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在上中学（旧制中学）时，我从一本叫作《无线电与实验》的杂志上头一次看到了有关磁性录音的介绍。当时的日本连电唱机都没普及，塑胶或铝质唱片的录音效果欠佳，而且要用钢质的唱针读取唱片，不但音质较差，唱片还容易磨损。而当时的NHK
从德国进口了钢带录音机。这种录音机采用了全新的设计理念，它用金属带作为录音介质。我当时猜想，它的性能应该比我家里的新型“VICTOR”牌电唱机强大得多。
那时正值东北大学的永井健三博士成功研发了钢丝录音机，媒体对此进行了报道。我心想，如果能把自己的声音录下来，那该多么有趣。于是我决心自己打造一部钢丝录音机。正所谓“无知者无畏”，凭着一股年轻人的热情，我买了一些钢琴线，开始埋头钻研。我面临的第一个，也是最大的挑战，便是录音头的设计和制作。我花了一年时间，尝试了各种方法，但都以失败而告终。后来我才得知失败的原因是录音头的间隙过大。声音以电子信号的形式在钢丝上传导，倘若录音头间隙过大，就会导致信号分散。我由于不了解偏压电流的重要性（永井博士则攻克了该难题），因此遭遇瓶颈。当时我所能接触到的书刊杂志都没有讲解这个问题，所以我所掌握的知识非常浅薄。靠着一些基础理论知识和简单的操作技巧，硬是尝试了很久。虽然经历了无数次失败，但我并未灰心丧气。
到了中学的最后一个学年，我向父母和老师表明了我的志愿——第八高等学校（旧制高中，位于名古屋市）的理科班。我的决定让他们目瞪口呆。我的理科和数学成绩的确不错，但综合成绩实在太差。要想考取理想中的理科班，必须提高原先一直忽视的其他科目成绩。周围人并不看好我，还对我说：“你成绩这么差，肯定没戏。”
我明白自身情况，但我心意已决。不出所料，第一次落榜了。于是我成了如今人们所说的“浪人”（复读生）。接下来的一年内，我心无旁骛地埋头学习。在我的人生中，那是我学习最刻苦的时光。通过补习班的学习，弥补了我英语、数学、语文和古典汉语科目的不足。那一整年真可谓寒窗苦读、不闻世事。结果总算是考上了。得益于艰苦努力，我还创造了一项新纪录。由于我中学毕业时的全校成绩排名是180位，因此在那所学校考入第八高等学校理科班的学生中，我属于“历届最差”的。成绩如此后进的学生原本是不可能考入第八高等学校的，但凭借我的决心和复读时付出的努力，硬是使其变为了现实。对我来说，这真是壮举。“只要决心坚定，一切皆有可能”，这是我至今不变的哲学信念。
高中的学习当然并不轻松，而且即便是理科科目，其中也有我完全不感兴趣的矿物学和植物学课程等。对我而言，有的科目实在是枯燥乏味。有段时间，我又重蹈覆辙——徘徊在及格线上下。等到高三时能够选择专业了，我毫不犹豫地选择了物理。之后成绩优秀，我非常喜欢物理，并且很崇拜我的老师。
然而，不管我多么乐观向上和充满热情，也无法改变历史的进程。当时是1940年，前途从未如此凄凉黯淡，世界处于动乱之中。在欧洲，法国对德军投降，英国也遭受了德军的猛烈轰炸。温斯顿·丘吉尔告诫英国民众，他们拥有的只剩“鲜血、苦难、眼泪和汗水”。日本也开始走上军国主义专制的悲剧之路，日本国内的舆论控制日趋严格，媒体只报道对日本军方有利的消息。我们这些学生不要说世界局势，就连本国政治也不甚关心。但日本的军事部门却逐渐掌握了国家大权，1938年，军方发布了动员令。在我刚进大学时，日本侵占了整个亚洲。
日本军方害怕美国及其盟国对日实施经济制裁、停止对日出口石油等天然资源。为了自身的生存，军方力图维持对所谓“大东亚共荣圈”中各国的控制，并且准备在必要时对美开战。日本和世界正面临重大的转折点，而那时的我却只对物理感兴趣。
服部学顺先生是我高中时最为敬爱的恩师，他对我非常好，也对我的一生产生了重大影响。由于我的物理成绩不错，因此服部老师一直关注我的进步，期待我的成长。他也知道我打算在高中毕业后继续进行物理学方面的深造。等到我该填报大学志愿时，我就去找他商量。服部老师当时有几位在大阪帝国大学任教的朋友，其中一位便是八木秀次教授，他发明的“八木天线”为雷达的发展做出了卓越贡献。当时他担任大阪帝国大学的物理系主任。该系还有冈部金治郎教授，他是磁控管的发明者，正是有了这一发明，人类能够制造出超高频电磁波。
有一天，服部老师对我说：“盛田，我有一个东京大学的同学，叫浅田常三郎，目前在大阪帝国大学教书。他是实验物理学领域的优秀学者。我觉得他肯定会对你感兴趣，你暑假时去拜访他一下。我会和他打好招呼的。”
我自然不会错过这样的机遇。一放假，我便直奔大阪，去见那位浅田教授。
我走进浅田教授凌乱的研究室，一见到他，便在心中对他产生了好感。他身材矮胖，眼睛里透射出活力，一口鼻音很重的大阪腔，而且非常健谈，喜欢和别人互开玩笑。他身为教授却平易近人，不摆架子。在当时的日本，教授的社会地位极高，往往受到人们的敬畏，所以不少教授趾高气扬。可浅田教授似乎毫不在意这些，在当时可谓“异类”。我们一见如故，于是决定就读大阪帝国大学，而不是更有名的东京大学或京都大学。可以说，与这位卓越学者的邂逅，正是我确定志愿的原因。东京大学和京都大学的物理系都很强，也有不少日本知名的教授。但在当时的大环境下，他们较为刻板保守。至少在我看来是这样的。
浅田教授带我参观了实验室的每个角落，之后我们促膝长谈。他还对我进行了口头考试，以便了解我的学习情况——做过什么实验、出过什么成果、对什么感兴趣……然后教授为我讲解了他的实验室目前正在进行的研究工作。这让我坚定了跟随他的决心。浅田教授的学术态度严谨认真，当时他着手的实验课题中，有一项是“利用超高压水银灯光束进行电话信号传输”。他亲自为我演示了如何通过声波来调节高能光线的频率。他才华横溢、充满自信，却平易近人、开朗风趣。我十分希望能在他的指导下开展研究。
对于希望认真投入研究的学生和科学实验者而言，当时的大阪帝国大学就是日本物理学领域的圣地。它的理科部门是当时日本最新的，因此拥有最先进的设备和最年轻的师资队伍。学术氛围先进而开放，毫不墨守成规。
对于我弃商科、选理科的决定，父亲感到失望。但他似乎认为，即便我选择了理科，也会专攻农业化学，从而对祖传的酿酒业有所帮助。可我最后却选择了自然科学中最基础的物理学，因为我的兴趣是研究自然界各种现象的成因和机理。父亲对此没有反对，我能肯定，父亲相信我将来还是会继承家业的。在他看来，物理只是我的业余爱好而已。而我有时也会担心，害怕被父亲言中。
但人算不如天算，在我进入大学后，日本已经陷入战争的泥潭中。浅田教授的实验室自然也被海军强制征用，成为军方的研究设施。而我则继续做实验，为了获得更多的实验时间，除了浅田教授的课，其他课我是“能翘就翘”。在我看来，其他教授的课都枯燥乏味。只要看过他们的书或研究论文，即便不去上课，也能知道他们讲的内容。得益于翘课行为，与其他学生相比，我获得了大量的实验时间。浅田教授对我悉心指导，我的学习热情也越来越高涨。不久后，我已经能够充当他的助手，协助他完成海军布置的研究任务。那些任务主要是电子学方面的研发工作，与之前研究的电路和电动装置相比，更为接近物理学的核心。
浅田教授精通自然科学的各个领域，是学术界公认的专家。各大报社经常请他回答各种科学方面的问题。最后他开始负责一个报纸专栏，每周连载一次，阐述最新的研究成果和科技发明，内容则避开机密部分。由于他实在太忙，我作为他的助手，有时便会替他写专栏。有一篇专栏文章是讲原子能的，我记得自己当时是这么写的——“如果以适当的方式处理原子能，便有可能制造出威力惊人的武器”。
但在当时看来，原子能和原子类武器都是科幻般的想法，离实现还很遥远。日本虽然已经有两座回旋加速器，但开发反应堆的速度非常缓慢。据我所知，以当时日本的科技实力，一天只能分离出几微克的铀235。照这样的效率，需要20年才能制造出一枚原子弹。当然，我并不清楚美国和德国的科技实力。至于美国的“曼哈顿计划”，日本更是无人知晓。
如上所述，浅田教授的一部分研究工作是海军分配的项目，而我则是他的助手。因此我有机会和横须贺航空技术研究中心的海军军官接触。当时我临近大学毕业，还没有被征召入伍。有一天，其中的一名军官告诉我，物理系毕业生可以申请短期服役。只要通过考试，就能当上技术军官。我并不想当什么海军军官，但如果日后被强制征兵入伍，那么就会彻底失去自由，还不如自愿报名，以便继续开展我的研究工作。
有一天，一名大佐
为我指了另一条路——海军委托培训生，也就是大学生志愿兵，大二起就能应征。一旦被录取，就会成为职业军官，在海军服役终生。这让我很犹豫，成为军官在当时或许是个不错的选择，但我又不愿意一辈子当兵。大佐又说，不少学物理的短期服役军官会被立刻派往前线，在战舰上执行任务，负责操纵刚刚投入使用的新型雷达和无线电探测器。换言之，如果我申请短期服役，就等于上了战场。即便不送命，也会葬送我的研究生涯。因此当时我面临三种选择——被强制征兵后听天由命；申请短期服役后参加海战；通过海军委托培训生考试，成为职业军官，继续开展研究工作。
那名大佐建议我选择第三条路，即通过考试、领取奖学金、毕业后成为职业军官。这样一来，我就能继续进行研究，并顺利毕业。他说不忍心看到像我这样的科研人才被送到战场。一旦成为海军委托培训生，在接受完基本训练后，就能立刻回到研究中心。“对你而言，这是最保险的办法，”他对我说，“你可以继续从事你的研究，而我们也可以继续用你。”
没过多久，我便做出了决定。在那个不安定的年代，我认为当职业军人是最为稳妥的。我参加了考试，然后被录取。海军每月发给我30日元津贴，还给了我一枚金色的锚徽，别在衣领上。就这样，我成了海军军人，工作内容是继续在大学学习物理。但这样的太平日子并没有持续太久，等我读大三时，战况日益激烈，物理系的学生也和其他民众一样，受到军事部门的直接管辖。我被派到横须贺的航空技术中心分厂执行勤务，也就是所谓的“劳动动员”。当时是1944年的春天。
那里的工作内容出乎我的意料，我住在工人宿舍，每天早上不是赶往研究中心，而是和被征召来的工人们一起去工厂干活儿。命令无法违抗，我只得手拿锉刀，在车间里打磨钢质零件。几天之后，我非常痛苦，觉得不马上离开那里的话，我就要疯了。
那时，日本全国皆是如此。学生被迫停课，从事非军需生产的工人被迫停工，所有人都不得不在军需工厂劳动。大学的理科生也不能例外。后来成为我妻子的龟井良子（当时我还未与她相识）当时也从在读的女校被强制征召至军需工厂，制造“红蜻蜓”训练用飞机的木质机翼部件。由于这段工作经历，她到现在还会灵巧地使用木工工具。那家工厂被炸毁后，她又被分配到一家为伤兵缝制病号服的工厂，后来又转到一家印刷厂，印刷一种在日军亚洲占领区使用的“军票”
。在战争即将结束时，绝大多数学校每周只上一天课，有的学校甚至完全不上课。由于日军战线漫长，需要大量军人，因此日本国内青年男子奇缺，只能让女性去做上述工作。
而我在工厂做了一段时间的苦役后，在毫无解释的情况下，就突然被调到了光学实验室。终于又能发挥自己的专长了，这让我如释重负。那里有海军军官和从摄影学校毕业的技师，而我是其中唯一一个学物理的大学生，我的任务是研究技术上的难题。我当时心想，这可是个好机会，于是打算以调查资料为由，离开无聊的实验室，前往东京。我首先联系了东京物理化学研究所（简称理研）的著名教授辻二郎，佯称自己奉海军上级命令，要求使用理研的图书馆，教授爽快地答应了。接着我向上司提出申请，为了查阅研究所需的文献资料，需要每天去东京的图书馆。可能是我明确而不妥协的态度奏效了，上头立即批准了我的申请。但战争时期的火车又挤又慢，从横滨到东京，单程就得花一个多小时，每天来回实在划不来。于是我在一位小学时的好朋友家中借宿，那位朋友是东京大学法律系的学生，当时已经被征入海军。家中只有他的母亲。平时我从他家出发，到理研查资料。周六则回到自己的宿舍，和同事共度周末。人们常说，“兵油子”在军队里才能混得好。我当时虽然还是个学生，但已经较为谙于此道了。
但我并没有无所事事地混日子。有一次，上头分配给我一个复杂的课题。高空的干燥空气会产生静电火花，从而导致航拍照片上呈现不规则纹路。而我的任务便是想方设法防止纹路的出现。我知道航拍使用的是地图测绘照相机，它有一个很大的胶片盒，拍摄时产生的静电火花时常会影响成像质量。为了攻克该难题，我每天苦心研究。在反复查阅资料和进行实验的过程中，我逐渐搞懂了一些机理。我在暗房中使用大量胶卷，试图模拟出这种火花。我一边不断改变电极，一边对照相机的各个部件和胶片施加各种电压，终于成功模拟出了类似的现象，并且在实验室的同事面前演示。大家非常吃惊，并且有点儿佩服我。接着我撰写了报告书，其中一段是这么写的：
“虽然我在某种程度上成功模拟出了这种现象，但仍未找出其原因和解决方法。光学实验室缺乏相应的设备，无法继续进行实验。浅田教授的实验室拥有最好、最全的设备，我请求领导将我临时调到那里工作。”
一个被劳动动员令征来的学生是否拥有这样的资格，这一时间成了光学实验室的重大议题。为了让上司不至于太为难，我还提出了以下声明：
“我不需要差旅费。实验室在我的母校，我有地方住宿。只要批准我前往那个实验室即可。但实验需要大量成像用的胶片，希望予以领取。”
当时胶片属于稀缺物资，无法在民间买到。只要上司批准，我便能使用母校实验室的新设备，完成该课题。
最后上司同意了我的申请，于是我把大量胶片塞进背包，回到了大学。接下来的时间里，别人在外辛苦，我却有幸过上了学生生活——白天接受浅田教授的指导，晚上睡在父母帮忙租下的公寓里。至于军方的光学实验室，我只要每周递交一份研究报告就可交差。能够按照自己的步调从事创新性的研究工作，对我而言是最幸福的。当然，浅田教授的建议和指导是我的宝贵财富。
这样的工作和生活状态一直持续到“劳动动员”结束的前一周。最后一周，我被要求回到研究中心。然后我在一群高官面前汇报了我的研究成果，他们听得似懂非懂。当时向海军递交的研究报告书，日后写大学毕业论文时也派上了用场。
40年后，也就是1985年，我有机会和当年光学实验室的同事们重聚。席间，他们请我讲话。于是我坦白了当年执意前往大阪母校的动机，对于自己的自私行为道歉。我还说，如果自己的自私行为给同事和上司造成了不便，还请多多包涵。在大家的掌声中，我结束了讲话。结果我的老上司站了起来，说他也想坦白一件事。
就在我背着满满一背包胶片前往大阪的那天，他被他的上司叫去了。那名海军上将对他大发雷霆，骂他是“前所未见的蠢货”。
那样的责骂持续了两小时之久。最后那名上将命令他“把盛田从大阪带回来”。第二天早上，他向上将报告，说准备出发去把我带回来，可上将却不耐烦地挥挥手，告诉他算了。于是我才能一直留在大阪。40年来，我一直不知道自己曾惹出这么大的麻烦，让上司如此为难。这让我更加心生歉意，于是再次郑重其事地道歉。而在座的同事们则在这样的怀旧气氛中开怀大笑。
大学毕业后，我自动转正为海军的职业军官。有一段时间，我不得不在部队中接受实地军训。我当时被派到离名古屋不远的滨名基地，在那里接受了为期4个月的军官训练。训练相当严酷，但也是一个测试自身体能的难得机会。
当时，只有像我这样的理科系学生能够在一段时间内免于被征兵。在早稻田大学攻读经济学的弟弟和昭就未能幸免，成了海军预备役士兵，不得不接受驾驶双引擎轰炸机的训练。正当我毕业后来到滨名基地时，他就在附近的海军丰桥航空基地，每天驾驶飞机飞过我的营房上空。他被分配到夜航轰炸机单位，这真是他的运气。该单位需要接受长时间训练后才能投入战斗，而在训练完结前，日本就已经投降。他的同学中，有的被分配到训练时间较短的战斗机单位，最后加入“神风特攻队”，一去不复返。
我最小的弟弟正明当时还在上中学（旧制中学），可军事部门连这么年轻的孩子都不放过，鼓励他们参军。每个班级的学生几乎都入伍了。当时的日本陷入战争的狂热之中，有的年轻人即便不想当兵，也不敢表达自己的真实想法，只得随波逐流。当时正明十四五岁，他所在的班级全体志愿加入海军。我的父母深受打击，想尽办法劝他改变主意，可他心意已决。正明离家时，母亲流下了眼泪，这一幕让我至今难忘。我送正明到了火车站，然后我也忍不住哭了。幸运的是，他还在接受预备役的初期训练时，战争就结束了。
有一段时间，我们三兄弟都在海军的飞机上。我在参与研发一种红外线探测器，而实际的效果测试必须在夜航飞机上进行。由于三个儿子都在天上飞，母亲曾经一度认为我们无法在战争中活下来。幸运的是，我们三兄弟全都毫发无损地熬到了战争结束。
与美国交战，使日本迎来了悲剧，虽然当时日本国内的媒体一致宣传“西方阴谋论”，指责西欧各国联合打压日本，但与美国开战的消息还是让民众感到吃惊和错愕。20世纪二三十年代可谓事件迭出，日本国内外的政治局势风云变幻。当时我还小，对此并不太了解。但我记得，在我13岁那年（1934年），学校开始要求学生进行军事训练，每周两个小时左右。当时，在我们被灌输的教育中，苏联是假想敌，老师经常说“日苏将来可能会开战”“共产主义是危险思想”“日军占领中国东北是为了抵御共产主义势力的渗透”。
那时候，极端的民族主义分子、法西斯分子和一些青年军官打着“爱国”旗号，在日本国内外制造了几起严重事件。而我父亲对此非常揪心，对日本的未来忧心忡忡。1932年，一帮极端的民族主义分子先是刺杀了两名要员——前大藏大臣井上准之助和三井合名会社理事长团琢磨。同年5月15日，海军中的一帮“少壮派”军官策划暗杀了犬养毅首相，并袭击了内阁大臣官邸及一些大企业的总部，包括日本银行和三菱银行。
面对如此的混乱局面，我们这些老百姓只觉胆战心惊。到了1936年，发生了历史上著名的“二·二六事件”。一伙青年军官占领了首相官邸和陆军总部，杀害了前首相兼内阁大臣斋藤实，还刺杀了陆军教育总监和前大藏大臣，并将侍从长打成重伤。这导致天皇大为震怒，遂动用军队镇压叛乱。最后处决了15名军官和数名民间支持者。
这次军事政变以失败而告终，但财政界人士却因此变得风声鹤唳、人人自危。当时，日本经济陷入了艰难的局面，这也是信奉法西斯主义的青年军官会发动叛乱的原因之一。他们一心救国，却误入歧途。许多日本民众对叛乱军官表示同情。日本人的传统思想认为，即便理想和热情存在谬误，但勇于和强敌抗争，即使最终失败，也是值得同情的。日本人心中的不少英雄形象，都是“不顾生死、敢于亮剑”的人物。
到了20世纪30年代中期，军事部门渐渐掌控了政局。在言论管制下，民众很难畅所欲言。我的父亲每次和友人碰面，总是会谈起日本的将来，并表示出忧虑之情。与法西斯主义者相比，企业家和生意人的思维方式要自由和客观得多，但也只能私下和朋友交流一下，谁都不敢在公共场合阐述自己的想法。
除了被灌输的思想和信息之外，学生可谓一无所知。当时官方口径和事实大相径庭。日本国内媒体一致美化日军侵略中国的行径，但也有人通过各种途径得知了真相，包括日军袭击中国各城市的劣迹、日军在南京犯下的罪行等。我父亲肯定也知道不少“内幕”。但当时的年轻人对这些往往不太关心。比如我，虽然知道日美关系在恶化，但做梦都没想到两国会开战。
我自己做了一个与收音机相连的定时器，每天早上6点，收音机就会用广播节目叫醒我。我清楚地记得，1941年12月8日清晨（美国时间为12月7日），在定时器的作用下，我的收音机自动打开，当时传到我耳朵里的是日军袭击珍珠港的新闻，我简直不敢相信这是真的。当时家中所有听到该消息的人都惊呆了，大家一脸茫然。我下意识地预感到时局的危险。从小到大，我一直知道西方的科学技术比日本发达。比如，当时日本没有金属真空管，只能从美国购买。我做实验时用的真空管就是从RCA
买的。通过接触美国的电影、汽车和电唱机等产品，再加上叔叔对于美国的描述，我对美国的科技实力有所知晓。因此我本能地感到不安，我觉得日本恐怕已铸成大错。
然而，在珍珠港事件发生后的几个星期里，日本国内报纸接二连三地报道日军胜利的消息，日军击沉了两艘号称“无敌”的英军主力舰——“威尔士亲王”号战列舰和“反击”号战斗巡洋舰。到了12月中旬，日军又占领了菲律宾和中国香港。这让我也误以为“日军或许真的挺强大”。
战争开始后，包括我父母在内的日本民众都觉得事已至此，只能屈从现状、支援国家。报纸连篇累牍地刊登美国对日本施加的压力和制裁。美国政府用移民法来歧视日本人，并要求日方归还侵占的中国领土（包括中国东北）。对当时的日本军国主义者而言，中国东北是防止共产主义势力渗透的“缓冲带”。此外，军方在日本国内大肆宣传“‘赤化’
思想的危险性”。
军方控制了日本政府，借天皇的名义下达各种政令。安全局的特警对民众虎视眈眈，稍有不忠、不服从或不敬的嫌疑，便会立刻被带走。当时在东京，行驶在市区的电车一旦经过皇宫周围，乘客就必须在乘务员的指挥下鞠躬行礼。这只是军方控制民众的一种手段，但我们老百姓只能顺从。即便不少人心中持反对意见，也不敢说出口。
结束了为期4个月的军训后，我获得技术中尉军衔，并奉命返回横须贺航空技术中心的光学实验室。之后机构又进行了改组，设立了第二技术中心，其中包括一个全新的部门——光热武器部。该部门的任务是研究热导武器和夜视瞄准装置。上级认为，应该把这种从事全新研究的部门安置在人烟稀少的乡下，以确保安全性，最后把该研究所设在了逗子的一幢大别墅里，我自然也被派到了那里。逗子位于镰仓南部，是一个面朝相模湾的小镇。我们的部门领导是一名大佐，成员则包括几名高级军官、两三名像我这样的中尉，以及数名少尉。我被任命为内务士官，相当于军舰上的甲板士官、企业里的总务科长，虽然听起来是个小官，但其实就是个打杂跑腿的。从提供食物到日常生活中的各种琐事，都属于我负责的事务。虽然工作并不轻松，但别墅周围的环境还是让我感到心旷神怡。该别墅原来的主人是岸清一先生，他是日本体育协会的发起人之一。别墅为西式风格，墙面经过粉饰，有一个中庭，建在一座山的悬崖之下。那座山上有尾崎咢堂
的故居。据说松竹映画社
旗下的大船摄影所在拍西式布景时，经常会把这幢别墅当作素材。我下班后住在旅店的房间里，那家旅店离别墅不远，名叫“海滨旅店”，当时被征用为海军军官宿舍。每天早上，我从旅店出发，沿着海岸步行到别墅上班。那片土地有着海滨度假区独有的宁静祥和，可当时它的上空几乎每天都有美军的B29轰炸机呼啸而过，它们装载着高性能炸弹，去袭击东京、川崎和横滨等拥有工业设施的城市和地区，然后在返航时飞过逗子。这番景象是如此的错位和诡异。
虽然我当时还很年轻，但由于父亲从小对我进行管理方面的训练，所以我好歹能够照料好整个部门。可此时日本已经离投降不远，所以食物短缺问题日益严重。为了处理好伙食问题，我不得不绞尽脑汁。在我的部下中，有一名少尉处事非常机灵，没等我发觉，他已经和当地的一个水产老板搞好了关系。海军军人拥有少量的酒类配给，这在当时属于宝贵的福利。有时我们会拿酒和水产老板交换新鲜的鱼类，以解燃眉之急。然而，面对一群食欲旺盛的年轻军官，这并非长远之计。
于是我心生一计，给家人写了封信，以军邮寄出。在信中，我拜托家里人寄一桶酱油和一桶豆酱，并且贴上“海军航空技术中心公用”的标签。当时盛田合资公司在生产军用物资，包括陆军用的脱水豆酱和海军用的酒精制品，因此上述寄件并不会引起军方的怀疑。当然，我的做法明显是违规的，一旦被发现可不得了，但那时候填饱肚子才是第一位的。我把家里寄来的豆酱和酱油保存在地下室，一旦水产老板那里有货，我便用这宝贵的“秘密库存”和他进行物物交换。多亏了这个办法，即便在最为艰苦的时期，我们这个小集体吃得也还算不错，日子也算是苦中作乐。
当时，日本陆海军和民间科研人员共同成立了科学技术研究会。我隶属于一个研究小组，该小组的课题是开发热能追踪导弹。我们通过开展“头脑风暴”等方式的研讨会，寻求大胆且富有创造思维的解决方案。该小组的民间专家代表中，有一位名叫井深大的工程师。他是一位优秀的电子技术专家，当时自己经营家企业。后来，他对我的人生产生了巨大影响。井深先生比我年长13岁，但我们一见如故、意气相投。当时的邂逅，成就了一辈子的缘分。他是我的前辈、同事、伙伴，也是和我一同创立SONY公司的奠基者。
能够成为该小组的一员，对我而言是莫大的荣誉。环顾四周，皆是业内泰斗。我这个初出茅庐的年轻人，也渐渐地学会了如何与长者相处。为了这个走在时代前列的计划，全体成员一起共事了很长一段时间，其间增进了彼此了解，还萌生了友情，但研发成果却非常有限。毕竟连美国都是在“二战”结束的许多年后才成功制造出类似的武器——响尾蛇导弹。
作为小组中最年轻的一员，我刚从大学毕业，但却是海军方面的代表。那些知名教授和陆军将校有时会问我：“关于这个问题，海军方面有何高见？”一开始真能把我吓出一身汗来。归功于父亲从小的培养，我虽然年纪轻轻，却能够“撑起”这样的大场面，一脸平静地严肃回答道：“海军方面的意见是……”
井深先生在小组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当时有一家叫“日本测定器”的公司，由他担任常务。他设计制造的强力放大器能够探测到地磁场的微量扰动，包括频率为1～2赫兹的信号，并将其放大至600赫兹左右。该放大器被用在反潜装置中，挂载在飞机下方，能够发现水下30米处的潜艇。据资料称，在实际测试中，这种高性能装置曾经在台湾海峡发现了26艘敌方潜艇。但待其投入实战时，战争进入末期，日军已经没有足够的飞机来搭载该装置。美军则节节胜利，对日军占领的西南各岛屿发起进攻，并步步直逼日本本土。再加上连日空袭，日本的飞机制造厂遭到破坏，日本的制空权日渐丧失。
不久后，美军愈发频繁地轰炸东京、川崎、横滨等地的工业和军事设施，连我们所在的三浦半岛一带都拉响了空袭警报。虽然那一带还从未遭受过空袭，但只要警报一响，全员就必须立刻穿上军装、取出消防水泵，进入戒备状态。可在我看来，研究所位于山崖之下，被炸的概率极低。对于驾驶轰炸机的美军飞行员而言，一来轰炸难度极大，二来没有轰炸的理由。我们并非战斗部队，美军甚至不知道我们的存在。当时身为军人，我这样的想法属于“政治不正确”，但道理上绝对说得通。万一被炸，也是偶然性的事故，只能怪自己运气太差。于是，我召集了所有同事，阐述了我的观点。
我当时开门见山地说：“按照海军纪律，只要警报一响，就必须立即起床、穿好制服，在自己的岗位上待命。但我觉得我们被炸的可能性极小，因此以后即便半夜拉响了空袭警报，我也不打算叫醒各位。大家的意见如何？”他们似乎挺赞成我的想法。
“但是，”我又补充道，“万一炸弹落到我们头上，那万事皆休。只能怪自己运气差。”
对于我的分析和结论，大家都平静地表示接受。为了证明自己说到做到，我搬出了旅店，把生活用品都放到了研究所的二楼。这并非什么勇敢行为，而只是客观推断的结果——凡事讲逻辑的美军不可能轰炸这种地方。尤其在那个时候，研究所也无法开展重要工作了。比起半夜被警报吵醒、第二天被睡眠不足折磨一整天，还不如蒙头大睡来得划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