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原型的最深刻影响在于它们对人类生命周期的调节。荣格认为，随着我们的成熟，我们遵循一系列自然的发展步骤；他在其论文《生命的阶段》（《荣格全集》第8卷，第749—795自然段）中对此作了描述。每一个阶段都通过一套新的原型规则来进行调节，这套规则既在我们的人格中、也在我们的行为中寻求实现。由于原型进化发展的结果是使我们为狩猎者/采集者的存在方式作好准备（我们人类99%的存在时间都是以这种方式度过的），因此，原型程序使我们准备好要经历的生活与当代的城市社会生活并非总是相协调一致的。从根本上说，这一程序提供的内容包括：受到父母的照顾，探索环境，把熟悉与陌生的形象区分开来，学习所在社区的语言或方言，获得关于其价值观、规则和信仰的知识，在同伴群体中玩耍，迎接青春期和青少年时期的挑战，被接受进入成人群体，完成求爱、结婚以及对孩子的抚养，通过采集和狩猎为经济作出贡献，参与宗教仪式，承担高度成熟的个体的责任，衰老，以及为死亡作好准备。所有这些阶段在人类学已知的所有人类社会中都是清晰可见的，因而遵从第232页所述的心理学法则。正如我们已经提到的，荣格把对这一终生发展过程起协调作用的精神核心称为自性。
除了自性之外，荣格还提出了在每个人的精神发展和社会适应中发挥特殊作用的原型成分。这些成分包括 自我、人格面具 （persona）、 阴影 （shadow）、 阿妮玛 （男性的女性意向）和 阿尼姆斯 （animus，女性的男性意向）。荣格认为这些成分就是原型的结构，它们在发展过程中以情结的形式被建构到个人的精神中去。每一个成分都是一个精神器官，依据生物学的适应、稳态和成长的原则发挥作用。虽然我们以我们自己特有的方式利用它们和体验到它们，但它们却在任何地方的所有人身上发挥着相同的功能。荣格写道：“归根结底，每一个个体的生活同时就是这个物种的终极生活”（《荣格全集》第11卷，第146自然段）。换句话说，我们来到这个世界上，天生就带有原型的禀赋，使得我们能够以和我们远古的祖先同样的方式适应现实。这一禀赋的总和包含在自性之中，而其他的精神结构就是从这个母体中发展而来的，而且它们终生都处于自性的指导性影响之下。现在我们就来对这些成分进行探讨。
动力结构支持着我们整个一生的精神存在，而自性既是这个动力结构的设计师也是建造者。使用大写的S是为了把日常使用的“自己”（self；指的是“自我”或“人格面具”）和荣格的“自性”区分开来，后者超越了自我，并且生来便继承了人类世代以来的能力。自性的目标是整体性，是在个体的生活环境中追求人类存在的蓝图的完全实现。 个体化 是自性的理性存在（ raison d'être ）。虽然自性具有明白无误的生物学目标，但它也在艺术和宗教的精神成就中、以及在灵魂的内在生活中寻求实现。因此，我们可以把它体验为一个深层的谜团、一个秘密的资源或内心深处的上帝的一种表现形式。由于这个原因，它在众多的文化中都被认为与神的概念相等同，并且在诸如曼荼罗等这种普遍的结构中找到象征性的表达方式。其结果是，按照荣格的观点，自性为个人的适应提供了手段，不仅是适应社会环境，而且是适应上帝、宇宙和精神生活。
自我情结是在儿童早期发展的过程中从自性中产生出来的，很像人们所认为的，当地球处于早期熔融状态时，月亮从地球中分离出来那样。它通过荣格的追随者们所称的 自我——自性轴 （ego-Self axis）与自性保持着联系，而人格的稳定性所依赖的就是这个轴。自我本身是意识的核心，我们在使用“主我”（I）或“宾我”（me）时所指的就是它。它为我们持续的同一性感负责，这样，即使到80岁，我们仍然感到自己和8岁时的我们完全是同一个人。荣格从未在“自我”和“意识”这两个术语之间作出清楚的区分，他将两者混用，或是有时一起用作“自我——意识”。其结果是，他并没有考察自我在保护意识抵御那些来自潜意识的不受欢迎的内容时所表现出来的更具有潜意识性质的功能——就是安娜·弗洛伊德（Anna Freud）在其经典著作《自我与防御机制》（1946）中所描述的那些功能（例如，其中大家最为熟悉的有压抑、否认、投射、合理化、反向作用，等等）。
虽然我们把自我体验为我们存在的持续中心，但实际上它只是自性的执行官。“因为事实上我们的意识不是由它自己创造出来的——它是从未知的深处涌现出来的。在童年时期，它逐渐觉醒，其后在整个一生中，它每天清晨从一种潜意识状态的沉睡中醒来。它就好像是一个每天从潜意识原始的子宫中诞生的孩子”（《荣格全集》第11卷，第935自然段）。他一再强调，自我——意识依赖于自性持续的生机活力。“自我之于自性就像受动者之于施动者，或客体之于主体，因为从自性发散出来的决定因素从各个方向把自我团团围住，因而位于其上。和潜意识一样，自性是一个先验的存在，自我就是从中进化而来的”（《荣格全集》第11卷，第391自然段）。
用荣格童年体验的话语来表述，可以把自我与其“第1号”人格相等同，把自性与其“第2号”人格相等同。在一个人的前半生，如果想要胜任这个阶段的各项任务——与父母分离、在工作或职业中确立起自己的地位、结婚、为自己的家庭提供一个住所，等等——发展出一个强壮和有效的自我是至关重要的。只有在一个人的后半生，自我才有可能认识到它之于自性的从属地位——这是在个体化的过程中必不可少的一个阶段。接着，自我开始 直面 自性，自性也开始 直面 自我，通过（我们将在后文考察的） 超越性功能 （transcendent function）的中介作用，导致了人格整合和高级意识的达成。
正如每一幢建筑物都有一个正面的外观一样，每一个人格都有一个 人格面具 （字面的意思是古希腊的演员们所戴的面具）。通过人格面具，我们以一种我们希望能被他人所接受的形式把自己装扮起来。它有时也被称为 社会 （social）原型或 从众求同 （conformity）原型，因为一个人能否成功地适应社会就依赖于它。人格面具总有一些伪装的成分，因为它就像是我们拿来展示最好的商品的商店橱窗，或者也可以认为它是自我所雇请的一位公共关系专家，旨在保证人们对我们持有良好的印象。“可以稍微有点夸张地说，人格面具实际上就是并不存在的那个自己，但这个人自己以及其他人却认为他就是这样的”（《荣格全集》第9卷上部，第221自然段）。
人格面具于童年早期开始形成，它产生于遵从父母、同伴和老师的愿望和期待的需要。儿童很快就懂得某些态度和行为是受到欢迎的，将有可能获得嘉许，而另一些态度和行为是不可接受的，可能会导致惩罚或爱的撤销。儿童的基本倾向是把受到欢迎的特质建构到人格面具中去，而把不可接受的特质藏匿起来或压抑下去。在成熟过程中的人格的这些不受社会欢迎的方面通常被置于个体的潜意识中，在那里它们联合起来，形成另一个情结或部分人格，荣格称之为阴影。
荣格觉得，对这个遭到否认的子人格来说，“阴影”是一个十分恰当的术语，因为它不可避免地包含某些“阴暗的”成分，被隐藏在弗洛伊德潜意识那个黑乎乎的杂物间里。虽然我们并不想要它，但它却作为一股强大的动力存留着，无论我们走到哪里，我们都带着它，就像是一个隐秘的同伴，步步紧随着我们——实际上，它就像是一个影子。大多数时候我们设法忽略它，但它却会以一种让人不舒服的方式提醒我们它的存在，特别是在我们的梦中。
在梦中，阴影往往以面貌凶恶或具有威胁性的形象出现，它和做梦者的性别一致，而且常常是不同国家、肤色或种族的成员。它通常带有一种陌生感或敌意，而这又引致怀疑、愤怒或恐惧等强烈情感。这就是为什么荣格觉得把阴影视为一种 情结 ——即是说，是被共同的自觉感情所结合在一起的一簇特质——是合理的；就像所有的情结一样，阴影也有一个原型的核心，在这个例子中就是敌人、掠夺者或邪恶的陌生人的原型。
在所有的原型中，敌人是最重要、并且可能是最不共戴天的原型之一。在生命的第一年中，其影响就已经变得显而易见。正如婴儿在母亲靠近他时会表现出高兴一样，当陌生人靠近他时，就会表现出警觉或退缩的迹象。到了第二年，这种惧生倾向会发展成熟，表现为强烈的恐惧和敌意。依恋和惧生显然都是先天倾向的产物，因为它们在所有的婴儿身上都清楚可见，无论他们在哪里出生以及在什么样的环境下被抚养长大。甚至在那些天生就眼盲耳聋的儿童身上也能明显地看到这两种倾向，他们通过嗅觉来分辨生人和熟人。所有的社会物种都表现出这两种行为模式，这一点清楚地表明了它们的生物学意义：能够尽可能早地区分朋友和敌人，这显然关乎生存。
敌人原型是通过在人类社会环境中成长，作为阴影情结在个人的精神中得以实现的。这一情结有两个重要的根源：（1）文化灌输和（2）家庭压抑。
文化根源包括了在政治上和神学上所教授给我们的以下的一切：在政治上指被认为对我们的内部群体（即国家、部落或团队）怀有敌意的外部群体，在神学上指邪恶的概念（在我们的文化中是撒旦、魔鬼和地狱）。不可避免地，阴影逐渐形成与人格面具的特质相反的那些特质，可以说，阴影补偿人格面具表面自称的特点，而人格面具则对阴影的反社会特点进行平衡。这两种尖锐对立的人格在同一个人身上共存的现象在生活中和文学作品中都比比皆是。道林·格雷，那个面貌英俊、谈吐诙谐的花花公子，把他的肖像隐藏在没有人能够看得见的地方，因为它具有他邪恶的神秘生活的所有特征；杰克医生和海德先生是同一个人，一会儿是令人尊敬的医生，一会儿是可怕的妖魔；举手投足悲天悯人、脸上时时带着关爱的微笑的当红电视名人，在家里和家人在一起时可能是一个歇斯底里的泼妇。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我们都和道林·格雷相像：将我们的阴影隐藏，不被人们看见，这并非出于自由意志，而是出于对那个内在权威的屈服，弗洛伊德称之为 超我 （super-ego），荣格称之为 道德情结 （moral complex）。鲍尔比的研究使我们认识到，发展起这个内部监察者的推动力并不像弗洛伊德所认为的那样，是害怕因为怀有乱伦的欲望而受到父亲的阉割报复，而是害怕因为不能令人满意而被母亲所 抛弃 。害怕由于自性的某个“坏的”方面而遭到厌弃的预期似乎是所有的罪疚感、所有寻求受罚的欲望、以及所有对赎罪与和解的渴求的根源。道德情结是在一条原型规则的基础上形成的，这条规则即是要求我们学习和维护我们碰巧出生于其中的这一文化的价值观。如果没有这条规则的存在，无秩序就会成为人类的自然状态：我们就都会成为精神变态者，无法进行合作和相互信任，可以想象，人类也就无法存在了。
但是，道德情结的获得对自性强加了一些严格的限制，而其中的大部分必然被归入阴影之中；在那里，当它被体验到的时候，它是被作为一种威胁来体验的。为了保护我们自己免受这一威胁，为了保持我们心灵的平静，我们利用了各种自我防御机制，特别是 压抑、否认 和 投射 。我们不仅压抑个人潜意识中的阴影，而且否认它在我们自己身上的存在，并把它向外投射到他人身上去。这些基本上都是潜意识地进行的：我们并没有意识到自己在这样做。这是一种自我保护行动，使我们否认自己的“坏”，把它推到他人身上，接着要求他们为此负责。它解释了现实生活中无处不在的 令人代己受过 的行为，而且构成了针对可辨别为非自身群体的那些群体的各种偏见的基础。阴影的投射也包含在偏执狂的精神病症状中，在这种情况下，一个人否认自己的敌意和迫害情绪，并将其投射到他人身上，于是，这些人就被体验为对自己怀有敌意和想要进行迫害。
因此，阴影的投射可能会对社会和国际和平都造成重大的威胁，因为它使得我们把那些我们认为是敌人的人视为魔鬼或害虫，从而使仇恨、攻击或消灭他们变得合情合理。无耻的领导者能够在全体人民中操纵这一机制。例如，阿道夫·希特勒（Adolf Hitler）一再把犹太人描述为劣等人（ Untermenschen ），并且通过对宣传机器的精心操纵，令得足够多的德国人把他们的阴影投射到犹太人身上，从而使大屠杀成为可能。在所有的大屠杀、所有的“种族清洗”和所有的战争中都包含着同样的机制。
对荣格式分析要求最高的一个方面出现在受分析者开始直面自己的阴影之时。它的困难并不令人吃惊，因为整个阴影情结都带有罪疚感和无价值感，以及对因其真实本性被发现或暴露出来而遭到厌弃的恐惧。无论这个过程可能有多么痛苦，都必须坚持下去，因为大量的自性潜能和本能能量都隐藏在阴影之中，无法为完整的人格所利用。遭受这种内在的自性分裂状态之苦的人通常会抱怨感到百无聊赖，对他们来说，生活已经变得没有意义了。通过分析会使阴影获得意识，并且会与其内容达成妥协，这种分析的成功在经过最初的挣扎之后，就会导致一种更大的活力感，会令人感到更加生机勃勃、更加富有创造性和更加完整。承认自己的阴影就是为它负责，这样，一个人的道德就不是较为盲目的，较为强迫性的，就有可能作出道德的选择。因此，阴影获得意识不仅对个人发展来说是重要的，而且是社会更为和谐和国际理解获得增进的基础。
虽然荣格承认环境因素对一个人的心理发展有重大影响，但他同时认为，这些影响是通过激发出“主观倾向”而发挥作用的，所有的儿童一出生就带有这些倾向。他认为，对社会性别的觉知来说，就像对人格面具、阴影或心理类型的发展一样，这一条都是适用的。把社会性别的差异完全归因于文化，与生物学或原型的先天倾向完全无关，这种貌似合理的观点在我们的社会中仍然大行其道；然而，它是建立在已经被推翻了的人类发展的“白板”理论基础上的，而且和源源不断的大量人类学及科学证据不相符合。
生理性别的差异大约在受孕后6周就开始了，此时在男性胎儿身上形成了性腺并开始制造男性荷尔蒙，这对胚胎的未来发展有着深刻的影响。另一方面，在女性胎儿身上，直到第6个月才形成卵巢，而此时男性更大的体型、更重的体重和更强有力的肌肉力量已经确立。这是性别的二态现象的生物学基础，在人类学已知的大多数社会中，这种性别的二态现象都是清晰可见的；在这些社会中，抚养儿童几乎总是女人的责任，狩猎和战争则是男人的责任。和当代某些流行的观点想令我们相信的相反，这些差异与文化的“刻板模式”并无太大的关联。虽然不论在哪个年龄段，男性和女性之间的共同之处都要远多于他们之间的差异，但毫无疑问地，一些差异确实存在着，而这些差异的根源就在我们人类的生物学中。对此荣格是说得非常清楚的。他一再提到，男子气概和女子气质是两条重要的原型原则，作为一个平衡的宇宙系统的平等和互补的两个方面而共存，就像道家哲学的阴和阳的相互作用所表现的那样。这两条原型原则提供了男性和女性的刻板模式发挥其作用的基础，使得对社会性别的觉知得以产生。社会性别是对自然所赋予我们的生理性别的心理认识和其社会表现方式，儿童对其社会性别的觉知早在18个月大的时候就已经确定下来了。
最初，儿童的自性以一种 神秘的参与 （ participation mystique ，荣格从人类学家莱维-布吕尔［Lévy-Brühl］那里借用的一个术语，意指双方如此紧密地相互认同，以至于无法觉察到他（她）们各自独立的存在）的形式被潜意识地 投射 到母亲身上；从这个意义上说，此时母亲是作为自性的“承载者”而发挥作用的。对男孩和女孩来说情况都是如此，对社会性别的觉知不得不被附加在这个原初的与母亲的一体感上。对女孩来说这是没有问题的：她的社会性别意识建立在与其母亲 共享的 同一性的基础之上。但对男孩来说，则必须进行一种转化，以达成对以和母亲的 差异 为基础的同一性的觉知。在这一时刻，父亲形象的存在是至关重要的，它使得这个男孩子能从以母亲的同一性为基础的自我概念转向以与父亲的认同感为基础的自我概念。对女孩子来说，父亲的存在同样重要，因为它强化了她与男性这一基本的“他者性”形成鲜明对比的女性感，因而深刻地影响着她在与男性的关系中怎样 体验 她的女子气质。
在神话学中，意识的开端是以世界父母——即天空之父和大地之母——的分离，以及光明自黑暗中创造出来为象征的。最初，天空平躺在地面之上，世界父母就这样一直存在着，直到一个英雄在他们中间出现，给天空如此猛力的一推，致使它飞腾到苍穹之中，并且从此一直停留在那里。在这个重大事件之后出现了光亮——即意识和“精神启示”的象征。
随着传统家庭情境内部亲子关系的成熟，儿童越来越觉察到，父亲的爱不同于母亲的爱：父亲的爱是 视情境而定的 （contingent；意即，它是以采纳某些价值观、标准和行为方式为条件的），而母亲的爱则大都是 无条件的 （unconditional；就是说，通常对她来说，只要她的孩子 存在 就足够了）。这种不同之处是与体现在神话、宗教和童话中的父亲与母亲原型之间的现象学差异相一致的。母亲原型普遍表现为自然之母、丰饶女神、生命的子宫和营养的施与者，而父亲原型则以统治者、长者、国王和法律制定者的人格化方式获得表现。母亲身上被充分赋予了爱欲、爱的原则、亲密和亲缘关系，而父亲则是逻各斯、理性原则、判断和辨别力的活生生的体现。他的话就是法律。荣格写道：
对儿童来说，母亲原型是最直接的原型。但是，随着意识的发展，父亲也进入了视野并激活了一种原型，该原型的本质在很多方面是和母亲原型相对立的。正如母亲原型与中国的阴相对应一样，父亲原型与阳相对应。它决定着我们与人类的关系、与法律和国家的关系、与理性和精神以及与自然的物力论的关系。（《荣格全集》第10卷，第65自然段）
在与父母的关系中所建立起来的社会性别意识和对异性特征的觉察，通过与同伴群体，特别是与游戏伙伴的相互作用而得到了完善。当然，儿童在游戏中所采纳的角色是与文化相关的，是以模仿父母和社会中的其他重要成人为基础的。但是，正如来自迥然相异的社会的证据所表明的，这些文化影响是在一个原型设计的基础上进行的。几乎在任何地方，女孩子都往往比男孩子更显关爱和更合群，这表现在她们更倾向于亲近他人，并且在这样做时感到快乐。另一方面，男孩子则对社交性的交往本身并不太感兴趣，他们往往喜欢某种形式的身体活动，例如奔跑、追逐和玩大型的、活动的玩具。他们也往往更粗暴吵闹，更具攻击性，不太受成人及同伴的控制。
正如社会性别被体验为对与自己的生理性别相称的原型原则的一种肯定一样，与异性的关系也是建立在一个原型基础之上的。在那些使我们能够适应人类生活的典型环境的所有原型系统中，与异性相关的原型系统是最关键的。这种性异原型，在女性身上荣格称它为阿尼姆斯，在男性身上称为阿妮玛。作为男性身上的女性方面和女性身上的男性方面，它们作为一对 对立物 （the syzygy）在两性的潜意识中发挥作用，并且深刻地影响着所有男人和女人相互之间的关系。
荣格还发现，实际上，阿妮玛和阿尼姆斯都在梦中和想象中作为从潜意识到自我之间的媒介而发挥作用，从而为内部和外部适应提供了一种手段。他把它们描述为“灵魂意象”和“非我”，因为它们被体验为某种神秘的和超自然的事物，拥有巨大的力量。阿妮玛和阿尼姆斯的潜意识性质越强，就越有可能被投射——即导致“坠入爱河”这一体验的心理动力过程。为此，荣格把性异情结称为“制作投射的因素”。
“每一个男人的内心深处都带有女人的永久意象，并不是这个或那个女人的意象，而是一个确定的女性意象。这个意象从根本上来说是潜意识的，是起源于原始的遗传因素……”（《荣格全集》第17卷，第338自然段）。“女人被一个男性的成分所补偿，因此可以说她的潜意识带有一个男性的印记……由此，我把女人身上制作投射的因素称为阿尼姆斯……正如阿妮玛与母性的爱欲相对应一样，阿尼姆斯与父性的逻各斯相对应”（《荣格全集》第9卷下部，第28自然段）。
和阴影一样，性异情结所具有的特质与表现在人格面具中的那些相反，因为，即使在我们这个平等的时代，人们也期望男孩子表现得像男孩子，女孩子表现得像女孩子。这样一来，一个男子越是不能够接受他的阴影和他身上的女性特质，他就越认同其人格面具。确实，荣格甚至走得如此之远，以至宣称“阿妮玛的特性可以从人格面具的特性中推演出来”，因为“在正常情况下应该处在外部态度中、但却显然没在那里的所有东西，一律会在内部态度中找到。这是一条基本的规则……”（《荣格全集》第6卷，第806自然段）。
这一基本的规则就是自我调节的 稳态 （homeostatic）规则，是荣格从生物学中借用并应用于人类心理学的。稳态是无论环境如何变化，所有有机系统保持自己处在一种平衡状态的手段。事实上，在所有层次的存在中，从分子到人类社会，从生命到非生命系统，都可以观察到稳态的调节，甚至我们的整个星球都可以看作是一个巨大的稳态系统。由于精神是在这个世界的情境中发展的，荣格认为，在宇宙中适用的法则也一定在精神中适用。因此，他认为把精神看作一个自我调节的系统是合理的，这个系统力图在对立的倾向之间永久地保持平衡，而同时又寻求自己的成长和发展。
和身体一样，精神也是一个维持着自身平衡的自我调节系统。任何一个过程如果走得太远，就会立即而且必然引起补偿，没有这些补偿，就既不会有正常的代谢，也不会有正常的精神。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们可以把补偿理论视为精神行为的一条基本法则。一方的缺失将导致另一方的过量。同样，意识和潜意识之间的关系也是一种补偿。（《荣格全集》第16卷，第330自然段）
补偿原则是荣格心理动力学的关键概念，因为它是荣格理解精神怎样在生命周期中适应和发展的核心。
荣格的发展心理学观点与他在世时所流行的观点是如此大相径庭，以致他十分扎眼地被许多人看作是一个持异见者。按照正统的行为主义观点，人类有机体只是一个反应系统，通过条件作用和学习对外部刺激作出反应，以此确立起其全套行为。相反地，荣格认为，人类生来就有一个复杂的生命程序，它预设了人类的自然生命周期，并且被包含在自性之中。他这样写道：
在一个人的行为背后既没有公众舆论，也没有道德规范，而是一个他还没有意识到的人格。正如一个人仍然是他过去所是的那样，他也已经是他将要成为的那个人了。意识的心灵并没有把一个人的全部包含在内，因为这个全部仅是部分地由他的意识内容所构成……在这个全部之中，意识的心灵就像是包含在一个大圆之中的小圆。（《荣格全集》第11卷，第390自然段）
当一个人从生命周期的一个阶段走向另一个阶段时，自性的一些新的和适宜的方面就会变得活跃起来，并且要求得到表现；荣格相信，这一内部程序赋予了人生的后半段一种与前半段大不相同的性质。前半段主要关心的是生物的和社会的事务，而后半段则是文化的和精神的事务。他写道：“人有两个目标。第一个是自然的目标，即生育和保护子女；这其中包括了金钱和社会地位的获取。”只有当这个目标达成之后，新的目标——“文化的目标”——才可能达成（《荣格全集》第7卷，第114自然段）。
从生命周期的一个阶段向另一个阶段的转换，对每一个人来说都是一个潜在的危机时刻，正是为了帮助个体度过这些危机时刻， “人生新阶段”仪式 （rites of passage）才在原始社会中发展起来。这些仪式——特别是进入青春期的仪式，成为猎人、战士或巫医的仪式，婚姻仪式，孩子出生以及亲属去世的仪式——都具有重大的意义，因为它们为重要转换的发生这一事实提供了公众的肯定，并且通过仪式强大的象征作用，激活了与已经达到的这个人生阶段相称的集体潜意识中的原型成分：这一原型潜能于是就被结合到了仪式接受者的个人精神之中。
由此，成熟过程被视为是通过一系列先天的原型 期待 （expectations），即是说，环境将提供以下内容：足够的 营养、温暖 以及 保护 其不受掠食者和敌人的伤害，以确保身体的生存；由母亲、父亲和同伴组成的 家庭 ；有足够的 探索和玩耍的空间 ；一个提供语言、神话、宗教、仪式、价值观、故事、成人仪式、以及最终提供一个 配偶 的 社会 ；还有一个 经济 角色和/或 职业地位 。
尽管对每一个人来说，这些原型要求都是一样的，但是每一种文化以自己的方式成功地（或未能成功地）满足这些要求，每一个个体通过这个过程时所体验到的生活也将是独特的。这样，父母的实际特质就会对儿童的发展产生深刻的影响，因为它们将决定儿童的个人精神中母亲和父亲情结的性质和内容，而这些情结又反过来为成熟人格的建立奠定了基础。但是，这些情结从来不是真实父母的简单的“录像剪辑”：它们是父母的意象（ imagos ），是环境中的个人父母和集体潜意识中的原型父母之间持续交互作用的产物。其至关重要的标准是，真实的父母应该“足够优秀”，以实现父母的原型，也就是说，他们应该充分地在场（以满足 接近律 ）和充分地提供恰当的关怀（以满足 相似律 ），以便与儿童的原型期待相称。如果父母并非“足够优秀”，则生命程序的剩余部分就可能会受到扭曲，原型进程的后续阶段就可能无法实现。因此，如果父亲不称职或不在场，一个男孩子可能就无法充分实现其男子气概的潜能，因而也就无法确立起他的天赋为他准备好的社会或职业角色，或者他也可能无法与一个异性成员保持足够长的关系，因而他自身也无法成为一个合格的丈夫或父亲。
对男性来说，童年和青春期的原型任务以象征的形式在英雄神话中表现出来，这些英雄神话在世界各地都可以找到。这些神话讲述英雄怎样离开家乡，经受诸多考验和磨练，最终在“殊死考验”中和一条龙或一只海怪进行战斗。英雄的胜利以“难以企及的珍宝”作为奖励，即获得了王国的王位和娶了美丽的公主为新娘。在现实中也是如此：要踏上生活的冒险旅程，一个男孩子就必须摆脱家庭、父母和手足的束缚，在成人仪式的严峻试炼中幸存下来（几乎所有的传统社会都强制推行这种仪式），并且为自己在这个世界上赢得一席之地（王位）。要达成所有这些目标和迎娶一位新娘，他就必须克服仍然在他的潜意识中发挥作用的母亲情结的力量（和龙进行决斗）。这相当于从母亲身上的第二次分娩，对精神脐带的最终切断（在战胜龙和怪物的故事中常常包含着这样的情节，即英雄被吞进怪物的肚子里，在那里他用一种自动剖腹产的方式割破怪物的肚子获得生机：其结果是，作为母亲的儿子，他“死”了，作为一个与公主相配的人和国王，他“再生”了）。青春期成为男子汉的仪式推动了这种必要的转换。没有通过仪式的试炼或未能战胜怪物就意味着没有摆脱母亲：那么，公主（阿妮玛）就永远不能从怪物的魔爪之中被解救出来。她深陷在潜意识中，在母亲情结的拘禁下失去了活力。
对女孩子来说，向女人的转换更容易完成，因为女性的社会性别意识不要求她像男孩子那样，把对母亲世界的认同急剧转化为对父亲世界的认同。其结果是，女性的成人仪式——在存在这种仪式的地方，相较于男孩子而言，是一个不那么困难的和延续时间较短的过程（文化上罕见的和骇人的女性割礼仪式是例外），它主要由一个典礼所构成，承认一个年轻的女人现在进入了其人生的生殖阶段。这个仪式的设计仿佛是为了提高她对自己作为一个 在生命本身的层面上具有创造力的 、能够到达男人绝不可能知道的神圣的经验领域的女人的内在觉知。（男人本身也认识到了这一点并且充满了敬畏：荣格写道：“阿妮玛是 生命本身的原型 ”（《荣格全集》第9卷上部，第66自然段）；荣格自己以斜体强调）。
在很多文化中并没有女性成人仪式，令这一新的女性意识获得实现的任务就落在了已经通过成人仪式的男性身上。因此，在神话和童话中女主人公往往躺在那里沉睡，直到一位王子用一个吻来将她唤醒（在这个过程中他唤醒了自己的阿妮玛）。她是被一片灌木丛包围着的睡美人，或者是在沃坦的火圈中等待她的齐格弗里德到来的沉睡着的布伦希尔特
。
虽然我们的文化不再提供成人仪式，但在我们所有人的身上，无论是何社会性别，都存留着 一个要求被接纳为成人的原型需要 。我们可以从接受分析的病人的梦中推论出来，这些梦在他们生命中的一些关键时期表现出丰富的仪式象征意义——例如，在青春期、订婚、结婚、孩子出生、离婚或分居、父母或配偶去世的时候。人生的一个新阶段的到达似乎要求人们必须体验到仪式的象征。如果社会不能提供，那么，自我就会通过在梦中产生这些仪式的象征而对这一缺陷予以补偿。
对所有的年轻人来说，成长都是一趟从熟悉的过去进入一个未知的未来的艰难旅程，每个人都会在某些时候因为这条路途上危险的不确定性而感到胆怯。有时其挑战看起来是如此地难以承受，致使个体崩溃、放弃，或退行到之前的一个发展阶段，回到带有养育者和容纳者的原型方面的母亲身边。在这样的情况下，这可能是一个恰当的策略，一个以退为进（ reculer pour mieux sauter ）的策略，以重新找到足够的力量和决心来面对前路上的严峻考验。
在这一阶段明显存在着一种固有的冲突：原型程序规定，我们必须和母亲分离，长大后离开她，但与此同时，又要紧紧抓住她所代表的爱和安全：“任何离开母亲身边的人都渴望回到母亲那里去。这种渴望能够很轻易地转变为一种消耗心力的激情，对已经获得的一切造成威胁”（《荣格全集》第5卷，第352自然段）。“人生新阶段”仪式的目的就是要克服这种威胁，因为正如荣格在直面潜意识时所发现的，在一切精神发展中都有一个二元的动力在发挥作用。一方面，我们被向外和向前的力量驱使着进入未来，另一方面，我们被向内和向后的力量拉扯着回到过去。发展从来不是简单的线性的进程：它是一个螺旋式的发展过程，有前进的上升，也有退行的下降。但是，荣格从他自己的经验中了解到，退行能够服务于成长，精神疾病可能代表着精神想要治愈自己的一种努力。
从青春期到成年早期是人们寻找“第1号”人格的动机最为强烈的时期，他们把自己所有的能量都倾注到工作、婚姻、家庭和孩子身上。这是一个虽然有些片面、但却是快速发展的时期，此时很少有人有时间专注于他们的内在生活。为此，荣格认为，在心理上投身于个体化的道路在这个阶段是不适当的。相反，这是为社会作贡献的时期，目的是为了获得追求个体化的权利，个体化其后成为人生后半段的任务。
在大多数人身上，与异性建立联系的能力成熟于青春期和成年早期，并且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达到能够和渴望结婚的程度。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当一个人遇到一个女子或男子，而这个女子或男子似乎正是这个人自己的阿妮玛或阿尼姆斯的活生生的化身时（不管事实是否真是如此），“坠入爱河”的体验就会发生。这一撼动内心的体验即是所谓的被自动情结的力量所“主导”的一个例子。
任一个原型一旦被激活，便会开始在生活中寻求其自身的实现。对阿妮玛和阿尼姆斯而言，情况尤其如此，因为挥之不去的、令人不得安宁的性的欲望使得它们对完满的求索显得更为急迫。与伴侣形成亲密的关系不仅仅只是潜意识的投射。要想令这一亲密关系足够持久，以使孩子能够得到抚养，那么它就必须得依靠以下的种种来维持：持续的性兴趣；法律的坚决要求；以及相互承认对方为真实存在的人，而且其身上的特质覆盖和超越了那些被投射的特质。如果因为配偶与自己的阿妮玛或阿尼姆斯幻想存在差距而不能原谅她/他时，就会导致心痛、相互的责难和离婚。
荣格从自己的婚姻经验中非常清楚地认识到这一点。在他于1925年发表的文章《作为一种心理关系的婚姻》中，他论证说，婚姻只有在超越彼此盲目的阿妮玛/阿尼姆斯投射、并且在双方都 意识到 对方的精神现实的情况下，才能成为一种真正的关系。否则，它一直都将只是为习俗和错觉所支配的“中世纪的婚姻”，只是一种 神秘的参与 （“一颗心和一个灵魂”）。在当今的环境下，婚姻必须是更具意识和更富弹性的制度，尽管随着性异幻想的退隐这必然引起幻想破灭的情绪，并且导致分居和离婚越来越多地发生。“没有痛苦就不会诞生意识”（《荣格全集》第17卷，第331自然段）。
但是，如果这种结合存活了下来，那么，它就可以成为所谓的“个体化婚姻”（古根比尔-克雷格，《婚姻，是死还是活？》，苏黎世：春天出版社，1977），使得双方的人格通过对彼此、对其婚姻和他们自身更为丰富的理解而得到成长。荣格说：“这是在人生的中年期经常发生的情况；以此方式，我们神奇的人类本性促使我们从前半生向后半生过渡。这是从一种状态向另一种状态的转变，在前一种状态下，人只是本性的工具，而在后一种状态下，他不再是一种工具，而是他自己：这是一种从自然到文化、从本能到精神的转化”（《荣格全集》第17卷，第335自然段）。
荣格关于同性恋的观点利用的也是他的阿妮玛/阿尼姆斯概念。同性恋者是这样的人，即在成长的过程中，他们更紧密地和父母亲中具有相反性别的那一个相认同，而同性别的潜能则保持在相对潜意识的状态下，没有得到实现。其结果是，性吸引中基本的对立性，即渴望和“未知的他者”结合的欲望，在和同性别成员的关系中被体验到，这些同性别的成员看起来具有那些他们感到自己缺乏但又渴望得到的特质。
这样，当男同性恋者前来接受分析时，这常常是因为他们无法找到他们所探求的东西，即爱的伴侣，后者被看作是他们自己未能实现的男子气概潜能的化身。分析能够帮助他们意识到这一探求的心理意义，并且为他们和另一个男子的“个体化关系”铺平道路；在这一关系中，双方都帮助对方找到了他所探求的东西。同样的思考也适用于对女同性恋者的分析。
荣格同性恋心理理论的这些和其他影响在罗伯特·H.赫普克（Robert H. Hopcke）的《荣格、荣格学者和同性恋》（波士顿：香巴拉出版社，1989）一书中得到了详细的阐释。
荣格把中年生活和正午相比源自于他把生命比喻为太阳每天的运行：
清晨它从潜意识的夜海中升起，眼望这呈现在它面前的广阔而明亮的世界；它在天空中爬升得越高，世界便越是延伸开去。由于它自己的升起而引起了其行动领域的扩展：在这个过程中，太阳将发现它自身的意义；它将把尽可能地向最高处爬升和尽可能地广撒恩泽视作自己的目标。怀持这一坚定的信念，太阳把它的进程推进到未曾预料到的顶点——之所以是未曾预料到的，是因为它的进程是独特的和个体性的，也因为其顶点无法提前计算得出。在正午的钟声敲响之后，下降的过程开始了。下降意味着早晨所珍视的一切理想和价值观的反转。太阳和它自身产生了矛盾，仿佛它应该吸收光线而不是散发它们。光亮和温暖越来越少，最后终于消失了……（《荣格全集》第8卷，第778自然段）
在人生的中年期出现了一个物极必反的倾向，它带有“人必有一死”这一简短明了的暗示。对许多人来说，这是一个危机的时刻，一个自我怀疑和质疑内心的时刻。“我的一生究竟达成了什么目标呢？”“我的余生究竟应该做些什么呢？”“除了年老、体弱多病和死亡之外，还有什么可以期待的呢？”荣格评论道：“酒已经发酵，并且开始沉淀和澄清……代之以向前看，一个人开始向后看……他开始盘点存货，看一看他的生命至今是如何发展的”（《荣格全集》第17卷，第331a自然段）。从35岁到45岁是抑郁、离婚和自杀率上升的时期。其后再过一段时间，女性将不得不面对绝经这一额外的问题。但是，正如荣格从自己身上所发现的，尽管中年期危机是创伤性的，但它也提供了一个机会，可以使得意识更加觉醒，个人得到成长。
人生前半段的成功通常要求一个人把自己的精力完全贯注到某一特定的方向。这会导致相对狭窄的、“片面的”人格发展，并且无法实现蛰伏在潜意识中的大量的自性潜能。正如荣格所强调的，“ 人格并不一定意味着觉醒的意识。它完全可能是潜伏的或处于做梦状态的 ”（《荣格全集》第9卷上部，第508自然段；荣格自己以斜体强调）。中年危机可以起到“唤醒”这个做梦的、尚未被发现的自性的作用，而人生余下的部分可以为它的发展提供机会。带着这一认识，个体化的进程将真正开始，因为个体化是一个把在自己内部展开的发展过程带入到意识觉知中来的过程。
自亚里士多德（Aristotle）以来，哲学家们就对个体化原则（ principium individuationis ）表现出兴趣，但却只有少数几个发展心理学家在20世纪研究过这一现象；他们用“自我实现”这样的术语来指代它。但是，荣格的概念更进一步，因为他把个体化看作是在所有有生命的有机体中都清晰可见的生物学原则，而并非仅限于人类。他写道：“通过一个生物过程，任一生物成为其从一开始就注定要成为的那个生物。个体化是这一生物过程的一种表达方式——无论这个过程可能有多么简单或是复杂”（《荣格全集》第11卷，第144自然段）。和对待原型本身一样，他最终开始相信，个体化也在无机物身上发挥作用，正如一块水晶从它之前作为液体的存在状态的某种隐藏结构中产生出来一样。
但是，作为一位心理学家，使他感到着迷的是他视为个体化原则的最高实现的东西——人类精神可能的最完满发展。它是自性完善的一个创造性行动：是潜意识的、无时间性的自性（荣格有时称之为“我们所有人心中的那个200万岁的人”）和当代的男人或女人为时间所限制的人格的逐步整合。这种超乎寻常的融合是怎样出现的呢？对这个问题可以这样回答：它在我们睡眠时出现，如果我们对自己的梦进行记录、反思和研究，就会不可估量地有助于这个过程的出现。
在对分析进行描述时，荣格写道：“患者和我一起与我们所有人心中的那个200万岁的人谈话。归根到底，我们大多数的困境都产生于失去了和我们的本能的联系，失去了和保存在我们心中的那个古老而又不会被遗忘的智慧的联系。那么，我们在哪里能和我们心中的这个老人建立联系呢？在我们的梦中”（《心理学的反思》，第76页）。
正如我们在第五章将要述及的，荣格提出，梦在精神的稳态中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它们通过补偿意识片面的局限性而促使我们适应生活的要求。夜复一夜，年复一年，这一补偿活动对个体化过程一再地作出贡献，当我们对同一个人所做的一系列的梦进行考察时，这一点会变得非常显而易见。
记住自己的梦境，把它们记录下来并且加以分析，这有助于增进这一稳态功能。但是，无论我们记得与否，梦都会发挥它们的作用。毕竟，绝大多数的梦在发生时，人们都没有有意识地觉察到它们；然而，它们必定有一个重要的目的，因为几乎所有的动物都做梦，而且做梦的头脑已经存在了1亿3500万年。如果梦没有以某种至关重要的方式对生存作出贡献，那实在是对大自然的时间超乎寻常的浪费。生态学和荣格心理学被证明对这一令人着迷的现象持有共同的看法，虽然极少有生态学家（而且实际上极少有荣格学者）觉察到这个事实。按照生态学的观点，梦所执行的任务是把动物的日常经验和该物种的基因组（即全部遗传构成）所规定的生命程序整合起来。梦提高动物的生存能力，并且提供使生命周期的基本模式得到实现的手段。这就是在自然的、有机层面上的个体化过程。
荣格所关注的个体化过程是男人和女人积极寻求完满地成为自己身上所存在的人的形象的有意识过程。环境不可避免地会对个人的发展施加一些限制，正如没有一个母亲能够把母亲原型的全部内容都体现出来一样，也没有一个个体能够包含集体潜意识的全部潜能。无论我们的教养可能有多么幸运，我们中的绝大多数到中年时期也只求能是自性的一个“足够优秀”的变化形式而已。但是，一个人可以遵循阿波罗的忠告“认识你自己”，留意品达
的格言“成为真实的你”，向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学习，发现“真实的自我”——使得内隐的自己清楚明白地显露出来。用荣格的话来说，这意味着要克服父母和文化环境所施加的分离，脱去“人格面具虚假的外包装”（《荣格全集》第7卷，第269自然段），放弃自己的自我防御，并且不是把阴影投射到他人身上，而是努力认识它，承认它是自己内在生活的一部分，和生活在个人精神内部的性异人格达成和解，力求令自性的最高意向得到有意识的实现。当然，在一个人的有生之年要完全达到这些目标是绝不可能的，但这并不是重点。荣格写道：“只有当目标作为一种理念时它才是重要的。至关重要的是引导我们通向目标的伟大工作（
opus
）：
这
才是有生之年的目标”（《荣格全集》第16卷，第400自然段）。
使自己投身于伟大的工作就是要一直到老年都过着富有成果的生活，同时履行晚年成熟期的精神义务。“如果长寿对人类来说没有意义的话，那么，一个人就绝不会要活到七、八十岁。生命的下午一定有其自身的重要意义，而不可能仅仅是生命的早晨一个可怜的附属物”（《荣格全集》第8卷，第787自然段）。
利用这些人生的下午的年份，尽可能地在我们文化的限度之内成为一个完善的人，这既有助于促成我们生命的个人实现，也有助于推进社会的福祉。个体化进程良好的老人是——而且一直都是——智慧的宝库，因为他们有时间进行反思，把他们一生的体验所习得的所有东西整合起来。无论年轻人受过多么良好的教育，“书本的知识”绝不可能与从一个 有知识 和 生活过 的人那里获得的灵感相比。个体化是使一个人的个人存在通过人类的一种独特的表现形式得以实现，并且在一个人微小的精神世界这一脆弱的容器内，提取创造性本质的精华。在这个微观世界的实验中，伟大的宇宙开始意识到它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