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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记全书,凡十二“本纪”、十“表”、八“书”、三十“世家”、七十“列传”,共130篇,近53万字。综观史记各体,“纪”是年代的标准,“传”是人物的动态,“世家”是纪传合体的国别史,“表”和“书”是贯穿事件演化的总线索。

司马迁的史记,是中国封建社会中一部划时代的鸿篇巨著。

司马迁是一个伟大的文学家。

所谓“赋莫若司马相如,文莫若司马迁”(鲁迅语)是也。

“唐宋八大家”之一的柳宗元称赞司马迁为文朴素凝炼、简洁利落,无枝蔓之疾;浑然天成、滴水不漏,增一字不容;遣词造句,煞费苦心,减一字不能。

柳宗元对司马迁的评价已经很高了,宋人马存对司马迁的评价更高,他说司马迁是“尽天下大观以助吾气,然后吐而为书,为文或为狂澜惊涛,奔放浩荡;或为洞庭之波,深沉含蓄;或春妆如浓,靡蔓绰约;或龙腾虎跃,千军万马……天地之间,万物之变,可惊可愕,可以娱心,使人忧、使人悲者,子长尽取为文章”,因而子长的文章变化无穷。

司马迁同时又是一个伟大的史学家。

清代史学家、思想家章学诚说:“夫史迁绝学,《春秋》之后一人而已。”

同为史学家、思想家的梁启超则一语定性:“史界太祖,端推司马迁”。

司马迁一人兼有文学、史学的深厚功力,又继承父亲的著史遗愿,怀抱“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大志,在惨遭宫刑、身处逆境时发奋著作,历时14年,终以卓绝千古的识力和笔力创作出伟大的作品——《史记》。

明末清初文坛领袖钱谦益因此说:“司马氏以命世之才、旷代之识,高视千载,创立《史记》。”

“史记”本来是古代史书的通称,《史记》在面世之初并没有固定书名,或称“太史公书”,或称“太史公记”,也省称“太史公”。但因为《史记》一书成就太高、影响太大,到了三国时期,“史记”一语便渐由史书的通称约定俗成地成为了“太史公书”的专称。

《史记》的伟大之处在于它能够会通古今、网罗百代,“范围千古、牢笼百家”(章学诚语),将上自黄帝、下迄秦汉,上下3000多年的历史勒成一书。

南宋史学家郑樵称,诸子百家,空言著书,历代实迹,无所纪系。司马迁的《史记》一出,六经之后,唯有此书。

《史记》的伟大之处还在于开启了以“本纪”叙帝王、以“世家”载诸侯、以“列传”记人物,以“书”述典章制度、以“表”排列大事的五体结构模式,打破了以年月为起讫如《春秋》《左传》的编年史、以地域划分如《国语》《战国策》的国别史的局限,彻底改变了叙史的单一性,以“纪传体”为核心,创立了贯穿古今和横跨社会生活各个方面的立体叙事网络,建构起一个丰富多彩的历史世界。因此,这种纪传体编史方式也为后来历代“正史”所传承,成为了正史的典范。

郑樵心悦诚服地称,《史记》分为五体:本纪纪年,世家传代,表以正历,书以类事,传以蓍人。使百代而下,史家不能易其法,学者不能易其书。

清代史学家、文学家赵翼也在《廿二史札记》中说:“司马迁参酌古今,发凡起例,创为全史。本纪以序帝王,世家以记侯国,十表以系时事,八书以详制度,列传以专人物。然后一代君臣政事贤否得失,总汇于一篇之中。自此例一定,历代作史者,遂不能出其范围,信史家之极则也。”

《史记》作为一部史书,旨在记录史实。司马迁本着忠实于历史事实的态度和创作精神,苦身劳形,做了大量工作,不但参阅了《夏小正》《世本》《秦纪》《春秋》《国语》《国策》《楚汉春秋》等几十种文献材料以及诸子百家的著作,还亲自到实地进行调查研究,勘查古代遗迹,网罗古代轶闻,留意金石碑刻的记录,足迹几乎踏遍了西汉王朝的全境,对收集到的所有的材料都做了认真甄别、遴选,淘汰了许多无稽之谈。对一些不能弄清楚的问题,或者采用阙疑的态度,或者同时记载各种不同的说法,以供读者参考。

在记事翔实、内容丰富之外,尤其难得的是,司马迁对社会,甚至是他所生活的当时社会仍然能持有大胆的批判精神,体现了一个良史应有的“秉笔直书”的“实录”精神。

东汉大史学家、文学家班固在《汉书·司马迁传》中称赞司马迁:“辩而不华,质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从此,司马迁的著史精神与“不虚美、不隐恶”划上了等号,司马迁的“实录”精神也从此成为中国史学的优良传统。

《史记》的使命是记录史实,但《史记》又并非生硬客观地记录史事,在记录的同时,司马迁灌注了自己深挚的爱憎感情,指次古今,出入风骚,使得里面的每一篇文章都带有强烈的主观色彩,使得一部原本枯燥乏味的史学作品具有了诗的意蕴和魅力。

明末清初杰出的点评家金圣叹把《史记》列为“六才子书”之一,说此书“隐忍以就功名,为史公一生之心”,在评《屈原贾生列传》时,金圣叹还说司马迁是“借他二人生平,作我一片眼泪。”

可以说,著史而能使史事叙述中的字字句句都饱含着火热的激情,司马迁称得上是史家第一人。

每一篇传记的结尾,司马迁总是抑制不住自己的情感冲动,别出心裁地加上一大段“太史公曰”,充分抒发自己的感想和情怀,以立德、立功、立言为宗旨,着力弘扬人文精神。

这一做法,使《史记》成为了后世史家取法的成例,也使得《史记》的成就并不囿限于史学。

鲁迅说司马迁写文章“不拘于史法,不囿于字句,发于情,肆于心而为文”,进而评定《史记》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也就是说,《史记》虽然属于散文的体裁,没有韵律,却具备了与诗歌《离骚》同样高度的艺术性。

《史记》的写作技巧、文章风格、语言特点,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散文家,《史记》不但是史学上的一根标杆,也是文学创作史上的一座丰碑。

钱谦益称赞《史记》“炳如日星矣”。是的,在史学性和文学性的两面辉映下,《史记》就是中华文化中一颗永不坠落的星辰,闪耀于千秋万古的夜空。

然而,《史记》成书距离今天已经快两千年了,其古文体的叙述方式已经使今天的许多读者难于阅读。为此,笔者在尊崇原著体例、忠实于原著表述的同时,从这部50多万字的伟大作品中撷取了14个著名篇章,从“信、达、雅”三方面下工夫,进行通篇对译,冀望借此为读者架设起一座窥探这部不世杰作的桥梁。

评译者
2016年5月 8ZA3dgz+lkvKyS1Nl/LJo4PqaTfgtMQrx4mwug58zws5kXau0GLJ2q3caOpZVD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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