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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式战争？
电影《角斗士》的开篇是日耳曼森林中的一场大规模战役。一方是罗马人，排着整齐的队形，有着统一的装备，他们在众人的注视下静静地等待着，打算用他们相对先进的武器进行战斗。他们的口号是“力量和荣誉”。命令按军阶逐级发布时，他们同时发射武器，整齐地前进。战斗中他们相互帮助，英勇无畏。另一方是蛮族。他们没有队形，身着兽皮，且服装不一。有些人带着偷来的罗马盾牌，但他们缺少投石器——代表当时顶尖军事技术的装备。开始时，他们的队伍隐藏在树林中，士兵们前后乱窜，各自用武器敲打着盾牌，发出粗野的喊叫声。他们的叫喊嘈杂而混乱，难以辨别。唯一能显示地位区别的是数次给一个特别高大强壮、毛发浓密的武士的特写镜头。他们如暴民般杀入战场，每个人都狂暴地进行着战斗。
一方代表文明，另一方则代表野蛮。罗马人在影片中进行的是常说的“西方式战争”，其目标是公开的决战，最终靠勇猛获胜，而战争中的英勇表现在一定程度上源于严明的纪律。日耳曼人所进行的，有点像“偷偷摸摸的”战争。他们的意图是伏击，作战毫无纪律，仅凭蛮勇。观看这样的战斗时，我们觉得它似乎是“真实”的，因为看上去很“自然而写实”。可是，它并不“写实”。“西方式战争”以及“非西方式战争”是文化建构的产物。于是我们不禁要问：这种西方式战争的观念起源于何处？为什么会被建构出来？又为什么会延续下去？
我们可以从思考西方第一部文学作品―荷马的《伊利亚特》开始。这部希腊人的史诗的背景是约公元前1200年特洛伊战争的神话时代，当时在迈锡尼国王阿伽门农统帅下的希腊人联军围困并洗劫了小亚细亚的特洛伊。这部诗篇自那时诞生后，被一代代的诗人们讲述、复述，并改编着，公元前七、八世纪最后定型，在公元前6世纪最终被书写成文。
这篇诗歌中的某些元素暗示西方式战争已经出现了：希腊人用此方式作战，特洛伊人则不是。阵亡的特洛伊人比希腊人多，他们遭受了更加可怕的伤痛折磨。某些表达痛苦的动词仅用在了特洛伊人身上。在诗歌中，特洛伊人的言语不如希腊人有气势、富有战斗精神，在长矛下哀求饶命的只是特洛伊人。诗歌两次明确提到希腊人在战斗中互相帮助，也两次讲到希腊人投入战斗时一言不发，而特洛伊人则发出羊咩般或禽鸣般的怪叫。
但是，《伊利亚特》对“西方式战争”的建构不应源出于此。特洛伊人的语言不那么激昂，但这可以用他们在国内作战来解释，他们保卫的是自己的父母和妻儿，文中的谈话对象也常常是父母和妻儿。希腊人的军营完全由战士组成，他们的长矛下是女性俘虏。特洛伊人战死得更多，是因为他们最终输掉了战斗。特洛伊人哀求饶命，遭受了更可怕的伤痛，表达痛苦的动词用到了他们身上，这些都是为强化命运的悲惨，因为所有读者都知道特洛伊即将来临的命运。在一首非常长的诗篇中，仅有三段（3.2—9；4.428—438；17.364—365
）明确叙述希腊人在战斗中相互帮助和在沉默中前进，而只有一段说的是特洛伊人在沉默中挺进（13.41）。在叙事过程中，特洛伊人以及希腊人都会帮助他们的同伴。
总体上看，这部希腊史诗叙述的是一次希腊人对非希腊人取得的神话般的胜利，其中并无排外情绪，希腊人对非希腊人也无优越感。特洛伊人，还有他们的盟友，以及希腊人，都有共同的社会和政治结构。双方都生活在城邦中，由国王统治，有长老会和全民大会。他们进行战争的装备相同：战车、头盔、青铜甲胄、盾牌、长矛和剑。双方都有弓箭手。他们也以同样的方式利用这些装备作战：有时远距离进行战斗，有时面对面战斗；有时个人决斗，有时是集体作战。最重要的是他们有同样的动机。诗歌用最美好的言辞详述英雄主义信条，正是这信条激励着将士们投入“激战”中。萨耳珀冬―来自小亚细亚的利西亚的特洛伊人盟友―慷慨陈词：
我们现在理应站在利西亚人的最前列，
坚定地投身于激烈的战斗，毫不畏惧，
好让披甲的利西亚人这样评论我们：
“虽然我们的首领享用肥腴的羊肉，
啜饮上乘甜酒，但他们不无荣耀地
统治着利西亚国家：他们作战勇敢，
战斗时冲杀在利西亚人的最前列。
但现在死神的巨大力量无处不在，
谁也躲不开它，那就让我们上前吧，
为自己赢得荣誉，或把荣誉让与他人。”
（12.315—328 R. 拉铁摩尔英译）
让我们把萨耳珀冬的激昂话语与一个希腊英雄的言论作个比较。
名枪手奥德修斯仍独自站在阵前，
身边没有一个同伴，恐惧征服了他们。
他长吁一声对自己无畏的心灵这样说：
“天哪，我怎么办？在敌人面前逃跑
是奇耻大辱，单独被擒更令人惧怕……
但我的心啊为什么要忧虑这些事情？
只有可耻的胆小鬼才临阵脱逃，
勇敢的战士在任何险境都坚定不移，
无论是进攻敌人，还是被敌人攻击。”
（11.401—410 R. 拉铁摩尔英译）
在《伊利亚特》中，不存在把希腊人与他们的敌人明确区分开的“西方式战争”。
虽然古风时代（公元前776—前479）的希腊诗人的确偶尔会对异邦人发表贬抑性的评论，但那种把世界划分成高贵的希腊人和低劣的蛮族的思维方式却产生于希波战争（公元前490—前479）及其战后余波中。正是伴随着这种二元对立的出现，“西方式战争”的观念诞生了。
希波战争前，绝大多数希腊人都生活在大批自治的“城邦”（ polees ，单数 polis ）中。在一场声势浩大的殖民浪潮（公元前750—前550）后，这些希腊人从家乡希腊大陆、爱琴海诸岛和现代土耳其西海岸，迁移到西部（西西里、意大利南部、法国和西班牙的地中海沿岸）、黑海沿岸以及北非的定居地。每个城邦都有自己的法律，政治生活由数目不定的成年男性公民控制。城邦军事力量的核心是民兵，主要由农民组成。他们作为重装步兵进行战斗：身着重铠甲，排布于密集的方阵中，如此装备是为了在近战中用长矛和利剑展开搏斗。
在赢得了对小亚细亚希腊人城邦以及爱琴海中某些岛屿的统治权后，波斯帝国
在公元前490年和公元前480—前479年间两度入侵希腊。波斯是个年轻而喜好扩张的帝国，其军队由臣民中征召的士兵和伊朗人组成。伊朗人是部队的核心，既有步兵，也有骑兵。他们有远距离作战的能力（用弓箭和标枪），也有近战能力（用长矛和剑）。对波斯来说，第一次远征
是小规模的军事行动，结果在马拉松战役中被雅典人和来自普拉蒂亚的一小支援兵击败。第二次远征由波斯国王亲征，是一次更大规模的行动。大陆上的希腊人并未全部参加反对入侵的同盟。公元前480年，一小支希腊军队在300名斯巴达人的领导下进行了英勇抵抗，但仍在温泉关被击败。同时在阿尔特米西昂
进行的海战不分胜负。当年晚些时候，希腊人在萨拉米斯赢得了一次海战的胜利。次年，希腊人在普拉蒂亚战役
中彻底击败了波斯人。
希腊人的胜利肯定让人吃惊。他们人数少于对手；与波斯军队的灵活多变相比，他们的重装步兵方阵是一种简单的战术，且过去波斯人曾多次打败过其他希腊军队。
除具体战术和环境外，研究希波战争的伟大希腊历史学家希罗多德这样解释普拉蒂亚战役的结果：“在勇气和力量上，他们（即波斯人）和对手一样优秀，但他们缺少装甲，未受训练，技巧上远不如对手。”在他的叙述中，波斯人在近战中表现勇敢，但后来指挥官的阵亡削弱了他们的士气。希罗多德是个道德相对论者，其历史著作的公开目标是记载希腊人和蛮族人的功绩。对他来说，蛮族人通常在习惯上异于希腊人，但这不表明蛮族人劣于希腊人。只有一点例外：希腊人生活在自由政治中，而蛮族在国王的统治下，政治上处于被压迫状态。
在希波战争的年代里，希罗多德的态度并不是当时的主流观念，当时希腊人正在雅典人的领导下继续着战略上的反攻。
更典型的希腊式态度早在公元前472年就已经出现，当时埃斯库罗斯
的剧本《波斯人》正在雅典上演。戏剧的场景是波斯王宫，国王和大臣们等待着，等到的是萨拉米斯失败的消息。亚洲被描述为一个富庶、肥沃、耽于享乐、本质上女性化的地方；相反，希腊则是多石、崎岖、有男子汉特征的地区。波斯人为国王而战，国王却残忍、渎神且怯懦。他们卑屈顺从：匍匐在国王面前，甚至在某个统治者的鬼魂面前都不敢讲话。他们易激动，因哀伤而不能自已。希腊人是为自由而战。在波斯，国王就是国家；在希腊，组成城邦的是人民。剧中提到了许多波斯人的名字，但没有提到希腊人的名字。这就让人产生这样的印象：在某种程度上，希腊人是一个集体，波斯人则不是。波斯人一次次地被称为弓箭手和骑兵，希腊人则被称为矛兵。这体现在下面摘引的波斯王太后（一位贵妇）和由老年男性组成的歌队之间的对话中：
王太后：他们（雅典人）有那么多的战士？
歌队
：是的，他们曾经（在马拉松）给波斯军队以可怕的打击。
王太后：他们善于射箭吗？
歌队：不，根本不。他们有坚固的盾牌，以长矛近战。
王太后：谁是他们的牧者？他们的大众服从哪个主人的命令？
歌队：主人？他们不是任何人的仆从。
王太后：没有主人？那他们如何抵抗入侵？
歌队：他们能啊！他们消灭了大流士那庞大而显赫的军队（又是在马拉松）。
（235—244页，P. 维拉科特英译，略有改动）
保存在医学作家希波克拉底文集中的一部公元前5世纪佚名希腊人的作品，对亚洲人的贬抑更加明显。
亚细亚气候缺少变化，没有严寒、酷暑等极端气候，这造成了亚细亚人精神上的软弱和怯懦。
在我看来，这些事物造成了亚细亚种族的软弱，但他们的风俗也起了辅助作用，他们大多受君主统治。
（《空气、水和地方》，第16页，卡特利奇英译）
希波战争最终让“西方式战争”的观念牢固确立。希腊人为自由而战，他们寻求公开会战，战斗中会面对面交战，因勇气和训练有素而赢得胜利。奴性的波斯人在专制君主的统帅下作战。他们作为弓箭手可以避免近战，作为骑兵则可迅速逃跑，是缺乏男子气概的懦夫。
当然，这不是毫无偏见的分析，而是一种强烈的意识形态建构。战争期间，正如希罗多德所说，波斯人寻求过公开决战，他们也曾勇敢地和希腊人对面交手。希罗多德提醒我们注意，并非所有的希腊人任何时候都服从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有些波斯人被希腊人视为勇者。总体上看，波斯人可以被视为一种古老、睿智文化的代表。战争之后，希腊人开始使用波斯人的多种物质产品。允许其成员持相左的观点也正是文化定义的一部分。
历史证明，“西方式战争”观念具有持久性，可不断调整并可广泛传播，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它传到了罗马。从一开始，罗马就在某种程度上受希腊的影响。到公元前270年，罗马人统治了意大利南部希腊人居住的城市。公元前264—前241年的第一次布匿战争（人们对罗马与迦太基战争的习惯说法，来自布匿[ poeni ]一词，罗马人如此称呼迦太基人）以罗马控制西西里的众多希腊城市告终。公元前218—前201年的第二次布匿战争后，罗马统治了地中海西部地区。公元前149—前146年的第三次布匿战争导致了迦太基的灭亡。
共和国时代的罗马社会和组织从结构上看极富攻击性。精英们渴望获得荣誉和利益，精英的支持者以及罗马控制的意大利盟友也为扩张煽风点火。这些盟友并不承担税收，只是为罗马军队提供兵员。罗马城市国家的主要武装力量是军团——一种由重装步兵组成的公民民兵组织，主要由有产农民构成。他们一度被作为重装步兵武装起来，但到布匿战争时期，他们装备的是重型标枪（ pila ）和剑。
迦太基是北非的一个城市国家，公元前8世纪由来自近东的腓尼基人建立。到第一次布匿战争时，迦太基人已经建立了一个海外帝国，疆域包括西西里、撒丁岛、巴利阿里群岛和西班牙的几个地区。因为在对罗马的第一次战争后失去了西西里和撒丁岛的领土，迦太基在第二次战争前扩张了其在西班牙的控制区。到布匿战争之时，迦太基军队虽然由迦太基人指挥，却不是由迦太基公民组成。相反，其征募的是领地臣民、同盟者和雇佣兵，迦太基人允许他们按照自己的方式战斗。于是，罗马人将迦太基人的作战风格描述为“东方式的”，认为他们不按照“西方式战争”方式作战。
罗马人把迦太基人描述为“东方的”、怯懦的蛮族，但好像很少提及迦太基人的东方起源。罗马人认为自己起源于来自东方的特洛伊人
，这可能让他们不宜过多诟病迦太基人的东方起源，取而代之的是用气候和地理因素进行抨击。在一个贸易港口中生活，致使迦太基人贪婪而且不诚实。对罗马人来说，背叛是迦太基人的一个标志性特征。布匿人所谓的“良好的信誉”（
Punica Fides
）表示的正是相反的意思。此外，罗马人认为迦太基人残忍而又迷信。这些特征集中体现在他们会把族人，尤其是自己的孩子作为祭品这一点上。迦太基被脂粉化了。
像神话中的女王狄多
一样，迦太基女性是危险的引诱者。脂粉化的迦太基男人们穿着宽松、不扎腰带的衣服，在性欲上毫无节制。让他人为自己作战则显示了他们的怯懦。在罗马人眼里，这些行为可以用迦太基人生活在非洲来解释。他们认为，炙热的阳光使非洲人的身体里只有很少的血液，所以，由于担心失去仅有的一点血液，他们害怕受伤，于是就成了懦夫。证明迦太基人野蛮、另类的最后一个“证据”是据说他们吃狗肉。
关于迦太基人种族上的负面形象，部分是基于现实（他们确实会把某些孩子作为祭品），部分则是出于假想（几乎可以肯定，他们不吃狗肉）。即使有相反证据，这种负面形象依然未得到改变。迦太基军队曾寻求与罗马公开决战，在汉尼拔率领下，迦太基军队还经常打败罗马人。迦太基人是依靠他人的勇气作战，正是汉尼拔的超人智慧，使他赢得了这些人的心。
如前所述，希腊人对波斯文化是又爱又恨，但憎恨可能更多一些。可是如果也这样来界定罗马人对迦太基文化的看法，就不那么准确了。当罗马人摧毁迦太基时，他们将迦太基图书馆送给了“非洲王子”，只留了那些关于农学的实用书籍，这些书后被翻译成了拉丁文。可能正是通过军队的传播，布匿语中的一些古怪词汇（例如小房子［ mapalia ］）随着罗马人对这些事物的接纳进入了拉丁语。布匿的文化和语言没有被压制，到迦太基作为罗马城市被重建时，一位用拉丁语写作的地理学家仍能自豪地提及他那布匿人的世界观。作为历史学家，塔西佗于公元2世纪初指出，如今无论你赞美罗马还是迦太基，都没有关系。可是，迦太基种族的负面形象却一直存在。第一个布匿血统的皇帝塞蒂米乌斯·塞维鲁普遍被人们视为残忍、迷信而狡猾，这也就不足为怪了。
我们将在本章讨论对“西方”和“东方”界定的最后变化。哪个民族被认为是以“西方战争方式”作战的民族，哪个民族被视为“东方的”民族，即不以西方战争方式作战的民族。当我们讨论罗马对希腊世界的征服时，这种界定的变化极具讽刺意味。
亚历山大大帝死时（公元前323年），马其顿已经统治了希腊和古老的波斯帝国。他的继承人为瓜分其帝国而征战。经过一系列阴谋和战争的灾难，到公元前270年出现了三个长命且稳定的“超级大国”，它们是马其顿人统治下的诸“希腊化”王国，包括安提柯王朝（以马其顿为中心，统治着希腊），塞琉古王国（以近东为基础，控制着小亚细亚的部分地区）和托勒密埃及（以埃及王权为中心）。公元前2世纪，罗马击败了安提柯王朝和塞琉古王朝。经过三次战争和一次起义，马其顿于公元前147年变成了罗马行省。次年，希腊被并入马其顿行省。经过一场反对安条克三世的战争（公元前192—前189），塞琉古王朝被逐出小亚细亚，成为罗马的附庸。公元前133年，罗马创立亚细亚行省，当时帕伽玛王国的末代统治者在遗嘱中将领土留给了罗马。在一系列的战斗中，罗马军团全面击败了希腊化君主国以长矛武装的步兵方阵为战术基础的马其顿式军队。
公元前2世纪罗马人征服希腊东方之际，正是他们开始大规模吸收希腊文化之时，这就是我们所说的希腊化过程。二者相互关联。如前所述，罗马从一开始就处在希腊文化影响之下，自公元前3世纪起他们就开始统治希腊城市。（公元前）2世纪，罗马人深入到希腊大陆，那里是雅典人和斯巴达人的家乡，对罗马人来说，雅典人和斯巴达人拥有较意大利和西西里的希腊人
更高的文化声望。也正是在（公元前）2世纪，罗马人，首先是罗马的精英人物，开始从征服中获得巨额财富，对罗马的希腊化来说，财富是非常必要的。罗马精英们内部竞争激烈，希腊化为精英阶级成员提供了新的竞争手段。例如，他们相互比赛，看谁拥有更多的希腊艺术品。希腊化对罗马精英还具另一层深意，这使他们与平民区别开来，因为平民无力参与这场“游戏”。它同时还把精英们与意大利同盟中的精英分子联系起来，因为这些人也同样有财力。艺术和建筑重新兴起，文学和哲学也开始复兴。接下来的一个世纪，罗马精英分子生活的所有领域都受到了希腊文化的影响。罗马精英用希腊语教育孩子们，让希腊建筑师为其设计建筑物设计；并请希腊艺术家进行装饰。在家里，他们常穿希腊式服装，说希腊语。他们社交聚会的形式也模仿希腊式的宴会或酒会（
symposium
）。如果家里少了个温顺的希腊文化人，任何上层罗马人的家庭都好像不完整了。
罗马人日益希腊化，并不意味着他们一定要赞许或欣赏先是被他们打败，后又被他们统治的希腊人。古代希腊人自称
Hellene
，罗马人并未采纳这个客气的说法，相反，罗马人会称希腊人为
Graecus
。这个称呼明显具有攻击性，更让希腊人憎恶的是被称作
Graeculus
，意思是“希腊小子”（同样，一个迦太基人可能被称为“布匿小子”［
Poenulus
］）。这样的称呼，和美国南部诸州的白人称呼黑人为boy具有同样的贬义。罗马人可能认为，遥远的古典时代的希腊人，以及生活在战前时代的希腊人是好的，甚至可能认为他们很像罗马人。但希腊人的后代已经堕落了，他们贪婪、腐化，撒谎成性。有些希腊人还要更糟。那些来自亚细亚的希腊人天生有奴性。拉丁讽刺诗人玉外纳
愤怒地描写了那些来到罗马的希腊人（3.58—125），他尤其憎恨那些来自叙利亚的希腊人，“那些来自奥隆特斯河
的垃圾，潮水般涌入台伯河（3.62—66）。”可是，全体希腊人都被认为耽于享乐、放荡且软弱。罗马精英们全盘接受的希腊文化产品价值令人怀疑，它们可能会削弱罗马人的“男子汉气概”。哲学会使人耽于思考，疏于行动。希腊人体育场里的裸体运动员会鼓励不道德行为。事实上，罗马人宣称，同性恋行为就是通过体育场从希腊进入罗马文化的。小普林尼
抱怨，到他那个时代，身体训练已经不再是获得军事荣誉的老兵的领域，而被“希腊小子”们（《颂诗》，13.5）控制。希腊人的体育运动不是很好的战争训练方式，而罗马人对希腊人的负面看法主要是基于他们的战争表现。
在罗马人眼中，希腊人不擅长战争。如塔西佗指出的，希腊人即使有罗马的军事组织、武器和装备，以及罗马公民享有的权利，他们仍是希腊人，懒惰而无纪律（《历史》，3.47）。最重要的是，他们是懦夫。如果你能像《亚历山大里亚战记》（15.1）的作者那样找到一个勇士，你需要拿他与罗马人而不是其他的希腊人比较。拉丁诗人卢坎借尤利乌斯·恺撒之口猛烈诅咒过希腊人。他们被教育得过头了，奢侈、软弱、甚至会被自己的呼喊声吓倒（《法萨利亚》，7.400—410）。罗马人所说的关于汉尼拔的一件轶事，很大程度上暗示了他们对希腊人和战争的态度。当汉尼拔在希腊城市以弗所流亡时，这位伟大的迦太基将军听了一场关于统帅才能和一般军事事务的演讲。演讲持续了几个小时，结束后希腊听众反应热烈。当有人问汉尼拔对演讲作何感想时，他答称，他听过当时许多笨蛋的演说，但从不曾有一个这么笨的（西塞罗：《论演说家》，2.75—76）。
多种因素促使罗马人把希腊人视为懦夫并认为他们进行的是“东方式”战争。罗马人统治的第一批希腊人是意大利和西西里的希腊人。长期以来，他们就被其他希腊人认为软弱而且奢侈。“奢侈”（sybaritic）行为就源自意大利的一个希腊城市锡巴里斯。亚历山大大帝的征服使得希腊人散布到近东全境，这些定居者和后来接受了希腊文化的当地人生活在一起。将已经存在的对近东原住民的印象推而广之，扩展到居住在那里的希腊人和“接受希腊文化的人”身上，然后再延及全体希腊人，不过是历时很短的一小步。虽然不像罗马人在剑尖可及的近距离作战，希腊的长矛重装步兵确实亦是近战，距离也就是几英尺，以使长矛能从队列中伸出。罗马在共和国时代征服了希腊，所击败的大多数希腊军队受雇于国王。不曾有哪一个古代作家把罗马共和国视为民主政治国家（尽管某些现代学者认为其颇具民主政治的特点）。罗马人可能认为，希腊衰落的根源，就是他们过去所实行的民主政治。在民主政治下，穷人控制了政治，让希腊走了下坡路。在精英们眼中，穷人，或如罗马人称呼的“渣滓”，像任何蛮族一样，既无理性，又乏毅力。
虽然上述因素都在一定程度上促使罗马人将希腊人模式化地视为不按“西方式战争”作战的懦弱的东方人，而这种模式化偏见的始作俑者正是希腊人自己，但对形成此看法起决定作用的还是下述残酷的事实：罗马人取得了战争胜利，而希腊人被击败。
艺术反映思想，但也塑造着思想。如果我们看看下面描述冲突的一幅画，那些围绕着西方式战争及其对立的战争方式的许多观念会变得更加鲜明起来（图1）。
图1 希腊双耳酒罐（一种混合葡
在图左方是一个希腊重装步兵——代表西方式战争。在图右方是一个东方人。在希腊和罗马艺术描绘的战斗场面中，胜利者通常是从观者的左方移动（可能受到欧洲人阅读时从左到右习惯的影响）。这个西方人裸体，此乃艺术常规，常常代表的是“英雄式裸体”，这让艺术家们能够展现希腊人强壮、肌肉发达的身体，而那是艰苦的农业劳动或者身体训练的结果。画面上的东方人穿着衣服，因此我们无法看出他的身体是强壮还是柔弱，是否受过训练。西方人毛发多，男性特征明显；东方人面部则无胡须，缺少男性第二性征，这一点与对手和马匹被精心描画的阳具形成对比，给人一种阴柔的印象。这可能会使人们把这个人物解读为阿马宗——神话中来自东方的女性战士。西方人站在地上，立于画面的基线上，其右脚甚至“深入”到基线内。东方人则在马上，马腾于半空中，因为骑手勒住了马缰（马嚼和左手之间紧绷的线条，以及马张开的嘴和脖子处密密的粗线条似乎暗示了这一点）。它让人联想到的是，一个坚定地坚守着他的阵地，另一个则“飘浮”着，准备逃跑。两人身体的角度强化了这种印象：西方人上身前倾，直面两件武器的方向；东方人则后仰。拿武器的方式也形成了对比：西方人牢牢地握住了武器，四根手指紧箍着枪杆，东方人抓武器要松些，只用中间的两根指头抓着。他们准备使用武器的方式也不同：一个向前刺，另一个准备投掷。
可是，这幅画中也有模糊之处。东方人尚未直接被非人化或妖魔化，他们有着让人惊羡的东西：精致的服装和华丽的马匹。东方人的面部亦无惧色，五官漂亮而且神态从容。重要的是，当他们彼此直视对方的眼睛时，两个战士之间有冲突和交流。战士互相盯着对方，马则看着画面外的观众，将其带入到画面中，带入到对西方式战争的冥想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