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格拉底去世的时间是能够确定的，因为有明文记载，他在公元前399年初春（雅典官历为400年或399年）被处以死刑，而关于他的确切出生日期还存在一些无关紧要的争议。公元前2世纪的编年史家阿波罗多罗斯（Apollodorus，公元3世纪的传记作家第欧根尼·拉尔修[Diogenes Laertius]曾经引用过他的著作）很肯定地指出，苏格拉底出生在公元前468年的5月初（接近雅典官历的469年或468年），但在柏拉图的书中，苏格拉底有两次说到他被判死刑的时候正好是70岁 。要么是苏格拉底当时只有69岁，而柏拉图故意把他说成就快70岁了，要么是阿波罗多罗斯确定的出生日期（从400年或399年往回推70年算出来的）晚了一年或者两年（大多数学者也这样认为）。根据官方起诉书的记载（第欧根尼·拉尔修曾引用过），苏格拉底的父亲叫索福洛尼克斯（Sophroniscus），住在阿洛佩克（在雅典城的南面）。在《泰阿泰德篇》中（149a），柏拉图提到，苏格拉底的母亲叫菲娜丽特（Phainarete），是个身材魁梧的接生婆。他母亲的名字（字面意思是“有启迪的品性”）和职业正好符合苏格拉底自愿承担的角色，即充当他人思想的助产士 。不过，这可能只是柏拉图的文学杜撰。据说苏格拉底的父亲是一位石匠，苏格拉底自己也曾做过一段时间的石匠。他还在重甲步兵团服过役，在那儿服役需要自带武器和盔甲，这说明苏格拉底的家境还不错。他苦行僧式的生活方式更多的是他哲学观点的体现，而不是说他真的很穷。他的妻子叫臧蒂普（Xanthippe），色诺芬和其他人（柏拉图不在其中）都将他的妻子说成是个泼妇。他们有3个儿子，其中两个在苏格拉底死时都还很小。就算他妻子的脾气很坏，但这并没有影响到他们之间长久的婚姻关系。有一个不太可信的说法（而且还不合情理地说是来自亚里士多德），说苏格拉底还娶了第二个妻子，名字叫米尔托（Myrto）。至于苏格拉底与米尔托的婚姻关系，有人说是在他与臧蒂普结婚之前，也有人说是在这之后，还有人说苏格拉底犯有重婚罪，因为他同时与这两个女人保持了婚姻关系。

人们对苏格拉底的前半生所知甚少。据说他当过雅典人阿基劳斯（Archelaus）的学生，而阿基劳斯又是阿那克萨戈拉（Anaxagoras）的学生。阿基劳斯的兴趣在自然哲学和伦理学（根据第欧根尼·拉尔修的记载，阿基劳斯提出热和冷是万物存在的两个根本原因，动物源自黏土似的物质，公正和不义不是自然的产物而是由习俗造成的，2.16）。在柏拉图所写的《斐多篇》（96a ff.）里，苏格拉底说他最初关注的是自然哲学，这可能反映了他当阿基劳斯学生的这段经历。如果是这样，他很快又将兴趣转向了其他领域，这也说明了阿基劳斯在伦理学方面并未对他产生任何影响。

公元前432年，伯罗奔尼撒战争爆发的时候，苏格拉底已经三十好几了，正是从这时起，他开始登上了历史的舞台。柏拉图几次提到苏格拉底从军的生平事迹 ，如在开战初期，苏格拉底参加了北爱琴海的波提达依围攻战。在这些段落的最后，阿尔西比亚德斯（Alcibiades）详细描述了苏格拉底在战斗中是如何地勇敢，如何在赤脚单衫的情况下顽强地经受住了严冬的考验。阿尔西比亚德斯对于苏格拉底的描述之所以重要，是因为他为柏拉图所塑造的苏格拉底和公元前5世纪喜剧作品里所描绘的苏格拉底提供了非常可信的证据。“第欧根尼·拉尔修曾援引过喜剧作家阿美庇亚斯的一些戏剧台词（按照绝大多数学者的看法，这些台词出自阿美庇亚斯已经失传的剧作《Connus》。在公元前423年举办的戏剧比赛中，这部剧作获得的名次是在阿里斯托芬的剧作《云》之上的），描述了苏格拉底强壮的身体，以及他引人注目的俭朴衣着和让鞋匠感到不快的赤脚习惯。在阿里斯多芬的喜剧《云》中，有两次提到赤脚是苏格拉底的典型特征。另一位喜剧诗人欧波利斯（Eupolis）谈到苏格拉底时，说他是一个像乞丐一样的话匣子，往往下顿饭在哪里吃都不知道，还说他是一个小偷，这在阿里斯托芬的喜剧《云》中也有讽刺性的描写 。到公元前420年，苏格拉底已经很出名了，因为他古怪而简单的生活方式，也因为他的巧言善辩，他成了人们嘲笑的对象。他的个性特征成为了当时喜剧作品乐于采用的故事素材。但在喜剧作家眼里，苏格拉底的个性也代表了社会生活中一些重要但不受欢迎的倾向，所以他仅在阿里斯托芬的喜剧《云》中的戏剧形象得以流传。

格思里（W. K. C. Guthrie）对苏格拉底的戏剧形象做了一个很好的概括：

我们从喜剧《云》中能够看到苏格拉底是3种不同类型的人，这些类型在任何一个人的身上都不可能完美地结合起来：首先，他是一个智者，讲授使人精明的技艺；其次，他是一个不敬神的自然哲学家，就像阿那克萨戈拉那样；再次，他是一个苦行僧式的道德教师，因无心俗务而衣衫褴褛，食不果腹。

在这部喜剧中，苏格拉底开办了一个学校，学生交了学费就可以向他学习赖掉欠债的诡辩术。这种诡辩术就叫做“用强词夺理来取胜”。智者普罗泰戈拉（Protagoras）提出过这个口号，意思是在两种对立观点的论战中，有理的传统道德观念（也就是代表着真理的一方）最后要输给无理的谬论（代表着歪理的一方）。喜剧《云》中的苏格拉底除了是传授这种诡辩术的老师，还是一个特别喜欢研究天体的自然哲学家。他拒绝了传统宗教及其对天体的神化，提出了他心目中的各种新神：如“空气神”、“以太神”、“星云神”、“混沌神”、“舌头神”以及取代宙斯而成为宇宙最高力量的“天界旋涡”。这种新“宗教”为智者派的非道德主义提供了形而上学的基础，因为与原有的诸神不同（就像苏格拉底所说，这些神不是“现在通用的钱币”，247-8），新神无意惩罚那些作恶者。在该剧的结尾，苏格拉底的教学场所被烧毁，这是对发生于此的许多亵渎神灵的行为的惩罚，因为“弄清月亮的位置（观察月亮的轨道）”就是“冒犯诸神”（1506-9）。

到了公元前423年，苏格拉底已经很有名气。他被讽刺为是新学的代表人物。对于那些保守、有思想的雅典人来说，苏格拉底就是一个令人讨厌的危险分子，老是喜欢用科学思考和论辩训练去挑战传统的道德和宗教。当然，这种嘲讽并不意味着喜剧作家以及观众很了解苏格拉底或其他学者的生平和学说（虽然喜剧《云》中所嘲弄的学说和阿波罗尼亚的自然哲学家第欧根尼［Diogenes of Apollonia］的学说之间有许多相似之处，这给一些评论家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但喜剧作家和观众还是掌握了一些关于苏格拉底的真实情况（虽然有许多的夸张、简化、歪曲），对像普罗泰戈拉和第欧根尼这类“知识分子”的目的也有所了解。我们必须要追问，苏格拉底在公元前423年之前究竟做了些什么，人们会对他有如此的讽刺和嘲弄。

按照阿里斯托芬的描写，苏格拉底创建了一所寄宿学校，向学生传授如何进行科学研究和运用论辩技巧，他甚至还通过传授这些知识来获取报酬。其实这些都是无稽之谈。柏拉图和色诺芬都反复强调，苏格拉底从没有声称自己懂专业的科学技术知识，或是为了钱才去教书 。在柏拉图眼里，职业智者只知积攒钱财，他们就像是“兜售灵魂的小贩” ，而苏格拉底则完全不同于智者，他为世人的幸福无私地献出自己的时间，结果自己却深陷贫困之中 。很难相信，如果柏拉图真的认为苏格拉底就是一个臭名昭著的知识贩子，他还会为苏格拉底作面面俱到的辩护，但我们却不难相信苏格拉底其实并不是喜剧作家丑化的那么一个人。所有关于苏格拉底的描绘都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认为苏格拉底好质问他人，好与人辩论。他时常挑战那些自以为有所专长的人，并揭露他们思想中前后矛盾的地方。当然智者也做这样的事情，至少为了挣钱也在向人们传授辩论的技巧。苏格拉底却与众不同，他任何时候都穿着他那很显眼的破外套 ，赤脚在街上大摇大摆地走着 ，难怪人们会觉得“他就是一个古怪的家伙，跟每一个人辩论，找出别人的漏洞。他属于智者派中的一个成员，这些智者用十足的诡辩向世人证明这个世界上根本没有什么神灵，只有空气和旋涡，太阳也不过是一块烧红的石头，以及诸如此类的荒唐言论”。众人对苏格拉底的描绘中充斥着许多传闻，比如说苏格拉底早年对自然哲学有兴趣跟他的老师阿基劳斯有关，说苏格拉底不遵从当时的宗教观念。这些传闻都被喜剧天才阿里斯托芬在公元前423年搬上了戏剧舞台。

柏拉图提到苏格拉底的两次从军经历，一次是公元前424年参加发生在彼奥提亚的德里留战事 ，另一次是参加公元前422年发生在北爱琴海沿岸的安菲波里之战 。在从德里留战场的撤退过程中，苏格拉底因为表现英勇而成为传奇式人物，后来的一些作家传说他在撤退时还救了色诺芬的命。因为当时色诺芬才只有6岁，这个传说显然是不真实的，无疑是由阿尔西比亚德斯对苏格拉底在波提达依战役中英勇行为的描述转化过来的，当时阿尔西比亚德斯受了伤，是苏格拉底救了他的命。在人们对苏格拉底的描绘中，几乎都肯定了苏格拉底十分勇敢，根本不在乎艰难困苦，而且酒量惊人 ，有些描述还提到他的性情很暴躁，但是他能够用理智来控制自己的愤怒、节制自己的性欲 。色诺芬在他的《会饮篇》里给我们描绘了中年苏格拉底的外貌：鼻子扁平，鼻孔宽大，双目突出，嘴唇肥厚，大腹便便，这与阿尔西比亚德斯所描绘的苏格拉底形象很吻合。在柏拉图的《会饮篇》中，阿尔西比亚德斯将苏格拉底看作好色的男人或者像森林之神赛利纳斯（Silenus）一样 。在喜剧《云》中有两处附注146和223（即原稿上的旁注，大概写于古代晚期）说苏格拉底是秃顶，但这个说法并没有确实的根据。或许这源于人们常把苏格拉底看作是好色之徒，而好色之徒在他们看来都是光头秃顶。

苏格拉底从军中退役后的生活我们就一无所知了。直到公元前406年，因苏格拉底参与了一桩雅典公务，我们才又对他的生平有所了解。这桩公务是苏格拉底受审前涉足的唯一一次公务。那年雅典获得了一次海战的胜利，但由于指挥官们没有出手援救生还者，雅典公民大会投票认定这些指挥官应该受到集体的审判而不是按照法律只审判个别人。当时雅典的绝大多数官职的授与都是用抽签的方式决定。根据抽签结果，苏格拉底当选为元老委员会的成员，这个委员会的任务是为公民大会准备议事日程并主持会议。这次苏格拉底是委员会中唯一一个反对这个违法提案的人 ，然而色诺芬在他的《回忆苏格拉底》中有不同的说法，且提到了两次，他说苏格拉底当时主持了公民大会的关键性辩论，并“不允许他们通过这个动议”（事实上这个动议最后公民大会通过了，我们只能这样理解：苏格拉底“试图反对通过，但他的反对没有起作用”）。

公元前404年，雅典民主政体被推翻，取而代之的是三十僭主。他们下令重新修订法律，很快便开始了恐怖统治，成千上万的人被杀害或是流放。这样的统治持续了8个月，直到三十僭主的暴政被武装抵抗运动所推翻，民主政体又得以复辟。苏格拉底在民主派和寡头派中都有朋友。三十僭主中最有名的卡尔米德（Charmides）和克里底亚（Critias）都是他的朋友（他们都是柏拉图的亲戚）。在推翻寡头政体的战斗中，他们都遭到了杀害。他在民主阵营的朋友包括演说家吕西亚斯（Lysias）和卡厄里芬（Chaerephon），都曾遭流放，但一直积极参加反对寡头统治的斗争。在民主派的统治之下，苏格拉底对政治一向是不闻不问。他一直住在雅典。三十僭主当政时，曾想把苏格拉底也拖下水，让他也参与到逮捕一个叫利昂（Leon）的萨拉米斯人的行动，但苏格拉底拒绝与他们合作，“回家去了” 。当然，他在政治上并不反对三十僭主的统治，也不赞同民主派那种不合法和不道德的做法，正是因为这个原因，他才在审判海军指挥官的问题上坚持自己的立场。我们现在没有证据说明苏格拉底当时参与了推翻僭主统治的活动。柏拉图对此保持沉默，更重要的是色诺芬对此事也三缄其口，这表明了苏格拉底确实没有参与这些活动。

审判与死亡

大约在公元前400年或者399年初，一个名叫麦勒图斯（Meletus）的默默无闻的年轻人 对苏格拉底提出了如下控告：

此控告由皮托斯区的麦勒图斯的儿子麦勒图斯提出，并发誓保证所控属实：阿洛佩克区的索福洛尼克斯的儿子苏格拉底是一个坏人，因为他拒绝承认雅典城邦所公认的诸神，并且引入了其他的新神。他还是一个腐化青年的罪人。对他的刑罚应该是死刑。

另外还有两位控告人：不出名的吕柯（Lycon）和在复辟的民主政府中赫赫有名的政治家阿利图斯（Anytus）。在由负责宗教事务的执政官（大家都称他为“国王”）主持完预审之后（在柏拉图《游叙弗伦篇》的开头有提及），这个案子就在公元前399年的初春交由500人组成的陪审团来进行最后的裁决。

关于这场审判的过程没有留下什么记录。在苏格拉底死后，有不少作者声称记录下了控方的控词和苏格拉底的辩词。由柏拉图和色诺芬所写的两篇苏格拉底的辩护词最后留存了下来，而控方的控词则已佚失。在控辩双方出示证据，作完陈述之后，由陪审团投票来裁定苏格拉底究竟是否有罪。根据柏拉图的《申辩篇》（36a），投票的结果是，认为有罪的是280票，认为无罪的是220票，前者比后者多了60票。一旦陪审团作出了有罪裁定之后，就要由控方和辩方分别提出他们所希望的刑罚，然后再由陪审团在两种刑罚中间作出选择。控方要求处以苏格拉底死刑，（按照柏拉图的说法）苏格拉底开始拒绝提出对他应该使用什么刑罚 ，最后，在众人的劝说下，他提出一笔罚款，数额为半个塔兰特（古希腊货币单位），相当于一个熟练手工艺人8年的收入（38b）。陪审团投票的结果是判处苏格拉底死刑。按照第欧根尼·拉尔修的记载，最后主张死刑的人比开始主张有罪的人又多了80人，即有360人主张死刑，只有140人不主张死刑。显然，苏格拉底拒绝接受刑罚使原来认为他无罪的一些陪审团成员对他产生了反感。

通常宣判之后马上就要执行判决。可是这次审判时正好赶上要派人去神圣的德洛斯岛举行每年的祭祀活动，为了保证仪式的纯洁性，规定在这个时间不能处决犯人 。因此在宣判和执行之间还有一个月的间隔。苏格拉底在这个期间被关在监狱里面，他的朋友可以来探监 。柏拉图在《克力同篇》表示，苏格拉底有机会越狱逃脱，大概城邦当局也默许，因为处死这样一个著名人物会让他们很难堪（45e，52c）。虽然有越狱的机会，但苏格拉底还是拒绝逃跑，决定坦然赴死。柏拉图在《斐多篇》里带有理想化色彩的描写，使苏格拉底之死名垂千古。执行死刑的方式是让犯人自己喝下从毒芹属植物提炼出来的毒酒，尽管这种刑罚没有通常的酷刑那么可怕，但是医学上证明，这种毒酒喝下去之后还是很令人痛苦的，苏格拉底不可能像柏拉图描写的那样，死得很平静，很有尊严。依照柏拉图的描写，苏格拉底最后说的话是“克力同，我们还欠阿斯克勒庇俄斯（Asclepius）一只鸡，记住要还清这笔债务” 。阿斯克勒庇俄斯是药神，有病的人只要向他献上一只公鸡作为感恩的供品，身体就能得到康复。如果这确是他的临终遗言，那么有趣的是他最后关心的还是与宗教仪式有关的事情。（这个情形让18和19世纪苏格拉底的理性主义崇拜者们有点尴尬。）柏拉图的描述过于理想化，因而我们有理由怀疑，他对苏格拉底遗言的描写更多的是出于戏剧夸张而非历史真实的考虑。假定这个遗言最终表现了苏格拉底的虔诚，那么色诺芬的描写应该比柏拉图的更符合实情一些。近来有一个很巧妙的观点认为，根据《斐多篇》陈述的一些细节可以判断（59b），苏格拉底喝下毒酒的时候，柏拉图因为生病并没有在场。向药神献上公鸡，是因为柏拉图身体康复而要表示感谢，同时也标志着他是苏格拉底哲学的继承人。这种自我吹捧似乎不太可信。以前还有一种观点（如尼采的观点）认为，向阿斯克勒庇俄斯献祭，表达了苏格拉底本人对摆脱生命疾苦的感激之情（参见莎士比亚剧作中的台词“在生命的阵阵兴奋之后，他终于睡着了”），这种看法似乎更有道理。

由于这次审判没有留下任何记录，我们无法准确地再现控方对苏格拉底的指控。上面提到的那些信誓旦旦的指控非常含混，可以将许多行为都列入其中，而依照雅典的法律诉讼程序，准许控方提出一些与指控书内容完全无关的材料，这些材料有可能直接影响到陪审团对于被告是否有罪的最后裁决。一种古老的观点认为，苏格拉底被定罪的真实原因是政治方面的，因为据说受他影响的朋友都是一些以反雅典城邦和反民主政体而知名的人物，尤其是阿尔西比亚德斯和克里底亚。演说家埃斯基涅斯（Aeschines）直截了当地宣称“你们这些雅典人杀害了智者苏格拉底，不就是因为你们认为他曾经教过克里底亚，而克里底亚又是推翻了民主政体的三十僭主之一” 。考虑到阿尔西比亚德斯、克里底亚、卡尔米德这些人都声名狼藉，再加上苏格拉底其他两个知名的朋友费德鲁斯（Phaedrus）和厄里西马楚斯（Eryximachus）（还有苏格拉底圈子里的其他人）又曾卷入公元前415年发生的一起广为人知的诋毁宗教的事件，这就难怪有人要利用上述人等的种种劣行来控告苏格拉底腐化青年。公元前403年曾经通过一个大赦令，使人们可以免于因过去所犯的罪行受到指控，但是并不排除可以用这些犯罪前科来说明被告的品行。至少从指控苏格拉底腐化青年来看，肯定有政治方面的原因。但是我们也不能由此得出结论说，宗教上的指控只是为了掩盖纯粹政治上的指控，或者说所谓的腐化青年与宗教和政治问题都不相干。我们在阿里斯托芬的喜剧《云》（420s）中看到，苏格拉底被描写成一个传统宗教的颠覆者，他用自己的“新神”，如“空气神”和“旋涡神”来代替传统的诸神。除此之外，他还是一个传统道德和正统教育的破坏者。在《申辩篇》中，柏拉图认为，某些对苏格拉底的污蔑之词到公元前399年还在四处流传。我相信柏拉图所言属实。尽管公元前5世纪对普罗泰戈拉和欧里庇得斯 这些自由知识分子的一系列指控完全是不可信的，但是阿那克萨戈拉还是被迫离开了雅典，因为他害怕会因为自己曾大不敬地宣称太阳不过是一块烧红的石头而受到指控。柏拉图在《申辩篇》中（27d-e）很注意将苏格拉底和阿那克萨戈拉区别开来，这表明他知道，苏格拉底也可能遭受类似的指控。

当然也有证据表明，在当时的人看来，苏格拉底个人的宗教行为和宗教态度均很古怪。他公开宣称他听从一种隐秘的神示，这是一种内心的声音，这种声音会警告他不要去做有害于自己的事情，比如去从事政治。苏格拉底在《申辩篇》里说，麦勒图斯在控告中歪曲了他的主张。苏格拉底的这种说法也没有什么明显违法或是不敬神的地方，但是联系到他那些不守成规的行为，我们就可以相信游叙弗伦（Euthyphro）在对话中所言不差，苏格拉底没有依照通常的途径与神沟通 。事实上，雅典城邦从公元前4世纪就能够接受外来的新神，比如狩猎女神本狄斯神（Bendis）和药神阿斯克勒庇俄斯被正式地供奉起来，但个人迷信还是被视为危险的举动，而且要以死刑加以惩处。当苏格拉底被看作是个人迷信的带头人时，人们的这种偏见就会给他带来伤害，这在一些文献中有所暗示。在喜剧《云》中，在描写苏格拉底引荐斯特里普斯亚德斯（Strepsiades）到他的“思想学校”时，阿里斯托芬模仿了一种神秘宗教的入教仪式，这明显是对苏格拉底的一种嘲讽（250-74）。而在阿里斯托芬的另一部喜剧《鸟》（创作于公元前414年）的一段合唱中提到，苏格拉底在一个神秘的湖畔招魂唤鬼，而他的朋友卡厄里芬（在喜剧《云》中是苏格拉底的学生之一）“这只蝙蝠”就是他招唤出来的鬼魂之一（1553-64）。人们还认为，苏格拉底还带领一帮人，搞神秘学研究，有一次在波提达依，他陷入迷狂的状态，纹丝不动地站在一个地方，冥思苦想了一整天 ，这些都是指摘他行为怪异的依据。我们看到，苏格拉底既是一个不敬神的自然哲学家，同时又是一个装神弄鬼的苦行者，他的这两种形象似乎彼此不太吻合。但这种形象上的矛盾在公元前5世纪还不是很明显。无论如何，我们这里关注的是当时的思想风气，而不是那些听上去振振有词的罪状。我认为，在古希腊人看来，苏格拉底是宗教的离经叛道者和传统道德的颠覆者，他密友一些骇人听闻的罪行已经充分地显示了他对年轻人的负面影响。

关于控告苏格拉底的理由就说到这里。至于苏格拉底的辩词，一直有人说（最早可以追溯到公元前4世纪）苏格拉底并没有提供什么证据来反驳控方，但许多事实表明，苏格拉底确实进行了申辩，只是苏格拉底的申辩太与众不同，以至于人们认为他事先根本就没有打算要进行申辩，或者说他不是当真希望可以使陪审团相信他是无罪的 。（西塞罗[Cicero，《演说集》，1.231］还有其他人都曾描述说吕西亚斯为苏格拉底写了一份申辩词，但没有料到，苏格拉底拒绝在法庭上宣读。这个故事很可能只说明苏格拉底的申辩词只是吕西亚斯写的许多篇演说稿中的一篇。见普卢塔克[Plutarch] 写的《吕西亚斯传》，863b。）我们自然要问，由柏拉图和色诺芬写的两个不同版本的《申辩篇》究竟在多大程度上真实反映了苏格拉底申辩词的基本内容。这两部作品在性质上迥然不同。柏拉图的《申辩篇》要比色诺芬的版本长4倍，声称是一字不差地记录了苏格拉底发表的3篇申辩词，第一篇是对他控罪所作的辩护，第二篇是他被定罪之后对刑罚问题所作的申诉，第三篇是在陪审团投票判他死刑之后，他对陪审团发表的演说。色诺芬的《申辩篇》是一部叙事性的作品，它首先解释了苏格拉底为什么事先没有打算进行申辩，接着从苏格拉底的主要申辩发言及其向陪审团所作的最后陈述中摘录了一些内容（用直接引语叙述），最后对苏格拉底在审判之后讲的一些话进行了记录和汇编。这两部作品在内容上也有许多不同之处。尽管它们都反映了苏格拉底对他3条罪状所作的申辩，但是在申辩的内容上有很大的出入。色诺芬描写的苏格拉底驳斥了对他不信城邦诸神的指控，他认为自己一直积极参加城邦公共的敬神活动；至于指控他引入了新神，苏格拉底认为，这仅仅是因为他得到了神示。在他看来，传统宗教也经常依赖于神示和神谕。他还驳斥了说他腐化青年的指控。他强调，对于传统美德，他一向是身体力行，这是众所周知的。另外，他还声称，人们真正不满的其实是他对青年的教育，但他认为，这种教育对青年是有百利而无一害的。苏格拉底说话的口气中规中矩，不敢越雷池半步，以至于读者可能都会觉得奇怪，人们为什么会告他。

相反，柏拉图笔下的苏格拉底一开始就表示，现在对他的指控是对他长期误解的结果。这种误解最早要追溯到阿里斯托芬对他的讽刺挖苦，其中有许多不实之词，最主要是两条：一是说他自称是自然哲学的权威，另一个说他是为了钱才去教书的（在反驳第二个谎言的过程中，柏拉图笔下的苏格拉底否认他教过任何人，这与色诺芬笔下的不同）。苏格拉底认为，人们之所以对他的行为有所曲解，是因为他声称具有某种智慧。正是对这种智慧的解释使得柏拉图笔下的苏格拉底远在色诺芬笔下的苏格拉底之上，因为前者的解释相当于是一篇自辩词，他把自己的生活方式看作是一种神圣的使命，和世俗成规迥然有别。

按照柏拉图的说法，这个使命的渊源起于苏格拉底的朋友卡厄里芬到德尔斐的阿波罗神庙去求神谕。卡厄里芬问神灵还有没有比苏格拉底更有智慧的人，神谕上说没有了。因为苏格拉底知道他并不具有什么专长，他对神谕的内容感到有些迷惑，就在那些公认的权威中间去寻找比他更有智慧的人（他首先找了政治家，随后又找了诗人和手艺人）。通过对他们专业知识的询问，苏格拉底发现这些权威实际上不具有他们自己宣称的那种智慧，反而是他自己更有智慧，因为他至少知道自己的无知。于是，他明白了，神谕之所以说他有智慧正是因为他意识到了自己的无知，所以他的神圣使命就是告诉其他人，他们所谓的智慧只是徒有虚名而已。正是履行了这种质问他人的使命（通常就是指“苏格拉底的反诘法”，“反诘”这个词的希腊原文 elenchos ，就是“审视”、“质问”的意思）使得他不受欢迎，旁人对他也产生了误解。他在申辩中强调这种使命会给城邦带来最大的利益，他有义务严格按神的旨意执行这种使命，即使失去生命，也在所不惜。

这段叙述存在很多问题，首先，最明显的就是神谕的真实性。这段叙述有依据吗？或者按一些学者的观点，这仅仅是柏拉图的杜撰？没有关于德尔斐神谕的正式记载来帮助我们确证这段叙述的真实性。我们所知道的大多数有关神谕上的回答都出自文学作品，其真实性都有待一一考证。事实上，色诺芬也提到了这个神谕，但这也不算是一条独立证据，因为他在写作时就已知道柏拉图对此事的记载，因此他对这个神谕的叙述多半来自柏拉图。我们很难去考证这个神谕的真实性，但我个人还是倾向于认可。如果它是假的，那为什么柏拉图要点明是卡厄里芬去求神谕而不是说是“某个人”去求神谕？为什么他还要补充一个旁证说，尽管卡里芬在苏格拉底受审时已经去世，但他的兄弟还健在，可以证明这段叙述的真实性？这段叙述在柏拉图和色诺芬笔下起了不同的作用，这比其历史真实性更为重要。按照色诺芬的说法，神谕上说的是，再没有人比苏格拉底更具有自由的精神，更公正，更有自制力，后又引用了一些事例来证明上述这些美德，而对于他的智慧就提得很少。按照柏拉图的记述，神谕上说的是再没有人比苏格拉底更有智慧了，而苏格拉底的智慧就是自我认识。色诺芬意在利用这段叙述凸显苏格拉底身上的传统美德，而柏拉图则是要说明，苏格拉底的反诘是在履行一项神圣的使命，是一种最虔诚的行为。

柏拉图关于神谕的叙述还有一个最明显的特征。在他笔下，苏格拉底不再追寻神谕的意义，转而通过不断盘问雅典公民来关切他们的灵魂，以此作为他终生的志业。《申辩篇》23a有一段对神谕意义的阐释：“事实上神（只有神）才是智慧的，人的智慧不重要，甚至毫无价值……人哪，苏格拉底才是你们中间最有智慧的人，因为他知道事实上他并没有什么智慧”。这个发现并没有让苏格拉底停止探求，反而使他继续追问：“正因为这个原因，我才遵照神的旨意四处奔波去寻找我认为是有智慧的每一个人，不管他是雅典公民还是外邦人；当我发现他并没有什么智慧的时候，我就要代神向他指出，他不是一个有智慧的人”。为什么苏格拉底要“代神”向人们指出，他们自夸的智慧是毫无根据的呢？神要求他去告知人们，只有神才拥有真正的智慧，人没有真正的智慧，这是为什么呢？传统的观点认为，人应该有自知之明，应该承认自己比不上神；对于那些试图要僭越此一神人差距的人，都要受到神严厉的惩罚，比如阿波罗神曾经痛斥好色之徒玛息阿（Marsyas），因其要与他在音乐上比个高低。然而，人们从苏格拉底的质问所得到的益处并不是那种表面上的东西。苏格拉底的质问是要人们“关注智识、真理和灵魂的最佳状态”（29e），因为“正是因为德性，财富和其他东西才可能在公私两方面都对人有益”（30b）。自我认识和灵魂向善之间有着密切的关系；或者说自我认识就等同于灵魂向善，是灵魂向善的必要或充分条件，或者就是充要条件。这就是为什么说苏格拉底为神效劳能够给城邦带来最大的好处。

自我认识和灵魂向善之间的具体关系在《申辩篇》里并没有讲得很清楚。清楚的是，柏拉图把知识和德性的关系作为许多苏格拉底对话的主题。按《申辩篇》里的描述，这也是苏格拉底用来反驳说他不敬城邦诸神的要点所在。与色诺芬不同，柏拉图并没有提及苏格拉底在公开或私下场合是否遵行了传统的宗教礼仪。他是把苏格拉底的哲学生活方式视作更加高级的宗教实践，即服从一位要我们完善自己灵魂的神。色诺芬和柏拉图都按照自己的方式来编排苏格拉底对指控的回答，色诺芬强调苏格拉底身上十分传统的虔诚和德性，柏拉图则将苏格拉底描绘成履行哲学生活方式的楷模。

柏拉图笔下苏格拉底对指控的回答显示出苏格拉底质问的力量。当麦勒图斯指控苏格拉底引入新神，苏格拉底就通过盘问使麦勒图斯承认自己的立场是前后矛盾的，因为麦勒图斯既坚持说苏格拉底引入了新神，同时又说苏格拉底不承认神的存在。至于指控他腐化青年，苏格拉底就反驳说，如果他腐化了他们，那他也不是存心的，因为他要是腐化了青年，他们便会加害于他，而事实上没有任何人这么做过。苏格拉底的后一个论点对他在柏拉图其他几段对话中提出的伦理命题至关重要。我们看到，柏拉图所设计的苏格拉底对指控的反驳，不仅依赖于苏格拉底的辩论技巧，而且还借助于苏格拉底的伦理学说。在柏拉图看来，对苏格拉底的指控并不是一种人身攻击，更重要的是一种对苏格拉底哲学实践的攻击，要对这种攻击进行反驳，就要指出苏格拉底其实是在为神效劳，而且还要充分利用苏格拉底的论辩技巧及其思想学说。与柏拉图不同，在色诺芬笔下，苏格拉底的反驳就没有什么哲学内容。

要想通过把色诺芬和柏拉图的描写结合起来，做到真实地重现苏格拉底受审时的自我辩护，其结果必然是徒劳无功的，因为他们二人都是按自己的思路来编写苏格拉底的申辩内容。我认为，不可能弄清苏格拉底是否真的作过按柏拉图或色诺芬记述的那些陈述或申辩。从一个更广阔的视角来看，我认为，与色诺芬的记述相比，柏拉图的记述更能抓住当时审判的气氛，更能体现苏格拉底申辩的真实内容。原因有二。首先，与色诺芬的记述比较，柏拉图强调了阿里斯托芬对苏格拉底的嘲讽及其影响（色诺芬完全没有提到这个方面），这就把对苏格拉底的指控置于相关的历史背景之下，也使对苏格拉底不敬城邦诸神和引入新神的指控听起来更可信。其次，苏格拉底的申辩与众不同，色诺芬对此的描述却枯燥乏味；而柏拉图却生动有趣地记述了苏格拉底视其反诘为敬神利邦之举的事情。最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很多作家都指责苏格拉底傲慢自大，柏拉图本想替苏格拉底辩解，但在他笔下，苏格拉底在宣称其反诘是敬神利邦之举时比在反驳对他的指控时表现得更为傲慢自大。 aQ/ovvp578lXUXqqZks3pl1Ek8gqRMo5RqvZsUcgQRm3IQn5pKOgZ7vzHdq8E6+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