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记全书，凡十二“本纪”、十“表”、八“书”、三十“世家”、七十“列传”，共130篇，近53万字。综观史记各体，“纪”是年代的标准，“传”是人物的动态，“世家”是纪传合体的国别史，“表”和“书”是贯穿事件演化的总线索。

司马迁的史记，是中国封建社会中一部划时代的鸿篇巨著。

司马迁是一个伟大的文学家。

所谓“赋莫若司马相如，文莫若司马迁”（鲁迅语）是也。

“唐宋八大家”之一的柳宗元称赞司马迁为文朴素凝炼、简洁利落，无枝蔓之疾；浑然天成、滴水不漏，增一字不容；遣词造句，煞费苦心，减一字不能。

柳宗元对司马迁的评价已经很高了，宋人马存对司马迁的评价更高，他说司马迁是“尽天下大观以助吾气，然后吐而为书，为文或为狂澜惊涛，奔放浩荡；或为洞庭之波，深沉含蓄；或春妆如浓，靡蔓绰约；或龙腾虎跃，千军万马……天地之间，万物之变，可惊可愕，可以娱心，使人忧、使人悲者，子长尽取为文章”，因而子长的文章变化无穷。

司马迁同时又是一个伟大的史学家。

清代史学家、思想家章学诚说：“夫史迁绝学，《春秋》之后一人而已。”

同为史学家、思想家的梁启超则一语定性：“史界太祖，端推司马迁”。

司马迁一人兼有文学、史学的深厚功力，又继承父亲的著史遗愿，怀抱“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大志，在惨遭宫刑、身处逆境时发奋著作，历时14年，终以卓绝千古的识力和笔力创作出伟大的作品——《史记》。

明末清初文坛领袖钱谦益因此说：“司马氏以命世之才、旷代之识，高视千载，创立《史记》。”

“史记”本来是古代史书的通称，《史记》在面世之初并没有固定书名，或称“太史公书”，或称“太史公记”，也省称“太史公”。但因为《史记》一书成就太高、影响太大，到了三国时期，“史记”一语便渐由史书的通称约定俗成地成为了“太史公书”的专称。

《史记》的伟大之处在于它能够会通古今、网罗百代，“范围千古、牢笼百家”（章学诚语），将上自黄帝、下迄秦汉，上下3000多年的历史勒成一书。

南宋史学家郑樵称，诸子百家，空言著书，历代实迹，无所纪系。司马迁的《史记》一出，六经之后，唯有此书。

《史记》的伟大之处还在于开启了以“本纪”叙帝王、以“世家”载诸侯、以“列传”记人物，以“书”述典章制度、以“表”排列大事的五体结构模式，打破了以年月为起讫如《春秋》《左传》的编年史、以地域划分如《国语》《战国策》的国别史的局限，彻底改变了叙史的单一性，以“纪传体”为核心，创立了贯穿古今和横跨社会生活各个方面的立体叙事网络，建构起一个丰富多彩的历史世界。因此，这种纪传体编史方式也为后来历代“正史”所传承，成为了正史的典范。

郑樵心悦诚服地称，《史记》分为五体：本纪纪年，世家传代，表以正历，书以类事，传以蓍人。使百代而下，史家不能易其法，学者不能易其书。

清代史学家、文学家赵翼也在《廿二史札记》中说：“司马迁参酌古今，发凡起例，创为全史。本纪以序帝王，世家以记侯国，十表以系时事，八书以详制度，列传以专人物。然后一代君臣政事贤否得失，总汇于一篇之中。自此例一定，历代作史者，遂不能出其范围，信史家之极则也。”

《史记》作为一部史书，旨在记录史实。司马迁本着忠实于历史事实的态度和创作精神，苦身劳形，做了大量工作，不但参阅了《夏小正》《世本》《秦纪》《春秋》《国语》《国策》《楚汉春秋》等几十种文献材料以及诸子百家的著作，还亲自到实地进行调查研究，勘查古代遗迹，网罗古代轶闻，留意金石碑刻的记录，足迹几乎踏遍了西汉王朝的全境，对收集到的所有的材料都做了认真甄别、遴选，淘汰了许多无稽之谈。对一些不能弄清楚的问题，或者采用阙疑的态度，或者同时记载各种不同的说法，以供读者参考。

在记事翔实、内容丰富之外，尤其难得的是，司马迁对社会，甚至是他所生活的当时社会仍然能持有大胆的批判精神，体现了一个良史应有的“秉笔直书”的“实录”精神。

东汉大史学家、文学家班固在《汉书·司马迁传》中称赞司马迁：“辩而不华，质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从此，司马迁的著史精神与“不虚美、不隐恶”划上了等号，司马迁的“实录”精神也从此成为中国史学的优良传统。

《史记》的使命是记录史实，但《史记》又并非生硬客观地记录史事，在记录的同时，司马迁灌注了自己深挚的爱憎感情，指次古今，出入风骚，使得里面的每一篇文章都带有强烈的主观色彩，使得一部原本枯燥乏味的史学作品具有了诗的意蕴和魅力。

明末清初杰出的点评家金圣叹把《史记》列为“六才子书”之一，说此书“隐忍以就功名，为史公一生之心”，在评《屈原贾生列传》时，金圣叹还说司马迁是“借他二人生平，作我一片眼泪。”

可以说，著史而能使史事叙述中的字字句句都饱含着火热的激情，司马迁称得上是史家第一人。

每一篇传记的结尾，司马迁总是抑制不住自己的情感冲动，别出心裁地加上一大段“太史公曰”，充分抒发自己的感想和情怀，以立德、立功、立言为宗旨，着力弘扬人文精神。

这一做法，使《史记》成为了后世史家取法的成例，也使得《史记》的成就并不囿限于史学。

鲁迅说司马迁写文章“不拘于史法，不囿于字句，发于情，肆于心而为文”，进而评定《史记》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也就是说，《史记》虽然属于散文的体裁，没有韵律，却具备了与诗歌《离骚》同样高度的艺术性。

《史记》的写作技巧、文章风格、语言特点，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散文家，《史记》不但是史学上的一根标杆，也是文学创作史上的一座丰碑。

钱谦益称赞《史记》“炳如日星矣”。是的，在史学性和文学性的两面辉映下，《史记》就是中华文化中一颗永不坠落的星辰，闪耀于千秋万古的夜空。

然而，《史记》成书距离今天已经快两千年了，其古文体的叙述方式已经使今天的许多读者难于阅读。为此，笔者在尊崇原著体例、忠实于原著表述的同时，从这部50多万字的伟大作品中撷取了14个著名篇章，从“信、达、雅”三方面下工夫，进行通篇对译，冀望借此为读者架设起一座窥探这部不世杰作的桥梁。

评译者
2016年5月 Myp2s/VR4r1wB8q8W9OZ0ejRdAJkqixNJxYZ0LbdX75gsAvb1vZWOFP/kii2Ggb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