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战争思维

古代世界中，人们喜欢用战争思维。换句话说，希腊人和罗马人常常使用与战争相关的观念来理解世界以及他们在其中的地位，他们也用战争来思考其他论题，如文化、性别和个人。战争弥漫于古典思想之中。

文化

当希腊人和罗马人思考“东方”文化，并反思他们自己的文化时，他们常用战争来诠释。这种思维模式不限于解说东方，而且具有普遍性，尽管它对其他文化的想象空间有限。例如，当罗马帝国的居民目光转向东方时，他们顺理成章地看到了“东方”诸文化（希腊文化、波斯文化等等）。当他们转向南方时，他们再次看到了东方的文化（迦太基和埃及文化）。当他们面向西方时，那里除了大洋外一无所有，大洋中有些多少带有神话色彩的岛屿（例如福岛，少数有特权的死者在那里生活）。北方的情况不同。对古典世界来说，北方是想象中的另一个重要的“他者”。事实上，在罗马化之前，有时在后来的玩笑中，远西地区的居民，如西班牙人，其性格被认为是“具北方特征的”。

现在我们来看一下极北地区，即今天的苏格兰。罗马人有关喀里多尼亚文化的观念，有关对其心照不宣的评判主要源于其作战方式。我们可以通过研读三篇大相径庭的资料来研究这个问题。它们分别是一块雕刻和写有铭文的砂岩石板；一块上有作品残篇的木板以及一篇文学作品。它们不仅显示了可供古史学家们利用的资料的多样性，而且也表明，每件资料都会引发多种不同的解释。

在皇帝安东尼·庇护统治时期（138—161），罗马在不列颠的疆界暂时从哈德良长城北移至克莱德福斯一线，在这里修建了安东尼土木长城。参与建设的军队立起一块块经过装饰的石头来纪念他们付出的努力。人们发现了20块这样的石头，就是现在人们所知的“遥远的军团石板”。其中一块是在布里奇内斯发现的，年代可能在公元142—143年间，标明了要塞的东端（图2）。

铭文记录了第二军团完成的4,652步长城，侧面为两副雕刻。在观者的左面，是一个罗马人打败了当地蛮族的场景，右面是军团成员准备向诸神献祭的场面。军团内的等级也可看出：主要人物身着托加袍，其他人着军用斗篷和战袍。对观者而言，对石板进行诠释具有挑战性，因为需要把装饰上出现的不同因素联系起来。与和平活动画面相比，战斗胜利的画面可以被理解成发生在前且使其成为可能，因为战争的胜利是文明生活的必要前提。另一种理解是：奉献祭品可以被理解为罗马人希望得到诸神垂青，从而巩固胜利果实。此外，奉献祭品还可以说是执行任务前的洁净仪式，因此可以和铭文联系起来。由于对不同部分间关系的解读不止一种，所以战斗的场面也就可以按不同的方式解释。有人不愿把它解释成一个罗马人正击败4个布雷顿人 ，主张它表现的是一个布雷顿人被击败过程中4个不同的阶段（从左上开始，按顺时针方向看，分别是被击倒、受伤、被俘和被枭首）。这样的解释可能过于具体了。由于石板是整个军团竖立的，骑兵仅仅是军团的一小部分，所以石板以一个士兵代表全体，这个罗马人代表的应是作战的集体。他还代表着文明，他手执的“先进技术”装备，他的姿态可以追溯到公元前4世纪雅典著名的墓碑上人物的姿态。布雷顿人与罗马人形成了强烈的反差。他们是裸体的野蛮人，他们所拥有的唯一代表文化的器物，就是战争中使用的武器。雕刻未显示出他们的社会阶层。尽管他们有4个人，但他们非常不同的姿势表明，他们是单兵作战。他们为罗马文明所包围，其左方是凯旋门的柱子，顶部是那个骑兵，右面还有一根柱子。他们的未来完全在罗马人的掌控中。等待中央那两位的是战争中的死亡。对于下面的两个而言，是被俘和被处死。对那名（暂时）活着的俘虏有多种解释，或说他吓呆了，或说他听天由命，或说他在沉思，或者说他感到羞耻。在这里，喀里多尼亚文化只是通过战争，具体地说是战败来诠释。有意思的是，罗马的强大力量在文物出土后得以彰显。当安东尼长城被放弃时，它们被小心埋藏在那里。

罗马的文都兰达要塞位于哈德良长城附近，自1973年以来已出土几百件文书，即文都兰达文书，当时是作为垃圾处理并埋在那里的。其中一件属公元97年至公元102或103年间，谈到了当地的布雷顿人。残存的6行文字可以翻译如下：

布雷顿人无盔甲保护（或“裸体”）。他们有大量骑兵，骑兵不使用剑，这些可怜的布雷顿人（或“小子”）（ Brittunculi ）也不上马（或“占据固定位置”）以便投掷标枪。

（第164号）

有人解释说，这是一篇情报，或者说是给新任指挥官写的有关敌方部族情况的备忘录。另一种看法是，它是一篇有关征募到罗马军队中的当地新兵情况的报告。它也可能就是一篇文学作品。无论是哪种情况，文献对不列颠文化的评判再度是仅仅根据战争而作出的，认为不列颠文化存在不足。文中提到有许多骑兵参战，但是不同于罗马人的作战方式。布雷顿人不骑马（或者说在固定的位置）作战。他们不打近战，他们的文化成就低，他们不穿盔甲（或裸体），而且他们没有剑。他们被用悲天悯人和不屑的口吻称为 Brittunculi ―“布雷顿小子或可怜的布雷顿人”。

通过战争分析不列颠文化的资料恰好来自帝国边境，又出自特殊的军事背景中，也许不足为奇。但第三件资料―塔西佗的《阿格里科拉传》―就不能不令人吃惊了。众所周知，塔西佗关于其岳父偶像化的传记难以归入任何一类古代文献。这部可能在公元98年创作罗马的作品包含传记、历史、地理、人种志和政治论文等多种元素。由于阿格里科拉是公元77—84年的不列颠总督，所以其中的人种志是关于布雷顿人的（第11—12节）。它开篇讨论了不列颠不同部落体质特征体现了布雷顿人的地理与种族起源。喀里多尼亚人的红头发和庞大体格显示他们起源于日耳曼人。像高卢人一样，布雷顿人对危险能作出迅速反应，但随后就是快速逃跑。那些较早被罗马人征服的布雷顿部落的士气比其他部落差。然后传记概述了他们的战术。他们的主力是步兵，但有些人也使用战车。贵族驾驶战车，侍从为保卫贵族而战。不列颠各部落的不统一给了罗马人有史以来最大的帮助。罗马人讨论不列颠文化时，又是通过战争的理念。战争曾一直是理解不同文化间差异的最重要方式之一。

当希腊人和罗马人建构“北方人”的种族形象时，他们构建出了不仅不同于他们自己，也不同于他们心中“东方人”形象的异族形象。东方人矮小、堕落、聪明而怯懦；而北方人高大、原始、愚蠢而狂暴（至少最初如此）。当然，两种描述都缺少古典世界观察者应具有的理性、克制和训练。可是，相对东方人而言，对北方人的印象又可以完全不同。如前所述，他们可以认为东方人拥有比古典文明更加古老的文明，而北方人未受已衰落文明的不良影响，因为他们具有一些原始特性。塔西佗的《日耳曼尼亚志》——一部人种志著作，很大程度上是一部把同时代的罗马人和高贵的日耳曼人作比较对罗马人进行谴责的作品。

北方人和东方人尚未穷尽古典世界关于人种的想象。他们建构出的另一个重要原型是游牧人。在北方、东方和南方，他们都可以发现游牧人（北方除其他部落外，有锡西厄人和匈奴人；东方有阿拉伯人和撒拉森人；南方有利比亚人和摩尔人）。他们没有农业和房屋，更不用说城市了（古典文明的关键象征），所以游牧人被视为与希腊、罗马文化对立的极致。因此，在古典文献中，人们很少认为他们代表了另一种先进的生活方式。虽然其中有些例外（克文图斯·科提乌斯，7.8.12—30），这些作品中诞生过一些如锡西厄人阿纳查西斯那样奇特的智者。

事实证明这些模式化的印象存在了相当长的时间。希腊人和罗马人倾向于认为，他们的敌人一如从前，而实际上敌人已经有了变化。这一点可以通过罗马人和日耳曼人部落的先后两次交锋中来说明。公元1世纪，罗马人面对过日耳曼人，3个世纪后他们再次交战。到公元4世纪，日耳曼人生活的部落已经比此前数量要少但规模更大，农业的深化带来了人口和经济的迅速增长；在政治集权化和社会阶层化方面，日耳曼人的社会得到了发展，出现了相对稳定的君主制王朝；战士精英阶层产生——这些人可以视为“形成中的贵族”。人们认为，这些因素可能加强了部落的控制力量，使其在战斗中的控制权和指挥能力得到改善。日耳曼人军队规模变得更大，装备更好，有了更多的骑兵和弓箭手。可是，我们拥有的罗马文献资料难以证实这些推测。对他们来说，日耳曼人还是过去的日耳曼人。如果我们把阿米亚诺斯·马克林纳斯4世纪后期对公元357年斯特拉斯堡战役的叙述（16.12）和塔西佗在公元2世纪初的《编年史》中对公元14—16年日耳曼战役的描绘（尤见2.14）比较一下，就可以清楚地看出对日耳曼人这种一成不变的看法。两位史学家在许多问题上观点一致。日耳曼人身材高大，因而容易疲劳；他们作战毫无纪律，仅靠蛮勇，而后又惊慌失措。阿米亚诺斯对近战的描述，是罗马意识形态恒久不变的表述：

〔日耳曼人〕在力量和身高上有优势，罗马人则在训练和纪律上有优势。一方狂野而骚乱，另一方细心而谨慎。我们的人依靠的是勇气，敌人依靠的是充沛的体力。

（16.12.47，W. 汉密尔顿英译）

在这里，无论是罗马军队，还是他们的敌人的变化，绝大部分游离于历史写作之外。

对希腊人和罗马人来说，不仅蛮族一般不会变化，就是那些新遇到的部落，也会马上被与先前了解的那些部落等同起来。当匈奴人于4世纪末杀入罗马世界时，阿米亚诺斯承认，他对匈奴人的起源几乎一无所知，因此用他们当时的名称来称呼他们。可是即便是他，也征引更早的关于其他民族的描绘来描述匈奴人。其他的作家，尤其是希腊人，则有过之而无不及，把匈奴人和公元前5世纪甚至更早时期听说的蛮族等同起来，这些人中有锡西厄人、马萨格泰人、辛梅里安人等等。在进行上述类比时，作者试图卖弄他们有关古典文献的知识，首先是对希罗多德著作的了解，借此表现他们高贵的社会地位。这种做法的潜在理由是：过去的伟大作家肯定已经了解了这些看似“新生的”蛮族，因此，新近遇到的蛮族与那些已知部落来自几乎同一地区，前者中一定包括了后者。这种观察世界的方式首先是一种“防卫机制”，或者是一种意识形态上的“安心毯”。这样，新的、有威胁的部落就不那么陌生了，因此也更加容易应付。他们曾被打败或被遏止，他们还会被击败。

这种种族模式化的思考方式根深蒂固，在西罗马帝国崩溃后，它依然在西方存留了下来。公元5世纪，西方新蛮族王国的一些罗马臣民还用它来改写现实，以让他们对当时政治环境的感觉有所改观。他们的新蛮族统治者，即使其祖先不是真正的罗马人，也被描绘得与罗马人一般无二。在这种虚假的吹捧下，一些蛮族统治者欣然接受了这种思维方法，因为他们觉得这样可以激发他们新臣民的忠诚感。

古典世界有关外来文化的模式化描述并不很多，它们由数量有限的基本元素（大与小、懦弱与狂怒、堕落与原始等等）组合而成，具有持久性、可转换性和适应性。它们被用来界定中心（希腊人与罗马人），以与边缘（蛮族）形成对比。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它们没有为我们提供非古典世界的任何信息。古典世界不是存在于真空里，在它之外有其他文化存在。根据自己的世界观理解其他文化，并不意味着一定要臆想。如果古典文化需要一面镜子来审视自己的话，那就无须构建一个以上的“他者”。

我们不应该因为古典人种学的人为痕迹而推想它仅仅是个“智力填充”游戏。希腊人和罗马人可能会热衷于这种思维游戏，例如读塔西佗的《阿格里科拉传》时会这样做，但在战场上面对现实中的蛮族时，他们会抛掉这类思维游戏。在阿米亚诺斯描写的斯特拉斯堡战役中（见前文），罗马军队应当看到了4世纪日耳曼军队的实际情况，但他们会依据几百年来的模式化思维进行解释。举个现代的例子，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在东线与其他民族作战的现实并未动摇深植于德国士兵思想中的纳粹意识形态，相反，还强化了这种意识形态。

性别

当今古史学家对性别及与之相关的领域作了大量研究（见第三章有关学术兴趣的观点变化的讨论）。这本小书讨论的是战争，但在古典时代，战争是强烈性别化的。

战争特别被视为是男人而非女人做的事。人们认为女神可以出现在战场上。在荷马的《伊利亚特》中，雅典娜、阿尔特米斯、赫拉和阿弗洛狄特 都参加了战斗，阿弗洛狄特还为一个男人所伤。可是，对神灵来说可以接受的行为，对凡间的希腊和罗马妇女来说就不是那么回事了。赫克托尔 在《伊利亚特》中对他妻子说的话清楚表明了这一点。

你且回到家里，照料你的家务，

看管织布机和卷线杆，

看看缝纫女是否在飞针走线，

打仗的事男人管。

（6.490—492 L. 拉铁摩尔英译，略有改动）

阿里斯托芬 的喜剧《吕西斯特拉塔》于公元前411年首次在雅典上演，为创造喜剧效果，这部剧使社会规则颠倒、错位。为结束伯罗奔尼撒战争，雅典的妇女发动了性罢工，并夺取了城市的战争资金。正是在这部喜剧的颠倒演绎中，女主人翁告诉我们，当她丈夫把赫克托尔的话转告她时，她不予理睬，而后她接着说，“让战争变成女人的事情。”（第520—538行）

在各个蛮族中，妇女在战争中发挥了积极作用，这成为他们不同于希腊人和罗马人的一个标志。塔西佗的《阿格里科拉传》称，“布雷顿人在指定指挥官时不考虑性别”（16；参见31），这一部分是因为他们好色的本性。在古典文献中存在着一系列让人畏惧、但具有异常吸引力的外族女战士，她们是小亚细亚卡里亚地区的阿尔特米西娅、马其顿的奥林匹亚斯、埃及的克里奥帕特拉、不列颠的波狄卡和卡提曼杜娅、叙利亚帕米拉的芝诺比娅 。女战士的最极端代表是神话中的阿马宗。人们认为，她们不需要男人，自己生活，只是一年一度地要和当地一个部落交媾以繁育后代，或者是把她们的男孩弄瘸，让男人充当古典社会中女人的角色。神话中的阿马宗与男人战斗，并被男人击败。“对阿马宗之战”（ Amazonomachies ）的神话传说在艺术中极为流行，许多希腊神庙的雕刻以其为主题，其中包括雅典的帕台农神庙。这些战争中性别角色的僭越者最终因她们的失败重新承认了原来的性别界限。她们通常居住在小亚细亚以东遥远的地方，因此，阿马宗神话与古典社会认为的东方男性女性化的观念存在着一定的联系。

考察视觉艺术作品（图3）会提升我们关于战争和性别的思考。这是小亚细亚利西亚地区一座坟墓浮雕装饰的一部分，年代属公元前390—前380年，即我们所知的涅瑞伊得墓碑。它表现的是一个正受到攻击而进行防御的城市。9名战士守卫着城垛，装备着希腊重装步兵的头盔和圆盾，手持石头向敌人掷去。在城市的中央是一个妇女。雕刻中只有她直视观众，将我们带入到画面中。她左手上举，右臂环绕头顶。她在做什么？一个现代的观众也许会想，她正在祈祷。可是，古代观者不太可能这样认为。虽然在希腊和罗马宗教中，妇女发挥着重要作用，但在战争仪式中，她们很少参与。

这个场面表现的是攻城。当战争来到家门口时，如果妇女没有因为安全的原因而被送走，那她们确实有几种角色需要承担。在希腊传记作家普卢塔克 所写的《女性的勇敢》中，表现女性美德的舞台常常就是在围城战中。妇女可以为守卫者准备食物。公元前429年，没有被送到雅典去的110名普拉蒂亚妇女就是这样做的。在投石机发明后，妇女还可以捐献出头发，制造投石机所需要的绳子。公元2世纪后期拜占庭被塞普提米乌斯·塞维鲁 围困时，妇女们就捐出了她们的头发。她们可以把投掷物运到城墙上，激励男人们，公元前3世纪末的希俄斯妇女就是如此。公元前4世纪中期一部“如何守卫被围城市”手册的作者建议，让妇女穿上男人的服装，并把她们派上城墙，这样会使守军看上去更多些。可是你决不能让她们投掷任何东西，“因为即使离得很远，当一个女人试图投掷时，她的性别立刻会暴露（埃涅阿斯·塔克提库斯，40）。”公元前5世纪早期阿戈斯妇女凭自己的体力击退斯巴达人对阿戈斯城进攻的故事，乃离奇的神话。如果敌人破城而入，妇女们可能从屋顶上向敌人投掷瓦片。公元前272年，正是一个贫穷的阿戈斯老妇人掷出的此类武器，击中了伊庇鲁斯国王皮洛士。遭遇围城时，妇女需要监督，因为她们比男人更加贪婪，但在理性和勇敢程度上远不如男性，因此可能将城市出卖给敌人。在罗马，神话中的塔尔佩娅就试图出卖过城市。

涅瑞伊得墓碑上的妇女形象很可能不应以上述的任何一种方式解读。也许，她正撕扯着自己的头发，为自己的命运唏嘘：如果城市陷落，她的未来是被强奸、奴役、暴死或者逃亡。

在希腊和罗马，战争是构建男子汉气概的一个关键因素。荷马的英雄们在战争中相互激励时说的是“朋友，要像个男人。”雅典演说家埃斯基涅斯在法庭中为自己辩护时，连篇累牍地罗列他的男性亲属以及他本人的参战经历。相反，他指责控告者德摩斯提尼 ，“你声称自己是个男人，但我不这么认为，因为你曾被控弃阵而逃。”德摩斯提尼还是个有女人气的、贪得无厌的被动同性恋者（ kinaidos ）（2.148—151, 167—169）。他并非是喜好男性间性行为，而是自我控制能力的缺乏和被动，才让这个 kinaidos 没有了男子气。在想象着为自己的理想城邦立法时，柏拉图希望表现得像懦夫的男人应当被变成女人。由于这样做不可能，“我们可以对他进行与此最相近的惩罚。”他要在安全区度过余生，并生活在因此带来的耻辱中（《法律篇》944A）。普林尼赞扬罗马皇帝图拉真组织的角斗表演时说，“那里没有任何松懈或堕落的东西会削弱或者摧毁他的臣民的男子汉气概。”（《颂诗》33.1）战争和男子汉气概之间的联系在语言中得到体现。在希腊语中， andreia 的意思是男子汉气概或勇气。在拉丁语中， virtus 表达的是男人的美德或勇气。

个人

人们不仅在文化、性别等大问题上喜欢使用战争思维，而且在思考小的、私人的问题时，例如个人品格时，也不忘战争。这里我们将讨论三个集团的成员通常如何通过战争思维来构想他们的品性，尽管事实上他们并不好战。

战争和爱情很久以来就被联系在一起，但直到罗马第一个皇帝奥古斯都时代（公元前31—公元14），拉丁诗人，首要的是普罗波提乌斯和奥维德，才对这种联系作了最全面的诠释。诗人可以把自己描绘成与爱情战斗的人。反过来，他也可能是情人或爱情大军中的一个士兵。他可能与情敌战斗，也可能与和情人的丈夫或者情人的贞操作战。一个爱情的士兵像真正的士兵一样需要坚强。上述两类士兵都需要坚强、勇敢，面对同样的风险：前途未卜、艰苦，甚至死亡。爱情士兵的角色可能承载着诗人的渴望，令其愉悦，但也可能带来不得不承担的痛苦。无论如何，一名爱情战士都不是一名真正的战士。这就使我们产生了一个重要疑问：这类诗作表达的是对统治集团的支持还是反对？

奥古斯都通过内战掌权后，着手创建了新的政治秩序，虽然这是在恢复旧秩序的幌子下。他同时创立了新的道德标准，而新道德再度被描绘成旧道德的复兴。奥古斯都的政权非常重视个人履行对国家的责任，包括婚姻、生育和战争责任。诗人抛弃真正士兵的角色，支持那种不合法的、非婚姻的爱情，等于背离了这个政权的意志。可是，我们不能只把诗人当作单纯的持不同政见者，诗中的自贬和夸张并不总能准确反映出诗人真实的自我。

有关这类诗歌的另一个问题是诗歌是否反映了诗人真实的意愿。对这个问题仍无简单答案。走在罗马的大街上，你可能并不一定会碰到妓女―一些重要诗人一见钟情的对象。可是，即使他们宣称他们诗歌中的情人只是虚构的人物，那他们的自我认识也应与其有关（“我诗歌中的主人公是爱情战士，但我不是。”）。

奥古斯都建立的元首制（公元前30—公元235）很大程度上将战争“驱逐”到了社会和地理上的边缘地带。当时参战的是职业士兵。除内战外，战争多发生于遥远的边疆。那个时代的希腊哲学家从未或者几乎没有经历过战争，却并未停止在这个问题上自以为是地夸夸其谈，但他们见过士兵，对那些保护他们的士兵，哲学家们的态度是疏远、鄙视和畏惧。他们认为，士兵的生活充满约束、辛劳和风险。如爱比克泰德 （55—约135）所说，如果士兵无视纪律，“那谁也不会挖战壕，树围栅，夜间放哨，或者投身于危险之中。”（3.24.32）可是，这些恰好是一位哲学家宣称的他自己生活的特征。例如，狄奥·克里索斯托姆（约40—约112）多次强调，哲学家需要纪律，并吹嘘他自己的勇气，以及他在流放中经受的痛苦。受这些苦不会给士兵带来任何益处，但却能让哲学家获益良多。哲学家在经过审慎思考后，自愿去承受这些痛苦。哲学家把自己描绘成一个为拥有自制力、美德和真理努力奋斗的士兵。狄奥·克里索斯托姆宣称，为美德而战，与会削弱美德的享乐抗争，是一场比《伊利亚特》所描写的战斗更加伟大的战斗（8.20—22，第四章将就哲学家对战争的看法作更多论述）。

如果罗马帝国中有哪个团体的成员有充分的理由仇恨士兵，那就是基督徒，虽然（除公元64年的尼禄 外）对基督徒迫害的发起者并非政府，而是异教的大众。直到德西乌斯统治时期（249—251），为了维护公共秩序，政府才参与到迫害活动中，对基督徒的拘捕、审判和处死是在士兵监督下进行的。军队生活中异教信仰的盛行，特别是对皇帝的崇拜，不仅让基督徒难以从军，也让他们难以把军人接纳进他们的团体。因此在现存基督教殉难者的故事中（如今通常统称为《基督徒殉教者传》），最常见的受迫害者不是士兵而是运动员也就不足为怪了。我们很少能发现这样的例证：一个殉教者之所以被描写成一名为信仰而战的上帝的战士是因为他本身就是一名战士（优西比乌斯：《教会史》，6.41.16）。可是，在其他背景下，当我们抛开殉教者的文献时，甚至基督徒也可能自视为士兵。基督教作家德尔图良（约160—约240）和奥里根（184/5—254/5年）是坚定的和平主义者，他们坚持基督徒不应在罗马军中服役（关于基督教对战争的态度，更多的内容见第四章）。对他们来说，《旧约》中的战斗应作为寓言来读，由于这个原因以及《新约》中只有少数正面的军人形象的事实，外加他们对异教希腊哲学的了解，他们把基督徒视为新一类的宗教战士。如德尔图良所说，“难道我们不也是士兵吗？士兵要遵守更严格的纪律，而我们服从的是如此伟大的一个将军（即基督）。”（《劝人向贞》，12）。奥里根写道：“我们不在他（即皇帝）的指挥下战斗，虽然他要求我们如此；但我们组成了一支特殊的军队为他而战，一支虔诚的军队，并将我们的祷告献给了上帝。”（《反塞尔苏斯》，8.73）。

不只是不尚武的文化人用战争来建构个人的品格，这种思维方式在古典世界中无处不在，它如此普遍以至于有时被现代学者们忽视了，这导致了对某些资料过于拘泥字面意义的解读。

在2世纪的罗马帝国，火葬普遍转变为土葬，导致了石棺雕刻（石棺雕刻的字面意思是“食肉者”）的繁荣。在装饰石棺的各类浮雕中，有些是罗马人（或者希腊人）与蛮族作战的“战斗场面”，有些是“宽恕场面”―罗马的将军接受蛮族的投降（因此他是在宽恕蛮族）。在波托纳西奥的石棺雕刻上（石棺因发现地而得名），两种场面都有。该石棺可能制作于公元180—190年（图4）。

石棺雕刻的主画面，即三个雕刻面中最长的一面，表现的是异常激烈的战斗。居于画面焦点上的指挥官正率领楔形队形的罗马骑兵杀入战阵。在这支队伍的下方，是另一些罗马步兵和骑兵队伍击败蛮族的场面。画面底部满布蛮族的尸体。军队已冲锋到敌人的大军之中，将某些敌人留在了身后。从画面两侧被俘的蛮族和缴获的武器等战利品可以明确看出他们取得了胜利。在顶部有三个画面：从左向右分别是：一个正沐浴的儿童；一场进行中的婚礼和一个罗马将军接受蛮族的投降。

现代艺术史学家在解释这幅石棺雕刻或其他类似题材的雕刻时，特别希望把它作为某种传记来对待，认为棺中的死者实际上就是那位将军。像在其他情况下一样，有人甚至对墓主的名字进行了猜测。我们最好避开这种将该雕刻作为传记来读的诱惑，因为我们很少知道石棺雕刻直接的考古学背景，也没有可供识别死者的墓志铭。“战斗”和“宽恕”场面不过是从众多石棺雕刻装饰中挑选的两个而已，一些其他浮雕确实有明显的传记性质，例如石雕将死者表现为鞋匠，但多数并非如此。绝大多数浮雕描绘的是希腊神话，例如赫拉克勒斯的功绩，或者希腊英雄墨勒阿革耳的狩猎。石棺的使用方式，也不会自动引领你作传记式的解读。有一具石棺中发现了7具以上的成人和两个孩子的尸骨。一幅有战斗画面的4世纪的石棺雕刻上，有一个皇族的女性成员，可能是君士坦丁的母亲海伦娜。不管最初刻画这个形象是否为代表她，石棺上的战斗场面在这里所表达的人物不可能是一个将军。

如果我们仔细观察波托纳西奥石棺雕刻上的主要人物形象，主画面上的骑兵指挥官、将军、正举行结婚仪式的夫妇和画面上部看护孩子沐浴的妇女，我们会发现，他们的面部都未完工。这表明，石棺订购者并非委托制作者从零开始进行创作，相反，生产石棺的作坊有相当标准化的装饰题材，在完成画面上主要人物的肖像后，可以再为购买者将其“个性化”。我们不应假设购买“战斗”或者“宽恕”场面石棺的多数买主碰巧都是退役将军，这些石棺上的雕刻应当以其象征意义来解释。石棺高昂的费用表示墓主人的高贵地位。如果以描绘赫拉克勒斯功绩为主题的石棺雕刻被选中，它表明死者，或者说死者的家人，希望人们把死者和一个承担文明使命的英雄联系起来，英雄致力于让世界摆脱魔鬼，死后变成了神。同样，如果购买者选择的是有类似波托纳西奥石棺上“战斗”或“宽恕”场面的石棺，那表明死者希望人们把他视为一个具有让人敬佩的军人式勇敢（ virtus ）和宽厚（ clementia ）等美德的人，哪怕现实中的他和战争没有任何关系。有些当代人可能会更进一步把“战斗”的胜利当作一种对死亡本身的胜利。在纪念死者时，人们再度驾轻就熟地运用了战争思维。

罗马帝国后期，自3世纪后半叶以来，越来越多的人公开把自己视为士兵。自上而下的公职人员都可以自称为士兵，戴军衔、穿军服、特别是扎军用皮带（ cingulum ），退休后变成“退伍军人”。当时的人们认为法律需要制止，至少应限制非军人着军装（《提奥多西法典》，14.10.1）。在古典世界，人们总是乐于用战争思维进行思考。 t3PyENz0B+zHL/u2kyh/fmJSAo5HVe5K5B3Kp35dfCVa6RIgnDcjn7DdyiTRsD+z