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希腊人

一个偏于地中海一隅、岩石嶙峋的半岛，在不到两个世纪的时间就为我们当今的政治、文学、戏剧、雕刻、化学、物理以及天知道还有别的什么实践提供了完整的框架，这究竟是如何做到的？这个问题许多世纪以来一直困扰着许多人。每一位哲学家一生中不是在这个时间，就是在那个时间，都曾试图找到答案。

受人尊敬的历史学家与化学、物理、天文、医学同仁们不同，对煞费苦心地寻找称之为“历史规律”的做法，他们常常不加掩饰地表示轻蔑，在蝌蚪、细菌、流星领域说得通的事儿跟人类领域可搭不上界。

我或许搞错了，但在我看来，应该有规律可循。的确，迄今为止我们发现的不够多，但也是我们挖掘得不够努力。我们忙于积累事实，却没有时间从中蒸煮、液化、升华、提炼出智慧精髓，而这对我们这种奇特的哺乳动物来说才是真正有价值的。

我战战兢兢地走进这个新研究领域，从科学家的书里扯下两页，提出历史原则如下。

根据现代科学家的最佳知识，当物理、化学元素达到能产生第一个活细胞的最佳比率时，生命（活的存在，与无生命的存在不同）就开始了。

用历史术语说就是这样:

“当所有种族、气候、经济、政治条件以理想比率存在，或在这个不完美的世界里以近乎理想的状态和比率存在时，一种高级文明形式才会看似自发地喷薄而出。”

我用几个反面的观察结果来详细阐述。

只发展到洞穴人脑容量的民族即使在天堂里也兴盛不起来。

伦勃朗是作不出画的，巴赫写不出赋格曲，普拉克西特列斯也雕不成像———如果他们出生在乌佩纳维克附近的爱斯基摩人的圆顶冰屋里，大部分醒着的时间不得不在冰层上盯着一个海豹洞。

达尔文如果在兰开夏郡的棉纺厂谋生，对生物学不会有所贡献；亚历山大·格雷姆·贝尔如果是个没有人身自由的农奴，而且住在罗曼诺夫领地的偏僻村庄里，他也发明不了电话。

在第一种高级文明形式出现的埃及，气候是相当不错，不过，当地居民既不强壮也没有进取精神，政治和经济条件更是一塌糊涂，巴比伦和亚述也不例外。后来移居到底格里斯河与幼发拉底河之间谷地的闪语族既强壮又精力充沛，气候也无可厚非，但政治和经济环境却不尽如人意。

在巴勒斯坦，气候没什么好炫耀的，农业落后，而且除了亚非之间往返的商道外，几乎没有商业。再说，在巴勒斯坦，政治完全操纵在耶路撒冷神殿的祭司手里，个人冒险精神当然得不到鼓励。

在腓尼基，气候无足轻重，民族强壮，贸易条件也不错。然而，国家的经济体制极端不平衡，一小撮船主把持着所有财富，形成严格的商业垄断。蒂尔、西顿两地政府很早就落入首富的手中，穷人被剥夺了合理的谋生手段，变得麻木不仁。腓尼基最终遭受与迦太基同样的、毁灭性的命运，跟统治者的自私短视分不开。

总之，每一个早期文明中心总是缺乏某种必要的成功元素。

公元前五世纪，完美均衡的奇迹出现在希腊，但维持的时间不长。说来也怪，奇迹未发生在本土上，而是发生在爱琴海对面的殖民地。

在另一本书中，我描述了那些著名的岛屿桥梁，它们连接了亚洲大陆和欧洲，自古以来就是埃及、巴比伦、克里特岛商人去欧洲的必经之路。从亚洲向欧洲引进的商品和观念的主要登陆点，就在小亚细亚西岸一个被称为爱奥尼亚的带状地区。

距离特洛伊战争几百年前，从大陆来的希腊部落征服了这块长九十英里、宽只有几英里的狭长山地，建立了好几个殖民城镇，其中最著名的有以弗所、福西亚、厄立特利亚、米利都。就是在这些城镇里，成功的条件终于以完美的比率呈现，促使文明达到如此的高度———在历史上即使是有时被持平，却还从未被超越。

首先，生活在这些殖民地的人是十多个民族中最活跃、最富有冒险精神的精英。

其次，民众从旧世界到新世界，从欧洲到亚洲的来往贸易中获得大量财富。

再者，殖民地政府对大多数自由民实施人尽其才的政策。

我不提气候，是因为纯商业国家里，气候无关紧要。不论日晒雨淋，船照建，货照卸。只要不冷得使港口上冻，湿得让城市发大水，居民们对日常天气预报没多大兴趣。

除此以外，爱奥尼亚的气候对孕育知识阶层十分有利。书和图书馆未出现之前，知识是口头相传，城镇的取水处就成了最早的社交中心和最古老的大学。

在米利都，一年365天中有350天可逗留在取水处，早期爱奥尼亚的教授们把气候优势发挥到极致，使得他们成为所有未来科学发展的先驱。

我们有记录的第一位教授———真正的现代科学的奠定者，是一个来历不明的人。不是说他是银行劫匪或弑亲凶手，从不知名的地方逃到米利都的，只是没人知道他的祖宗是谁。他是皮奥夏人或腓尼基人、北欧日耳曼人（用地道的种族专家的术语来说），还是闪语族人？

这也说明这个米安德河口的古老小城体现了那个时代的国际城市的特点。城市人口（像今天的纽约）缤纷杂陈，人们只以相貌识人，很少追根溯源。

既然这不是数学史或哲学手册，泰利斯的思想就无需在此赘叙，只应提一下的是，他的思想体现了爱奥尼亚对于新思想的容忍。而当时罗马不过是偏僻地区泥泞河道旁的一个贸易小镇，犹太人还囚禁在亚述人领土上，北欧和西欧只是一片狼嗥充斥的旷野。

为了便于了解这段发展如何成为可能，我们必须知道所发生的变化，那是自希腊酋长越过爱琴海，意欲劫掠特洛伊这个富庶城堡后开始的。这些遐迩闻名的英雄仍只是极度原始的文明形式的产物。他们是一群生长过快的孩子，把生活看作一场漫长而荣耀的打闹，充满了兴奋、角斗、赛跑。我们假使不必为赚取面包和香蕉而被迫干着按部就班的工作，也会爱死了那些玩意儿。

这些喧闹的武士与他们的神的关系简单而直接，他们对日常生活中的严肃问题也是这副态度。因为公元前十世纪统治古希腊世界的奥林匹斯山居民带有朴实的人间烟火气。人究竟在何处、何时，又是如何与神分道扬镳的，不得而知。但即便如此，那住在云层后面的列位对匍匐在地面上的臣民的友情也不曾中断过，并且始终沾染了个人亲密的色彩，为希腊宗教注入了独特的魅力。

当然，所有希腊的乖宝宝都被不失时机地告知宙斯是一个威严无比、法力无边的长胡子统治者，有时他会愤怒地挥舞他的闪电和霹雳，让人们觉得到了世界末日。等长大一点，他们自己能看懂古老传说后，便开始意识到那些自幼就耳熟能详的可怕角色的局限性，后者就像在快乐的大家庭里———老是互相恶搞，把凡间朋友的政治纠纷视为自己的事儿，以至于希腊一有争执，天国诸神就斗个不休。

当然，尽管宙斯有这样那样人性的弱点，他仍是最伟大的神，最强有力的统治者，一个得罪不起的角色。但他挺“通情达理”的，这个词的内涵就像华盛顿的院外集团的说客们所熟知的那样。他既然通情达理，只要路子对头，接近他包管没事儿。最精彩的是，他有幽默感，不把他自己或他的世界太当真。

这或许不是神的最高境界，但有着显而易见的好处。古希腊人从未有过清规戒律限定什么是真理，什么是谬误。因为没有现代意义上的“信条”，没有苛严的教理，没有一帮职业祭司倚靠世俗的断头台来强制执行它们，这个国家不同地区的人就可以根据个人喜好来重塑宗教思想和伦理观念。

塞萨利人住在离奥林匹斯山近在咫尺的地方，而阿索皮恩人住在拉哥尼亚湾遥远的村庄里，塞萨利人对那些崇高的邻居自然不像阿索皮恩人那样恭敬有加；雅典人觉得可以直接得到庇护神雅典娜的保护，跟女神的父亲态度随便点没多大关系；阿卡狄亚人的山谷远离主要商道，他们坚定不移地执着于淳朴的信仰，对严肃的宗教持轻浮态度是他们的大忌；至于说福基斯居民，他们靠去特尔斐村朝圣的人养活，毫不犹豫地相信阿波罗（在有利可图的圣地供奉着）是最伟大的神，理应得到不远万里而来，腰包里尚有几个子儿的朝圣者的特别崇拜。

犹太人信奉一神教，这在不久之后使他们独立于民族之林。一神教能够成为可能，那是因为犹太人的生活集中以一个城市为中心，这座城市的强大足以摧毁与之竞争的其他朝圣地，并且几乎连续十个世纪保持着无以匹敌的宗教垄断。

这个条件在希腊不成立。雅典人也罢，斯巴达人也罢，都成不了希腊联邦国家的首都，他们朝这方面的努力只是导致劳民伤财的长期内战。

难怪，一个由这般卓越个体组成的民族能为独立思考精神提供广阔的发展前景。

《伊利亚特》、《奥德赛》有时被认为是希腊人的圣经，其实根本不是那么回事儿，它们只是书而已，不是一整套“圣经”。书中讲述的是某些大英雄的冒险经历，人们认为这些英雄是活着的这一代人的直系祖先。这些书顺带也捎上一些宗教信息，因为神无一例外地总爱在人的争吵中插一杠子，别的事儿可以不做，但观看他们境内少有的拳击赛这种乐趣不能少。

然而，荷马的书也许直接或间接地受过宙斯、密涅瓦或阿波罗的启示，这种事儿希腊人没想过。这些不过是文学作品，是消磨漫长冬夜的美好读物，还可以让孩子们为自己的种族而感到骄傲。

仅此而已。

这是一个知识、精神自由的环境，来自世界各地的船只散发的刺鼻气味弥漫在空气中，东方花团锦簇的织物比比皆是，老百姓吃喝不愁、知足常乐，泰利斯就在这种氛围里诞生了。他在这样的一座城市里工作、教学，最后在这样的城市里死去。如果他得出的结论大大异于他的大部分邻居，别忘了他的理论从未超出一个很有限的圈子。

米利都普通市民对泰利斯的了解正如普通纽约市民对爱因斯坦的了解，爱因斯坦吗，就是那个长头发、抽着烟斗、会拉小提琴的家伙，写了什么一个人穿过一列火车的事儿，周末报上有一篇文章提到过。

这个抽着烟斗、拉着小提琴的怪人掌握着一点真理的火花，最终将推翻（至少是大幅度地修改）上六十个世纪的科学结论，这一点对上百万嘻嘻哈哈的市民来说没多大意义，这些人对数学的兴趣不过是在他们心爱的击球手想颠覆万有引力时的矛盾冲突而已。

古代历史教科书通常印上“米利都的泰利斯（公元前640—前546年），现代科学之父”来回避这个困难。我们几乎可以看到“米利都报”上这样的头版头条：“本地研究生发现真正科学奥秘。”

可是，泰利斯究竟是怎样、何时、何地脱离常轨、另辟蹊径的，我无从告知。有一点可以肯定，他不会生活在知识真空里，不会光从内心感受培养出他的智慧。公元前七世纪，科学领域的许多前沿工作已经做出，已具备大量的数学、物理、天文知识供这些方面的人才使用。

巴比伦的占星师已探索过天空。

埃及的建筑师在金字塔里的小墓室顶上堆放了上百万吨花岗岩，在胆敢这样做之前他们已作了充分的计算。

尼罗河谷的数学家认真地研究过太阳的运行，因而可以预测雨旱两季，为农民提供调节农业生产的日历。

然而，解决了所有这些问题的人们，仍然相信自然的力量是某些神的个人意志的直接表现，相信这些无形的神掌管着四季、星球的轨迹和海洋的潮汐，就跟总统内阁管理着农业部、邮政部或财政部一样。

泰利斯可没把那些神当回事儿。然而，正像当时大部分受过良好教育的人一样，他不屑公开谈论此事。假使水边的水果贩子在出现日食时匍匐在地，因害怕这种不同寻常的景观而乞灵于宙斯，干他甚事，他才不会想法子去说服人家：任何一个具备初浅天体运行知识的学生都能预告在公元前585年5月25日的某一刻，月亮拦在地球和太阳之间，米利都会有几分钟完全陷入黑暗之中。

就在那个著名日食产生的下午，有可能发生了（确有可能）波斯人与吕底亚人的战役，他们彼此因缺乏光亮而停止杀戮，即便如此，他也不相信吕底亚诸神能施魔法突然关闭天光，为了让他们所喜欢的人获胜（此事有先例可循，那就是几年前在阿迦隆山谷进行的某个战役）。

泰利斯已经达到这样的境界（这是他最大的长处），胆敢认为所有的自然现象都是一个永恒意志的表现，屈从于一个永恒规律，完全是神所鞭长莫及的，而那些神永远只是人按照自己形象造出来的罢了。他认为那天下午即使没什么大事，只在以弗所街上有狗咬狗或在哈利卡那苏斯有一场婚宴，日食也在所难免。

他对自己的科学观察进行逻辑性的归纳总结后，为所有受造物定下来一条不可避免的通律，猜测（某种程度上他的猜测是正确的）万物起始于从四面八方包围世界的水，水多半在时间之初就已存在。

可惜我们手里没有任何泰利斯的著作。他有可能把观点写下来了（因为希腊人当时已经从腓尼基人那里学会了字母表），可直接出自于他的文字如今已一页不存。我们对他的了解来源于他同时代人书中一星半点的信息，这些信息表明他私下里是个商人，在地中海各个地区有着广泛的联系。顺便说一句，这在早期哲学家里面司空见惯。他们是“智慧的倾慕者”，但从不对现实视而不见，知道生活的秘密只存在于生活者中，“为智慧而智慧”就跟“为艺术而艺术”或为吃而吃一样危险。

在他们看来，带有好的、坏的、不好不坏的品质的人类就是所有事物的最高衡量尺度。因此，他们利用闲暇耐心研究人这种奇特生物，按照人的本来面目来研究，而不是按照他们认可的模式来研究。

这使得他们能跟同胞们和睦相处，正因如此，比起向人宣扬大同世界之捷径而言更具影响力。

他们很少制定苛严而不容置疑的行为准则。

但他们以身作则，向世人表明对自然力的真正理解必然能换来心灵的平静，而后者则是一切真正的幸福之源。他们用这种方式赢得了人们的好感，因而得到研究、探索和调查的充分自由，甚至被允许在公认是神灵专有的领域里遨游。在泰利斯弥足珍贵的漫长生涯里，一直致力于做这个新福音的先驱。

虽说他把希腊人的世界扯个稀巴烂，把碎片单个儿拿起来研究，虽说他对大多数人自古以来就信以为真的事情表示怀疑，但他仍旧能寿终正寝，至少我们未看到任何记录指责他散布异端邪说。

他开了先例，其余人纷纷效而仿之。

比如克拉佐蒙纳的阿那克萨哥拉就是一个例子。他三十六岁从小亚细亚来到雅典，随后以“诡辩家”或私人教师的身份在不同的希腊城市里生活。他的专业是天文学，教学生太阳不是大家普遍认为的、由神驾驶的天堂马车，而是一个比希腊大千万倍的红色火球。

他发现自己安然无恙，鲁莽没有招来雷劈，于是又进一步大胆阐述月亮表面覆盖了山脉和山谷，最后还暗示有一种“原物质”，自古以来就存在，是所有物质的起始和终结。

不过，说到这个分上，就像后来其他许多科学家将会发现的那样，他踏进了雷区，因为他在讲大家熟悉的东西。太阳和月亮是遥远的天体，普通希腊人才懒得管哲学家想给它们安什么名称呢。但当这位教书先生认为所有物体都是从一种称之为“原物质”的模糊物质发展而来的———他未免走得太远了。这种观点完全与丢卡利翁、皮拉的传说背道而驰，这两位可是在大洪水后把石子变成男人女人而使世界重新住满人类的呀。这个神圣的故事是所有希腊男孩、女孩在幼小的年龄就被告知的，否认它的真实性会对现存社会治安构成巨大威胁，使孩子们对先人的智慧产生怀疑，这是绝对不允许发生的。于是，阿那克萨哥拉成了雅典家长联盟的众矢之的。

在君主制期间和共和国早期，城市的统治者足可以保护一位宣扬不受欢迎的信条的教师，使他免遭阿提卡的文盲农夫的攻击。然而，这段时间的雅典已是一个民主制度十分成熟的城邦，个人自由今非昔比。再说，伯里克利当时在大多数人心目中已经威信扫地，偏偏他又是这个伟大的天文学家的心爱弟子，这下子对阿那克萨哥拉的起诉就成了大受欢迎的、反城邦独裁者的政治运动。

一个名叫狄奥菲特斯的祭司，同时又是人口稠密郊区的行政长官，促成了一项法律的通过，那就是“立即打击那些不信现存宗教或对神圣事物坚持自己看法的人”。根据这条法律，阿那克萨哥拉被投进监狱。不过，最终城市开明的一面占了上风，他在交了一小笔罚金后被允许出狱，移居小亚细亚的兰普萨科斯，在公元前428年，于德高望重的耄耋之年辞世。

这一案例表明对科学理论实施官方压制收效甚微。阿那克萨哥拉虽说被迫离开雅典，但他的思想留下来了，两个世纪后引起一个叫亚里士多德的人的注意，并被后者用作自己许多科学推断的基础。亚里士多德让这些思想快乐地穿越千年黑暗，传授给一个叫阿布勒—瓦利得·穆罕默德·伊本—阿麻德（通常称阿威罗伊）的人，这位阿拉伯医生把它们拿到南西班牙摩尔大学的学生中普及化，再连同自己的观察，记录在数本书中。这些书适时地翻越比利牛斯山脉，抵达巴黎和布伦大学，在那里被翻译成拉丁语、法语、英语。西欧人和北欧人对它们接受得如此彻底，以至于到今日，它们都成了科学入门书的必要组成部分，被看作跟乘法口诀表一样无害。

还是回到阿那克萨哥拉吧，在他接受审判后出生的那一代人里，希腊科学家被允许传授与公众信仰有分歧的教义，到公元前五世纪最后几年里，第二个案子发生了。

这回的受害者是个叫普罗泰哥拉的人，来自于阿卜德拉村的流动教师。阿卜德拉村是希腊北部的爱奥尼亚的殖民地，因为是德谟克利特的出生地而名声欠佳，而德谟克利特则被称为“笑嘻嘻的哲学家”，提出过这样的定律：“一个社会只有以最小的代价为最大数量的人群谋取到最大程度的幸福才是有价值的社会”，因此被视为激进分子，必须始终置于警察的监视之下。

普罗泰哥拉深深地浸淫在这种信条里。他去了雅典，经过多年的研究，提出人是万物的尺度，生命过于短暂，不应把宝贵的时间花在探索不一定存在的神灵上面，应集中能量致力于创建美好而愉悦的生存形式。

这个观点触及到事物的根本，绝对比其他人所说、所写的更能震撼教徒们。再说，那时正是雅典和斯巴达交战的危机时期，长时间的战败和疾病使人们陷入彻底的绝望之中。很显然这时对神的超自然力量提出质疑而触怒他们是不合适的。普罗泰哥拉遭到指控，说他是无神论者，“不信神”，责令他向法庭上交所有的教义。

本来伯里克利可以保护他，可伯里克利已经死了，普罗泰哥拉虽说是个科学家，但对当烈士没兴趣。

他逃了。

不幸的是，在去西西里的路上，他的船出事了，可能溺水而亡，从此再也没有他的音讯。

至于说到雅典暴政的另一个牺牲品———狄亚哥拉斯，他压根儿就不是哲学家，而是一个对神怀有私仇的年轻作家，因为神在一件诉讼案里没有帮助他。他对想象出来的冤情耿耿于怀、无以自拔，最后变得疯疯癫癫，到处发表不敬之辞攻击神圣的奥秘，而那在当时正大大受到北部希腊人的欢迎。他因为这种大逆不道的行为而被判死刑。但行刑前，这个可怜鬼获得机会脱逃了，跑到科林斯，继续谩骂住在奥林匹斯山的仇人，最后平安地死于自己的坏脾气。

终于可以讲希腊历史上有记载的、最臭名昭著的不宽容事件了，那就是对苏格拉底的死刑判决。

只要说起这个世界没啥变化，说起雅典人不见得比后人心胸更开阔，苏格拉底的名字就会作为希腊人不厚道的例子被拽进辩论中。但如今通过对这个案子的详细研究，我们了解得更清楚了，这位才华横溢却惹人讨厌的街头演说家的生涯漫长而不受干扰，这本身就是对公元前五世纪古希腊思想自由气氛的一个直接称颂。

因为，在普通人仍然坚定地相信诸神存在的时候，苏格拉底就已经预言只有一个上帝了。雅典人虽然在他提到他的“守护神”（一个发自内心的、教他如何做如何说的圣灵的声音）时搞不懂他的意思，但非常清楚他对别人顶礼膜拜的偶像不屑一顾，对现存秩序倨傲不敬。不过最后是政治杀了这位老人，而宗教（尽管考虑到大众的利益被拽了进来）与审判结果没多大关系。

苏格拉底是石匠的儿子，石匠家里孩子多，钱很少，所以苏格拉底根本交不起正常大学课程的学费。当时的哲学家都很现实，常常一门课程要价高达两千元。再说，对年轻的苏格拉底来说，纯知识和无实用性的科学是浪费时间和精力。他认为，假如一个人有良知，不懂几何也没关系，彗星、行星的本质特征对灵魂的拯救无益。

他是个衣袍破旧、相貌平平、个头矮小、塌鼻子的家伙，白天混迹于街角跟游手好闲者拌嘴，晚上回家挨老婆的训（老婆不得不靠给人洗衣来养活一大家子，因为丈夫把谋生当作无聊琐事而不闻不问）；他还是多次参加战役和远征的、受人尊敬的老兵，雅典市政议会的前议员。偏偏就是这么一个人在他那个时代的众多教师中被单挑出来为自己的理念受死。

苏格拉底以痛苦的代价为人类的知识和进步做出巨大贡献，为了理解他为此而死的原因，我们必须知道那个时代雅典的政治气候。

苏格拉底在漫长的一生中（他被处死时已年逾七十）都在试图告诉周围人他们在浪费机会，他们的生活空虚而浅薄，他们把太多的时间花在虚无的快乐和过眼烟云的胜利上，他们总是为了寥寥数小时的虚荣和自我满足把伟大神秘上帝赋予他们的神圣天赋糟蹋掉。他对人类的高贵命运深信不疑，不惜打破所有古老哲学的桎梏，甚至比普罗泰哥拉走得更远。后者宣称“人是万物的尺度”，而苏格拉底则宣扬“人类无形的良知是（应该是）万物的终极尺度，命运不是神而是人自己塑造的”。

苏格拉底在决定他命运的法官（精确地说共有五百人，由他的敌人精心挑选出来的，其中还有能读会写的人）面前发表的演说，不论是对同情他的，还是反感他的听众来说都极为轻松愉快而通情达理。

“世上没有人，”这位哲学家争辩道，“有权利告诉别人该信什么，或剥夺别人按自己心愿思考的权利，”他继续道，“一个人只要对得起自己的良心，他所做的一切无需得到朋友的赞同，他无需有钱，有家庭，甚至无需有住的地方。但是，不对一个问题的正反两面进行深入全面的研究是无法得出正确结论的，因此，人们应该有机会完全自由地、不受当局干扰地探讨所有问题。”

对被告来说不幸的是，这恰恰是在错误的时机发表的错误言论。自伯罗奔尼撒战争以来，在雅典的贫富之间、劳资之间出现了尖锐的矛盾。苏格拉底属于“温和派”———一个对政府的两种制度的利弊看得很清楚的开明人士，想找到一种叫所有理性人士都满意的折衷方法。这当然让他两头都不讨好，只是双方正斗到胶合状态，无暇腾出手来整他。

等到了公元前403年，民主党大获全胜，完全掌控了政府，赶跑了贵族党，苏格拉底离死期也就不远了。

他的朋友知道这点，劝他趁早离开城市，不失为一个很明智的做法。

对苏格拉底来说，敌人和朋友一样多。大半个世纪里，他一直是个口头“评论员”，一个聪明绝顶、忙个不停的家伙，其最大嗜好就是揭穿一些人的伪装和思想骗局，而这些人一向把自己看成雅典社会的中流砥柱。结果是人人都知道他，他的名字在希腊东部家喻户晓，他早上说了什么有趣的事儿，到晚上全城人都知道。有人把他写进了剧本，在他被捕入狱后，阿提卡所有的居民都对他一生的所有细节了如指掌。

那些主要审判官（像令人尊敬的谷物商人，尽管是个文盲，但对诸神的意志却一点不含糊，因此在控诉他时叫嚣得最凶）坚定不移地相信把这个高度危险的所谓“知识分子”消灭掉，那是对社会做的大好事，这种人的说教只会在奴隶中产生懒惰、犯罪和不满。

有趣的是，即使在这种处境下，苏格拉底仍以精彩绝伦的口才为自己作了辩护，以至于大多数陪审员都愿意放他一马，并建议只要他不再争论不休、评头论足，让人家耳根清净，不再揪住人家的偏好不放，不再处处怀疑，他就能得到赦免。

可苏格拉底置若罔闻。

“做不到，”他叫道，“只要我的良心还在，只要我内心那个小声音还在命令我继续告诉人们通往理性的真正道路，我就抓住我碰到的每一个人，把我心中所想的告诉他，不管我会遇到什么后果。”

到这个分上，人们别无他法，只能判他死刑。

苏格拉底有三十天的缓期。一年一度去得洛斯岛朝圣的圣船还未返航，按照雅典的法律，这期间不能行刑。在整整的一个月中老人安静地呆在囚室里，尽力完善自己的逻辑体系。他有多次机会逃走，但都拒绝了。他活够了，已完成自己的使命。他累了，已做好离世的准备。直到死刑的前一刻，他还在跟朋友聊天，试图传授他所坚持的真理，要求他们把心思从物质世界转向精神世界。

然后他饮下毒鸩，睡在卧榻上，用长眠来结束以后的辩论。

他的门徒因害怕公众的愤怒，觉得最好停止以前的活动。这段时间持续并不长。

结果一切都那么风平浪静，他们又返回故里，重操公开讲学的旧业，在那位老哲学家死去十几年后，他的学说反而比过去更普及流行。

当时，这座城市也经历过了最困难的时期。争夺希腊半岛领导权的战争已经结束五年了，战争以雅典惨败、斯巴达全胜而告终。典型的肌肉战胜头脑。不用说，这也长久不了，斯巴达人没写过一行值得纪念的文字，没为人类知识贡献过一条理论思想（除了某些战术还运用在现代足球以外），他们认为把对手的城墙推倒，把雅典舰队打得只剩十几条船，就算万事大吉了。但雅典人一直未失去聪颖敏锐的头脑，伯罗奔尼撒战争结束十年后，古老的比雷埃夫斯港又云集了来自世界各地的船只，雅典的将军们又成为希腊联合舰队司令在战场上冲锋陷阵。

另外，尽管伯里克利未得到同时代人的赏识，但正是他的努力把这座城市变成世界知识文化之都，基督诞生之前四世纪的巴黎。无论你在哪儿，罗马、西班牙还是非洲，只要花得起让儿子接受时髦教育的钱，即使儿子被允许到卫城周围的学校走访一趟，那也是极露脸的事儿。

因为这个我们现代人很难真正理解的古老世界把生存看成严肃的事情。

在早期基督教敌视异教文化的因素影响下，人们的普遍印象是罗马或希腊的普通民众道德沦丧，崇拜乱七八糟的神，除此之外，醒着的时间就是举行豪宴，喝大桶的萨勒诺酒，听埃及舞女温言软语，有时为了打打岔儿而奔赴战场屠杀无辜的日耳曼人、法兰克人和达契亚人，把嗜血当作乐趣。

当然，在希腊，更多是在罗马，确有很多商人和战争贩子大肆敛财，根本不把苏格拉底在法官面前表明的伦理思想放在眼里。这些人因为家财万贯，人们不得不容忍他们肆意妄为。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就能得到社会的尊敬，或被看作那个时代文明的可敬化身。

我们挖掘出埃帕弗洛狄特斯的豪宅，这家伙是帮助尼禄劫掠罗马及其殖民地的那伙人中的一个，他聚敛了数以百万的财产。当我们参观这个老奸商的住宅的废墟时，面对这用不义之财修筑的四十个房间的宫殿，只会摇头感叹：“太堕落了！”

于是我们坐下来阅读爱比克泰德的著作，他是那个老恶棍的家奴，我们发现阅读带给我们的是一颗无比高贵、深远的灵魂。

我知道对他人和别国妄下定语是最平常不过的室内消遣，但不要忘了哲学家爱比克泰德，他跟皇帝的马屁精埃帕弗洛狄特斯一样也是那个时代的代表，那个时代对神圣的追求跟两千年后的今天一样强烈。

毫无疑问，他们的神圣与今天供奉的大相径庭，基本上是欧洲人想出来的，跟东方人没关系。但把这种神圣当作最高尚、最理想的东西来追求的“野蛮人”就是我们的祖先，他们逐步形成了一套生活哲学，如果我们同意清白的良知、简朴直白的生活、健康的身体、适度充足的收入是幸福与满足的最佳保证的话，那么，他们的生活哲学就是非常成功的。这些人对灵魂的未来没有太大兴趣，他们认为自己是特殊的哺乳动物，倚仗对智慧的运用，远远高于匍匐在这个世界上的其他生物。如果说他们也口不离“神”，那就跟我们使用“原子”或“电子”或“乙醚”这些字眼差不多。万物的开端总得有个名称，但在爱比克泰德的口中，宙斯跟欧几里德数学题里的x或y一样，价值可大可小。

生活是这些人感兴趣的，接下来就是艺术。

他们研究的是各式各样、变化无穷的生活，运用苏格拉底创造并已普及的推理方法，研究取得了辉煌的成果。

在他们追求完美精神世界的过程中由于过分热心而陷入荒谬的极端，令人感到遗憾，但那也是人性使然。不过，柏拉图是所有古代教师中唯一一个为追求纯粹的完美世界而宣扬不宽容教义的人。

众所周知，这位年轻的雅典人是苏格拉底的心爱弟子，也就成了他的言论整理者。

凭借这种资格，他收集了所有苏格拉底的言论和思想，编成系列对话，真可谓《苏格拉底福音集》。

完工后，他开始诠释导师某些含混不清的教义，为此撰写了数篇才华横溢的论文，还开设了数门课程把雅典的公义观传播到阿提卡疆域之外。

这些事他做得如此投入、如此无私，简直跟圣保罗有得一比。但圣保罗的一生可以说是历经艰险，颠沛奔走四方才把上帝的福音带到地中海的各个角落；而柏拉图则没离开过自家花园舒服的靠椅，他等着世界上门来寻他。

他能做到这点，得益于出身的优越和独立拥有一笔财产。

首先，他是雅典公民，通过母亲能追溯到梭伦竟是他的先人。他一成年就继承了一笔财产，以他对生活的简单要求来看绰绰有余。

其次，他能言善辩，人们乐意千里迢迢来到爱琴海，只为了能在柏拉图学园听几次讲座。

别的方面，柏拉图也像他那个时代其他年轻人一样，参过军，但对军事没有特别的兴趣；从事过户外体育运动，是个不错的摔跤手，勉强还说得过去的跑步运动员，但在运动场上从未特别扬名；也像那个时代大多数年轻人一样，花大量时间到境外旅游，越过爱琴海，步他著名祖先梭伦的后尘对北埃及作了一次短期拜访。随后，他返回家乡，连续五十年安静地躲在快乐花园树荫遮蔽的角落里教授他的学说，这个花园坐落在雅典的郊区，凯斐萨斯河畔，被称作柏拉图学园。

他起先是研究数学的，后来逐步转向政治，在这个领域为我们现代政府理论奠定了基础。从心底里，他是个坚定的乐观派，相信人类会逐步进化。他传授道，人的生活会从低层次向高层次发展，世界从美丽的形体过渡到美丽的制度，从美丽的制度发展到美丽的思想。

这写在羊皮纸上倒是很赏心悦目，但当柏拉图想制定出他这个完美国家所依据的基本原则时，他对正义的热情和对公平的渴望太强烈了，导致他对其他考虑置若罔闻。他的共和国在那些纸上谈兵的乌托邦制造者看来是人类完美的最高境界，可实际上是一个奇怪的政治实体，精妙地体现了而且一直体现着退伍上校们的偏见，这些人享受着个人收入带来的舒适，喜欢混迹于政界，对底层人深深地不信任，唯恐后者忘了“他们的身份”，也想分得一些本应由上层人士独享的特权。

不幸的是，柏拉图的著作在西欧中世纪学者那里大受推崇，借他们之手，这个著名的共和国成了向宽容开战的可怕武器。

这些饱学之士忘了一点，那就是柏拉图结论的前提与流行于十二、十三世纪的那些大相径庭。

比如，柏拉图从来不是基督教意义上的虔诚信徒。他从来瞧不起他祖宗的神，把他们当作从遥远的马其顿来的、没有教养的土包子。特洛伊战争史中叙述的种种神的丑事，他都深以为耻。但随着年龄增长，随着他在他那小小的橄榄园久坐不起，对故乡的各个小城邦之间的争论深感恼火，并目睹了古老民主理想的彻底失败后，他确信老百姓需要某种形式的宗教，不然的话，想象中的共和国就会蜕变到混乱的无政府状态。于是，他坚持他的模范社会的立法机构必须为所有公民制定固定的行为准则，不惜以死亡、流放或囚禁为惩罚来强迫自由民和奴隶遵守。这听上去绝对否定了博大的宽容精神和苏格拉底为之英勇奋斗的良知自由，而那正是它的意图。

态度改变的原因不难理解，苏格拉底毕竟生活在人群里，柏拉图则不食人间烟火，远远地逃离这个丑恶、不愉快的世界，躲入自己的白日梦里。他比谁都清楚他的理想实现的可能性完全没有。无论在现实还是在想象里，独立小城邦的日子一去不复返了。中央集权的时代开始了，整个希腊半岛很快并入辽阔的马其顿帝国，该帝国从马里查河岸一直延伸到印度河岸。

但在征服者的魔爪伸向古老半岛上那些不守约束的民主城邦之前，这个国家产生了世界上最伟大的文明贡献者，这使整个世界对现已衰落的希腊民族欠下了永久的人情。

我当然指的是亚里士多德，来自斯塔吉拉的神童，一个在他那个时代无所不通的人，为人类知识总量做出了如此丰富的贡献，以至于他的书成为知识的源泉，欧亚连续五十代人尽情盗取也未见那种纯学问矿脉枯竭。

十八岁的亚里士多德离开马其顿的故乡，去雅典柏拉图学园听讲。毕业后，他四处巡游讲学，直到公元前336年才回到雅典开办自己的学校，其学校所在的园子就在阿波罗神庙旁边，学校名称叫吕克昂学府，吸引了世界各地的学生慕名而来。

奇怪的是，雅典人并不热心在自己的城墙内增加学府的数量。这座城市终于开始丧失古老的商业重要性，她所有精力充沛的市民都搬到亚历山大城、马赛和南部、西部其他城市去了，留下不走的不是太穷就是太懒，他们保守而迂腐，是古老而混乱的自由民群体的残余分子，这些人是这个苦难深重的共和国的光荣，但也导致了共和国的毁灭。对柏拉图果园里的“鬼花样”他们没什么好感。若干年后柏拉图最著名的弟子回来教授更令人难以容忍的教义，阐述世界的起源和神的局限性，这些遗老遗少们一本正经地摇着头，嘟囔着发出阴沉的威胁，认为这家伙已把城市变成了自由思想和不信教的代名词。

假若他们有能耐，早把这家伙赶出去了。但他们很明智地缄默不语。因为这个近视而矮胖、以在书籍和服装上品味高雅而著称的绅士，在当时的政治生活中可不是一个无足轻重的因素，决不是那种雇几个打手就能打发出城的寒碜教授。他可是马其顿宫廷御医之子，跟皇子们一块长大，尤其是，他一完成学业就成了太子的老师，八年相伴在年轻的亚历山大身边。他享受着世界上最有权势的统治者的友谊和保护，掌管希腊诸省的摄政王在皇帝去印度前线的那段时间里小心地看护着他，生怕这位皇帝陛下的挚友有个三长两短。

然而，亚历山大逝世的消息一传来，亚里士多德的性命就岌岌可危了。他没忘记苏格拉底的遭遇，不想重蹈覆辙。他像柏拉图一样，小心翼翼地不把哲学和实用政治混为一谈。但他对民主政体的厌恶以及对民众自治能力的不信任人人皆知。就在雅典人在暴怒之下赶走马其顿卫戍部队的时候，亚里士多德越过埃维亚岛移居卡尔奇。

马其顿重新收复雅典并惩治了叛乱的前几个月，亚里士多德撒手人寰。

事情发生的年代如此遥远，我们很难再发现指控亚里士多德不敬虔的确定依据，但在这个充斥着业余演说家的国度里，他的情况一如既往地，避免不了地跟政治纠葛在一起，他不得人心是因为他无视当地几个选区头儿的偏见，而不是发表了什么骇人听闻的异端邪说，给雅典招来了宙斯的报复。

这些都已变得无关紧要。

小独立共和国的灭亡指日可待。

不久，罗马人继承了亚历山大的欧洲遗产，希腊成为他们的行省之一。

口水战就此打住，罗马人在大部分事务上比黄金时代的希腊人更宽容，他们任凭臣民想其所想，条件是只要臣民不对某些政治上的权宜之计提出质疑，自古以来这些政治原则就是罗马帝国保国安邦、促进繁荣之本。

不过，微妙的区别仍然存在，激励西塞罗同时代人的思想与伯里克利这种人的追随者奉为神圣的理想不可同日而语。古希腊领导人的宽容建立在经过数世纪认真实践和思索而形成的确切结论上，而罗马人则认为他们不需要预备性研究，他们压根儿不关心这类事，并以此为自豪。他们注重实际，是行动家，从骨子里瞧不起理论。

假如其他人愿意把下午时间花在老橄榄树下，讨论政体理论，或月亮对潮汐的影响，就让他们去吧。

假如这些人的知识有实用价值，那倒另当别论。要不然，就跟歌唱、舞蹈、烹饪、雕塑、科学一样，这种把什么都哲学化的勾当还是留给希腊人和其他外国人去做吧，朱庇特创造这些人那是慈悲心怀，一个真正罗马人不屑做的事情就可以交给他们去做了。

罗马人可以专注于对不断扩大的疆土进行管理，他们可以训练必要的外籍步兵和骑兵团保卫外省，勘测连接西班牙和保加利亚的道路，总之可以把精力投放到维持数百部落和国家之间和平的事业上去。

让我们还是把荣誉称号冠给当之无愧者吧。

罗马人的这项工作做得太彻底了，以至于直到今日，他们建立的制度仍以这种或那种形式存在着，这本身就不是一项微不足道的成就。只要缴税及时并对罗马皇帝制定的几项行为准则保持表面上的敬意，臣属部落的自由度就相当大。他们爱信谁就信谁，崇拜一个神、一打神、满满一庙堂的神都行，无所谓。但无论选择信仰哪路神仙，世界帝国中这些五花八门的臣民要记住一点，罗马的和平依赖于开明运用一条原则，那就是“你活也得让人家活”。无论什么理由，他们不得干扰邻居或境内的外乡人。间或自己的神受到了侮辱，也不应该冲到地方行政长官那儿去讨个说法，“因为，”提比略皇帝在一次值得纪念的场合说道，“如果神认为他们遭遇到不平之事，他们自己肯定会摆平的。”

寥寥几句宽慰的话就把类似的案件撤了，人们被要求到法庭外解决个人见解问题。

要是一群卡帕多西亚商人决定在哥罗西人中定居，他们有权带上自己的神，并在哥罗西城建自己的神殿；要是哥罗西人出于类似理由移居到卡帕多西亚人的地盘上，他们也应该有同样的特权，具有同等的敬拜自由。

有人说罗马人抱有这种高高在上的宽容态度是因为哥罗西人也罢，卡帕多西亚人也罢，以及其他生活在拉丁姆之外的野蛮部落也罢，他们都不放在眼里。或许有道理，我不知道。但事实是五百年来，一种几乎完全的宗教宽容政策在广袤的欧、亚、非洲开化和半开化地区严格地执行着，罗马人开发了一项治国之策，以最小的摩擦产生最大的实效。

在许多人眼里，这就是太平盛世，相互之间的忍耐状态将永恒不变。

可是，没有永恒不变的东西，尤其是靠武力建立的帝国更不可能。

罗马征服了世界，但在征服的同时也在毁灭自己。

年轻战士的白骨裸露在上千战场上。

几乎五百年来，精英头脑都耗在管理帝国殖民地的巨大工作上，这个帝国从爱尔兰海一直延伸到里海。

不良反应终于产生了。

罗马的身心都在这项不可能做到的工作上消耗殆尽：以一城之力统领整个世界。

可怕的事发生了。所有人活得腻味了，失去了生活热情。

他们拥有所有的乡间别墅、所有的城市住宅、所有游艇和马车，要多少有多少。

世界各地的奴隶他们也是应有尽有。

他们吃尽山珍海味，看遍世间所有，听够奇闻轶事。

他们尝遍人间美酒，走遍各地，玩遍从巴塞罗那到底比斯的所有女人，有文字记载的所有的书在他们的图书馆都能找到，绘画艺术上的至臻佳作都在他们墙上挂着呢，整个世界最出色的音乐家在他们席间献艺。小时候，他们受教于最好的老师，能教的都教给了他们。结果是美酒珍肴变得索然无味，所有书籍变得枯燥无聊，所有女人都魅力全无，生存本身已成为负担，一旦有说得过去的机会可利用，许多人就会毫不迟疑地把生命抛弃。

只有一件事可以给人带来慰藉，那就是对神秘而无形事物的冥思遐想。

可是古老的神多年前就消亡了。有点头脑的罗马人早不把愚蠢的、有关朱庇特和密涅瓦的童谣当回事儿。

虽然有一些哲学体系：伊壁鸠鲁学说、斯多葛派、犬儒主义，都在宣扬慈善、克己、无私而有用生活的美德。

但是，这些学说都很空洞。它们在芝诺、伊壁鸠鲁、爱比克泰德、普卢塔克的书中倒是阐述得头头是道的，这些书在任何一个街头小店的图书室里都能找到。

从长远来看，纯理性套餐缺乏必要的营养。罗马人开始叫嚣需要在他们的精神食粮中加入一些“情感”成分。

就这样，纯粹的哲学“宗教”（如果我们把宗教与对有用而高尚生活的向往相提并论的话，这确实可以称为宗教）只迎合了小部分人，这些人几乎都属于上层阶级，因为只有他们能享受到希腊名师的个别辅导。

对大多数老百姓而言，这些精心构思的哲学一无是处，他们也发展到一个阶段，认为古代神话大部分都是粗鲁而轻信的祖宗孩子气的杜撰，但他们不能像据说在智力上高于他们的理论家那样对所有神的存在都一概否定。

于是，他们像所有接受过半吊子教育的人在这种情形下所做的那样———对共和国官方的神阳奉阴违，然后从其他许多秘密仪式宗教中选一个，从中获取真正的宽慰和幸福，这些宗教在过去的两个世纪里在这个坐落在台伯河两岸的古城受到诚挚欢迎。

我前面用过的“秘密仪式（mystery）”这个词来自希腊。原义为“正式会员”的聚会，就是说入会的男男女女对只有真正会员才知道的神圣奥秘“守口如瓶”，决不背叛。这种神圣奥秘像大学兄弟会的魔咒或海鼠独立会的符咒一样把人们凝聚在一起。

在公元一世纪，秘密仪式不过就是一种特别形式的崇拜、一种教派、一种教会。假如一个希腊人或罗马人（请原谅时间上有点对不上号）要离开长老制教会去基督教科学教会，他会告诉邻居他去了“另一个秘密仪式”。因为“教会”、“苏格兰教会”、“上帝之家”这些词在相对近代才出现，那个时代还不曾有。

如果你对这个议题尤其感兴趣，希望知道罗马所发生的一切，下周六去买一份纽约报纸吧，随便哪份报都行。你会发现四五个栏目都是有关新教派、新秘密仪式的通知，都是从印度、波斯、瑞典、中国和其他许多国家进口的，都允诺给人健康、财富和永生。

罗马跟我们自己的大都市非常相似，充斥着进口和地产宗教。这座城市的国际性特点使得这种现象成为必然。有从小亚细亚北部青藤覆盖的山坡上而来的西布莉教，弗里吉亚人尊西布莉为众神之母，崇拜仪式包括有不体面的狂欢喧闹。他们闹得太凶，罗马警察只得反复关闭西布莉神庙，后来干脆颁布苛严的法令，禁止扩大宣传那种鼓励公众酗酒乃至更恶劣行为的信仰。

矛盾重重、神秘莫测的古老国度埃及为罗马贡献了半打异教神祇。奥西里斯、塞拉皮斯、伊希斯的名字对罗马人来说就跟阿波罗、得墨忒耳、赫耳墨斯的名字一样耳熟能详。

至于说希腊人，早在数世纪之前就已给世界提供了抽象真理的初始体系和实用的行为准则，那是基于美德的。现在根据外乡人偏好烧香、崇拜偶像的特点，他们呈上遐迩闻名的阿提斯教、狄俄尼索斯教、奥菲斯教、阿多尼斯教，所有这些教派从公共道德意义上来说都是经不住推敲的，但赢得了众人的热捧。

一千年来频繁光顾意大利海岸的腓尼基商人让罗马人见识了他们伟大的神巴力（耶和华的头号敌人）和他的妻子阿斯塔蒂，为了这个奇特的女神，所罗门在晚年竟不顾他的忠实臣民之震惊，在耶路撒冷的中心修筑“高坛”。在长期争夺地中海霸主地位的过程中，这位可怕的女神一直被认为是迦太基城的官方庇护神，到后来所有她在亚洲、非洲的庙遭到了毁坏，她又返回欧洲———换上了庄严娴静的基督圣贤的形象。

但是，有一个神最重要，因为他在士兵中知名度很高，从莱茵河口到底格里斯河发源地，他破损的雕像在古罗马边境的任何废墟堆里都能找到。

这就是伟大的密特拉神。

据我们所知，密特拉是亚洲古老的光明、空气、真理之神，在里海低地平原受人崇拜，当时我们最早的祖先占领了那些丰饶肥美的牧草地，做好在山川河谷定居的准备，那些山川河谷就成了日后的欧洲。对当地居民来说，他是一切美好事物的恩赐者，他们相信世上统治者能够行使权力均出自他无所不能的意志。因此，他有时会赐给高官一缕那始终环绕他自己的天火，作为神恩的标志。虽说他如今消失了，早已被人遗忘，但中世纪那些顶着光环的善良圣贤让我们想起数千年前开始的古老传统，那时候教会还不知道在哪儿呢。

尽管他受推崇的时间漫长得不可思议，但很难准确地重构他的生活。理由很充足：早期基督教传教士对密特拉神话恨之入骨，远远超过对普通异教的仇恨。在内心深处，他们深知这个印度神是最大的竞争对手。因此，他们尽一切可能把提醒他存在的东西销毁，这项工作做得如此成功，人们再也找不到密特拉神庙，任何文字记载踪影全无，难以想象这个教派在罗马盛行了近五百年，就像如今在美国的长老制循道公会一样流行。

然而，幸亏当时还未发明火药，某些废墟尚未完全被摧毁，经过对这些废墟的仔细研究，并在来自亚洲的资料的帮助下，我们能够扫除原先的障碍，对这个有趣的神以及他所代表的东西有一个较准确的看法。

故事是这样说的，很久很久以前，密特拉神秘地从石头里出生。当他还在襁褓中的时候，几个牧羊人过来拜谒他，并带来让他高兴的礼物。

孩提时代的密特拉经历过各种奇特的冒险。许多冒险故事让我们想起让赫拉克勒斯大受希腊孩子们爱戴的那些事迹。不过，赫拉克勒斯往往很残忍，密特拉则总是行善。他曾经跟太阳摔跤，赢了太阳，对自己的胜利表现得不以为意，因而跟太阳成了兄弟，以至于别人老把二者混淆起来。

当邪神降下旱灾，威胁人类生存的时候，密特拉用弓箭射中岩石，看啊，涌泉冲向龟裂的田地；当阿里曼（这是头号恶敌的名字）想用可怕的洪水达到他的险恶目的时，密特拉听说了，通知了一个人，吩咐他造一条大船，带上亲属和牲畜，使人类免遭灭绝之灾。终于，在尽力争取把世界从愚蠢造成的后果中拯救出来后，他被带到天堂，永久性地管理公义者。

想加入密特拉教派的不得不完成一套复杂的入会仪式，必须吃掉仪式性的面包和酒，以纪念密特拉和他的朋友太阳吃的那顿著名的晚餐。接着，还得在圣水盆里洗礼，还要举行其他许多我们不是特别感兴趣的仪式———因为这个宗教早在一千五百多年前就已经绝迹了。

一旦进入教会，信徒们受到绝对平等的待遇，他们在同一个烛光祭坛前祈祷，一起唱圣歌，一起参加每年十二月二十五日的节日，庆祝密特拉的生日。另外，每星期的第一天大家都不工作，这一天我们甚至在今天也为了荣耀神而称为礼拜日。他们过世后，被整齐排放在墓地里，耐心地等待最后的复活日，到那一天，好人得到公正的回报，恶人被投进永恒不灭的烈火中。

不同秘密教派的成功，以及密特拉教在罗马军队里的广泛影响，都说明人们对宗教不是无动于衷。的确，帝国的头几百年是一个混乱动荡的时期，人们一直在探索满足大众情感需要的东西。

可是，在公元47年发生了一件事，一只小船离开腓尼基驶向帕加城，那里是通往欧洲的陆路交通的起点。小船上有两个没有太多行李之累的乘客。

他们的名字叫保罗和巴拿巴。

他们是犹太人，但其中一个持有罗马护照，精通非犹太人的智慧。

这是一个值得纪念的旅程开端。

基督教开始征服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