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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年以前，当我选择博士论文题目时，我感兴趣的是农村社会那种有序而又“非制度化”的特点。在那里，个体村民的社会地位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其人际关系来界定的，社会结构就建立在以个人为中心的流动的人际关系网络上。因人成事是社会实践的常态，制度原则不过是防君子不防小人的锁头。怎样才能更好地把握流动的人际关系和非制度化的农村社会呢？礼物交换正巧为我提供了一种具体的、看得见摸得着的研究对象；通过考察礼物的流动，我便可以重建流动之中的人际关系网络，并在此基础上探讨农村社会的结构。为此，我先后在1989年和1991年两次回到我以前曾经生活过七年的下岬村进行实地调查，结果发现光是礼物之流本身便是十分复杂的社会实践过程，于是将我的研究目标限定在农村礼物馈赠文化方面。本书便是根据我的博士论文而改写的一本民族志。
从论文选题的确立，到长期的实地调查，再到论文的写作和本书英文版的完成，前后将近有八年之久。这期间的切身体验，再加上此前两年的课程训练，使我由衷地喜爱人类学并为自己能够如愿以偿地从事人类学研究工作而庆幸。这门学科最使我着迷的有两点：一是长期的实地调查可以使我尽可能地靠近社会生活实践过程，二是民族志这一人类学特有的写作方式给了我再现和探讨这一过程的最有力的工具。
我觉得，人类学家的主要长处就在于他们总是力求从普通人的角度观察和体验老百姓的日常生活，用民族志这一特殊的文体再现社会生活，并以此为基础再深入分析和探讨象征体系、社会制度等等。为了能够找到老百姓而不是学者的视角，为了能够体验而不仅仅是观察老百姓的日常生活，人类学家就必须在他们所研究的社区与他们的研究对象共同生活一段时间（一般都要一年以上）。这里，实地调查（或者“田野作业”）并不仅仅是一种收集资料的方法，而是人类学家理解他人和体验自我生命的过程，也是人类学这门学科得以安身立命的根本。那种手持录音机和笔记本四处访谈的调查方式是人类学家的大忌，因为如此收集来的是零碎的、抽离于生活之流的资料，而不是对于生活过程的观察与体验。所以，许多人类学家终其一生只在一个或两个社区内从事研究，同该社区不少成员结为毕生挚友，并因此而对自己的研究对象怀有深切的同情和强烈的道义责任。这是那种打一枪换一个地方的“游击队”式的调查所无法达到的一种境界。
长期的实地调查和与研究对象的亲密友谊使得人类学家更多了一些常识感，更加关注那些乍看起来微不足道的常规事件的意义，也更加尊重有血有肉的个体行动者和具体而又多变的生活过程本身（而不是关于生活中的人与事的种种概念）。民族志的写作则是人类学家得以向学术界和知识界再现与探讨具体的人与事的“秘密武器”。我觉得，一个合格的人类学家应该是个优秀的讲述者，因为合格的民族志必须是优秀的叙事文本。就揭示丰富多彩的社会生活之奥妙而言，一个好的故事给听众的启发恐怕不亚于一段抽象分析。当然，民族志绝不排斥理论。在优秀的民族志中，理论分析与经验事实的描述水乳交融、相辅相成，从而使人类学家能够将他们对于社会生活和文化现象的阐释建立在对生活过程本身的“深度描写”上，而不是建立在抽象的概念演绎上。
以上所述既是我在研究下岬村礼物馈赠文化中的体验，也是我为自己设立的追求目标，希望能在今后的长期实践中不断努力而成为合格的人类学家。从1993年起，我又三次回到下岬村进行实地调查，现已开始撰写有关该村的另一本民族志，重点考察在过去的50年中发生在农民家庭与个人生活领域的种种变化。回顾以往的体验也许会对今后的研究有些帮助。
记得我在1996年春初次看到本书英文版样书时，欣喜之余也曾为自己不得不用英文写作而感到遗憾。当我现在面对本书中文译稿时，那种七分喜悦三分遗憾的心情再次出现。
我想，最直接的缺憾恐怕来自于语言表达方面的限制。本书最初是面向英语读者，用英文写作的；其结构安排和表述方式在译成中文之后都难免有不符合国情之处。譬如，有关社会交换理论的讨论可能失之于过分简要，而对于农村习俗的某些描述又可能太细致。我本计划用中文将本书重写一遍，根据国内读者的需要做些增删调整。但是，在过去的两年中，几次尝试都因为时间紧张而不了了之。就文字表述而言，尽管两位译者和我本人都努力使译文本土化，不尽符合中文表达习惯的语句仍然未能完全避免。书中不时出现的洋腔洋调使我十分无奈并有些失败感。
假如我是在1998年而不是1991年写这本书，我会更多地考虑女性在礼物交换与社会关系网络建设中的作用。其实，我在书中已经注意到女性村民参加礼物馈赠活动至少与男性村民一样地频繁；更重要的是，她们还通过积极地参与生育礼仪和创造新的仪式（如流产后的仪式）而形成她们自己的女性关系网络。问题在于，我的分析中缺乏对于女性视角的重视；其结果是下岬村女性村民的主体性未能在本书中得到应有的再现。与书中的男性村民相比，女性村民作为个体行动者的形象是无声的和边缘化的。我在本书英文版付印之后便意识到这一严重缺陷，并准备在关于下岬村的进一步研究中予以改正。
此外，如果能够重新来过，我会努力收集国内学界关于礼物交换、面子和关系与人情的研究成果，并同国内学者对话。我在1991年秋开始写本书的初稿，当时所涉猎的主要是英语文献以及部分在香港、台湾出版的中文论著，对于大陆学者在这方面取得的成果几乎一无所知。另外，作为人类学者，我也更重视自己从实地调查中得来的第一手资料，并且自觉地将下岬村个案与人类学家在世界其他地方（如太平洋岛屿或印度的某个村庄）所进行的研究相比较。这种因专业训练而形成的倾向也使我在比较分析文献资料方面未能尽力；现在想来也是很遗憾的。
本书中译本的完成和出版有赖于王铭铭、梁晓燕、杨念群等的支持和两位译者的辛勤劳动，谨在此表示衷心的感谢！
阎云翔
1998年12月于北京大学勺园招待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