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战争与社会

众所周知，一个社会进行战争的方式就是那个社会自身的写照。举一个例子：19世纪早期祖鲁希望进行决战，与敌人面对面交手以歼灭敌方兵力，并将所有其他非祖鲁人并入祖鲁国家。这种征服欲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祖鲁专制王权的兴起而引发的。国王希望通过军队使所有人只对国王绝对效忠。

本章通过反观问题，用三个例子来说明战争方式如何深刻地改变了希腊和罗马社会。

希腊的“重装步兵革命”

研究发生于公元前8世纪后期和（或者）公元前7世纪希腊世界“重装步兵革命”的军事情况的方法之一是观察两幅古代战斗的图画。第一幅为几何陶时代后期（公元前735—前720）出自雅典的一个单耳（葡萄酒）罐（图5）。

罐上的画面中战斗的风格是流动的，具有鲜明个性特征。有些战士登上了战车，其余为步兵。有一对战士，常被当作神话中赫克托耳的连体孪生子，正欲登上战车。“孪生兄弟”持方形盾牌，其他人持椭圆形盾牌，边缘为半圆形切口（因描绘此类盾牌的大量陶器发现于雅典的狄皮隆，故常称“狄皮隆盾牌”），还有些人根本没有盾牌。士兵们似乎在通过投掷长矛和用剑近身交锋等手段进行战斗。

该陶罐上的战斗场面可以认为与荷马的《伊利亚特》所描写的决斗非常相近。在那样的决斗中，英雄们在战场上占主导地位，他们驾着战车，到达战场后下车战斗，先是投掷长矛，然后用剑拼杀，追随的大众通常不是观众，就是牺牲品。

第二幅画出自著名的“戚吉陶瓶”（因曾经的主人得名）。这个原始科林斯风格陶罐的年代约属公元前650年，罐身上部刻画的是战斗中的人们（图6）。

这里的战斗方式似乎是团结一致的。战士们排成密集的队形，齐步前进，所有人的装备一致，手执圆盾，正准备用长矛战斗。这里的战斗场面可以认为与公元前5世纪后期——前4世纪这段时间典型的希腊人战斗风格一致，或者非常接近，即通过我们从历史学家希罗多德、修昔底德和色诺芬那里知道的步兵方阵作战。步兵方阵由重装步兵组成，排成几排，形成密集的“盾牌墙”，他们全部持圆形盾牌，主要用长矛战斗。（我们将在第六章对这类战斗进行探索。）

正是上述解释有力支持了这个现代理论：公元前650年之前的某个时候，也就是“戚吉陶瓶”制作的时代，希腊人对他们进行战争的方式作出了重大改变。最初的战争被视为“原始”的战斗场面，类似于人类学家记载的高地新几内亚的战争，那是个“令人恐惧的战场”，几乎没有什么阵形或者战略。在这种战争中，在争取个人荣誉、避免蒙耻的想法的驱动下，单兵在决定何时、何地、何人战斗的问题上有很大空间，所以少数贵族决定战局也不足为怪。在光荣抑或是蒙羞的游戏中，贵族的得失也更多，他们拥有最好的装备（尽管极少有学者相信他们在实际战斗中会使用战车）。人们认为，上述战斗方式被“文明的”战斗取代，其核心是两个集团―对立的两个方阵。一旦装备基本统一的战士按照特定的位置布成方阵（必须承认，谁也不清楚这个过程到底是怎样的），他们对何时、何地、作战对象是谁，几乎无可选择。个人利益加上保卫群体及城邦的愿望使得他们不会在本就寥寥的选择中寻求退路：停止战斗、强行穿过身后的士兵队列撤退或逃跑。

人们把这种设想的军事革命看作是深刻的政治和社会变革的原因。一位对此观点做出过重要贡献的学者通过其提纲性的论证，为人们进入该领域指明了道路。安东尼·安德鲁斯（Antony Andrews） 认为，贸易的增长导致了希腊社会中相对富有的非贵族的新集团形成，正是这些人（主要是受益于当时经济状况较好的农民）构成了重装步兵方阵。一旦他们进入方阵―城邦当时主要的军事力量―这个共同体组织，这个“中产阶级”就开始索求政治权利，因此助长了僭主政治的崛起，至少他们不反对僭主政治，而僭主推翻了此前存在的贵族政权。僭主政治衰落后，正是重装步兵统治着绝大多数的希腊国家。虽然在许多问题上存在分歧，例如方阵是如何引入的（是一蹴而就的，还是一个长期渐进的过程）、何人将其引入（富有的非贵族，贵族，抑或是僭主）、最重要的是引入方阵后产生了什么影响，但部分学者在下述问题上看法是一致的：确实有过一次重要的军事改革；这次改革具有一定的政治和社会影响。“重装步兵革命”于是成为“正统”观点。

但这种看法不可能持久。约阿奇姆·拉塔兹（Joachim Latacz） 是正统理论早期的反对者之一。在他看来，《伊利亚特》所描写的战争就是重装步兵的战争，极少数学者赞同这样极端的看法。但还有些人采取了“修正路线”。他们倾向于认为，荷马式战争是“原始的重装步兵战争”。他们对《伊利亚特》的解读是：个别英雄的作用微弱，普通士兵的集体作战才是决定性的因素，因此，军事“革命”并没有存在的空间；相反，他们至多是开始逐步采用某些新式装备，以及出现缓慢的统一趋势。由于重装步兵的先辈们已经在战斗中发挥着关键作用，重装步兵方阵最后的“正式化”不可能激起重要的政治和社会变革。不需赘言，并非所有的学者都接受这些论证，“正统观点”再次引发了争论。

怎么会产生如此对立的解释？原因之一就是我们的资料稀缺。我们关于公元前8世纪到公元前7世纪希腊战争的资料很少。尽管“实验考古学家们”积极努力，创造和使用了多种复制品，但我们从发现的武器中了解的远没有我们期望的多。我们永远无法确定是否最“合理”或最“理性”地使用了配套装置中仅发现的一件。

且让我们转向假设的“前重装步兵”战争，再观察一下插图中的雅典单耳陶罐（图5）。艺术家是否试图从现实主义的角度表现当代的战争？当时的观众是否也是从同样的角度来看待这幅作品？战车是怎么回事？战车的使用，在艺术领域外，考古没有提供任何相关资料。仅仅在艺术领域出现的狄皮隆盾牌又是怎么回事？孪生连体兄弟在战场上可能出现吗？对荷马，我们可以提出大量同类的问题。虽然《伊利亚特》的聪明读者能把史诗中的战争前后联系起来，但除了诗歌或想象世界中的和谐统一外，还有更多的东西吗？我们知道，《伊利亚特》中的装备来自希腊历史上相距遥远的不同时期，迈锡尼的“塔形盾牌”和当时的重装步兵盾牌同时在战争中出现了，战术难道不也是不同时期的混合吗？

同样，我们对早期重装步兵战争了解得很少。（公元前）7世纪的诗人们所描述的好像并不全是重装步兵的战斗。以弗所的卡林努斯（残篇1）谈到过用标枪而非长矛进行的战斗。斯巴达的提尔泰奥斯 在残篇11中对队形密集的重装步兵方阵进行了经典描绘，但该残篇的结尾处则描述了蹲在重装步兵盾牌下的轻装兵（ gumnetes ）。

再看看戚吉陶瓶，想象在接下来的行动中会发生什么。前排士兵已经蓄势待发，准备冲锋陷阵，左边的4人要倒下，右边的4人一样。这样会只剩下右边的一个战士和左边第二排中间孤零零地吹长笛者，会是这样吗？如果你仔细观察这幅画，你会发现前排左边有4个士兵，但有10条腿，绝大多数战士有第二支长矛，而后来的重装步兵只有一支矛。许多长矛有圆环，以利于投掷，可后来的重装步兵是用长矛刺杀。队列不是前后排紧挨，而大多数学者相信后来的重装步兵队形密集。如果我们不了解公元前5世纪和公元前4世纪的重装步兵战斗，我们会不会认为这个场景表现的是由数列重装步兵组成的方阵间的冲突？

将我们了解的后来的重装步兵的战斗加以改造，并回推至过去的做法是危险的。这种做法等同于我们借用公元前5世纪及前4世纪阵行密集的重装步兵方阵，但剥离了支撑它的轻装兵和骑兵，以及相对成熟的战术，并将其向前推到公元前8世纪及前7世纪，就此创造出一个简单的、早期重装步兵战斗的“仪式化”阶段。

鉴于解释有限资料时我们遇到的挑战，人们对古风时代希腊战争的性质及其引起的社会影响提出大相径庭和截然相反的看法也就不足为怪了。希腊重装步兵方阵是希腊城邦的现象，我们所知道的所有城邦最终都采用了方阵。那些没有生活在城邦中的希腊人却没有。同样，僭主似乎只在城邦中出现。那些不生活在城邦的希腊人中，我们没有听说出现过僭主。城邦、僭主和重装步兵之间的联系仍需要给予重新解释。

我们可以确定的是，在公元前735年到公元前650年间，希腊人改变了他们对战争的看法。在此期间，他们停止了把武器和死者埋在一起的做法，只有边远地区例外。同样是在这一时期，希腊人开始把武器和装备以及装备和士兵的微型塑像奉献给圣所，最令人瞩目的是在斯巴达的阿尔特米斯·奥特亚神庙发现的成千上万的微型塑像。最后，大约公元前650年，重装步兵开始大量出现在陶器上的画面中。

意大利的“农业危机”

人们一般认为公元前最后两个世纪大规模的战争，导致了意大利的农业危机，农业危机反过来削弱了罗马共和国政府，以至于共和国被名为元首制的君主制所取代。古代史学家基思·霍普金斯（Keith Hopkins） 制作的一张流程图（图7）有助于我们直观地了解这种“传统观点”。

我们来看这个模型的主要线索。这一过程的关键“动力”是左上角的方框：持续的帝国主义征服战争。战争导致了对被征服领土的劫掠，劫掠而来的战利品、税收和奴隶被输入意大利。它们（转到下面的方框）为主要由奴隶耕作的大地产的形成提供了资金，大地产的形成（转入右边的方框）导致了自由自耕农的被取代（也许用“农民”这个词没有那么多的时代错位感）。被剥夺土地的农民会流入（沿两个向下箭头）日益发展的意大利城市，首先是罗马，他们的进城有助于形成那些大地产所出农产品的消费市场，而这些大地产正是他们原来的土地。失地的农民也会进入军队，为引发这一连锁过程的扩张战争出力。事实上，意大利的农民是在为被从土地上驱逐而战。在罗马第一个皇帝奥古斯都的统治下（公元前31—公元14年），随着持续的扩张战争的结束、职业军队的建立，以及将意大利老兵安置在海外行省的大型计划的实施，这种“恶性循环”才宣告结束（图7）。

尽管该流程图精巧、直观而且有启发性，但它只是非常有限地简要描述了霍普金斯的论点。从被征服领土上获得最大好处的是罗马的精英阶层（如该流程图所暗示）。罗马最高的社会等级——元老们——是那些政治上活跃的大土地所有者，通过担任高级军事指挥官和行省总督，主要通过以权谋私、贪污主要战利品赚得钵满盆丰。次高的等级——骑士——也是土地所有者，参政程度较浅，但他们通过税收和商业活动也分得一杯羹。精英阶层不仅仅是在意大利购买土地以创建他们的地产，同时通过武力把农民从他们的小块土地上驱逐出去。精英阶层还圈占公有地（ ager publicus ），这也间接导致农民被迫离开乡村。农民的土地面积一般非常之小，他们必须利用公有土地才能维持生活。

古典世界相信公民权可通过在军队中服役而合法获得，那些与共同体利益一致的人更可能忠于共同体，农民因此是最优秀的士兵，这就是为什么直到公元前107年，在罗马军团中服役一直有财产资格限制，并且大多数被征召者是农民士兵。公元前2世纪，罗马大规模的海外战争使得大量意大利农民长期远离他们的农场。当他们返回时，却发现自己的家庭已被从土地上驱逐；或者陷入了无法偿付的债务中，或者因为圈地被剥夺了使用必要的公有地的权利。成千上万的农民或死或伤，要么一去无回，要么由于受伤过重而无法再从事农业耕作。

人们认为将农民大规模地从土地上驱逐从两个方面严重削弱了共和国。首先，大批农民进入罗马，成为对生存状态日益不满的城市贫民的一部分。城市平民（ plebs urbana ）中切实的不满让某些元老，通常是那些来自最高贵家庭的人，把自己打扮成人民领袖（ populares ），并通过支持贫民的利益获得有巨大影响的职位。这样做的结果使得精英阶层统一一致的政治原则出现严重分歧。第一次公开冲突发生于公元前133年，作为平民保民官的提比略·格拉古强行通过了向无地罗马公民分配土地的计划。我们的资料显示，他这样做的主要动机是担心能够并愿意在军队中服役的士兵不断减少。其次，军役造成的有产农民数量的锐减导致征兵时放弃了对财产资格的要求。这一变化一般认为是在公元前107年，并且和当年的执政官马略的行动联系在一起。后来，无财产的军团兵显然服役后无地可归，于是他们求助于将军，迫使政府为他们这些退役士兵寻找土地。与此同时，将军们在政治上也开始寻求士兵的支持，军团士兵和将军之间的这种互利关系最终导致共和国垮台，因为军队士兵愿意追随他们的指挥官与国家对抗。

对“农业危机”的这种“传统”理解近来受到部分学者不断的质疑。我们接下来考察这些“修正派”抨击的两条主线。首先，“修正派”们指出，公元前2世纪的战争与公元前3世纪的战争无任何不同，如果是它引起了农业危机的话，那危机发生的时间应该更早。其次，他们争辩说，现有的考古资料并不支持传统观点。

任何基于共和国时期罗马人口统计的论证都必须被看作只是尝试性的，我们的资料零散，解释起来有难度，因此可以得出完全相反的结论：意大利的公民人口要么急剧下降，要么快速上升。（公元前）2世纪的战争在某种程度上比公元前3世纪的战争带来的压力要小，因为在公元前2世纪，罗马同时投入作战的军队数量从始至终都没有汉尼拔战争（第二次布匿战争，公元前218—前201年）时期多，另外战争也不是在意大利的领土上进行的。但其他因素发生了变化，罗马当时需要在某些行省永久性地驻军。罗马军队在整个公元前2世纪一直驻扎在西班牙（可能在山南高卢也有驻军，罗马那时如此称呼波河流域周围的北部意大利）；在马其顿，自公元前146年开始驻军。理论上，军团每年冬天应当解散，次年再征召新兵，但要遣散在西班牙服役的所有士兵并一年一度地在意大利征召新兵的做法是不切实际的。因此，军团并不在特定时期征募新兵，而是在一次战役前才开始征募。如果被征入西班牙的“驻防军”服役，那这场“战役”就似乎没有尽头。此类军队中的军团兵可能会远离他们的农场，一去就是数年。提比略·格拉古公元前133年的分地行动，就是企图解决这个长期形成的问题。公元前2世纪40年代，人们对可能出现的危机的强烈预感使得思想极其保守的政治家莱利乌斯也主张改革。可是，他作为反对改革的英雄，因为后来抛弃了改革的想法而赢得了“智者”（ Sapiens ）的称号。

有人争辩说，我们所拥有的考古资料不支持意大利发生农业危机的“传统”观点。例如，我们的主要文献资料之一（普卢塔克：《提比略·格拉古传》，8.7）表明，提比略·格拉古改革的想法是他在穿过意大利的伊达拉里亚旅行时萌生的，当时他看到那里自由人稀少，农业由奴隶来从事。可是对该地区的考古调查似乎表明，那里充斥的是小农庄，不是大地产。由于他是个政治家，人们因此很容易认为他夸大并过度概括了事实，但考古学家也并非不会夸大其词。意大利的大多数地区还未进行过考古调查，我们不应忘记考古学的局限性。考古学擅长考察的是土地如何得到利用（例如，种植的是橄榄还是葡萄），但它很少能告诉我们土地耕作者的身份（是所有者还是占有者，是佃户还是奴隶）。非常贫穷的人，比如说农奴，在历史上很少留下痕迹，所以考古调查不能充分反映这个群体的情况。

我们必须谨慎对待所谓“传统的”和“修正的”观点，避免进行过于严格的二元区分。任何“修正派”都不会宣称，农民从未被驱逐出他们的土地；同样，也不会有任何“传统派”坚持说，所有农民都被从土地上驱逐。所争论的是程度问题，不是类别问题。并非所有的意大利土地都成为了大地产，这是由气候、地形和土壤等多种因素造成的。只有某些地区才适合大地产的形成。葡萄和橄榄在意大利的西海岸长势茂盛，畜牧业则在南方发展良好。与糊口式的农民田庄（“自给自足者”）不同，大地产按照创造利润的商业模式（“最大化者”）运作，需要进入市场。在古代世界，大规模陆路运输缺乏经济效率，因此，大地产限于那些接近其市场（城镇）或水路运输（可供航行的河流或港口）的地区。大地产对劳动力的需求在一年中是不同的，收获时节需要大量劳力，仲冬时节的需要就少得多。对大地产来说，始终保持高峰时所需的奴隶数量不够经济，相反，大地产上只留尽量少的奴隶，农忙时节再额外雇工。因此，确保其地产附近有部分农民作为临时雇工，对大地产是有利的。在意大利的农业中，大地产从未占据主导地位（从其耕种的土地数量并非占多数的意义上而言），但它们确实成为了农业上的一个特殊类型。农民的农场为大多由奴隶耕作的大地产取代，这导致的问题愈来愈突出，以至于持不同政见的政治家提比略·格拉古和莱利乌斯都一致认为需要想办法补救。

罗马军队的“蛮族化”

时下有一种流行的看法，认为罗马军队的“蛮族化”导致了帝国西半部的衰落。下文将论述这种观点的依据。公元4世纪，当地军队被大批蛮族队伍取代，并由蛮族自己的部落领袖指挥，按照蛮族原来的方式战斗；蛮族将士加入罗马正规军队后，罗马军队采用了蛮族的装备和作战方法。这两种因素的结合使帝国军队的效率变得低下，更容易出现逃跑和叛变行为。公元5世纪，帝国东部的“蛮族化”被遏制，但帝国西部的蛮族化加强，于是东部帝国幸存下来，而西部帝国灭亡了。

“蛮族化”的观点成为修正派近来不断攻击的对象。有人指出，在罗马的正规军队中，4名军官和士兵中只有一个可能是蛮族。公元4世纪和5世纪早期，这个数字并无增加。还有人论证说，即使一整支正规部队开始都从某一蛮族部落征募新兵，这支军队也不会长期保留蛮族的集体特征，因为接替的官兵不是从最初的族群中招募的。与此类似，还有人认为，在正规军队中服役使得新兵将自己视作一名罗马战士而非蛮族人（法兰克人、哥特人 等等）。就我们拥有的文献史料而论，军队中的蛮族并不比当地的罗马人更容易叛变或者开小差。还有人指出，罗马军队总是采用敌人的装备和习俗，我们了解的帝国后期的一些作战习惯（例如穿裤装，或者使用日耳曼人的战争号子 Barritus 等）很难说会影响军队的效率。当时的注疏家宣称，对蛮族某些方法的借鉴，实际上改善了罗马军队的表现。维格提乌斯 （1.20）称，效法蛮族的一些做法对罗马骑兵是有益的。

当然，修正派的看法也并非无懈可击，我们只知道一小部分军官的民族背景，而对普通士兵民族背景的了解微乎其微。资料很少告诉我们某个人的族源，我们常不得不根据其名字来推断，如修正派承认的，这种方法很不可靠。我们知道，有些蛮族人采用了罗马人的姓名，而有些在帝国内征募的兵员使用的却是当地人的名字（凯尔特人的、色雷斯人的等等），这些名字很容易被误认为是蛮族的姓名。新兵将自己看作罗马士兵而抛弃原有身份的说法也让人生疑。有一个老兵把自己描绘成 Francus civis , Romanus miles ，意思是法兰克人公民和罗马士兵（《拉丁铭文选集》〔ILS〕，2814）。当时有人注意到了军队蛮族化的现象。公元4世纪，在帝国东部某些地区的叙利亚语中，“哥特人”是“士兵”的俗称。在某些场合，当时的一些人谴责了军队的“蛮族化”问题，较出名的是：公元5世纪早期，库列涅主教叙列西乌斯因皇帝阿卡狄乌斯在军队中雇佣大量蛮族士兵而对其进行了严厉的批评（《论王权》，1091）。修正派的观点假设，蛮族“同盟者”在他们自己军官的指挥下服役，并以他们自己的方式战斗，这对正规军队并没有产生“冲击”。但可以想象得出，那些和正规军队一起服役，却纪律更为松弛、对训练也不那么投入的蛮族可能会对正规军队产生有害的影响。最后，我们应当记住，修正派的论点只涵盖了某段历史时期：它最早追溯到公元378年罗马在阿德里安堡的大败，或稍后的公元425年。到公元5世纪中期，西罗马的战斗部队已经彻底“蛮族化了”。公元451年，在查隆战役中击败阿提拉的“罗马”军队，或者完全由蛮族组成，或者其中具有战斗力的部分由蛮族组成，这就看我们对史料如何理解了。

修正派的论点已经表明，军队的“蛮族化”不是公元5世纪西罗马帝国灭亡和东罗马帝国幸存的唯一解释，我们必须寻求其他的原因。可能的解释包括：西部承受了来自蛮族的更大压力，篡位的皇帝更多；它的边界较长；缺少战略上难以攻克的、类似君士坦丁堡那样的都城；更糟糕的税收基础；未能遏制拥有大地产的贵族家庭并创造出类似于东方的官僚“服役贵族”；未能将军队统帅吸收到帝国宫廷中。可是，有人仍会认为军队的“蛮族化”确实是西罗马灭亡的一个原因。

历史解释为什么会发生变化？

本章是以下面三部分构成的：首先是“传统的”解释，继之以“修正派”的看法，然后是对后者某些方面的批判。如此安排表明所有历史解释都具临时性，它们属于一个持续过程的一部分。之所以如此，有许多原因，这里提出其中的三个。

新资料远非人们想象的那样可以经常找到，但它们的发现促使了新观点的产生。意大利的考古发现是重新评估共和国后期“农业危机”的因素之一。

由于受到所处政治或社会环境变化的影响，人们的思维方式通常会发生转变，而这常常引出对已知资料的新解释。德国学者在19世纪最后25年和20世纪前期首次对罗马晚期的军队“蛮族化”作了认真研究。考虑到当时新德意志帝国对集体身份的寻求，这些学者倾向于将罗马古代的日耳曼因素最大化并构建出一支非常“日耳曼化”的罗马军队也就不足为怪了。另一个例证是对“重装步兵革命”这一传统观点的反对。它是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反对历史变革社会决定论的思潮的一部分。

这里所提出的最后一个解释更具犬儒味道：每一代都重新书写历史，因为著作需要出版，人们需要工作。历史学家所受的训练要求他们要以批判的眼光看待他人的解释，因此他们不会，也不应该靠重述他人的观点作为职业。如一个古代史学家所说，这是“正常的、循环的、内源性的变化，因为新一代的历史学家在理解和解释过去时，不可避免地要通过抛弃其导师们主导的范式，以寻求‘进步’。” L2ZC15lPVaQdwAlxU96is+Y3gdbujjAAWZkcQdQ8I+0HtjpBs6sOTBH6/0kcZUW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