则民皆乐业安生，而衣食自足，所谓养民之道，莫要于此矣。”夫来济以省征役为养民之要，其言固已甚当，然非省费用则不能省征求，非省工作则不能省徭役。必须将用度之过当者，皆为撙节，然后费出有经，而征求可薄；工作之不急者，一切停罢，然后征调有度，而徭役可轻。此又济之所未及也。
【原文】
麟德元年，初，皇后能屈身忍辱，奉顺上意，故上排群议而立之；及得志，专作威福，上欲有所为，动为后所制。自是上每视事，则后垂帘于后，政无大小，皆预闻之。天下大权，悉归中宫，黜陟、生杀，决于其口，天子拱手而已，中外谓之“二圣”。
■张居正直解
这一段，是记武后擅权之由，以著唐家的祸本。高宗麟德元年，此时武后裁决政事，权侔人主。史臣追述其初时，武后以太宗才人废弃为尼，因高宗后王氏与萧淑妃争宠，荐引入宫。武后巧慧有机权，能自甘卑屈，忍受耻辱，委曲奉顺人主的意思，得其欢心。以此高宗被他蛊惑，大见宠幸，拜为昭仪，就要废了王皇后、萧淑妃，立他为皇后。那时长孙无忌、褚遂良、韩瑗极力谏止，高宗不听，竟排斥众议，册立武氏为皇后。武后既已得志，便肆无忌惮，乘高宗之昏，窃弄权柄，遍置私人，内杀皇后、萧淑妃，外杀长孙无忌、褚遂良、韩瑗，专作威福，但是高宗要做的事，动辄为他所牵制，不得自由。高宗怒其专恣，尝命近臣上官仪草诏欲废之，竟为武后所胁沮，反诛了上官仪。自此以后，高宗每出临朝视事，武后便随出垂帘坐于其后，外廷政事，不论大小，皆得预闻。高宗昏庸，又都委他裁决，以此天下大权悉归中宫，凡官员之黜陟、刑狱之生杀，都决断于武后之口，天子不能做主，但拱手听命，尸位而已。于是中宫之尊，与天子并，内外臣民称为“二圣”，而威福之柄，不白天子出矣。《易经》上说：“男正位乎外，女正位乎内，男女正，天地之大义也。”《书经》上说：“牝鸡司晨，惟家之索。”自古妇人不与外事，阴于阳位，鲜有不致祸败者。唐自武后专政之后，遂以女主临朝，革唐为周，实开辟以来所未有之大变，然原其始，则高宗一念之嬖爱为之也。是以人君必清心寡欲，贵德贱色，修身齐家，谨于幽独之中，察于燕私之际，使妇不得乘夫，内不得干外，然后君权无旁落，而宗社可常保也。
【原文】
时承平既久，选人益多。是岁，司列少常伯裴行俭始与员外郎张仁祎设长名姓历榜、引铨注之法，又定州县升降、官资高下。其后遂为永制，无能革之者。大略唐之选法，取人以身、言、书、判，计资量劳而拟官。始集而试，观其书、判；已试而铨，察其身、言；已铨而注，询其便利；已注而唱，集众告之。各给以符，谓之告身。
■张居正直解
这一段，是记唐时选法之详。司列少常伯即吏部侍郎。告身即今之诰敕。唐初承兵革之余，人不乐仕，候选者少。到高宗时，天下承平日久，入仕之途渐广，每年应选的人数，比旧增多。是岁，司列少常伯裴行俭与吏部员外郎张仁祎，见人材壅滞，乃调停斟酌，设为长名姓历榜法，以定其留放，引铨注之法，以为之规格，又将州县大小分为八等，因量官资除授，如资望高者，授以上等州县，资望卑者，授以下等州县。自二人更定，此法甚为便利，以后吏部铨选，遂守以为定制，无有能变之者。大抵唐之选法，其取人有四：一曰身，是观其仪状；二曰言，是听其应对；三曰书，是试其书写；四曰判，是考其批判，合是四者，又计其资俸之浅深，量其效劳之多寡，而后拟官以授之。每年十月以里，天下候选人员，皆集于吏部，选至三月而尽。初集则先考试，所谓观其书、判是也，已试而后铨择，所谓察其身、言是也，已铨而后填注，面问其地方相宜、官资相当与否，以注其阙；已注而后唱名，使选者皆集，各以其官告之，于是上问下省审定，请旨奉行，各给敕文，以为符验，叫做告身。其详节如此。盖辨官论材，是朝廷第一要务，固贵处得其当，犹须任得其人。当时裴行俭有知人之明，其详品士类，必以器识为先，而浮华浅躁之流，虽材不取。故唐初以来，掌铨者以为称首，固不专恃立法之善而已。自此以后，铨总之法益密，而伪滥之途益增，至于糊名易书、假手代进，而所谓身、言、书、判者，亦不过文具而已，则任法之不如任人可见矣。
【原文】
上既封泰山，欲遍封五岳，监察御史里行李善感谏曰：“数年以来，菽粟不稔，饿殍相望，四夷交侵，兵车岁驾；陛下宜恭默思道以禳灾谴，乃更广营宫室，劳役不休，天下莫不失望。”上虽不纳，亦优容之。自褚遂良、韩瑗之死，中外以言为讳，无敢逆意直谏，几二十年；及善感始谏，天下皆喜，谓之“凤鸣朝阳”。
■张居正直解
监察御史里行，是官名，如今之试御史。菽，是豆。稔，是熟。殍，是饿死的人。此时高宗仿秦汉封禅之仪，既亲幸泰山，加上于山上以祭天，因欲并封嵩山、霍山、华山、恒山遍周五岳，遂于嵩山之南，营造奉天宫，以为驻跸之所。监察御史里行李善感上疏谏说：“封禅之举，本以天下太平告成功也。今数年以来，天下凶荒，五谷不熟，饿死的人，举目皆是，又四夷都来侵犯，我中国兵车岁岁驾行，不得休息，这等景象，岂是太平！意者天降灾谴，以为言戒。陛下正宜深居内省，端拱静默，思量治道，以消禳灾谴，庶乎天变可回，人心可慰。今乃更事巡游，广营宫室，劳役百姓，耗天下之财力，所在骚然，民不堪命，岂不大失天下仰望之意乎！”这疏内所言，高宗虽未听纳，亦宽容而不罪也。盖自高宗初年，褚遂良、韩瑗二人谏立武后，得罪贬死，由是内外群臣，以言事为忌讳，虽心知其非，未有敢违逆上意而直言极谏者，天下不闻谏疏，几二十年；至是善感始有此疏，天下闻之，莫不喜庆，比于“凤鸣朝阳”。盖凤凰之鸣，旷世而一见，善感之谏，亦数十年而始闻，诚悲其稀阔，幸其仅有，又深叹其难得也。夫言路国家之血脉也，血脉流通，则荣卫调畅，血脉壅塞，则疾病横生。今以言官之常职，比于世所希有之物，此岂盛世之事哉！故惟明主不罪逆耳之言，然后人臣敢陈苦口之说，使言路常通，则政事可无阙失而天下治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