莱辛的非洲情结

恺 蒂

(一)

10月10日那天，一时心血来潮，就去图书馆借了一大堆多丽丝·莱辛的书回来。因为还有三个多星期就要回上海，想再读读她笔下的南部非洲，再体会一下她文字中的辽阔旷野和灼人热气，再听听非洲的故事。

第二天早上，坐在花园里读她1994年出版的自传：原野上的草丛，有人走过时，躲藏在里面的小鸟们会突然飞出，腾空而去，叽叽喳喳唱着；草丛树丛中还常常有小动物，小鹿、小羚羊、野山猫、豪猪、野兔子。家中房前的菜园子，种着各种香草、小蕃茄、豆角和豌豆，都散发出清新的味道。少年的她在原野上漫步，“我慢慢走着，听着鸟叫声，非洲的鸟，特别是鸽子，那种睡意蒙眬的声音，让你做白日梦，让你充满渴望。”

莱辛于1919年出生于现今的伊朗，父母都是英国人，五岁时全家迁往南罗得西亚(今津巴布韦），父亲经营着一个农场，“房子造好了，栖于山坡顶上，房子周围的树丛只被清理了三十米都不到……以后的二十年中，真正的原野，活着的，运作着的，满是动物和鸟类的原野树丛，一直保留在那里，一直到二战期间我父母亲离开，我们的房子对这原野几乎没有影响……家门口有一棵高大的马望加树，浅色的树身上有雷击的伤痕。这是棵藏满了蜜蜂和蜂蜜的古老的大树。”以前住在约堡时，常常到北方的乡下去过周末，有时靠近博茨瓦纳，有时靠近津巴布韦，那里的景致风物和莱辛所描述的一模一样。现在住在开普敦，离莱辛所描述的原野有上千公里，但我们租的房子里有一棵古老、巨大的鳄梨树，夏秋之交，大风吹起时，要当心硬邦邦的鳄梨掉下来砸在头上。花园的地下住着一只执着的鼹鼠，每天都要在草地上拱起一堆堆的泥土。我的两个孩子最爱把小手伸进鼹鼠的地下通道，感受里面暖湿的空气，探索这地道究竟能走多远，更希望能碰到鼹鼠的尾巴。树丛中虽然没有野猫或豪猪，但是常常有几内亚鸡、野鸭和朱鹭来做客，更不用说小松鼠和各种小鸟。想着回到上海后将不再有这样的乐趣，就情不自禁地开始怀念非洲的空间和大自然。

曾有人说，有一种病毒叫非洲病毒，感染时的症状是对非洲产生无法克制的热爱。许多在非洲生活过的人，都会染上这种病毒。我承认自己是这样，莱辛肯定也是这样。她的文字就是证明。

1964年莱辛在一次采访时说，在她家乡，白人农场主相隔的距离都非常远，互相之间很孤立，空间很大，不像英国那样大家挤在一起，需要互相影响互相谦让互相认同，所以，一些在英国很平常的人，到了南部非洲那样广袤的空间里，能够放心大胆地让自己的个性或怪癖伸展扩张。她说，也许是她的记忆在作怪，但是在南罗得西亚，有更多的丰富多彩的人物；英国则没有，这是住在伦敦的她对非洲的最大怀念。南非也是这样，这里能让人大刀阔斧地做一番事情，这里让人荡气回肠，这里出大英雄，这里时刻有着生与死的较量。从南非看英伦，就觉得北方的那个岛国实在很琐碎，很温和，那里的人在乎的事情，实在都很微不足道。

这样读着她的书，想着非洲、上海、伦敦，不知不觉就到中午，就听到了莱辛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消息。

(二)

莱辛可以说是大英帝国的孩子(虽然后来她曾经因不承认“大英帝国”而拒绝接受英国女王的封爵），她长大成人的罗得西亚曾经是英国的殖民地。殖民主义带来了殖民文学和后殖民文学。康拉德的《黑暗之心》、奈保尔的《河湾》、库切的《内陆深处》等等，都属于这类文学作品的杰作。莱辛的早期有关非洲的作品也在其列。

与四十以上的南非人交谈，有着自由思想、曾经做过反种族隔离的斗士的，都热爱莱辛的作品，并称她的作品对他们影响极大，是她给了他们看世界的另一双眼睛。

1949年，莱辛第二次离婚，带着幼子彼得前往伦敦时，手提箱里是她的第一部作品《野草在歌唱》的手稿。第二年，此书出版，引起很大反响，南部非洲的社会现状被第一次毫无遮掩地展现在读者面前，充满激情和震撼力。

小说的主人公玛丽出身贫困，一直渴望摆脱物质上的贫穷和精神上的压抑，过上自由的日子。离开学校后，她找到一份工作，住在女子公寓中，但三十之后，终于受不了世俗的压力，与一位老实巴交的农场主迪克结婚。婚后生活并不如意，农场经营惨淡，家中一贫如洗，精神上无所寄托，日子沉闷空虚。后来，迪克染上疟疾，玛丽不得不担当起管理农场的责任，第一次亲自和黑人雇工打交道。她手执皮鞭监视黑人干活，心里竟出奇地感到踏实。有一次，她对不驯服的雇工摩西举鞭抽打，在恐惧中也体验到征服者的得意。但每次对黑人施威后，她总是要陷入更加疯狂的绝望。迪克病好后，摩西到家里来当男佣，玛丽与他的接触渐多。一天，穷困潦倒的生活让玛丽忍不住在摩西面前痛哭，而且不由自主地接受了摩西的安慰。摩西强健的体格和举止吸引着她，而摩西似乎理解她的心思，在生活上对她尽力照顾。他们俩关系发生了微妙的变化，玛丽对摩西充满渴望，但又因摩西是黑人而充满憎恨和恐惧。这样的暧昧关系当然只能导致悲惨的结局。

莱辛后来在采访中谈到《野草在歌唱》的缘起。她小时候，听到大人们在露台上神秘兮兮地谈论附近的一个女人，某农场主的太太，她和她的黑人男仆的关系不同寻常，说她让他拉裙子背上的拉链，让他给她梳头发。他们没有说他们有性关系。当然，没人会直说一个白女人和一个黑男人之间有性关系，因为这是最深的忌讳。这个故事一直让她忘不了，深深印在她脑海里的还有她父亲的评论：“有个法国女人在她的仆人面前换衣服，因为对她来说，仆人不是人，所以她不在乎。”后来，莱辛离家到首都去工作，在那里遇到许多从来没有离开过城市的女人，有的坐在草地上野餐时都要用裙子裹住膝盖，唯恐被小虫子咬。莱辛就想，如果这样一个精神脆弱、对非洲原野毫无好感的女人不幸嫁给了一个农场主，不得不到偏僻的农场上去生活，情况会怎么样？然后，她又在报纸上读到一个黑人男仆杀死女主人的新闻，那个男仆在法庭上什么都没有说，什么都没有解释。他为什么要杀死她的女主人？于是，《野草在歌唱》的人物故事情节和结局就形成了。

《野草在歌唱》的标题来自于T.S.埃略特的《荒原》。这里，非洲的原野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意象。莱辛一直在自问：为什么许多白人农场主那么热爱非洲的的旷野土地，却那么仇恨这块土地上的原住居民？白人殖民者究竟对非洲有什么影响？非洲的原野和欧洲的文明究竟哪个更有力量？五十年后，莱辛在自传中这样写：“现在，让我感触最深的不是我们的农场和房子对那一片土地和原野的影响多么大，而是我们的影响是多么小……牛圈、烟草棚，还有山坡上的房子，山坡下雇工们的住宅区被荒原树丛掩隐，我们的房子也一样。”在她

的短篇小说集的前言中，她写道：“非洲让你意识到人类只是广阔的风景里许多生命中很小的一种。”

玛丽憎恨非洲的原野，那灼人的热气、那不停息的虫鸣、那百无聊赖的时间、那无际的空间。她在农场中的生活是与原野在抗争，但她却永远没能占上风，他们的房子“最终会被原野吞没……野草会茂盛起来。”同时，玛丽又情不自禁地被原野吸引，不知是命运的安排还是作弄。在她生命的最后一天的早上，她走进原野，树林里知了的鸣叫声在她头上轰炸，这是她第一次面对她的折磨者。原野控制着她，成了她的主人。“树林憎恨她，但是她无法留在家里。她进了树林，感觉到树影落在她的肌肤上，听到知了的叫声，尖锐刺耳无休止的叫声。她一直往里走，想着：‘我会遇到他，一切都会结束。’她磕磕碰碰地走过一片草地，灌木扯着她的裙子。她靠着一棵树停下，她的双眼紧闭，耳中充满了声音，她的皮肤生疼。她待在那里，等待着，等待着……站在那里，她突然意识道，这些年来，她住在那个房子里，原野环绕着她，她却从来没有到树林里去过……”

她在那里，既害怕见到摩西，又希望见到他。但是，摩西到了晚上才出现，在黑夜和暴雨中，在雷声和闪电中。他掐住玛丽的脖子之时，“原野终于复仇了，这是她最后的想法。”这是玛丽的救赎。到了她生命的最后一刻，她最终和非洲原野达到一种悲剧性的理解与和解。这里，摩西成了荒原的象征。

常有人批评《野草在歌唱》中摩西的形象被简单化、面具化了。莱辛也承认摩西更是一个象征，而不是一个圆满三维的人物。有一段时间她也后悔没有把摩西写得更充实一些，但是后来她意识到，在当时，她只能把摩西写成那样，不可能把一个黑人写得有血有肉，因为她在非洲生活时，从来没有真正认识一个当地黑人，她所接触的黑人不是用人就是厨子。只有到伦敦之后，她才开始有黑人朋友。所以她说：“现在回想起来，我这样描写摩西还是对的，因为如果他太有个性的话，会让整本书失去平衡。”

(三)

读莱辛的自传，终于解开了我在非洲住了六年一直没能解开的一个谜。我一直想弄明白，当年，白人和黑人完全隔离，住宅区、商店、马路、公园、海滨、公共交通等等，都有两套系统，一个是天堂，一个是地狱。大多数的白人，怎么就能心安理得地那么生活？怎么居然就不觉得不自在？我曾经问过一些人，被问者都会用奇怪的眼光看我，仿佛在说：有什么奇怪的？现在的南非，在很大程度上不仍然这样？

这确实让人惊心。读莱辛自传中所描写的六十多年前的生活，让人觉得似曾相识，好像她写的不是往日的罗得西亚，而是当代南非的许多角落。许多对话、许多心情、许多细节，在新民主十多年以后的南非仍很平常，让人发问：在非洲大陆，历史的车轮究竟走得有多快，是往前还是往后？

莱辛十三岁时辍学在家，开始了自学生涯。她的母亲虽让人受不了，但是母亲从欧洲运来许多书籍，大多是经典文学作品。莱辛生活的一面是原野上的玩耍和探险，另一面是读万卷书的强烈的内心世界。十六岁时，因家境困难，因为渴望独立，她出去工作，做过电话接线生、打字员和秘书。她在晚年的回忆中把自己在非洲的生活经历称作“一生中最大的幸运”。

1939年，二十不到的莱辛与弗兰克结婚，丈夫是一位殖民政府的公务员。婚后，他们家中有三个用人，烧饭的、打扫卫生的和一个十来岁的小男工，这个男孩负责擦鞋子，做些小差使。“又一次，我们付给他们的工资高过当地人所习惯的可怜的数字；又一次，那些白人家庭主妇们义正词严地提醒我，我们把当地黑人给宠坏了。”想起我们刚到约堡时，也常常听到家庭主妇们类似的议论，我真不明白这些中产阶级的女人们何必十块二十块地和用人、保姆计较。我常常要说：何必呢，这二十块钱对你实在算不了什么，但是对你家保姆来说，可能就是她一家人的一顿饱饭。但她们却要辩护说：这不是钱的问题，是原则的问题。什么原则？价廉物美的奴隶原则么？

莱辛从来没有去过黑人居住的地方，因为她觉得那不是她应该涉足的地方。有一次，她偶尔路过那里，“我看了一眼，每个房间里有两张小铁床，上面有床垫、毯子和粗布被单。床几乎占据了房间的整个空间，墙上的钉子上挂着衣服。厨子在我们的炉子上给所有的用人烧饭，其他人家用人的饭都是在后院生火做的。”

“厨子只负责烧饭，其他什么都不做；男仆打扫卫生、洗衣服。他们一天中的大部分时间都坐在房外的箱子上和其他人家的用人聊天、抽烟。他们的工作让人羡慕，每天都有人到我们家的后门来乞讨工作……我们给他们买玉米粉、蔬菜、豆子和花生，他们一个星期吃两次肉。肉店里专门供应‘用人吃的肉’，供蒸、煮用的排骨、肋骨、内脏等……每天，我们剩下的面包、蛋糕、甜点，所有的剩菜，都放在厨房的桌子上，‘这些你可以都拿走。’‘多谢夫人。’现在，我几乎记不起这个用人。他拒绝了我所有友好的企图，当然因为他觉得他们完全没有资格引起我的注意。”

“我们吃什么呢？对了，还是典型的英国饭菜。早上有足够的麦片、鸡蛋、火腿、水果、烤面包、果酱……中午或是烤肉，或是土豆泥肉饼、土豆、蔬菜、色拉，完全英国风味，不用任何香草或调料。甜点、奶酪。……男人们会回家来喝下午茶，蛋糕、烤饼、三明治，英国下午茶的一整套……”“我照看花园，上午缝制衣服。我儿子和小宝宝的所有衣服都是我缝的，还有弗兰克的衬衫和睡衣、我自己所有的衣服和内衣，还有用人们的围裙和衬衫。”

这样的殖民者的生活让莱辛感到窒息，她显然不是家庭主妇的好材料。她的自由思想、对社会现状的疑问，无法控制：

“如果我去主妇们的聚会，我发现自己越来越难控制自己不说出我的想法。大家都知道我有许多危险的看法……其实根本谈不上是什么看法，而只是一些翻滚着的情绪罢了。现在，有人采访我时，常常要问我：根据你的经历，你怎么会理解你所生活的社会？他们有这样一个图像：一个十来岁的孩子大声疾呼，这个社会太不公平了，那十万白人，怎么可能让五十万黑人变成他们的奴隶？其实，我根本不知道该如何描述当时的情况，我只知道我当时的感觉。我当时生活在一种怀疑状态里。怎么可能是这样？……报纸上的读者来信最富有喜剧性。‘我要抗议用黑婆做保姆的习俗，你要我们的孩子长大以后像黑鬼吗？———一位愤怒的母亲’，‘从英国涌进我国那么多的外国人和社会主义者，他们会带给黑人们各种危险的想法。当局会采取什么措施制止他们？———一位民主党人’……我坐在早餐桌边喝着茶，一只手摇晃着女儿的摇篮，阅读《罗得西亚导报》。这简直就不可能！怀疑之后是愤怒，然后是‘但你又能怎么办呢？’的问题，催眠术一般让你无所行动。但当时我又能采取什么行动呢？”

于是，莱辛的行动，是抛夫弃子，离家出走。那是1943年，她第一次婚姻破裂。对她遗弃两个三岁以下的孩子，她一直多受批评。她在自传中写道：“事实是，我无法生存下来。精神分裂是最起码的。在我和弗兰克的四年婚姻期间，我喝酒非常厉害，赛过那之前和那之后。我肯定会变成一个酒鬼，永远和自己过不去，忧郁，仇恨我自己。”她说至少她知道她的孩子能在外公外婆和父亲那里得到足够的爱。在最近的一次采访中，她仍说：“我很自豪我有胆量那么做。如果我没有离开那种殖民者圈子里我厌倦无比的生活，我会崩溃，会变成一个酒鬼，会精神分裂。”

据知情人说，莱辛的女儿就住在开普敦，至今还不愿和母亲说话，两个外孙女倒是和外婆有联系。也许这是莱辛成为莱辛的代价。

(四)

在写作《野草在歌唱》的同时，莱辛还创作了许多短篇小说，有的在约翰内斯堡的报刊上发表过，后来她的有关非洲的短篇小说结集出版，为《这里曾是老酋长的国度》(This was the Old Chief’s Country)和《他们脚下的太阳》(The Sun Between Their Feet)。

第一本小说集的书名来自《老酋长马希朗加》(The Old Chief Mshlanga),叙述者是一位天不怕地不怕的白人少女，每天带着她的枪、她的狗在非洲原野上玩耍。因为有枪和狗助威，所以她从来不知道“害怕”是什么。如有黑人在路上遇见她，黑人就会自动让路。对她来说，这理所当然。但有一天，她在路上遇到了一位老酋长，曾经是神话般的人物，被许多早期探险家写进书里。老酋长的气度和尊严让女孩长了见识，让她第一次意识到黑人原来是可以平等地站在她的面前的。“一位酋长！我心想，怪不得这老头有一种尊严让他平等地站在我的面前———超过平等，因为他很有礼貌，而我却没有。”与老酋长的会面让女孩改变了她的态度：“与他打招呼，和他交换礼貌的问候，似乎回答了缠绕我的许多问题。”“很快，我挎着枪时精神就不一样了。我用它猎获小动物，不再用它给我自信。狗也学会了懂礼貌。在路上我再遇到当地人，我们会互相打招呼，慢慢的，另一片土地在我头脑中逐渐消失了，我的双脚直接踩在了非洲的土壤上，树木和山丘都明晰起来，黑皮肤的人们不再在我的生活之外。”

女孩去造访老酋长的部落：“树林中清理出的土地上是一些茅草顶的圆屋子，田里是一块块整齐的玉米、南瓜或谷子。远处的树下，牛在吃草。屋子之间一些家禽在啄食，狗躺在草地上睡觉……那些屋子的外墙上用黄色、红色或赭红色的泥巴装饰成图案，稻草打成的辫子绳固定着房顶上的茅草。这里全然不像我们农场里脏兮兮没人费心的房子，那里只是没有根的新移民的临时的居所。”她也同样被非洲的原野慑服，“非洲的巨大和安静，在古老的太阳下，在你的头脑里越来越强烈，逐渐成型。鸟儿的叫声似乎也充满了危险，从岩石和大树中走出那些幽灵。”

当然，老酋长的国度只是女孩理想中的乌托邦，现实是严酷的，是不可理喻的。马希朗加的部落和白人的农场并行生存了一段时间。但是，他们最终还是被赶走了，赶到更边远更贫瘠的土地上，这是无数个黑人部落同样的故事。

莱辛另一套关于非洲的巨著是《暴力的孩子们》(ChildrenofViolence)五部曲。这是莱辛的半自传作品。莱辛以诚实冷静的笔触记述了一名在非洲长大的白人青年妇女的人生求索。第一本《玛莎·奎斯特》(MarthaQuest)出版于1952年，从玛莎的少年写到她开始独立生活，找工作，结婚。出版于1954年的《良缘》(AProper Marriage)是第二本，玛莎第一次享受到独立和自由，第一次的爱情和婚姻，到她去寻找一种集体生活。1958年出版的《风暴的余波》(ARipplefrom the Storm)写的是玛莎的第二次婚姻，以及她政治上的追寻。第四本是1965年出版的《被陆地围住的》(Landlocked),写的是她婚姻、爱情以及政治上的失望，她开始寻求非洲之外的世界。最后一本是《四门之城》(The Four-Gated City)出版于1969年，写的是玛莎到了伦敦以后的经历。莱辛自述道：“从这些书中，玛莎以外人的角度，很清晰地看到她自己的形象。她处在青春期，所以她应该不高兴；她是英国人，所以应该不自在，应该不太喜欢别人的批评；她生活在20世纪40年代，肯定逃不脱种族和阶级的困扰；她是女的，肯定有批判过去女性所受桎梏的责任；她受着内疚、责任和自我意识的折磨……”

莱辛的代表作品是《金色笔记》。此书被视为“女权主义”的丰碑之作，虽然几十年来，莱辛一直要和女权主义划清界限。小说主人公是位文思枯竭的女作家，通过五本笔记本来清理自己的思路，探讨政治、非洲、性、心理分析、梦境、殖民主义、种族主义、共产主义与男女间的爱情。书中关于非洲的内容差不多占六分之一，许多是哲学的思考：“非洲是黑色的，但是是一种深深的，发着光的，让人兴奋的黑色，就像一个夜晚，月亮还在地平线下，但是不久就会升起。”

自从1969年《四门之城》出版后，莱辛就很少再写非洲，她也不再被人视为“非洲作家”，直到1992年，《非洲笑声：四访津巴布韦》(AfricanLaughter:FourVisits to Zimbabwe)的出版。

莱辛离开南罗得西亚后，有二十五年因她的政治主张而没能回去。如同每一个在非洲长大的人，莱辛日里梦里都会想念非洲辽阔的旷野。美国作家乔伊斯·卡罗尔·奥茨在七十年代采访她的一文中就特别提到莱辛公寓的墙上贴着的非洲花卉的照片。1980年罗得西亚结束了白人统治，黑人领袖穆加贝掌握政权，国名被改为津巴布韦，首都改名为哈拉里，莱辛的故乡才欢迎她回去。1982、1988、1989和1992年间，她曾四次重返津巴布韦,1992年出版了《非洲笑声》，记录她这四次返回故乡的经历，记录了她对津巴布韦所取得的成就、面临的问题等感受。这本书分为四部分，能看出津巴布韦独立十年的各种变化和以后的政治走向。1982年，让她感触最深的是她的家人和朋友头脑中仍然根深蒂固的对黑人的歧视，整天抱怨黑人的不称职;1988和1989年她更多注意到的则是黑人们抱怨变化来得太慢;1992年的那次访问，她的关注已经转向经济的衰退、贫困的加剧、腐败的盛行、艾滋病的蔓延、对土地和自然环境的破坏。阅读《非洲笑声》，就像是阅读今天的南非。库切说莱辛是“最有远见的作家之”一，确实，莱辛在1992年就预见到津巴布韦以后十几年的衰退：穆加贝从人民的领袖变成暴虐的独裁者，白人农场主被大量驱逐，肥沃的土地大量荒芜，通货膨胀达到上千倍，津巴布韦从非洲的面包篮变成饥饿的空饭碗。

在短片小说《老酋长马希朗加》中，通过那个生在非洲长在非洲热爱非洲的女孩之口，莱辛写道：“然后我想：这也是我的传统。我生在这里长在这里，这是黑人的国度，也是我的国度；这里有足够的空间容纳我们所有人，我们根本不用把别人从人行道和街上挤掉。”

广阔的非洲土地可以容纳所有的人，这是简单的一加一等于二的算术，一个十来岁的女孩能算得很清楚。但是过去的白人统治者不会算，现在当政的黑人政治家似乎也不会算。记得我几年前采访图图大主教时，问起他对穆加贝的看法(当时，穆加贝刚刚在接受西方记者采访时谩骂过图图是“愤怒、邪恶、积怨太多的小主教”），图图说：“我很为他感到悲哀。他曾经是非洲极为出色的政治家，我曾经非常钦佩他。但现在，我真不明白他的脑子里出了什么问题，他完全发疯了。”独立，翻身，当家做主以后，权利的膨胀让无数个黑人领袖宣称“这是我的土地，这是我的国家！”以一种新的种族歧视代替那种旧的种族歧视，这可以说是非洲这片最美丽的土地的最大的悲哀。

也许因为我自己住在非洲，对于莱辛有关非洲的作品，我更能认同。以我个人的意见，它们也是莱辛作品中最出色的。

2007年10月20日