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要想在一章的篇幅之内充分说明荣格式分析在最好的情况下所能带来的深刻转化，或是对其治疗实践所基于的原则作出较为详细的概括，那都是不可能做到的。但是，既然以荣格的名字命名的分析学派是他留给我们文化的主要遗产，我们还是必须尝试一下完成这项任务。
荣格所提出的革新，其影响已经远远超出了他自己的学派，而且可以说，这种影响是仁爱的和人道主义的。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他最初的阐述主要起源于他自己的“创造性疾病”，但是，它们也是对经典的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师的刻板模式的一种反动；他们安静而远远地坐在躺椅的后面，偶尔作出权威性的论断和解释，同时又完全不参与到病人的痛苦中去。荣格取而代之的是一个激进的提议，即分析应该是一个 辩证的 （dialectical）过程，是两个人之间的一种双向交流，这两个人平等地参与其中。虽然在他初次提出的时候这还是一个革命性的观念，它自那时起已是一个影响了绝大多数学派的心理治疗师的模型，尽管许多人似乎并没有意识到它起源于荣格。
为了方便起见，我们把荣格对心理治疗实践所作的贡献按4个主题进行思考：（1）他对待心理疾病的态度；（2）他对病人的态度；（3）他提出的治疗原则和方法；（4）他对治疗师这一角色的看法。
在阐述他对待心理疾病的态度时，荣格反对的不仅是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概念，而且是传统精神病学中曾经流行的（并且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流行的）那些观点。和这两个学科中的大多数治疗师相比，荣格的经验都要丰富得多，他的智能要有远见得多。弗洛伊德曾经分析过奥地利的一小群中上等阶层的病人，他们中大多数是患癔症（19世纪末非常流行的一种病症，但今天却很少作出这种诊断）的妇女；以这种分析为基础，弗洛伊德检测了他的假设，并且（他自己非常满意地）认为它们都得到了证实。另一方面，荣格的病人（至少在最初的时候）来自社会的各个阶层，而且克拉夫特-埃宾在其《精神病学教科书》中所描述的任何一种病症几乎都能在他们身上找到。此外，荣格不仅把他的阐述建立在他自己和他病人的基础之上，而且建立在对神话、比较宗教和人类学的广泛研究的基础之上，付出艰苦的努力试图确立适用于所有人的普遍真理，无论他们的阶级、种族或信仰。更为重要的是，他自始至终都竭力坚持非教条化。当他的英国同事E. A. 贝内特（E. A. Bennet）于1951年告诉荣格，他正在为《英国医学杂志》撰写一篇关于他的文章时，他立刻说道：“无论你说什么，都要说清一点，那就是我没有教条。我仍然保持开放的心态，不搞僵化。”
从他在伯格尔斯利作为布洛伊勒的助手从事研究工作之始，他对心理疾病所持的开放的人道主义态度就已经显而易见了。我们（在前文第194页）已经提到，和当时的绝大多数精神病学家不同，荣格真正倾听了病人向他所说的话，无论这其中有多少成分是病人的妄想或幻觉。正如他很久之后所写的：
在精神病学的许多案例中，来找我们的病人都有一个没有讲述的故事，通常这个故事没有人知道。在我看来，只有在研究了这整个关乎个人的故事之后，治疗才真正开始。这是病人的秘密，是把他撞得粉身碎骨的礁石。如果我知道了他的秘密故事，我就拥有了一把治疗的钥匙……在治疗中，问题总在于这整个人，而绝不仅仅在于症状。我们必须提出挑战整个人格的问题。（《回忆、梦、反思》，第118页）
通过认真倾听他的精神病人告诉他的话，他说道：
我认识到，妄想的念头和幻觉包含着意义的一个发端。一个人格、一段生活史、一种希望和欲望的模式就隐藏在精神病症之后。如果我们无法理解它们，那是我们自身的错。从那时起我才第一次开始认识到，人格的普遍心理特点就隐身在精神病症之中，而且即使在这里我们遇到的也是古老的人类内心冲突。虽然病人看起来可能迟钝、冷漠，或是完全低能，但他们的心灵中却发生着远比表面上所见更多和更有意义的事情。实质上，我们在有心理疾病的人身上并没有发现什么新的和未知的东西，相反，我们遇见的是我们自己本性的基质。（《回忆、梦、反思》，第127页）
在神经症的案例中，这种情况就更加如此：“神经症患者的精神过程和那些所谓正常人的精神过程几乎完全一样——对现在的人来说，有谁能确信自己不是神经症患者呢？”（《荣格全集》第8卷，第667自然段）。
虽然他在伯格尔斯利时就学会了进行精神病诊断的所有程序，但他觉得这个程序的用处是有限的：“临床诊断 是 很重要，因为它们能为医生确定某个方向。但它们对病人没有帮助。至关重要的是那个故事。因为它自身即已表明了人的背景和所遭受的痛苦；只有那时医生的治疗才能开始发挥作用”（《回忆、梦、反思》，第124页）。
直到今天仍然存在于普通精神病学中的旧有的病理学方法，把心理疾病描述为独立的“实体”（ens），每一种都呈现出独特的、有明确定义的临床描述。荣格认为这在某种程度上是有益的，但它亦存在害处，它把病症所有无关紧要的特征全都推到了前台，而将一个本质的方面掩盖起来，即“这种疾病从来都是一个带有强烈个体性的现象这一事实”（《荣格全集》第17卷，第203自然段）。
非常笼统地来说，他相信，精神分裂症（精神病）和癔症（神经症）是两种基本态度类型的极端表现：极端内倾导致力比多从外部现实中抽身而出，进入一个完全私隐的幻想和原型意象的世界，极端外倾则远离内在的完整感，转向过度关注一个人在社会关系的世界中的影响。换句话说，精神分裂症患者生活在潜意识中，而癔症患者生活在他们的人格面具中。
因此，放在最广阔的概念背景中来说，心理健康和心理疾病都是个体的需要和集体的要求之间稳态平衡或不平衡的功能。人们患上神经症是因为在他们内部出现了分裂，意识和潜意识过程在稳态平衡中不再发挥作用。这种“与潜意识的分离”是“本能丧失和无根感的同义词”。但是，“如果我们能够成功地发展起我称之为超越的那种功能，不和谐就会停止，我们就能享受到潜意识有利的方面。这样，潜意识便给予我们慷慨的大自然所能为一个人奉上的所有鼓励和帮助”（《荣格全集》第14卷，第502自然段）。
确实，荣格总是强调个体的内部精神生活，但他并没有忽视适应社会要求的重要性：
这样，从心理学（而不是从临床）的观点来看，我们可以把精神神经症划分成两大组：一组由个体化未得到充分发展的集体人构成，另一组由集体适应能力萎缩的独立人构成。相应地，治疗的态度也有所不同，因为很显然，一个患神经症的独立人只有通过承认他自己身上的那个集体人——从而有了集体适应的需要——才能被治愈。（《荣格全集》第16卷，第5自然段）
荣格认为，精神病症状是自然的心理生理反应持续存在的夸张表现形式，这种看法不仅和弗洛伊德的相一致，而且得到了当代一些精神病学家的一再证实，这些精神病学家在其心理疾病的观点中使用了习性学的概念。例如，斯坦福大学加利福尼亚医学中心的布兰特·韦内格拉特（Brant Wenegrat）医生把所有的心理病理症状，无论是精神病、神经症还是病态人格，都看作是所有个体（无论他们是心理健康的还是有心理疾病的）共有的 先天反应策略 （innate response strategies，这是他对原型的称谓）在统计学上的异常表现形式。
荣格把这一洞见向前推进了重要的一步；他论证说， 症状形成本身即是个体化过程的一个产物 ，疾病是一种自主的创造性活动，是精神成长和发展的责任不得不在异常的情况下进行的一种功能。因此，神经症是适应的一种形式（尽管它是一种“低劣的适应”），是存在健康潜能的有机体对生活的要求作出的反应。“由于某种障碍——体质的虚弱或缺陷、不当的教育、有害的经历、不适宜的态度等等——使人在生活所带来的困难面前退缩……”（《荣格全集》第13卷，第472自然段）。个体在达成成熟的适应时体验到了困难，因为某些对于发展的进程至关重要的原型需要未在过去某个适当的时候得到满足，由此个体化发生了扭曲或出了岔子。
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荣格赞同弗洛伊德的以下观点，即神经症总是起源于童年早期。相反，神经症是由于和现时的环境斗争失败所导致的。它可能作为对外部事件的一种反应，在生命周期的任何阶段出现，例如，进入一所新学校、失去父亲或母亲、开始一份新工作、被征召入伍、结婚、生第一个孩子等等。确实，早期的心理创伤可能使个体预先具有表现出神经症状的倾向，但这些创伤并非神经症的 起因 。因此，按照荣格的观点，神经症在本质上是对具有挑战性的生活事件的一种逃避，因为个体觉得尚未作好应对的准备。所以，他教导他的学生在面对一个新病人时，要问问自己：“这个病人想要回避的是什么任务？”
病人的困境常常使他们濒临丧失行为能力的完全崩溃，而且他们把生活体验为在本质上是无法令人满足的和没有意义的。
我常常发现，当人们满足于对生活问题的不充分的或是错误的答案时，他们就会患上神经症。他们寻求地位、婚姻、名誉、外部的成功或金钱，但即使已经获得了他们所寻求的东西，他们仍然感到不快乐，并且表现出神经症的症状。这种人通常被局限在过分狭窄的精神世界内。他们的生活没有足够的满意度和足够的意义。如果他们能够发展为更宽广的人格，神经症通常就会消失。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发展的观点在我看来总是具有最重要的意义。
荣格把症状形成理解为一种创造性活动，这对于在病人和治疗师两者身上都形成治疗的乐观态度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因为这种理解并非把症状视作是一种无谓的受罪，而是把它们视为灵魂在逃避恐惧和寻求实现的挣扎过程中经历的成长的烦恼，一个获得意识和成长的价值无量的机会。他最接近于一个明确定义的说法是，神经症是一个尚未发现其意义的灵魂所遭受的痛苦。
许多向荣格咨询过的人都说他们受到了热诚、温暖和有礼的对待。他那无处不在的幽默感使他不可能显得高傲自负；作为一个人他自己也易犯错误，但他从未试图对此加以掩饰。例如，他用令人打消疑虑的笑容向一位极度忧虑的新病人表示问候，说道：“这么说你也像热锅上的蚂蚁了！”
他相信应把人们当作人来看待，而不是当作“病人”，并且教导说，每一次约诊不但是一次临床访谈，还是一个社交场合。正是由于这个原因，他从未使用过睡椅，或任何明显的手段或花招，他把每个人都当作本质上正常和健康的人来看待，但同时承认他们可能有某种问题。他说：“如果这个人患有神经症，那是一个额外的问题，但是应该把人看作是正常的，并且以社交的方式来交流”（贝内特，《与荣格的会面》，第32页）。
令他的大多数病人感受最深的是他 参与 分析情境的程度，他完全 投入其中 ：他没有冷漠超然，没有处身在病人的视线之外，他不是一个投射的屏幕，不是一个移情的操纵者，也不是一个临床管理者，他是一个 真实的 人，完全参与到工作之中，把病人当作一个平等的人来尊重，而不是当作一个有病的劣等的人。他愿意把个人的优越感或自己知道所有的答案这样的观念完全抛开，承认自己的弱点，相信“只有受过伤的医生才能治愈病人”。他说：“并非知道所有的答案，这是非常重要的。我们常常并不知道，即使我们知道，也不会带来什么益处，因为让病人自己找到答案才更具意义”（同上书，第32页）。
我自己的分析师艾琳·钱珀瑙恩（Irene Champernowne）曾接受过荣格本人的分析，她告诉我说，他给人一种感觉，即他之所以在那里，并不仅仅因为他是你的分析师，而是因为他正通过你从事自己的研究，在这个过程中他也有所收获。这使人感到这些分析过程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荣格本人在他的自传中也承认这一点：“我的病人使我如此紧密地接触到人类生活的现实，以至我不自禁地从他们身上学到实质的东西。对我来说，和如此多种多样的人以及如此多种多样的心理层面接触，远比和名人只言片语的谈话重要”（《回忆、梦、反思》，第143页）。
首要的一点是，他从未忘记，每一个病人都是独特的，一般规则、教条观点和普遍程序绝不适用于单个病人。他教导他的学生说：“首先要学习理论。然后，当病人从门口走进来的时候，忘掉它们。”他反对集体治疗，反对一切依靠群体的治疗法。“在应对个体的问题时，只有个体的理解才能发挥作用。”
我们将会看到，荣格对病人的态度和传统的精神病学家有根本的不同，后者将“医学模型”应用到所有来向他咨询的人身上，把关注的焦点集中在疾病的征兆和症状上，以便确定“到底哪里出了问题”，接着作出诊断，开出治疗处方，在整个过程中一直保持临床距离和专业权威。与之相反，荣格并非从病理学的立场来看待病人，而是以对健康的期望为出发点，努力确定“怎样才能恢复健康”；他关注的焦点是象征和意义，而不是症状，是发现什么样的原型要求受到了挫折，需要得到满足，在这个过程中，他通过私人的亲密关系和分析情境的“相互性”与病人建立起联系。这两种观点之间的根本差异在于，精神病学家把病人看作是疾病的受害者，而荣格分析学家则把病人看作是有望实现个体化的人。
同样地，荣格对待治疗的态度也与传统的精神病学大不相同。精神病学家关注的是通过提供药物和支持来减少痛苦，而荣格分析学家则鼓励病人 参与 到自己的痛苦之中，从而直面其意义，调动起潜意识的治愈力量。直面生活中的重大问题可能会带来许多痛苦，但这是对自省的极具意义的激励，是促使病人“认识到”自己的困境并且超越它的一个诱因。荣格曾有一次谈到过一个病人：“感谢老天他患上了神经症！”因为就这一病例和许多其他病例而言，神经症是让病人注意到其生活中所缺乏的东西和有问题的方面的一种呼唤，是让病人踏上自我发现之旅和重生之路的一种呼唤。
由于常常要不胜重负地面对大量的病人，在精神病学家看来，心理疾病是一个要斗争和击垮的敌人（他把自己的患病阴影投射到这个敌人身上），是一个必须驱逐的“魔鬼”。在荣格分析学家看来，疾病是一种来自潜意识的象征性交流，表明病人在努力满足生命的原型规划的要求时究竟是在哪里受阻了。在精神病学家的诊所里，病人要经历咨询、诊断和治疗的例行程序，在与疾病分离的过程中要与精神病学家共谋，并且受到鼓励要将解决其困境的责任交付到医生的“能手”中。荣格分析学家则治疗完整的病人，鼓励他为自己的情况负上全部的责任，把自己的疾病理解为其全部生活经验的一种表达方式。通过医生的教导，病人认识到自己的症状是源自一种不平衡的生活，而这种生活本身是原型意图受到阻挠的结果。治疗包括以下的内容：帮助他认识到其原型挫折，并找到纠正它的途径；放弃他的片面性；使其整个人格中相互对立的力量之间产生一种新的平衡。
为了达到这个目标，令自己仅限于应对意识情境是不足够的。了解潜意识的情境至关重要。在这里对梦和移情的分析变得不可或缺。精神病学的观点则大相径庭：其目的不是要打开潜意识，或者接受它必须传达的信息，而是要压抑它，使用药物令它沉默。精神病学的目标是进行急救和“恢复”——让病人回到社会中去。它极少考虑以下可能性，即精神崩溃可能是一次充满了存在的意义的危机，是一个成长的机会。
然而，也要为精神病学专业公平地说句话，即，必须承认，在荣格离开伯格尔斯利之后，他的病人就极少是精神病学实践所接收的那些平民大众。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受过良好的教育，生活优裕，都处在人生的后半段。他们中的许多人在心理学上富有经验，因为在向他咨询之前，他们已经接受过某种形式的心理治疗；而且，他们当中有相当比例的人并没有精神病问题。“我的病例中大约三分之一并未患上可明确界定的神经症，他们所受的痛苦是生活的无意义感和无目标感。如果把它称之为我们时代的普遍的神经症，我不会反对”（《荣格全集》第16卷，第83自然段）。
他把“我们时代的普遍的神经症”归因于什么呢？归因于集体的“灵魂丧失”：归因于和我们的文化伟大的神话和宗教象征的联系的丧失，归因于使我们和我们的原型本性相疏离的社会制度的出现。这是对以下观点的一种扩展：即文明的好处是以牺牲本性的幸福为代价的；后者由狄德罗（Diderot）和尼采等哲学家提出，后来在弗洛伊德的《文明及其缺憾》一书中得到发展。荣格相信，我们的文明变得越世俗，越物质主义，越强迫性外倾，我们的生活就越不幸福，就越“没有意义和目标”。答案何在呢？不是“回到教会”，因为他自己的经验已经教导他——除非以神秘直觉的启示的形式出现——有组织的宗教意味着精神的死亡。同样出于自身的经验，他觉得，我们别无他法，只有放弃我们的文化中如此典型的对有形的外部世界中的意义完全外倾的追求，代之以与我们自己的精神本性中潜在的象征形成能力建立联系。为了在现实中实现我们自己追求整体性的能力，我们所需要的是进行艰苦的心理努力，使我们的心灵打开通往潜意识的内藏财富的道路。在这个过程中，意义和目的大量地涌回到我们的生活之中。
荣格把分析划分为4个阶段，这些阶段不可避免地会发生重叠，当然也并不总是以某种规定的顺序来进行。这些阶段是：
（1） 忏悔 （confession）：这是进行最初宣泄的阶段，此时一个人把他扛在身上的秘密告诉分析师。这个阶段通常和强烈的解脱感、或是卸下重担或排出毒素的感觉联系在一起。罪疚感减轻了，孤立感、自卑感以及为社会所不容的感觉也同样如此。阴影的整合开始进行。
（2） 解释 （elucidation）：这个阶段大致等同于弗洛伊德的“解释性”分析。症状和移情现象得到考察，未能得到发展的区域被确定下来。在这个阶段很少发生激进的转化，但是认真地发掘潜意识的工作已经开始了。
（3） 教育 （education）：阶段（1）和（2）所获得的顿悟现在被投入到生活之中。一个人开始对自己产生不同的体验，并且开始探寻新的存在方式。这通常伴随着对社会要求的一种改进的适应。
（4） 转化 （transformation）：对潜意识的发掘使得一个人直面阴影、阿妮玛/阿尼姆斯，以及其他被激活的原型成分，这些原型成分是对之前狭隘的、神经症的或片面的发展的一种自然的稳态补偿。在这个阶段，象征的超越功能开始发挥作用。对个体化的追求在进行之中，而且和达成“自我”联系在一起，这是一种超越了仅仅是“正常”或“社会适应”、对自身即是一个完整实体完全肯定和接受的状态。
荣格是根据他对炼金术的研究来阐明这个分析过程的。他承认，和炼金术一样，分析并不是一门科学，而是一门艺术，一门炼金术的艺术（ ars spagyrica ，即spagyric art）。spagyric这个词是从两个希腊单词派生而来的， span 的意思是撕裂、分离或伸展（即分析），而 ageirein 的意思是积聚或集结（即综合）。炼金术的口号“分解和凝结”（ solve et coagula ）准确地表述了这两个步骤：“炼金术士认为这门艺术的本质，一方面在于分离与分析，另一方面在于合成与合并”（《荣格全集》第14卷前言）。分析的阶段与弗洛伊德的还原论方法以及荣格分析的前两个阶段相对应，而第二个合成阶段与荣格分析的后两个阶段相对应。
分析是否成功地达到了其目标，这取决于病人和分析师带到分析情境（相当于炼金所使用的蒸馏甑；容器）中的那些素材（相当于炼金术的原料），以及通过他们的互动而发生的转化。其首要的要求是，双方都为自己以及自己对这一关系所起的促成作用承担全部的责任。“医生必须从其隐身处浮现出来，就他自己作一个陈述，正如他期待病人所做的那样”（《荣格全集》第16卷，第23自然段）。
最初，大多数病人发现难以为自己和自己的疾病担负责任，而宁愿让别人负责，并且对分析师采取一种被动的或依赖的态度。如果想要使分析的进展超越第二个阶段，就必须对此加以改变：“只有当病人认识到挡在他路上的不再是父亲和母亲，而是他自己的时候，真正的治疗才开始……”（《荣格全集》第7卷，第88自然段）。
劝说病人为其疾病承担责任需要有高超的技巧，否则他可能会因此而采取一种自我谴责的道德态度。他必须理解，疾病并不是他的“错”，但是只有他自己能够发现其意义并且找到治愈的方法。在这里，目的是鼓励他与疾病和整个人格都建立起一种创造性的关系，而不是引发罪疚感或悔恨。
荣格式分析的技术——两把椅子、两个平等的人之间的辩证互动、在一系列面诊期间相对频繁的休息和进展性的还原、在分析情境之外个人对梦的探究和“积极想象”——这些都旨在提升病人对自己的成长过程所负的这种责任感。
荣格把躺椅从咨询室里搬出去就是出于这个原因。由于躺椅使病人变得消极和依赖，它因此助长了一种弗洛伊德式的向婴幼儿情结的退行，并且对合作的、期盼中的冒险的发生造成了阻碍，而这种冒险正是荣格所设想的分析过程。虽然荣格将病人过去的情况完全考虑在内，但他更感兴趣的是病人在当前的 成长 过程中的状况。面对面地坐在相似的椅子上也使得治疗师和病人更容易把自己视作承担一项共同任务的同事，更容易对他们相互之间所发生的任何投射的现实性进行检验。
关于面诊的频次，荣格对在相当长的时间内频繁约见病人的弗洛伊德式做法持批评的态度。
精神分析学家认为，他必须连续数月每天花上一个小时面诊病人；而我即使是在某些困难的病例中，也只是进行每周三到四次的约见。一般来说，我满足于每周两次面诊，并且一旦病人开始踏上正轨，就减少到一次。在间歇的当儿，他必须进行自我探索，但会是在我的控制之下。我为他提供必要的心理学知识，使他尽快地从我的医学权威下解放出来。此外，我每隔十周左右就中断治疗，以便使他回到其正常的环境中……以这种程序，时间可以作为一种治疗的因素发挥效用，而又无需病人为医生的时间付费。在正确的指导下，大多数病人在一段时间之后都能对共同的探索作出他们自己的贡献——无论这种贡献最初是多么微不足道。根据我的经验，治愈的绝对时间并不因过多的面诊而缩短。（《荣格全集》第16卷，第43自然段）
荣格断言，分析所需的时间并不因每周面诊的频繁次数而缩短，他的这一观点得到了下述研究的支持：该研究不能证明每周五次面诊所产生的效果要好于每周一到两次的面诊。但是，有些分析学家，特别是弗洛伊德学派的分析学家，还有一些后荣格“发展”学派的分析学家，坚持把“ 分析 就意味着每周四到五次面诊”当作一个信条，“否则就不能称其为分析”。对这种观点荣格会不屑一顾。不管怎样，分析的过程都不能匆忙地进行。这种“炼金术的艺术”不可避免地要求花费时间，这样其目标才可达成。
大多数分析师（常常是出于经济的考虑）选择忽视的荣格分析实践的另一个方面是，他建议每隔十周应该中断分析，让病人回到生活中去，鼓励他们不是依赖于分析师，而是依赖于自性。通过这种方法，病人就不是为了分析而生活，而是为了生活而分析。这对病人和分析师来说都会是大有裨益的，因为它既有助于防止治疗师感到精疲力竭（费心费力的治疗师很容易遭受这种状态的困扰），也有助于确保他们的工作不会变得“例行公事”或死气沉沉。定期地摆脱临床责任可以让分析师探求其他的兴趣，例如研究、写作、讲座、绘画、陶艺、旅游和运动，以便他们能重新积聚创造性能量，并且加强对在治疗师、社会工作者及精神病学家中常见的精神疾病和“心理衰竭”的免疫力。
但是，必须承认，有些病人觉得无法以这样的方式来解决自己的问题，特别是那些由于在童年时期父母教养方式有缺陷，而患有“边缘型”或“自恋型”人格障碍的病人，或是那些患有鲍尔比所谓“焦虑性依恋”的病人。这些病人需要时间来和他们的分析师建立合作关系，通过这种关系他们会开始感到自己有能力保持一种持久的亲密和信任的联系。只有在达成这一点的时候，他们才能开始从这种对潜意识的想象性探究工作中获益，而这种探究工作正是荣格学派所认为的分析的关键之所在。除了这些特例以及某些其他的特例之外，不管是处于各种大相径庭的个人困境中的病人，还是患有各类迥然相异的神经症的病人，经典的荣格式分析方法在应用中都可以令他们受益。
在荣格看来，探究潜意识是他的生活方式，其目标就是 处在 灵魂之中（ esse in anima ）。这意味着对精神的独创能力保持一贯的敏锐意识。“有灵魂的存在是有生命力的存在。灵魂是人身上有生命力的东西，它有自己的生命并且产生生命……”（《荣格全集》第9卷上部，第59自然段）。当事物受到想象力的影响时，就有了生命并且带有了灵魂。“精神每天都在创造现实，对这种活动，我所能使用的唯一的表达方式就是幻想”（《荣格全集》第6卷，第78自然段）。
对分析和生命两者来说，其秘密都是参与到这种幻想之中，不管是在我们的睡眠中还是在我们醒觉的时候。“在睡眠中幻想以梦的形式出现。但是，在醒觉的时候，我们在意识的界阈之下也在继续做着梦”（《荣格全集》第16卷，第125自然段）。灵魂是与我们相随的忠诚的同伴，但我们却通常无视它的话语，因为我们听不见它的声音。这一情况可以得到纠正，不仅是通过关注我们的梦境，而且可以通过 积极想象 的实践活动。这是一种手段，可以赋予精神以自由和时间来自发地表达自己，而不会受到自我通常的干扰。这是一种“让事情自然发生的艺术”，在海伦妮·普赖斯威尔克的降神会上荣格在她身上曾经观察到，在直面潜意识期间他在自己身上也曾观察到。“就像爱克哈特硕士所教导的那样，让事情自然发生的艺术，无为而无不为，将自己尽情释放，对我来说已成为打开通往前路之门的钥匙。我们必须能够让事情在精神中自然发生”（《金花的秘密》序言，里夏德·威廉，劳特利奇和基根·保罗出版社，1962年，第93页）。
积极想象要求处在一种恍惚状态，在半睡半醒之间。就好像开始要陷入睡梦，但却在失去意识之前突然停住，然后保持在这种状态，观察着所发生的事情。把所体验到的记录下来，以便使之可以持久地为意识所获得，这是十分重要的：可以把它写下来，画出来，用黏土塑出来，甚至是用舞蹈和表演表达出来。
刚开始的时候，一个人通常只是一个旁观者，但是，如果想要体验到精神的 现实 ，并且真正地服从其转化的力量，那么，就必须进入幻想之中，成为这一戏剧的一个全心全意的参与者：
你自己必须通过你个人的反应进入这个过程，就仿佛你是幻想人物中的一个，或者说，就仿佛这场在你眼前表演的戏剧是真实的。这个幻想正在发生，这是一个精神的事实，并且它和（作为一个精神实体的）你一样真实。如果这一关键的运作方式没有得到执行，那么，所有的改变就会停留在意象的流动之中，你自己则保持不变。（《荣格全集》第4卷，第753自然段）
同样地，出于他自身经验的缘故，荣格特别热衷于让他的病人们把他们的精神意象画下来。
通过这种方法（如果我可以称之为方法的话），病人可以使自己在创造性上获得独立。他不再依赖于他的梦，或他的医生的知识；取而代之的是， 他通过给自己画像塑造出自己的形象 。因为他所画的是积极的幻想……这是处在一种新的和迄今为止陌生的意义上的他自己，因为他的自我现在看起来像是他的内部活动的对象。（《荣格全集》第16卷，第106自然段）
通过学会探究自己的梦和形成积极想象的技巧，病人逐渐地为自己的生活和个体化担负起责任。
由此，咨询之间的间隔并没有毫无用处地流逝掉。以这样的方式可以为自己和病人节省大量的时间，而且对病人来说也是一大笔钱；同时他也学会了独立自主，不再紧抓着医生不放。病人通过把潜意识内容逐渐吸收所做的工作最终导致其人格的整合，从而促成神经分裂症的祛除。（《荣格全集》第16卷，第26、27自然段）
有许多人，包括具备医学资格的人和外行的人，来找荣格说，他们希望成为分析师。他在其自传中描述了其中一位申请者：他是个医生，有着无懈可击的背景，还带有最棒的推荐信。当他表明自己想要接受培训、成为一名分析师的意图时，荣格对他说：
“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这意味着你必须首先学会认识你自己。你自己就是工具。如果你自己都不健全的话，又怎么可能使病人恢复正常呢？如果你自己都不确信的话，又怎么可能使他信服呢？你自己必须是真正的素材。如果不是的话，老天保佑你！那么，你将会把你的病人引入歧途。因此，你必须首先接受对你自己的分析。”（《回忆、梦、反思》，第134页）
结果是，荣格在倾听了这个人的第一个梦之后，就把他回绝了：这个梦揭示了他有潜在的精神病。但是荣格的话却表明，他所强调的是，治疗师要完全经历他想要指导别人经历的这个过程。“一位古代先哲曾经说过：‘如果一个错误的人使用了正确的手段，那么，正确的手段也会产生错误的作用。’不幸的是，我们所信奉的是不论使用这种方法的人是谁，只要方法‘正确’就行；这一信条和前面那条再正确不过的中国古训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在现实中，一切都取决于人，很少或没有什么取决于方法”（《荣格全集》第13卷，第4自然段）。
分析师不仅在培训期间有必要接受分析，而且他必须在整个职业生涯中不断地探究自己。
分析师必须永不停止地学习……我们可以不太夸张地说，每一次深刻探究的治疗，其一大部分就在于医生的自察，因为只有他在自己身上可纠正的，他才能希望在病人身上予以纠正。如果他觉得病人在攻击他，甚至把他驳倒了，那也不是什么损失：他自己的伤口正是衡量其治愈力量的标准。正是这一点，而不是任何别的东西，才是关于受伤的医生的古希腊神话的意义。（《荣格全集》第16卷，第239自然段）
自我分析之所以有必要，是由荣格所认为的分析关系所必须包含的内容所决定的，即，分析师至少应和病人投入同样多的心力。在潜意识层面上，医生和病人都参与到炼金术士们所谓的一种 精秘的整合 （ coniunctio ）之中：就如同两种化学物质一样，他们在分析情境中被 亲和性 吸引到一起，其相互作用产生了改变。“当两种化学物质发生化合的时候，两者都发生了改变。这正是在移情中所发生的事情”（《荣格全集》第16卷，第358自然段）。
“移情”（transference）这个术语最初是由弗洛伊德所采用的，用来描述病人把事实上为过去生活中的重要人物所具有的情感和态度归属到分析师身上的潜意识过程。这就产生了所谓的 移情关系 （transference relationship）；必须把它和 分析关系 （analytical relationship），或称 治疗同盟 （therapeutic alliance）区别开来，后者指的是分析师与病人之间作为真实的人的全部关系。
荣格极大地扩展了弗洛伊德对移情的看法，因为按照他的理解，医患关系是一种从时间伊始就伴随着我们的原型关系。在分析的过程中，原型意象开始活跃起来，当它们被投射到分析师这个人身上的时候，便能赋予他强大的治疗（或破坏）力量。在荣格自己的经验中，魔法师、萨满、巫医和智慧老人等原型形象常常被投射。其次，而且从治疗效果的观点来看最为重要的是，分析师能够接受之前未能得到满足的原型需要的投射。例如，他可以成为病人在童年时期缺失的那个强有力的父亲形象，这显然是荣格自己在弗洛伊德这个人身上产生的移情的一个关键成分。最后，病人的潜意识活动在分析师的潜意识中引起了相应的活动，其结果是，他们之间的联结转化为比传统的医患关系远为深刻的东西。正是移情的这个方面，才使得以下这点至关重要，即分析师应该接受彻底的分析，并且对“个人在观察上的误差”保持认识。这样，分析师才有可能认识到自己在病人身上的潜意识投射（即所谓的 反移情 ［counter-transference］），并且在治疗关系中建设性地使用它，而不是让它造成破坏。
此外，和其他学派的分析师相反，荣格强调 情感 的至关重要性——不仅是病人对分析师的情感，而且包括分析师对病人的情感。情感提供的是一个无价的催化剂。它不但存在于分析关系本身，也必然存在于自我和潜意识的关系中。当病人和分析师都是男性或都是女性，治疗的成功与否取决于任何一方与对方的潜意识建立起一种情感关系的时候，这种情况尤其如此。有些过于理性的病人“只试图用他们的头脑来理解……而且，当他们理解了之后，他们便认为自己已经完成了所应承担的认知的全部任务。还应该与潜意识内容有一种 情感关系 的观点对他们来说是奇怪的，甚至是荒唐的”（《荣格全集》第16卷，第489自然段）。然而，除非存在情感，否则成长和转化就不会发生。
因此，在任何彻底的分析中，医生和病人的人格都是完全参与其中的。在提出这种深刻参与的分析关系的看法时，荣格正把他对一生事业的设想付诸实现，当时，作为一个医学院的学生，他读到了克拉夫特-埃宾的见解：心理疾病是“人格疾病”，要治疗它们，医生就必须站在“他的经验的客观性的背后”，“用他全部的存在”作出反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