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许多人和有关机构的帮助和支持下,本书才最终得以完成。在此,我首先向我的导师及朋友华生(James L.[Woody]Watson)致以谢意。自从1989年起,和伍迪(即华生)在一起工作,使我享受到一种未曾见闻于中国学术界的亦师亦友的关系。伍迪总是热情、主动并且耐心地助人。在哈佛大学求学期间,正是伍迪对我的工作的用心指导、建设性的批评和一贯鼓励,使我得以克服中西传统间的文化及学术方面的障碍。
非常幸运的是,在哈佛大学有那么多教授关心我和我的工作。我要特别感谢凯博文(Arthur Kleinman)给我的理论灵感、方法论指导和批评性建议。自从1986年有幸师从张光直(Kwang-chih Chang)以来,我一直得到他热情的帮助和支持。魏昂德(Andrew Walder)和华若碧(Rubie Watson)虽然不是我的指导委员会的成员,但也是我的老师和顾问。哥伦比亚大学的孔迈隆(Myron Cohen)在1989年最先读了我关于礼物的研究计划;从那以后他一直给我批评和建议,这对于本项研究的进展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傅高义(Ezra Vogel)是另一个我要特别感谢的“非正式”导师。
就学术成长而言,哈佛内外的许多曾引导我进入西方学术传统的人使我受益匪浅。这里只能提及一小部分姓名:托马斯·戈尔德(Thomas Gold)、凯瑟琳·哈特福德(Kathleen Hartford)、戴慕珍(Jean Oi)、杜维明、安戈(Jonathan Unger)、罗伯特·维勒(Robert Weller)、杨美惠(Mayfair Yang)和崔大伟(David Zweig)。我想特别感谢努尔·耶尔曼(Nur Yalman)和托马斯·巴菲尔德(Thomas Barfield),是他们的慷慨相助使我得以度过在哈佛的头两年(也是最困难的两年)。同样重要的是,我从我的同学那里学到了很多东西,毕业后我非常想念他们。
我也对哈佛的南茜·哈斯特(Nancy Hearst)熟练的编辑技能和斯坦福出版社的缪里·贝尔(Muriel Bell)对本书的热情支持表示感谢。
由于村民们和地方政府中朋友的支持,我在黑龙江省下岬村的田野工作愉快而有成效。我特别感激胡彦君先生和郭恒文先生,他们在整个田野调查中都和我在一起工作。他们是十分可敬而博识的人,并且很有幽默感。如果没有他们的帮助,我的研究将更为困难,甚至将是不可能的。
我的研究生学习很大程度上受益于哈佛——燕京学社。该学社资助了我头三年半的学习,并且为论文写作又提供了一年的奖学金。我在1991年的田野调查由美国国家科学基金资助(获准编号为BNS-9101369)。我还获得了哈佛大学人类学系和东亚研究理事会的奖学金。在此谨对这些提供资助的机构致以谢意。
最后,我要特别感谢龚小夏。在过去的14年里,她始终是我专业追求最坚定的支持者,对我工作最严厉的批评者,也是对于我的思想最有价值的磨砺者。
阎云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