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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9年，荣格和弗洛伊德双双应邀赴位于马萨诸塞州伍斯特的克拉克大学作演讲。他们离开了有7个星期，在此期间两人每天花上很长的时间进行交谈和相互研究对方的梦。在他们所分析的梦中，有两个给他们的友谊带来了决定性的影响。第一个是弗洛伊德的一个梦，荣格竭尽全力根据弗洛伊德提供的少数几个联想进行解释。当荣格敦促他多提供一些联想时，弗洛伊德相当多疑地看着他并拒绝了。他说：“我不能拿我的权威来冒险。”荣格评论道，在那一刻，他完全无法控制自己的脾气。“那句话在我的记忆中打上了深深的烙印，这其中已经预示了我们两人友谊的终结。弗洛伊德把个人权威置于了真理之上”（《回忆、梦、反思》，第154页）。
另一个梦是荣格做的。他梦见自己在一栋老房子的顶层，房子里家具陈设气派，墙上挂着精美的油画。他惊叹这竟然是自己的房子，不由得想：“还真不赖！”但随后他就想起，他对下面一层是什么样子还一无所知，于是他就下楼去看。在下面所有的东西都要陈旧得多。家具是中世纪的，一切都显得相当阴暗。他想着：“现在我真的必须探索一下整栋房子了。”他仔细地审视着地板。它是石板铺成的。在一块石板上他发现了一枚戒指。当他把戒指拾起来的时候，这块石板抬升起来，他看见有狭窄的石阶向下通往深处。他往下走去，进入一个在岩石中凿出的洞穴。一些骨头和破碎的陶器散落在尘埃之中，这是原始文化的遗迹；接着他发现了两个人类的头骨，显然都非常古老，并且已经有些碎裂了。然后他就醒了。
弗洛伊德对这个梦感兴趣的部分完全在于那些头盖骨可能的身份。他想要荣格说出这些头盖骨是谁的，因为在他看来这很明显，荣格一定是对这些头骨的主人心怀某种死亡愿望。荣格觉得这完全不着边际。但是，按照在他们关系的那个阶段他习惯性的做法，他把自己的怀疑藏在心里。在荣格看来，那座房子是精神的一个意象。顶层的房间代表他的意识人格，下面一层代表潜意识的第一层次，他后来称之为 个体 潜意识，而他所到达的那个最底层是 集体 潜意识。在那里他发现了 自己心灵深处的原始人 的世界。在他看来，这些头骨和死亡愿望毫无关系。它们属于我们人类的祖先，是祖先帮助塑造了我们大家共同的精神遗产。
当他终于鼓起勇气宣布他关于集体潜意识的假设时，这一点证明了是他之于弗洛伊德的最重大的背离，也证明了是他对心理学最重要的一项贡献。虽然弗洛伊德确实偶尔提到过，在精神中存在着“古代的遗迹”，但他却倔强地反对荣格那大胆而革命性的观点中海量的蕴意。
荣格所提出的正是整个心理科学能够建筑于其上的一个基本概念。它潜在的重要性可与物理学中的量子理论相比拟。正如物理学家研究粒子和波、生物学家研究基因一样，荣格认为，心理学家的任务就是研究集体潜意识以及构成它的功能单位——即他最终所称的 原型 （the archetypes）。原型是“所有人共有的同一的精神结构”（《荣格全集》第5卷，第224自然段），它们共同构成了“人类的古代遗迹”（《荣格全集》第5卷，第259自然段）。
从根本上说，他把原型设想为先天的神经与精神中心，具有发动、控制和调节所有人类的共同行为特点和典型经验的能力。因此，在适当的情况下，原型可以在人们身上引发类似的思想、意象、基本神话主题、情感，以及观念，而不论他们的阶级、信仰、种族、地理位置或历史时代如何。一个个体全部的原型禀赋构成了集体潜意识，其权威和力量归属于一个核心，它负责整合整个人格，荣格称之为自性。
弗洛伊德认为，个人的经验对于每一个个体的发展至关重要，在这一观点上荣格从未表示过异议，但他否认这种发展发生于一个没有特定结构的人格中。相反，在荣格看来，个人经验的作用就是 发展已经存在的东西 ——即激活已经存在于自性中的原型的潜能。我们的精神不仅仅是经验的产物，就像我们的身体不仅仅是我们下肚的食物的产物。
用一个示意图（图15）来表现荣格的精神模型将有助于使这一观点更为清晰。这个模型应当被直观化为一个球体，就像一个3层的洋葱。在中心、且以其影响来渗透整个系统的就是自性。在3个同心圆的内部就是由原型组成的集体潜意识。最外面的一圈代表意识，作为其焦点的自我绕着这个系统的轨道运行，就像一颗行星围绕太阳运行，或者月亮围绕地球运行一样。在意识和集体潜意识之间的媒介物就是个体潜意识，它们是由情结构成的，每一个情结和一个原型相联系：因为情结是原型的 化身 （personification）；它们是原型借以在个体的精神中表现自己的手段。
图15 荣格的精神模型图解
荣格的原型在有限的程度上类似于柏拉图（Plato）的 理念 （ideas）。在柏拉图看来，“理念”是在人类生活开始之前就在神的心灵中存在的纯粹的精神形式，并且由此超越了通常的现象世界。它们体现了事物的 一般的 特点，但又隐含在其 特殊的 表现形式之中；从此种意义上来说，它们是 集体的 。例如，曲线和涡的结构可以让人一眼即识别出这是人类的指纹，而不可能弄错。但同时，每一个指纹的结构又为其拥有者所独有，这就是为什么那些盗窃的人要想逃避侦查和逮捕就必须记住戴上手套的原因。原型同样把普遍性与个体性结合起来，把一般性和特殊性结合起来；它们是所有人类所共有的，但却在每一个个体身上以他或她所独有的方式表现出来。
荣格的原型与柏拉图的理念的不同之处在于它们动态的、寻求目标的属性。随着生命周期在环境的背景中展开，原型积极地在个体的人格和行为中寻求实现。
在一个儿童的个人精神中要求实现的最重要原型是母亲原型。一个原型的实现（荣格有时也称之为“唤起”［evocation］和“群集”［constellation］）似乎是根据19世纪末心理学家们所提出的联想律来进行的。这些联想律中有两条尤为切合：它们是 相似律 （law of similarity）和 接近律 （law of contiguity）。这样，母亲原型即是通过一个女性照看者的接近性而在儿童的精神中得以实现的；这个女性照看者的行为和个人特征与内在的母亲原型结构足够 相似 ，使得儿童能够将她作为“母亲”来感受和体验。然后，随着依恋关系的发展，该原型就在儿童的个人精神中以母亲 情结 的形式活跃起来。与此同时，通过相似性和接近性，婴儿在母亲身上群集起幼儿原型。这一二人组合的任一方创造出知觉场，后者起到唤起对方身上的原型的作用。
在荣格生活的那个时期，大多数心理学家都认为，儿童是母亲关怀的被动接受者，他们之所以依恋母亲，是因为他们受到母亲的喂养（即所谓的“食厨爱”理论
）。与此相反，荣格认为，儿童积极地参与了他们与世界的全部关系的形成；他坚持认为，“把新生儿的精神设想为一块白板（
tabula rasa
），即从这其中是绝对的空白这个意义上说，这种设想是错误的［他的绝大多数同时代人正是这样设想的］”（《荣格全集》第9卷上部，第136自然段）。我们天生就有一个精神结构，它使得我们能够产生我们人类独特的体验。
因此，不论是在身体上还是在精神上，男人的全部本性是以女人为先决条件的。他的系统从一开始就与女人协调一致，正如它为一个相当确定的世界作好了准备一样，在这个世界中有水、光、空气、盐、碳水化合物等等。他诞生于其中的这个世界的形式在他身上早已作为一种虚像先天存在了。同样地，父母、妻子、孩子、出生和死亡也在他身上作为虚像、作为精神的倾向而先天存在着。这些先验的范畴本质上具有一种集体的性质；它们是父母、妻子和孩子的概括的意象，而不是个人的宿命。因此，我们必须将这些意象看作是缺乏实质内容的，因而是潜意识的。它们只有在遇到经验的事实时才会获得完整性、影响力和最终的意识，这些经验事实触及到潜意识的倾向，并使之得以复活。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它们是我们所有祖先经验的积淀，但却不是经验本身。（《荣格全集》第7卷，第300自然段）
因此，对我们的近代和远古祖先来说所有这些最基本的因素，对我们来说也是最基本的，因为它们嵌置在遗传的有机系统中。（《荣格全集》第8卷，第717自然段）
最近40年来，与荣格的看法非常类似的一些观点在相对较新的习性学（行为生物学的一个分支，研究处在自然栖息地的动物）这门学科中开始流行起来。每一个动物物种都具有一全套的行为技能。这套行为技能所依赖的那些结构早已由进化建构到该物种的中枢神经系统之中。习性学家们把这些结构称为 先天释放机制 （innate releasing mechanisms，或IRMs）。每一个先天释放机制事先已作好了准备，一遇到环境中适当的刺激物——称为 信号刺激物 （sign stimulus）——便被激活。当这样的刺激物出现时，先天机制得到释放，动物便以特定的 行为模式 （pattern of behaviour）作出反应；这种行为模式是通过进化适应环境的结果。这样，当一只母野鸭看到一只公野鸭漂亮的绿脑袋时就会发情，绿脑袋就是 信号刺激物 ，它使得母鸭中枢神经系统中的 先天机制 得以释放，而这种先天机制导致了与母鸭的求偶相联系的特定的 行为模式 。
这非常类似于荣格所设想的原型如何在人类身上发挥影响，而且他意识到了这种类比。他说，一个原型不是“一个遗传的观念”，而是“一种遗传的功能方式，它与小鸡钻出蛋壳、鸟儿筑巢、某种黄蜂专蛰毛虫的运动神经节、鳗鲡找到前往百慕大的道路的先天方式是相一致的。换句话说，它是一种‘行为模式’”。荣格得出结论认为，“原型的这个方面，这个纯粹生物学的方面，是科学心理学应该关注的”（《荣格全集》第18卷，第1228自然段）。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可以把习性学和荣格心理学看作是同一枚硬币的两面：就好像习性学家们致力于对原型进行外倾的探索，而荣格学者们则致力于对先天释放机制进行内倾的考察。
许多其他学科都提出过与原型假设类似的概念，但通常都没有提到荣格。例如，克劳德·列维-斯特劳斯（Claude Lévi-Strauss）和法国的结构人类学学派主要关心的是潜意识的 基础结构 （infrastructures），他们认为这些结构是人类所有的习俗和制度产生的缘由；语言学家们认为，虽然语法是彼此不同的，但它们的基本形式——诺姆·乔姆斯基（Noam Chomsky）称之为它们的 深层结构 （deep structures）——是普遍的（也就是说，在最深的神经与精神层面，存在着一种普遍的［或“原型的”］语法，所有个别的语法都以此为基础）；一门全新的学科，社会生物学，是以下述理论为基础发展起来的，即所有社会物种（包括人类）所特有的行为模式依赖于 遗传的反应策略 （genetically transmitted response strategies），这些策略旨在使有机体最大限度地适应它于其中进化而来的生存环境；社会生物学还认为，一个物种的个别成员的心理和社会发展依赖于所谓 渐成发展的规则 （epigenetic rules；epi = upon，genesis = development，也就是发展所赖以进行的规则）；而就在最近，以习性学为方向的精神病学家们开始研究他们所谓的 心理生物学反应模式 （psychobiological response patterns）和 深刻同源的神经结构 （deeply homologous neural structures），他们认为，这些模式和结构是造成个体病人在对其社会环境的变异作出反应时产生健康和不健康的适应模式的原因。所有这些概念都与荣格早在几十年前就已提出的原型假设相符合，但荣格的假设却在当年受到了几乎所有人的冷遇。
这就引出了一个重要的问题。如果荣格的原型理论具有如此根本的重要性，以至于它不断地被许多其他学科的实践者们所重新发现，那么，当荣格提出这一理论的时候，为什么它没有受到应有的热情欢迎呢？我认为，这可以从两方面来进行解释：即荣格阐明这一理论的时代和他发表这一理论的方式。
首先，在荣格人生的整个成熟期，各大学心理学系的研究者们正处在行为主义的支配之下；行为主义轻视先天的或遗传的因素，倾向于把个体视为一块白板，其发展几乎完全依赖于环境的因素。荣格则认为，婴儿来到这个世界上就带有一幅完整的生命蓝图，其后它通过与环境的相互作用得以执行；他的这种相反的看法与流行的时代精神是如此地不一致，致使它受到了不友善的对待。
其次，荣格没有以一种清晰的、可以检验的形式来阐述他的理论，也没有使之依赖于充分的有说服力的证据。在他的《力比多的转化和象征》一书中，他第一次提出了产生“原始意象”（这是他最初对原型的称法）的集体潜意识这一观点，但这本书晦涩艰深，充斥着神话诠释，以致于除了那些最有决心的读者之外，几乎谁都读不懂。此外，在论证“原始意象”源出人类过去的历史的时候，荣格使自己暴露在人们责难的枪口之下；人们指责他和弗洛伊德一样，赞同最初由让-巴蒂斯特·拉马克（Jean-Baptiste Lamarck，1744—1829）提出的 获得性遗传 （inheritance of acquired characteristics）这一已被推翻的理论，这一理论认为，在一代成员身上产生的观念或意象能够遗传给下一代和此后的各代。
实际上，集体潜意识是一个自身站得住脚的科学假设，人们看待它时不必非得采纳拉马克的生物学观点。确实，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它和当代习性学家、社会生物学家和精神病学家的理论阐述是相符合的。为了在自己和拉马克主义之间切实地划清界线，荣格最终明确地把他所谓的 原型本身 （archetype-as-such，类似于康德的自在之物［ das Ding-an-sich ］）和由原型本身所产生的原型意象、观念和行为区分开来。具有原型性和遗传性的是人们产生某些经验的 先天倾向 （predisposition），而不是经验本身。法国分子生物学家和诺贝尔奖获得者雅克·莫诺（Jacques Monod）也得出了一个相同的结论：“一切事物都来自于经验，但并非来自于为每一代的每一个个体所重复的现实的经验，而是来自于在其进化过程中该物种的全部祖先所积累下来的经验。”
这样，荣格的原型就和习性学的先天释放机制一样，在科学上是应该认真对待的。正如每一个物种的全套行为技能作为先天释放机制编码存储于中枢神经系统、在发展过程中一遇到适当的信号刺激物即被激活一样，荣格认为，人类生命的程序作为一系列原型因子编码存储于集体潜意识中，这些因子在生命周期的过程中通过对内外部事件的反应而得到实现。在这个概念中并没有什么拉马克式的或非生物学的东西。
那些拒绝接受原型假设的人不为从源自世界各地的神话中所发现的类似的主题所动；他们认为这些可以通过人类的迁居和文化的扩散来解释，而不必通过先天的倾向来这样做。荣格试图驳斥这种解释；他指出，同样的主题会在不谙世故、以前在现实的生活中从未遇到过这些主题的病人的梦、幻觉和妄想中自发地出现：“在绝对不可能拥有任何这类知识的个体身上，曾经观察到一些典型的神话主题，”他这样宣称，并得出结论认为，“我们在此面对的一定是不依赖于任何传统的‘土生土长的’复活物，因此，‘神话构建’的结构成分必定存在于潜意识精神中”（《荣格全集》第9卷上部，第259自然段）。荣格经常提到的一个例子是一个精神分裂症患者的病例；这个病人告诉荣格，如果他半闭着眼睛凝视太阳，就会看到太阳有一个阴茎状物，这个器官就是风的起源。多年以后荣格看到了一个古希腊文本，那上面描述了一个几乎完全相同的幻象：“同样是这种所谓的管子，是产生风的源头。因为你将会看到从日面悬垂下来一根管状的东西……”（《荣格全集》第8卷，第318自然段）。这位病人是一个没受过什么教育的男子，而且即便他能够读懂那个文本，他也无论如何都不可能读到过，因为这本书是在他住院之后出版的，而在医院里根本无法获得这样的文献。
虽然这似乎是荣格最喜欢用来论证他的论点的例子，但却无法把它简单地解释为原型在历史上的不同时代、在生活在不同地方的不同的人身上发挥作用的结果。有一些更有说服力的例子可以列举，例如我们之前刚刚用过的例子，即世世代代的母亲和孩子在实现亲子原型的过程中所表现出的行为。为了解释荣格的例子，必须要假定3个原型对象（太阳、阴茎和风）、一个原型原则（男性的生殖力原则）和两者之间的一种原型联系（太阳的阴茎产生了风）的存在。虽然这种联系在统计学上可能性很小，但也并非是不可能的，正如荣格的例子似乎证明的那样。但他本来是可以找到一个更有说服力的例子来支持他的理论的。
从根本上说，可以把这一理论表述为一个心理学法则： 只要某种现象被发现是一切人类社会所共有的特征时，它就是集体潜意识的某种原型的一种表现形式 。想要证明这些普遍显而易见的现象完全归因于原型因子，或完全归因于文化的扩散，都是不可能的，因为十之八九两者都参与其中。但是，可能的情况是，由原型决定的现象，与那些并非由原型决定的现象相比，具有扩散更为容易和更加持久的强烈倾向。诸如母子/母女亲密关系的形成、对支配地位的追求、性交和建造住宅等这样的行为特征满足3条关键性的生物学标准，即普遍性、持续性和进化的稳定性，而由于这类特征很有可能是以原型为基础的，在一切人类社会中，不论其所在何处，它们都会产生典型的心理体验和典型的行为模式。
原型在根本上具有二重性：它既是一个精神结构，也是一个神经结构，既是“精神”也是“物质”，而且荣格逐渐认识到，它是所有心理物理事件基本的先决条件：“原型可以说是意识心灵的暗藏基础，或者，打另一个比方来说，是不仅在狭义上植根于土壤、而且在广义上植根于世界的精神的根”（《荣格全集》第10卷，第53自然段）。他提出，原型结构不仅是所有有生命的有机体存在和生存的基础，还和控制非有机物质的行为的结构保持着连续性。因此，不应把原型看作仅仅是一个精神的实体，而应看作是“通往普遍意义上的物质的桥梁”（《荣格全集》第8卷，第420自然段）。荣格有时把原型的这一纯粹物理的方面称为类心理原型。这一观点激起了物理学家沃尔夫冈·泡利极大的兴趣；他相信，这为我们理解宇宙得以创造所依据的原则作出了重大的贡献。
泡利的热情鼓舞了荣格，使他坚持不懈地深入探索单一的现实；和许多宗教传统中的神秘主义者一样，他也相信这个单一的现实是所有表面现象的基础。为了对这个单一的维度进行描述，荣格重新起用了一个古代的术语 unus mundus ，或“单一的世界”——即所有经验存在的终极基础。他把原型设想为这个单一世界的媒介，不但组织精神中的观念和意象，而且支配物理世界中的物质和能量的基本原则。泡利论证说，通过此种对原型的构想，荣格发现了在物理事件（这是科学合乎正规的研究领域）和研究它们的科学家的心灵之间那一“缺失的联系”。换言之，安排我们的知觉和观念的原型本身就是一个客观安排的产物，这一客观的安排超越了人类的心灵和外部的世界。物理科学、心理学和神学都是在这个最高点上结合起来的。
荣格以他特有的不小心把这些观点扩展到了心理玄学的领域，特别是扩展到了“有意义的巧合”现象——他称之为 机缘巧合 （synchronicity）：“两个或多个毫无因果关系的事件具有相同的或类似的意义时所发生的巧合”（《荣格全集》第8卷，第849自然段）——例如，当一个人梦见远方的朋友死亡时，她确实就在同一天晚上死亡了。在这两个事件之间不可能有因果联系，但我们却 体验到 它们的同时发生是有意义的。
这种荣格所称的“非因果性联系的原则”是《易经》中所体现的古代中国人对现实所采取的态度——意即，所发生的任何事件都和在同一时间发生的其他一切事件存在关联。我们的西方世界观教导我们，时间是一个纯粹抽象的量度，但是，如果我们是诚实的话，就会承认 从未 感受到它就是这样的。确实，所谓“怀旧的努力”完全依赖于我们在心理上意识到时间具有它自身的特点，当事件发生时，这种特点就会施加影响于事件。荣格直觉地感受到，这暗示着在所有现象的根源处存在一种非因果性的原型安排，这种安排导致了相关的物理和心理事件同时发生所隐含的意义性。
当然，机缘巧合的事件是我们大多数人时而发生的体验的一部分，在我们的文化中，人们习惯上把它们当作“仅仅是巧合”而不予考虑，这样的做法固有地存在一种令人无法感到满意的性质。荣格的方法的典型特点是，他关注 所有的 体验，他将人类生活中非理性的和似乎是毫无联系的外部表现，与理性的和有联系的外部表现一起，本着同样严肃的态度来对待。
荣格把原型理论应用到人类体验的更深奥的领域，无论一个人是否被荣格的这种应用所说服，人们都很难否认，它是一个有着深刻影响的观点。如果像荣格所相信的，原型是一切存在的前提条件，那么，它们就必然会在艺术、科学和宗教的精神成就中表现出来，也同样会在有机物和无机物的组织中表现出来，并且它们能够提供一个立足点，使得我们对所有这些现象的理解能够进行转化。就心理学而言，原型是行为和精神事件的共同根源这样一种概念，使得我们能够超越生机论
和副现象论
的智识困境；迄今为止，生机论和副现象论已经阻碍了那些寻求探索身心之间的神秘关系的人们的进步。无论原型假设还可能达成其他什么样的目标，它至少能够在心灵科学和行为科学之间架起一座桥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